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
与意大利人的崛起相伴而生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分化,还有他们在社会上的差别。甚至在各阶层中,家庭一词的意义也变得不完全相同了。在意大利裔的中产阶级人士当中,亲戚之间的拜访频率仅略高于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但意大利裔工人阶级走访亲戚的频率,仍是其他美国工人阶级的两倍。中产阶级的意大利开始重视教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子女送到教区学校就读。由于意大利裔充当了教士和修女,学生家长已不像早期的父母那样,害怕其子女会在教区学校里“变成爱尔兰人”。
多年来,家庭的人口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意义上来说,也都发生了变化。在1910年,美籍意大利人家庭的平均人口仍在全国家庭人口的平均线之上,但到20世纪60年代,美籍意大利夫妻的子女数量已经比其他美国人要少,且只相当于早期意大利夫妻所生子女的一半。在1910年,35~45岁左右的美国妇女平均有3.4个孩子,而同一年龄段的意大利裔妇女则平均有5.5个孩子。到1960年,此项全美平均数是3,而对美籍意大利妇女来说,则只有2.4。曾是美国各种族中家庭人口最多的意大利人,现在则和犹太人走到了一起,家庭人口变得最少。
随着意大利人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崛起,他们也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于后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到独霸一方的地步。在意大利人参与其中之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在美国早就存在了。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犯罪团伙的头目多是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美国宪法禁酒修正案付诸实施之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而此时又适值意大利后裔大批加入了犯罪团伙的行列。偷运私酒及违禁开设秘密的酒馆(通常又和赌博或卖淫相勾结)成了赚大钱的生意,而且也是竞争性极强的生意。意大利裔的犯罪头目在这种暴虐而殊死的竞争中,具备两条足以决定胜负的长处:第一,他们在贩运私酒时能克制自己,不致酗酒;第二,正如家庭忠诚对一般意大利社会生活是关键因素一样,他们在营运私酒时,全家人也能守口如瓶,毫不走漏风声。从事一种生死存亡的买卖,头脑清醒和家庭忠诚是两大格外重要的条件。
和其他方面一样,意大利人进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也与籍贯有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从事有组织犯罪的意大利家庭,都来自西西里(现在仍然如此)。西西里的黑手党传统给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辛迪加提供了结构框架,然而美国的黑手党却既非西西里黑手党的分支,亦非其简单的移植。有组织的犯罪是美国的既存事实,自有其一套机构,美籍意大利人实际上不得不经过一番较量,才得以打入其中。美籍意大利裔的黑手党分子,大多有共同的祖籍,此点可由这样一个事实加以证明: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时期,美籍意大利人作为一个种族,总体上的犯罪率仍比其他美国人偏低。
对于美籍意大利人来说,正如对其他一些缺少发家资本或教育传统因而无从在商界或学术界平步青云的种族一样,体育、娱乐圈和政治,也像犯罪活动一样,都能给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美籍意大利人进入体坛的时间,要迟于爱尔兰人,而且从未在这方面像爱尔兰人那样取得过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像乔·迪马丘、洛基·格拉齐亚诺、文斯·伦巴第、约基·由拉和洛基·马齐亚诺这样一些响亮的名字,确实代表着意大利人对体育界的重大贡献。在音乐界——古典的和通俗的——意大利人在美国也和在欧洲一样,是无可匹敌的。他们在古典音乐方面出过像恩里科·卡鲁苏、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安娜·莫弗以及贾恩—卡罗·梅诺梯这样一些大家。流行歌曲明星有弗兰克·辛那特拉、佩里·科莫、迪安·马丁和托尼·本内特,这些人也只是著名美籍意大利人歌唱家的一长串名单上的几个罢了,其中许多人改用了英国式的名字,如康妮·弗兰西斯或勃比·达林等等。
美籍意大利人在政坛上发迹较慢,但最终也造就出市级、州级和全国性的政界名人。第一位意大利裔政界大员是费奥莱罗·H·拉瓜迪亚,此人是深知基层民众并有巨大号召力的极少数“改革派”人士之一。缺乏从政经验,缺乏种族内部凝聚力,是影响意大利人政治努力的两大障碍。直到本世纪初年,意大利选民区在政治上仍由爱尔兰人充当其代表。此种状况开始时并未遇到挑战,后来当意大利人崭露头角时,才巧妙地使选区分化,并逐渐控制了自己的选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之后,意大利裔政客才掌握了与爱尔兰人或其他更富于政治经验的种族成功地进行较量的本领。卡尔明·德萨皮奥在1949年首次以意大利裔的身份当上了纽约坦慕尼协会的首领,尽管意大利人早就是该市人口最多的种族之一了。然而意大利裔的候选人仍不像其他种族的候选人那样,总能赢得本族人的选票。甚至连名闻遐迩的拉瓜迪亚市长在1941年与爱尔兰裔对手(威廉·奥杜瓦尔)竞选连任时,也未能赢得纽约多数意大利裔选民的选票。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犹太裔的纽约市市长候选人(阿布·比姆)也曾比其意大利裔对手赢得过更多的意大利人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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