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郁症的基因治疗
刘易斯·托马斯博士说：“DNA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会轻微地犯错，少了这个特别的性质，我们就只能是最原始的厌氧细菌，再无音乐可言。”一旦认识到躁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我们就拥有了不同的选择主题。比起药物治疗，遗传问题考虑得显然更为久远。假以时日，越来越精细的研究必然会研发出新型药物，在治疗躁郁症患者的同时，更明显地减少副作用，甚至可以使创作过程中必要的气质和认知保持不受损害。但是，对于关系躁郁症的基因（或基因组）的搜寻，势必会引发更加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因为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躁郁症都可以带来很多好处。通常来说，疾病很难带来好处，不过躁郁症并不是唯一的特例。例如，镰状红细胞的携带者可以对某些疟疾感染产生免疫，在这个前提下，大卫·铃木（David Suzuki）和彼得·克努特森（Peter Knudtson）在谈到“有缺陷的基因”时，从更广泛的生物学视角提出了如下论点：
镰状红细胞贫血症的存在，表明那些看似有缺陷的基因，其实拥有惊人的能力。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并存，这完全取决于数量和环境。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自然选择常常会在许多物种突变的DNA序列间保持平衡。问题在于，除了少数例子以外（比如镰状红细胞贫血），我们多半看不到这种脆弱的平衡，以至于遗传学家只以遗传疾病来解释错综复杂的基因变化。
可是，有多少造成遗传疾病的“有缺陷的基因”，蕴藏着未知的演化价值呢？除非我们对人类的遗传学有足够的认识，并明确它们在演化史上扮演的角色，否则过度热心地“治疗”这些遗传异常，并把这些DNA序列从人类基因库中移除，不知最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 基因治疗引发的争议
躁郁症所传递出的优点不仅仅表现为它与艺术气质和想象力之间的关系，还借由着它对许多知名科学家、企业家，以及宗教、军事和政治领袖施加的影响而得以体现。有些研究者认为，精神分裂症虽然对病人本身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可能却在其直系亲属中保存了某些智力和气质上的优势。对造成躁郁症的基因研究，是非常复杂的。例如，研究不可能只牵扯一种基因，而一个人即便带有这个基因（或是基因组），也有可能完全不发病。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一种环境交互作用，会诱发第一次躁狂或是抑郁的发作，例如，长期暴露于剧烈的光照之下、睡眠大幅度减少、服用药物或酒精、生育；个体可能遗传到其他会诱发或是避免这一疾病的基因。
个体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因素很明显也扮演着某种重要，但是尚不明确的角色，可以诱发或是防御躁郁症潜在的遗传倾向。要从构成躁郁症的各种气质、行为和认知特质中，精确定位出潜在的基因或是基因组，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所能想象得到的。此外，在与艺术天才有关的疾病、认知和气质特征当中，很可能还有其他基因、生物和环境因素，也在发挥作用。
有一些遗传方面的议题，格外与躁郁症的诊断、治疗和社会政策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括产前检查、堕胎、强制避孕和基因治疗。而任何与堕胎有关的决定显然都会引发重大的伦理思考，而像躁郁症这种常见而又可被治疗的疾病，格外容易产生问题。密西根大学医学遗传学系的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是发现囊性纤维变性和多发性神经纤维瘤致病基因的领导人物，在一次访谈中就产前检查发现的那些严重程度变化不一，或是只有在生命晚期才会出现的疾病时，曾经这样说：
这就是它模糊不清的地方，每个人都会据此划出不同的界限。想想躁郁症的情况吧，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很明显受到了遗传的影响，但是却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现在，罹患躁郁症就像是背负上了可怕的十字架，抑郁阶段令人非常难过，而高潮时又是如此具有破坏性。有大批极具创造力的人罹患此类疾病。假设我们找到了造成躁郁症的致病基因，让每一对夫妻都接受产前检查，以便确认胎儿是否有罹患躁郁症的危险，而如果回答是“有”，他们就把孩子打掉，那么我们必将造成不幸的严重后果。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对产前检查的争议包括，病理状况与正常特质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在医学上可治疗的基因缺陷与不可治疗的基因缺陷间重要的区分；缺陷的严重程度变化不一，以及疾病发病年龄不同所带来的问题。美国法律与医学协会理事长拉里·高斯廷（Larry Gostin）在谈到有关遗传检查的困难问题时，曾经这样说道：
大众对于遗传学诊断和预测的无知，常常会导致非常复杂而又有害的误解。最常见的观念就是：科学评估下的基因技术是非常准确的，不论对个人还是后世的残疾和疾病都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预测。而事实正好与这种常识相反。出于多种原因，遗传学基础上的诊断和预测结果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想要根据基因标识来预测疾病的性质、严重程度和病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多数遗传疾病的发病日期、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治疗效度往往各具差异，有些人一直没有症状，而另一些人则会产生严重致残的疾病。
