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卖的台湾

联合国救济总署属下的中国善後救济总署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在上海开始展开工作，那时要在台湾使用的经费已经分配了。最後在台北的中国善後救济总署机构设立了中央办公处；有一百个职员，包括由联合国救济总署指派去中国救总工作的半打的外国技术专家。

中国救总的台湾分署署长是钱宗起，他当了二十五年的陈仪的私人秘书。钱氏底下的三个副署长在大陆时也早与陈仪有长久的关系，对他的看法、作法、和工作标准都摸得一清二楚。

他们开始领薪领饷後的二个半月，中国救总才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二日在台北开幕。他们找了一群苦力去修理水管，但当二月十一日修理完工後，一经检査，被认为不满意，因此必须重新再做一次。大部分的水管於白天埋下去之後，夜间就被挖出运到上海！另外还有九个像这样的工程也是一样。所有的工作不是挖沟子就是搬垃圾。

中国救总在台湾的头六个月工作中，一共花了约二百八十万元的工程费，再加上几乎高达八百二十万元的「行政费用」。

联合国救济总署经过不断地催赶和刺激之後，终於说服了中国救总要他们把眼界放宽一点，从那些临时的失业救济之类的工作扩张到长期性的基本重振工程。台湾并不需要塡补式的救济，它所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振兴工作，这里只要一点救济就足够了。可是中国救总实在是太使他们失望了！联合国救总的负责人稍後提出这样的报告：

虽然有人在上海放了谣言，但我们的调查结果认为，台湾实在不需要什麽救济。这里的问题并不在於粮食不足，虽然生产确曾因为土地的过分耕耘和肥料的缺乏而递减。眞正的问题在於中国政府的无能。

中国人不懂也不想继续实施日本的配给制度，这制度虽然不使每个人有过多的食物，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饭可吃。中国政府反而向农民搜刮了一大部分的基本粮食和稻米，而且正在囤积居奇。农民以为新政府的搜刮稻米是在继续粮食的配给。虽然他们不喜欢这制度，但了解它的必要性，因此也只好把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大部分都没付款）。中国政府和军队并没好好的管制，使大家有饭吃，他们不是在台湾囤积居奇，就是走私偷运到大陆沿海的市场以高价出售谋得大利。这样造成了人为的粮荒，提高了粮价，然後政府再以高价售出取得利益，并使许多人得不到粮食。

这是中国人在台湾所造成的严重问题的开端，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在继续这样做。❷

在结尾的时候，这个联合国救总的负责人向他的上司报告说，最大的问题还在於保护肥料的配给以免落入鬼计多端的农林处长手中；另一个问题则在於与中国的卫生局局长鬪智。这两个人都由陈仪直接指挥。一个控制农会，掌管农民的肥料分配，另一个则控制医药品，这些都是在亚洲的市场极値钱的东西。在这两个特别问题之下，普遍的情形便是中国政府的贪污腐化和对於救济行政的浪费。

整个情形也并不是那清清楚楚地划分——「台湾人和外国人都是好的」，「中国大陆人都是坏的」——因为有几个中国救总人员是很有资历的中国大陆人，而且也很廉洁自爱，但是他们实在是太少了，太不重要了。以致於无法对整个局面发生有效的「牵制」。有几个人员到台湾来工作是因为看来确实可以大有一番建树的，可是到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救总工作的末期，他们个个都承认是完完全全地失败了！

也不是所有台湾人都是恶狼群中无知的羔羊；有些人发觉与陈仪的爪牙同流合污有利可图（何况同流合污要比批评安全得多了）；也有些做救济品的黑市市场，生意做得非常成功。

联合国救总的主要医务官员贺薛（Dr. Ira D. Hirschy）把中国政府对公共服务问题的态度归纳说：

⋯⋯联合国救总与中国救总，这两个机构以及他们的成员所怀的目标并不相同。联合国救总为达成其任务正从事慈善的施与，而中国救总却抱着经商谋利的态度，只关心赚钱。❸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以後，外国技术专家们走遍了全岛，看过每个地区的情况，并与各经济阶层的人谈过话。有个社会福利官员对中国救总人员中一个眞正希望好好干的人，有下列的评语：

