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羞心理学

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社会学家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害羞？”不同的学派有着迥然不同的解释，这也为我们理解害羞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人格特质学派确信：害羞是一种遗传特质，就像人的智力和身高一样。

◎行为主义者认为：害羞的人只是没有学会与其他人交往的社交技巧罢了。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害羞是个体潜意识下内心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

◎社会学家和一些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在社交中害羞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因为社会环境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害羞。

◎社会心理学家则提出：害羞者是在社会生活中被贴上的标签——自认为自己害羞，或是别人认为自己是害羞者。

可以确定的是，这五种观点并不能涵盖所有关于害羞的解释。一位作家就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害羞是因为人们缺乏对财富的渴望。每种解释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害羞。正如对害羞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说法，对“为什么人们会害羞”这个问题，同样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天生害羞

所有病态害羞的人都有神经质的气质。他们通常出生于有精神病、癫痫症、偏头痛症、忧郁症、心绞痛、怪僻症的家族。在没有其他线索可以证实害羞来源的情况下，我们更加确定：害羞源于家族遗传。

伦敦的一位内科医生提出了一种合理却很悲观的观点：害羞的父母通过基因将害羞遗传给了自己的孩子。

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是现代天生害羞理论的提出者和超级支持者。他认为个体的人格是由不同的基本特质聚合而成，这些特质可以从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数中获得。通过检测，每一项特质都会有一个分数，根据每个特质的分数就能建立个体的特质模型。然后研究者通过比较父母和孩子在某一特质上的得分来判定人格是否遗传。卡特尔划分个体的特质是通过纸笔测试而不是通过观察法。

◎当你到达一个新的地方时，你是否很难交到新朋友？

◎你是一个健谈或喜欢口头表达的人吗？

第一个问题回答“否”和第二个问题回答“是”的人（对于相近的问题有不同的方式呈现）会被评估为H因子偏高。H因子包括两种特质：H+和H-。H+型的人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时表现出坚韧、耐受性强和果敢。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总统是H+型的两个典范。

相反的，H-型的人面对挫折时显示出高度的脆弱。H-型被命名为反应敏感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害羞者。H+型的人可以承受的来自内心与社会方面的压力与打击，无形中却可以使H-型的人身心疲惫或倍感压抑。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和发明家亨利·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是这个类型的典范。根据卡特尔的理论：“法官、神父、编辑、农夫、还有那些助人健复的从业人员都是H-型。”

有趣的是，H-型害羞者天生就比无畏的H+型敏感，且易于唤醒其紧张状态。高度的敏感使得害羞的人从冲突和威胁中退出。卡特尔提出，由于H型人格具有遗传性，在人的一生中并不会因生活事件而改变。但是，他也提出：极端敏感的害羞者是天生的自我治愈专家。然而，人格特质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何害羞以及如何治愈害羞，即使说教也不能直接解决害羞问题。根据悲观的人格特质理论，不要尝试去治疗害羞，因为它是无法治愈的。

新生儿在心理和行为方面有着显着差异。他们对于噪音、光亮、疼痛、温度有不同的敏感度；有些很爱哭，而另一些却能安静地睡觉。但是包括卡特尔在内，没有一个人敢预言：这些不同会预示着哪个婴儿以后会害羞，而哪个不会。

人格理论家假设新生儿的害羞可以测验，H+和H-类型的心理差异将会非常显着。根据这个假设，他们认为：个体的敏感、焦虑、害羞特质是可遗传的，不仅如此，因为天生害羞，很多害羞者无法采用系统脱离敏感的方法治愈自己的害羞。那些高度敏感、天生害羞的人终其一生来等待害羞的自愈，而事实上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正如戈多或长岛的列车不可能按时到达一样。

习得害羞

人格特质研究者的理论认为害羞来自于遗传，是一种不可变的人格特质。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行为主义者认为：我们表现出来的所有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我们会因为受到奖赏而强化了那些积极的行为，为避免惩罚而压抑或消除那些产生消极后果的行为。行为学家认为：如果行为可以得到足够的强化，我们可以让贫民窟的女子变成窈窕淑女，或者让害羞的H-型变成勇敢的H+型。

约翰·华生（John Watson),这位美国最着名的行为主义者，断然宣称：积极强化的力量对塑造和改变人格特质与气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他曾公然声称：

