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纪念版）

一开始大家以为只是皇后区又有夜归妇女遇害，《纽约时报》地方版仅以4行字报道这一案件。不久之后，该版主编罗森塔尔得知，当时有许多人目击整起案件，却袖手旁观，因而写下《38名目击者：珍诺维斯命案》（Thirty-Eight Witnesses：The Kitty Genovese Case），《纽约时报》不仅报道了整起案件，还陆续发表了几篇报道，提及这些旁观者的奇异行径，文章引发全美民众哗然，讨伐之声四起。众多读者写信给纽约时报。有位读者说：“我认为贵报应该设法取得这些目击者的名单，并公之于众。这些人坐视不管而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理当受到社会谴责。”一名教授夫人写道：“他们的沉默，甚至是懦弱、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假如现行的纽约州法律不能给予这些人惩处，我们认为贵报应该敦促纽约州议会尽快修订法律。此外，既然这38位目击者对道德义务置之不理，我们认为贵报应公布其姓名、地址，以示惩戒。”

纽约大学的达利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拉丹和许多纽约人，都看过这些读者的反馈，也都想知道为何没有人伸出援手。是冷漠，还是因为其他心理因素？各领域的专家纷纷提出假设来解释这些目击者的反应。纽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社会学系教授福克思（Renee Claire Fox）认为，这些目击者的行为是“假性否认”（affect denial）的结果；换言之，他们因为极度惊吓以致无法反应，甚至毫无感觉。巴内教授（Ralph S.Banay）则认为电视应是罪魁祸首，美国人深受电视影响，早已习惯于层出不穷的暴力，因而分不清电视与现实。巴内还以当时流行的心理分析理论解释这一现象，他说：“这些人（目击者）受到外界刺激的催眠，耳朵手脚都不管用了。成熟且人格健全者就不会这样。”十多年后，罗森汉发表了假精神病人实验的结果，着使巴内的说法遭到强烈质疑。知名心理学家门宁格（Karl Menninger）则认为：“群体的冷漠就是一种侵害。”

达利与拉丹并不满意这些解释。他们和米尔格拉姆都是富有实验精神的社会心理学家，相信人格的影响力不及情境。再者，上述说法显然与直觉相悖。若有歹徒强暴并杀害年轻妇女，并且持续近半个小时，以常理判断，应该没有人会袖手旁观。人们只要拿起电话报警，就能帮忙受害者，这是多么容易！这样，既不会有生命或安全上的顾虑，也不会因与这桩案件“有关”而受连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目击者有的已养儿育女，有的从事救护相关的工作，这些人并不是残忍无情。珍诺维斯遇害当晚，必定有某种神秘力量作祟。那一年，冬天并不寒冷。

有些实验的目的在于验证假设，而有些只想探求答案。达利与拉丹观察此案与美国群众的反应，发现了若干疑点。于是两人开始设计实验。他们不可能以谋杀案件作为场景，因为实验情境会使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们以研究都市大学学生的适应情况为名义，征求不知情的纽约大学学生参与实验。被试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通过麦克风谈论自己在纽约大学里遇到的挑战。其他房间架设放音机，里头放着录有其他学生谈话的录音带。所有房间都以音响线连接，被试可以听到其他房间传来的谈话，但不知道那是在放录音，他们以为真的有其他人在场。实验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用两分钟时间讲述自己遭遇的问题，被试必须依据预定的顺序，聆听录音谈话内容，轮到自己时才能发言。还没轮到的时候，麦克风就不开，被试只能听其他人讲述，方式类似团体治疗。最初参与实验的有59名女性，13名男性。

主试首先播放录音谈话，这名学生自称患有癫痫，他用踌躇为难的语调对“在场其他人”表示，自己的病很容易发作，特别是在考试前。在纽约生活很艰难，纽约大学也不好混，他的声音慢慢减弱。这时另一个声音出现，听起来是个活泼健谈的人。不知情的被试想必以为有另一个人在邻近的房间，绝对想不到只是播放录音带。被试说完之后，接着又陆续播放几段录音访谈，直到状况出现：患有癫痫的那个人发病了。

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彼此隔离的房间，不知情的被试看不到对方发作的模样，也无法看到或听到“应当在场”的其他人有何反应。假装癫痫发作的人起初说话正常，接着开始胡言乱语，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切，最后则不断恳求：“我……我觉得，我需要……需要……帮忙，有……有没有……人……能帮帮我？我……我现在……真的……很难过，有人……可以帮我吗？求求你们……我这次发作……很严重，请帮帮我吧！（上气不接下气）……我快死了，救救我！”一阵急促的喘气声后，陷入寂静。

此时唯一在场的听众，应该会认为至少还有一两个甚至更多人在场，其他人随时可能已经起身下楼向主试求救。而主试先前曾宣布，基于保密原则，他会回避，只通过麦克风听被试的讨论。此外，主试也请被试务必遵守规则，依序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