外貌心理学

生命发展过程对与外貌相关的自我知觉和行为模式的发展和保持，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已经探讨了青年人对外貌的担忧。因为当前研究文献不足，对与自我知觉和人际过程有关的最重要发展因素的考察只依赖于身体意象的研究文献。

婴幼儿期

• 自我加工

很明显，社会理想的内化始于婴幼儿时期。为了说明美丽理想标准具有普遍深入性，以及在幼年时期这些影响就开始变得明显起来，汤普森举了一个两岁女孩的例子，她被问道：“等你头发长长了以后，你希望同妈妈的头发一样吗？”小女孩回答说：“我想要我的头发像芭比娃娃一样。”（Thompson等，1999）对于孩子来说，玩偶提供了一个切实的身体形象。玩具娃娃往往被赋予大大的眼睛和嘴巴、长长的睫毛、小小的鼻子以及完美无瑕的皮肤。美国最着名、最畅销的玩偶就是芭比娃娃和肯先生，它们被制作成拥有特殊的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体形。诺顿使用成人参照群体将玩具娃娃的尺寸放大到成人比例，结果发现，10万名女性中几乎没有一人可以达到芭比娃娃的身体比例，100名男性中只有两人可以达到肯先生的体格！（Norton等，1996）有研究正在探索孩子和具有非现实身体外貌的玩具娃娃玩耍的影响，虽然研究还未形成报告，但它确实举了一些大家知晓的例子——成年女性为接近芭比娃娃的身体形象去做整形手术。

吉尔伯特和汤普森认为，身体不满的根源很可能在于儿童两三岁时发生的早期耻辱体验。他们认为，从这时起，父母的批评和羞辱，以及同伴的拒绝都会导致他们对他人消极评价的恐惧，以致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别人认为自己没有吸引力（Gilbert和Thompson，2002）。

• 他人反应

孩子若拥有一张有特点的“可爱”脸蛋（宽阔的前额，大大的眼睛），他们就会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关注（Langlois，1986）。被成人评定为“有吸引力”的婴儿也被认为更加可爱，与较不具有吸引力的同伴相比更容易得到成年人的照料（Stephan和Langlois，1984）。尽管这种说法缺少权威性的证据，但在孩子出生后不久，有吸引力的婴儿和无吸引力的婴儿有可能被区别对待。

童年期

• 自我加工

在一篇文献综述中，斯莫拉克（Smolak）指出，最近与年幼儿童相关的研究之所以越来越多，是为了响应青少年前期儿童中普遍存在较差身体意象的指示（Smolak，2004）。她还指出，由于大多数研究在结构定义和测量工具上的缺陷以及不适当的取样、缺乏纵向追踪性研究，当前该领域的发展遇到了阻碍（见第2章）。

对儿童中外貌相关抑郁流行的评估会使读者大吃一惊。在斯莫拉克与其同事1998年的报告中，40%的9岁女孩和10岁女孩对她们身体普遍感到不满意。要弄清童年期身体不满意的准确时间，需面临方法学上的挑战。然而，有证据表明，5岁儿童就会接受吸收文化偏见，对体重超重的人产生敌意。斯莫拉克甚至认为3岁儿童就对这种标准产生了意识。哈特（Harter）报告说4~7岁儿童对身体外貌的感知和一般自尊存在相关（Harter，1999）。她同时指出，对外表吸引力的自我评定会随着儿童学龄增加而系统地降低。

大部分儿童常常因为他们的外貌受到嘲笑和欺凌。儿童因受嘲笑而苦恼的高峰年龄是7~8岁，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他们还没有发展出必要的认知技巧来有效处理他人的言语攻击。而男孩比女孩更容易遭到嘲弄，虽然女孩之间的“肥胖讨论”比男孩多。但在青少年调查中，男孩比女孩更多地反映出同伴对他们身体的消极评价（Vincent和McCabe，2000）。哈特指出，与自我相关的情绪如自豪、羞耻和尴尬在童年中晚期会显现出来，并且这些情绪通常与外貌有关（Harter，1999）。她同时也主张，这些情绪的种子在发展周期的早些时候就已经播下了。

在身体不满意上的其他性别差异出现在8岁到10岁之间（Cusumano和Thompson，2001），约有40%~70%的青少年女孩报告说自己对外貌的某些方面不满意（Levine和Smolak，2002）。此外，对男孩的研究则比较缺乏，虽然有线索表明大多数男孩在11岁时想拥有更多的肌肉，但在整个青少年时期他们对自己外貌的满意度普遍增加；相反，在这一时期女孩的满意水平则有所下降（Smolak，2004）。

• 他人反应

研究表明，被他人评价为更有吸引力的儿童，会比他的那些稍无吸引力的同伴从成人那里得到更积极的期望。例如，在对吸引力研究进行元分析时，朗格卢瓦等人认为有吸引力的儿童被判定为有更多社会吸引力、学习能力更强、适应性更强并拥有更好的交际能力（见第1章）。大多数研究与以儿童照片为基础形成的期望有关。在较现实情境下效应相似的程度和普遍性仍然有待澄清，但是，基于现有的少量研究，朗格卢瓦及其同事主张，有吸引力的儿童与他人的消极交互较少而积极交互较多，他们比同龄人得到的关注更多，以及被他人期望为胜任力较高。史密斯报告其样本中，有75%的青少年前期女孩和男孩反映了经常性的与外貌有关的同伴事件（如多余的评论、盯视、嘲弄）。较有吸引力的女孩更可能得到同伴的帮助、鼓励和赞扬；而拥有较少吸引力的女孩则更可能被击打、推搡或脚踢；但男孩没有反映相应的行为模式（Smith，1999）。

