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卖的台湾

一九四六这一年是个经济灾难的年头。物价不断上升，生产下降，台湾失业民衆到处都成严重问题。在台湾唯一快乐的人是那些处长官员们和他们的朋友。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忙着将台湾的产业资金转换成金块金条，以便安全地收藏起来，藏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不会惹人注目。

财政处长一个人就控制了三部钞票印制机，在一九四六年一整年忙着大印钞票。台湾银行的职员告诉我说，到底印行多少总额的钞票根本没有人留下记录，而且法外印行的钞票也不知道有多少！新印的钞票应循什麽法律途径应市也没有明文规定。在一次破获的印制伪钞案中发觉，原来财政处里的自己人在包庇大宗伪钞的印行！

在五月与十二月之间，所有日币都逐渐收回。代替的新币票面虽印出一幅郑成功在一六六二年击败荷兰人的画面，象徵中国人初次胜利把欧洲人击出台湾岛，但这些新币却是陈仪向纽约订制的，然後运到上海再辗转运到台北来。新钞发行的当天，台湾银行预备发行的总额为二百六十万。当天早上有个中国大陆人跑到台湾银行的一个出纳窗口，他带着一个箱子，里面不下三百万元的新币，说要开个新户头，把钱全部存进去！

我这个出纳员朋友当即报告银行管理员，要这个人说明钱的来源。他解释说，宋子文的一个助手在上海给他这些钱，算是私人的交情。这场问话马上就终止了，因为他说出了一个没人敢动弹的名字！

政府官员还分赃大量的红利、「海外津贴」以及低价的粮米。这在膨胀的通货上又再加上了压力。工厂和生产企业一家家地倒闭了，货物愈来愈少。台湾事实上已成为巨大的强盗市场！

台湾人埋怨说，他们每装好一船货物运出港外，就运回一船贪婪的中国大陆人。没有几个来自大陆的人是打算在台湾长久居住的。个个都想在最短时间内赚到最大的利益。我们最後得到的结论，不管政府也好，私人也好，他们没有一个会对任何不能赚到百分之百以上利益的交易感到兴趣。日本人曾经估计台湾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才能使得一个普通中庸的生意赚回初期的资金，可是这些新来的中国人对於台湾的长期投资根本不感兴趣。例如，日本一个有名的渔业专家前根久一被陈仪政府拘留下来当他们的顾问，帮助海产工业的复原工作。

他为政府准备了一些计划，计划中需要发展船队、技术训练学校、市场，加上一个十年的长期资本投资。结果陈仪的亲信马上重新拟过计划，要美国的机关提供资本，但计划中没有保养、发展、训练和偿还资本的办法和余地。他们要的是眼前马上的利益，同时要获得两倍於前根计划所得的利润。

前根只好放弃了，他知道即使想取得允许不再当「顾问」都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他知道太多农林处大小官员个个都参与走私的秘密，於是有一天他就失踪了，後来在东京再出现，国民党已对他无可奈何。

这是个彻底的「奸商政府」；那些处长们及属下官员并没兴趣恢复及增进台湾的生产，他们兴趣买空卖空。财政政策公然被操纵用来增进新来的大陆人的利益，并用以除去台湾人私人企业的竞争。

财政处长把所有税收的数字列为机密，只把经费的预算公布出来。公开的声明和实际现实几不相称。例如，政府的预算指出已将几百万元分配给教育处，可是当地方学校行政人员和敎师准备领钱支薪时，教育处的帐簿里却空无一文。假如这些钱眞正地拨发到教育处（无人知晓？），大概从财政机关到学校之间经过太多手脚了！

日本的专卖制度简直是国民政府的贪官汚吏最好的用武之地。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共有十家私人公司领有执照可代销专卖局的产品，政府自己只有制造与加工。在陈仪的统治下，政府本身控制分配和销售酒类、火柴和樟脑。食盐专卖则另由其他部门负责，成为全国食盐专卖制度。政府宣布说要废止麻醉药品的专卖。

虽然名义上只有五种商品是由专卖局控制，事实上各色各样的物品几乎都受政府管制，常常是经过政府内部几次买卖易手之後，才到达台湾或上海的消费者手上。每次文件易手就给有关人员赚上一笔利益。

也有一部分新来的人不幸被派到行政工作而没有直接参与生产和商业，他们只好替自己设计些榨取肥水的办法。我有一次在偶然机会下发现其中一种，事情虽小，但影响奇大。

我家住在从城里通往士林郊区的大道边。有一天一部满载的牛车在我家门口发生故障。我正好从车旁经过，而注意到车子装满了书本，书皮尽被撕去了。他们告诉我说，要把那些书搬到士林的一个小制纸工厂去。当我发觉我有个认识的人在那工厂做事时，我请他把有关台湾的书卖给我。他告诉我，工厂每个礼拜都收到几吨的书和统计记录，只要是纸做的都行。他又说这些大部分是来自学校图书舘和政府办公室的卷宗。是被中国人取过来的。有许多资料的确是盖着有名的机关印章，从国民小学到政府高级办公室。这些新来的中国人看不出那些日文书籍的用处，所以把它们从後门偷偷地卖出去，把赚得的钱往自己口袋里送。在这个时候，我发觉许多大陆的行政人员和教员自己做起私人生意，卖起学校的用具，同时限定学生必须向他们购买纸笔。

