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地球的神经系统
——就那么几根破电线,我们能指望它什么呢?
这是事实,还只是我在做梦?借助电力,这个物质世界变成了一个超大的神经网络,顷刻之间思绪传递数千英里?或更准确地说,这个圆球就是一颗硕大的头颅,一个大脑,充满着智慧!又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活动,纯是思想,而不再是我们认为的物质!
——纳撒尼尔·霍桑(1851)
1846年,在泽西市渡口管理所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三名职员处理着纽约市的全部电报业务,而且他们的工作并不十分忙碌。 他们管理着美国首条商业电报线路的一端,另一端通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他们把接收到的信息手工抄录下来,用渡船送至哈德逊河对岸的自由街码头,然后再送往位于华尔街16号电磁电报公司(MagneticTelegraph Company)设立的中心局。
而在伦敦,河流的阻碍要少些。同年,资本家们成立了电报公司(Electric Telegraph Company),并开始铺设自己的第一条线路。
电报线里面是扭绞的铜线,外面裹以古塔胶,再套入铁管当中,主要沿 着 新 造 的 铁 路 线 进 行 铺 设 。 公 司 租 用 了 伦 敦 罗 斯 伯 里 街(Lothbury)上的铸造工会所(Founders' Hall)作为中心局,位置正对着英格兰银行。他们还特别安装了一个电钟,用来显示铁路标准时间(railway time),这样做既摩登又实用,因为当时铁路标准时间已经为电报所采用。到了1849年,电报局的设备已经增至八台,日夜不断地运行,电力则由四百个电池提供。记者安德鲁·温特在1854年报道说:“我们面前是一堵灰泥墙,上面装饰着一个电钟。谁能想到,在这窄小的前额背后是整个英国神经系统的大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 他既非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将电报比作生物神经网络的人:将电报线比作神经系统,而将整个国家或地球比作人体。
这个类比将一个难解之谜比作了另一个难解之谜。在当时,电还是一个谜,神秘而几近于魔法,同样神经系统的运作方式也无人能够理解。人们只知道,神经会传导某种形式的电能,因此,也许神经系统在大脑对人体的控制过程中起着导线的作用。研究神经纤维的解剖学家猜测,它们或许也由人体中的某种“古塔胶”所包裹和绝缘。可能神经不仅仅是像电线而已,它们可能就是电线,负责将讯息从腹股沟传递至大脑皮层的感觉中枢。阿尔弗雷德·斯米(Alfred Smee)在他1849年出版的《电生物学要义》(Elements of Electro-Biology)
一书中,将大脑比作电池,而将神经比作了“生物电报”。 同其他所有被过度使用的隐喻一样,它也很快被滥用,而成为人们的讽刺用语。一个报纸记者来到新泽西州的门洛帕克采访托马斯·爱迪生,发现他正患头伤风:“医生赶来为他诊治,向他解释了三叉神经之间的关系,把这些神经比作有三条线路的电报,并随口说道,在面部神经痛的病理中,每一颗牙都可以视为一座带有一个操作员的电报台。”
而当电话问世时,这种类比又得到了强化。《科学美国人》杂志在1880年宣称:“很快,四下分散的文明社会的成员将通过即时的电话通信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人体的不同器官被神经系统所紧密结合一样。” 虽然这个类比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信口开河,但现在看来它不无先见之明。神经系统的确传递着讯息,而电报和电话也确实开始第一次将人类社会转变成了某种整合的有机体。
在这些发明的早期,它们在民众当中引发了技术史上史无前例的兴奋之情。这种兴奋通过日报、月刊以及电线本身四处传播。一种对于未来的崭新认识油然而生:世界变化万端,后世子孙的生活将由于这种力量的应用而变得迥然不同。“电是科学之诗。”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1852年如是说。
但至于电为何物,并非人人都知道。一位权威人士曾说:“电是一种不可见、不可触、不可量的作用体。” 所有人都相信,这涉及某种“奇特的条件”,或者与分子相关,或者与以太相关(以太概念本身含糊不清,最终难免被抛弃)。英国作家托马斯·布朗(ThomasBrowne)在17世纪曾把电气(electrical effluvia)描述成“就像糖浆扯出的黏丝一样,可伸可缩”。到了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通过放飞风筝证明了“闪电和电是一回事”,这样他将天上令人恐惧的闪电与地上奇特的电火花和电流等同了起来。在富兰克林之前,法国神 父 让 - 安 托 万 · 诺 莱 ( Jean-Antoine Nollet ) 在 1748 年 曾 说过:“我们手上的电和自然手中的闪电是一样的。”这位神父不仅是自然哲学家,还有点儿表演天赋。为了证实这一点,诺莱组织了一次实验,利用一个莱顿瓶和一根铁丝,向围成周长一英里的一个大圆的两百个卡尔特教僧侣发送一次电击。从这些僧侣们几乎同时的惊跳蹦叫中,观察者很容易判断出,一个信息量不大却也不为零的讯息是以多么惊人的速度通过了此圆圈。
