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节
证人告诉我们的事情都是事先存在自己的想象中的，这种存在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对我们会说什么。所以想象力的本质对我们就很重要，越是如此，我们就越不需要纠结于实际情况和想象之间的关系。可能有的事情的存在形式和我们了解的很不同，甚至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根据某些权威调查，理想主义者会把这种可能性抛到一边，然后以科学的方式去回答提出这种可能性的人。
所以在我们律师看来，“科学回答”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想象的可靠性及其与我们认为存在和发生了的事情之间的关联。有的作家认为，感官对象同时存在于感官知觉的外部和内部，外部就是指在这些对象彼此之间，内部则是它们和意识的关系。有人注意到，意象和物质之间的差别并不构成知觉行为的任何一个部分。但是发现这一点的人认为，行为中并不包含想象。根据圣·奥古斯丁的看法，意象是对物质的知识；而根据埃德曼的看法，物质就是意象的客体化。
意象的替代充分性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想象一下我自己失踪了的狗，我只从画像上见过的俾斯麦的狗，还有其实我只知道长得很好看、但被主人切掉尾巴的亚西比德的狗。这个例子中这些意象的代表价值很明确，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只能很准确地想象出我自己的狗，俾斯麦的狗可能相对也不错，因为常常有人画或者描述它，但亚西比德的狗却不怎么可靠——尽管我从小就开始栩栩如生地想象这只有名的狗的样子。所以，每当我提到这三只狗的其中一只的时候，大家都能正确评估我的意象的正确性，因为他们都知道狗狗的情况。但我们谈及一位证人时却不太清楚他获得意象的情况，只能通过他本人来了解。而证人在描述时增加了另一个意象，也就是我们自己对该事件的意象，它与证人自己的意象就必须建立特定的关系。在所有相关的单个意象中，应该提供那一个呈现出所涉事件的意象。意象只能和意象对比，或者只能和意象的图片对比。[205]
这种转变的困难之处主要在于表征的本质之中。表征永远都不可能和其对象一模一样。亥姆霍兹说得最清楚：“我们的视觉和表征都是效果；看见的事物和表征中的事物，其本身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意识都产生了影响。其效果的本质必然取决于原因的本质，以及原因要发挥作用所依靠的基础。想让某个意象完全复制其对象的，从而达到完全真实，就需要对应的效果绝对独立于其作用的对象之外。这显然是很矛盾的。”
而意象与其对象之间的区别，要看是否仅仅是形式和材料上的，至于其重要性则还没有被科学证明过，可能永远也无法证明。我们只能假设这种区别的确定性是人所共知的，人人都有一个天然的标准来恰当地衡量想象和其对象，也就是说大致知道二者之间的区别。困难之处是并非所有人的标准都一模一样，而在标准形成的过程中人的个性实际上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这种标准的多样性是双刃剑：一方面它依赖于意象及其对象的本质，另一方面则依赖于意象在形成及后续全部时间内经历的变化。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区别。任何人只要有某种条件或在人生某个阶段经历某件事时，都会创造出细节不断变化但总体特质恒定的意象。如果在不同条件下或不同年龄经历同一件事，在记忆和想象力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时，那意象及其对象就不可能在不同方向上互动了。如果是从来没有亲眼所见之事的意象，情况就更糟。我能够想象出特洛伊木马屠城、一条龙、极夜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样子，但是这些意象和实际情况差得该多远啊！
在我们感知到某些事情不大对劲时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我们会修正它，也就是去研究如何能让它变得更好，于是在记忆中它会呈现出改善后的样子，而越频繁地在想象中重现它，其形式就越固化，不过这并不是它真正的形式，而是修正过的。我们看见某些触怒我们的画面时对此感觉会更清晰。假设我不喜欢某幅画上一个女性的红裙子，我喜欢棕色的。后来再回想起那幅画的时候图像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靠近棕色，最后真成了棕色，再看见实物的时候我还会想怎么会是红裙子。[206]
我们每次听说一起犯罪案件时都会微缩复制该场景，无论得到的消息本身多么贫乏——哪怕只有一个电报词汇。不同的案件当然有重要性上的差异，因为如果我听见的只是一块银表被偷了，那我大概就不会去想象那个场景。但如果我听见在某地的一个旅店附近，一个农夫被两个路过的学徒抢劫了，我很快就能得到一幅图景，其中不仅有某个未知的地方，还有抢劫的事件，甚至还会有相关人物的脸。这幅图景每一个实际细节都是错的，但这都没关系，因为大量事实证明它会逐步得到纠正。真正的危险在于，这种纠正往往是很糟糕甚至是全盘皆错的，其结果会导致最先产生的那幅图景又卷土重来并且还异常活跃。[207]这种活跃的程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这种想象和实际或准实际的事物相结合，而后者要么是亲眼所见的，或至少也是特别投入地想象出来的，于是第一幅图景就获得了更新的力量。利普斯认为：“复制的意象以特点为先决条件。特点则随着其指代的知觉产生，不过也有复制的意象和想象出的整体是不指代任何先行知觉的。在该特点同时也属于其他事物时，这个矛盾就得到了解决。这样一来，有限数量的特点就变成了无限……特点自身就是被转化的力量，这种转化的力量可以主动回应内在刺激。”
