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学(第6版·DSM-5更新版)

第1章

学生学习变态心理学课程，往往是因为他们想理解生活中某个人令人困扰的行为。也有些学生在阅读本书所讨论的心理问题时，在他们自己身上发现存在这些问题。回想一下，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心理问题都呈连续谱分布，其中只有少部分人处于符合心理障碍标准的极端位置，而更多人的症状则处于中度或轻度的情况。如果你认为你或你关心的某个人可能患有心理障碍，你可以根据4D原则来评估你或某人的行为和感受的痛苦、功能失调、反常和危险的程度。大部分情况下，你不会有什么发现。如果这些行为和感受导致严重的痛苦和功能运作方面的困难，如果你认为它们极为反常或可能是危险的，你可以咨询心理健康专家。大部分学校都有心理咨询师，他们也可以把你的问题转介给当地的心理健康专家。

第2章

阿尼卡的生活艰难，这使她发生心理问题的风险很高。如果你是生物学理论家，你可能认为原因在于阿尼卡的母亲。你可能会提出，她在怀孕期间酗酒和吸毒影响了阿尼卡的大脑发育，造成阿尼卡难以控制愤怒、不能集中注意力甚至做出自毁行为。你也会指出阿尼卡可能遗传了冲动和情绪性的基因。

如果你从心理学理论家的角度来处理阿尼卡的案例，你可能会关注阿尼卡认为自己“不够好”、“有缺陷”等这些信念。你可能会提出，受到母亲和养父母虐待和拒绝的经历，致使阿尼卡逐步形成了这些信念。如果你是行为理论家，你会寻找阿尼卡从攻击和自毁行为中可能获得的强化物——也许它们带来了她所需要的关注。你可能会指出，诸如逃课和抽烟这样的行为得到了同伴的强化。如果你是人际关系理论家，你可能会在阿尼卡辗转寄养于多个有破坏性的家庭中寻找问题的根源。你可能会考察阿尼卡所处的家庭动力是否助长了她的自毁行为。

如果作为社会文化理论家来看待阿尼卡的案例，你可能会将阿尼卡的行为视为她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的直接结果。你会认为，阿尼卡所处的社会环境——社区、学校和家庭——促进了她的消极行为，并且她可能需要离开这些有害的环境。

大部分心理障碍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上面对阿尼卡行为的所有解释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时，对其中一个因素进行干预就能改善个体的整体功能运作。如果人际关系治疗师将阿尼卡安置在一个支持性的、稳定的家庭环境中，仅这一点就可能帮助到她。另一些时候，干预必须在多个不同层面进行，然后个体的行为和感受才能得到改善。行为理论家的干预可以帮助阿尼卡处理学校的同伴压力，人际关系理论家的干预可以帮助她解决家庭问题，此外，生物学理论家针对她的问题可以提供药物治疗。阿尼卡的复杂案例可能需要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才行。

第3章

使用问卷或结构式会谈的方式，就惊恐障碍的每一条诊断标准，对布莱特进行系统性地询问，如表3.1所示，这对诊断有很大的帮助。问卷或结构式会谈可以根据表3.4中的诊断标准逐条进行，以确定个体是否表现出某个症状、症状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以及症状出现时的环境。人格问卷有助于确定布莱特是否长期对这些症状感到恐惧，或视其为灾难逼近的证据。为了确定他的心跳加速和呼吸困难是否是某种躯体疾病造成的（见表3.4中的诊断标准C），布莱特应该做一次彻底的体检，主要检查如药物使用情况、心脏功能和激素功能等因素。

第4章

这里是对你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些建议。

1. 因变量是进食障碍（见第12章）的症状或诊断。自变量是对“瘦身压力”的一些测量。

2. 因为青少年期女孩和年轻女性患进食障碍的比例很高，你可能想要招募她们作为样本来源。

3. 你可以使用问卷来测量瘦身的压力，即询问参与者她们在生活中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你也可以使用问卷来测量进食障碍，即询问参与者她们是否经历过DSM-5中列举进食障碍的每一个症状（见第12章）。

4. 案例研究可以让你深入探索，瘦身的压力和进食障碍的形成在某一个女性身上是如何联系起来的。该方法的主要缺点在于，你不知道你的发现能否推广到其他女性。

5. 相关研究可以考察瘦身压力的测量分数和进食障碍的测量分数之间的相关性。

6. 实验研究包括两组参与者。实验共谋者主动发起与参与者的交谈。对于其中一组参与者，交谈内容为男性喜爱苗条女性的程度；对于另一组人，交谈内容与瘦身无关。因变量可以是每一组参与者对其身体的不满程度（见第12章中一个类似的研究）。

