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气功纪实

本章标题中所言之“途”，既指一次具体的旅程，又指从1987年春到1989年秋这一段时间。就气功而言，这个阶段给我的印象就像在匆匆的行旅中，已经从家里出发了，但尚未到达风景区。虽然照一些哲人的明智的说法，只要上了路，游览便开始了，不必等到了风景名胜处才端起架子一本正经地来“叹为观止”。但在我辈凡夫的心目里，在途中与到了风景区后的情感、精力投入，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黄山归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气功方面小心翼翼、三思而行，始终不敢贸然挺进，投入过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怕影响我的创作。这两年多里，我的主攻方面是长篇小说《正常人》。对这部作品，我看得比较重。因此，我总有一种怕不能完成，不能活着看到它出版的恐惧。故而对潜在的干扰因素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这种心理的阴影下，我预感到气功可能对之构成一种侵蚀力。这种侵蚀，倒并非因为气功与创作争夺时间与精力。诚然，在写这部长篇时我内心有一种紧迫感，似乎有谁拿着鞭子在背后监工，但在表面上我的创作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我并不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写出多少千字，也不强求自己除了吃饭、睡觉，就只能坐在书桌前。我知道“欲速则不达”以及“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我更知道放松的心态对我的创作，特别是对《正常人》这部长篇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倘仅仅把气功视为一种锻炼方式，在时间与精力上我将对之毫不吝惜。我所畏惧的气功的侵蚀力指向“斗志”，也就是我的对题材的创作热情与冲动。自从窗帘一动，我眼中的有序的现象世界遭到颠覆后，我预感到，随之而来的，将在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层次上引起一系列的“多米诺”效应。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而且就我的本性而言，我企盼着、也推动着这种事情的发生。说到我的本性，根据我长期以来对自己内心的审察（这也是我从事小说创作的职业需要），我发现我比同时代同年龄层的一般人，对人生的终极意义要寄予更多的关心与冥想。在现实生活的功利的激流中，我不是一个劲头十足、竞技状态上佳的游泳健儿，又缺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搏击精神，常常要爬上岸去休息一会，瞻前顾后，想想一直这么往前游是否值得、是否明智、是否有意义等等貌似深奥玄妙的问题，直到发现一批批的人已经游到前面好远的地方去了，又发觉自己决不会找到与众不同的人生蹊径，才又跳入激流，从众向前。这种本性，对我所选择的作家这一行当，倒是较为适合的。一般地说，作家很少是现实生活中的幸运儿，这样，才逼得他对现实生活、对别人与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种种质疑与挑剔，才能把人人都熟悉的生活写出一种需要重新审视细细品尝的陌生感来。然而，我的另一种本性，却又是我选择作家这一职业的很大的障碍。我对理性思辨的兴趣更甚于对情感的关注。我对一种现象不肯停留在感受到后即全身心地拥有这种感受的状态中，我总喜欢去穷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对我来说，一种现象，只有能对它作出解释，它才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理由，或者说，我对它的存在才感到安心。这种品性，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也许是很可贵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则像是患了色盲或视野狭隘症。综合上述这两种我的秉性，我明白我是不会放弃对气功奥义的探求的。但是，哪怕这种探求将把我整个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又将如何呢？高处不胜寒，要是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对人生的那么点体验、感慨，都因之而显得微不足道、幼稚可笑，或者像佛教说的都是些“颠倒梦想”，倘若我竟然失去了把它们写下来的热情与勇气，那对我来说，损失是太大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决定把气功的事往后拖一拖，先集中精力把长篇小说写出来，有点类似一个人打算遁入空门前，先了却尘缘，把家事安排定当的意思。大概因为我这个人本质上是个人中心主义者，所以我想到的是让我迄今为止的生命有个交待，写《正常人》就是这样一种交待。当然，我不是说从1989年秋到现在这两年的对气功的探求，已经使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异，或者说，我已经打算出家了，但是，我以后再投入全部精力、心血去写的长篇小说，决不会是《正常人》一类的作品，对这一点，我有把握这么说。只是对这样的小说有多少读者可能接受，我毫无把握，故而近年内它不会诞生。所以，当时的决定，．虽然从今天看来有些神经过敏，但也不是毫无必要的。

我对探求气功只是延宕，并非与之绝缘。特别是《正常人》第二部初稿出来后，根据有关人士的意见，我决定对之进行大改时，气功锻炼就与读书一起，作为调整心态的两大措施，被提刭日程的重要位置上。虽然我从事气功锻炼的方式还只是打太极拳与推推手而已，但是与过去相比，我更注意太极拳与推手跟气功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有意识地寻找我所发放的“外气”的来源。这样，一方面因生性使然，不由自主地对气功的兴趣越来越浓，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克制这种兴趣的发展，于是便形成了转瞬即逝、浅尝辄止的在途中的感觉。前面已经说了克制这种兴趣的理由，下面再详细说说这种难以压抑的兴趣的自然生长情况。

在这个阶段里，我对气功的兴趣表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

先说理论方面。我首先注意到气功对东方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引起我注意到这一点的缘由，是一位朋友向我透露的练功感受。他说，他在一次难得的气功境界里，体验到了一种类似性交的快感。这位朋友练气功的时间并不很长，练功也不是十分刻苦，十分追求，然而他虽不从事文学创作，却对分辨与描述自己内心情感十分擅长，且有这方面的嗜好。他在向我谈及这种体验之前不久，正从报刊看到一篇文摘，说外国科学家已经发现动物的脑子里存在着一个快乐中枢，向供实验用的老鼠的快乐中枢注射某种药物给以刺激，大白鼠就变得异常兴奋，竟至忘记了吃喝与睡眠，蹦达不止，直到20来天后因体力衰竭而死去。他认为，这种类似性快感的气功态的产生，也是刺激了这个快乐中枢的结果。由此可以设想，快乐中枢存在于脑中，平时像一个包着硬壳的核桃，外界给它的刺激需达到一定的强度方能将其打开。这种刺激一般来自我们的感官。从感官得来的刺激通常强度是不够的，所以需要刺激的积累或增大刺激源的输出量。除了感官途径，还有药物作用途径，这就是一切迷幻药、毒品的药理机制。药物作用迅捷，刺激程度深，然而它的副作用极大，对人体的戕害程度也非常之深。他认为，他的体验表明，意念力也同样能轰开快乐中枢这颗硬核。这种方式虽然得之不易，但是安全可靠，对身体非但没有伤害，反而能增进健康，甚至返老还童。历来认为享乐纵欲与健康长寿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气功恰恰可能使这对矛盾变成相辅相成的和谐体。所以，他预言古老的气功将在现代社会里焕发青春，成为现代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一种重要手段。