• 父母的影响

有些研究者认为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考虑被试的父母对其童年时期外貌和自尊关系的影响。父母通常会说，他们喜欢子女在童年早期的长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子女外貌的不满意水平似乎也在增加。大多数研究显示，父母对子女饮食失调行为会产生影响。目前我们缺乏的是外貌而非体重的研究。尽管如此，廖西还是对青年人的定性访谈提供了一些初步指示，表明外貌与体重的影响过程可能相似（Liossi，2003）。本节提供了一些访谈的说明性片段，表明父母从子女婴儿时期就对他们产生了有意或无意的影响，或是子女效仿他们与外貌相关的焦虑和行为，或者通过他们表达的对子女外貌的态度。非常平常的言语交流（如对他人外貌的谈论）可以突出外貌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引起或恶化家庭成员对自身身体意象的焦虑。我们都目击过不同家庭环境下的例子——父母认为外貌很重要，并坚持自己的子女必须着装整洁，接受公众的注视；有些家庭则对外貌采取了更多的放任取向：

我父母对外貌和体重非常重视。他们一直节食，并参加锻炼，这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他们的身体。

在廖西的访谈中，那些有高水平外貌抑郁的个体谈论说，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他们对“有缺陷”外貌的抑郁和受伤害感越来越强，并且对社会有关外貌的潜在标准感到透不过气来：

我妈妈给我传达的信息是，获得幸福和找到伴侣的唯一途径是要看起来瘦。

那些对自己外貌高度满意的被试，其父母的观念则有着令人惊奇的差异：

我父母告诉我说，一个人内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他们教育我，是否认可一个人要看他的人品而不是长相。我知道我的父母为我的人品骄傲。

我父母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人们以不同的体形和体格来存在于这个世上，我们需要接受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子……我在学校的一些朋友非常担心自己变胖。他们不仅是从媒体上学到这些东西，也是从他们父母那里学到的这些东西——他们的母亲经常节食并表示渴望自己变瘦一些。

哈特也指出，在童年中期（8~11岁），儿童开始内化那些对他们重要的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这个阶段，他们开始形成对周围社会价值观的正确评价（Harter，1999）。哈特同时评论说，虽然很多父母表示出对社会和媒体价值观，以及过度沉迷于化妆、穿着、饮食和约会的轻蔑，但他们仍然会根据流行标准买进许多东西。那些来自根据社会标准购买东西的家庭的孩子最可能遭遇与外貌相关的抑郁和功能失调。来自廖西研究中另一个对外貌高度担忧的被试这样说：

儿童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准备努力达到自己不可能做到的社会“理想”身体意象。她们最喜欢的玩具可能是芭比娃娃……她们望着芭比娃娃，并感觉所有女人都应该看起来这么美丽。

• 社会影响

许多研究者认为应该考虑媒体在这些研究过程中的影响。廖西注意到，许多儿童花费在电视上的时间达15 000个小时，相比之下，他们在学校的时间只有11 000个小时。他们已经看了350 000条广告，其中一半广告都强调苗条和美丽的重要性。针对十多岁前和青少年女孩的杂志里，主要文章内容大都在于宣传怎样“改变”外貌，如通过节食、锻炼和整形。有证据表明，女孩会比男孩花更多时间阅读杂志和看较多的电视“肥皂剧”，这些“肥皂剧”倾向于提供给女孩的关于吸引力和体形的理想标准比其他类型的节目更严格、更偏狭（Smolak，2004）。提格曼（Tiggeman）和彭宁顿（Pennington）总结说，从早年开始，儿童就在“消化”成人关于身体意象的理念，尤其是从视觉媒体（如电视）中获取信息，并且在形成关于外貌合意和不合意方面的观念时，他们更易受影响（Tiggeman和Pennington，1990）。斯莫拉克认为，女孩比男孩受媒体形象影响的范围更广、更直接，虽然现在人们仍不清楚这些过程是怎样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的（Smolak，2004）。

• 外貌担忧的后果

斯莫拉克总结了那些强调消极身体意象对自我感知影响的研究，发现相关行为的改变（如节食和锻炼）越来越流行，以及青少年对整形手术的幻想也越来越多（Smolak，2004）。她还指出，大多数研究者所持的假设是：这些过程使得儿童和青少年在成年期面临身体意象发展以及饮食失调的风险。

青少年期

自19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青少年期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重要意义。尽管人们对青少年期是不是最有挑战性的人生阶段还有争议，但青少年期发育导致的体形的剧烈变化确实是外貌担忧产生的温床。

渴望融入群体和被认为正常是青春时期健康的重要方面（Liossi，2003），并且身体外貌也常常作为评价一个个体是否融入同龄人群体首要考虑的方面。外貌常常被认为是交友和约会的第一道门槛，进一步加剧了自我表现在这一生命阶段的重要性。有证据表明，对外貌的担忧影响了许多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体验（Lovegrove，2002）。

• 自我加工

在美国一项为期七年的研究中，普罗霍罗夫（Prokhorov）报告说，2 406名青少年被试认为外貌是他们生活中最有价值的特征——相比于学校表现、家庭、食物、金钱、锻炼、朋友和看电视而言（Prokhorov等，1993）。研究者同时指出，外貌是这些因素中唯一随时间变化而其重要性也显着增加的因素。

洛夫格罗夫设计了一套研究程序，探讨了671名中学生对外貌的担忧以及他们经历过的与外貌相关的嘲笑和欺负（Lovegrove，2002；Rumsey，2005）。他们要求被试回答如下问题：“你的外貌怎样影响了你对自己的感觉？”通过收集对此问题的回答，研究人员发现了外貌知觉和自我感受之间无数密切联系的例子。44%的被试回答说，外表帮助他们确立了自信：

“你越好看，在人群中，你就越有自信。”（女，14岁）

“照镜子时，如果我不喜欢自己的外貌，我就会觉得不安和愤怒，还会讨厌我自己。”（男性，11岁）

“当我不喜欢我的外貌时，我就会讨厌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别人就是根据外貌来评价我的——它让我缺乏自信，而这会使所有事情都变得糟糕。”（女，15岁）