⋯⋯中国救总之中的某某是个不寻常的人。他说：

「⋯⋯我们不能也不该答应这些人民要怎样怎样，除非我们眞的能够办得到这些承诺。」他是坚持这个原则的⋯⋯他还特别觉得除非能把现在这个贪污腐化的政府推翻掉，人民要想有何进步实在不可能。

我曾经跟许多中国人谈过，他们都小声地偷偷告诉我，他们觉得除非他们能够有办法除去高阶层的贪官污吏，否则什麽计划都是没有希望的！⋯⋯有一个说他在大陆当时的政府统治之下早已放弃任何成功的奢望，後来他看到来台工作还有一线生机，他以为再从头做起也许可以做点事情使工厂再开工，可是他住的城里正因为人民的饥饿和失业而使犯罪一天天在增加。当我最後一次遇到他时，他正想要辞职而且已经失望到了极点⋯⋯。

我和许多台湾妇女谈过话，她们都是既苦干又勇敢的人民。她们正在设法重新组织托儿所和服务工作。她们想重组养老院和救济所。她们兴趣於⋯⋯老年人和生病者的容纳所⋯⋯我们曾帮过她们重新组职⋯⋯可是我们从没奢望过我们的工作能耐多久⋯⋯那些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好像从来就没办法维持一个计划，就是让他们实际地去做去了解也还是一样。当然这也有例外，但是像医院、学校、和公共卫生的设施及公共福利机构，在这个政府统治之下是一个个地垮了下去。台湾既使只有一点最起码的社会福利也能很快乐地运行，因为一般民衆都很有反应，非常热心於学习如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❹

联合国救济总署人员曾仔细地分析过救济和振兴的需要，同时也做成建议以便於采取措施。而将控制和分配救济品及劳务的工作保留给中国救总。事实上联合国救总的意见只在每周的台北行政会议上被很有礼貌地接受了，但也很乾脆地被置之不顾。居然有许多中国大陆人惊讶地认为联合国救总未免太幼稚了，竟希望他们把那些物资浪费在台湾人身上。虽然联合国救总的地位仅限於顾问和建议，他们至少还能运用一点影响力来控制中国救总的行动，尽可能禁止救济品被当作商品出售。

出卖救济品的生意是很好赚的。中国救总出售的工业用电缆就净赚了百分之百的利益（几乎六百万元台币）。我们应该记得中国救总向联合国救总报了一亿九千万美元的「行政费用」，这个数目并不包括他们在工作上向人民赚取的「行政费用」。在台北，中国救总接到命令把百分之十的救济面粉卖出去，以做为分发其余救济面粉的费用。联合国救总发现，原来中国救总利用这个藉口，竟把百分之七十五的面粉全卖了出去，净赚了约三十万元的美金。

这些骗局和广泛的投机，花样之多眞是罄竹难书。有个陈仪属下的高级官员控制联合国救总进口的种牛，当然也把几百万元的保养经费一起控制起来。此後关於那些牛和台币的事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这个官员也接收日人的制冰和冷冻工厂及其他的生意，全盘移到他私人的财产之中，当然名字不是挂他的。这件事使他与联合国救总引起正面冲突。因为制冰所需的氨气当时相当缺乏，而联合国救总进口了不少可以提炼出氨气的化学肥料，但这些化学肥料又正好由陈仪底下的爪牙人马去分赃配发！

我们估计，陈仪和他的喽罗们从这些大量的化学肥料的入口、分配和出售中，净赚了几百万美元。

联合国救总上海总部曾同意让化学肥料在台湾以仅够支付分发费用的价格售给农民。陈仪於是马上又私设了一个机构（其实根本无此肥料必要）专门负责分发的工作。工作人员的高薪以及行政费用当然是从肥料出售所得扣下。