气功在现代社会中的前景是否真有那么美妙，我不敢像他那样断言，但他的体验与思考，却给了我这样一个启示：倘若一个人练功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能够随心所欲地把脑子里的快乐中枢打开，随时随地能够体验到人间难得的快乐、舒畅、幸福、宁馨，那么，他对外界环境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我们已经知道，练气功的人对食物的要求可以降到非常之低，有的基本素食，有的能长时间仅靠野果清泉维持生命，有的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里辟谷。我又听说有的功夫高深的人可以自动调节体温，也就是说穿什么衣服、甚至穿不穿衣服都可以无所谓。倘若再加上没有异性也可以得到性的满足，没有任何奢侈的享乐也能得到高度的快感，那么，人的生存需要就降到几乎等于零了。在这种状态下生存的人，他自身就是一个近于封闭的自给自足体，客观环境对他几乎没有影响，他又何必要吃吃力力地去影响、改造客观环境？因此，客体环境与主体人的关系是自然的、和谐的。这种自然与和谐，是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如果主体达不到这种自给自足，那么，为了生存，他只能向外界环境去强行索取，只能改造自然环境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于是主体人与客观自然环境的冲突对立就发生了，而且越演越烈。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东西方文化分流的根源。一般都认为，东方文化追求人与环境的协调，而西方文化强调人与环境的斗争，何以两种文化会在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一点上分道扬镳呢？我读过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先生在“译者序”中介绍说：“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种理论早在18世纪的孟德斯鸠，近至19世纪丹纳的前辈圣伯甫，都曾经提到；但到了丹纳手中才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的学说，并以大量的史实为论证。”由此可见，丹纳的学说在西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运用丹纳的观点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分野（倘若这种分野说能站得住脚的话）却不行。时代且撇开不谈，因为东西文化的这种分野似乎从神话传说时代就存在着了。你看希腊神话中的神与英雄们主要的活动舞台是战争与历险，而中国神话中的主角从伏羲、女娲到神农、黄帝、尧、舜，主要的活动是在领导人民从事生产、安排生活，甚至教人怎么得道成仙，战争（如黄帝之战蚩尤）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辅助性活动，从来不是作为他们的主要业绩来大书特书韵。而且常有这样的说法，“神农之时，天雨粟”，“苍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来说明天与人的感情是相通的。既然这种分野似乎是先天的，时代这一后天的坐标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再看环境。我们对远古时代的人文环境知之甚少，无从比较，只能看自然环境。丹纳在自然环境方面强调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如说某国北方寒冷、又多山地、耕作不易，故性剽悍，产生的艺术品也粗犷、强健；而南方气候温和，又是平原，收获颇丰，所以人民性情温和、快乐，产生的艺术品也明快、柔美。但是，没有根据说东方民族追求与环境的协调，是因为所处的自然环境本来就比西方来得优越。在西方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有灭绝人类的大洪水，在东方民族（印度与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样也有。而且，从历史记载、古迹遗址与出土文物看，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物质文明富庶程度决不会逊于古印度与古中国。于是只剩最后一个因素：人种。但是，按照19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理论，古印度人与欧洲的希腊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同属于“雅利安人”。这样，人种的根据也不推自倒了。丹纳先生的三大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失灵，从反面增强了我以气功作为解开这个文化发生学之谜的钥匙的信心。气功这种文化现象，在远古时代的东方民族中，之所以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宗教的形成。在印度，瑜伽术不仅是作为一种健身锻炼的方式，更是作为一种修炼成神的途径来认识的。这就决定了婆罗门教及以后的佛教，都以静心修炼，靠自身的念力使自己超脱尘世作为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与以向上帝祈祷为宗教活动主要内容的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面貌有根本的不同。在中国，从老子的《道德经》与儒家的经典中，都可以看到气功的深刻影响。天人同构，天人感应，这一最基本的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有理由认为是在大量的气功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张荣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一书中有很翔实的论证。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它是很有些偏见的。我认为作者也许是为了抬高气功的地位，牵强附会地到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摘些章句来加以印证。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是那么的丰富，而使用的语言又是那么的模棱两可，以致几乎任何学术观点都能从古纸堆里找到证据。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对作者很抱歉。他的态度是很严肃的，立论推理都很周密。我不知道别人对他的观点信服不信服，反正我是信服了）。然而，恰恰在西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不到气功这样的文化现象。西方宗教文化中有禁欲主义，但禁欲是作为将自身奉献给上帝的一种苦行来理解的，它是以死后能进入天国，得到上帝的恩宠为报偿的。而在东方宗教文化中，修炼并非只是一种苦行，并非只能在来世或彼岸得到报偿。相反，它一再提醒修炼的人，在静修过程中，很快就会进入“恍兮惚兮”飘飘欲仙的自在无碍的心境，很快就能获得快乐与幸福感，很快就会产生种种特异功能，但你千万不可沉湎于其中，这样会妨碍你达到更高更奇妙的境界。有人称东方文化为“乐感”文化，若依此说，我认为气功就是这种“乐感”得以产生的自然基础。这种乐感的基本特征是内心的自由，内心自由的获得前提是不能“以心为形役”，也就是不能向外界环境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没有气功态的经验作为参照，人是不会自觉地将满足欲望的途径从外界转向内心的。

