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学(第6版·DSM-5更新版)

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通过识别并杀死病原体和肿瘤细胞来保护我们免遭疾病侵袭。免疫系统分为两种：先天免疫系统（innate immune system）和特异性免疫系统（specific immune system），两者都有一系列攻击入侵者的细胞机制。先天免疫系统对进入身体的任何微生物或毒素做出迅速、非特异性的反应，释放出杀死并吸收入侵者的细胞。特异性免疫系统反应较慢，但它的反应是为出现的特定病原体量身打造的。特异性免疫系统会记住该病原体，如果它再次发起攻击，免疫系统就能更迅速有效地对其进行杀灭。

应激可能从几个方面影响免疫系统。尽管短期应激似乎能提高免疫反应的效能，但长时间的应激则会削弱免疫功能，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应激源持续时间较长，战斗或逃跑反应所释放的皮质醇等生化物质会抑制免疫系统（Segerstrom & Miller, 2004）。在探索应激和免疫系统功能的关系方面，其中得到最好控制的研究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在实验中将动物暴露于应激源，然后直接测量免疫系统功能。研究表明，承受巨大噪音、电击、在幼仔时期和母亲分离和同伴分离以及其他各种应激源的动物，其免疫系统细胞受到抑制（Segerstrom & Miller, 2004）。

当被置于不可控的应激源时，动物最可能表现出免疫系统的损害。在一项实验中，一组受到电击的大鼠可以通过按压杠杆来关闭电击（Laudenslager et al., 1983）。另一组大鼠也受到同样序列的电击，但却不能对其加以控制。第三组大鼠没有受到电击。研究人员检查了面对外来侵犯时T细胞繁殖增加的情况。T细胞是特异性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分泌化学物质杀死有害细胞。研究者发现，可以控制电击的大鼠和没有遭受电击的大鼠体内的T细胞都增加了（图15.3）。然而，受到无法控制的电击的大鼠体内的T细胞增加得较少。采用相同的实验设计进行的另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将肿瘤细胞植入大鼠体内，分别对它们施加可以控制和不可控制的电击，然后观察大鼠的自身防御系统是否会对肿瘤细胞产生排斥。受到不可控电击的大鼠中只有27%对肿瘤细胞产生了排斥，而受到可以控制的电击的大鼠有63%对肿瘤细胞产生了排斥（Visintainer, Volpicelli, & Seligman, 1982）。

在一项研究中，受到不可控电击的大鼠，其杀灭有害细胞的T细胞的增加少于受到可控电击的大鼠和没有受到电击的大鼠。

资料来源：Laudenslager et al., 1983.

不可控制的应激也会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Schneiderman, Ironson, & Siegel, 2005）。最常见的受免疫系统影响的疾病是感冒。你可能已经观察到，你和你的朋友在应激状态下更容易患感冒。为了检验这个普遍的观察经验，研究人员让约400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接受鼻腔冲洗，冲洗液或含有5种感冒病毒之一，或是无害的盐溶液（Cohen, Tyrrell, & Smith, 1991）。根据参与者在过去一年中经历的应激事件的数量，自我感觉能够应对日常事务的程度，以及产生愤怒或抑郁等消极情绪的频率，分别给予他们一个从3分（应激水平最低）到12分（应激水平最高）不等的应激分数。每天检查参与者的感冒症状，以及上呼吸道分泌物中是否有感冒病毒。报告生活中应激水平最高的志愿者，有35%的人患上了感冒；相比之下，应激分数最低的人群，只有18%的人患上了感冒。

其他很多对人类的研究比较了正在经历和没有经历某种应激源的人们的免疫功能。研究证实了在应激状态下，人们患传染性疾病如感冒、疱疹、单核白细胞增多症的比例更高。例如，1994年洛杉矶北岭市地震后，与未因地震而经历很大应激的人相比，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的人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的幅度更大（Solomon et al., 1997）。更为担心地震对生活的影响的人，尤其可能出现免疫系统功能受损（Segerstrom, Solomon, Kemeny, & Fahey, 1998）。

