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
长久以来,罗马元老院并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甚至连罗马最高国家机关——公民大会——也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到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院的会议场所才被固定在由凯撒建造的地方。至此才有了既能容纳数百人济济一堂、又能和其余人群隔离开、还是处于罗马市中心的会议场所。此后元老院会议既在神殿中央召开,也经常在回廊的一角召开。但在此之前,由于没有固定的会议场所,因此每次元老院开会召集议员、公布开会时间和开会场所都必须明确记录并昭告意大利全部领域。凯撒就任终身执政官时,当时凯撒神坛有部分细节并未完工,因此当时元老院会议经常在庞培剧场东侧的大回廊一角召开。
因为那里够宽敞,足足有180米× 135米,这样与庞培剧场并立的庞培大回廊,只要在当天禁止普通人出入,就有足够的空间供元老院召开会议。
不过,如果没有凯撒的“建设新罗马”计划,元老院也不能在庞培大回廊召开会议。因为那里位于城墙外宽阔的马尔斯广场中央。虽然无论哪里都足够作为会议场地,但是当时只有军队最高司令出席时,才会在城外开会。因为根据罗马共和国制度,军队最高司令是不能进入城内的。
根据凯撒的改造计划,拆除首都罗马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壁垒“城墙”是有必要的,也是其一大特色。因此原本是在城墙外的马尔斯广场,经凯撒之手,再也没有“墙外”的区别,而成为了罗马市中心。在那里召开元老院会议就再也没有什么不合规矩了。
此外,凯撒本人对在由庞培建造的庞培大回廊召开元老院会议并没有表现出反对。如果凯撒有一点反对的意愿,他就可以选择其他地方作为会场。的元老院会议,凯撒就下令将其改至可以看得见庞培立像的角落里召开。
凯撒所住之处,为古罗马广场内大祭司的官邸。他从住处前往现在已不见踪迹的庞培大回廊,只能够步行前往。因为依据凯撒所制定的法律,白日在市内,唯已婚妇女可使用马车,紧急情况下的使者才能乘骑马匹。此外,从凯撒住所到会场的距离虽然从直线距离来看不足一公里,但是如果按照当时罗马的城市模型复原图来看,两者的距离约为直线距离的两倍。
按照罗马当时的习惯,身居高位的人在“上班”时,会有地位较低的人到家中迎接,并陪同他一起前往会场。那天陪同凯撒从官邸前往会场的人是德奇姆斯·布鲁图。
庞培剧场和大回廊的平面图
凯撒所走的那条道路,沿途必定会有一些人竞相与其打招呼。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年代,早起是很常见的事。更不用说罗马人通常在中午之前便已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一般人的工作也好,元老院的会议也罢,通常都在正午之前举行。公元前44年的的元老院会议,与往常一样在上午10点左右召开。
无论是拉丁语中的“Idus Martiae”、英语中的“The ides of March”,还是意大利语中的“Idi di marzo”,对西欧人而言,只要提到“3月15日”,都知道是凯撒遇刺的日子,这是无须多言的常识。因为在西方历史上,这是首屈一指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天。
而且,这一天的经过所衍生的各种版本,历时逾久,反而变得比事实本身流传更广。譬如,凯撒之妻卡尔普尼娅的噩梦、占卜师“留意”的预言、从3月14日到彻夜不停地肆虐罗马的暴风雨、古罗马广场突然聚集的大规模鸟群等。
古代史学家们的想象力,从一本正经地理性论述凯撒当中解放出来,对种种不祥之兆的描述,发挥出超人的想象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依据普鲁塔克的《列传》所衍生出来的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
不过,3月的罗马气候总是变化无常。凯撒的行动是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更不必说是梦境、预言、鸟群等这些所谓的“征兆”。他并不是完全无视这些东西的存在。如果对国家的统治或者提高士兵士气有所裨益,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而且,他本人也担任了罗马宗教界的最高职位——大祭司一职。
