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奇略

【原文】

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彼贪利而不知害，可设伏兵以击之，其军可败。法曰：「利而诱之。」

春秋，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捍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伏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译文】

大凡对敌作战，敌将愚顽而不知机变，可以用小利来引诱它上钩；敌人贪图小利而不晓危害，可以埋设伏兵来袭击它。这样，敌人就可以被打败。诚如兵法所说：“敌人贪婪好利，就用小利引诱它。”春秋时期，楚国进攻绞国，军队进驻于绞城之南门。楚国的莫敖屈瑕向楚王建议说：“绞国地小而人轻佻，轻佻就缺少谋略。因此，请大王派出一些不设卫兵保护的砍柴人，以此来引诱绞人就范。”楚王采纳了屈瑕的建议。这样，绞军便轻而易举地捕获了楚军三十名砍柴人。第二天，绞军又争相出城，于山中追逐楚军砍柴人。楚军预先守候在绞城北门，并埋设伏兵于山下，结果大败绞军，与绞国签订了城下之盟而胜利回国。

【赏析】

本篇以《利战》为题，乃取“利诱”之义，与后《饵战》篇，都是旨在阐述对敌作战中如何“设饵诱敌”就范的问题。它主张，对于“愚而不知变”、“贪利而不知害”的愚顽贪婪之敌，“可诱之以利”，击之以伏兵。这样，就可以打败它。本篇所引“利而诱之”一语，乃孙子“诡道十二法”之一。以利引诱贪利之敌就范，这在古代作战中，是为兵家经常采用的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春秋时期，发生在周桓王二十年（公元前７００年）的楚伐绞之战，就是采用此种战法取胜的一个战例。当时，楚军进至绞国都城南门，为了尽快战胜绞军，莫敖屈瑕针对“绞小而轻，轻而寡谋”的弱点，建议派出不设兵保卫的采樵役徒以引诱绞人上钩，为楚武王所欣然采纳。绞人果然中计上当，抓获楚军的采樵役徒三十人回城。绞人自以为得计，第二天又争相出城，不遗余力地追逐楚军采樵役徒于山中。楚军预先设伏兵于山下，并以兵堵守其都城北门，切断了绞城的内外联系，遂乘绞兵散乱不备之隙而大败之，迫使绞国求和而“为城下之盟”（见《左传·桓公十二年》）。显而易见，从敌情实际出发，依据绞兵“轻而寡谋”的弱点，采用“利而诱之”的战法，这恰是楚军得以顺利战胜绞兵的重要原因。

【原文】

凡与敌战，若陷在危亡之地，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则胜。法曰：「兵士甚陷，则不惧。」

后汉将吴汉讨公孙述，进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陽以东诸小城皆降。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须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不听，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别将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大惊，责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悖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他者，急率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遣其将谢丰、袁吉将众十余万出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围之。汉召诸将厉之曰：「吾与诸将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今至城下，而与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御之。若能同心协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旦至哺，遂大败之，斩谢丰、袁吉。于是，率兵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闻，而深自谴责。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于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郭中。述自将数万人出城大战，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锐卒数万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阵刺述，杀之。旦日城降，斩述首传送洛陽。蜀遂平。