消极的人际关系事件似乎特别容易影响免疫系统功能。争吵多的夫妻比争吵较少的夫妻免疫功能弱（Kiecolt-Glaser & Newton, 2001）。近期分居或离婚的夫妻比已婚的控制组夫妻免疫系统功能弱（Robles & Kiecolt-Glaser, 2003）。但是，对离婚和分居有较大控制权的一方，也就是说发起分居或离婚的一方，其免疫系统功能和健康状况均好于另一方。这再次例证了人对应激源可控性的感知会影响到应激源对健康的作用。

癌症

心理社会因素能否影响严重的与免疫相关的疾病，如癌症？一项对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的研究发现，虽然两组人所患癌症的类型和最初的严重程度并无差别，但是对疾病和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感到无能为力的女性比控制感较强的女性更可能在5年内出现新的肿瘤（Levy & Heiden, 1991; Watson et al., 1999）。另一项研究发现，悲观的癌症患者比乐观的癌症患者更可能在确诊后的头几年里去世（Schulz et al., 1996）。应对行为也可能会影响癌症：对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的研究发现，积极向其他人寻求社会支持的女性免疫系统更活跃（Levy, Herberman, Whiteside, & Sanzo, 1990; Turner-Cobb et al., 2000）。

如果心理社会因素诸如社会支持和悲观情绪等确实影响癌症的进程，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即可以通过心理社会干预来影响疾病的进程。早期研究带来了希望。在一项对乳腺癌晚期且预期存活时间不足两年的女性所进行的里程碑式的研究中，一组参加了一系列每周进行的支持小组的活动，另一组人则不参加（Spiegel, Bollm, Kraemer, & Gottheil, 1989）。所有这些女性都接受了对其所患癌症的常规医疗护理。支持小组将注意力集中于面对死亡以及如何圆满地度过余下的日子。研究者并未期望能够改变癌症的发展进程，只是希望提高这些女性的生活质量。令他们惊讶的是，4年之后，参加支持小组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依然活着，而所有未参加支持小组的女性都去世了。参加支持小组的女性的平均存活时间大约为40个月，而另一组女性平均存活了大约19个月。因为两组人之间没有其他差异可以解释平均存活时间的这种差异，所以支持小组似乎确实有助于延长参与者的生命。作者认为支持小组减轻了这些女性的应激和精神痛苦，因而降低了皮质类固醇的分泌，而皮质类固醇会促进肿瘤生长（Spiegel, 2001）。更多的社会支持或许也能帮助癌症患者养成更健康的习惯，并坚持艰难的医学治疗，如化疗。

一些后续研究也发现，减轻应激可以改善癌症患者的健康状况（Fawzy, Kemeny, et al., 1990; Richardson, Shelton, Krailo, & Levine, 1990）。在一项对恶性黑色素瘤（皮肤癌）患者的研究中，一些患者要接受每周1次共6周的治疗课程，他们要学习应激管理程序、放松和应对疾病的方法。治疗结束6个月后，接受减轻应激干预的这组患者，其免疫系统功能要好于只接受常规医疗护理的控制组（Fawzy, Cousins, et al., 1990; Fawzy, Kemeny, et al., 1990）。5年后的跟踪研究发现，接受干预的患者癌症复发率较低，且死亡率显着低于控制组（Fawzy et al., 1993）。在10年后的跟踪研究中，干预组和控制组在癌症复发率上没有差异，但在考虑了其他高危因素之后，干预组的生存率要高于控制组（Fawzy, Canada, & Fawzy, 2003）。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并未发现心理社会干预对癌症病情的发展有任何影响。例如，一项大型临床试验试图复制上面描述的乳腺癌研究的结果，但未能发现支持小组对女性乳腺癌患者的健康状况有任何作用（Goodwin et al., 2001; 也见Kissane et al., 2007）。就心理社会干预对癌症患者生存率的影响所进行的元分析和综述，没有发现总体上的积极效果（Chow, Tsao, & Harth, 2004; Coyne, Stefanek, & Palmer, 2007; Edwards, Hulbert-Williams, & Neal, 2008; Smedslund & Ringdal, 2004）。不过，心理社会干预可以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例如，Antoni et al., 2001）。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在美国有一百多万人感染了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这种病毒会导致艾滋病（AIDS）（CDC, 2008a）。全世界有三千多万HIV感染者（WHO, 2008）。HIV感染者的病情发展差异很大。个体可能好多年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开始出现相对较轻的健康问题如体重减轻、发烧和夜汗。最终，他们可能会罹患多种严重的、可能致命的疾病，包括肺囊虫肺炎、癌症、痴呆和表现为身体逐渐衰弱的消耗综合征。当这些疾病出现的时候，个体就可能被诊断为艾滋病了。幸运的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似乎可以抑制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并延缓艾滋病的发展。不幸的是，这些药物并不能消灭病毒，并且其副作用让很多人停止使用。此外，世界上有数百万的HIV感染者无法获得这些药物。