不论是古代历史学家还是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大家都一致认为凯撒是个一流的合理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理性的人。
对这件事情有所叙述的古人遗作当中——除了西塞罗之外——全部都是希腊人的作品。
希腊人虽以追随理性和追求真实闻名,认为理性是这世上独一无二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一旦他们从这种理解中解放开来,就很容易转向这种思想的反面——即变得感性起来。而罗马人——特别是凯撒——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认为,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理性,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感性。正因如此,他们认定两者的均衡至关重要。
人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
能够如此直指现实人心的,不止凯撒一人。西塞罗虽然在政治上与凯撒立场相异,但是他在这一观点上与凯撒并无二致。无论是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书信,还是那些给西塞罗写信的所谓“目击证人”们,没有一言一处提到过那些超现实的前兆和预言。
那天的事,并非是那些看见、听见或知晓种种不祥前兆的预言的人所屏息守候的一起事件,只是无数寻常日子中的一天。除了阴谋者之外,没有人预料到这起突发性的惨案。所谓戏剧性,就是原本应该朝着非戏剧性的方向行进时,忽然形势急转直下,这样才形成了事情的戏剧性。
对18日即将远征帕提亚的凯撒而言,的元老院会议非比寻常。他不可能因为要陪伴无法成眠的妻子而缺席。因为这是他公布自己远征两年期间里留守本土与各行省防卫和统治负责人名单的最后时机。对阴谋刺杀者而言,这也是他们的最后机会。
的元老院大会是凯撒出征前的最后一次大会。密谋刺杀者们担心元老院议员们会以推举凯撒称王的方式来预祝他远征胜利,而且即使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仍感到不安。因为凯撒是战无不胜的,只要凯撒出马,征服帕提亚只是时间的问题。罗马人一致认为此次出征必能一雪克拉苏败北的耻辱,并能解救那些被流放到边境的罗马士兵,也能在回国途中征服多瑙河地域。对于凯撒的功成凯旋,罗马人深信不疑。密谋刺杀者们担心,一旦凯撒得胜回国,那么就再也无法阻止他称帝了。因此他们认为在凯撒出征之前的元老院会议是除去凯撒的最后机会。
元老院会议禁止携带武器进入,因此无论是凯撒或者凯撒派的议员们都会毫无防备地出席,加上会场守卫也不会安排武装士兵。此外,凯撒在议员们全体宣誓后,解散了由西班牙人和高卢人组成的护卫队。此时的凯撒身边只有一个24人组成的近卫队,他们手中仅仅捧着象征礼仪和地位的束棒斧子,并且近卫队通常在会场中与凯撒保持较远的距离。对刺杀者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刺杀者们将短剑藏于托加内的褶皱里带进了会场。现在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凯撒身旁的安东尼。前文提过西塞罗曾称赞安东尼武力过人堪比角斗士。卡西乌斯主张干脆连安东尼一起杀掉,但布鲁图认为“我们打不过他”,主张只解决凯撒一人。因此最后他们决定派人与安东尼搭话,将其引开。这个任务交给了托雷波尼乌斯,因为他曾任凯撒军团长与安东尼相熟,前去搭话也不会引起怀疑。
现在只剩下刺杀的时机问题。开会时会场大约有几百名议员,显然刺杀者们不打算当着他们的面行刺,这样成功率相当低。因此他们决定在会议召开之前,议员们尚未到齐时采取行动。
有一种说法称刺杀集团包括了60名元老院议员,但目前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已经证实的是参与刺杀过程的共有14人。不过这14人面临如此大事情时显然不够冷静,其中有人将原该刺向凯撒的短剑刺到了自己人身上。
在这狂乱的14人围攻下,凯撒最终不敌,共受23处剑伤,其中胸前一剑是致命的。凯撒不愿死后的惨状展示于人,于是用披风裹住全身,最后倒在了庞培立像脚下。
其他的议员们一时间呆若木鸡。惨案就这么瞬间发生了。