【译文】

大凡对敌作战，如果部队陷入危亡的境地时，应当激励全军将士抱定必死的决心，奋勇杀敌，不可怀有贪生侥幸心理。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安，取得胜利。诚如兵法所说：“部队深陷危险境地，个人就不再存有恐惧了。”东汉大将吴汉奉命率军讨伐割据成都称雄的公孙述，部队进入犍为郡所辖地区。该郡各县都凭城坚守。吴汉挥军攻克了广都县，又派轻装骑兵烧毁了成都市桥，武陽以东的各小城邑都投降了吴汉。这时，汉光武帝刘秀下诏告戒吴汉说：“成都有十多万敌军，不可轻视它。但应坚守广都，等待敌军来攻，不要主动出击与敌争锋。如果敌军不敢来攻，你就转移营阵以逼迫它；必须等到敌军精疲力竭之时，方可进击它。”吴汉并未听从光武帝的谆谆告戒，竟乘胜自率步骑兵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当进至距成都十余里处，于江水北岸扎营，并于江上架设浮桥，派副将刘尚率兵万余人屯驻于江水南岸，南北两营地相距二十余里。光武帝得悉吴汉的进攻举动后，大为吃惊，责备吴汉说：“我曾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你，为什么事到临头却违背乱来？你既已轻敌贸然深入，却又与刘尚分立两营。事情是有缓急之别的，而一旦遇到危急情况，就无法相互支援了。敌人如果出兵牵制你，而以主力进攻刘尚，刘尚若被攻破，那么，你也就失败了。幸好现在没发生意外情况，你要立即率兵返回广都坚守待敌。”但光武帝给吴汉的诏书还未送到的时候，公孙述果然已经派遣其部将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人来攻吴汉；又派另外将领率兵万金人袭劫刘尚营寨，企图致汉军两营之间无法相互救援的被动局面。吴汉率军与敌大战一天，遭到失败而退回营垒，敌将谢丰乘势挥军包围了吴汉军。吴汉召集众将激励他们说：“我和诸位将军共同越过艰难险阻，转战千里之遥，所向斩获甚多，才得以深入敌人腹地。现今进至敌人都城之下，而我们与刘尚两处竟都遭敌人包围，形成互相不能救援之势，此种局面的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我打算秘密转移兵力到江南与刘尚合兵一处，共同抗御敌人。如果大家能够同心协力，人人奋勇作战，大功就可建立；倘若不这样，失败必然而无其它余地。现在成败的关键，就在这次行动了。”诸位将领听后齐声说道：“是1于是，吴汉以酒食款待将士，用草料喂饱战马，关闭营门三天不出战；又在军营中插立很多旗帜，保持烟火缭绕不断，以此迷惑敌人。三天过后的晚上，吴汉悄悄过江与刘尚合兵一处。敌将谢丰等竟然没有发觉，第二天，谢丰仍分兵一部抵御江北汉军，自率主力进攻江南汉军。吴汉亲自指挥全部兵力迎战敌军，从清晨交战直到黄昏时候，终于大败敌军，击斩了敌将谢丰、袁吉。于是，吴汉乘胜率军还守广都，留下刘尚所部继续抵御公孙述，并把有关战况写成奏状上报光武帝，而且深切痛责自己的过失。光武帝阅后批复道：“你率兵还守广都，是很得要领的行动。公孙述此后必定不敢丢开刘尚而直接来进攻你。如果他先进攻刘尚，你从广都率领全部步骑兵行军五十里而赴援到那里时，正是公孙述处于危险困疲的时候，因此打败他将是势所必然之事。”此后，吴汉率军同公孙述军交战于广都至成都之间，前后八战八捷，并进驻于成都外城。公孙述亲率数万人出城与吴汉军大战，吴汉派遣护军高午、唐邯率领数万精锐部队迎击公孙述。公孙述兵败逃走，高午奋勇追击，冲进敌阵挥槍猛刺，杀死了公孙述。第二天，成都城内的敌人开城投降。吴汉令人斩下公孙述首级传送到京都洛陽。至此，蜀地割据势力完全被平定。

【赏析】

本篇以《危战》为题，顾名思义，旨在阐述部队作战陷入危险境地时，将帅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扭转战局。它认为，一旦作战中部队陷入危困之时，为将帅者应当临危不惧，激励将士抱定决一死战之志，奋勇杀敌。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安，取得最后胜利。这里所引孙子“兵士甚陷，则不惧”语，据唐代杜牧《注孙子》云：“陷于危险，势不独死，三军同心，故不惧也。”可见，士卒深陷危困之所以不惧怕，是因为全军上下都抱定对敌决一死战之志的结果，而全军遇危之所以奋勇杀敌而不怕牺牲，又是由于平时将帅从严治军所培养教育的结果。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将帅便带出什么样的士卒。要使部队保持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将帅本身的表率作用和平时严以治军的教育训练工作。本篇通过对将帅临危处置措施的论述，却告诉我们从严治军的重要性。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３５年），大将吴汉平定称雄蜀地的割据势力公孙述的作战，就是体现为将帅者临危如何扭转败局的一个战例。吴汉奉命率军入川之初，由于进展顺利而一度产生骄傲轻敌情绪，他不听光武帝刘秀的谆谆告戒，竟分兵冒进，结果为敌所困，陷入危境。这是不足取的。然而，久经战阵的大将吴汉身陷困境，却又能临危不惧，从容处置，指挥若定，这又是为将帅者应该效法的。他一面激励将士“同心协力，人自为战”，奋勇杀敌，一面吸取教训，及时调整部署，与部下刘尚合兵一处，集中兵力，乘敌不觉，突然发起攻击，一举而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其后，又经八战八捷，终于在次年攻占成都，消灭了公孙述这个分裂割据势力。

【原文】

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交战之际，惊前掩后，冲东击西，使敌莫知所备，如此则胜。法曰：「敌虚，则我必为奇。」

三国，魏景元四年，诏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宣王指授节度，使邓艾与蜀将姜维相缀连于雍州，刺史诸葛绪邀维，令不得归。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等直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退还。欣等蹑于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雍州已塞道，屯桥头，乃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后。诸葛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欲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东，还守剑阁。钟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从陰平由邪径出汉中、德陽亭趣涪，去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信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难，粮运将匮，频至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待艾。艾遣其子邓忠出其右、司马师綦等出其左。忠、綦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胜。」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綦等，将斩之。忠、綦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进军成都。刘禅遣使请降，遂灭蜀。

