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6月，列昂尼德·马赫纳茨在他外祖父母的家里度假，那是在白俄罗斯的克里切耶夫小镇，离苏波边境600公里。那年夏天，莫斯科的气温居高不下，让人窒息。他父母自己无法脱身，便让他离开首都，独身一人来此度假。列昂尼德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是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主管，负责向苏维埃首都供应天然气，由于需要向党领导呈交一份万一发生战争的能源预案，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外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克里切耶夫镇的边缘，已能看到厚密的橡木林和广袤的牧场。这是一栋朴实的小木房，在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非常普遍，附有养猪的小院和栽满苹果树的花园，房主大都是小农、工人和商贩。
6月22日的凌晨，星期日，德国庞大的入侵部队向苏联发起总攻击，位于西部边疆的克里切耶夫镇没有任何防御计划，因为苏维埃领导对战争全无准备。像克里切耶夫镇一样的其他城镇，对将临的入侵没有一丝预感。一直到了那天中午，莫洛托夫方才在电台上以嗫嚅的声音宣布开战。之后3天中，电台是克里切耶夫镇唯一有关战争的消息来源。然后在6月26日，没有来自苏维埃当局的任何警报，克里切耶夫镇遭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一场浩劫降临小镇，居民纷纷逃进树林，牛和猪四下狂奔，大街上尸体横陈。
列昂尼德的母亲玛丽亚，在一片混乱中赶到克里切耶夫镇。她在入侵的第一天离开莫斯科，期望在被德国军队杀死之前救出家人。此时，弗拉基米尔恰好出差，视察列宁格勒地区，要到6月底才能返回莫斯科。所以，玛丽亚只得单枪匹马，设法赶到已在遭受猛烈空袭的斯摩棱斯克，但搭乘不到驶向苏维埃前线的西行列车。玛丽亚只好朝西南方向徒步120公里，4天后抵达克里切耶夫镇，一路上都是反方向撤离的士兵和平民。列昂尼德回忆：“她到达时蓬头垢面，几近全身漆黑，满是灰尘和污垢，因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
克里切耶夫镇的居民匆匆收拾财物，朝东逃难。第一批逃走的包括该镇将近一半人口的2000名犹太人，他们忧心忡忡于听闻的纳粹暴行。接着出走的是共产党人，对入侵的德军存有同样的恐惧。马赫纳茨一家，作为资深苏维埃官员的亲属，必须尽快逃走。玛丽亚希望丈夫会来找自己，因此耽误了家人的出逃。7月16日，即德军占领克里切耶夫镇的前一天，她仍没有弗拉基米尔的消息，只好先给莫斯科写信，再用马车载上细软，带着列昂尼德和父母沿乡间小路缓慢向东移动，以避开专炸主要公路的德国飞机。她不知道，弗拉基米尔正坐在专职司机的轿车中火速赶来。列昂尼德判断：“他离开斯摩棱斯克，疾驰在公路上，与我们失之交臂时相隔不过几公里。”弗拉基米尔到达克里切耶夫镇时正好看到德军进镇，从索兹河对岸的草地，可看到镇上木屋熊熊燃烧，也能听到尖叫和枪声。他以为家人将遭屠杀，试图过河，徒步前去营救，但受到撤下来的苏维埃军队的拦阻。他猜想，家人可能已经遇难，只好回到莫斯科，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她会去克里切耶夫镇以东的布良斯克地区，再转去有亲戚可投靠的斯大林格勒。玛丽亚认为，那里会比莫斯科更为安全，因为有传闻说莫斯科很快将落入德军之手。回到莫斯科反而变成了弗拉基米尔的自我毁灭。不久，他因“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罪名而被捕，判处劳改10年。他曾与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同事交谈，言及自己在前线亲眼目睹的混乱。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这样的谈话导致多人被捕，因为苏维埃当局在拼命压制有关军事灾难的消息。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将马赫纳茨的被捕，编造成市主要能源官员的“托派阴谋”，逮捕了数十人。弗拉基米尔很想让妻子知道自己的下落，但要等到秋天——他在赴西伯利亚的漫长旅程中，从火车窗口扔出一封信，上面写有妻子在斯大林格勒的地址。一位农民路过捡起，将之付邮：
我的亲人们！我还活着，什么都好。客观情况不允许我早点给你们写信。不用为我担心，照顾好你们自己。玛丽亚，我的爱人，你将会很辛苦，但不要放弃希望。我正去西伯利亚，我是无辜的，等我，我会回来的。(616)