接下来依次介绍行刺者的生平。
1.马库斯·布鲁图。其父属于马略派,在苏拉死后与雷必达一起为树立平民派政权而战斗,后被庞培镇压并处以死刑。8岁丧父的布鲁图由母亲塞维利娅抚养长大。塞维利娅虽是一位称职的好母亲,她给布鲁图请来希腊家庭教师并让他去希腊留学,不过此时少年儿子并不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人,她心里第一位的人是凯撒,在夫婿亡故后不久,她就成了凯撒公开的情人。在当时的罗马,遗孀再嫁是很常见的,不再婚反而引人议论。然而塞维利娅不顾凯撒出于政治目的已结婚多次,并公开拥有众多情妇,仍一心一意地爱着他。这份情感即使布鲁图成年后也无法理解。
少年时期的布鲁图一心向学,先后在雅典、帕加马、罗得岛等当时的最高学府留学。相当于今天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再到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并获得学位一样。青年时期的布鲁图并不像同阶级的年轻人那样关心政治和军事,他只一门心思钻研哲学。因此后来他既没有军务经验,也没有担任过相当于进入政界踏脚石的财务检察官或者候补按察官。他本出身于平民贵族,按照法令可以出任护民官等职务,不过对此他并未显露出丝毫兴趣。在少年及青年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年长10岁的叔父小加图,而这位叔父正是反凯撒的急先锋。
由于布鲁图并非出身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因此要维持罗马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就必须找到出路。布鲁图厌恶进入政界,故而他虽学哲学,却不愿进入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律师业。大约30岁时布鲁图就进入了金融界,他在小亚细亚以48%的年利率进行高额放贷。不过这个过高的利率招致了时任当地总督的西塞罗的批评。
年纪相差不大的凯撒和布鲁图两人,一个热衷于四处借款,即使债台高筑仍面不改色,一个则一生不愿伸手借钱。古语云:有恒产者有恒心。凯撒和布鲁图两人大概对此都深有体会,但是两人对待恒产的态度大不一样。凯撒认为借来的钱只要数目够大,也可以成为恒产的一部分,不过该想法在布鲁图这儿可站不住脚。
自凯撒率兵强渡卢比孔河,罗马爆发内战后,36岁的布鲁图马上退出了金融界进入政坛。他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叔父小加图一起加入了庞培派。虽然庞培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但布鲁图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情仇的信念,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高举元老院体制大旗的庞培军营中。
法萨卢斯会战后,由于母亲塞维利娅的恳求,凯撒下令全军不得伤害布鲁图。逃走后的布鲁图也给凯撒写信,庆祝其胜利并告知自己所在位置。放下心中大石的凯撒就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孩子一样,派一队人马前往布鲁图所在地护送他回到母亲塞维利娅身边。此后,或许是接受了母亲的劝慰,布鲁图并没有回到期待东山再起的小加图身边,而是留在罗马一心一意研究学问。
庞培死后,凯撒解决了埃及内乱,平定了小亚细亚,成功实现“我来,我见,我征服”。凯旋的凯撒收到来自塞维利娅的请求,请求他给予自己儿子一个美好将来。凯撒不是铁石心肠,他无法拒绝用尽一生爱自己的情人的请求。
公元前46年,39岁的布鲁图出任北意大利行省总督,而此前他并没有任何政务经验。这当然是得益于凯撒对他的特殊照顾。之后即使亲叔父小加图与凯撒在北非对阵,他仍老老实实地留在行省任职。由于当时北意大利行省的居民都被破格授予了罗马公民权,因此布鲁图任职地区并未出现什么动乱。
不过任满回国后布鲁图立即离婚再娶,再婚的对象是叔父小加图的女儿鲍基娅。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证。大概他是想向已故的叔父表示歉意吧。不过这位新娘鲍基娅却对凯撒有着滔天大恨。因为她不仅是坚定反凯撒派小加图的孤女,还是凯撒的旧同僚但总被凯撒压制的比布鲁斯的遗孀。不过对于布鲁图的做法,凯撒没有任何不满,仍然继续不断地提拔他。公元前44年,也就是刺杀凯撒同年,他还升任了大法务官。
