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生活中的心理学

前面几章主要讨论的是个体。但是，只有在本质上把人类行为当做社会行为(直接或间接受他人行为的影响)来考虑，才能正确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同样，他人在场通常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有些事你一人在家里可能会做，但在公众场合你是决不会去做的。心理学家把这种由他人在场所造成的行为的变化过程称为社会助长。社会助长的一个明显形式就是竞争。一般来说，人们如果相信他们是在和某人竞争———即便没有奖，他们的表现也会更好。看来关键因素是他人在场，而不是竞争的气氛。即便在要求人们不要竞争的情况下，若看到有别人在工作(共作效应)或别人在看自己工作(观众效应)，人们工作的速度就会加快一些。

实验表明，只要告诉参与者别人在别的地方也正在完成同样的任务，就能产生社会助长。因此，如果你打电话给同学，发现他们都在努力复习功课，那么你自己复习迎考的动机就会得到增强。社会助长是否能提高表现水平取决于任务的性质。如果任务挺简单又是学过的，那么表现就会得到改进；如果任务复杂、新颖，或很困难，那么表现就可能不好。社会助长在动物中也存在———就是蟑螂在被同类观看的情况下，跑得也会更快一些。

更直接的社会影响就不仅包括他人的在场，还包括和他人互相影响及做出努力试图改变他人的行为。这可能发生在：一个人企图影响作为整体的一组人时(领导)，群体的几个成员鼓励别人采取某个具体态度时(从众)，某权威人士企图叫某人满足他的要求时(服从)，或某一群体的态度影响他们对另一群体采取的行为时(偏见)。本章将集中讨论这四个问题，并由此来进一步讨论社会心理学。

天生的领袖?

起初大家认为领导是一种特质，有的人有这种特质，另外一些人则没有。因此才会有“他是天生的领袖”这类评语。很多特点，如身高、体重、智力、自信及吸引人的外貌，都被认为同领导气质有关，至少在男人中是如此。说到智力，几项研究说明，典型的领袖在智力上只比群体成员的平均水平略高一点而已，而一般说来，心理学家又不能找出许多特性来区别领袖和非领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把不特别吸引人的人想象成领袖人物。

因为具体的领导特质不好展示，心理学家又探索了其他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已经看到，领导风格可以影响群体成员的行为和生产率。一般来说，民主的风格会通过群体成员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来提高生产率。独裁的风格更专制、更具指令性，它使群体成员没有多少决策权，虽说生产率也差不多(条件是领袖在场)，但是会使得群体成员之间人际关系较差、合作较少。放任自流的领导让群体各行其是，结果，其生产率比民主的或独裁的领导取向下的生产率都低。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影响了许多机构管理策略的发展，鼓励机构脱离专制的管理模式而朝更民主的方向发展，使工人在机构管理中有一定的发言权。

心理学家对领导的环境因素也进行了调查，认为领导的作用主要取决于群体需要一个领袖来完成的那些功能。因此，领袖的人格素质或领导风格应该同环境的要求相匹配，这才是关键所在。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看法。例如，在群体条件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时，注重协调关系的领导就对群体比较有益。相反，当群体的条件较极端(要么极端有利，要么极端不利)时，爱发号施令的、控制型的、注重分派任务的领导反而能产生更大的效益。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家经受极端困难时，独裁的领袖较易受到欢迎。例如，在希特勒受到欢迎时，德国正为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利的赔款而艰苦挣扎。

为了找出环境对领导的更多影响，有些研究人员研究了随便挑一个人放到中心位置上的结果。实验表明，如果群体成员被迫只同一个中心人物沟通，那么这个人就开始发挥领袖的作用了。和占据外围位置的人相比，中心位置的人发出的信息更多，解决问题更快、犯的错误更少，对他们本人和群体的努力也更为满意。放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往往会接受挑战，举止行为像个领袖，也被其他人看成是领袖。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天生不像领袖的人也可以到达这个位置：“有的人生来就伟大，有些人凭借努力建立丰功伟绩，有的伟人是时势造就的”(《第十二夜》，第二幕)。因此，好领袖的素质是根据环境和群体成员面临问题的性质而变化的。

