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和社会治疗
即使抗精神病药确实有助于减轻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性症状，它们也通常无法完全恢复精神分裂症个体的生活，正如下面的案例所阐述的那样。
讲述
药物并不会让人理智，它只是让其成为可能。外部现实经常没有任何意义，而内心的现实充满了意义，理智来源于每一分钟对外部现实所做的选择。理智意味着选择不真实的现实，并且相信有一天会发现，为这个选择而承受的所有恐惧都是值得的，有一天它终会具有意义。（Anonymous, 1992, p.335）
许多个体服药后阳性症状得到控制，但仍然会体验到很多阴性症状，尤其是动机和社交方面的问题。心理干预可以帮助他们提高社交技能，减少他们的疏离和情感淡漠（Bustillo, Lauriello, Horan, & Keith, 2001）。这些干预手段也可以帮助精神分裂症个体及其家人减少生活中的应激和冲突，从而降低精神病复发的风险（Pharoah, Mari, Rathbone, & Wong, 2006）。此外，前面章节所回顾的研究中指出了抗精神病药缺乏有效性，部分原因是人们没有持续用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药物，或者他们觉得药物的副作用不可忍受（Barkhof et al., 2012）。心理干预还能帮助精神分裂症个体了解自己的障碍，认识到维持药物治疗的必要性，并更有效地应对药物治疗产生的副作用。由于精神分裂症如此严重，许多个体很难找到或保有一份工作，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以及获得必要的医疗或精神病护理。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可以协助精神分裂症个体满足这些基本需求。
行为、认知和社交治疗
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治疗专家认为，应该使用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方法来处理精神分裂症个体广泛的行为、认知和社交缺陷，并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Liberman , 2008; Mueser et al., 2013）。这些治疗方法是对药物治疗的补充，可以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并有效降低复发的风险（综述见Barkhof et al., 2012）。
认知治疗包括帮助精神分裂症个体认识和改变他们对待疾病的消极态度，从而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主动寻求帮助，并尽可能地融入社会（Beck & Rector, 2005）。建立在社会学习理论（见第2章）上的行为治疗包括，使用操作性条件作用和模仿来教给精神分裂症个体一些技巧，例如，如何开始和维持交谈，如何从医生那里寻求帮助和信息，如何坚持进行某项活动，如做饭或清洁（Liberman , 2008）。这些干预手段可以由家庭成员实施。此种情况下，治疗师要教来访者的家人忽视个体的精神分裂症症状（如古怪的评论），但要给予注意和积极的情绪反应来强化社会认同的行为。精神病医院和住宿式治疗中心有时会建立基于操作性条件作用的代币制。个体通过完成指定的自我照料任务（如洗澡或换衣服），或仅仅是与其他人进行一次恰当的交谈，然后就可以赢取代币，他们可以用这些代币交换到一些特权（比如，常规外出之外的额外外出的机会）。
社交干预包括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支持者之间的接触，一般通过自助小组的形式来进行（Liberman, 2008）。小组成员讨论精神分裂症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影响，试图让他人理解自己的疾病发作时的沮丧、对复发的恐惧、服用各种药物的经历以及其他日常的担忧。小组成员可以互相给予反馈或者提供论坛，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练习新技巧，从而帮助彼此学习社交技巧和问题解决技巧。治疗师通常也会直接教给精神分裂症个体在常见社交场合中的问题解决技巧。例如，当接待人员告诉他们，公司现在找不到人对他们进行工作面试时，他们可以尝试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并通过角色扮演来进行练习。
家庭治疗
如前所述，在精神分裂症个体的家庭中，情绪表达程度高会大幅增加疾病复发的风险和频率。很多研究者检测了家庭取向疗法对精神分裂症个体的疗效。成功的家庭疗法会把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教育与家庭成员的训练结合起来，以应对亲人的不恰当行为以及障碍对其生活造成的影响（Hogarty et al., 1991; 综述见Barkhof et al., 2012）。
在这些疗法的教育部分，家庭成员要学习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病因、症状、药物及其副作用的知识。目的是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减少家庭成员的自责，增强他们对无法控制的精神分裂症症状的承受力，并使他们能够监督患者服药的情况及可能的副作用。家庭成员也要学习一些交流技巧，以减少生硬的、冲突性的互动，同时学习一些问题解决技巧来处理家庭中的问题如缺钱，以减少家庭整体应激水平。他们还要学习一些具体的行为技巧，以鼓励患精神分裂症的家庭成员做出恰当的行为，减少不恰当的行为。
结合使用家庭取向的干预和药物治疗，在降低复发率方面比单独使用药物治疗更有效。平均来说，接受药物治疗并辅助家庭治疗的精神分裂症个体中有24%的人复发，而只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有64%的人复发（Bustillo et al., 2001; Pitschel-Walz et al., 2001）。基于家庭的治疗还能促使患者坚持使用抗精神病药。例如，研究者（Guo et al., 2010）将1268名精神分裂症早期患者随机分配在只接受抗精神病药组或者药物结合家庭治疗组，家庭治疗包括技能培训和认知行为干预。对这些患者进行一年的追踪随访，只接受药物组有47%的患者中止了用药，而同时接受家庭干预的患者只有33%中止用药，后者症状复发更少，社会功能与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更大的改善。
某些文化中的精神分裂症个体更可能得到家庭成员的照顾，并且融入家庭的程度更深。对于这些文化中的个体，家庭取向的干预甚至更加重要（Lopez, Kopelowicz & Canive, 2002）。干预必须具有文化敏感性。一项研究发现，在一些拉美文化的家庭里，增加交流的行为疗法适得其反，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家庭本身的情绪表达水平就比较低，他们可能认为治疗师的建议违反了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文化规范（Telles et al., 1995）。例如，在这项研究中，一些最传统的家庭成员报告，在鼓励他们与权威人士进行目光接触或向权威人士表达消极感受的练习中，他们感觉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些举动被认为是不尊敬的。与其他障碍一样，治疗师在设计干预方法时必须考虑来访者的文化背景。
主动性社区治疗计划