引用的第一个例子代表了那些（40%）感到自己越有吸引力，就越感觉自己是个积极的人。

在一项试图揭开自信和外貌评价关联的研究中，哈特询问了青少年被试，自信和外貌的因果顺序。她发现60%的青少年认为自我评价是第一位的，它在自我价值之前并决定着自我价值。持有这种观点的女孩认为外貌比较重要，她们较沉迷于自己的外貌，并且更关心自己呈现给他人的印象。对于第二组里（占哈特研究样本的40%）那些认为自我价值决定外貌自我知觉的女孩来说，她们对自己的外貌感觉更糟，自信水平较低，并感觉到较多的抑郁。在洛夫格罗夫的研究里，当被问到不喜欢自己外貌的哪些方面时，26%的被试希望体重更轻，15%的被试想要皮肤更好，8%的被试想要改变自己鼻子或耳朵的形状。当被问到喜欢自己的哪些部位时，眼睛成了首选（样本的28%），接着是头发（22%）及外貌（10%）。但是，18%的被试感觉自己根本没有满意的外貌特征，9%的被试仅喜欢自己穿的衣服而已。在洛夫格罗夫的研究中，51%的被试盼望他们当前的担忧只限于青少年期和青年期（Lovegrove，2002）。

“我猜我会发生变化。到我25岁时，我会更在乎我的性格。”（男，14岁）

“一旦我结婚了，我就不再需要给别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了。”（女，12岁）

“我会一直担心下去，因为现在我脸上长了一个斑，以后会长出啤酒肚和皱纹。”（男，16岁）

• 他人反应

汤普森等研究人员注意到，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青少年期，他人嘲笑与个体身体不满意以及抑郁的其他形式有关（Thompson，2002），他们引用了费边和汤普森此前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受嘲笑的频率以及由此导致的抑郁程度与高度的身体不满意、饮食失调、消沉和低自尊存在相关性（Fabian和Thompson，1989）。沃德尔和柯林斯对来自都柏林和伦敦的766名12至16岁的被试进行了研究，他们也发现嘲笑和身体不满意相关，并且来自家庭的嘲笑与来自学校的嘲笑相比，是一个更重要的预测因素（Wardle和Collins，1998）。加纳（Garner）在《今日心理》杂志上做了一项调查，调查指出44%的女性和35%的男性指出“被别人嘲弄”是影响他们身体意象的一个因素（Garner，1997）。里弗斯和卡什对111名女大学生进行了询问，她们外貌的哪一方面是被嘲笑的目标，以及关于嘲笑她们的人的一些情况。他们发现45%的嘲笑原因是关于面部和头部，36%的是关于体重。嘲笑最频繁的来源是被试的兄弟姐妹（79%），随后是同龄人（62%）（Rivers和Cash，1996）。汤普森等人发现，对消极外貌评价的恐惧与身体不满意显着相关，并且在受过他人嘲笑的个体中这种相关水平更高（Thompson等，1998）。格罗泽和迪莫克认为直呼其名和起绰号形式的言语攻击是学校中最普遍的欺凌方式，他们还报告说，在45名学龄青少年中有超过50%的被试曾遭受过与外貌相关的欺负（Crozier和Dimmock，1999）。

在洛夫格罗夫的研究中，有51%的青少年报告说，他们害怕在学校受到与外貌相关的嘲笑和欺负。不过，她指出在青春早期，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最高（11至14岁研究被试中发生率为75%），但以后的事件发生概率会逐渐降低，直到19岁：

“苗条和漂亮会使你很受欢迎。但如果你不苗条，你就会像我一样被欺负。”（男，12岁）

洛夫格罗夫同时指出，相对于在男校就读的同龄人来讲，在男女混合学校就读的男孩对外貌关注更多。

• 家庭影响

有关身体意象的文献中，女中学生经常被指出会模仿母亲的减肥行为（Tiggeman，2004）。然而，虽然研究有限，似乎每个家庭对处于青少年期的子女的外貌所持的公开支持或批评态度有相当大的差异。洛夫格罗夫研究中的大多数被试认为，他们的身体外貌并没有给家庭生活带来不适当的影响；其中，19%的被试表示他们的家庭成员对他们的长相一般持积极态度。有27%的12岁儿童报告说，他们的父母“期望他们达到外貌的某些特定标准”，父母对子女外貌的不支持频率会随年龄增加，在孩子十七八岁时会达到27%的顶峰水平。一些人认为父母的不支持令他们抑郁：

“当我母亲对我做出不好的评价时，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男，17岁）

洛夫格罗夫的研究中29%的被试报告说，当他们有外貌担忧时，他们会告诉自己的母亲。这一现象在女孩中（37%）比在男孩中（20%）更普遍。还有16%的被试报告说会告诉父母，但只有2%的被试会告诉父亲；52%的被试则更愿意告诉自己的朋友。

• 社会影响

同10岁前儿童一样，许多青少年是“贪婪”的媒体消费者，尤其是杂志、电视“肥皂剧”和电影的拥趸。莱文和斯莫拉克发现，83%的十几岁女孩平均每周花在阅读杂志上的时间为4.3小时，其中又有70%的女孩认为这是获取有关美丽和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Levine和Smolak，1996）。一些作者指出，青少年可能尤其容易受到媒体传递的外貌信息的伤害，因为他们对自己长相以及他人对此评价的担忧水平较高（Smolak，2004）。他们陷入自相矛盾当中，一方面想成为“正常人”，一方面又将自己暴露于高度有吸引力的身体形象之中。哈特已经指出，首先，媒体中描绘的外貌刻板形象越来越极端，且常人难以达到；其次，杂志现在频繁使用经过电脑美化的模特形象，对各种特征进行现实中不可能的组合（如对丰满的胸部和苗条的臀部进行人工组合，但以更合意的方式呈现出来，见第8章）。