后来,英国人迈克尔·法拉第作出了重要贡献,把电从魔法变成了科学。但即便如此,在1854年,当时法拉第已经作出了他的大部分发现,迪奥尼修斯·拉德纳,这位极其仰慕巴贝奇的科技作家准确地指出:“科学界对于电的物理特性并未达成共识。” 有些人认为电是一种流体,比任何气体“更轻也更难以捉摸”;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具有相互对抗属性的”两种流体的化合物;还有一些人认为电根本就不是流体,而是与声音相似的某种东西,是“一系列的波动或振动”。《哈泼斯》杂志提醒说,“电流”的说法只是一种隐喻,并且不无神秘地补充道:“我们不要把电想象成它本身传送了我们所写的讯息,而是要把它想象成它使得线路另一端的操作员可以写下一份相似的讯息。”
不管它的本质是什么,电都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种已被人所掌握的自然力量。当时刚创刊不久的《纽约时报》将电与蒸汽进行了对比:这两者都是借助人类的技巧和力量从大自然中攫取的、强大得甚至令人畏惧的作用力。但电是两者中更为微妙者,它原本是一种自然元素,而蒸汽则是一种人工制品……与磁结合后,电成了一种与人更为密切相关的作用力。而当人们可以利用电来传输讯息时,它就成为了一种既安全又快捷的信使,可以触及地球上所有人迹所至的角落。
回首过去,喜好摆弄文藻的人认为这个摩登时代在《旧约·约伯记》中早有预言:“你能差派闪电,而闪电也遵嘱而行,并且对你说‘我们愿意去'吗?”
但闪电并不能说话,它只会发出闪光、划破天际、引发雷火。因此,利用电来传递讯息需要借助一些天才巧思。一开始,人类根本无法驱使电来完成任何工作。它无法使一盏灯发出比一束火花更亮的光,也发不出声音。但人们很早就发现,电可以沿着电线被传播到很远,并似乎会使电线成为一个微弱的磁体。而这样的电线可以很长,还没有人发现电流的传播距离有任何极限。人们马上认识到这对自古以来梦想的远距离通信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感应之针成为了现实。
但在此之前,一些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如制造电线、封装电线、存储电流、测量电流,等等。为此,一个全新的工程学领域需要开辟。除了工程学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要处理,即讯息本身。与其说这是个技术问题,还不如说它是个逻辑问题。这个问题跨越了不同层次,涉及从动力学到字词意义。讯息应该采用什么形式?如何才能将这种电流转换成字词?借助磁性,远距离传递的感应得以作用于如铁针、铁屑甚至小型杠杆这样的物体上。这么一来,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创意:电磁铁可以拉响警钟;可以控制齿轮运转;还可以驱动把手,进而带动把手上的铅笔(不过,19世纪的工程技术还达不到驱动机械手进行书写的程度)。又或者,电流也许可以控制炮弹发射。想象一下,从数英里外发送一个信号就可以发射炮弹!所有期望成为电报发明者的人们很自然地会去重新审视以前的通信技术,但可惜之前的技术大多并不适用。
在电报发明之前,已经存在其他远距离传讯的方式。“lestélégraphes”一词由克洛德·沙普(Claude Chappe)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最早提出。 这些方式借助的都是视觉信号:一座信号塔向另一座在视线范围内的信号塔发送信号,借此来传递讯息。而对此的目标是设计出一种比烽火之类更加有效灵活的发送信号的系统。克洛德和他的通信伙伴、也是他的哥哥伊尼亚斯(Ignace)一起,在数年时间里尝试了一系列不同的方案。
首个方案奇特而精巧。沙普兄弟将一对摆钟调至同步,摆钟的指针以比通常更快的速度绕着表盘转动。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巴黎以西约一百六十公里的布吕隆(Brûlon),对此进行了实验。伊尼亚斯,作为发送者,等到指针指向特定数值时,就立即敲一下钟、开一发枪,或更常见地,击一下砂锅。一听到声音,约四百米外的克洛德就会从自己的摆钟上读取相应的数值。这样,他就可以通过查阅一张预先准备的列表把一系列数值组合转换成文字。这种通过同步的时钟来进行通信的概念在20世纪再次出现,见于物理学家的思想实验以及各种电子设备,但在1791年,它是个死胡同。它的缺点之一是,两座信号塔必须在人类的视觉和听觉范围内,但如果如此,那么摆钟就显得多余了。另一个问题在于需要一开始同步两个摆钟,并使它们持续保持同步。说到底,快速的远距离通信使得这种同步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该方案由于太过超前而难免夭折。