从今天来看，将气功作为东西方文化分流的根源，至少有两个问题尚有待探讨。第一，练气功，即使在远古时代的东方民族中，想来也不会非常普遍，会像吃饭、种地、打猎那么重要，它何以会在集体无意识中积淀下来，世世代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第二，气功应该也有个发生的原因，这原因是否可以用人种、环境、时代的因素来加以解释？若不能解释，那么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倘若认定它即是最初因，那么根据又是什么？不过，以我的水平，找到气功这个原因，七拉八扯来加以印证，以求自圆其说，已经是勉为其难了。再要往前追溯，非我之力所能及。况且我还是在“途中”，于匆匆一瞥中能够获得这样美妙的印象，我早已是喜出望外了。

理论方面的第二大收获，是我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看待气功现象（其实何止是气功）的思想方法的片面与颠倒。

在发放外气方面初步尝到甜头后，我就把当时正在上海医科大学念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弟弟找来，将我发现的新大陆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有意游说他把研究的目光也投到气功方面来。我对他说，如果对发放外气这一现象能用科学实验手段来加以证明，那么，这将在哲学方面引起重大的突破。因为，在发放外气这一现象中，精神（意念）是直接地转化为物质（外气），而非我们通常说“精神变物质”时，只是一种比喻。这样，是否就填平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鸿沟？精神与物质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融和，是否将引起人们重新构筑宇宙观？当时我很兴奋，充满激情与灵感的词句随着我两手的不停挥舞，滔滔不绝地从舌尖上涌出来向他冲击。然而他却不为所动。这没什么，他对我说，你说的这些现象，现代科学都能加以解释。人都能放出一种红外线，否则就不会有什么红外线摄像仪了。只是一般人发出的红外线，是自然状态的，均匀地散布在全身各处，而气功师则是通过意念将它集中到一点上发射出去，这样能量就大了。这当然需要经过锻炼，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但是，举重、跳高、短跑等世界冠军创造的纪录，也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一般人做不到，并非就能证明“人”绝对做不到。就算发射红外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发射粒子流则有性质上的差别，但是，已知动物中有许多是能发射超声波的，一样是血肉之躯，一样由细胞、组织、器官等构成，为什么动物能办到的事，“人”就绝对办不到呢？恩格斯说过，人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同时有许多功能都退化了。一种功能长期不用就会退化。譬如婴儿刚生出来，天然地会从母亲的乳头吮吸奶汁。但是，你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再从母亲的乳头去吸奶，他往往就不会吸了。相反，人若缺失某种感官功能，他的其它感官功能常常会比常人发达许多倍，这在心理学上叫感觉代偿。人到底具有多大的潜能，迄今为止的科学知之甚少，更不要说从理论上运用数理逻辑演算出人的能力的极限来。至于说到精神直接变物质，其实从物理学上看，任何活动都要消耗能量，也都表现为一定的能量，意识活动也同样。只是在通常的“思想支配行动”这种精神与物质的联系方式中，这种能量转换表现得非常复杂与十分隐蔽，因此人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对之进行研究。而在发放外气这一现象中，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比较直接，比较单纯，似乎没有什么中间环节，所以如何转换这个问题就变得突出、触目了。本来只是走了一条近路，并没有什么神秘。之所以会感到神秘，是人们被自己的常识、经验给束缚住了，就像几百年前，人们听到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感到不可思议一样。

弟弟又向我介绍了一些信息学、物理学、生物学、免疫学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但因为我的基础太差，听的时候就一知半解，过后也差不多忘记了，不敢在此妄加引用，以免贻笑大方。就是我前面引述的那些话，哪些是他当时说的，哪些是我自己过后想出来的，事隔几年，我也分辨不清了。倘若这些话里有科学常识方面的错误，应该一概记在我的账上。反正他说的中心意思是我少见多怪，这点错不了。他的这番话对我的最大的触动，是使我明白了自己的浅薄。我常常说“科学”、“科学”，其实对科学知识又知道多少？论正规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物理学方面只学了牛顿力学第一定理与最简单的一点光学与声学原理，化学还轮不上读。以后虽然自修过一点，但总的科学知识水平，大概超不过《十万个为什么》的基准线。以这么点可怜的科学知识，怎么能妄言“这个不科学”、“那个科学无法解释”？若说无法解释，只能说以我目前掌握的科学知识无法解释，或者说这个现象超出了我的经验常识范围。我不能解释，不等于科学家们都不能解释。即便是所有的科学家都不能作解释，人类的知识也不是发展到今天已经登峰造极了。以往的科学发展历程表明，有许多曾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的学说、观点，结果被修正、推翻、超越了。而这些“科学真理”之被扬弃，都是以无法解释的现象作为突破口的。因此，有西方哲学家提出，所谓科学真理只是未被证伪的假设。在科学研究中，一直是事实向理论提出挑战，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以我自身的条件，要想在理论上，尤其是哲学理论上有所建树，实在太不自量力了。这跟有些人凭着所谓的“哲学观点”，武断地将特异功能与气功等现象一概斥之为“骗术”、“魔术”、“催眠术”等，在思想方法上是一样的。我们一样地忘记了辩证准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的地位放得有多高，对事实的包容性有多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根据这一“唯一唯物主义观点”，世界上肯定会存在已知的原则无法解释无法包容的现象，但决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所无法接受的事实。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取一种最极端的说法，倘若上帝与鬼神能被实证，辩证唯物主义也不能以基本原则为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然而今天的现状是，还没有人能够实证上帝与鬼神的存在，相反，却有人不断提出证明，他能够做到以前认为只有神才能做得到的事。譬如让药片从密封的瓶子出来，在二千多公里外发气使样品水成分发生改变，叫天降甘霖浇灭森林大火，教瘫痪的人一下子扔掉拐棍步出会场，用遥感探测地下的矿藏，等等。倘若这些事情被证明都是真的。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应该是感到高兴还是惶惶不可终日呢？我说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就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不管这些行异能者说得如何神乎其神，但他们都没有宣称自己就是神。不管他们的特异功能或功夫是先天带来还是后天炼就的，他们都承认自己是母亲怀孕生下来的血肉凡胎，呱呱落地时没有红云罩屋，满室生香、百鸟来朝、大地震颤等异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跟别的孩童没有什么两样。即使有了异能以后，他们在很多方面跟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也毫无二致。大多数人，对他们的事迹再感到不可思议，也没有将他们作为神来顶礼膜拜。然而，时间往上推两千多年，在当时人的认识水平与文化背景上，倘出现一个这样的身怀异能者，他还不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作神吗？《新约》里虽然记载着耶稣在受魔鬼试探时，拒绝显示异能（吩咐右头变成食物，从殿顶上往下跳），并在聚众开讲时责备求看神迹者；但是，他医治好癫痫、瘫痪、血漏、麻疯、瞎眼等病，以及平静海上的暴风巨浪，在海面上行走，被钉上十字架后复活等神迹，毕竟对他在徒众心目中树立至高无上的威信起了莫大的作用。这样来思考的话，倒也许能解开历史上的真人被神化之谜。已经有位朱大可先生，按照这样的思路，写文章称耶稣是位气功师。在他的文章发表前一年，我也因为与他看了一样的书《耶稣在印度》（德国学者霍尔根·凯斯顿著），萌生了同样的想法，曾去问过气功师孙大法，他能不能如法炮制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情形，他说完全做得到。（据《耶稣在印度》一书中说，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手关节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在五六个小时里渐渐窒息而死，而不是由于流血过多而死。据《约翰福音》说，因为犹太人不希望在安息日看到十字架上有尸首，所以与耶稣同时受刑的两个犯人，是被兵士们打断了腿，才提前死去的。“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可见要重演十字架受难，一是要不怕钉、不怕扎；一是要能在一段时间里让呼吸与心跳降到不易察觉的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要闭气，近乎完全停止。而在孙大法的硬气功表演中，有一个节目，是用钢针穿过手臂，吊着一桶水甩圈。拔出钢针后不见一滴血，15分钟里针眼完全封口。同时他说自己能龟息。）神有可能被还原为人，哪怕我们对这些人的特异功能一时还解释不了，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还不应该感到高兴吗？只要不是作茧自缚，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应该积极地去研究气功与特异功能，而不应对之采取削足适履、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的态度。当然，不能说现在这么多气功师、特异功能者当中就没有玩魔术、骗术、催眠术的，但是，既不能一真全真，一假全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也不能用理论、原则想当然地去下孰真孰假的结论。鉴别真假，只有靠实践。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明白了自己在理论方面不会有什么作为，我就老老实实地把主攻方向放到实践方面去了。