德国的攻击如此强悍迅猛，把苏维埃军队打得措手不及。斯大林忽略了德国准备入侵的情报，甚至把确认庞大德军在边境集结的最后通报，也当做英国引诱苏联参战的伎俩（竟把带来此条消息的情报人员，当做“英国间谍”拉出去枪毙了）。苏维埃的防御彻底乱了阵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旧防线已被放弃，另在新占领的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建起的新防线，几乎没有重炮、无线电设备、布雷区，根本挡不住德军先锋的19个装甲师和15个摩托化步兵师。苏维埃增援部队冲向前线，以堵塞豁口，但遭到德军坦克和飞机的沉重打击，制空权早已落入德军之手。到6月28日，即入侵后的第6天，德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一方面穿越白俄罗斯，占领苏维埃境内300公里的明斯克；另一方面在北部，穿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直逼列宁格勒。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亲眼目睹了白俄罗斯阵线的混乱。战争开始时，他作为军报记者，前往第3集团军政治部报到——地处苏波边境的格罗德诺城附近。他搭乘列车在6月26日一早抵达鲍里索夫城，但通向明斯克的铁路线正在遭受狂轰滥炸。西蒙诺夫找到一名司机，用汽车把他送去明斯克，但很快遇上撤退的苏维埃溃军。德国飞机从头顶飞过，以机枪扫射地面上的部队，并朝大路投掷炸弹。士兵们纷纷逃入树林。一名军官站在大路中间叫喊，如果他们不转身，他就要开枪了，但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树林里挤满了士兵和平民，尽量躲避盘旋于树林上空、不断朝下扫射的德国飞机。西蒙诺夫自己也险些丧命，一架被击中的德国飞机坠落，撞死他身边好几个人。它飞得如此之低，就在树林之上，他都能看到德国飞行员的脸。天黑之后，他才跌跌撞撞回到大路，找到一名政工人员，“一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头戴船形帽，身穿冬大衣，不知何故却手持铁锹”。西蒙诺夫介绍自己是记者，打听去往前方总部的方向。该军官说：“什么总部？你没看到这里发生的事？”(617)
西蒙诺夫随军队一起撤回斯摩棱斯克。一路上都是士兵和平民——妇女、儿童、老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全部向东，各种类型的大车，还有背上家当的徒步逃难者。7月初，他经过什克洛夫和奥尔沙——“安静的农村小镇”，住有很多犹太家庭，包括他妻子的亲戚拉斯金家。他在什克洛夫镇停下要水喝，一名惊惶失措的犹太人问他应否逃离。西蒙诺夫劝他们留下，并声称德军抵达什克洛夫镇之前，就会被红军击溃。几天后，德国人占领什克洛夫镇，杀死几乎所有的犹太居民，共约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枪杀后全部埋入镇外的土坑。7月16日，德国攻下奥尔沙城，着手建立犹太人聚居区。到1943年，那里的大多数犹太人都被运去纳粹死亡集中营。也有一些人设法跑走，加入红军，例如在奥尔沙行医的塞缪尔·拉斯金的弟弟雅可夫。(618)
西蒙诺夫回顾1941年的灾难事件，逐渐省悟到其根源就在斯大林政权。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写战争巨著《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1959年）时已经想通，责任都在斯大林——不单是他不了解情况，没在1941年积极备战；更重要的是他的恐怖统治，制造了这么多的恐惧和不信任，以致苏联在自卫中根本无法统一行动。西蒙诺夫当时没看到这一点——他给什克洛夫镇犹太人的建议，便是他相信宣传的确凿证据——但从1942年起，他开始在战争日记（后来成为《生者与死者》的素材）中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他越来越清楚，苏维埃军队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在旁监视的政委的举报。他们被动地等待总是姗姗来迟的上级命令，无法随机应变，以改善战场上的军事形势。(619)