• 青少年对外貌不满的后果

在青少年期，外貌相关担忧的潜在影响相当大。这也是众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之一，但洛夫格罗夫的研究已经向人们表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即中学生对外貌具有普遍担忧，且这种担忧已深入大多数个体的日常生活。44%的被试觉得“长相好看”对他们拥有社会信心有很大作用。这一效应随年龄增加，11岁儿童中有18%的被试出现了这一效应，而在18岁青少年中该比例增加到了78%。40%的被试认为外貌和自尊相关，并表示如果他们感觉自己看起来不错，那么对自己的感觉就会较好。大多数对外貌不满的人感觉自己的社会生活受到了影响。更令人吃惊的是，31%的被试觉得他们的学业自信也受到了影响，并声称他们不能在班里大声说话，因为害怕他人会注意自己的外貌：

“当我知道他们将要嘲笑我的大屁股时，我就再不大声说话了。”（男，15岁）

此外，洛夫格罗夫对15岁青少年进行了研究，其中20%的被试声称会因为自己的外貌而逃学，许多人缺乏有效应对嘲笑的信心和技巧：

“如果你出去，你就会想到别人会对你指指点点并嘲笑你，那么你就会待在家里了。”（女，14岁）

“我将花费一生的时间尝试让自己看起来更瘦、更漂亮，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喜欢我，而不是欺负我。”（女，13岁）

节食在青少年中较普遍且通常具有限制性。采用吸烟方式来抑制食欲较常见，尤其在女孩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都计划或正在进行美容手术（Sarwer和Crerand，2004），黑斯特报告说，改进外貌和减轻体重的渴望与参加锻炼的动机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尤其是对于女孩而言（Haste，2004）。黑斯特还指出，对外貌的焦虑也会抑制锻炼效果，如不希望长出肌肉，或影响对穿着合适服装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多的十几岁男孩参加举重训练，而拥有肌肉线条和肌肉块则越来越成为他们进入校队和地方队的先决条件。但是，这会导致过度锻炼。为达到必需的肌肉块，男孩会服用蛋白质补充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从幼年时期就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Santrock，2001）。这些药物的潜在副作用相当大，包括对外貌的一些影响，如严重痤疮、睾丸萎缩、精子数量减少、过早谢顶、前列腺增生、乳房组织增多、小便疼痛或小便困难，甚至可能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成年期

• 外貌与自我知觉

在20世纪90年代，对自我加工的研究兴趣开始在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中萌芽，但当时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外貌的作用。尽管这样，对外貌研究者来说，哈特和她的同事在这一研究中犹如屹立的灯塔一般突出，之所以这样讲，部分是因为她们对整理混乱繁杂的自我术语所做的尝试，同时也是因为她们注意到对自己身体外貌的个体评价是自我加工的一个成分（Harter等，1999）。哈特对整体自我和特殊领域自我作了非常有用的区分。整体自我与对一般自尊和自我价值的评价有关，比起特殊领域更不容易发生改变。基于她自己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工作的综述，哈特认为自我的特殊领域包括学业胜任力、社会接受、身体外貌、行为操作和运动能力。她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这些领域中身体外貌与一般自我价值的相关性最强。基于对青少年和青年人所做的研究，她报告了0.52~0.80的相关数据：在美国平均相关水平是0.65，在其他国家是0.62；其他领域与一般自我价值的相关达到了0.30和0.48。哈特和同事总结说，人们直到中年时期（也包括此时期的每一个发展水平上），对他人外貌的评价作为自我价值的主要预测因素都优先于其他任何领域。但是，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信服这种观点。朗格卢瓦等人发现，只有微弱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论断，即他人评定为有吸引力或无吸引力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自我观（Langlois等，2000）。此外，一些研究表明，有吸引力的成人认为自己比无吸引力的同伴胜任力更强，心理更健康，但效应却小于探讨个体外貌对他人感知和行为影响的研究。

对自我知觉中外貌相关成分的思考更多来自身体意象文献。例如汤普森根据三种主成分对身体意象进行的定义：第一种是知觉的，反映了个体对他/她自己身体外貌的观点。第二种是评价的，组成了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知（Thompson，1990）。汤普森猜测这种认知是由价值观（对一个人身体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和效价（测量身体形象对个体自尊的重要性）组成的。最近，研究者进一步改进了外貌相关观念和认知对个体自我和自我价值感的心理影响的细节和测量工具，以及个体思想和行为积极围绕外貌进行的程度（Cash等，2004）。汤普森认为第三种成分是行为的，与个体行为受对身体感知和情感的影响程度有关。

对外貌的感知和客观评定之间关系的缺乏激起了本领域中研究者的兴趣。范戈尔德对吸引力的元分析研究为吸引力的主观（自我评定）和客观评定间存在相对差别提供了证据（Feingold，1992）。他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24和0.25，他还总结说，他人评定的真实吸引力只能解释6%的个体自己的外貌观。范戈尔德发现，一个人对吸引力的自我评定与整体自尊显着相关，但在客观评定中没有发现相应的关系。

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确，自我知觉是变动的。自我是可改变和波动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离个体和文化的理想标准或近或远。有些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例如那些与衰老相关的改变，但其他变化则是较剧烈的。可论证的是，女性怀孕的经历应该是成年期里对其身体理想标准的一种最自然的潜在背离。约翰逊等人分析了与6名孕妇的访谈，这些被试没有对与怀孕相关的身体改变感到高兴，她们最大的体验是感觉自己“胖”“邋遢”以及较低的外表吸引力（除去乳房尺寸的增加带来的喜悦）。其中一名被试的体验（她称自己为“英裔亚洲人”）正好符合我们强调的不同种族中传统和实践对自我感知和外貌担忧的影响。这名被试进行了一种印第安文化仪式，被要求在孕期的前7个月不能洗头发。她反映与其他孕妇进行的比较，对她如何感知自己的外貌产生了有害性影响（Johnson等，2004）。