“途中”的实践，与以后所做的相比，特点是零敲碎打。一是缺乏系统性，在操作方面没有预定的实验目标；二是缺乏主动性，撞着了就为人排忧解难，不像以后有段时期很愿意作自我宣传，去揽些生意来。但为了介绍的需要，我尽可能地说得有条理些。

“途中”实践的第一个收获，还是得自太极推手。从1988年5月我发现自己患了脂肪肝以后，就开始往公园里跑得比较勤。那时我正请创作假在家写《正常人》第二部，客观上也有跑公园的条件。跑公园我主要是去找人推手。在这段时间里，我忽然悟到了推手的奥义。在前面第二章里，我已经力图把自己悟到的东西归纳成几条介绍给读者。但是，尽管我在表述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认为自己的表述在同类文字中还是比较明确、比较科学、比较容易为人接受的，然而，我仍然觉得它远不能将我所感受到的传达出来。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我国的文艺理论界已经有人开始谈论直觉，提出在感性、理性之上，尚有悟性这一更高的认识层次存在；对这种理论，我由新鲜、疑惑慢慢转为赞同，并且身体力行地在上海作协的两期青创会讲习班的教育辅导工作中进行实验，以后又在《正常人》第一部的创作中进行实验；但是，直到那时之前，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悟”的体验。在这段时期的推手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开悟是怎样的一种心境。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原来这么简单明了！真的就这么简单明了吗？在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有新发现，同时又发现这些话老师其实早就讲过，但过去自己似乎懂了，其实根本没懂。还发现如果把老师的话（包括拳书中的话）按另一种方式来讲解，也许能使别人更容易理解，不必像我那样去走那么长的弯路。再进一步发现，不管我如何努力解说、示范，不管对方在我的横说竖说、正说反说的启发下似乎已经领会，已经能够照样操作。但是，我的感受实际上依然无法传达给他，结果，我的还是我的，他的还是他的。他依然只能像过去的我一样，承认有更高级更奇妙的境界存在，却无法在我的帮助下一步跨入。从已悟看未悟，不过一步之遥；而从未悟看已悟，却似乎高不可攀。然而，从未悟到悟的路，不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就像在行进中无意间踏到一块石头，触动了机关，一下子将人弹射到一座峰巅上。因此，指导后来者再去精确地踏那块石头，就发生了一定的困难。困难还在于那个机关也许使用一次便失效了，别的人必须再去寻找新的机关，新的机关也许埋在距老机关很远的地方，你固执地要别人在老机关附近寻找，反误了事。或许要触动机关跟每个人自身的重量也有关，每个人必须自己去寻找适合自身条件的机关。故而，悟者对未悟者，只能向他宣说悟见的境界，悟后的开朗，以吸引他、激励他去追求开悟，却很少办法向他指明悟入的门径。但是，只有经过向未悟者千方百计地言说具体门径的多次失败，悟者方能强烈体验到自己刚跨过的一步是多么侥幸，多么弥足珍贵。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有把握对自己说，我悟了l根据从推手中获得的悟的经验，我认为“悟”的境界具有这样的特征。我确实已拥有某种智慧，这种智慧使以前所有的那方面的知识显得幼稚与笨拙；所以，我能随心所欲地复制以前无法实现或偶然才能实现的某种效果。但是，尽管我急切却无法将这种智慧传授给他人。我发现这种传授的困难局限不在我也不在被传授者，而在传授方式本身。人类通用的传授知识的方式主要是语言，其次还有形体的示范。我终于明白它们的承载能力极其有限。这次我不是通过它们获得这种智慧的，因此，我可以设想，尚有无数这样的智慧在我可怜的知识范围之外。我相对于如同昨天的我一样的人无疑是幸运的，然而我必须更加谦虚，因为我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我从太极推手中悟到的一些具体的道道，对理解气功固然有一些帮助，但也有限得很。帮助更大的，是我从中得到了悟的体验（尽管所悟的东西层次较低），它对我以后探求气功奥秘的思想方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点读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公园里跑得多了，自然而然地会搭来一些治病的活。一方面诚然是因为我主观上好表现自己，知道自己能治些跌打损伤，不免技痒，有机会总想露一手；另一方面，也因为能天天上午到公园里来泡个一两小时至半天的，大多数不是老弱便是病残，而且往往是既老弱又病残，退了休也无力再去发挥余热，继续为儿孙辈做牛作马的。尽管打拳、练气功等锻炼对他们来说是卓有成效的，正在或已经使身体的衰败情况发生了逆转，但肩周炎、头痛、头颈痛、腰痛等病在这群人中还是有很大的市场，我这“英雄”颇有用武之地。我对付这些病，多用“强刺激”推拿法。对方若会推手，就再加些推手的手法与身法，让他蹦跶几下，“跳跳松”（这办法往往用来对付腰部的伤痛）。在这段时间里，我很少用放气的办法来治这些病。一则因为这些病只需推拿便可当场见效。二则因为我对气这种无形的物质到底有多大的功能持怀疑态度。虽然陆棣的脚让我主要用气给治好了，但我又想，倘若主要用强刺激推拿法，是否还能好得更快呢？从理论上说，每次作功形式的转换，如从化学能转为电能再转为热能，能量都会有所消耗。而现在的“气”的功能，是否是从生物电能转化而来，这种转换中消耗又有多大呢？有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发放外气是以损耗自身的元气（或真气）为代价的。对这一种说法，我既不愿相信，又不敢断然否定。我有心冒险试试，但在这段时间里不能投入过多，所以我定下了一条保守的原则，能不用气治病，就不用。这跟1989年11月以后，我将发放外气作为治病的首选手段，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这段时间里，我治过的病人，从数量上说并不比以后两年少多少。如今在公园里，我常常会碰上某个人，他（她）主动向我提起，在三四年前我曾为之治过肩周炎或腰痛。有次在100路公共汽车上，坐在后排座位上的一位中年妇女，不时地向我瞧瞧。见我注意到了她，她又向我笑笑。我实在记不起在哪儿见过她。她看我露出疑惑的样子，就问我：“你是气功师吗？在公园里……”我说：“你在公园里见到过我？”她说：“你给我治过坐骨神经痛，你忘了吗？”她这一说，车厢里周围的人都盯着我看，使我有些发窘也有些得意。我说：“我记不起来了。你现在病好了吗？”她说：“我现在上班了，公园里没时间来了。”回家后我仔细回忆，实在记不起近两年里我曾发气给她治过坐骨神经痛，那么一定是三四年前用推拿法给治的。坐骨神经痛这病，我一向看得比肩周炎等严重得多，而我竟把这个病例忘得一千二净。由此推想，在“途中”，我治过的人数量还真不少。