当然在战争年代（或在1956年“解冻”之前的任何时候），这些想法是不可公之于众的。西蒙诺夫写在日记中的，不可能在红军主要报纸《红星报》上登出，他从1941年7月起担任该报的记者。战争一旦爆发，审查愈益加强。战争开始后第3天，就成立了苏联新闻社（Sovinformbiuro），以控制所有报刊和电台的报道。政府试图向公众隐瞒军事灾难，操控新闻，以鼓舞士气。像西蒙诺夫那样的记者，即使要写前线的挫折，其写出的报道也应有积极和乐观的精神。他们所写出的，几乎总是受到审查员的删减或修改。
西蒙诺夫当时面临一个特别为难的处境。7月19日，即在德国占领斯摩棱斯克3天后，他抵达莫斯科，成了从白俄罗斯前线返回的第一名记者。首都居民对军事灾难的程度一无所知，为了避免造成恐慌，斯摩棱斯克沦陷的新闻遭到封锁（直到8月13日，苏维埃军队的反攻失败，方才发布这一消息）。莫斯科人不断向西蒙诺夫询问有关军事形势的问题，但他不能如实回答，否则像马赫纳茨一样，就会有“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风险。所以，他决定缄口不言，将自己的抑郁深藏心底。他在日记中指出：“与他很亲近的人误以为那是他筋疲力尽的征状”。西蒙诺夫的新闻报道，尝试在他所看到的事件中努力寻找正面意义。他回忆：“要写实际上发生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它不会见报，还因为我的内心”不愿接受如此黑暗的结局，亟想在灾难中找到一丝希望。他所专注的事件，发生于撤回斯摩棱斯克的混乱之中。西蒙诺夫看到两名男子，一名上尉和一名下士，在撤退的人潮面前，反而逆流而上，奔赴前线。他们的排只剩下两人，其余的都已葬身于德军的轰炸。在西蒙诺夫眼中，驱使这两名男子的似乎是先天的爱国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中找到未来苏维埃胜利的种子。(620)
苏维埃媒体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消息，谣言满天飞，人们开始恐慌。有人称：政府已经逃离，总参谋部里有叛徒，苏维埃领导已决定放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甚至还有传言称，开始于7月中旬的德军对莫斯科的轰炸，其带队人竟是著名的苏维埃飞行员西吉兹蒙德·列瓦涅夫斯基——1937年，他驾驶一架飞机想飞越北极直达美国，却从此销声匿迹。记者韦尔日比茨基在日记中记录了在莫斯科街头与一位充满活力的老人的对话。老人说：“为什么没人在电台上给我们讲话？他们应该有所表示——不管是好是坏。但我们全蒙在鼓里，必须动脑筋自作猜测。”斯大林未在公众场合现身，更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感。很显然，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他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崩溃：把自己锁在乡间别墅，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回到克里姆林宫是在7月1日，两天之后，才向全国发表他的第一场战争讲话，其间不时停下喝水，像是处于痛苦之中。斯大林把苏维埃人民称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呼吁他们为“生死攸关的斗争”而团结起来，将之形容为一场“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战争”。这是斯大林第一次以兄弟之间、包罗全民的字眼来界定苏维埃人民，不再提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西蒙诺夫回忆该讲话留给自己和前线战士的印象：“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那样与我们讲话了。这些年来，我们因缺乏友谊而深受危害。我记得，那个讲话中，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是这几个字——‘我的朋友们’。”(621)