有些精神分裂症个体缺乏家庭照顾，即使那些得到家庭照顾的个体也有如此广泛的需求：服药情况的监控和调整、职业培训、获取经济来源的帮助（如社会保险和医疗补助）、社交技巧培训、情感支持，有时还包括基本的居住需要，因此基于社区的综合治疗计划必不可少。主动性社区治疗计划（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program）为精神分裂症个体提供综合的服务，依靠医学专家、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的专门技能，全天候地满足患者的各种需求（Bustilllo, Lauriello, Horan, & Keith, 2012）。
在第1章中，我们讨论过社区心理健康运动，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肯尼迪总统发起的，倡导将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护理工作从精神病医院转移到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治疗计划中。其设想是，精神分裂症和其他严重心理障碍个体只有在症状非常严重需要住院时才入院治疗，出院后则进入社区治疗计划，社区将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维持药物治疗，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技能，并且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功能。成百上千的中途之家、团体之家、治疗社区得以建立，为严重精神障碍个体提供支持性的居住地。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乐居”（Lodge）住宿式治疗中心，它是由费尔韦瑟及其同事（Fairweather et al., 1969）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建立的。在这里，心理健康专家提供支持和帮助，要求居住者操持家务，并且与其他居住者一起培养健康的行为，消除不恰当的行为。居住者也建立了自己的求职机构来帮助找工作。随后的研究表明，与出院后由家庭照顾的个体和进入只有较低程度治疗的治疗计划的个体相比，“乐居”中心居住者的状况要好得多（Fairweather et al., 1969）。例如，与对照组的个体相比，“乐居”中心的居住者再次住院的可能性更小，并且更可能保有一份工作，甚至在该中心关闭后也是如此。
其他的综合治疗计划为在家中居住的精神分裂症个体提供技巧培训、职业康复训练和社会支持。对这些计划的研究发现，它们能够减少个体住院的时间，因此也是比较经济的（Bustillo et al., 2001）。
一项称为主动性社区治疗的计划成为基于社区的干预的黄金标准（Test & Stein, 1980）。这类治疗的示范计划最先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开展。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与长期丧失能力的精神分裂症个体一起工作。在患者家中或其所在社区对患者进行为期14个月的干预，随后对患者进行28个月的跟踪观察。将这些患者的病程和另一组接受阳性症状标准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比较，两组患者都接受了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比较发现，接受以家庭为基础的强化技巧干预的患者住院的可能性小于控制组，并且更可能在治疗期间和随后的28个月内找到工作（图8.7）。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组患者的情绪痛苦程度以及干预期间的阳性症状强度也低于控制组。干预期结束后，两组患者在症状强度上的差异减小。一般而言，在技巧训练的干预结束后，患者取得的成果会逐渐减少，说明这些干预需要持续进行。尽管如此，它们仍有很大的益处。自最初的主动性社区治疗测试以来，很多其他的随机临床试验都支持此类治疗的疗效优于大多数控制类型（Catty et al., 2002; Williams et al., 2011）。
一项研究中，接受以家庭为基础的强化技巧训练和护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治疗精神疾病症状或需要其他专业机构护理的可能性大为下降。
资料来源：Test & Stein, 1980.
尽管美国有38个州将主动性社区治疗作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严重心理疾病的黄金医疗标准，但是这些障碍的个体中只有2%正在接受此类计划的服务（Padgett & Henwood, 2011）。不幸的是，主动性社区心理健康运动的资金从来就不足以支持它的崇高目标。随着近年来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用于严重精神疾病个体的心理健康护理的资金变得更加紧张。美国每年用于心理健康的花费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大部分资金没有直接服务于精神分裂症个体，而是用于生存计划，如残障社会保险支出，以及为不太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社区服务（Torrey, 2006）。护理精神分裂症个体的财政负担大部分落到了缺少必要财政来源的州政府和当地政府肩上，或者患者的家庭肩上，而这些家庭经常因为医疗费用而破产。
结果，任何一年，都有40～60%的精神分裂症个体只能得到很少的护理或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护理（Torrey, 2006）。那些得到护理的个体也只有出现急性症状才会被送入医院，并且住院时间不足以使病情得到稳定。出院后也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接受后续治疗。有的人回到家中，很多人则住到只提供监管护理的疗养院，或住在位于城内破旧街区的旅馆单间或出租屋。很多人最终无家可归或身陷牢狱（Torrey, 2006）。
跨文化治疗：传统治疗方法
在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工业化国家，有时会根据有关症状的意义和病因的文化信念，采用民间和宗教的方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人类学家和文化精神病学家描述了传统治疗师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时经常遵循的四个模型（Karno & Jenkins, 1993）。结构模型认为存在相互关联的体验水平，如身体、情感和认知，或者个体、社会和文化，当这些不同水平失去整合时，就会出现症状。因此，治疗包括通过改变饮食习惯或环境、服用草药或举行仪式，以此把不同的水平重新整合到一起。
社会支持模型认为症状是充满冲突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治疗需要动员患者亲属来支持患者渡过难关，并使之重新融入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中。说服模型认为仪式可以改变症状对患者的意义，减轻他们的痛苦。最后，临床模型则认为，患者具有对传统医治者治愈其症状的信念就已足够。在发展中国家，对精神分裂症个体的护理多半由大家庭而不是心理健康机构承担（Karno & Jenkins, 1993）。因此在这些国家里，对精神分裂症个体及其家庭进行干预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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