由于发气治疗的病人不多，所以对仅有的几个病例印象就比较深刻。这里我且说两例胆囊炎。一例是我在公园里撞见的，具体的日期已经记不清了，时间是上午8点半左右，地点在公园的中部，靠近小卖部的假山旁。那时我从公园后部向前门的空场上走去，看见路边有一老妇伛背站着，扶着绿色长椅，样子似乎很痛苦，旁边有一老翁，正一手在她背上摩娑，另一手拎着两只塞得鼓鼓囊囊的皮包。印象中这位老翁穿着件黑呢大衣，老妇似乎也穿一件黑呢大衣，那么时间应在冬季，推算下来大概是1987年的冬季。当时，我见状就上前去询问：“怎么啦？是不是腰扭伤了？”老翁回答说：“不是的，她胆囊炎发作。我们上女儿家去，从公园穿过，她突然发病了，路也不能走，怎么办？”看他着急的样子，我那初生之犊的豪气又油然而生。我对他说：“不要紧，让我来试试，先让她坐下来。”我和老翁一起扶着老妇坐下。老翁似乎对年纪轻轻的我有些不放心，就嗫嗫嚅嚅地说：“她的胆囊炎蛮厉害的，以前发作起来要疼得打滚，要疼一天两天……”我说：“你放心，我保证让你们能从这公园里走出去。”我这也算是心理暗示疗法吧。其实我并不知道拿什么来提供担保，不过我明白这保证即使不能兑现也没什么关系。这种大话说了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尽管放心大胆地去说。在以后给人治病时，我常说这样的满口话。其中一部分是有些根据的，我以前治过类似的病，也有一部分像此例似的并无根据，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类话基本上都没有落空。我这样立下军令状后，就拉过老妇的左手，在内关穴上按压。这样大概用了5分钟时间，老妇吐了一口长气，说：“痛好些了。”我放开她的左手，打算直接往她的胆囊发气。这时我有些犯难。按解剖位置，胆囊在肝的后面，也就是在右边乳下两三寸（同身寸）处。照我以前的放气法，是要用手掌心的劳宫穴贴到那部位上去。虽然是为了治病，虽然对方看来已年过花甲，但将手贴到陌生女性的那个部位上去，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妥当，而且在公园这样的公共场所，也有碍观瞻。考虑了一下，我决定试试有间隔的发气，看看我的气在两人的皮肤不直接接触的条件下，是否仍能传递过去，仍有穿透力。在发气之前，我对老妇说：“我现在要直接对你的胆囊部位发气了，这时候你也许会感到一些不舒服，感到胀痛或者烫什么的，你不要怕，这是气在冲，你要忍一忍。”老妇点点头。我说这话似乎得自灵感。现在回头来分析，也许是因为陆棣的脚在气的作用下有烫感，留给我的印象很强烈，但当时我是未加思索就脱口而出的。恰巧被我一语言中，我刚向她胆囊发气（手掌与她的衣服约隔一两寸），老妇那松开的眉头立刻又皱了拢来。5分钟不到，她说：“我要吐了。”我不知道这反应是否正常，但我作出胸有成竹的样子，说：“你吐罢，吐掉就好。”她弯腰向地痛苦地呕了几次，只吐出一点清水。我在她背上轻轻地摩娑，帮助她呕吐。吐了一会儿，她直起身来，靠在长椅背上，喘吁吁地说：“不痛了……出冷汗……让我歇一歇，我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说：“这不要紧，我马上可以叫你恢复力气。”于是，我就在她的两腿的足三里穴（外侧膝眼下三同身寸，距离胫骨约一横指尖处）用拇指尖狠狠地往里钻了几下。足三里穴人称补穴，有按摩或针刺足三里一次，赛过吃一只老母鸡的说法。她本来脸色雪白，经这样一折腾，果然两颊上泛出了淡淡的红晕。我问她感觉如何，她连声说，好多了，谢谢你。我觉得再呆下去有讨报酬之嫌，就说，你再歇歇，等会儿就可以走了，医院里还是要去看的，这段时间里不会有问题。我说罢就上前面找人推手去。这天恰巧前面场子里推手的人很少，一刻钟以后，我便离开那里又往后面走。路过郡张绿色长椅，已不见这两位老人。我一直走到后面的推手场子，路上也不见他俩的人影。我想他们是平安地离开公园了。当时我并没有写本关于气功的书的念头，所以日记中对此事没有记录。