“如果给我一些健康的婴儿，在我自己设定好的世界里把他们抚养成人，不管他们的天赋、爱好、倾向、适应性、种族和家庭背景如何，我保证可以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培养成我选择的类型：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业精英，甚至是乞讨者和小偷。”

现代行为学家认为，害羞是后天对社会事件的恐惧性病态反应。这可能是下列原因造成的：

◎在特定情境下，想起与人交往的负面体验，亲身经历或目睹他人在人际交往中受到伤害；◎没有学会正确的社会技能；

◎期望完成不恰当的任务，对自己的表现经常焦虑；

◎因为“不恰当”的自我表现而自我贬低：“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我没有价值”,“我做不到”，“我需要妈妈的帮助”等。

根据行为学家的理论，因为孩子想在成人掌控的世界里受到关注，他们会因此而变得害羞。一位40岁的教师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故事。

四岁那年，在我学习与人交流时留下了创伤性的经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屋里有微弱的灯光，我和妈妈准备外出。我不记得当时想对妈妈说什么了，但要说的话对我很重要，而妈妈根本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过。我很努力地想要告诉妈妈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不是很明确，好像有一些抽象性，因为儿童匮乏的词汇表达很难让妈妈明白我的意思。我试了不同的方式表达，妈妈也竭力想明白我的意思。最后，经过五分钟的僵持，妈妈突然大笑了起来！当时我就伤心地哭了，感觉很不舒服。我想说的欲望一下子就全部没有了！很多年来，我对妈妈、对大人们和自己的感觉永远定格在那一刻。

我认为自己很失败、可笑、无能，而且愚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成人普遍持有的态度和观点一直告诉我：“孩子的话不可信，他们不懂表达”，“事情总比人重要”。这种信息非常强烈而且明确告诉我：你什么事也做不好。

我过早地学会了恐惧和不信任。

无能感同样也可能是后天得到的，它可能使你获得你想要的关注。就像班里经常和老师犯难，搅乱课堂的“小丑”也许会被同学嘲笑，被父母训斥或被老师体罚，但他却受到每个人的关注。社会认知是最有力的强化剂，人们往往通过最大的努力却只获得一点点的认同。我们中的某些人学会了大声说话，其他人学会了低声抱怨；一些人通过在足球场上跑错位来获得关注，一些人通过“生病”得到照顾；有人通过登机时有意绊倒而获得关注。

犹太教传统里隐藏着很多嘲笑无能者的趣事。比如有人把汤溅出来、坐错飞机、把车钥匙锁在卡车里，他们通过这些而受到关注。那些生来倒霉的人却因为能力低而成为牺牲品。他们因为把汤沾在裙兜上、上飞机时绊倒、必须在凌晨两点用备用钥匙开门而受到嘲笑。

奇怪的是，害羞者的消极天性使他们习惯了电视世界的反馈模式。在电视世界里，只有换频道或是调节频率可以与电子形象联系。享受电视世界的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学习让侦探科杰克（Kojak)代替他们坚强，让罗达（Rhoda)代替他们说话，让玛丽·哈特曼(Mary Hartmann)代替他们解决麻烦。一个年轻人分享了他在电视世界中的生活体验。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电视。是妈妈而不是爸爸教会了我礼貌，但是大多数事情都是电视教会我的。在我的生命中，平均每天至少有三个小时与电视为伴。电视给予了我很多却从不求回报。看电视时，我是被动消极的。我很擅长倾听和学习，但却不擅长与人沟通交流。我期待在学校里学习却不能融入其中，在大学里我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由于大学课程学习10%的成绩来自于课堂参与程度，因为害羞，我的成绩受到很大影响。”

如果害羞源于“错误”的行为反应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强化“正确”的反应方式以消除原先“错误”的方式。依据这种观点，害羞的行为导致了害羞的经历。一旦习惯了害羞的行为，它就染上一些坏毛病和特殊恐惧，如对蛇的恐惧，这会成为我们的行为模式。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社会技能即自我确认训练便是以这些行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行为主义者因为乐观对待治愈害羞而备受欢迎。因为他们的观点从特质论“天生的失败者”阴影与宿命论中脱离了出来，使害羞者看到了希望和光明。然而，从我们所了解的不同类型的害羞中，我们也发现：

