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的故事

更为悲惨的是由良好的愿望导致的瘟疫。从大西洋海岸的刚果通往东方的道路，穿过扎伊尔和乌干达，一直延伸到印度洋肯尼亚的蒙巴萨，根本不是什么平坦的洲际高速公路。“这条路一度曾是肮脏的小径，曲折穿过非洲的心脏，”理查德·普瑞期顿写道，“几乎不可能走完它的全程。

很多路段是20世纪70年代铺设的，成队的卡车从此轰鸣而过……”小径变成为国外贸易的现代商业动脉。随着卡车运输的增长，沿途聘用了大量收取现金为卡车司机提供性服务的“自由之女”。

在高速公路的某处，离维多利亚湖不远的一个地方做短暂停留之后，有人身体里带着偷渡的艾滋病毒爬进他的卡车，或者把艾滋病毒留给他身后的临时女王，然后无心地驶向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顾客。无人知晓，无人能完全肯定，艾滋病是如何在中非爆发的，但是它从海岸到海岸穿过非洲腹部延伸的关键路径，正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建造的，而如今它却被称为“艾滋高速公路”——一条用良好愿望铺就的通往地狱之路。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未知的不可控制的瘟疫，可能会在政府责任与公民个人责任之间的道德与立法的中间地带存在。医学科学精英很容易凭自己的兴趣做一些法律没有特别禁止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进步，其动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履行自己义务的方式却并非完美无缺，往往招来不学无术、自私的立法机构的抵制。

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一直在尝试将灵长目动物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上。当人体器官的互相移植取得常规成功后，对人体器官的需要大大增加，医学界日益面临着寻找可靠动物器官资源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匹兹堡大学的外科医生在人身上进行了实验性移植，用狒狒的肝脏替换了人的因B型肝炎而损坏的肝脏。虽然患者死亡了，但医生们认为手术是一个突破。患者的死亡与器官移植本身无关。然而西南基地提供狒狒器官的官员却无动于衷。他们知道，用于手术的另一只狒狒感染有大量病毒，非常近似于使人得病的那些病毒，它们包括：狒狒疱疹B型病毒，类人猿艾滋病毒和类人猿细胞肥大病毒。

进行那样的移植手术必须将病人浸在使免疫系统抑制的药物中，以减少接受者对新器官的排斥。还有另一种风险是，猴子病毒可能会从人体中拾取基因物质，形成难以预见的超级瘟疫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