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释】
秦朝末年的隐士黄石公的《素书》共有六章。大多数人以为黄石公在圯桥传授给张良的《素书》就是《三略》，这实在是以讹传讹啊。
西晋时期，天下大乱。盗墓贼发掘了张良的坟墓，在头底下的玉枕中发现了这本《素书》，共计有一千三百三十六字，上面题有秘诫说：‘不允许将此书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否则必遭祸殃；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传人而不传授，也将遭殃。'可见像《素书》这样一本关系到天下兴亡、个人命运的‘天书'，是否要传世，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情！
当年黄石公遇到张良这样的豪杰，经过几次无情的考较后，才慎重地传给了他；张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只好将它和自己一起带进棺材。五百余年后，因盗墓贼得到了它，才从而使这本‘奇书'得以在人间流传，然而公之于世的，也只不过是黄石公的极其简略的言词，至于其中的玄机深意，浮浅的言语怎么能穷尽呢？
我与人议论到古人时曾经讲过，天道和人道，何尝不是相辅相成呢？对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古代的圣人贤哲都能够心领神会并尽心竭力地去顺天而行。比如帝尧，恭敬地顺应上天的法则就像敬畏上帝一样；舜遵循天道建立建全七种治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制度；禹依据自然地理的实际情况把天下划为九州；傅说向殷商中期的继承人武丁讲述天道的原则，才使商朝得以中兴；文王‘法天象地'，才推演发展了八卦；周公效法天地四时的规则建立了封建官吏组织，同时设立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负责调和平衡陰陽；孔子觉得天人之道太奥妙了，常常不愿意轻易谈论；老子却用‘无'与‘有'来概括天道运行的规律。托名黄帝的《陰符经》中说：‘对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了然于心之后，思想才会处于一种自由 状态，于是就会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万事万物的变化都由我来主宰。'一个人的道行到了这种地步，神鬼变化都无法逃脱其谋术，更何况类似刑罚、名实、制度、相卜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呢！
黄石公是一位秦时的世外高人，他传给张良的这本书，词语虽然简略，但含义却很深邃，即使尧、舜、禹、文王、傅说、周公、孔子、老子也无法超过他。他知道秦朝就要灭亡，汉朝即将兴起，因此把《素书》传给了张良，让他替天行道，帮助刘邦灭秦兴汉。张良虽然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但他又怎么能完全精通这本书的奥妙呢？张良之所以能成为千古流芳的张良，功成名遂，全身而退，也只不过用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二罢了。
当年韩信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很恼火，但又是用人之际，刘邦不能得罪韩信，张良正是运用《素书》上所说的‘陰计外泄者败'这一谋略的基本法则，暗示刘邦答应了韩信的要求，才使他能最后打败项羽。当天下初定，众功臣因没有得到封赏而策划叛乱的时候，张良根据‘小怨不赦，大怨必生'的人情世故，劝汉高祖首先封赏了与他有隔阂的雍齿为什方侯，从而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一场爆廷内乱。
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陽的时候，刘邦一筹莫展，谋士郦食其建议刘邦重封六国的后代，以争取镑国君臣百姓的拥戴，张良知道这一决策不是出于真正的仁爱之心，根据‘决策于不仁者险'的原则，说服了刘邦，把已经赶制好的印信全部收回，才使刘邦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素书》上说：‘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张良采用了这一明哲保身的至理，抛弃功成名就后的荣华富贵，飘然出世，避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清风明月为侣，逍遥自在地度过了一生。真神妙啊！