一些害羞的人已经有了恰当的社会技能，但是因为缺乏自信妨碍了他们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教给沉默者正确的说话技能不一定能治愈他们的沉默寡言，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对他们产生一点效果，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会使他们的害羞更加严重！更令人惊奇的是，成功的社会技能训练必须通过降低社会焦虑感，提高个体自尊心，使个体从非理性的害羞中走出来。

对于一些极度害羞的人来说，最深刻最可怕的恐惧感不是来自于现实事件，而恰恰来自于内心那些“象征符号”。害羞不是源于特别场景中与人交往时产生的痛苦的个人体验，而是因为那些尚未解决的、积压下来的冲突而不自在，一旦涉及这些情景或人在脑海里浮现时，他们就会感到压力和焦虑。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学派认为：解决这类害羞的方法最好用精神分析，其次才是行为主义。

过度自我，从而害羞

用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害羞，但却不能解释害羞的原因。精神分析理论充斥着这样一些概念：内在冲突、自我防御、攻击、分裂、重组、非正式竞争，双重自我，待解的秘密特征码等。然而，精神分析的很多理论都是以摘要或模棱两可的概念陈述的，所以它不可作为依据。其“正确性”不可以用“错误性”来证明，因为其理论根本就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真实性的判断。

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通过对名叫维多利亚的精神病人的临床实验分析，总结和建立了其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困扰是本我、自我、超我等不和谐的产物，它们也是人格最基本的三个特质。

本我是指人类本能的冲动；自我是指现实的个体知觉，是人们学习可能的事情，并控制自己去做切合实际的事；超我是指良心、道德监督、理想和社会禁忌等。

自我的目标是在强烈的本我欲望和超我束缚之间找到平衡点。当自我发挥好的时候，就可以合理安排事情，按照正确的行为方式满足本我的需求，并且不违反道德标准或社会规范。但是这个平衡点相当难把握，不容易达到，甚至从来没有达到过。本我驱使人们立刻满足需求，而这些强烈的需求中包括性行为和攻击行为。超我限制本我，不允许本我将麻烦的需求付诸行动，因此，夹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基本冲突就产生了。

在这些表述中，害羞只是内在冲突表现出来的症状而已。它代表着未被满足的本我的原始愿望。在这些愿望中，包括孩子的恋母情结，因为对母亲倾心的爱而具有排他性。这些情况当然也可能发生在父亲身上。

许多精神分析的着作都认为，害羞可以追溯到早期人格发展中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整合的失调。这些着作都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分析学派对害羞原因的理解。

假设约翰是一位成功战胜了害羞的男性，我们可以用精神分析法解释他的改变：他是一位强烈爱着自己母亲的男孩，由于其恋母情结未能得到满足而导致内心恐惧，甚至把父亲也看做是现实中对他有威胁的人物。由于青春期性的萌动和刺激，约翰假想他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有乱伦趋向，但他不敢讲出来。于是，性诱惑开始变成了性禁忌，压抑的结果导致了害羞。他的自述说明他从性压抑中解放出来，他表达了自己潜藏于心的性目的，将对母亲的性冲动，替代为对强势女性的性幻想。

纽约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卡普兰（Donald Kaplan)认为害羞起源于自我优势地位的确立，或者说是自恋。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害羞的人看起来很谦逊、文静而且有耐心，但与人相处时却充满敌意和荒诞。由于他们的感觉不能直接被表达出来，因而受到扭曲和替代，害羞由此就产生了。

害羞是一种社会性创伤，为逃避假想的威胁，病人常常在生活中表现出主观积极而且温和亲切；源于对被忽视、忽略和拒绝的恐惧，病人常常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友好且合作。其内在的痛苦就转化为害羞。

在临床经验中，我发现病态的害羞者因为孤独，从而极度关注能为其提供极大快乐的美妙幻想。的确，一个长期的、生动的白日梦是害羞患者的重要价值所在……

有的学者认为：孩子在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与母亲分离时心理感到不适，便容易产生孤独感。如果孩子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母亲也没有履行好保护孩子自我意识的角色，问题就这样产生了。不成熟的自我意识，正如暴风雨中在大海上漂泊的纸船一样飘摇不定，并且随时可能翻船。精神分析学家说，这种被抛弃的自我意识在长大后会形成一种恐惧感，使之无法应对生命中的未知性，这种恐惧便构成了极度害羞的特征。