布鲁图有着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教养,连西塞罗和阿提库斯都甚为赞赏。如果他专心研究学问的话,定能有一番大成就。可惜知识和教养并不能等于大智慧,布鲁图总是很容易受外界影响。
最初他并不是刺杀凯撒的主谋,他只不过是被推出来的。真正的主谋是他的妹夫卡西乌斯。只是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是主谋而参与刺杀的,因此表面上他好像就成了首领。顺带说明一下,公元前509年推翻王政建立罗马共和制的人也叫布鲁图。虽然这两人并无事实上的血缘关系,但由于家族名一样,后来的这位布鲁图有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前人布鲁图了。因为人们在作某重大决定时,总是要借助一些名分。
布鲁图曾拜托西塞罗润色演说稿,那时西塞罗对布鲁图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西塞罗对无话不谈的好友阿提库斯是这么评价的:“文章结构缜密有序,但是缺乏热情。没有传达自己想法的技巧和说服别人的信念。”凯撒生前听完布鲁图的演说后,也说:“只知道那位年轻人有着强烈追求某一事物的欲望,但不知道他到底想追求什么。”
即便是笔者受到这样讽刺的评价,大概都会夜不能寐,何况布鲁图。凯撒虽看在情人面子上为布鲁图进入政界大开绿灯,但实际上他并不认可布鲁图的才能。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凯撒临终前说的那句“布鲁图,你也在啊”,所指的应该不是这位马库斯·布鲁图,而是之前陪他去元老院会场的德奇姆斯·布鲁图。笔者对此亦持认同态度。凯撒遇刺之时,马库斯·布鲁图大约40岁或者41岁。
2. 卡西乌斯·罗基努斯。“3·15事件”的真正主谋,年龄与布鲁图相仿,经历却完全相反。
公元前54年,时年30岁的卡西乌斯以财务检察官的身份随克拉苏远征帕提亚。在次年的战斗中,以前财务检察官的资格指挥克拉苏军左翼。在与帕提亚军对阵的卡雷战役中,克拉苏军战败,31岁就平步青云的卡西乌斯率500名骑兵抛弃总司令克拉苏逃命。
此后,卡西乌斯专门负责叙利亚行省的防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才能。内战爆发时,他投靠了地盘在东方的庞培,负责爱琴海的制海权防卫。但是,在法萨卢斯会战之后,凯撒获胜并对庞培加以追击。当凯撒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小亚细亚时,本属庞培派的卡西乌斯却率领他的全体战舰不战而降。凯撒照例对卡西乌斯宽大处理,给予他自由。而获得自由的卡西乌斯既没有前往埃及追随庞培,也没有前往北非追赶他的同僚。他也没有像布鲁图那样过着谨言慎行的生活,而是积极地为凯撒效力。在前文中提到的以“我来,我见,我征服”而闻名的法尔纳凯斯会战中,卡西乌斯还曾担任凯撒军的军团长一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军事才能突出,另一方面,当时没有任何人怀疑卡西乌斯对凯撒的忠诚。同时,他还迎娶了同为凯撒忠实信徒的布鲁图之妹作为妻子。在接下来的公元前44年,他和布鲁图同时被凯撒任命为法务官。41岁的卡西乌斯顺利地登上高位。
但是,卡西乌斯对此并不满意。虽说同为法务官,布鲁图是首都的法务官,也就是首席大法务官。而与布鲁图同龄、但是资历超过他的卡西乌斯,却只能负责在罗马居住的外籍人事务。已经与庞培余党分道扬镳、一心一意忠于凯撒的卡西乌斯,对此安排满腹怨气。
卡西乌斯一直怀疑凯撒对自己的好意,这一次的安排令他对此怀疑更加确定了。这样一来,随着凯撒的权力愈加强大,自己的未来就将越来越渺茫。
那么,凯撒是否真的对卡西乌斯没有好感呢?虽然凯撒对卡西乌斯同样发扬了“宽容”的精神,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也许真的无法原谅带着500名骑兵弃克拉苏而逃的卡西乌斯。
500名骑兵,在当时堪称很强的战斗力。如果卡西乌斯没有带着他们逃走的话,战斗情况也许截然不同。即使战争结局无法逆转,最起码克拉苏和他指挥下的罗马军队也不至于如此悲惨收场。对将士兵的生命与战争取胜看得一样重要的凯撒来说,且不说即使是个人临阵脱逃都无法原谅,卡西乌斯可是置远征军全军覆没于不顾,率领500名骑兵背师而逃。有如此不堪前科的卡西乌斯,以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凯撒都不会从内心加以饶恕的。