但我的日记中有一则对胆囊炎患者发气的记录。在此例的治疗过程中，又伴随出现了类似针灸中“晕针”症状的虚脱现象，这是否是所谓“病气”的一种发散途径？那是1990年8月5日，星期天的上午，地点在鲁迅公园的鲁迅墓前。患者是一位73岁的老翁，姓张。他的老伴汪阿姨练形神桩气功有一年多，颇见成效，已开天目，能看见人身上发出的各种色彩的气，而且她是睁着眼睛看的，与另一些开天目者要闭起眼来才能看到有所不同。这位张老伯在老伴的多次鼓动下，也开始练形神桩。在这之前他练过几年鹤翔桩，但从来没有觉得过什么气感。改练形神桩还不久，尚未尝到甜头。那天，我请汪阿姨给我看气，谈得兴浓，张老伯这时提出自己胆囊胀痛，练气功也未能见效，于是，我投桃报李，提出给他治疗试试。我仍然先对他左手的内关穴发气。发气不到5分钟，他突然闭起眼睛，以手抚额，喊“头晕”。我连忙放开他的左手，站在离他1米多远处，用手从他的头顶向他的脚下引气。这时，他的身子开始摇晃起来，脚下踉跄了几步，觉得站立不住。汪阿姨连忙扶他到鲁迅墓前的石栏上坐下。他两手搭膝，坐姿基本如坐桩样。我站在距他2米多外处，用搬移法继续对他进行治疗。这样大约有20多分钟，眼见他的脸色一点点由灰黄转红（他的肤色本来较黑），额头也渗出了一层细汗。他终于吁出一口长气，举起右手向我摆摆，说：“好了，好了。”又说，“我人软掉了，一点力气也没有，让我坐一会儿。”10分钟以后，他走到谈话的人圈中来，对我说：“你的气真厉害，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站不住。后来觉得浑身发热，出了一身汗，衣服都湿透了。人像洗了个热水浴，现在很舒服。”我问他胆囊处感觉怎么样，他说胀痛感消失了。他又抡了几下右臂，说牵拉感也消失了，本来右手动作时总觉得筋绷紧着。以后我几次遇见他，他都说胆囊炎已经好了，没那回事了。我想，倘若胆囊炎真是痊愈了，也与他自己坚持练功有关，并非完全是那次发气的功劳。

我这么说不是故作谦虚。从“途中”时期另一例胆囊炎的治疗中，我看到，我发出的外气有把握很快地止痛，却不能一次性地予以根除。这一例的患者是我的岳母，时间是1989年的四五月间。我记得那时大学生刚开始上街游行，局部地区交通堵塞，我换乘了几辆车，从市区外围绕了一大圈，大概花了3个多小时才赶到岳母家。当时，我对自己的气功已经有了较高的信心，所以那天妻子下班回家来说，上午接到她姐姐打来的电话，岳母老胃病复发，痛得大小便失禁，我便自告奋勇地表示用气功去驱赶病魔。我没有测病的功能，岳母和大姨子认为是老胃病，我就当作老胃病来治。好在我治胃病与治胆囊炎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都先从内关放气，使疼痛缓解，然后再直接对着疼痛部位发气。在我治病的第一阶段里，操作方法很单调，治疗所需的时间也较长。不过，治疗时间之长短也许不仅与操作方法有关，与我本身的功力大小也有关。在早期的一些病例中，患者往往10分钟以上才能有气感（重、胀、热等）；而现在，气感的出现一般只要一两分钟，快的一两分钟内症状已消失。那天我治了大约有半小时以上。对岳母不用太多顾虑，我就用劳宫穴直接敷治在她的胃部发气。我离开的时候，她的疼痛感已完全消失，胃里也觉得暖融融的。然而时隔半年不到，这年的9月下旬，岳母又因为隔夜吃了大排骨，一早“胃”痛发作送了急诊。经B超检查，胆囊肿得很大，里面有许多结石。待我中午赶到中山医院时，岳母已收入病房，决定下午动手术。按照我的医学观点，不到万不得已时，一定不要挨刀。我认为岳母的病尚未到非挨刀不可的地步。但我的医学观点不便强加于人，即便此人是岳母。况且我大姨子原是华山医院皮肤科的护士长，在选择何种治疗方案这一点上，她无论如何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只在以后我妻子患珠网膜下腔出血后的治疗问题上，坚持说服她同意我的方案，这件事后面将专章论及。岳母开刀木已成舟，我只能提出在术后向她的刀口放气，减轻她的刀口痛，以表示我的一份孝心。发气能减轻刀口痛，在当时只是我的一种推想。既然发气能够活血消肿，那么它应该也能止痛与促进伤口愈合。实践的结果还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是手术后第二天上午赶到医院去的。手术当晚由大姨子秦剑兰陪夜，她用耳针为岳母镇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到的时候，岳母的刀口又在作痛，但还没有痛到忍不住要叫唤的程度，只是不大敢说话、吸气，右腿蜷缩着不敢伸直。我还是用劳宫穴敷贴在她的创口上放气。半小时后，她觉得吸气不痛了，右腿自由屈伸没有拉痛感了，本来冰冷的脚也热了起来。从这次放气后，岳母的刀口再也没有痛过，因此我没捞到第二次表示孝心的机会。医生对岳母的刀口愈合之好表示惊讶。因为岳母十多年偏瘫，术前身体营养状况较差，不说皮包骨头，也是够消瘦的。这样的身体条件，一般创口不容易长好。再加上当时正值阴历八月，天气还很热，这对刀口愈合也是不利的。但岳母的刀口却长得比一般身强力壮的小青年还好，不仅如期拆线，而且一年以后，该处皮肤上已不见凸起的“百脚疤”，只留下一线淡淡的白色印痕。对此，岳母和大姨子都认为，这是我发气的功劳。