即使斯大林的讲话激奋人心，战争的突然爆发见证了公开评论的大爆炸，其中也有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诱因可能是不确定感，也可能是恐惧的解脱。10月18日，德军离首都仅几英里，韦尔日比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仅在不久之前，听到如此的对白，肯定会因此走上审讯法庭。”这种不满情绪，多半来自农民和工人。他们所批评的是：对战争准备不足，劳动纪律过于严格，口粮减少，强制征兵，党领导纷纷飞到后方，让普通百姓面对侵略。在战争的头6个月，列宁格勒一半党员飞走。工人的反苏情绪如此强烈，有的甚至期盼德国胜利的前景。战初几个月发生了许多工人的罢工和示威，仿佛标志着向1917年革命氛围的回归。1941年10月，伊万诺沃地区的党领导试图平息示威游行的人群，罢工领袖向工人们高呼：“不要听他们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欺骗我们已经23年了。”在工厂会议上，工人不怕将战争的爆发和前线的失败归罪于共产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测，许多工人和农民欢迎入侵，因为这会推翻苏维埃政权。普遍认为，害怕德国人的只有犹太人和共产党人。(622)
政府向“散播恐慌者”宣战，以对付这公开的反对。数千人因随意谈论前线的战情（“失败主义”）而被捕，许多人被枪决。罗扎·韦托诺夫斯基在开战第3天被捕，被控以叛国罪。她抵达牢房时才发现，她只是因言获罪的众多妇女之一。“这个说，德国军队更为强大；那个说，我们的庄稼收成不好；另一个说，我们像奴隶一样在集体农庄工作。”这些妇女大都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伊琳娜·舍博夫―涅费多维奇，7月30日被捕于列宁格勒。一星期之前，她在疫苗学院的党员同事检举她“制造恐慌和散布谣言”。其实，她所做的只是告诉朋友斯摩棱斯克遭到轰炸，而且她是从苏联新闻社广播那里听来的。她被判处7年，送去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的劳改营，1946年死在那里。伊琳娜的丈夫和女儿一直不知道她的遭遇，只猜测她死于列宁格勒的轰炸之中。到1994年，他们才获悉她死亡的真相。(623)
7月20日，斯摩棱斯克沦陷后，斯大林就任于最高统帅部，委任自己为国防人民委员。他派前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线的反攻，以夺回斯摩棱斯克。有一段时间，德军放缓了朝莫斯科的挺进，部分原因是德军重心已转向南方，意在攫取乌克兰的沃土、矿山、工业。希特勒深信经济是胜利的关键，控制这些资源可帮助第三帝国立于不败之地。8月，希特勒集中力量攻克乌克兰，这让红军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的战线获得进展。9月6日，苏维埃军队短暂收复斯摩棱斯克的郊外，但因缺乏基本的军事装备而不得不后撤。在北面，德军在9月25日抵达拉多加湖，有效围困了列宁格勒。希特勒为了保存北方集团军以便发动莫斯科之战，决定对列宁格勒围而不攻，企图饿死它的居民。从严格的军事意义看，直接决定战争命运的是莫斯科和南部的战事，而不是列宁格勒。但作为沙俄帝国和革命的发源地，又作为俄罗斯的欧洲价值和文化的堡垒，列宁格勒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有助于解释苏维埃最高司令部的拒绝放弃，以及大多数居民的留守。1941年秋，列宁格勒几乎所有的食品和燃料的供应都被切断（到1944年1月解围，死于疾病或饥饿的也许有100万人，即战前人口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德军在南方的挺进也放慢下来，因为苏维埃军队的大部驻扎于此，以保卫乌克兰的工业和食品的丰富资源。德国精心策划的巨大的钳形夹击运动，包围了基辅及其东部腹地，苏维埃军队拼死抵抗数星期，近50万士兵阵亡或被俘。德军终于在9月19日攻克基辅，尽管还有不少巷战。基辅沦陷，列宁格勒被困，希特勒从10月起，开始集中力量前去攻打苏维埃首都。他发誓，莫斯科将被完全摧毁，其遗址将会变成一个人工大湖。(624)
由于德军迅速席卷苏联各地，数以百万的家庭各奔东西，不少亲友羁留在沦陷区。入侵开始时，许多儿童仍在夏令营，在德军到达之前赶不回去与家人团聚。几十年后，父母仍想通过公共机构和广告来找到他们。数千名儿童，或在孤儿院，或在全国流浪，或加入儿童帮派或红军组织（据估计，多达2.5万名儿童在战争时期跟随军队一起行军）。(625)
1941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12岁，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孤儿院。父亲于1937年被捕，母亲流放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维什尼―沃洛察克镇。战争爆发时，孤儿院疏散到高尔基城附近的阿尔扎马斯城。尤里在旅途中跳下火车，擅自跑掉。他不满孤儿院生活，加入了专门偷窃铁路旅客的儿童帮派，很快又产生反感，便去自首。警方把他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派他去阿尔扎马斯的军用机场充任学徒。驻扎在那里的工程师，把他当做福星收养，送给他酒和香烟，替他与本单位的姑娘们牵线。1942年的春天，该地20位工程师调到第比利斯，把他也带上了。尤里早就恳求带队的战士们允许自己随行。他知道自己出生于格鲁吉亚首都，只不过家人在他年幼时就离开该市。他还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曾去那里探望自己的教父母，而父母被捕后，姐姐又搬去那里与教父母同住。在赴第比利斯的旅程中，战士们把尤里窝藏起来。他没有旅行证件，如被发现，就会被捕。尤里回忆：