在演讲复制意象时，这个过程也是类似的。这种复制不是直接的，而是来源于一系列意象，这就导致儿童、老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在试图呈现出属于任何既定意象的整个复杂关系时都会喋喋不休。但这种情况会让法官感到绝望，不光是因为它浪费了时间，还因为它有把注意力从重要的事转移到鸡毛蒜皮小事上的危险。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司法文件中出现，常常有主审官会被没什么技巧的证人带偏，或自己造成了某种晦涩不明的印象的情况。真正的思想家几乎永远都言语谨慎，因为在与自己观点相关的无数意象中，他只会保留最清楚的与当下目的有关的那些。所以好的程序几乎总是相对简短的。审查某些程序可以说既有启发性又好笑，有些是可能被遗漏了的点，还有些直接的表征，也就是能给人真正启发的一切因素。令人惊奇的是，后者出现得太少，而且常常显得很莫名其妙，这是因为重点被人忘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表征的本质中包含巨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想通过举例来谈一下三维这个很普通的问题。我们相信其本质比外在复杂得多。我们不得不相信距离不是感觉的问题，它是需要解释说明。[208]
心理学家指出，没有经验的帮助，对三维的表述可能极其困难。但经验是相对的，我们不知道别人有多少经验，或者他经验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如果没有别的证明办法，我们永远不可能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物理视觉是否正确。考虑一下四维的观念需要哪些假设。自从亨利·摩尔引入这个概念以来，它已经极大改变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但是我们不知道其中多少是无意识的，“每个人都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如何感知空间的”，这句话肯定没错。[209]
动作又是另一种难以表述或想象的东西。你可以马上自己判断一下，看你能不能想象出某个比较复杂的动作。我只能想出一个接一个相继出现的动作，但是想象不出后续动作会是什么。就像哈贝特说的，连续一系列的意象不等于表达出的连贯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不出后者，即使想象出前者也是不对的。施特里克认为，动作是一种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感官特性的形式来表达的感觉，要是不唤醒肌肉动作，大脑就记不住任何一个动作。[210]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唤醒肌肉的感觉通常在想到该动作时最明显，因为我们能感知到在解释或描述动作时运动的感觉是如何伴随相应的意象产生的。运动的感觉永远是真实的。它至少表示证人自己能感知到、并且想在讲故事时再次体验那个动作。比如，当我们让他解释某个人是如何被掐死时，就可以看见他的手做出轻微而含糊、但肯定表明他在努力回忆所见的动作，这和他正在讲述的内容没有关系。这就让我们可以观察到证人脑海中意象的变化，如果意象和动作有关，变化就一定会出现。
动作是很难表述的，所以不能指望证人能准确回忆出来。斯特里克说，很长时间以来他想象不出下雪的样子，只能在描述出某个下雪瞬间时才行。所以无法描述的事情也很难被回忆出来，因此我们发现，让证人一点一点地描述出哪怕很简单的过程都只会造成麻烦。证人只有连续的意象，就算具体的意象都是正确的，对于整个过程他也没有客观性和深入性的了解。他只是具有对事件的记忆和逻辑，要是缺乏这一点，就会缺乏意象的连续性，无法完整复述事件。所以这也与不同证人的描述会天差地别一样不足为奇，其实天差地别就是因为每个人对意象的排序都是主观的。
画画这件事就证明，我们只能表现出动作的某个瞬间，因为一张画永远画出一个动作，而只能画出那个动作内的某个状态。但我们会满足于图画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就算我们的意象只包括动作的某个简单的瞬间。“所见所闻立刻就会成为意识的内容，这是确定无疑的。”（舒佩）但动作就不是这样。
时间对意象的影响并非无关紧要。我们必须区分构筑一个意象需要的时间以及意象的生动性能保持的时间。莫兹利认为第一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倾向于达尔文的说法：音乐家理解音符有多快，他的演奏速度就能有多快。这个问题和律师的关系在于，我们需要判断：过一段时间之后，伴随事件出现的意象的特点是否能反推出证人的个性。这里我举不出别的例子，因为对意象的产生这个难题，最前沿的现代心理物理学也无能为力。
第二个问题非常重要。其答案有没有实际用途不好说，但是它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埃克斯纳观察到，意象的生动性能保持不到1秒的时间。到时候这个意象不会整体消失，但是其内容保持不变的只有这么短时间。然后它就消逝了。每个人都能证明这一点。但是我想补充一下，我对自己意象的观察表明，在对某个意象不断重复回忆的过程中，其内容是不可能被一模一样地复制的。我还相信，在这个观点的内容改变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实质性的飞跃，但是这种转变的方向是确定的。所以，如果我能成功地回忆出某个物体，就不可能一会觉得它更大，一会觉得它更小，然后又变得更大；而是会要么就逐渐变大，要么就逐渐变小。
如果我的观察准确并且并非纯粹个人化的话，埃克斯纳的说法在审判的过程中就非常有价值了，因为案件审理过程很长，需要人不断回忆某个标准化的意象，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观念内容的改变。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个证人被审问时说服自己去相信某个确定观念，而且到结尾时比开始时对此更加肯定。在某些常常被提到的观点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所有我们可以在复述观点时利用这一点，通过暗示避免不断被迫回到已经讲过的问题上。
其他人会怎样构筑自己的观念我们是不知道的，那是因为我们见过也了解理解他人观点和意象的难度，很多权威也清楚地指出过这一点。[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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