7. 治疗结果研究考察的是，与不特别处理瘦身压力的疗法相比，帮助有进食障碍的年轻女性抵制瘦身压力的疗法，是否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进食障碍的症状。

8. 元分析对所有考察瘦身压力和进食障碍症状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总结，以确定各个研究中二者关系的平均强度。元分析的优势在于，它不反映任何一项研究的特殊性（例如所使用的样本或测量手段），而是提供多种不同研究的概括性信息。

第5章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非对即错的明确答案——它依赖于你所认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定义范围的宽窄程度。缩小定义范围会减少被诊断为该障碍的人数。一方面，这样将使治疗和研究资源能够集中提供给最饱受障碍之苦的患者。它也可以防止人们轻易被贴上精神障碍的标签，而精神障碍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是被污名化的。另一方面，缩小诊断范围可能导致一些受到严重影响的人无法得到帮助，因为他们并不符合那一诊断标准。

第6章

这些是审判乔治·富兰克林时的一些事实，审判是在1990年进行的，而对苏珊·纳森的谋杀却发生在1969年。在审判后的采访中，陪审员报告说，他们的结论是，伊莲能够获知她在证词中说出的那些细节，唯一的途径就是她是现场目击者。伊莲在讲述谋杀过程时表现出的强烈情感，以及她在坚持其记忆真实性时的自信和坚定，的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做出“一级谋杀罪”的判决前，他们只认真讨论了一天。

这是美国第一起基于明显被压抑而后又恢复的记忆来定罪的案件，在它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其他案件，其中对被告的暴力和性虐待指控均基于被压抑的记忆。正如这一章指出的，研究者已经提供了一些证据，支持或反对记忆会被压抑的说法。但在具体案件中，这些证据在帮助我们判断真假时的作用有限。这些证据往往由相互矛盾的专家证人在法庭上出示。自从富兰克林案之后的多年以来，关于被压抑记忆的陪审团判决和公众观点总是摇摆不定。

1996年，乔治·富兰克林的定罪被撤销，他随之被释放。因为核查的结果表明，伊莲·富兰克林对这场谋杀的很多记忆细节可能来自于当时的新闻报道，例如苏珊·纳森被压碎的手指上的银戒指。实际上，伊莲所陈述的一些细节存在事实性错误，并恰好与对谋杀案的新闻报道中的错误相一致。另一些细节则是无法证实的，例如在案件发生时纳森所说的话。此案的法官裁决富兰克林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考虑到已经发现伊莲·富兰克林的记忆出现了一些问题，地区检察官决定不再重审此案。

第7章

研究者已经采用认知行为治疗和人际治疗技术来防止高风险人群产生抑郁（Munoz, Le, Clarke, & Jaycox, 2002）。大部分时候，临床医生以团体治疗的形式，帮助个体识别和抵抗消极的思维模式。教授和练习有效的社交技巧可以以团体形式进行，同时，临床医生集中关注个体的具体问题，并帮助他们设计解决方案。

青少年期是众所周知的人生困难阶段——你可能还记得自己那些充满痛苦的经历。尽管对很多人来说，困难随时间推移而减轻了，但有证据表明，抑郁者最初发病就是在青少年期。基于这一证据，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在高风险的青少年人群中预防抑郁。

一项研究将具有轻度到中度的抑郁症状并因此患抑郁症风险高的青少年作为实验对象。他们被随机分配到认知行为干预组或无干预控制组。认知行为干预组的学生以小团体形式接受15次治疗干预，以帮助他们克服消极的思维方式并学习更有效的应对策略。在15次治疗干预的过程中，干预组的个体即刻受益并表现出抑郁症状有明显减退。治疗结束之后，研究人员对干预组和无干预控制组都进行为期18个月的跟踪。干预组成员中发生抑郁的人数相对较少。相反，控制组的很多成员都发生了抑郁。干预似乎降低了参与者未来抑郁的风险（Clarke et al., 1995）。

如果没有得到治疗，这些青少年可能会继续在低自尊、消极看法以及对他们生活有负面影响的其他症状中挣扎。类似这样的干预计划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即让脆弱的年轻人能够免遭抑郁的伤害。

第8章

在这一章里，你阅读了关于表观遗传的知识，即不同的环境条件可以使DNA发生化学变化，导致基因开启或关闭。这些基因变化改变了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发育。是什么因素在双生子身上激发了这个表观遗传过程呢？原因可能是帕梅拉在子宫中或分娩过程中受到了伤害，例如导致她缺氧的分娩并发症，而卡罗琳没有受到伤害。或者帕梅拉（而非卡罗琳）可能在生命早期接触过传染性疾病，从而影响了她的脑部发育。