【译文】

大凡战争中所说的用“奇”，指的是进攻敌人所无防备之处，出击敌人所未意想之时。在与敌人交战之际，要采用惊扰其前而掩袭其后，声冲其东而实击其西的佯动战法，使敌人迷茫失主而不知道怎样进行防备。这样作战，就能胜利。诚如兵法所说：“发现敌人有虚弱之点，我就一定采取出奇制胜战法袭击它。”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２６３年），元帝曹奂下诏命令各路魏军征伐蜀国，大将军文王司马昭担任总指挥，他派遣征西将军邓艾率部牵制蜀将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部截击妻维，使其不能退回蜀国内地。邓艾则派天水郡太守王颀等将率部直接进攻姜维营垒，陇西郡太守牵弘从前面进行拦击，金城郡太守杨欣率部迂回甘松岭以侧击姜维背后。姜维听说魏将钟会所率诸军已经进入关中，于是引兵退还。魏将杨欣等率部跟踪追击到强川口，双方展开激战，姜维战败退走。姜维听说雍州刺史诸葛绪所部已经驻屯桥头截断了道路，便从孔函谷进入北道，打算从雍州刺史诸葛绪军背后绕过回蜀。诸葛绪获悉了姜维的行动企图后，立即退兵三十里。姜维率军进入北道三十里时，听说诸葛绪军已经退却，便又引军折回，从桥头通过，诸葛绪也就随即急速返回进行拦截，但迟到一天而未赶上。姜维于是引兵向东退却，回到剑阁进行防守；魏将钟会率兵进攻姜维，但没有能够取胜。邓艾这时上书献策说：“如今敌人已遭到挫折，我们应当乘势追击，从陰平小路经过汉时德陽亭直插涪城，也就是从剑阁以西百余里绕道而进，前出至距成都三百里的地方，采用出奇制胜战法直捣敌国腹心地区。那么，防守剑阁的姜维军必定回援涪城，钟会所部就可从大道长驱直进；如果剑阁的姜维军不回援，则接应涪城的援兵就很少了。兵书上说‘进攻敌人所无防备之处，出击敌人所未意想之时'。现在我们如能奇袭敌人空虚之处，击败蜀军则是必然之势。”（是年十月）邓艾率军从陰平道进军通过了七百余里的无人地区，他们凿山开路，架设栈道；由于山高谷深，进军极为艰难，粮运将断，几乎陷入绝境。邓艾亲自以毡裹身，从山上翻滚而下；将士们都攀树木爬悬崖，如同水中游鱼一个接一个地前进。邓艾部队先期进至江油城，该地蜀军守将马邈不战而降。蜀国卫将军诸葛瞻获此消息后，把部队从涪城撤往绵竹，摆好阵势等待邓艾军。邓艾派遣其子邓忠率部进攻蜀军右翼；司马师纂率部进攻蜀军左翼。但邓忠和师纂出战不利，都退了回来，并且说：“敌人不可战胜。”邓艾一听大怒，说：“生死存亡之分界，就在今天这一仗，哪有什么不可战胜之说1邓艾怒责邓忠和师纂等人，并要将他们斩首示众。邓忠和师纂赶紧重新出战，结果大败蜀军，击斩诸葛瞻和尚书张遵等人，乘胜进抵成都城北之雒县。在魏军兵临成都的形势下，蜀国后主刘禅被迫派出使者向邓艾请降，魏军于是灭亡了蜀国。

【赏析】

本篇以《奇战》为题，旨在阐述作战中如何运用出奇制胜的原则和方法问题。它认为，在对敌作战中，为了达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应当采用“惊前掩后，冲东击西”的佯动惑敌的战法，使敌人对我无从防备。这样，就能战胜敌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我国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最早提出的战争名言，其实质是强调进攻的突然性问题。而要达到对敌实施攻击的突然性，则必须采用隐密而巧妙的战法，在敌人未曾意想之时，突然攻击其没有防备的薄弱环节，才能一举置敌人于死地，从而达成出奇制胜的作战目的。三国时期的魏将邓艾偷渡陰平的灭蜀之战，就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出奇制胜的著名战例之一。魏景元四年（公元２６３年）九月，魏军兵分三路攻蜀。镇西将军钟会率领魏军主力攻入汉中后，顺陽平关（今陕西勉县西）直下，企图一举夺取剑阁险关而进逼蜀都成都。但是，由于蜀将姜维率领主力凭险抗御，使钟会所部受阻于剑阁而不得前进。然而，由征西将军邓艾所率的另一路魏军，却选择了“从陰平由邪径经汉德陽亭趣涪”这条为蜀军所不曾设防的进攻路线。邓艾军经过无人之地七百里，历尽艰难险阻。从现象上看，选择这条迂远难行的路线，对魏军进攻作战似乎不利，但实际上，却使魏军绕开了蜀军主力，在敌人不曾意想和设防的路线前进，恰恰成了直趋蜀都成都的捷径，从而顺利达成了出奇制胜、一举灭蜀的战略目的。孙子所揭示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见《孙子兵法·军争篇》）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见《孙子兵法·计篇》）的作战指导原则，在邓艾攻蜀作战的实践中得到了极为成功的运用，这也正是邓艾顺利灭蜀的重要原因。

【原文】

凡敌人远来气锐，利于速战；我深沟高垒，安守勿应，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挠我求战，亦不可动。法曰：「安则静。」

三国，蜀将诸葛亮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渭水之南。魏遣大将司马懿拒之，诸将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率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懿知其必败。时魏王以亮率军远入，利在急战，每命懿持重，以俟其变。亮数挑战，懿不出，因遗懿以巾帼妇人之饰。懿终不出。懿弟子孚书问军事，懿复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持兵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与之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以归师不之迫，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食甚众。懿审其必死，曰：「天才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懿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食，今皆弃之，岂有人损其五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懿使军士三千人着软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着履，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已死。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译文】