他们待我很好，为了把我带走，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没人抱怨，还让我分吃他们的口粮。他们爱我，怜悯我的无家可归。快到斯大林格勒时，我们的列车被拦下检查。两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卫要求看我的证件，听说没有，就要拘留我。但战士们坚持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愿把我交出去。到最后，这两名警卫同意让我走，代价是100克[伏特加]。
到了第比利斯，尤里与战士们分手，在城市中乱转，希望能认出教父母的住宅。后来，他去了城市办事处，获得自己出生证的副本，以此作为开端，经过一系列的文件追踪，最终找到教父母。自那以后，尤里、姐姐与身为工程师的教父母得以团聚一处。尤里长大后也成为一名工程师。(626)
苏联西部地区的人口疏散也把家庭拆散，撤到后方的共有800万儿童。优先考虑的是从面临德国威胁的各城市抢先运走工业设施，共拆除3000座工厂运去东部——伏尔加河、乌拉尔乃至更远——从1941年6月至12月，共动用100多万节火车车厢，工厂的工人和家属也随设施一起东迁。此外，还有各式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例如政府、公共机构、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博物馆、剧团和乐队。(627)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疏散一事喜忧参半。纳塔利娅·加巴耶娃11岁那年，从列宁格勒疏散到鄂木斯克城，住在属于艺术家联盟的儿童之家。身为画家的母亲留在列宁格勒，为了就近照顾丈夫谢尔盖。他曾是流放者，现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夏宫，在农学院工作。1941年，他搬去列宁格勒冬宫的地下室，陪伴已从博物馆退休的年老多病的父亲。另外，他每天还要去遥远的郊区，探视已与父亲离婚的生病的母亲。纳塔利娅回忆自己是一个“被宠坏的少女”，从鄂木斯克给母亲写“吓人的信件”，乞求她来与自己做伴。“我在一封信中甚至威胁，如果母亲不来，就要自己步行回到列宁格勒。”1941年9月，她遂了心愿，母亲赶到鄂木斯克。她是在德军建立封锁线之前逃离列宁格勒的。谢尔盖因她不在身边而饱受苦难。围城的第一周，他就病倒了，他写信给朋友诉说他想看到纳塔利娅的渴望。1941年10月，他本来有机会搭乘最后的航班之一离开列宁格勒，但临时又改变计划。作为父母的唯一支柱，他不忍心自己只身离开。谢尔盖明白，周围的人都已奄奄一息，自己也不会幸存于围城之战。1942年1月1日，他写信告诉他母亲，死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想再看纳塔利娅一眼。5天后，德军炸弹直接命中冬宫，他在空袭中死去。纳塔利娅一生都为父亲的去世而感到愧疚。她觉得，母亲如果留在列宁格勒，有可能帮他存活下来，因此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纳塔利娅回忆：“我从小就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如果父母面临可怕的危险，我的力量只能救出其中之一，我会选择哪一个？我无法回答，尽量从脑海中将之驱逐，但它一再去而复返。”(628)