梅林科及其同事考察了身体意象评定在6天内的变动性。他们发现，那些有着更为消极身体表象评定以及在外貌管理策略上投入更积极的被试，在身体意象状态的评定上更倾向于波动（Melynk等，2004）。朗格卢瓦等人指出，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澄清身体意象稳定性和变化的程度（Langlois，2000）。然而，即使是这些类型的研究也无法完全抓住短期和长期的暂时波动的复杂性。更为复杂的是，一个人的思维或行动与其不同的身份有关，可以在个体水平、小团体或大群体水平上进行定义，或在某个时候以各个水平的组合进行定义。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拥有大量角色，这些角色是我们在进入不同的环境如工作地点、家庭或社会情境中所呈现的。与这些角色呈现相关的是身体形象展示。对有些身份而言，自我形象可能是相似的，而对其他一些身份则可能差异较大。虽然外在形象仅会提供我们是谁的“银外壳”（mere sliver），其他人却能从我们的形象中读出我们的整个人格。他人刻板印象是社会心理学家早已有的研究焦点，但也有证据显示存在自我刻板印象（Levine，1999）：当某种身份变得重要时，他们将它归因于符合自己相应的标准和价值观。在这些过程中，外貌的重要性有相当大的差异。哈特指出，自我既是一种认知结构又是一种社会结构，两者既有区别但又相互纠缠（Harter，1999）。较广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影响个体自我表现中与外貌相关的内容和效价，因为个体的价值观都与达到外貌的文化标准有关（对这个问题较全面的讨论见第5章）。

• 外貌对他人的影响

加纳把我们的外貌描述为个人广告牌，旨在向别人提供形成第一印象（有时候是唯一的）的基本信息（Garner，1997）。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些推论进行了广泛研究。尽管身体意象文献现在强调的是体形和体重，但多数研究者认为面部是大部分的初次见面者主要观察的身体部位。相应地，面貌对他人的影响也成了本领域中研究的主要兴趣。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本领域内大多数研究都报告了有吸引力的面貌带来的普遍深入的益处。本领域研究中两个着名的元分析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综合，并为后续工作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指向。伊格利等人对76项研究进行了总结，被试都是刚满14岁或大于14岁的青少年，他们要通过照片推论陌生人的特质。研究发现，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并不像先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强或普遍，效应大小顶多是中等（Eagly等，1991）。可见，刻板印象形成的过程受到被试所做的推断类型的影响，并且对社会胜任力的影响最大。此外，适应等级和智力之间的效应大小为中等，正直和关心他人之间的效应几乎为零。研究者总结到，外表吸引力刻板印象的核心是社交性和声望。一个重要的额外发现是，如果除去刺激图片以外，提供的信息越多，那么外貌的重要性就越低。伊格利及同事的发现使得他们预测，在对朋友、家庭成员以及同事的感知与对陌生人的感知相比中，长相的作用较不重要。

朗格卢瓦等人发现，当对成人（r = 0.90）和儿童（r = 0.85）的照片吸引力进行评价时，结果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一致性。他们也惊奇地发现跨种族（r = 0.88）以及跨文化（0.94）的一致性。较有吸引力的成人被认为在工作上表现更好、更有社会吸引力、人际交往能力更强并且适应较好。他们还发现，这些人会得到他人更多的关注、更多的积极交互、较少的消极交互，以及更多的帮助（Langlois等，2000）。跟伊格利不同的是，朗格卢瓦及其同事把“与目标个体的熟悉度”这一变量加进回归方程中，但他们没有发现相关效应，而且被试的性别和年龄效应也都不显着。

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成人比无吸引力的成人会得到更积极的评价和对待，甚至是熟悉他们的人也这样，面部吸引力的效应是“强有力和普遍的”，包括最初印象和实际交互行为。这一研究群体认为吸引力是成人在许多生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优势。这些研究者还着重提到几乎没有研究考察过，有吸引力和较无吸引力的个体展现出来的不同行为与他人对待之间的假定的因果联系。

• 外貌和社会交往

对他人的知觉和行为与对目标个体的知觉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我们很难弄清。尽管自我知觉研究文献具有复杂性，关于他人反应的研究现在被分为几块，包括印象形成的研究、他人对目标个体的评价、以及他人对目标个体的行为（Langlois等，2000），但仍没有研究尝试整合这些领域，并且这些研究领域间又常常缺乏概念上的联系。

在承认这些证据存在一些不足的同时，朗格卢瓦等人又尝试采用社会化和社会期望理论中的一些解释把他们的元分析结果联结起来。其中包括行为证实和自我预言实现理论，该理论在以前被作为解释性框架。朗格卢瓦和她的同事也认为从进化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一些观点值得探讨。

社会化和社会期望理论的优点是它们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且人们在直觉上认为其具有吸引力。这些观点假定：首先，文化标准和体验影响着交互双方的行为；其次，社会刻板印象创造出了属于人们自己的现实。朗格卢瓦等人总结到，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人的行为受到外貌的影响。他们提出，有吸引力的人得到的他人期望不同于缺乏吸引力的人所得到的，并且他们还在文章中引用了一系列证据，表明这些期望的作用是不同的（Langlois等，2000）。然而，也有相对较少的研究对这些理论中的其他假设进行了阐述，也就是说，这些过程会促进目标个体的不同行为，然后目标个体开始内化这些评价，发展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自我观念。有关自我知觉的研究文献为这一解释提供了一些支持；但很明显，这些过程适用于不同个体的程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异。以社交中的注意机制为例，有些人似乎对他人的支持或反对高度地敏感，然而，有些人则拥有更强健的自我观，对接收到的这种类型的反馈担忧较少（Heinrichs和Hofmann，2001）。