第9章

一些理论家提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是极端的情绪化和依赖他人，这个诊断只是对于女性人格的负面刻板印象的极端形式（Kaplan, 1983; Sprock, 2000; Walker, 1994）。出于这一原因，临床医生有时可能过快在女性来访者身上看到这些特征，并对她们做出诊断。另外，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带有相当多的污名，临床医生可能更愿意对女性而不是男性做出这个污名化的诊断。

关于临床医生做出边缘型人格障碍诊断的性别偏差的证据并不一致，一些研究显示存在偏差而另一些研究则没有显示（见Ford & Widiger, 1989; Moery, Alexander, & Boggs, 2005）。例如，伍德沃德及其同事（Woodward et al., 2009）向一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展示一段短文，描述了一个人具有儿童期虐待史以及边缘型人格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见第5章）的均衡症状。短文中的主角在一半的情况下是女性的名字，一半情况下是男性的名字。短文中主角的性别并未影响临床医生做出边缘型人格障碍或PTSD的诊断，临床医生的性别也没有影响。然而，心理动力取向的临床医生更可能做出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而认知行为取向的临床医生更可能做出PTSD的诊断。这表明理论取向的不同可能使临床医生对相同症状表现的解释发生偏差，但性别不会。

第10章

对于父母来说，是否给孩子服用某种药物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定。如果药物治疗可以显着地改善孩子的功能和生活质量，没有人想要剥夺孩子服用药物。然而，我们常常广泛地对儿童使用药物治疗，却很少有控制性研究表明药物的益处明显超过了其可能的副作用风险以及对儿童生长发育的长期影响。彼得·詹森及其同事（Jensen et al., 2007）在元分析中指出，对于儿童的破坏性、攻击和自我伤害行为，应该首选心理社会治疗。如果这些疗法不够有效，詹森及其同事证实，现有的研究显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的潜在益处超过了其明显的副作用。不过，他们建议进行更多的研究，尤其是要研究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对儿童生长发育的长期影响。

第11章

阿斯平沃尔及其同事（Aspinwall et al., 2012）考察了法官如何使用关于反社会倾向具有生物学基础的信息。他们向181名初审法庭法官展示了一篇基于真实故事的短文，假设一个男人被指控在商店抢劫中打了一名店员并导致其永久的脑损伤。在对被告人的初审中，一名精神病学专家作证，声称被告人被诊断为精神变态，这是一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变化形式。然后法官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一组阅读关于被告人精神变态的“生物化学”解释（如他的行为是MAOA活动性低和非典型杏仁核功能导致的），另一组没有得到这样的解释。一方面，法官回应说，对被告人被诊断为精神变态的证据产生了“从重处罚情节”，判决的刑期更长。但那些得到生物化学解释的法官往往认为这是减轻处罚情节，应当减少被告人的责任。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说法，被告人的刑期从“无解释”条件下的平均13.93年减少为“生物化学解释”条件下的12.83年。因此，这表明，存在暴力倾向的诊断会导致刑期更长，而显示这种暴力倾向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证据则会导致刑期缩短。

第12章

你不是唯一一个给学校设计进食障碍干预计划的人——人们已经在学校环境下开发了一系列这样的计划并进行了测试（例如，Stice et al., 2008）。这些计划大多针对已知的高危因素，包括过大的瘦身压力、苗条理想形象的内化、对体形的不满和消极情绪。这些计划包括一次会谈或一段时间的多次会谈。计划可能包括一名有过进食障碍的患者，她会告诉其他人她的经历，以及她是如何克服进食障碍的。或者，在多次会谈的计划中，参与者学习如何保持健康的体重、抵抗苗条的社会压力和处理应激。最后，一些计划只针对有风险的个体，而另一些计划则面向整个群体。

对这些计划进行的元分析发现，51%的计划减少了进食障碍的高危因素（例如，不良的体象），29%的计划减少了当前或未来的进食病态心理（Stice, Shaw, & Marti, 2007）。尽管29%的成功率听起来并不高，但针对公共健康领域的其他问题，如肥胖和HIV，其干预计划的成功率也都差不多。人们发现，包含下列情况的计划具有更大的积极效应：（a）目标参与者已经产生进食障碍症状或高危因素，（b）计划只针对15岁以上的女性，（c）不以宣讲为基础，而是鼓励参与，（d）由训练有素的干预专家实施，以及（e）关注对体形的接纳和减少苗条理想形象的内化。一些指导有患病风险的女性抵制苗条的理想形象和识别媒体压力的干预计划，其结果都相当不错。这样的计划已经减少了参与者对苗条理想形象的认同、对体形的不满以及节食和暴食症状（Stice et al., 2008）。