玛丽安娜·福尔瑟1941年才4岁，出身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尼古拉既是艺术家，又是音乐家；母亲维拉·杰美恩是教师，娘家人都是列宁格勒著名的教育家。他们都是囚犯，1929年相遇于索洛韦茨基监狱，又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儿子格奥尔基生于1933年，女儿玛丽安娜生于1937年。1941年1月，尼古拉因“反苏维埃煽动”的罪名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维拉1942年死于斑疹伤寒。祖母阿纳斯塔西娅·福尔瑟一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他们一家同住，便接过照看玛丽安娜和她哥哥的责任。战争的第一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粮食供应大幅减少，几成饥荒地区，两个孩子相继病倒。到1942年春天，玛丽安娜饿得十分虚弱，以至于无法行走，夭亡似乎是早晚的事，这让阿纳斯塔西娅实在承受不住。她咨询的医生名叫吉娜·格林讷，是著名的结核病专家，建议她将孙女送给有能力抚养的人家，兴许还能救得一命。一开始，阿纳斯塔西娅拒绝了这个建议，盼望尼古拉早早从劳改营获释。等她发现他已被枪决（1942年9月），才勉强接受了那位医生的建议，将孙女送人，自己带着格奥尔基去投靠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城的朋友。她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庭：“请原谅我，求你们不要骂我。我把马琳卡[玛丽安娜]送人了，这是救她生命的唯一出路。”阿纳斯塔西娅没有其他选择：玛丽安娜身体太弱，吃不消赴伊尔库茨克的旅程，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又没有其他亲人可以照料。阿纳斯塔西娅与杰美恩家一直保持联系，但因列宁格勒围城，无法向他们移交玛丽安娜。
收养玛丽安娜的是约瑟夫和奈莉·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来自乌克兰东南部马里乌波尔城的犹太大家族。约瑟夫是苏维埃空军中的资深共产党人，1942年被派驻阿尔汉格尔斯克。1942年9月底，德军进袭马里乌波尔，约瑟夫飞回去想救出自己的家人，但事与愿违，他反而亲眼目睹了可怕的大屠杀。他走近自家的房子，听到从院子里传出的惨叫声，只能从远处眺望，希特勒的军队将他19个亲属排成队列，包括他的3个孩子，再挨个朝他们的头部开枪。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承受如此惨烈的创伤，亟想身边有个可以疼爱的孩子，甚至是——特别是——像玛丽安娜那样的恹恹病人，他们也愿意给予关爱，助她恢复健康。
玛丽安娜的外祖母维拉·杰美恩写信给已在伊尔库茨克的阿纳斯塔西娅，询问收养者的名字和地址。但此时发生了一个大错：阿纳斯塔西娅写下的名字不是戈尔登施泰因（Goldenshtein），而是戈尔施泰因（Goldshtein）。等到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之后，维拉一家便开始寻找玛丽安娜。但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已迁至第比利斯，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踪迹均已消失。1946年，格奥尔基返回列宁格勒，决心留下上大学。他只有13岁，太年轻，记不起收养者戈尔登施泰因的真名实姓，也从没向杰美恩一家提及失踪的妹妹。格奥尔基让祖母留在伊尔库茨克，答应会去接她，但事实上他一次也没回去。他的祖母1957年死于当地的残疾人之家。(629)
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很善良，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女儿一样爱护。他们知道，她的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她的父亲已被枪决。为了保护玛丽安娜（也许也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决定隐瞒一切，不让玛丽安娜知道生身父母的信息，但鼓励她成为像她父亲一样的音乐家（事实上，她长大后成了教师，像母亲一样）。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属于第比利斯的共产党军事机构，玛丽安娜在这优越环境中长大，接受了它的许多价值和习俗。她始终认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自己的父母，称呼他们“妈妈”和“爸爸”。但到11岁左右，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曾属于另一个家庭，潜藏于记忆深处的痛苦童年重又浮现。发生于少先队野营中的一起事件，似乎成了催化剂：其他孩子要去森林探险，却把玛丽安娜摒除在外，称她为“弃儿”。玛丽安娜开始慢慢拼凑自己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生活的碎片，但从不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提及。她越来越感到自己不算“家人”，更把她内心的不满，也许还有她青春期的反叛，归罪于严厉的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也归罪于她认为将自己抛弃的生身父母。玛丽安娜解释：
