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统治世界2，群体篇：大众心理

一、大革命的成果如何为执政官所认可

我们从执政府的历史中寻求到的心理学材料，就像先前阶段那样丰富。首先，它向我们揭示，一个强有力之个人的工作效率要比一个强有力之集体的效率高出许多。波拿巴很快就结束了困扰共和国十年之久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秩序暂时得到了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四届议会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哪怕是采用最严厉的镇压手段，然而，他只凭一人之力，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实现了。

波拿巴的权威立即镇压了巴黎的各种叛乱和冀望着王朝复辟的反抗，并重新确立了法兰西在精神上的统一，它曾经由于强烈的敌视和仇恨而分崩离析。波拿巴用一种个人专制代替了集体专制，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利益，毕竟他的专制远比当时的暴政要宽松。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很少有人厌恶他的统治，不久人们就怀着无限的敬畏和虔诚接受了他的统治。

过去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共和政体被波拿巴颠覆了，今天看来，明显是迂腐的，事实恰恰相反：他保留了一切可以保留的共和遗产，如果没有波拿巴，共和主义的遗产将几乎全部毁灭。正是波拿巴通过制度和法典，巩固了大革命一切可行的工作——特权的废除，法律面前的平等，等等。此外，执政府还继续称自己为共和政府。

如果没有执政府，那么复辟的君主制很可能会取代督政府，而大革命的绝大多数成果将毁于一旦。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波拿巴，那么督政府不可能在人们的普遍厌恶中幸存下来，它必然要被推翻，路易十八很可能将重登帝位。当然，十六年以后，他还是如愿以偿了，不过在这十六年中，波拿巴通过法律和习俗赋予了大革命强大的力量，以致复辟的君主根本不敢动摇它们，财产权也没有恢复到旧制度的状况。

如果督政府当时就被路易十八所取代，那么事态的结局将截然不同：他可能会将所有的旧制度都恢复，而新一轮革命势必要爆发，我们知道使查理一世垮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企图恢复原来的统治。

抱怨波拿巴的专制多少有些天真：法国人在旧制度下受着多种多样专制的压迫，而共和政体建立的是一种比君主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专制。专制那时候是一种正常情况，它如果没有带来了秩序的混乱，人们是不会反抗它的。

大众心理的一条永恒规则是：在他们制造出无政府的混乱之后，就会寻求一个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的主人。因此，波拿巴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对象。

二、执政官时代法国秩序的重建

一旦掌握了权力，波拿巴就得承担起重建法兰西的艰巨任务：国家现在是伤痕累累，百废待兴。在雾月政变的第二天，拿破仑就着手起草一部宪法——几乎是他独自一人操刀，这部宪法注定要赋予他绝对的权威，以使他有足够的能力统御各个派别，重整国家。只花了一个月时间，这部宪法就制定出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共和八年宪法》，直到拿破仑的统治结束后，这部宪法才终止使用，这中间只有少许修改。三位执政官行使行政权，其中两位执政官只拥有建议权，因此第一执政官也就是波拿巴自己，他成了法国的唯一主宰。大臣、国务委员、大使、地方行政长官以及其他官员都受他任命，并拥有宣战或媾和的权力；他同时也拥有立法权，因为只有他可以创立法律，这些法律然后交给三个议院：参政院（the Council of State）、保民院（the Tribunate）和立法院（the Legislative Corps）讨论和投票，第四院也就是元老院（the Senate）事实上充当了宪法的护卫者。

尽管拿破仑是独裁的，但即使是在议定最琐碎的事务之前，他也要召集其他的执政官来商议；立法院在他统治期间的影响无足轻重，但若没有得到参政院的咨询，他从不签署任何法令：参政院由全法国最知名、学识最渊博的人士组成，他们将法律准备好之后，交送立法院讨论通过。由于是秘密的投票，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对法案提出批评。在波拿巴的主持下，参政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最高法庭，它甚至可以对大臣们的行为进行审查。

拿破仑对参政院非常信赖，因为它的成员都是杰出的法学家，他们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专长。波拿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心理学家，他从不信任那些平民出身、纸上谈兵的大多数议员，整个大革命期间，这些人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波拿巴希望实现为人民的统治，但并不求助于他们；人民在他的政府中无足轻重，他们只享有对新宪法投票的权利；偶尔他也会诉诸普遍的投票，但这种情况是相当少的。立法议会成员的填补更替由各议院相互推举产生，而不是由选举产生。

在筹划一部旨在巩固自己权力的宪法过程中，第一执政从未指望它能在重建国家方面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在他草拟宪法的同时，也为重新建设法兰西承担了大量司法、财政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巴黎集中了各种权力，每个省（department）设省长，由一名秘书长协助工作；每个大区（arron dissement）设区长，配备一个委员会；市镇（commune）设一名市长，连同一个市政委员会工作。所有的官员均由部长任命，而不是像共和国时期那样由选举产生。

这套行政体系使一个全能的国家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得以确立，后来的政府继承了这套行政体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在一个自身陷于深刻分裂的国家里，为了避免地方专制，中央集权始终被沿袭。