尽管只有较少的证据支持了进化理论家提出的解释外表吸引力对他人行为影响的机制，但这些理论还是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各种进化论观共用的一个观点是，有吸引力的面部是一种生物学“装饰”，它向他人发出有价值的信息。彭顿–沃克（Penton-Voak）和佩雷特（Perrett）主张，一张有吸引力的脸就是一张“健康证”，表明了个体作为潜在配偶的价值。男性会寻求有吸引力的女性，并对她们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因为他们会认为她们可能是最合适自己的、健康的且有能力提供“高质量”基因给潜在后代的人。但是，女性则更强调未来配偶的“资源”而非其外表吸引力，期望富有资源的男性能够更好地为她们潜在的后代提供资源（Penton-Voak和Perrett，2000a）。

进化理论家提供了一些关于外貌研究的有趣的“争论点”，特别涉及了对外表吸引力的判断。在进化论的观点中，理想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较高，因为那意味着力量和攻击性；较高水平的雄性激素会导致此人眉骨朝前，颌骨尺寸增加，面部和颊骨较低。女性的雌性激素水平以及生育力的相关假设可以由旁观者通过面部骨骼结构和嘴唇丰满度来评定。女性对男性的评价由于周期性偏好而变得更加复杂。彭顿–沃克和佩雷特还声称，他们已经确认女性在月经周期的排卵阶段偏爱更具有男性气质的脸，而在其他时间则偏好更具有女性气质的脸。此外，这些选择也受到寻求的关系类型的影响。当女性表达自己要选择长期伴侣时，其月经周期内的偏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只有当她考虑选择短期伴侣时才会有此变化。另外，弗洛斯特（Frost）发现在临近排卵期时，女性会偏好皮肤相对较黑的男性（这也是男性气概的标志）。

另一种来自进化论的理论是，我们早期的儿童经验和学习过程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吸引力和性偏好，类似于鸟类中普遍存在的铭记机制。我们预测这些机制会导致我们偏好那些有家族相似性的个体作为潜在伴侣。在伴侣研究中较少有证据支持相似性和家族相像性，但是，虽然这是能够在茶余饭后活跃的一种理论，目前关于这一观点的证据顶多也只能用细微来形容。

伊格利等人喜欢用内隐人格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来解释他们的元分析结果。从这一观点来看，刻板印象是作为一种知识结构起作用的，以帮助人们清楚他人行为的意义。刻板印象可以被解释为认知结构，其主要成分是个人属性（人格特质）以及推论性的关系，详细说明这些属性共存和共变的程度（在这里，推论性关系是指外表吸引力和个人属性的联系）。这些“内隐人格理论”是基于两种主要信息来源发展起来的。首先，直接观察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个体在社会环境里的气质和行为；其次，观察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个体暴露于其中的文化特征表现。伊格利及其同事发现，这种启发式的观点比之前戴恩提出的“美丽的就是好的”（Dion，1973）这种较概括的观点更有用，戴恩的观点推论吸引力与大量的积极特点的联系较强，而内隐人格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些属性比其他属性与外貌的关联更强。

气质和行为上的差异真的能够归因于身体外貌吗？范戈尔德认为，吸引力与心理健康、社会焦虑、声望、性行为显着相关，但吸引力和社交水平、内控点水平或专心致志能力之间则没有显着的相关性（Feingold，1992）。尽管如此，朗格卢瓦已经指出，范戈尔德的研究主要是探寻心理测验的结果，而不是对实际行为的观察（Langlois等，2000）。

朗格卢瓦等人总结到，从他们的元分析可以看出，有吸引力的儿童比起其没有吸引力的同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表现更积极并拥有更多的积极特质，这些儿童会更受欢迎、拥有更好的心理适应及学业表现（Langlois等，2000）。这些差异开始出现的年龄我们还不清楚，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成年人会取得更多的事业成就，更受他人喜欢，其约会行为较多，以及会有更多的性经历；他们更外向，拥有更多自信和自尊，还有较高的社会技巧和较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尽管外貌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有限，但我们很清楚，身体外貌对许多人的自我感知和行为产生了普遍深入的影响。罗森及同事通过对几百份私人记录进行综合分析，解释了外貌对适应影响的多面性，这些记录都是由学生和患者提供的关于其生活中的关键事件、一般体验和过程（Rosen等，1997）。作者将他们认为对身体意象紊乱有预测作用的因素分为19类，其中包括认知过程，如自尊和社会比较的发展；情绪反应，如对被接纳的感受或对拒绝的恐惧；生活方式因素，如参加锻炼；以及家族和同龄人的价值观及态度的影响，他人的反馈和实际体形。这些作用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们受到个体的社会和文化情境、生活事件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 社会影响

在铺天盖地的媒体出现之前，人类美丽的形象是通过美术、音乐和文学作品来传播的（Thompson等，2002）。弗里德曼从历史上探讨了关于美丽的理想标准已被浪漫化且解释为遥不可及的事情的证据（Freedman，1986）。然而，当代媒体却模糊了美丽的虚幻与现实之间的界线。精心处理的形象和电脑用多个模特的“最佳”特征所合成的形象被呈现出来，作为观众和读者进行比较的现实的、适当的标准（Lakoff和Scherr，1984）。接受这些形象的个体几乎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专业人员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大量处理，因此他们投资时间、金钱或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达到媒体描绘的“外表”的珍贵机会较少。

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在西方化的社会里，社会因素对身体意象紊乱的发展和维持表现出了强有力的影响（Thompson等，2002）。在1997年《今日心理》的调查中，有3452名女性做出回应，其中23%的被调查者表示电影或电视明星影响了她们年轻时对自己身体形象的渴望，有22%的被调查者认可杂志中时尚模特为其带来的影响。