许多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极度胆怯会使一个人变得害羞。这个理论是基于过去对害羞者的研究提出的。报告指出：害羞导致这些害羞者足不出户。对这些人来说，极度害羞成为他们严重精神障碍的一种外在表现，害羞就像是他们病态心理状况的障眼法。对这些人而言，专业的治疗是必要的。本书第二部分推荐的方法可使他们解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无论如何，精神分析理论使我们看出害羞者内心的那些非理性特征。他们对权利、优越感、战争以及性有着近乎疯狂的需求。在此让我们窥探一下害羞者虚幻的自我世界。

演员麦克·约克（Michael York)描述了他的害羞世界。

“我很害羞，但心中有一个愿望。我记得在上幼儿园时，他们玩起了‘小红帽乘篷车’的游戏，我只是在幕后做助手。我常常站在那里注视着那个扮演狼的小孩子，我是如此地嫉妒他，甚至怨恨他。我就一直盯着他看。不过你知道吗？他后来生病了，而我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那个角色。”

一个26岁的中产阶级男子，当他的害羞感减弱时，他发现自己潜在的恐惧和敌意。

“我发现拥有的自身价值越多，我就越不尊敬别人。并不是害怕别人，相反，我认为他们都是非理性的。在学校就认识的一些老朋友，现在觉得和他们无话可说。虽然他们赚很多钱，但总是泡在酒吧里面，找女孩寻欢作乐。他们在兴奋剂、性和低俗中堕落。”

在我召集的害羞研讨会上，一位女士这样说道：

“浴室是我的梦幻之地。我总是坐在那里看着镜子并且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我可以花很长时间做这件事。当我发现这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我变得极为痛苦，这也给我带来了烦恼。我自己找出了解决方法：就是假装镜子后面有一个隐形照相机，并且吉米（我喜欢的男孩）可以随时通过它看到我。我总是问自己如果他正在看我，我会是什么感觉？我总是告诉自己他喜欢他所看到的，因此，即使我不能让自己离开镜子，但为了杰米我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行为。现在当我再做这件事时，就不再感到有负罪感了。我在家时依然做这件属于自己的事情。

害羞者以自我为中心，这种情况在我一个同事身上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她时常回避聚光灯，但她内心一直喜欢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我是一个很怕跳舞的人。然而，我的内心却告诉我自己，当我用美丽的舞姿越过石头、跳过篱笆时，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快乐。但是事实上，我在听到音乐时，身体就会感觉到僵硬和无力。我想象中的完美情景是：我感觉自己是屋里最棒的舞者，我就理所当然成为受敬仰的人，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心理医生告诉我，我内心总是充满希望，总想超越所有的人而受到关注。

社会因素

最近，大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的主任告诉我：每年大约有500名学生（占学生总数的5%)咨询有关他们感到孤独的问题。心理治疗师会对孤独的学生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而实际情况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这些治疗中基本不起作用。因为，学生正在面临的问题必须通过每天坚持不懈的训练才能克服。

我问他：“假设有500个人同时来到诊所倾诉他们的孤独感，那么你将如何回答呢，临床医学家又将怎样寻找答案呢？”

他答道：“我们可以找来系主任或宿管，向他们咨询学校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这么多学生产生孤独感。”

我又问道：“也就是说当学生一个一个来咨询时，你会将‘你怎么了’的问题替换为‘最近发生什么了’？”

他说：“大体是这样”。

这种变化的启示是：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态的角度来寻找害羞的根源。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博士和在刑事审判中量刑的法官都对情境的重要性有所忽视，上面提到的大学生健康中心的主任也与此类似。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将回顾前面所讲过的一些非个人能力所能控制的情境因素，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害羞者的人际交往模式。

社会迁移和孤独

范斯·巴卡（Vance Packard)在《一个陌生人的国度》（A Na-tion of Stranger)中指出：对美国家庭而言，搬家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巴卡写道，“在美国人的一生中平均要搬家14次，大约有4000万美国人每年至少更换一次居所。”在20世纪40年代居住在农场的3200万人中，一半以上已在近20年间迁移至城市。在很多地方或对一些职业而言，流动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如大学城、公司聚集区等地方，以及销售员、飞行员、空姐及农场工人等。