第13章

DSM-5中的某些性障碍诊断是有争议的，包括异装障碍和恋物障碍、性受虐障碍和经双方同意的性施虐障碍，因为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人们性行为偏好的变化形式，而不是精神障碍（Moser, 2009）。很多易性者认为他们没有心理障碍，并且有权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你可能认为任何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性行为——例如窥阴症、露阴症、摩擦症，尤其是恋童症——都应该被划分为心理障碍。然而，很多人都具有这些性偏好，他们没有实施这些行为，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害怕被抓到（Moser, 2009）。甚至在恋童症的案例中，研究也发现，根据自我报告、犯罪记录或任何其他可获得的信息，在受到青春期前儿童性吸引的人群中，大部分人过去从未与儿童发生过性接触（Seto, 2009）。另一方面，因为对儿童实施性犯罪而被捕的人当中，基于其性唤起模式和典型行为，40%～50%的人不会被诊断为恋童症（Seto, 2009）。符合伤害他人定义的其他一些罪行，如强奸，并不被认为是心理障碍。

DSM的最近两个版本（DSM-IV-TR和DSM-5）试图缩小窥阴症、露阴症、摩擦症和恋童症的定义范围，这样只有那些在冲动驱使下做出了行为，或因为这些性癖而经受了临床上显着的痛苦或损害的个体才会得到诊断。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一直讨论的，人们对于心理障碍的构成要素的判断是主观的，并且受到社会规范和历史趋势的影响。对于性障碍分类来说尤为如此。

第14章

辩论的双方可以收集支持各自论点的证据。包括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在内的大约100所美国大学的校长，呼吁美国政府将法定饮酒年龄放宽到18岁，他们声称，现行的法律通常被忽视并且鼓励了危险的暴饮行为（见www.amethystinitiative.org）。他们建议，将18～21岁人群的饮酒行为合法化使得这些人群无需隐瞒饮酒行为，大学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干预问题饮酒行为。美联社分析联邦记录发现，1999～2005年，有157名大学年龄段（18～23岁）的年轻人因饮酒死亡。

其他大学的校长认为，放宽饮酒年龄将使高中生的非法饮酒行为增加。美国酒精滥用与酗酒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法定饮酒年龄提高到21岁以后，与16～20岁年轻人饮酒行为有关的事故发生率下降了。反酒驾母亲组织估计，有25000条生命因此存活（见www.madd.org）。关于该辩论的更多内容请见www.cbsnews.com/stories/2009/02/19/60minutes/main4813571.shtml.

类似这一章所描述的那些预防计划可以用来减少18～21岁人群饮酒的有害后果。然而，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大学会建立这样的计划，或者这些计划能否抵消放宽饮酒年龄的不利后果。

第15章

心理社会干预未能对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的病程产生显着影响，科学界正在就此导致的伦理和实践问题展开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让患者错误地期望他们能够通过改变想法和减少应激来影响疾病的进程是不道德的，并且这会导致在健康状况恶化时责怪受害者（Coyne et al., 2007；也见Ehrenreich, 2009）。另一些人认为，尽管心理社会干预不能影响患者的生存率，但它们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Frasure-Smith & Lesperence, 2005）。他们说，关键在于，关于心理社会干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给病人一个坦诚的、符合实际的期望。

第16章

一方面，你可能认为性罪犯刑满释放才是公正的。另一方面，你可能害怕这个罪犯未来会造成伤害，因此希望将他继续关押。在1997年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认定允许对性罪犯实施强制收容的法律符合宪法，前提是实施该法律是为了保护公众免遭未来的伤害，而不是为了进一步惩罚这些罪犯。公众倾向于支持对这些罪犯实行无限期监禁，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让公众免遭未来的伤害（Carlsmith, Monahan, & Evans, 2007）。然而，未来谁将会伤害他人是很难预测的，陪审员的动机也并不总是纯粹从公众利益出发。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潜在的陪审员阅读一段基于1997年堪萨斯案的描述，发现他们一边倒地支持在罪犯服完刑期后继续监禁，无论他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有多大（Carlsmith et al., 2007）。这表明人们支持这些法律的一个动机是为了保护公众，另一个同样强烈的动机则是要对令人憎恶的罪犯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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