台北的联合国救总曾经做了示范。农民买肥料时按照肥料的种类付钱，每磅价格不超过台币三分六毫到五分之间。结果中国救总分配第一批的一千吨肥料时，每磅收费是自八分到十分不等，因此大约净赚三十万元美金。

第二批肥料一共五千吨运到台湾时，台北的联合国救总设法把政府剥削台湾农民和外援的事实公开出来。结果陈仪的人马还是照样如法泡制，这次赚了美金约五十万，更有甚者，中国救总的卸货装货及储藏记录，一经对照之下，发现百分之二十的货品在转手之间就消失无踪了。调査的结果显出，眞正的损失平均为百分之零点四（千分之四）。几乎百分之二十的肥料就这样被偷藏起来转到黑市，或被那位拥有制冰工厂的处长挪为己有了。

为了避免外国人的干预，陈仪和他的处长喽罗们很狡滑地建议由台北的台湾政府出面向上海的联合国救总购买肥料二十万吨，这样一来中国救总就无权过问台湾肥料的交易，也可因此摆脱在台湾的联合国救总人员给他们的难堪。假如这一个招术耍得成功的话，陈仪和他的爪牙可以赚得不下一千两百万美元，或甚至多到一千八百万美元，全视「救济肥料」之种类而异。

当这个议案还在洽商之时，台北就爆发了反抗陈仪的事件了。因为这个重要的肥料分配工作影响每个村落的农户，所以联合国救总和中国救总的冲突到处都被农民讨论着。农民正在种植季节，急於取得肥料来用，陈仪的爪牙却一点也不急於分配肥料，因为只要那些肥料储放在政府的仓库中，他们就可向联合国和中国救总报帐取得储藏费。农民知道外国人是在帮忙把肥料尽早分出，但政府却故意躭搁分配工作。他们同时也晓得外国人在帮忙阻止大量的物品被偷走。

联合国救总在高雄的记录指出，货物在转手之间损失的百分比竟高到反常的现象，调査官夏雷（Ray Shea）注意到上船打工的女工们好像在工作时一定都要肥胖许多。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而且胖出来的重量都更奇怪地分布在裤管的地方。进一步调査发现，她们穿的是一种可以当做袋子的裤子，她们从船上岸时裤袋里装的肥料比人还要重！

联合国救总看到振兴工作的每一细节都发生诈欺的事情，他们怒发冲冠地眼看根本的复兴机会已被浪费，人民的生活程度降低到和中国大陆几乎一样。例如电力本来是多得有剩，但服务却不可靠，电费一直增加到不能再增加。有一家台湾人的小矿场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时付出的电费是每月五千元台币，可是四个月後（一九四六年三月）电费高涨到十六万元台币！

许多小商舖和小工厂都付不起电费，许多人因付不起电费，只好用起十九世纪用的油灯和蜡烛。

有大量的煤炭可以使用，并且许多小工厂要是能够获得燃料的话，只要给予些微的帮助就能够恢复工作。但是一经调査便发现，陈清文控制下的铁路局因为载人有厚利可图，所以常常拒绝载运货物，因为货运旣麻烦又薄利。官方的藉口是汽锅管和润滑油不够，当然他们把这个责任推在美国和联合国救总的身上。

电力和运输一崩溃，整个台湾又退步到十九世纪的生活程度；但是等到正常的粮食补给也被切断时，革命抗暴的眞正危机才来临。

1. Edward E. Paine（UNRRA报告官长）：〈UNRRA计划的记要〉（1946~1947，没时间登记），共10页，复印本。
2. 台湾UNRRA的医学官长Ira D.Hirschy：《病态的社会，很难才能复原》（The World is Sick, the Cure is Difficult）（檀香山，夏威夷），12卷第2册，1948年4月，9~15页。
3. 台湾UNRRA的社会福利官员Mary Mumford的信，1948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