其他一些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则提出了不同的担心，其中包括更为直接的优生。比如说，去除掉某些基因，是否会同时也除掉它对社会的好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有没有与某种特殊疾病或是特质相关的特征，值得保留在基因库中呢？有趣而又略带讽刺的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主张人类应该通过优育获得“最具有天赋的人种”，但其本人却有严重的“神经崩溃”的倾向；他同时也承认，伟大与精神疾病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丹尼尔·凯夫利斯（Daniel Kevles）博士在《假优生学之名》（In the Name of Eugenics）一书中，引用了高尔顿的话：“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杰出、知名而又充满精神力量的人，往往是那些被主流思想驱动和纠缠，与疯狂相距不远的人。”
历史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栗，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掌权的时候，成千上万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被实施绝育或是杀害；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也有好几千名精神病患者遭到结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30年，德国开展了一项研究，发现强迫躁郁症病人绝育并不明智。研究人员发现，专业人士和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罹患躁郁症的比例非常高，他们提出了反对绝育的意见，“特别是那些没有兄弟姐妹的病人，绝育将使他们无法传递具有正面意义的遗传基因”。1940年，遗传与优生委员会和波士顿麦克莱恩医院的科学家们也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几个美国社会知名家庭的家谱，他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在我们全心全意进行绝育计划之前，也许需要考虑一下布姆克（Bumke）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消灭世界上所有的躁郁症病人，那么也势必会剥夺不可胜数的成就和美好、色彩与温暖、活力与创新。”最终只剩下干巴巴的官僚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宁可接受躁郁症患者所造成的损失，也不愿失去具有相同遗传基因的健康天才。
约翰·罗伯逊博士在20年前，研究爱伦·坡的精神状态时曾写过：
心灵的特质与其病态的反应，实在是太过于细致，以至于我们难以了解，也无法以科学预知进行安排。这对世界而言是件好事，可是遗传的受害者，却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消除神经质的素质，压抑沸腾的热血，这种素质和热血往往来自于近亲结合、酗酒，或是父母的精神失常以及各种各样的病变。这将使我们成为平淡无奇的种族：没有想象力的人、缺乏热情的个体、没有个性的脑袋、没有才情的灵魂……什么人能够培育出驼背的蒲伯、足部畸形的拜伦、有淋巴结核的济慈，或是对鬼魂着迷的爱伦·坡呢？大自然对我们是公平的。
关于绝育和强制堕胎的争议，大多已经被更为复杂的争议所取代，比如产前检查、由基因检测所带来的自愿堕胎和基因治疗。然而，它们所牵扯到的伦理问题却仍然相同。
◇ 基因治疗的起源
基因治疗包括几种控制遗传的方式，而这些方法本身就会引发很复杂的问题。伦理问题的焦点并不是改变某个个体基因编码的技术，例如，把正常的基因插入染色体、移除有缺陷的基因，或是借由“关闭”或“开启”某些基因来治疗遗传疾病的药物。不过，即便不是焦点，这些技术仍然存在是否恰当的争议，因为被改变的基因可能和细微的认知和气质特征有关，而这些特征可能是社会安康所必需的。
伦理争论的基本焦点在于技术本身，因为这些技术能把改变基因的物质放入生殖细胞中，这些物质可以传递下去，影响后世子孙。乔尔·戴维斯（Joel Davis）曾指出：“这会违反人体试验知情权的基本原则。那些同意改变自己精子和卵子的人可以表达同意，可是这个人的后代却在无法表达是否知情的情形下，被交付实验。”
此类伦理问题起源于人类基因重组计划这样一个大的背景。199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长达15年的基因重组计划，目的是找出人体所有基因精确的位置和功能。这对人类的健康与基础科学有巨大的潜在好处。毫无疑问，那些患有遗传疾病的个体，包括躁郁症患者将获益良多，他们不但可以得到早期的诊断，还能得到从分子生物角度开发出的药物的治疗。对于躁郁症患者以及其他存在患病危险的个体而言，减少痛苦和预防早逝，绝对算得上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健康权益。虽然躁郁症在作家和艺术家当中发生的比例，要比普通人群高出许多，但是如果就此将这种极为痛苦且具有强大破坏力，甚至可能致命的疾病浪漫化，那将是一件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大部分罹患躁郁症和抑郁症的个体，并不会拥有超凡的创造力，他们从躁狂和抑郁的体验中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即便是那些极具创造力的病人，他们通常也会努力去寻找消除痛苦的方法。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和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蕴涵着巨大的潜力，可以为人们提供比现在更具体、更有效，同时副作用更小的治疗。就在美国国家健康协会的DNA重组顾问委员会批准美国第一个基因治疗试验之后短短两年，这项试验已经开始在罹患癌症、免疫系统疾病、遗传性高胆固醇以及其他疾病的个体身上开展了临床性治疗。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提出临床试验计划，而在不久之前还被视为激进、充满争议的做法，也渐渐开始在医学研究中广泛应用。