张良只用了《素书》中一些残渣余唾，就推翻了秦王朝，打败了项羽，辅佐刘邦统一了天下，如果能领会其中的精华奥义，进而有所发挥，灵活运用，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自从汉刘氏一统天下、九合诸侯后，诗赋文章蔚然成风，蓬勃发展，但是真正认识、掌握宇宙大道的哲人却寥寥无几。诸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十六国时的王猛、初唐的房玄龄、唐宪宗时的裴度这些名臣，虽然被世人称作冠绝一时的贤相，但他们对于道为何物，连其依稀仿佛的皮毛也并没有领会多少，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还算不上是通晓‘天道'的神异之才，造福苍生的圣贤之士，所以没有那个福气得其真传。
‘天道'的真谛可以这样理解：‘道'的存在‘离有离无'；‘道'化为真气后，就成了一种‘非有非无'的物质，可以将其叫做‘神'；如果谁能永远持有这种‘神'的状态又不显露出来，就是‘圣人'；保持在这种无形无状的境界中又能随心所欲地将之生化为万事万物的人就是‘贤人'。
正道章第二
注曰：【道不可以非正。】
王氏曰：‘不偏其中，谓之正；人行之履，谓之道。此章之内，显明英俊、豪杰，明事顺理，各尽其道，所行忠、孝、义的道理。'
释评：天道之体用，既已心领神会，那么为人处事就要顺天道而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德君子如有凌云之志，就应当德、才、学皆备。信义才智，胸襟气度，缺一不可。如此者，便是人中龙凤，世间俊杰。这才是做人的正道。
德足以怀远。
注曰︰【怀者，中心悦而诚服之谓也。】
王氏曰：‘善政安民，四海无事；以德治国，远近咸服。圣德明君，贤能良相，修德行政，礼贤爱士，屈已于人，好名散于四方，豪杰若闻如此贤义，自然归集。此是德行齐足，威声伏远道理。'
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
注曰：【有行有为，而众人宜之，则得乎众人矣。
天无信，四时失序；人无信，行止不立。人若志诚守信，乃立身成名之本。君子寡言言必忠信，一言议定再不肯改议、失约。
有得有为而众人宜之，则得乎众人心。一异者，言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不使人分门别户。
赏不先于身，利不厚于巳；喜乐共用，患难相恤。如汉先主结义于桃园，立功名于三国；唐太宗集义于太原，成事于隋末，此是义足以得众道理。】
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注曰：【嫌疑之际，非智不决。】
王氏曰：‘古之成败，无才智，不能通晓今时得失；不聪明，难以分辨是非。才智齐足，必能通晓时务；聪明广览，可以详辨兴衰。若能参审古今成败之事，便有鉴其得失。
天运日月，照耀于昼夜之中，无所不明；人聪耳目，听鉴于声色之势，无所不辨。居人之上，如镜高悬，一般人之善恶，自然照见。在上之人，善能分辨善恶，别辨贤愚；在下之人，自然不敢为非。
能行此五件，便是聪明俊毅之人。
德行存之于心，仁义行之于外。但凡动静其间，若有威仪，是形端表正之礼。人若见之，动静安详，行止威仪，自然心生恭敬之礼，上下不敢怠慢。
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明可以鉴察自己之善恶，智可以详决他人之嫌疑。聪明之人，事奉君王，必要省晓嫌疑道理。若是嫌疑时分却近前，行必惹祸患怪怨，其间管领勾当，身必不安。若识嫌疑，
便识进退，自然身无祸也。'
释评：崇高品德的精神力量就在于他能使远方的人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顺。武力征服只能使人暂时屈从，道德感化却使人永久心服。我泽如春，人应如草。道德的力量，有如春风春雨，万物无不受其恩泽。
凡事讲信誉，可以消除猜忌，使万众一心，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办事公道，勇于负责，就会给部属带来一种满足感、信任感，这样的领导，自然会得到大家的拥戴。
博学多才，可以洞古彻今，通情达理，在寔践中善于以古今中外为人处事的成败得失为借鉴，这样的人，自然会无往而不胜。
明察秋毫而又人情练达，才能做到既知善任，又宽厚容人。在这样的领导人 面前，坏人坏事无法藏奸，难以避免的失误又能得到谅解。这样，手下的人才会充分发挥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更大的成绩。
德行高尚，恪守信用，办事公正，博学多才，明智通达——具备这五种品质的，就是人中之‘俊'。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注曰：【孔子为委吏乘田之职是也。】