你只需粗略浏览一下各媒体宣传品（尤其是女性时尚杂志），就可以确认大众媒体通常赞同的那些不可企及的形象和标准。上百万人经常购买杂志，更多的人则从朋友、图书馆、等候室、美发室及咖啡店获取杂志。莱文和斯莫拉克报告说，68%的女大学生在阅读女性杂志后对自己的身体外貌感觉更糟。33%的被试表示时尚广告使他们对自己的外貌更不满意，50%的被试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像化妆品广告里的模特（Levine和Smolak，199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量的女性杂志以及越来越多的男性杂志的分类广告中发现的整形手术广告，也广泛使用了通过软焦点镜头拍摄的看上去很完美的模特，一些广告甚至描绘了同样漂亮的情侣，再使用异国情调的风景作为背景。这些广告向人们暗示，整形手术是人们获得相似的完美无瑕的外貌，以及美好人生和幸福未来的途径。

加纳发现，27%的女性和12%的男性总是或经常将自己与杂志上的模特进行比较，并且有28%的女性和19%的男性仔细研究了这些模特的外形。当研究者根据身体意象紊乱程度对被试进行分层取样时，对自己感觉不满意的女性中，43%的个体开始将自己同模特体形进行比较。对自己极度不满的女性中有67%的人报告说那些苗条的模特使她们对自己的体重感觉不安全，并产生减肥的想法；还有45%的人指出他们对这些宣传感到愤怒和怨恨（Garner，1997）。

电视是传播吸引力标准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鞭辟入里的媒介。然而，比起观看电视节目，更重要的是观看的节目类型。海因伯格和汤普森给女大学生放了一段10分钟的商业短片，片子内容或是强调有关苗条和吸引力的理想标准，或是中性的与外貌无关。结果显示，观看那些强调外貌重要性的录像的被试比看其他录像的被试，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抑郁、愤怒以及对体重和整体外貌的不满。但并不是所有被试都存在这种反应。那些对身体意象不满意水平较高的被试表现出了不满意水平的增加，然而，身体意象不满意水平较低的被试在看了短片后，其不满意水平相对降低。而所有被试在观看了中性内容的录像后身体不满意水平都有所下降（Heinberg和Thompson，1995）。格罗兹（Groesz）等人根据对一些研究的元分析总结到，在看完媒体形象后被试身体意象更加显着地趋于消极，并且某些研究中，被试抑郁和焦虑水平都有所增加，这些被进行元分析的研究考察的是女孩和年轻女性在观看完理想化的媒体形象后对身体的满意（或不满意）变化（Groesz等，2002）。

关于对媒体信息易感性的差异，汤普森等研究者讨论了一种可能性，即只意识到和暴露于社会压力下也许不足以解释身体意象紊乱，并且人们在接受或“买进”媒体传播的理想标准的水平上是不一样的（Thompson等，2002）。汉弗莱斯（Humphreys）和帕克斯顿（Paxton）让106名14~16岁男孩看一些特定广告，广告中描绘的或是体形偏瘦的人或是运动型、有肌肉的人，也会让他们看一些非人物广告。尽管理想化形象对被试没有整体效应，他们先前的身体不满意水平可以预测对焦虑和体形评定的消极反应。观看广告前被试对理想化男性形象的较高内化水平预测了其身体意象和抑郁的消极转变（Humphreys和Paxton，2004）。通过使用女性作为被试，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也发现，社会文化理想标准的内化对被试看完广告后的身体意象紊乱有较强的预测作用。他们在研究中对所描绘的女性模特的体形进行了调整，发现观看苗条（而不是平均尺寸）的模特会导致那些对追求瘦的社会文化理想标准具有高内化的女性的身体焦虑的增加（Halliwell和Dittmar，2004）。

汤普森等人指出，学界需要更多研究探讨那些成功地挑战这些信息者的性格特点，他们还指出，媒体影响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仍未被探明，我们也不知道接触媒体是不是身体意象不满和紊乱的一个病因，那些先前抑郁水平较高的个体，是否比他们抑郁情况较少的同伴选择接触这些形象的概率更高。直接归咎于主要的社会背景这一观点似乎是诱人的，但解释力却不足够。当前社会文化压力与其他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也应该得到解释，这些因素包括同伴和家庭的影响、认知过程如内化和社会比较趋向。

• 成年人对外貌不满的后果

廖西探讨了300名成人对外貌的担忧，确定了对外貌的不满意会让人从轻微的无吸引力感转变为受身体外貌的普遍深入的困扰。从这位临床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很难决定个体的认知、态度及行为会在哪个点上变为有问题的或病态的。她提出了一个目前我们还回答不了的问题：标准化不满和病态不满之间的界线在哪里？（Liossi，2003）

廖西同时指出，她的研究中对外貌高度担忧的被试会通过不同途径积极地尝试管理自己的外貌，如节食、锻炼和进行整形手术。奥格登估计，有95%的妇女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进行过节食行为，大约40%的被试则一直都在节食。男性承认进行节食的比例要显着小于女性（Ogden，1992），然而，最近的报告称约25%的男性一直都在节食（Prynn，2004）。

据威尔科克斯估计，40岁以下的妇女中约有50%的人从事某种锻炼，他还报告说，不进行锻炼的妇女的身体不满意水平要高于那些活动较多的女性（Wilcox，1997）。唐纳森报告说，65%的男性表示他们进行运动是专门为了改善自己的体形和增加肌肉（Donaldson，1996）。福克纳的研究表明，对身体意象不满是男性进行危险性的外貌维持行为的较大的激发因素，这些行为包括过度锻炼和使用类固醇来增加肌肉量。福克纳同时发现，有迹象表明身体不满意水平较高的男性可能会比那些对自己身体外貌更满意的个体更容易采取较危险的性行为。