正是由于对法国人国民性的深刻认识，这套行政组织的基础才得以建立。它很快就恢复了法国被中断了如此之久的平静与秩序。为了完成国家的精神和解，政治放逐犯被赦免，教堂重新向教徒开放。

在社会大厦的重建过程中，波拿巴还亲自操刀起草了一部法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旧制度习俗的借用，正如有人指出的，它是新法律对旧法律的一种过渡或妥协。

第一执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么繁重的任务，他首先就不得不使一部宪法赋予他绝对的权力。如果他把一切措施都提交给议会，那么他绝不可能将国家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出来。

《共和八年宪法》显然已经将共和政体转变成了一个君主政体，这个政体起码和路易十四“君权神授”的君主政体同样专制。作为适合于当时形势需要的唯一可供选择的宪法，它反映了一种心理上的必然性。

三、执政府事业成功的心理因素

所有能够对人发生作用的外部力量，最后都有可能转化为心理的力量。一个深谙谋略的统治者必须理解这些心理力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历届的革命议会对这些力量视而不见，而波拿巴却深谙如何运用它们。

历届革命议会都是由相互对立的派别组成。拿破仑意识到，要想驾驭这些派别，自己就必须要独立于任何派别之外。他深深地懂得，一个国家的精华乃是那些散布于各个政治派别之中的优秀分子，于是他对他们推崇备至，一律加以擢用。他在政府中的代理人都是从保王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雅各宾党人等多种政治势力中分别挑选的，尽可能做到唯才是举。

波拿巴一方面接受旧制度支持者的帮助，但另一方面还是谨慎地让他们知道他打算维持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许多保王党人还是团结在了新政府的周围。

从心理学角度看，执政府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它实现了宗教和平。造成法国分裂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还不如说是宗教意见的纷争。旺代一部分地区的彻底性破坏因为军事斗争的结束而终止，但它并未平息人们的心灵。既然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教会的首领可以促成和平，于是波拿巴就毫不犹豫地同他进行妥协。他与教皇签订《教务专约》乃是一个真正心理学家的明智之举，他知道道德的力量无须使用暴力来征服，武力迫害只能导致更大的危险。尽管他与教士实现了和解，但仍然竭力将他们置于自己革命心理学的控制之下，主教由国家任命并发放薪资，这样他依旧是主人。

拿破仑的宗教政策是高瞻远瞩的，然而现代雅各宾党人往往会忽视它的意义，他们一味地沉溺于自己狭隘的盲信，他们无法看清这一点：将教会从政府中分离出去就意味着又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所以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将遇到一个阶层的反对，一个在法国境外对法国怀有敌意的主人——教皇，将会蛊惑这些人反对本国政府，给敌人一种他们本不该拥有的自由是极端危险的，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让教士独立，而我们今天的做法却与之恰恰相反。

波拿巴此时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大于他在加冕称帝以后所遇到的困难，只有对人的深刻理解才能帮助他战胜这些困难。

未来的主人目前为止还远不是真正的主人：许多地方仍有叛乱爆发，土匪还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米迪地区正在经受各派党徒的兵燹之灾。

作为执政，波拿巴还不得不与一些将军进行周旋与抚慰，甚至连他的兄弟也合谋反对他。拿破仑是皇帝的时候，他没有敌对的党派要对付，但在他还是执政官的时候，他就得和所有的派别斗争，并在它们中间保持平衡。这一项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自20世纪以来，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的政府还不多。

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策略、意志以及交际手腕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混合。作为执政官，波拿巴感到自己此时尚未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于是他就为自己建立了一条准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按照大多数所希望的那样统治”。作为皇帝，他通常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只要根据自己的理想来统治即可。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历史学家和诗人，都对雾月政变存在很多的争议，这样的时代已经销声匿迹了。断言“法兰西在穑月的阳光普照中获得解放”实际上是多么虚幻！维克多·雨果等人对这一时期所作的判断同样地荒谬。我们已经看到“雾月罪行”的积极同谋不仅包括政府本身，而且还包括所有的法国人，事实上，把法兰西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就是雾月革命。

有人或许要问，那些聪明饱学之士为何做出如此错误的论断呢？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在根据自己的信仰看待历史事件，我们知道，真理在那些挣脱不掉信仰之束缚的人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最明显的事实也会被遮蔽，事件的历史沦为梦想的历史。

希望理解我们刚才简略勾画出的这段历史的心理学家，如果他独立于任何一个党派之外，并对一切党派所具有的激情了如指掌的话，他所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他决不会奢望对过去横加指责，那是一个不可克服之必然性的时代。当然，拿破仑也使得法兰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壮丽史诗因两次远征的失败而落下帷幕；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他所遗留的威望还能将继承他姓氏的子嗣推上帝位，但拿破仑三世所发动的第三次远征同样功亏一篑，其影响我们至今挥之不去。

所有的这些事件都和它们的起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其理想演变中，为一种重要现象所付出的必要代价，那就是人们不可能试图一下子就与他们的祖先割断联系，除非他们自己的历史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