大凡敌人从远道而来且士气锐盛，是以采取速战速决为有利；对于这种进攻之敌，我军应当凭恃深沟高垒，实施固守防御而不急于出兵应战，以等待敌人疲惫不堪之隙。倘若敌人制造事端来挑动我出战，也不可为其陰谋所扰而随意出动。诚如兵法所说：“实施坚守防御的部队，应像木石置于平地那样静止不动。”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十万从斜谷出兵进攻魏国，而扎营于渭水之南。魏国派遣大将司马懿率兵进行抵抗，其部将都主张部队前往渭水之北设阵以等待诸葛亮军，司马懿却说：“百姓和军资都在渭水之南，这里是必争不弃之地。”于是督率魏军渡过渭水，且背靠渭水而扎营布阵。司马懿因此而对部将说：“诸葛亮如果是个有勇气的人，当会北出武功，依托山地而向东扩展。如果他要向西而上五丈原的话，我军就平安无事了。”此时恰值一颗流星陨落于诸葛亮营垒的方向，司马懿据此推知诸葛亮一定要失败。是时，魏明帝根据诸葛亮率军远道而来利于速战的情况，一再命令司马懿要慎重战事，以等待蜀军内部的变化。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都不应战。诸葛亮为此又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女人用的头巾和发饰，（企图以此激怒他出战），但司马懿始终坚守壁垒而不为其所动。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写信询问战事情况，司马懿回信说：“诸葛亮志向远大但不善于选择时机，多于谋划但缺少决断，喜好用兵但不懂权变。因此，他虽然拥有十万大军，但却落入我的谋划之中，打败他是必定无疑的了。”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不战一百多天后，赶上诸葛亮病死于军中，蜀军将领烧掉营垒而逃走，当地百姓跑来报告消息，司马懿便亲自率兵随后追赶。诸葛亮的长史杨仪见魏军追来，便调转旗帜、擂动战鼓，摆出一副反击魏军的样子。司马懿认为对于撤退回归本国的敌军，不能过分逼迫它，于是杨仪才得以率领蜀军结阵有序地退走了，过了一天，司马懿率军进至蜀军驻过的营地，观察诸葛亮留下的各种遗迹，搜缴到蜀军的作战地图、军事文书和很多粮食。司马懿据此而断定诸葛亮一定死了，十分感慨地说：“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啊1部将辛毗以为诸葛亮究竟死活还不清楚，但司马懿却非常肯定地说：“军事家们所最重视的，便是作战文书、军事密计和兵马粮草，而今蜀军竟把这些重要东西都丢弃在这里。难道能有已损坏了五脏六腑还可以存活的人吗？我们现在应当赶快追击他们。”关中地区生长很多蒺藜，为便于部队途经此地而能顺利前进，司马懿使令二千士兵都脚穿平底软木鞋走在前边，让带刺的蒺藜都扎在士兵的软木鞋底上，使步骑兵大队得以随后顺利跟进。魏军追到赤岸地界时，才知道诸葛亮确实死了。当时，老百姓编了句谚语，说：“死的诸葛亮吓跑了活的司马懿。”司马懿听后，笑着说道：“这是由于我只能预料活诸葛亮的行事，而不能预料他死后行事的缘故啊1

【赏析】

本篇以《安战》为题，取义于“固守不动”，其要旨是阐述防御作战如何固守待敌的指导原则问题。它认为，对于远来气锐而又急欲决战的进攻之敌，只有采取“安守勿应，以待其敝”的方针，才能最后战胜敌人。战争实践的经验表明，面对强敌进攻，在自己尚不具体速战取胜条件的时候，采取“安守勿应，以待其敝”的防御作战方针，无疑是稳妥而正确的决策。因为，对于来势凶猛而又急欲决战的强敌，只有避敌之锐不与其交锋，才能保存自己实力；只有凭垒固守待敌，才能消耗和疲惫敌人，为最后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三国时期魏将司马懿挫败蜀相诸葛亮进攻的渭南之战，便是较好地体现“安守匆应，以待其数”作战方针的突出一例。魏明帝青龙二年（蜀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２３４年），蜀相诸葛亮亲率十万大军北出斜谷进攻曹魏，企图与魏军决战于渭南。但魏军统帅司马懿针对诸葛亮急欲决战的企图，采取了避敌锋锐、固守待敌的作战方针。他背渭水为阵，依靠当地雄厚的人力、物力，进行持久坚守，顿挫蜀军进攻锐气，迫使诸葛亮不得不退屯于五丈原狭小地区。在其后双方相持不战的一百多天里，尽管诸葛亮屡次挑战，甚至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以此来羞辱和激怒其出战，但司马懿识破其用心而始终坚持按兵不动的方针。致使蜀军空耗国力，一无所获，最后在诸葛亮病亡于军中的情况下，不得不罢攻撤退。

