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华府观点-被出卖的台湾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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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华府观点

一九四五年仲夏，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掩蔽了一个重大的技术问题。日本是向盟国投降的，而不是中国而已。台湾是日本的管辖领土，而其管辖权之转换，没有和平条约之拟定、同意、和签字是无法成立的。

罗斯福总统之突然死亡，使杜鲁门总统肩起巨大世界责任。罗氏事实上一点也没有替杜鲁门为这桩事作准备。新任总统倚重最高军事统帅们的意见和简报，许多具有长期政治後果的基本决定都基於军事观点，而非政治观点。

在西方，艾森豪的决定准许苏联占据布拉格和柏林，就是导致严重政治後果的例子，至今我们尚受其影响，在远东，麦克阿瑟将军的决定准许中国人占据台湾是一相近的对比。

对此，国务院必须负责。因为杜鲁门根本不知道台湾，他的国务卿也不清楚台湾的事。国务院内较年轻的人们——「中国第一者」——似不曾努力将台湾问题提到愼重的政策讨论阶段，因为他们早已决定不应该有台湾问题这一回事。

其实，在一九四四年就有了台湾问题，一如今日的台湾问题一样确实存在——并且在当时就可预料到台湾问题的发展。台湾这一岛屿很早以前就由离开中国故土的汉人居住着，他们有几世纪与中国分离，且具有独立开拓的传统，所以，一八九五年它很容易地由中国割让给日本。在日人指导下，经过五十年高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台湾已变成繁盛富饶，人民生活水准也高过任何一省。台湾领导人倾慕西方世界。威尔逊十四点原则和人民自决的原则，予台湾分离传统一个形式和指针。受很好教育的台湾人无法和残酷的日本殖民治警相妥协，大多数离开台湾，但保守温和的领导人——一群拥有田地的新兴中产阶级——组织地方自治运动，他们通过这运动，继绩要求在帝国体制下实行自治。当他们正弄出一些成绩时——痛苦且缓慢地——日本已接近战败。

国务院虽完全清楚这事，但一九四四年时，已决定未解决中美间重要问题前，中国必须统一——不管在何种统一之下。当然，问题在「何种政府」？

差不多一世纪多，美国人迷恋着中国；中国的敌人变成了白人的负担——至少是美国人的负担——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形。一再地，每当中国利益和美国利益相冲突，中国总是占上风。我们与中国外交关系，已与传教企业和情感利益如此密切交融，已无法再有能力作客观评判。每当有人倡议：至少在条约草拟好，或中国问题达到一总解决前，我们应可静静地保留美国和盟国在台利益——而种提议总遭到愤怒的驳回。

一九四四年中，我们驻中国大使舘的观察者已下定论，若没有奇蹟出现，「国家领袖」的蒋介石已注定失败了，我们或可用贷款和军事补给保住他的地位，但中国一般人民已厌倦、猛醒、且急着要甩掉他，当时的情势已急迫到需要找出其他领导者和受支持的政策来取代蒋大元帅和国民党。於一九二七年崛起的共产党领导者，卽以其组织向蒋氏挑战，他们在中国西北日渐增强，这是当时唯一的蒋氏代替物，并且他声称将「改革」。蒋氏在其辖地内，不许共产党或第三党出现。

虽然如此，我们驻中的军事将领一意要与日作战，他们不愿「自由中国」有分裂的政治波动，不愿见到已建立的组织系统或指挥系统，有任何混淆不确定的因素存在。虽然蒋氏从任何标准看都不是一个杰出的军事人才，但他控制国民政府陆军，并至少尚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军人想在日本被打败前，在中国内战中取胜。

一九四四年，美国驻华大使克拉连斯・高斯，他是一位极熟习中国事情和权谋的职业外交家。他的周围有一些极有能力的年轻官员，他们会讲中国话，熟知许多行省及其种种问题，虽然他们不完全同意种种要求更换当权者的提议，他们却一致同意，美国政策和其利益所依靠的蒋介石是一极无能力的人物。

针对这一混乱局势，罗斯福总统派出赫利少将当其「私人代表」，他在赴中国途中，停留莫斯科，当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夫劝说赫利，苏联与中国政府友善，不会在内战时支持中国共产党。赫利——这位孤寡自负「知道所有解答」的人——也停留延安，晤谈逃藏至该地的共产党领导人。最後，他在重庆与国民党人会谈。从这些经历，他作如下的结论：

⑴共产党人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人，他们正为民主原则而奋鬪；⑵一党一人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并非法西斯，它正为民主原则而奋鬪。❷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赫利抵重庆；十一月一日，高斯大使辞职。顶高斯之职的赫利，不久卽知他没有获得大使舘职业外交人员的信任。这些人员已准备要让华府知悉，他们不同意赫利对事件和政策的解释。舘内空气之紧张，终至无可忍受。这一情势是被用来取悦国民政府人员，供与老练的人（国府人员——译者按）混水摸鱼。不久，大使便鼓吹强烈亲蒋政策。差不多一年，遥远的重庆大使舘充满混乱空气，终於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六日，赫利离职他去。

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特别函件中，赫利少将严厉指控那些就对中政策表示不同看法的外交人员，如此一来，美对中关系遂步入一微妙可笑的时期；由久未执政的反对党（指共和党——译者按）下院议员带头，正找着政府毛病，於是抓女巫时期便开始了。愤怒的赫利先生曾主张，除少数意见能为他所赞成的职业外交人员可以留职之外，其他的均应将之驱出政府。在他辞职两周内，一些人遂受召列一个不友善的国会委员会。政治迫害已经开始了。

立刻，外交人员认识到了：只有无光彩的报告和卑屈地顺从亲蒋政策，否则任何人就要冒被公开侮辱、接受「忠贞调査」、以及被解聘的危险。

赫利以极不切实际的「国共合作政策」企图促成中国内战的终止。为试行这个政策，马歇尔将军被派前往中国，但双方均无诚意履行在协议上所作的种种承诺。当合作政策最後被证明无望，马氏颇受国共双方谴责，说其表里二心，而赫利更加油添醋，指责那些预见此政策行不通的外交人员。不久，所有批评蒋氏的人都遭非难，被说成是出卖美国利益的人或可能是共产党同路人。

从华府观望台湾问题，对照当时中国卽将爆发内战的局面，简直是不见影踪。中国既早已要求立即单独控制台湾，且坚持开罗宣言已自动将台湾主权复归中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国务院也没有就中国主张提出重大声明。当时消息灵通的海军高级军宫，虽不愿美国毫无保留地放弃盟军的在台权益，但军部和白宫却正受「送子回家」运动的重大压力，父母们相信战争已结束了，国会也持此看法，所以在台湾发展新的、「不需要」的占领力量，根本就不可能取得国会支持。麦克阿瑟当时是盟军驻东京最高统帅，面对占领日本的巨大问题，很愿意将分割接收工作的权力交给他人。旣然台湾已承诺交给中国，而且愈早愈好，我们便可减少问题。中国城市正进行着激昂恶毒的反美宣传，任何移交的延迟，将导引中国的反外感情达到危险程度。

这种论调堪称正确。但这是一篇危险的推理；我们显然正将这岛屿当作一块刚被日军侵占的不动产，并且我们将五百万台湾人当作动产，不经询问他们的意愿，而硬把一主权移交给另一主权。（一八九五年，日本曾予台湾人两年缓冲期间去选择国籍）毕竟，「中国第一」或「传教政策」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