从众

理解领导有助于解释个体对群体的作用，可是群体对个体的作用比想象中的更复杂。你可能曾处在群体中，而自己的意见却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在这类情形下，你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去顺从群体———尤其是当你对自己的观点没把握，或你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人有更可靠的信息来源时。然而，要是你肯定自己是正确的而群体是不正确的，那么你该怎么办?你会屈服于群体的压力而顺从群体吗?感到来自个人或群体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或态度，这叫作从众。你可能已经留意到，假如好几个人已经对同一个问题给出同样的答案，那么最后那个人不大可能会不同意。因此，陪审团因为意见分歧而不能做出决定是非常罕见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研究从众。在受试者已经听到好几个人对同一个简单的问题给出同样的错误答案之后，问他这个问题。在这一实验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真正的受试者相信其他人都回答得很诚实。结果显示，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下人们都会从众，也就是给出同样的错误答案。

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人们因群体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似乎有几个原因。一些在实验中从众的人承认自己知道给出的答案是错的，但因为不想和别人不一样，或害怕别人笑话他，或担心如果他们不从众，就会使实验中断，所以还是给出了不对的答案。另外一些人好像已经把群体的观点内化了，于是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受到别人的影响。当任务艰巨的时候或者当其他人被认为更具能力时，这种类型的从众(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别人的影响)更为常见。例如，你关于下次选举日期的看法，较易受到政治家的影响，而不易受到售货员的影响，即便你听到政治家和售货员都说选举将在4月举行。

服从

当一个人屈服于群体的压力时，就表现出从众。权威人物也能造成类似的效果，而满足权威人物的要求就叫作服从。战争暴行（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屠杀或美国军队在越南美来村对平民的屠杀）使得心理学家开始对服从进行科学的调查。这些战争结束后，人们发现，许多平常看上去也是文明人的战士同样犯下了滔天大罪。当问到这些战士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最常见的辩护就是：“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因此，心理学家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若仅仅因为别人叫他这么去做的话，一个普通人究竟能做出怎样的事情呢?图19和专栏9.1描述了一个调查公众服从的实验。

A.除左起第六人以外的所有人之前结成了同盟，他们在十八次实验中的十二次里都一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六号被告知他正在参与一项有关视觉判断的实验。他在给出正确答案时，发现只有自己一人持异见。

B.受试者屡次持异见，表现出了紧张的情绪。他俯身向前。焦急地看牌。

C.异乎寻常地，这个受试者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得看见什么说什么”。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服从?一种看法是，对权威的服从在社会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可能在进化的过程中服从就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遗传构造。事实上，文明生活的许多方面，如在法律、军队、学校等系统中，都需要人们服从权威人士的指示。但是，心理因素也可能影响服从。像礼貌待人这样的社会规范，可能会使受试者觉得难以拒绝继续完成实验，特别是在实验开始之后。拒绝继续完成实验意味着先前已经做的事情是错的，受试者可能会认为实验者很坏。为什么在战争中只有那么少的人不服从命令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和仅仅开罪某人相比，不服从受的惩罚要严重得多。实验者的在场也增加了服从的百分比：当指示用电话方式传达时，服从的百分比就从百分之六十五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一。另外，还有人作弊，给学生施以较弱的电击。因此，服从至少部分地依靠不断的监视。

还有两个因素对这些实验中的服从也有影响，这两个因素和战争中见到的服从也有关联。第一，如果能离受害者远一些，那么，人们就更容易加害别人。假如教师不得不把学生的手强按到电极板上来处罚学生所犯的错误，那么，比起教师不必看到或碰到学生的情况，服从的情形就会少得多。这种情况和现代战争类似。在现代战争中，杀人者不必见到被杀者受苦，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行了。事实上，从心理学意义上说，用核武器杀一百万人比面对面杀一个人要容易些。第二，相信暴力只是实现有价值事业的手段，或意识形态上的合理化，也对服从有影响。在实验中，人们认为他们是在为科学研究做事情。当重复的实验与任何一所着名大学都无关的时候，肯服从指示的人就会减少了。同样，在战争中许多士兵理所当然地相信服从命令对他们的同胞最有利。对他们的培训宣扬了敌人的兽性，以此来培养对攻击性行动的积极态度。

实验前问到受试者时，大多数人都很坚决，说他们不会从众或服从施放电击的指示。但大多数人的确从众或服从了，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并不善于预测自己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会做的事情同我们实际所做的事情之间存在差距。这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倾向于过高估计人格因素的重要性，而过低估计环境影响的重要性(基本归因误差)。服从和从众不一定是可取的，但是它们肯定对内聚力有所贡献，正是这种内聚力使得我们可以生活在文明社会里。例如，没有服从就不可能实施法律，没有某种程度的从众就不可能有民主。