【原文】

凡与敌战，若敌人势实，我当严兵以备之，则敌人必不轻动。法曰：「实而备之。」

三国，蜀先主为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屯江陵。是岁，羽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备吴，而率兵攻魏将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庞德被诛。梁、郏、陆浑群盗等，或遥受羽印号，为支党，羽威震华夏。

【译文】

大凡对敌作战，如果敌人力量充实强大，我军应当严阵以待；周密防备它。这样，敌人就一定不敢对我轻举妄动了。诚如兵法所说：“对于力量充实强大的敌人，要严加防备它。”三国时期，蜀国先主刘备尚为汉中王的时候，他任命关羽为前将军，授予其符节斧钺，让他率兵驻扎在江陵地区，这一年（公元２1９年），关羽留下部分兵力驻守公安和南郡两地，以防东吴来犯，自己亲率主力北上，进攻驻守樊城的魏国大将曹仁所部。曹操急忙派遣于禁等将率兵援救曹仁。时值秋季大雨，汉水暴涨泛滥，于禁所率七军都被洪水淹没，于禁本人投降了关羽，其部将庞德被关羽执杀。加之梁县、郏县和陆浑等地起义民众有的在遥远之地接受关羽的官印封号，成为他的支系同党力量，因此，关羽的声威一下震动了整个中原地区。

【赏析】

本篇以《实战》为题，旨在阐述对实力雄厚的敌人作战应取何种指导原则的问题。它认为，对于“势实”之敌，应当严阵以待，周密防范。只有这样，敌人对我才不敢轻举妄动。本篇所引“实而备之”，乃是孙子著名的“诡道十二法”之一，其意思是，对于力量充实雄厚的敌人，要严加防备它。历史经验表明，对于势强之敌，固然应当严加防备，而对势弱之敌，也不可以放松戒备。对于任何敌人，只有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做到有备，才能实现无患。这是为战争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２1９年），奉刘备之命而率军驻屯荆州江陵的关羽，乘曹操调兵到淮南与孙权部队作战之机，亲率主力北上进攻据守于樊城的曹仁军。攻樊之战，虽是关羽策应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略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并且取得了俘官斩将而“威震华夏”的军事胜利，但是，必须看到，此役由于关羽亲率主力北攻曹仁而与曹军胶着于樊城不得脱身，致使其江陵后方处于空虚无备状态，加之关羽因一时得胜而“意骄志逸”（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完全丧失了对东吴孙权觊觎荆州野心的警惕和防范，这就给曹操破坏孙刘联盟和为吴军后来袭取荆州造成可乘之隙。所以，北攻樊城之战，关羽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某些胜利，但在战略指导上他却犯了因胜而骄、因骄而疏于戒备的大错，而最终铸成丧失荆州，败走麦城的可悲结局。这是读史者不可不引以为训的。

【原文】

凡与敌各守疆界，若敌人寇抄我境，以扰边民，可于要害处设伏兵，或筑障塞以邀之，敌必不敢轻犯。法曰：「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时，朔方军总管沙矺忠义为突厥所败，诏张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贼已出，率兵蹑击，夜掩其营，破之。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崖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祀，然后引兵渡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虏南寇路。唐休璟以为：「西汉以来，皆南守河，今筑城虏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许之。表留岁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陽兵二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复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

【译文】

大凡在敌我双方各守自己疆界的情况下，如果敌人进犯我边界，袭扰我边民时，可在边界要害之处埋设伏兵，或者构筑障碍要塞用以拦截敌人。这样，敌人必定不敢轻率来犯。诚如兵法所说：“能使敌人无法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是我设置重重障碍妨害它的缘故。”唐朝中宗神龙三年（公元７０７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被突厥军打败，唐中宗因此下诏任命张仁愿兼任御史大夫而前去接替沙吒忠义的防务。张仁愿抵达任所时，突厥兵已经退走，于是他便率军跟踪追击，乘夜偷袭敌营，击败了突厥军。在此之前，唐朝朔方军与突厥是以黄河为分界的。黄河北岸有个拂云祠，突厥首领每次率兵南下侵犯边界，必定先到该祠祷告以求神灵保佑，然后再引兵渡过黄河南下。张仁愿刚来这里时，恰值突厥可汗默啜率领全军西向进攻突骑施，仁愿奏请中宗批准其率兵乘突厥内部空虚之隙而攻取了漠南地区，并于黄河以北修筑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以此切断敌人南犯的进军道路。但此请求却遭到了尚书右仆射唐休璟的反对，他认为：“自两汉以来，国家在这个地区都是以北守黄河为限，如今却要筑城于敌人腹地之中，最终结果还是为敌人所占有。”为此，张仁愿一再上表申述自己的请求，唐中宗最后终于批准了他筑城的请求。仁愿还上表请求准许其把服役期满即将返乡的士兵留下帮助筑城。当时有咸陽籍镇兵二百人怠工逃跑，仁愿派人抓回后全部杀死在城下，全军上下都为之所震慑。自此以后，参加筑城的人都很卖力，仅用六十天就将三座城垒修好了：以拂云祠处的筑城为中受降城，向南直通朔方镇；西受降城向南直通灵武镇；东受降城向南直通榆林镇。三座城间各相距四百余里，其北面是大沙漠，这样为国家拓宽疆土三百里远。同时，又在牛头朝那山北设置烽火瞭望台一千八百个。从此以后，突厥人再也不敢越过陰山放牧，朔方地区不再有敌人侵扰了。每年可节省上亿的军费开支，缩减边镇兵数万人。

