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 敌意
敌意的主观体验
敌意一般在少年时期之后才会出现,具有遗传性(Yoon-Mi,2006),它由情感、认知和行为三部分构成,情感部分包括憎恨、烦恼、生气和蔑视等。敌意可分为经验性敌意和表达性敌意,经验性敌意是指经历敌意情绪的倾向,如憎恨和怀疑,它们没有被公开表达出来;表达性敌意包括通过身体和言语进行攻击,公开表达敌意情绪。
敌意是愤怒、厌恶和轻蔑的结合,其中,愤怒是敌意的主要成分。愤怒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以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来犯者而产生攻击行为。愤怒与其他情绪的结合改变了它的功能,成为表达来自外界现实的愤怒源的负性意向。轻蔑作为准备应付所面对的危险对手的一种手段而起作用,它以一种“我比对手更强”的优越感而激活去应付对手的情绪体验。由心理和社会的原因所引起的轻蔑,是在认知评价的基础上发生的,它往往伴随着复杂的妒嫉或怨恨而被诱发,并且在对某对象具有极端不尊重的态度时,轻蔑都是重要的情绪构成物。厌恶和轻蔑均对引起情绪的对象持否定态度,都属于负性情绪,厌恶导致躲避倾向,轻蔑引起冷淡和疏远。它们不像愤怒那么激烈,不会导致冲动行为。然而愤怒、厌恶和轻蔑三者的结合,却能产生有独特色调和独特性质的敌意情绪体验(孟昭兰,2005)。
近期研究发现,敌意是导致冠心病的一个高风险因素,它还能够有效预测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疾病、周边动脉症及死亡率(Smith & Ruiz,2002)。研究已经证明敌意和心脏病、周边动脉症、心绞痛及冠状动脉疾病有关(Smith,1992)。在健康行为模型中,敌意和酒精滥用、缺乏锻炼等不良的健康习惯联系在一起(Leiker & Hailey,1988),且和香烟、咖啡的摄入量、身体质量指数和卡路里摄入量呈正相关(Siegler et al.,1992);在心理生理反应模型中,和敌意相关的神经内分泌和心血管反应可能导致冠心病。具有敌意者更容易体验到愤怒,并对所处环境保持警惕以避免伤害,这可能导致强烈的生理和心理反应(Williams,Barefoot & Shekelle,1985)。
体验敌意的个体倾向于不喜欢他人,并且容易将这种情绪表达出来,敌对中的愤世嫉俗可能会增加患有抑郁障碍的风险,因为敌对态度、行为所造成的紧张生活事件以及较低的社会支持是抑郁的有效预测指标(Hermann,2010)。一项用时五年针对1413名成人的研究发现,愤世嫉俗性敌意和持续增加的抑郁倾向有显着相关(Heponiemi et al.,2006)。
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与敌意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敌意的强度更高(Everson et al.,1997)。国内有学者从家庭、社会、个人方面探讨敌意的影响因素。王海霞等(2010)发现,父母经常吵架、母亲过分干涉保护等家庭因素,以及神经质、精神质人格是中学生敌意问题发生的个体因素,个人情绪、社会适应、母亲意志、家庭气氛、师生心理交流是初中学生敌意的影响因素。
敌意的评价
库美敌意量表(Cook-Medley Hostility Scale)是敌意评估中最常用的量表,也称愤世嫉俗型敌意量表。量表的得分是冠状动脉当前疾病最稳定的心理预测指标(Bunde & Suls,2006)。该量表共计50个项目,被试做“是否”回答。如:“大多数人从内心里不愿意站出来帮助他人”、“不要信任任何人,这才是安全的”(Vella et al.,2012)。量表中关于愤世嫉俗、敌意的影响和攻击性反应共有27个项目,其中反向计分的项目有3个。测量结果高分者倾向于憎恨、怀疑、愤怒和不信任他人,但不大可能会以公开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该量表已发展出青少年和成人的修订版本。成人版本有23个项目,采用四点评分,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数越低敌意越高(Liehr et al.,2000)。
巴德敌意量表(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被认为是目前建构上最为谨慎的敌意评价工具,包括八个维度:攻击、间接敌意、易怒、消极、怨恨、怀疑、言语攻击和内疚,共计75个项目,被试做“是否”回答。后该量表被修订为攻击问卷。
Barefoot等(1957)的敌意量表分为六个维度:敌对归因、愤世嫉俗、敌对情感、敌对反应、社会回避和其他。
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包括敌意维度,可测量厌烦、争论、摔物、争斗和不可抑制的冲动爆发等方面,涉及思维、情感及行为。
对敌意的评价除使用自我报告外,也有在结合结构式访谈中进行的行为观察。在评估A型行为模式的结构访谈中,评分系统包括潜在的敌意、体验到的愤怒、声音模式和对于应答者行为的临床判断,潜在的敌意与表达性敌对的评价结果是相关的,其他结构也被用于评定敌对。然而,由于访谈要用较多的时间,而且培训访谈者并保证信度和效度是很难的,因此自我报告评价敌意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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