依据巴卡的观点，这种频繁迁移带来的不安定造成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正面临着归属感、自我认同感和人际关系的缺失，这将直接导致个人和社会幸福感的下降。”孩子们又是什么情况呢？对于上百万无法对迁移说“不”的年轻人而言，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更换住所而要面对未知的新生活，我们又为失去的友谊付出了多高的情感代价呢？又有谁能代替留在记忆中祖母的位置呢？

在第1章我们所介绍的那个极其害羞、极力不愿与人交流的高中女孩，她就是家庭频繁迁移的直接受害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每年我都会换所学校读书。贫穷的家庭影响着我，所以许多小伙伴只有需要帮忙时才会找我。每次帮忙后，我都期待着他们能够再一次需要我。我就像蜷缩在贝壳中一样，每次进入新的学校都会使贝壳盖得更紧，直到九年级时它完完全全地被封闭了。”

罗伯特·齐勒尔（Robert Ziller)对地理迁移产生的心理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他对居住在特拉华州的三组八年级在校学生进行了比较研究。迁移率最高的一组包括了83个美国空军家庭的孩子。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居住过大约七个不同的社区；第二组是平民组的60个孩子，他们已经居住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社区；第三组的76个学生至今只居住过一个社区。

为了评估每个孩子的自我认同感、社会隔离感和自尊感，他们采用了多种测验手段。正如我们所料：

迁移次数最多的孩子感受到的社会隔离感最强，尤其是空军家庭的孩子感受得更为强烈。比起其他组的孩子，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生活环境的频繁变化，他们产生自我中心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关注的是，自我中心也会滋生出一种隔离感。一般而言，这些孩子趋向于把自己描述为“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陌生的”、“孤独的”。与其他孩子相比，他们对成年人更加认同。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独自居住或居住在越来越小的家庭中，美国人结婚晚，孩子少，离婚率高，因此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体验着不同但日渐强烈的孤独感。

当今，美国家庭平均成员都少于3人。我们不仅存在于一个陌生人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着孤独感的陌生人的国度。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容易变得害羞，简单的人际交往变得相当困难。他们少有机会感受到家庭成员间或邻里朋友间的温暖、给予和分享。同样，他们也很少有机会去与人交谈，学习如何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别人协商解决问题，接受赞扬或给予别人赞赏。

我所目睹过的最为令人伤心的一幕是周六购物中心那群孤独的孩子们。在母亲进行周末大购物的时候，这些孩子们面无表情地坐在中央喷泉旁边吃着比萨或汉堡，周围萦绕着空洞的音乐。之后，他们跟着父母回到在市郊的豪华居所，这些富人区将他们与别人隔离开。

同时，对城市犯罪的恐惧已经将人们变成了惊弓之鸟。房子变成了“城堡”，四周环绕着铁栅栏，层层上锁的门使城堡变得像个监狱。一些年龄大的女性直到丈夫下班回家带她们去超市，她们才敢出门。对于单身的中老年人，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恐惧感还在不断增加。

一些看不见的社会因素也可能导致我们的社会变成容易造成害羞的社会。随着低效率和薄利的杂货店被大型连锁超市取代，我们也为社会变化付出了代价。与鲍威尔先生和犹太老板的友好谈话已经成为过去，社会“进步”带来了人际交往质量的降低，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

当我生长在布朗克斯的时候，很少人有私人电话。附近的糖果店就是我们街区的电话中心。当诺曼叔叔想联系她的女朋友西尔维娅时，他就会先打到查理的糖果店，查理就会接通电话然后问我们谁愿意到西尔维娅家告诉她有她的电话，并因此而获取几便士的小费。如果西尔维娅感到非常高兴，她就会给报信的人2～3便士，而报信人又会用这些钱在查理的糖果店买糖果或一杯矿泉水。社会联系就这样建立了。两个人想要联系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人帮助。与今天的电子社会相比，这显然是低效率的，现在只要诺曼记得西尔维娅的电话号码，就不用麻烦接线员，便可以轻轻松松地联系到她。