接收的纸厂所造的新纸都保留为政府专用。政府用完剩下的纸则分配给批发商和零售商。当时他们规定纸张的配给。在分配的过程中，政府的官员便趁机取得大量纸张，然後等到纸张因配给而价値高涨的时候，他们再把纸张卖到黑市去。

这样形成了严重的缺纸现象。战前正常的纸张用量大约是每年两千四百吨，台湾的纸厂本身一年生产四万吨左右。联合国的救济总署人员在一九四六年时估计，在适当的管理下，当时台湾的纸产每年可提高到五万吨左右。一九四六年五月，政府新成立的台湾纸业公司在当时是全中国规模最大的。其中有一个工厂设在基隆南方的罗东，以前曾经供应过台湾的五十六家报纸和出版公司。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个中国的经理把它接收了，同时拘留所有日本技术专门人员继绩造纸。他们马上告诉他，这个工厂有一部分重要原料和零件只能维持两个月之久。当这些原料用完後，他们只好巧妙地利用代用品使工厂继续不断地生产下去。等到他们通知这位经理之後八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六月），经理终於回答这些日本专家说在年底之前大概什麽办法也办不到。结果这些日本人只好放弃了，他们终於要求遣送回国。

工厂一家接着一家地倒闭了。从原则上看来，「假如卖不出成品的话，只好卖工厂了！」中国的经理们都不愿暂时做亏本生意来减轻失业问题，或将盈利用来作为资金的重建。假如一家工厂的产品不能马上销出去的话，工厂的生产器材便要卖出去了。先从囤积的原料卖起，然後卖成品，最後才把工厂整个拆下卖出。能够逐件卖出的零件先被卖出，然後整个工厂的支架才被卖出，运到上海当废铁去了。

最好的例子莫过於嘉义附近的热带化学工业公司了。这个工厂雇用一百多个工人，把来自八百多个农场的树薯根（cassava root）经过加工制造。在有组织的民众反对声中，这家公司的新经理不顾一切将工厂解体，把机器当废铁出售。这些生产树薯的农家便没有市场可卖了，而工厂工人也因此失业。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嘉义附近的一家工业酒精工厂（这家工厂是远东最大的）。他们让它完全失修，终於停止生产。一个拥有三千二百名雇员的工厂被削减到只剩下一百三十个修护工人。工厂的大部分厂架也被当作废铁搬走了！

偶而我们也观察到几个能干的人在办事，但平均说来都极其无能。例如，一个来自上海的前任基督教靑年会（YMCA）的工人，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凤梨公司台中分公司的经理。

在丰收的年度，种植凤梨的耕地多达二万五千亩；台中曾经是世界最着名的凤梨产地。一九四六年，远在夏威夷的凤梨工业专家都来台中参观。这位台中的经理带着专家们出去参观。当他们从台北乘车南下，途经西岸附近的沙丘，忽然这位凤梨公司的经理极度兴奋地指向第一株「凤梨」，使参观的来宾目瞪口呆不敢信以为眞。原来这位经理指给他们看的，竟是不能吃的露兜树，一种海边的野生植物，根本与凤梨风马牛不相及！

当时的台湾茶叶公司的经营刚刚才上轨道。台湾原是世界上有名的茶产地，国际声誉相当高；在一九三九年的外销茶量就达一万三千二百公吨。新任台湾茶叶公司的董事长是葛秘书长的弟弟葛敬应，有一天他带了三包半磅的茶叶到美国领事舘来（大概是每包送给一个领事吧），包装纸上笨拙地写着：「advertisement」（广告之意），他说：「请领事把这些送到美国，为我们的茶叶生意宣传宣传！」

贸易局是陈仪本人最感兴趣的部门。许多商品的制造商都必须把商品按规定价格宝给贸易局，再由贸易局卖到各地方的市场或运到上海去，於是从中「赚取国家资本」。经过五个月的时间，陈仪宣布说贸易局已为「公家」赚取了二亿六千万的台币。但根据在贸易局工作的人士及与贸易局有密切关系的人私下说，实际上贸易局赚得的钱至少在公开数字的十倍以上。

就连陈仪公舘的自己人也都被贸易局的贪汚腐化吓了一大跳。南京方面接获消息说，陈仪自己太不像话地从中取去了一大笔利益。於是从中央政府派来的调査人员命令将贸易局长加以逮捕，但是当调査团一离开台湾，贸易局长又马上被释出狱，「因为证据不足」，他也逍遥地离开台湾。

这里只要举个例子就可说明贸易局的手法。大量的橡皮原料接收之後落入工矿处的手中，由工矿处负责制造脚踏车车胎、鞋子和其他橡皮产品。这些成品在市场上以惊人的高价出售。经过民衆强烈的抗议之後，贸易局出面解释说，他们只赚百分之十的利益，民众不应该抱怨。技术上说来，这个百分之十的数字是正确的，但一经调査立即露出狐狸尾巴来。原来他们与工矿处的包处长的爪牙暗通声息，先把橡皮价格提高六倍（百分之六百）之後才卖给贸易局，贸易局在这个提高的价格上再赚取百分之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