有些研究指出心理因素能够影响HIV感染者的病情发展（Leserman, 2008）。大多数此类研究以男同性恋者为对象，他们中的很多人因艾滋病而失去了伴侣和密友，尤其是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变得可用之前。一项研究在3～4年的时间里跟踪了85名感染HIV病毒的男同性恋者，发现那些有伴侣或密友死于艾滋病的人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更快（Kemeny & Dean, 1995）。另一组研究者对96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超过9年的跟踪研究，发现那些经历了较严重应激源的人，包括密友和伴侣的死亡，其病情向艾滋病发展的速度更快（Leserman et al., 1999, 2000, 2002）。承受的应激指数每上升1个点，发展出与艾滋病相关的临床疾病（例如，肺囊虫肺炎）的风险就增至原来的3倍。在研究结束时，应激指数高于中位数的人当中有74%患上了艾滋病，而应激指数低于中位数的人当中只有40%。

较长期的应激源似乎也会影响男同性恋者HIV的发展。对HIV阳性的男同性恋者的研究发现，那些感到被迫要对他人隐瞒其性取向的人比不加隐瞒的人病情发展得更快（Cole et al., 1995）。“出柜”者和“深柜”者健康状况的差异并没有反映出他们在健康相关行为（例如，吸烟、锻炼）上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压抑个人身份的应激会对健康有直接影响。更广泛地说，研究者发现经受社会支持下降和孤独感上升的HIV阳性的男性，显示出免疫系统对病毒的控制力较弱（Dixon et al., 2001）。

应激也会影响感染HIV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病情发展。一项对618名HIV阳性的年轻人为期一年的研究发现，那些经历两次或更多应激事件，如父母一方重病，家庭成员死亡，或失去家园的HIV阳性的年轻人，其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3倍（Howland et al., 2000）。

甚至个体感染HIV很久之前发生的应激也会增加病情恶化的风险。“东南部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应对”（Coping with HIV/AIDS in the Southeast，CHASE）课题跟踪了来自美国南方5个农业州的490名HIV阳性的成年男性和女性，时间长达41个月（Leserman et al., 2007）。那些经历过创伤（包括童年期身体或性虐待、忽视或家庭成员被杀害）的人，与没有经历过创伤的人相比，其机会性感染发展得更快，也更可能死于与艾滋病有关的原因（Mugavero et al., 2007）。

对应激源的看法似乎是其影响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在一项对412名感染了HIV的患者的研究中，那些在研究开始时在测量悲观的问卷中得分高的人，与开始时悲观程度较低的人相比，在18个月后携带的病毒更多（Milam et al., 2004）。类似地，一项对HIV阳性的男同性恋者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消极事件自责的人和对未来悲观的人比那些对未来更为乐观的人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幅度更大，HIV症状发展得也更快（Reed, Kemeny, Taylor, & Visscher, 1999; Segerstrom et al.,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