可是，基因治疗和人类基因重组计划所衍生出的伦理问题，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范畴。由于潜在的社会和伦理问题非常重要，所以研究预算中的3%～5%、保守估计有30亿美元将被用来了解基因研究对社会、伦理和法律所造成的影响。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伦理研究，几乎囊括我们之前谈到的所有问题。任何问题都不会得到一个简单的回答，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只是一个开始。作为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同时也担任人类基因重组计划首席执行官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博士，坚持将如此庞大的资金划拨给基因研究中有关伦理问题的研究，他强调：
如果相信这些问题会有简单的答案，那就太过天真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是引发这场探讨，并且从根本上引领这场探讨，而不是让那些嘴里说着：“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占据主导权。优生学确实有过可怕的过去，那个时候我们是以轻蔑可怕的方式来运用不完整的知识，美国和德国都是如此。大众的DNA是私有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以不正当的手段来利用。这需要法律保障，但是我们又不能在不经过严肃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就匆忙推动法律的通过。
幸运的是，当我们破解基因密码的时候，生命的无穷变动与复杂，伴随着永无止境的改变能力，将从我们这里得到更为深远的理解和肯定：
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真正使我们改头换面的，其实是基因的突变能力。我们已经对基因突变有了一些了解，它们就像彗星一样，偶尔会扫过人类思想的天幕。对倾注于心灵当中的其他信息，它们似乎拥有不同的接收装置，也有着略微不同的处理机制。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出新奇的东西，重新连接到思想的河流当中，闪耀着崭新的意义。巴赫就是这样做的，从他那里涌现出的是音乐。赋格曲和圣马太受难曲的艺术，从人类思想的演化角度来看，是有着羽毛的双翅，是投票的拇指，是大脑额叶皮层的新层。
最后，我们还必须警惕那些尝试减少临床症状、遗传缺陷，或是可预期到的气质的美妙和独特性的企图。以如此局限的方式看待任何人，不仅仅包括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都是骇人听闻且极其无聊的事情。有人担心医学和科学会损害人性当中不可言喻的部分，或是伤及心灵中有如迷宫一般的复杂性，这种恐惧就像星辰的斗转星移一样久远。即使是研究过外科的济慈，也觉得牛顿的计算会使天堂失色。他曾在自己的诗作中提到，自然科学“会剪掉天使的双翼，精准地征服所有神秘事物，排空忧郁的氛围，挖掘出所有的宝藏，再把彩虹分解开来”。
至今仍然令人们感到困扰的是，我们是否会用精神病或是情感障碍的字眼，来贬低那些最出类拔萃的精英？在急着去诊断、治疗，甚至改变他们基因的同时，又是否会损害他们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心灵力量和个体化趋势？如果我们认定艺术家会比大多数人更容易罹患反复发作的躁狂和抑郁症，拥有变化无常的气质，有抑郁的倾向，并且更容易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就会因此而轻视他们呢？我认为不会。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完全可以确保这些观念不被人们误用；而一味地否认它们，忽视必要的治疗与复杂的疾病所引发出的种种伦理问题，无异于弃事实于不顾，反而会让我们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美国小说家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的父亲和祖父都死于自杀，他的家族在近两百年当中不断出现自杀、躁狂和抑郁症。对此，珀西写道：
以死亡基因形式存在的死亡绝不会压垮我，因为死亡基因是一回事，而面对它们、认识它们、对抗它们、挑战它们，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同于我的死亡基因，也不愿意臣服于它们。我父亲拥有同样的基因，但是他害怕且不愿意面对，以为在老66号公路上大叫，就能把它们丢在身后，或是抓我为伴，要么就是弹奏勃拉姆斯，以为这样就可以取悦那些死亡基因，所以最终他成了它们的牺牲品。
死亡无法以任何伪装的面目来战胜我，因为我熟知它们各种各样的面貌。
没有人知道，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不论是科学还是艺术知识，会将我们引向何处，但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不确定性、浪漫的想象和神秘的事物，交织在思想与经验的科学和艺术领域。怀揣疑问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为这些常见的千丝万缕联系，以及那些不常见的旅程，提出了自己的佐证：
牛顿能于星球之间开辟路径！
真不知抵消了人间多少苦痛，
而那以后！不朽的人就发明
种种造福于人的机器！而且不久
将会有蒸汽机将他送上月球。
为何要有这篇开场白呢？
你瞧！正当我拿起这张破稿纸！
我禁不住心血沸腾！情思起荡！
我内心的精灵欢跳不息，
尽管我知道！我远远赶不上
那些使用水蒸气与玻璃
而乘风破浪去发现星体的人，
我还是愿意驾诗歌而凌云。
我迎着风口奔驰！奔驰！我承认，
要找星星我的望远镜太暗！
但至少我已避开了尘寰！并且！
一旦远离它扰攘的海岸！
我就要驶向永恒。海浪的狂叫
并未吓住我这小巧的帆船！
它仍旧很稳！像许多小舟一样！
在那使大船也遭殃的地方。
拥有伟大想象力的艺术家向来都会“乘风破浪”，并带回各种文字、音乐和图画，“不知抵消了人间多少苦痛”。为此，他们承担了过多的痛苦折磨，值得我们永远感怀、理解，并且慎重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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