偏见

除了研究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之外，社会心理学家还关注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影响。蓝眼珠—棕黄眼珠的实验(专栏9.2)说明了一个特定群体如何改变了一个人的行为。

尽管上面的实验不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它却包含了偏见在现实世界里的许多含义。偏见是对某一群体(后又扩展到对该群体的每个成员)的、比较持久的(通常是负面的)看法。偏见往往与刻板印象相关。刻板印象就是根据一些现成的、可以鉴别的特点(如年龄、种族、性别、职业)把人们分类，然后据此认为某个群体的个体有某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就是那个群体成员的所谓典型特点。例如，有人对女性有偏见，认为女性既愚蠢又弱小，于是他把这种看法用到他见到的每个女性身上。与偏见相关的刻板印象可能有一点真实性(例如，平均而言，女性是比男性弱小)，但它们常常过于笼统(有些女性就比有些男性强壮)、过于僵化(不是所有女性都愚蠢或者弱小)，或不够准确(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在智力上不如男性)。

在世界上不同的群体中展现出许多形式的偏见，社会心理学家对它们的基本心理因素进行了调查。人格因素和环境的影响似乎都对偏见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蓝眼珠—棕黄眼珠的实验说明，只要给一个群体特权而不给另一群体，就可能造成偏见。同样，把两个群体放到争夺同一种资源的竞争中去，偏见也很容易产生，如在“强盗的山洞”这个实验(专栏9.3)中所见到的那样。

几个证据来源表明，对资源的竞争可能导致偏见。例如，据说在美国南方几州，因种族原因而发生的私刑处死的数量，在经济困难时就会增加，在繁荣年代就会减少。偏见也可能源于人们想要正面地看待自己的普通需求：人们总是从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属的群体，而不是别的群体。这样，他们对自己的群体就形成了正面的偏见，对别的群体就形成了负面的偏见(种族中心主义)。还有人认为偏见是迁怒的一种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矛头指向的是替罪羊(通常是一个社会认可的或合法的目标)，因为不可能把矛头指向真正的目标———由于害怕造成的后果或由于真正的目标无法接近。

很清楚，环境的因素会影响偏见的发展。然而，几项研究已经发现，持偏见的人往往会有某些人格特点，如不够灵活和比较专制。人格特点和形成偏见的倾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两个经历类似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偏见。

心理学家利用他们关于偏见的心理因素的知识，来寻找减少偏见的方法。起初他们认为，增加接触、减少隔离或许会有帮助。缺乏同另一群体的直接接触会导致我向性敌对———忽视另一群体就理解不了对方行动的原因，也就没有机会发现对对方行为所做的负面理解是否正确。因此，要减少偏见，相对抗的双方就需要接触。然而，建立在不公平之上的接触(如男性老板雇请女秘书或女清洁工)，可能会起到强化刻板印象的作用。另外，因为不公平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只会助长偏见的形成，所以，为减少偏见而进行的接触应该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并鼓励追求共同目标，而不是鼓励竞争。

我们已经讨论过社会助长、领导、从众、服从和偏见，并且也已经看到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受别人影响的。从这些研究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些结论有什么用处呢?对社会助长和领导的研究认为，某些工作条件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及满意度，这条信息对雇主很有用。对服从和从众的研究表明，我们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容易受到别人压力的影响，而这些研究，为理解我们对这类压力特别敏感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框架。更好地理解对服从和从众起作用的因素在两种情境下都有用，一是在需要从众和服从的情境下，比如在军队里；二是在坚持自己观点是十分重要的情境下。例如，现在美国有的州的陪审团只有六个人而不是十二个人，因为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人数少一点的群体不大会产生过度的压力叫人从众。对偏见的心理学研究找出的一些基本因素，有助于制订更有效的计划来减少偏见，以减少不同群体之间的争斗。

这一章介绍了社会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以及他们用来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些方法。社会心理学的许多引人入胜的领域还未谈到，如群体动力学、旁观者调停、群体行为、印象的形成，以及人际间的吸引。无论是研究反社会的行为(如足球赛场上的流氓行为)还是研究亲社会的行为(如利他主义的行动)都很有意思。社会心理学今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有助于预测、控制或调整(增加或减少)上述两类行为的诸多因素，进行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