除了上述的平居时的实践外，“途中”时期的较为突出的几次实践，则是在真正的途中——在我外出旅游或参加笔会的途中。我出差的机会并不很多，但每次出差，无论是参加笔会，或由某单位邀请，或作协组织参观访问，总要与一些文人结伴同行。而文人多体弱，因此我几乎每次都能捞到献技的机会。1986年11月作协小说组组织8位作家到温州去，同行中《文汇报》的周玉明，患有心脏病。在往大龙湫的途中，她觉得支持不住了，我用掐内关、足三里、合谷的方法，帮助她翻过了一道岭。临回上海的时候，陈洁发烧了，我又去给她按摩合谷、太阳穴。1988年5月底《上海故事》编辑部组织一批作家到深圳、海南特区去作走马观花的考察。行前，我在作协机关接受了一次定期常规体检，验血报告显示GPT稍为偏高，B超提示有脂肪肝，但报告都在我动身以后才送到机关，因此我在这次旅行中还是放心大胆地给许多人发了功。这次观光日程安排太紧，再加上这年的夏天似乎提前来到，我们踏上海南岛土地时，来接待的海南工会旅游社的导游说，已经有一星期连续不下雨，最高气温在摄氏37°以上，所以同行中有许多人头昏脑热，客观上为我的生意兴隆创造了条件。在这次旅途中，对两个人的发气值得提一下。一是《文学报》的江迅。在海南岛的第二天，我们住兴隆华侨农场。这天晚上他得了腹泻。次日早饭后，从食堂出来，我见他脸色灰暗，就问他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服药后腹泻已止，但胃很痛，小腹也有些隐疼。我就先在他内关穴上掐了一会，再将劳宫穴直接贴到他胃部上去。谁知两三分钟以后，他叫起来：“哎呀，头晕，不行，不行！”这时正巧陆幸生跑来，他俩昨晚住一间房，陆幸生连忙把江迅扶回房间去。一会儿，陆幸生跑来了，说把江迅扶到房间门口时，他似乎已神志不清了，浑身是汗，就像从河里捞起来似的。这时，已到了原定的发车时间，江迅这样子要躺到几时才能恢复过来呢，大家都有些着急。幸好10分钟不到，江迅就跑来了。后来他一路在车上谈笑风生，显得没事一样。我问他胃里感觉如何，他轻松地回答说全好了。这天是从兴隆农场纵穿全岛回海口市，下午还要乘飞机到广州，是在海南岛的3天中，最疲于奔命的日子。许多好汉，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瘟”了，反衬出江迅格外的精神。这是我发功中碰到“晕气”的第一例，此后，我看到这类现象就无所畏惧了。此行的另一例是对李良杰发功。那是在深圳吃早茶时，距此番旅行结束还有一天。于炳坤打算拖李良杰一起往福建去，但偏巧这时李良杰的腿部老伤复发了，那天早晨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路显得很艰难。我并非有意成全于炳坤，只是看到李良杰行走不便，动了恻隐之心。然而几天紧张的旅行，乘车多，睡觉少，天太热，再加上给不少人发了气，我觉得有些亏，因此这天多用了些推拿，少放了一些气。不料南方湿度高，人出的汗发粘，而我又太求胜心切了些，结果在叫李良杰的腿恢复了灵便的同时，搓去了他脚上的一块冬青叶大小的表皮。这样，虽然第二天李良杰被于炳坤拖着腿脚利索地告别大部队往福建去了，却从此也给他逮到了嘲笑我气功的话柄。他每每要抬出他的腿来，证明我的气功不怎么样。我向读者保证过写这本书要客观、真实，因此特地将这件事录下。

大概在这年的九、十月份，《上海故事》编辑部在上海郊县组织了一次活动，我又给人发了一次气。这次发气就病症来说没什么稀奇，但它使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发气是在午餐席间进行的。乡镇企业招待的午餐，烹调不是很精美，但用料很扎实。菜上到三分之二时，我已经饱了。这时，江迅来请我给旁边一桌的外籍华人刘淑娇女士发发功，她因为胃痛基本上没有动筷。我在她的内关穴按压了一下后，就采用由阿是穴向胃部发气的方案。两三分钟后，她打了两个嗝，说胃痛好了，就开始用餐。而我则发现本来已经填满的胃一下子变空了，又装了许多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进去。这种明显的落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以前给人发气不多，而且发气多在会议或旅途中，膳食供应都很充沛，所以对那种发气后的饥饿感没有很强烈的体会。从那次发气以后，我开始留意起来，发现这种饥饿感在我几乎是一种发功后的必然伴随现象。这证明外气确实是一种物质，它的能量是由另一种物质转换而来的。虽然我发功仅仅是靠意念来操作，从外部看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发功时还能跟人说说话，似乎轻松得很，但从消耗能量这一角度来看，这一运动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倘若我去参加三千米的长跑，恐怕还不至于一停下来就觉得肚子饿，而我平平静静地发了两三分钟气，胃里却立刻空出一半来。不过这一发现倒反而使我定了心，让我在以后放气时更少些顾虑。因为其一，外气是种物质，就消除了一部分对它的神秘感，使用它就像使用我的手、足一样，只存在如何调训，控制的问题，不怕它调皮捣蛋。其二，既然存在着能量消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不用太多顾忌玄而又玄的元气损耗说。所谓元气损耗，可以从发气后没有能及时补充营养这一角度去理解，或者虽然补充了营养而机体却来不及吸收。这样，问题就可从适当控制运动量与及时从最佳途径去补充营养这两个方面去加以解决。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一方面注意控制每天发气的量，一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气后立即进食，吃些水潽蛋之类易消化高营养的食品，试验下来的效果颇为理想。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我没有感到元气有很大的亏损，相反，功力似乎倒有长足的进步。