王氏曰：‘诚信，君子之本；守己，养德之源。若有关系机密重事，用人其间，选拣身能志诚，语能忠信，共与会约；至于患难之时，必不悔约、失信。
掌法从其公正，不偏于事；主财守其廉洁，不私于利。肯立纪纲，遵行法度，财物不贪爱。惜行止，有志气，必知羞耻；此等之人，掌管钱粮，岂有虚废？
若能行此四件，便是英豪贤人。'
释评：行为能够被人奉为楷模，起到表率作用；在功名利禄、是非恩怨的复杂矛盾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大智慧判断，处理这些很容易使人身败名裂的问题；说一不二，一诺千金，一旦首肯，即便吃亏受损，决不反悔；重义轻财，一心为公，能与下属有福同享，同甘共苦。具备这些品质的，就是人中之‘豪'。
虽然美色、功利、私情......都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然而，真正的智慧是不会为其惑乱的，而且，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在这些引诱面前可做出冷静、正确的抉择。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注曰：【迫于利害之际而确然守义者，此不回也。（临难毋茍免）】
王氏曰：‘设官定位，各有掌管之事理。分守其职，勿择干办之易难，必索尽心向前办。不该管干之事休管，逞自己之聪明，强搀览而行为之，犯分合管之事；若不误了自己上名爵、职位必不失废。
避患求安，生无贤易之名；居危不便，死尽效忠之道。侍奉君王，必索尽心行政；遇患难之际，竭力亡身，宁守仁义而死也，有忠义清名；避仁义而求生，虽存其命，不以为美。故曰：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临患难效力尽忠，遇危险心无二志，身荣名显。快活时分，同共受用；事急、国危，却不救济，此是忘恩背义之人，君子贤人不肯背义忘恩。如李密与唐兵阵败，伤身坠马倒于涧下，将士皆散，唯王伯当一人在侧，唐将呼之，汝可受降，免你之死。伯当曰：忠臣不侍二主，吾宁死不受降。恐矢射所伤其主，伏身于李密之上，后被唐兵乱射，君臣叠尸，死于涧中。忠臣义士，患难相同；临危遇难，而不茍免。王伯当忠义之名，自唐传于今世。'
见嫌而不苟免。
注曰：【周公不嫌于居摄，召公则有所嫌也。孔子不嫌于见南子，子路则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注曰：【俊者，峻于人也；豪者，高于人；杰者，桀于人。有德、有信、有义、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
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
至于杰，则才行足以名之矣。然，杰胜于豪，豪胜于俊也。】
王氏曰：‘名显于己，行之不公者，必有其殃；利荣于家，得之不义者，必损其身。事虽利己，理上不顺，勿得强行。财虽荣身，违碍法度，不可贪爱。贤善君子，顺理行义，仗义俦财，必不肯贪爱小利也。
能行此四件，便是人士之杰也。诸葛武侯、狄梁，公正人之杰也。武侯处三分偏安、敌强君庸，危难疑嫌莫过如此。梁公处周唐反变、奸后昏主，危难嫌疑莫过于此。为武侯难，为梁公更难，谓之人杰，真人杰也。'
释评：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富于敬业奉献的精神；面对义与利、生与死的冲突，能够毅然决然地舍生取义，挺身赴难，决无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令智昏之类，丧失人格、气节的卑劣行径。功名利禄摆在面前，可以自由 攫取。然而，首先要问一问是不是理应所得？孔子年青的时候为了挣钱糊口，也曾给人家管过仓库，放过牛羊。
处在容易被人误解、猜疑的是非之地，但为了整体的利益，仍然犯嫌涉难，只因自信心底无私，背‘黑锅'也不怕，譬如周公为了江山社稷，被召公猜忌、诽谤，依然忠心辅佐成王；孔子不得已去见南子，引得子路不高兴，孔子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不是明达之至的俊杰，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具备上述品质的就是人中之‘杰'。
要而言之，凡是可称之为英雄豪杰的，必须具备德、才、学三种素质。德才难全，古今盖同。有大才能的人，长处是勇于进取，但往往华而不实，好高鹜远；有大德行的人，优点是善于守业图成，但往往失于优柔寡断，贻误良机。有德有才的人克服自己不足之处的唯一途径是好学广知，鉴古通今，善于把人类精神财富的全部精华变成自己建功立业的武器。只有这样，才能进则匡时济世，名垂青史；退则安身立命，超凡入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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