【赏析】

本篇以《害战》为题，取义于“要害”，其要旨在阐述防御作战中如何利用险隘要害阻击敌人进攻的问题。它认为，对于向我进攻、袭扰的敌人，可于险隘之处预设伏兵，或在要害之处筑垒设障，如此敌人就不敢轻易来犯了。本篇引自《孙子兵法》的“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句，意思是，能够使敌人无法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是我采取有效办法妨害它的缘故。实践经验表明，妨害敌人达到其预定目标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而凭据天然险隘或人工垒障以阻截敌人进犯，这在古代战争中，往往是为防御一方所常采用的妨害敌人的有效办法之一。唐代将领张仁愿在对东突厥的防御作战中，积极构筑三受降城以防突厥进犯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便是利用筑垒设障达成防御目的的成功事例。唐中宗时期，据有漠南地区的东突厥，屡从河套地区南下袭扰，严重威胁唐朝北部边境安全。神龙三年（公元７０７年），御史大夫张仁愿奉诏率军北进，乘东突厥全力西击突骑施，其内部十分空虚之机，一举夺取了漠南地区。为了巩固既得胜利和消除突厥南下袭扰之患，张仁愿力排尚书右仆射唐休璟的阻挠，奏请中宗批准，于丰州（治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地区的黄河之北修筑了三座城垒，号称“三受降城”；又于牛头朝那山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个，从而形成了一道东西八百余里的，依恃黄河、“首尾相应”（见《旧唐书·张仁愿传》，下同）的，能够阻绝突厥“南寇之路”的防御屏障。这不但巩固了唐朝北部边防，而且减少了数万边防镇兵和节约了大量军费开支。这说明了筑垒设障在防御作战中是有重要作用的。

【原文】

凡与敌战，若道路不能通，粮饷不能进，推计不能诱，利害不能惑，须用正兵。正兵者，拣士卒，利器械，明赏罚，信号令。且战且前，则胜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远？」

宋檀道济为高祖北伐前锋，至洛陽，凡拔城破垒，俘四千余人。议者谓应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王师以正为律，何必杀人！」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众。

【译文】

大凡对敌作战，如果前进道路不能畅通无阻，粮饷供应不能运进保障，所施计谋不能诱敌就范，所设利害不能迷惑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就必须采用正兵作战。所谓“正兵”、是指使用经过选拔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赏罚严明、号令统一的正规大部队，采取边打边进、步步为营的正面进攻战法，这样作战就能取得胜利。诚如兵法所说：“不使用大部队实施正面进攻战法，怎么能够进行远程作战呢1东晋将领檀道济随同中外大都督刘裕北伐后秦而担任晋军前锋指挥官，他率军正面进攻洛陽，采取（分进合击，步步推进的）正规战法，迅速攻城破垒，俘获敌人四千余人。这时，有人建议将俘虏杀掉集中一起封土作高冢以炫耀晋军之武功。但檀道济却反对说：“讨伐罪恶，安抚人民，恰是今日应作之事。帝王的军队是以申张正义为法度，为什么一定要杀人？”随后将俘虏全部释放遣送回家。于是，后秦民众为之感化而欣悦，相继前来归附的人很多。

【赏析】

本篇以《正战》为题，旨在阐述在何种条件下使用“正兵”作战的问题。它认为，在道路不能畅通，粮饷不能前运，计谋不能诱敌，利害不能惑敌的情况下，只有使用“正兵”，即使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大部队，采取“且战且前”、步步推进的正规战法，才能深入敌方，夺取胜利；否则，是无法实施远程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此篇与前篇《奇战》，从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进一步论述了在不同情况下，采用不同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而制敌取胜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作战指导原则问题，完全体现了孙子所揭示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见《孙子兵法·势篇》）这一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性。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４1６年），晋安帝司马德宗乘后秦皇帝姚兴新亡，国内政局不稳之机，派遣中外大都督刘裕率师北攻后秦。刘裕以冠军将军檀道济等为前锋，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分进合击、步步推进的正兵战法，迅速攻占洛陽，为晋军进一步西进夺取潼关、长安，灭亡后秦，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檀道济作为晋军前锋的指挥官，他不仅善于从远程作战的具体条件出发，在作战指挥上较好地体现了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的指导原则，而且能够本着“伐罪吊民”（见《宋书·檀道济传》）的目的，在政治上贯彻执行宽俘恤民的正确政策。这一点恰是晋军迅速取胜和赢得后秦民众感悦归附的重要原因。