对外貌的担忧还会刺激许多人花费大部分的收入购买美容产品和其他改善外貌的“辅助性”产品。除去据称对男性和女性都有神奇功效（如“返老还童”）的护肤品和“魔力”饮料外，内衣专卖店还诱惑妇女和十几岁女孩购买令人眼花缭乱的紧身内衣，并且承诺所有这些内衣都能“促进”其身体形态的改进，包括美化小腿、大腿、臀部、腹部及乳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受宣传影响通过整形手术改善自己外貌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都已显着增加。霍尔（Hall）指出，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开始表达他们对自己面部特征的不满意，其中还包含了种族特征，如突出的鼻子或眼睛的形状（Hall，1995）。哈里（Hari）反映了在美国犹太裔、亚洲裔及非洲裔人群中出现的一种“准流行病”，这些人想改变自己脸上的某些部位以使自己更接近于西方的“标准”（Hari，2003）。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媒体上那些明星的崇拜似乎将他们引入了一个较极端的维度，许多整形手术的申请者都是受渴望看起来更像那些明星的心理驱使。为了使这项任务更容易些，两名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弗莱明（Fleming）和迈耶（Mayer）在1998年汇编并出版了一份清单，内容是在整形手术中要求最频繁的明星特征以及“拥有这些特征”的个体（Kemp等，2004）。在流行的MTV系列《我想要张明星脸》中，竞赛者争相进行各种整形手术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他们所喜爱的明星。

老年期

近年来，衰老的生理表现已经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主题，而且人们对于老化几乎没有正面评论，因为其标志是：头发开始失去往日的光泽，变得越来越稀疏；皮肤也开始松垂、变得干燥起来；下巴变成了双层的，耳垂长得更大，鼻子也越来越宽、越来越长，皱纹慢慢地变得明显。此外，还有晚年各种现实情况带来的一大堆的威胁和变化。老年人更可能不得不去处理那些引起外貌改变的慢性病的影响，例如关节、体重、体态或皮肤。一些人还可能不得不使用自己并不喜欢的可见的辅助工具，包括眼镜和拐杖（Tiggemann，2004）。尽管老年人的外貌有了这些广泛的变化，但现在对于这一年龄群体的相关担忧的研究数量却非常有限。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有一项是对成年人的抑郁水平进行比较的。蒙特佩尔（Montepare）发现，17~85岁女性的身体不满水平一直很高（Montepare，1996）。然而，哈里斯和卡尔报告说，老年人的外貌担忧水平却较低（Harris和Carr，2001）。对女性来说，在18~30岁被试中的普遍担忧水平最高，影响了69%的被试。在51~60岁群体中有这一水平的被试降到了60%。在61岁及其以上群体中的担忧水平最低（33%）。对男性来说，最高的担忧水平也是出现在那些18~21岁的人当中（占被试的56%），在51~60岁群体中会逐渐回落到24%，在61岁及其以上群体中则只占21%。

其他一些评论者也认为，与外貌相关的重要性似乎随年龄增长而降低。蒂格曼指出，身体不满和自尊之间的相关性在50~65岁被试中比在更年轻被试（20~35岁）及中年（35~50岁）被试中要弱一些（Tiggemann，2004），虽然这种效应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其仍然存有疑问。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担忧的重点转向了更多有关外貌功能的方面（例如眼睛的功能，或者也许外貌的自我知觉对统一性的感知和整体自尊的影响比从前小了）。格罗根（Grogan）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可能会把比较的焦点更多地转向年龄适当的同龄人，而不是媒体提供的理想标准，并且他们会对什么才是可完成的目标的态度变得更现实（Grogan，1999）。虽然蒂格曼指出老年人会继续使用外貌管理策略，但他们只是关注修饰较容易控制的方面——包括头发、衣服和珠宝——而不是与媒体描绘的形象进行匹配（Tiggemann，2004）。在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报告的定性访谈中，一名60岁女性被试的叙述可以用以佐证：

“在你变老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去做这种有魅力的人，尽管你仍然想看起来漂亮些。”

蒂格曼补充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观点，即到生命的后期阶段，成人已经学会欣赏外貌的多样性。作为这些不同过程的一种结果，那些社会不赞许的以及大部分不能控制的与年龄相关的身体改变可能与较少的抑郁相关，当其他情况下外貌改变与年龄不相关时抑郁水平就会较高。图纳西（Tunalcy）等人对12名63~75岁的英国女性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虽然所有的被试都说她们偏好更苗条，但她们降低了对体重增加的个体责任感和负罪感，将其归因为衰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生理结果。妇女对美的社会文化理想标准更有抵抗力，她们更少感觉到来自伴侣和他人应该在生理上有吸引力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还会认为对外貌担忧更少是可以接受的（Tunalcy等，1999）。

与人生阶段转变相关的外貌担忧包括生理的、社会的和心理变化的复杂组合。此外，在各个发展阶段中个体存在相当大的变化。我们需要进行纵向研究来分解这些过程，因为当前的研究依赖于对不同年龄群中个体的横断研究，而不是生命阶段中的个体变化。

总结

在西方社会，人们对外貌的担忧已经达到普遍深入其各个生命阶段的程度，这使得许多研究者和社会评论家将其对外貌不满看作一种正常现象。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个体体验到的担忧和抑郁，导致他们在各个生命阶段从事不同的活动。其中一些行为可以看作是有利的，如中等水平的锻炼；但其他一些行为则更需要人们关注，如为控制体重而进行限制性的或不健康的节食、过度锻炼以及吸烟。在更小年龄群中，越来越普遍的危险行为尤其需要人们关注。然而，当前这种对外貌担忧的“流行病”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健康心理学家和健康推动者忽视了。

本章摘要

◆ 西方社会中对外貌高度担忧的人数量已经达到了流行病才有的比例。罗丹等人发明了“标准性不满”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 外貌担忧研究的焦点主要是身体外貌对自我知觉的影响，以及外貌对他人行为的影响；◆ 影响外貌担忧维持和发展的许多复杂因素自童年早期就已出现了，其中包括认知过程、情绪反应、家庭环境、生活方式、同辈价值观、他人反应、社会文化背景、实际身体外貌和发展阶段。

讨论

◆ 外貌的“标准性不满”是人类经验中的固有部分，还是我们时代的产物？

◆ 他人的反应和与外貌相关的自我知觉，两者之间可能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 关于你对自己外貌的感觉，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 外貌问题对你健康行为的影响程度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