每天晚上，爸爸都会检查我的学校功课。如果不够完美，我就不能上床睡觉……妈妈病得太重，无法保护我，她患了结核病。我13或14岁时，就要做所有的家务……父母生我的气时，我会思忖：如果我住得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就会逃走，去找我的祖母[玛丽安娜不知道她已死去]。父母可能对我不满，但祖母肯定不会对我如此生气。然后，我又会想起，我其实没有真正的父母。这让我哑口无言，欲哭无泪。(630)
1941年10月1日，斯大林下令将政府机构，从莫斯科撤到伏尔加河边的古比雪夫城。随着轰炸的日益猛烈，莫斯科市内的恐慌四处蔓延。10月16日，有报道称，德军已突破在维亚济马镇的苏维埃防线，离首都只有几天的行军路程。火车站内外一片丑陋场面，大家都想搭上火车，朝东逃难。韦尔日比茨基报道，有人愿意支付2万卢布搭乘从莫斯科到喀山的汽车。恐慌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对内战饥荒的记忆，事实上，粮食供应形势迅速变得让人绝望。所有商店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并发生广泛的抢劫，连大规模的逮捕都无法遏制。韦尔日比茨基在10月1日的日记中总结了民众的情绪：
这种乱七八糟、普遍逃亡、偷盗猖獗、头脑中的混乱，究竟是谁造成的？人们谈论此事的公开方式，如在3天之前，肯定会导致他们被捕。排队，长龙般的排队，大家都紧张兮兮，提心吊胆。歇斯底里已从领导蔓延到群众。人们开始想起并计算所有的侮辱、压迫、不公正、官僚的欺凌和阴谋、党员的蔑视和嚣张、好大喜功的命令、剥夺、欺骗、报刊的自吹自擂。听到这一切，真是可怕，人们都在直抒胸臆。充斥着这一类情绪的城市，能坚守得住吗？(631)
同一天，斯大林发表电台广播，作出坚守莫斯科的承诺，这是决定性的转折点。人们奋起承担首都的防卫，与其说是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效忠，毋宁说是出于对莫斯科城的爱国主义。莫斯科人仍记得，当时，所有的居民都聚在城市中心——郊区几乎空无一人——似乎是由于自卫的集体冲动，或是共同抗敌的下意识需求。25万平民帮助挖掘壕沟，把食物和药品运上前线，再把负伤的士兵接回自己的家。成千上万的公民志愿军与正规军并肩作战。那些正规军也是临时组合的，既有从白俄罗斯前线撤下的残部，也有一到莫斯科马上参战的西伯利亚援军。在朱可夫将军的领导下，苏军纪律逐渐得到恢复。作为战斗新精神的象征，斯大林决定像往常一样，仍于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在红场举行阅兵游行：军队方阵迈步经过列宁陵墓，直接开上前线。据莫斯科指挥官K. R. 西尼洛夫说，那次游行在扭转公众情绪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游行前，他收到的信件大多是失败主义的，很多人想放弃莫斯科，不让居民暴露在危险之中；游行后，人们普遍表达的却是愤慨和反抗。(632)
这几星期孤注一掷的战斗决定了战争的结局。11月中旬，德军深深陷入冬季的淤泥和积雪之中，在马不停蹄挺进5个月后业已精疲力竭，俄罗斯的冬季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遭受了入侵以来第一次巨大的人员伤亡。12月，苏维埃发动反攻，到4月，已把德军推回斯摩棱斯克。保卫莫斯科的胜利，大大提升了苏维埃的士气。人们开始对胜利抱有信心，不过，国家仍面临可怕的处境。到1941年底，它一共损失300万兵员，相当于开战时总兵力的一半以上；苏维埃工业的大部分已遭摧毁；仍有9000万苏联公民生活在德军占领区，将近苏维埃战前人口的一半。但莫斯科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希特勒的军队未能攻占苏维埃首都，也就不再有击败苏联的切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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