但是，我们也损失了一些东西。如果可以直接拨号的话，我们就不再需要依赖和信任他人了，甚至不用向别人需求帮助，这也就意味着人际交往的减少。西尔维娅不需要和孩子们交谈，诺曼也不需要联系糖果店老板查理了。不管怎样，这些都成为过往生活的美好记忆，因为糖果店已经不在了，孩子们都已去史密斯镇的购物中心了——至少周六是这样的。

第一综合征

美国过分强调竞争和个人成就的价值观或许也是造成害羞的一个原因。如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所说：“我们的文化如此这样衡量人的价值——美丽是金币，智慧是银币，害羞或许就是负债状态”。一位84岁的老奶奶这样回忆她终生害羞的根源：

“导致我缺乏自信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有两个漂亮的姐妹，一个比我大一岁半，她有一双可爱的棕色眼睛；另一个小我三岁，她有一双可爱的蓝色眼睛、金黄的头发和白里透红的皮肤。而我的眼睛长得却很一般。随着我慢慢地长大，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两只天鹅身边的一只丑小鸭，而且我的两个姐妹从来不会害羞。”

许多人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往往是因为理想不现实，不一定是其能力和水平一般。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成功者？拥有“普通”的长相、智力、身高、体重、收入，这对我们来说就满足了吗？超过平均水平固然好，如果能成为最好的那就再好不过了。商界、教育界和体育界都强调要成为第一名！

国家总是强调个人成就。无论是音乐团体、小型社团、“美国小姐”评选、俄亥俄州立橄榄球赛，或者是曲棍球锦标赛，都存在竞争，我们中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竞争。我们的社会想要从少数极其优秀的社会精英身上获益，并通过税收政策消灭“失败者”。

孩子们强烈地意识到证明自身价值、提高物质地位和增强衡量成就砝码的重要性。为了被爱，被接纳，变得有价值，他们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对个人价值的认同体现在他所能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是什么。当我们抱着完全功利的态度与他人交往时，就会担心自己做的是否优秀，也会担心自己因为没有用而被社会抛弃。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产生害羞是显而易见的。

归因与标签

我们一直在讨论害羞，就像我们在检查牙痛。害羞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源于我们对基因、思想、身体和社会的错误反应。让我们转变观点来看：害羞的标签比害羞本身还要来得早。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一位57岁的女士曾这样写道：

“现在我认为自己很害羞。但是我过去一直不这样认为。直到我7年级时一个老师说我很安静，从那时起，我意识到自己的表达能力低于平均水平，直到现在，我仍然对拒绝感到恐惧。”

标签是对复杂经历简明扼要的概括。我们经常给他人贴标签，也给自己和自我感觉贴标签。“他是挪威人”，“她是个时髦女郎”，“他们太讨厌了”，“我们很诚实”，“我是个坏男孩”……因为标签经常能够传递客观信息，而且简明扼要地说明其实质的价值所在。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标签往往来自个人偏见，而非客观真实的信息。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会把这些信息进行主观整合。

“精神疾病”是精神病学上精心定义的一个标签，但是，什么是精神疾病呢？当一个人被比他有权势或有权威的人说成有精神病时，那他就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人们通过主观判断所诠释的不一定准确，但我们又不能通过像血检、X-射线或其他客观的方法来做判断，因此，社会生活中标签无处不在（参见图3-1)。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的同事大卫·罗斯翰（David Rosenhan)把自己送进了全国各地不同的精神病院，而且课题组的学生也随他一起进行研究。每个人都去诊疗室说他们听到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声音，好像幻听，其他什么也没说。单凭这点就足以让他们被确诊为精神病患者，然后住院治疗。之后，这些假装是病人的学生再恢复其正常生活。多长时间别人才能发现他们原本就是正常人呢？答案是“永远不可能”。原先的精神病标签永远不能被取下来，他们要恢复正常人的身份，需要妻子、朋友或律师的帮助。

图3-1 标签的力量

相关研究也证明了标签的力量。如果告诉人们，这些学生曾经是精神病患者，人们的反应会比被告知这些学生失业了、正在找工作负面得多；如果人们被告知他们身边有一位成员年龄比较大，即使那位成员和他们同龄，他们也会忽视他所说的话，对他说话会又慢，声音又大。