卡西乌斯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本质。如果他的智慧能及于此的话,也就不会在开始时率军脱逃了。
不过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凯撒手下,他并非旗手之才。如果因为谋害凯撒是出于不满于徘徊低位的一己之私的话,是无法说服他人一起动手的。所以他决定以布鲁图为旗手。布鲁图能够身居要职,并非因为他个人的野心,而是因为他和凯撒的关系。这一点在元老院议员当中人尽皆知。因此,以他为旗手的话,就能让人们感到他是一个为了罗马国家的公共利益而牺牲凯撒给予他的私人利益的,一个品质高尚洁白、无欲无求、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从而加以追随。
他们推选出来的人固然是没有过人之能,但是如果由能力出众者担当旗手之位的话,其他人就会对他加以防备而不予追随了。所以,卡西乌斯选布鲁图为刺杀凯撒旗手,算是选对人了。
除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之外,还有利盖里乌斯、阿奎拉、鲁布里乌斯、那佐、盖乌斯·卡斯卡、普布利乌斯·卡斯卡,再加上强硬的反凯撒派,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儿子。上述9人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为凯撒所原谅的庞培余党”。此外,暗杀凯撒的人还包括凯撒派。
3.托利乌斯·金布罗。职位不详,在凯撒的推荐之下成为元老院议员。换句话来说,他也是“凯撒拥趸”之一。
4.盖乌斯·托雷波尼乌斯。刺杀事件发生时他四十五六岁。公元前60年任财务检察官,五年后任护民官。从公元前54年开始,他就在凯撒麾下任军团长,出征高卢。内战爆发时,他负责马赛攻防战中的陆上攻击。公元前47年,他被凯撒任命为西班牙总督。但是他又让庞培的两个儿子成功地集结叛军,逼得凯撒亲自出兵平叛。在凯撒的军团长中,他的才能属于中等。
5.德奇姆斯·布鲁图。高卢战役时就跟随凯撒的幕僚之中,他和另一位在远征帕提亚中战死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是最有军事才能的两人。这两人不仅背景相似,都出身良好,且都在20岁出头时追随凯撒左右。凯撒常常用“青年克拉苏”、“青年布鲁图”称呼两人,从中可以看出凯撒对这两位年轻人的喜爱之情。
然而这两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青年克拉苏”在随父远征帕提亚中壮烈牺牲;“青年布鲁图”则从高卢战役到内战中一路追随凯撒,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凯撒非常欣赏这位青年将军的才华,在凯撒的遗书中,曾指明其为第一继承人后的顺位继承人。不过“3·15事件”发生时,40岁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对此并不知情。而当凯撒遗书公布之后,他顿时面色异常,沉默无言。因此,后来大多数人认为凯撒临终前说“布鲁图,你也在啊”,所指的人就是他,而不是他的堂兄弟马库斯·布鲁图。事实上,罗马市民也大多将刺杀凯撒事件的一腔怒火集中发泄在他身上。
6.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此人也是从高卢时期就追随凯撒的军团长。不过他在军事上并无突出才能。凯撒对他的任用,更多的是在高卢战役之后与元老院的斗争当中。他于公元前54年出任大法务官,在公元前49年成为凯撒派推举的执政官候选人,但最终败在了庞培和元老院派选派的两位候选人之手。内战时期,他虽仍为凯撒军团长,但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绩。
7.米奴丘斯·巴基尔斯。此人自公元前55年起以军团长身份参加高卢战役,内战时期也是凯撒手下一员。但史料中对此人的军事才能并没有具体的记述。唯一可知的是,他既是凯撒派,又以西塞罗的弟子自居。
上述5人中,以凯撒派高级将领托雷波尼乌斯、加尔巴、巴基尔斯以及德奇姆斯·布鲁图4人为甚,一直到内战时期都对凯撒忠心耿耿。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暗杀凯撒的一员呢?