【原文】

凡与敌战，若我势虚，当伪示以实形，使敌莫能测其虚实所在，必不敢轻与我战，则我可以全师保军。法曰：「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三国，蜀将诸葛亮在陽平，魏延诸将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余守城。魏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与延军错道，径前，当亮军六十里，候还，白懿云：「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军垂至，恐与己相逼，欲赴延军，相去又远，势不能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命军中皆偃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开四门，扫地却洒。懿尝谓亮持重，而复见以弱势，疑其有伏兵。于是，率众退北山。明日食时，亮与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必谓吾示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还白，如亮言。懿后知之，深以为恨。

【译文】

大凡对敌作战，倘若我军兵力虚弱，应当伪装成实力强大的样子，使敌人无法摸清我军力量的虚实情况，敌人必定不敢轻易与我交战。这样，我就可以保全实力不受损失。诚如兵法所说：“敌人所以无法同我交战，是由于我采取示形之法而改变其进攻方向的缘故。”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驻守在陽平关，派部将魏延等率主力东进，只留下万余人守卫陽平城。魏国大将司马懿率军二十万人前去抵御诸葛亮，与东进的魏延军错道而行，径直进至距诸葛亮六十里的地方，其侦察人员回来向司马懿报告说：诸葛亮所在陽平城中兵力不多，力量虚弱。而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懿军即将来到，担心他向自己逼近，打算开赴魏延处，却因彼此相距太远，事态紧迫已经来不及了。因此，蜀军将士个个惊慌失色，不知应当采取什么办法。然而，诸葛亮却神态自若，镇静如常。他命令城中蜀军都放倒旗帜，停息鼓声，不准随便走出营帐；又命令士兵大开四面城门，于门前洒水扫地。司马懿一贯认为诸葛亮用兵谨慎持重，而现在却又摆出虚弱的姿态，因此怀疑诸葛亮于城中埋设有伏兵，于是便率领大军退往北山之下。到了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诸葛亮同他的参谋助手们拍手大笑说：“司马懿一定认为我故意装出怯弱的样子，埋设着强大的伏兵，所以才沿着山麓退走了。”蜀军侦察人员此时回来报告的情况，完全像诸葛亮所预料的那样。司马懿后来知道了这个情况，深为悔恨。

【赏析】

本篇以《虚战》为题，旨在阐述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处于势虚力弱的情况下，如何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问题。它认为，在对敌作战中，如果我军力量虚弱，则应以“示形”之法伪装成力量充实雄厚的样子，使敌人摸不透我军的真实情况，它就不敢轻率进攻我。那么，我就可以保全实力，伺机再战了。力量虚弱而“伪示以实形”，实际上是一种以假乱真、迷惑敌人的方法，这在古代战争中，常常是处于弱军一方，用以保存自己、待机破敌的一种战法。本篇所引诸葛亮大摆“空城计”智退司马懿的事例，虽是“示形”惑敌的典型例子，但未必符合历史实际。此例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裴氏在作注时已对诸葛亮大摆“空城计”一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我们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首先，与史实不符。陽平地处汉中，蜀建兴五年（公元２２７年），诸葛亮初屯陽平之时，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镇守宛城（今河南南陽）。至建兴九年（公元２３1年）三月，司马懿始奉诏与诸葛亮相拒于关中，而在此前后并未发生汉中陽平交战事。其次，与情理不符。既然司马懿亲率二十万大军抵御蜀军，且又探明亮兵少力弱，那么，从兵力对比上看，懿兵乃二十倍于亮兵。司马懿本可以凭借其压倒的绝对优势兵力，乘机围攻诸葛亮而一举歼灭之，怎么会因为疑亮有伏兵而率兵退走北山呢？这显然是不符合司马懿一贯用兵的特点的。另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载称：“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既然诸葛亮不肯让魏延统兵万人单独行动，那么，又怎么令其率重兵东下，而自己以少数兵力坐守孤城陽平呢？以上是我们阅读和研究此例不可不加注意的问题。

【原文】

凡与敌战，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若不计而进，不谋而战，则必为敌所败矣。法曰：「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

春秋，晋文公与楚战，知楚将子玉刚忿褊急，文公遂执其使者宛春以挠之。子玉怒，遂乘晋军，楚军大败。

【译文】

大凡对敌作战，必须首先做到判断敌情周详准确，然后再出兵与敌人攻战。如果不研究敌情就轻率前进，不进行周密谋划就贸然出战，就一定要被敌人打败。诚如兵法所说：“有勇无谋的将领必定会轻率与敌人交战，轻率与敌交战而不考虑有利与否是不可取的。”春秋时期，晋文公率军与楚国军队交战于城濮。晋文公了解到楚军统帅子玉自负好怒、狭隘急躁的弱点，于是以囚禁其派往晋军的使者宛春的办法来扰乱他的情绪。子玉果然中计上当，盛怒之下贸然率军进攻晋军，结果楚军被打得大败。