东拉西扯了那么许多，现在该说说途中捡得的那条命了。

那是1988年的10月19日。我被当时在《市场艺术》供职的诗人钱国梁与在《上海工业经济报》服务的作家朱卓鹏两位仁兄拖去，到岱山采访一家乡镇企业。又与到这家企业来参加新产品鉴定会的一批专家、记者们，一起上普陀山去逛了一天。那天上午我们从普陀山回沈家门，准备在那里用过午餐后，乘船回上海。午餐进行到最后一道汤端上桌面时，另外一桌忽然骚动起来。我循声望去，只见那桌上的人都站起来围向一位中年男子，那人两目紧闭，脸色刷白，脑袋搭拉下来歪向一边，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们这桌上的人也都立刻站起来，跑了过去。我跑过去一问，晕过去的是同济大学的副教授蒋觉先，这次他是与妻子，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应爱珍一起来参加鉴定会的。在一年多以前，他得了冠心病。刚才吃饭时他觉得胸口有些闷，吃不下，应工就让他靠着休息一会，等汤上来喝两口，谁知道一下子就晕了下去，嘴角也吐出白沫来。应工估计他是急性心肌梗塞，就在他衣服的口袋里找急救药，不料把上装、衬衣与裤子的口袋都翻遍了，急救药就是找不到。情况紧急，我挺身而出，指挥人把方凳拼成一长条，将蒋先生扶到方凳那边来。我本打算让蒋先生躺在方凳拼起的“床”上，忽然想到，这种症状也有可能是脑血管意外，而脑血管意外病人是不宜放倒的，于是，我就让蒋先生“坐”在方凳上，后面由几个人扶住，我则坐在他的对面给他发功。老实说，对心肌梗塞怎么抢救我一无所知。我只记得古小说中凡人昏厥过去都先掐人中，所以我第一就掐人中。人中被我掐出了一道指甲印，然而他还是毫无反应，于是我接着狠狠地掐他的合谷与内关。一般的人，经我在合谷上轻轻一掐，都要哇哇叫着跳起来，可是这位蒋先生却很沉得住气，依然闭着两目不予理会。我有些黔驴技穷了，但只治了两三分钟，还不甘心就这样打退堂鼓。我振作精神，集中意念，抬起右手来，在离他身体两三寸外处，从胸口向肚皮一遍遍地理气。我这么操作也并非完全毫无根据。20年前，我在湖北路小花园里，就曾见过有人用这样的办法，为练气功走岔、一股气堵在胸口那里不下来的人疏导，居然立竿见影。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心理暗示，但眼下情急无奈，管它什么办法先拿来用用再说。也不知是刚才掐人中、合谷，内关，要过片刻才慢慢显出作用来，还是这样理气真有功效，反正上下拉了十几次以后，蒋先生的脸色渐渐地由白转红，他的头也开始左右转动起来，但是他的眼睛还是闭得紧紧的。看见出现了转机，我就动作得更卖力，更有信心了。这时，蒋先生的手也开始动起来，艰难地伸向裤腰的表袋。他妻子应爱珍立刻领会了，马上从表袋里挖出急救药来。药片送入了蒋先生的口中，大家都松了口气。但这时钱国梁却发出了警告。我在给蒋先生理气时，他一直抓住其右手在把脉。钱国梁的脉案很好，在文人圈子里是有些名气的。“不行，看样子还要送医院，”他说，“心的脉完全没有，他现在心里非常难过，但嘴里说不出。”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又想到了足三里穴。他刚说完，我已蹲下身去在蒋先生的脚上寻找穴位。量准穴位后，我将腰腿劲提到大指肚上，竭尽全力地往里钻。就在这同时，钱国梁突然叫了起来：“咦，脉跳怎么正常了？”他把脉背对着我，我的操作他一点也没看到。我心头掠过一阵狂喜，足三里真是神穴，它对治心肌梗塞也有奇效！我连忙在蒋先生另一条腿的足三里穴上又加了一记。钱国梁直起身来说。“好了，好了，现在没问题了，可以一起回上海了。”似乎为了证实他的话，蒋先生也立刻睁开眼睛，撑着要坐直身子。云开雾散，大家的脸上充满阳光。

在船上，蒋先生同着应工特地到我们住的舱房来道谢。那时蒋先生已完全恢复，脸上毫无病容。应工介绍说，这次是自蒋先生戴上冠心病帽子以来的第一次大发作，所以虽然随身带着药，却没有事先约定放在哪个口袋里。还亏抢救及时，才转危为安。现在蒋先生感觉良好，明天早上船靠码头后，他还要赶到学校去上课。

本来还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与惊险，后来在报上看到消息说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导演胡伟民是自己走着到华山医院去看病，在就诊时突然晕倒，虽经抢救却终于未能醒来，经诊断为弥漫性心肌梗塞，我方才觉得自己的鲁莽与幸运。所以我说“途中捡得一条命”时，不是想表现我如何地潇洒，面是想说明我是多么地侥幸，侥幸得似有神助，这点是特别需要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