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故事

西班牙人似乎身体中有足够的抗体抵御传染，但阿兹特克人却只能在他们壮丽的首都成群死去。那时，城中的30万居民已经死亡过半，“除非你把靴子踩在一个红人的尸体上，否则你无法走路。”柯特斯这样描述。

他们作为幸存者溜走了，随身携带着天花穿过墨西哥。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的人口由原先的2500万骤减到300万。这里，瘟疫改变了历史，人的行为导入了种种痛苦，然后将其无限放大。

1498年，梅毒也曾在哥伦布西印度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小殖民地中猖獗一时，但是，它是由发现者们于1494年从欧洲带来的，还是从土著人那里染上的，这是个问题，尤其这些土著人一点也不殷勤好客。美洲印第安人声称，在白人到达美洲之前，那种病还是个陌生之物。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得到启示，从瘟疫与人的关系入手，开始研究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他认为：西班牙人对阿兹特克人的征服完全得到了无意的、但毫不留情的同盟军——天花的帮助，其程度和力量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

从天花开始，几乎在50年间，瘟疫铲除了阿兹特克人（从1518年约2500万人减少到1568年的约300万人），之后向南进发，在美洲中部毁灭了玛雅和印加文明，又在16世纪20年代末期毁灭了秘鲁；然后是1530年至1531年的麻疹，接着是1546年的另一种欧洲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

1558年至1559年，流感蹂躏整个美洲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美洲印第安人对这些旧世界来的瘟疫毫无抵抗力。1589年，一种仍未验明的瘟疫在秘鲁爆发，这种瘟疫的症状是：开始时伴有肾痛和头痛，不久便出现谵妄，而在病变恶化后，肌肉都能从身上掉下来，以至于面部皮肤、鼻子和嘴唇可能会剥落，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此种瘟疫令人毛骨悚然的痛苦，最终蔓延到了智利，在那里屠杀了3/4的居民。

随后一个世纪到来并敲响丧钟的是流行性腮腺炎、腥红热和白喉，以及范围更大的天花和麻疹。这些瘟疫不仅在都市化文明相对发达的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等地区造成灾难，还迅速蔓延到相对分散的人口中，如猎人、林地居民和印第安土著部落，这里的社会也在猛烈的瘟疫中崩溃了。“印第安人这么容易死，”一位德国传教士在1699年写道，“西班牙人空洞的表情和气味就使他们放弃灵魂。”

同样的事情也在北美的殖民土地上发生着——阿诺·卡伦对天花和麻疹如何毁灭北美土著人的描述令人战栗。

像在拉丁美洲一样，从16世纪开始，天花和麻疹一轮接一轮地袭击北美大陆，从未停顿过20年或30年。美洲印第安人的村、镇或部落被一个个地消灭。在1550年到1600年间，瘟疫使密西西比河谷的印第安村镇减少了80%，由此结束了土墩建筑者的文明。到了1645年，天花杀死了一半的休伦人。1684年，幸存者们又与好战的易洛魁人进行了战斗，最终几乎因瘟疫而完全覆灭。1738年，天花杀死了查尔斯顿地区一半的切诺基人。在19世纪初，它毁灭了2/3的奥马哈人。1837~1838年，它又毁灭了几乎全部的曼丹人。像在拉丁美洲一样，它经常是先于白人探险者之前到达——1792年，当乔治·温哥华进入普盖特海峡时，他就遇见了长着麻子脸的印第安人，而海滩上则撒满了人骨。

大约在17世纪中期，紧随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之后，非洲奴隶们把疟疾和黄热病带到了美洲。欧洲人甚至比美洲印第安人还容易感染疟疾和黄热病。清教传教士科顿·马瑟描述1693年在麻省波士顿爆发的一场黄热病，“最为恼人的高烧……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夺走了我的邻居，症状非常可怕，皮肤发黄、呕吐、七窍流血，然后死去（顺便提一句，马瑟是1721年最早提倡接种疫苗以对付天花的人之一）。”19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疟疾是上帝施放的“瘴气”——从地下或污水中发出来的毒气。到了20世纪后，从南回归线直到加拿大北方大部分地区，黄热病和疟疾仍然惩罚着新大陆上的人们。

西班牙人对落在美洲印第安人头上的瘟疫是免疫的。“古老的神祗似乎被放弃了。”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言，土著人种被迫变成了基督徒，西班牙人自身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加强。1548年，圣·多明戈的西班牙统治者导致了岛屿本地居民的毁灭，他们从原来的100万人少到仅剩500人，“上帝后悔创造了如此丑陋、卑鄙和罪恶累累的人。”

在北美，近似的态度占了上风。在1630年的麻省，英国殖民者完全解除了撒戈斯特印第安人的敌意，依照“英国佬”马瑟（棉花之父）的说法，是因为“上帝把天花送给印第安人，然后使其灵魂屈服——一城接一城的印第安人被完全清除掉”。然而，300个殖民者中却没有一个死亡；证据足以表明哪些人蒙受了神恩。4年后，殖民者威廉·布拉德福德，描述印第安人“像腐烂的羊”一样死于天花，而“凭着非凡的美德和上帝的保佑，没有一个英国人染上这种疾病”。这种观念符合英国人喜欢寻找高等理念的悠久传统，瘟疫也因此被他们视为上帝与人类交流的形式之一。

17和18世纪，在殖民者征服新大陆之后，西伯利亚、波利尼西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在欧洲细菌的攻击下不断崩溃，这些事实使殖民者更加确信他们正在“替天行道”、施行上帝的意志。但从18世纪起，人类对上帝造物工作的好奇，使自身的自然知识成几何级数增长，瘟疫也开始慢慢地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被视为对理性与科学的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