【赏析】

本篇以《轻战》为题，旨在阐述轻率出战的危害性。它认为，对敌作战必须准确判断敌情而后出兵，方能战胜敌人。倘若不研究敌情就轻率进兵，不制定周密计划就贸然出战，就必定被敌人打败。“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句，系引自《吴子》一书。这里所说的“勇者”，是指有勇而无谋的鲁莽将领；“轻合”，是说轻率与敌交战。本篇继《计战》之后，再一次集中地论述了从敌情实际出发，进行战争谋划的重要性，剖析了“不计而进，不谋而战”的严重危害性，提出了“料敌详审而后出兵”的重要作战指导原则。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发生在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６３２年）的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两诸侯国争霸中原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从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情况看，楚军明显优于晋军。然而，战争的结局却是楚败而晋胜。楚军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在作战指导上缺乏周密计划，存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是“不计而进，不谋而战”的典型战例。作为楚军统帅的子玉，骄傲轻敌，刚愎自用，气量狭窄，性情急躁。晋文公正是利用子玉这些致命弱点，以“拘宛春于卫”（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手段，激怒子玉错误地作出决战的决定。由于子玉不察敌情而轻率出战，先是中了晋军“退避三舍”（同上）的诱敌之计，继而在接战中又误断晋军“伪遁”是不支而退。于是，贸然下令追击，终于导致连丧左、右两军，“楚师败绩”的结局。

【原文】

凡与敌战，必务持重，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慎不可轻举也。若此，则必不陷于死地。法曰：「不动如山。」

春秋，晋将栾书伐楚，将战，楚晨压晋军而阵。军吏患之，裨将范丏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佻，吾持重固垒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全胜。」〔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嚣，合而更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公说。于是败楚师于鄢陵。

【译文】

大凡对敌作战，务须保持慎重态度，见到有利时机就采取进攻行动，不见有利时机就按兵不动；要审慎持重，不可轻举妄动。如能做到这样，就一定不会陷入危亡之地。诚如兵法所说：“军队停止行动时，应当如同山岳那样稳固不动。”春秋时期，晋国将领栾书奉晋厉公之命率军进攻楚国，双方军队即将开战之时，楚军一大早就迫近晋军而摆开阵势。晋国的军吏对楚军的来势迅猛很担心，但副将范匄（范文子之子）却快步向前建议说：“填塞水井，夷平锅灶，就在军营中摆开阵势，把行列间的距离拉宽（以利出战和击刺）。晋、楚两国都是上天所赐予的国家，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范文子一听生怒，遂手持戈器把他赶到一边，说：“国家的存亡，这是天意，你小孩子家懂得什么？”栾书说：“楚军轻佻而缺乏坚韧，我们审慎持重地固守营垒而等待他们，三天之后楚军必定退走。乘其退走而出兵追击之，一定可以取得全胜。”郤至听后说道：“楚国有六个可资利用的空隙，我们不可以坐失这个良机。他们的两卿子反、子重互相排斥，楚王的亲兵们从旧贵族家选拔担任，郑国军队虽然摆开阵势却不严整，蛮夷虽有军队却不会列阵，楚军摆阵之时却不避晦日，其士兵在阵中大肆喧闹，阵合应静而楚军更加喧嚣不止。楚方各军互相观望依赖，没有战斗意志；旧家出身的士兵未必精良有战斗力，晦日出兵列阵已冒犯了上天所忌之规。因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他们。”晋厉公欣然采纳了郤至的建议，终于把楚军打败在鄢陵之地。

【赏析】

本篇以《重战》为题，乃取“持重”之义，旨在阐述如何坚持慎重用兵的指导原则问题。它认为，对待战争必须持慎重态度，不可轻率行事而妄启战端。对敌作战中，只有真正做到“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才能使自己避免陷于危亡之地。这里所说的“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乃是本篇所强调的用兵“须务持重”的指导原则的生动体现和根本标志，它实质是讲用兵打仗必须依据客观情况的利弊而决定动止。就是说，情况对我有利对就向敌人发动进攻，情况对我不利时就停止进攻敌人。可见，无论是“见利则动”，还是“不见利则止”，都是用兵“持重”的表现。本篇所强调的“须务持重”的作战指导原则，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春秋时期发生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５７５年）六月的晋楚鄢陵之战，就晋军方面来看，便是生动体现用兵“须务持重”指导原则的战例。当时，楚国与郑国等联军已迫近晋军而摆开了阵势。面对楚军方面的攻势，晋军军吏十分担心，而在商讨战守之策时，大体上形成了三种主张意见：一是以中军副将范文子（士燮）为代表的，他以“外宁必有内忧”（见《左传·成公十六年》，下同）为辞，力主“释楚”而不战；二是以中军主将栾书为代表的，主张“固垒而待之”，先守而后攻；三是以新军副将郤至为代表的，他在深入分析“楚有六间”（即楚军将帅不和、行阵混乱、彼此观望、纪律松懈、士无斗志等六大弱点）之后，主张乘间进击、速战速决。范文子之子范匄主张立即“塞井夷灶”，摆开阵势，反攻楚军，这显然是与郤至的主张相一致的。身为晋军最高统帅的晋厉公，在对上述各种主张进行权衡之后，欣然听从郤至之言并兼纳范匄之谋，从而取得了鄢陵击败楚军的作战胜利。从表面现象看，郤至等人的速战主张似乎是不持重，然而，在已经具备了速战的客观条件和有利时机的时候，能够及时果断地作出速战的决策，这非但不是轻率盲动的表现，相反倒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持重。这也正是晋军所以能够战胜楚郑联军进攻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