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法官、法律职业者与学生手册

阿芬那留斯讲了一对英国夫妇谈及天使翅膀的故事。男人觉得这种天使的特征很可疑，女人则觉得并不可疑。很多女性证人都会让我想起这个故事，我利用这个故事解释过很多案件。女人往往在没有什么理由、自己的论证让自己都感到无趣和迷惑时，以及当她不理解反方的证据时，尤其是她渴望某事时，她都会说“肯定是如此”。不幸的是，她会用很多说法来掩藏这种态度，而且人们还常常希望英国女人说出这句简单的“肯定是”来。结果就是当我们想要从女性口中找出判决理由时，我们就会有麻烦了。她们会说出一连串常常令人震惊又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但问到消息来源时得到的却都是“肯定是如此”的各种不同版本，从耸肩到连珠炮似的回答。没有经验的法官可能会被这种表达的肯定性欺骗，从而相信其肯定是有依据的，证人在没有做证技能的情况下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但如果法官要帮助这些“没有能力”的证人，对他说“当然你这样说是因为”，或者“可能是因为”等话，那么证人只要不是个傻瓜就会说“是的”。这样我们就会得出看似很有根据的论断，可实际上那根据不过是一句“肯定是如此”而已。

在需要分类、区别和分析的案例中，很少会出现由女性提供的缺乏依据的论断。女性有很强的能力去分析和解释数据，只要人能够理解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成功论证出来。令她们感到困难的是综合性工作、不断发展进步的工作，碰到这种情况她们就会信口开河，几乎都不经过观察就确认得出某种论断。比如，拉菲特说女性在体检时无法完成任何需要综合能力的事。女性对男性的判断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因为有人认为女性更容易被小小的成功而不是巨大的努力打动。这样说没有不公正之处，也不是肤浅，其指向的问题与综合能力欠缺并不矛盾。因为她们能够关注具体事物，所以就能理解单一的成功，但是未来要提高效率需要组织构造和宽广的视野，她们就不能理解。正因如此，女性给出的证供当中关于疑点的有趣而矛盾之处常常比比皆是。一个女人就算知道某个无力回天的罪犯的上百条罪行，只要日后发现他成功地拿出某个不在场证据，她还是会彻底翻转自己的看法。因此，要是起诉方看起来胜利在望了，被告方的女性证人常常会变成自己最大的敌人。

不过在这里女性也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性，可能就像所有怯懦的人一样，她们都很害怕做出最终结论。就像勒鲁在《人类》中提到的：“如果让女人决定的话，罪犯就会在她们第一次生气的时候全部被杀光，要是有人能撑过那次爆发，就会全部被释放。”这正好切中了易兴奋、热情、总是通过直觉判断公正、要求邪恶立刻受到惩罚的女性特质，同时指出了女性会对指向最终后果的有力的推理感到害怕，也就是说，她们对真正的公正没有任何认识。“男人寻找理由，女性通过爱来判断，女性可以爱和恨，不过她们不能在没有爱的时候保持公正，也永远不可能学会珍视公正。”席尔这样说，我们很少见到女性不问被告的命运是否取决于自己的证词的现象。而如果我们回答“是”，通常就会影响做证，会使她们在激动之余扭曲了结果，这一点必须永远铭记。如果你想要从女性口中获得真相，那就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但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时候闭嘴。就像老话说的，也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女人在下意识的时候最明智，在反思的时候最愚蠢。”

当然，大家都知道，女性也会犯罪，也会走极端。这样总结可能是对的，很多现代作家也这样认为，女性智力的弱点应该归咎于其社交，因此女性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改变女性化的环境。不过对环境她也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就像黎塞留所说，就连最虔诚的女性也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一个会带来麻烦的证人。最复杂的罪行一般是女性设计的，其中往往会有很多完全没有目的的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会为某些本来难以理解的罪行找到一种解释，那就是：第一次犯罪可能是女性犯下的。好像她在罪恶之中获得了某种快感，她只要在第一次犯罪中超出了那个界限就会放弃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