由于他们在“3·15事件”发生后的两年里都相继死于非命,且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或遗言,因此后来的研究者们只能通过想象推测他们行刺凯撒的因由。目前最有可能的理由是他们觉得被凯撒欺骗了。他们认为自己为凯撒战斗,是为了恢复罗马的秩序,而不是为了让凯撒称帝。后来研究者们将这5个人称为“担忧的凯撒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幕僚和亲信都反对凯撒。在他手下的将领和文官中,大约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萌生了反意。话虽如此,我们仍然禁不住想,这些可都是被凯撒一手调教出来的人啊,为什么当中仍有二十分之一的人会萌生杀害凯撒的想法呢?
在最初受到君主重用之后,又遭受冷落陷入绝望,继而萌生反意的人,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日本历史上的明智光秀(刺杀主公织田信长。——译者注)就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上述4人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远征帕提亚的准备工作中,凯撒打算任命德奇姆斯·布鲁图和托雷波尼乌斯出任行省总督,这一职位已属留守国内人事安排中的要职。由此可以推断出,他们并不是因为即将面临仕途上的困境而刺杀凯撒。
此外,虽然凯撒始终拒绝登位称帝,但他对罗马将来应当成为君主制(一人独裁)的看法毫不掩饰。对此,他身边的希尔提乌斯、巴尔布斯、安东尼等人都能充分领会,与他们同属凯撒亲信的德奇姆斯·布鲁图及其余三人为什么就不能领会到这一点呢?
如果他们领会但并不认可凯撒的理念,完全可以改投庞培门下。
如果他们不同意君主制,而坚持寡头政治的话,也大可以在“3·15事件”发生前表明态度。毕竟凯撒和庞培的斗争在法尔萨拉战役前一直持续了两年,他们完全有机会重新选择。
因此,对于他们刺杀凯撒的理由,我想用凯撒自己的一句话来解释最为恰当:
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
如此说来,再追究这些刺杀凯撒的直接刺客们的动机,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他们每个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14个人组成的刺杀团伙的最终动机,仍是坚持元老院主导的共和体制,阻止罗马走向帝制。
不过他们并未理解,凯撒所考虑的“帝制”和他们“不想看见的”、罗马建国初期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君主制“王政”并不相同。因此这14人一致认为,如果凯撒的最终目的是走向“王政”的话,那么必须在该目标实现前摧毁它。
凯撒生前曾说:“无论结局如何恶劣,一切的源初仍是善意。”如此,一味追寻刺杀的动机还不如研究他们的“善意”来得更有意义。因此我们不如以一个善意的人——西塞罗——的证言为基础,来探究他们的“善意”。这样一来,莎士比亚以普鲁塔克的《列传》为基础写成的《凯撒大帝》,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现实的可能。
在身中23剑的凯撒遗体面前,所有人——包括安东尼——都在瞬间逃散,连句哀悼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安东尼和其余凯撒派的元老院议员们,以及那些中立派的议员们,在得知凯撒被刺的消息后第一时间逃出了会场。手握滴血短剑、身穿浴血托加的布鲁图及其同伙们陷入了癫狂状态,甚至一度刺伤了同伴的手腕。当他们重返会场时,发现庞培大回廊里空无一人,连守卫都无影无踪。
以布鲁图为首,刺杀者们相继奔出会场,沿途高喊“我们自由了”、“暴君死了”等口号。不过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沿途百姓早已在抢先逃跑的议员们“凯撒被刺杀了”的高喊声中得知了事变的发生。所有人都回家躲匿起来,紧闭大门,静观事态发展。原本熙熙攘攘的罗马市中心,瞬间成为了无人街。