人们很可能会采用或接受一种标签，即使这个标签没有具体的依据。之后，不管这个标签是否准确，这个标签都将与这个人如影随形。

更糟糕的是，我们也很容易毫无理由地给自己贴标签。一个经典的事例是，我发现自己在演讲时流汗了，从此就意识到，出汗说明我很紧张。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甚至会把自己定位为胆小的人。一旦我给自己贴上胆小的标签，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胆小？”然后我就会寻找合理的解释，比如因为我注意到一些学生离开了教室或是不注意听我演讲，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自己演讲得不好而感到紧张，而这种想法让我更加紧张。但我怎么知道自己演讲得不好呢？因为我让听众感到乏味无趣。因为我是个无聊的演讲者，因此而感到紧张；我想做一个好的演讲者；我感觉自己不称职；或许我本该去开个熟食店。如果这时突然一个学生说：“这太热了，让我汗流浃背，简直无法集中精力听你的演讲!”立刻，我就不再紧张或沮丧。但是假设班里所有的学生都很害羞，没有人说那句话，那我会怎么样呢？

我们经常依据站不住脚的表面现象妄下结论。一旦这个结论被第二次证实，我们就自然而然给自己贴上标签。解释自然就会带有偏见。我们相信一切能够证实这个标签的事，却忽视一切证明其不成立的因素。

起初，这些所谓的标签可能是错的，就像我提到演讲的例子。它会使人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外在因素转移到内在因素。在谈到“害羞”的定义时，也经常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正如女演员安吉·迪金森（Angie Dickinson)所描述的那样：

“我认为，人们说你‘害羞’时往往没有意识到害羞可能代表另一个意思——敏感，他们不懂或根本不尝试了解你的敏感。学着去忽略那些不在乎我的人时，我慢慢学会了信任自己。敏感，对于很多孩子甚至一些大人，是一种很好的品质。所以我不允许那些把敏感当成害羞的人把我推向无人知晓的角落。”

通过第2章中对害羞者研究的数据中，我们能够看到标签是如何起作用的。在产生害羞感的相同情境中，那些自称害羞或不害羞的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我们就原因和结果进行对比，只有一组人认为他们存在害羞问题，这是为什么？

客观地说，情境和经历并无不同，区别在于人们是否给自己贴上了“害羞”的标签。害羞者责怪自己，不害羞的人归咎于环境。“谁喜欢公开的演讲？它们是累赘!”那些不害羞的人如此解释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不自在感；与此相反，那些害羞的人却说：“因为我很害羞，所以表现很被动，我就是这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这样。”前者侧重于强调外部因素，这些原因也可以合理的解释：“这是正常的，不是吗？”然后他们就可以想办法改变这种环境，就像打开那个温度过高的教室中的空调，降低室温。

其他观点

哲学、文学和心理学关于人性的其他观点，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害羞。

例如，我们还没提及“个性化”以及以希腊悲剧为基础的“去个性化”之间的冲突。那些希望成为独特的、唯一的、被称为特别的或个性化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只能在生命循环中获得永生，或是成为合唱队中一位不知名的歌者，而不是成为一名杰出的悲剧英雄。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些害羞者的心理冲突：他们希望成为杰出的人，却恐惧被关注；或者他们因为害羞的表现而更加受到关注。

以激进派精神疾病专家莱恩（R.D.Laing)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观点提及长期困扰害羞者的不安全感。如果我们对自身的认同感取决于他人的认可——他们了解真正的我们，或者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的真实存在感也会被他人彻底毁灭。

理论就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它能吸纳一切。这里提及的每个理论都像市场上最好的吸尘器一样，具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宣传者。当我们要设计方案解决害羞时，应该灵活使用这些理论。从人格特质理论来说，我们要强调的是怎样改变标签，如何观察及理解害羞；依据行为主义理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那些不自信、无效率、涣散的行为达到治疗害羞的目的；而通过了解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我们会具有更敏感的洞察力，认为害羞可能是深层心理冲突的外在表现；虽然气质论有其局限性，但可以提醒我们关注婴幼儿的敏感性差异，为孩子提供更加理想的生活环境。归根究底，我们要挑战主流和优势的传统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剖析导致害羞的社会环境。

现在，让我们对在学校和家里都害羞的孩子们进行分析，来研究当其他人都在帮孩子们克服害羞的时候，一些家长和老师们又是怎样促成孩子们害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