刺杀者们原以为自己会获得热爱自由的罗马市民的欢呼和拥戴,但眼前空无一人的景象让他们感受到了和刺杀凯撒时一样的恐惧。恐惧和慌乱再次袭上他们心头。迷失了自我的刺杀者们再也没有勇气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再次高喊“我们自由了”、“暴君死了”。按照当初的计划,布鲁图要给罗马市民们作鼓动演说,然而此时的古罗马广场连一个鬼影都见不到。于是刺杀者们只好登上了卡匹托尔山。他们倒不是为了向众神报告已行之大事,也不是感谢诸神庇佑。作为罗马诸神的供奉地,卡匹托尔山一直被当做罗马的圣地。躲在这里,刺杀者们才能感到自己的安全有所保障。西塞罗在知道事变发生后,马上赶到了他们藏匿的地方。
西塞罗首先对仍握着滴血短剑的刺杀者们表达了敬佩之意,接着他建议他们应当迅速召开元老院会议,以恢复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体。按照罗马法律,法务官有权召集元老院会议,而刺杀者中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都时任法务官,且布鲁图还专门负责首都事务。西塞罗认为,布鲁图应当立刻行使召集会议的权力。
然而罗马法律还有另一项规定,即只有当两位执政官都因故无法召集会议时,大法务官才能行使召集元老院会议的权力。而当时两位执政官中,虽凯撒已死,但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仍在罗马。布鲁图如果罔顾这一事实而强行召开会议,那实际上是违法的行为。
虽然布鲁图有胆量背弃誓死保卫凯撒的誓言,但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违背法律的约束。最终,他以执政官安东尼才有权召集会议为由,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共和政体复辟的希望瞬间破灭。与凯撒一起跨越“卢比孔河”的布鲁图,却在渡河后裹足不前。
在此期间,凯撒的遗体仍然躺在庞培大回廊的角落里。当遇刺的消息传到凯撒宅邸,他的妻子卡尔普尼娅当场晕厥,奴隶们也手足无措。当日下午,三位忠心耿耿的奴隶自发潜入庞培大回廊偷运出主人的遗体,没有运往罗马市内的官邸,而是安放于“苏布拉”的别墅中。
经医生诊断,凯撒的23处剑伤中只有一处是致命伤。
在卡匹托尔山的神殿内,刺杀集团与西塞罗会面时提出将凯撒遗体与格拉古兄弟当年一样进行处理——扔进台伯河中。在他们依然为此争论不休时,勇敢的奴隶们已经将凯撒遗体偷运出城了。
的夜晚很快来临。入夜后,亢奋的刺杀者们平静了些许。
根据西塞罗奴隶们四处调查的结果,位居安东尼之下的凯撒派们都紧闭家门;马尔斯广场周围驻扎的凯撒精锐们也因事出突然而茫然无措。之所以奴隶能调查到这些情况,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独立于主人们的情报网。得知事态陷入胶着状态之后,刺杀者们约定先各自回家,翌日早上再于古罗马广场相聚。
西塞罗却不敢返回位于罗马市中心帕拉蒂尼山上的宅邸,而是转而投宿在凯撒的好友、金融家马提乌斯的家里。一则马提乌斯的宅邸位于远离市中心的阿皮亚大道旁;二则他预想凯撒的精锐部队也不至于会攻击凯撒生前好友的住宅。
凯撒并未打算带着高卢战役以来就追随他的精锐军团远征帕提亚,而是给他们在各殖民地分派了土地。也有一些士兵宁愿一无所取,坚定地只求追随凯撒左右。这部分士兵后来被凯撒安置在马尔斯广场周围待命。这些人大多数是凯撒军中的百人队队长,无论是训练新兵还是在实战中,都是凯撒的得力助手。与四个背叛凯撒的高级将领不同,凯撒军中大凡中层以下的士兵们都对凯撒绝对忠心。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军团长更能理解凯撒的政治理念,而是因为他们对凯撒有着与生俱来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是盲从。或许有时候,信任就是一种盲从吧,就像塞维利娅对凯撒的爱。将士们对凯撒的爱或许并不逊色于男女之爱。这批人的存在正是让刺杀者们最为惊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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