与此同时,沙普兄弟又成功说服两位弟弟皮埃尔(Pierre)和勒内(René)加入到了项目中来,并请到了一群市政官员和公证人来作见证。 他们的第二次尝试不再依赖钟表和声音,而是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木框,里面装有五扇可以通过滑轮来开合的百叶窗。通过使用每一种可能的组合,它可以传输包含32(25)个符号的字母表。这是另一种二元编码,可惜细节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当时克洛德正试图从新成立的立法议会申请一些经费,所以他曾用同步时钟的方法从布吕隆发 送 过 这 么 一 条 充 满 希 望 的 讯 息 : “L'Assembleé nationalerécompensera les experiences utiles au public.”(立法议会会奖励那些对公众有用处的实验。)这八个单词花了六分二十秒的时间传完,而讯息所寄望的也最终落空了。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对于种种前卫实验来说,有利也有弊。当克洛德在巴黎东北贝尔维尔的圣法尔若公园建造原型信号塔时,一群心存疑虑的民众将它付之一炬,因为他们怀疑这是用于秘密通信,向敌人通风报信。不过,身为大革命支持者的克洛德并没有放弃寻找与另一种新设备——断头台一样快捷而可靠的技术。他设计了一种装置,在一根横梁两端安装两个巨大的悬臂,分别由缆索操纵。像很多的早期机器一样,它的造型有点拟人化。悬臂可以形成七个角度,相邻之间相差四十五度(不是八个角度,因为其中一个角度会使悬臂被横梁挡住),而横梁本身也可以旋转。这一切都由下方的操作员借助曲柄和滑轮进行操控。为了完善这架复杂的机械,克洛德还聘请了著名钟表匠亚伯拉罕–路易·宝玑(Abraham- Louis Breguet)。
控制问题已经错综复杂,设计一种合适编码的问题更加困难重重。从单纯机械的角度看,悬臂和横梁都可以采取任意角度,所以存在无限多的可能性。但为了有效发送信号,克洛德必须对可能性加以限制。有意义的位置越少,混淆的可能性也就越低。他只为横梁设定两个角度,此外每个悬臂又有七个角度可选,这么符号空间里就有九十八种可能安排(7-7-2)。他没有选择仅用这些符号来表示字母和数字,而是开始着手设计一种复杂的编码。某些符号被保留用作误差校正和控制,比如开始和停止、确认、延迟、冲突(一座信号塔不能同时双向发送讯息)以及失败。其他符号则被成对运用,用以指示操作员从特制的码本中找到对应的页数和行数。码本收录的条目最多可达八千多条,囊括了字词、音节以及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所有这些都是严格保密的,毕竟所有的讯息都将在空中传递,任何人都看得见。克洛德想当然地觉得,自己所设想的远距离传讯网络将会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由政府所有和运营。在他看来,这不是一种知识或财富的工具,而是一种权力的工具。“总有一天,”他写道,“政府能够通过这个系统无时无刻、直接、同步地将它的影响力传遍整个共和国,从而实现我们所能想象的权力的最大效果。”
虽然当时国家仍处于战争当中,而权力也由立法会议转到了国民公会,克洛德还是成功得到了几名颇具影响力的议员的注意。其中之一是吉尔贝·罗默(Gilbert Romme),他在1793年的报告中写道:“公民沙普提供了一种精妙的在空中书写传讯的方法,只需用到由直线段表示的少量符号。” 他说服国民公会拨款六千法郎用于在巴黎以北建造三座信号塔,它们沿直线排开,各距十一至十五公里。
沙普兄弟的进展迅速,在夏天结束时,他们为前来视察的议员们安排了一次成功的演示。视察的议员们对他们所看到的表示满意:借助这种手段,就可从前线获取战报,并向前线发号施令了。不久后,克洛德被授予了一份政府薪水以及一匹公家的马匹,并被正式任命为远距离传讯工程师(ingénieur télégraphe)之职。他被授权开始建造一条从巴黎的卢浮宫到法国北部边境的里尔将近两百公里长的线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建成了十八座信号塔并投入了使用。传递的第一批讯息来自里尔,是法国军队打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的捷报。对此,国民公会欣喜异常。一个议员甚至将它列入人类的四大发明 刷术、火药、指南针,以及“远距离传讯符号语言”。 他将关注点放在语言上,可谓正中肯綮。如果从硬件角度来看,沙普兄弟用到的只是绳索、杠杆和木梁,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
此后,信号塔的建设开始四下扩张,东至斯特拉斯堡,西至布雷斯特,南至里昂。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政变成功后,他下令将向各地发送了一条讯息(“巴黎无事,良民皆安”),并很快指示建设一条直通米兰的新线路。远距离传讯系统逐渐确立了一种通信速度的新标准,因为仅有的真正竞争者不过是马背上的骑手。不过,速度可以用两种方式度量:以距离来度量,或以符号和字词来度量。克洛德曾声称,一个信号从法国东南的土伦传到巴黎,沿线经过一百二十座信号塔,跨越七百六十多公里,能够做到只需十到十二分钟。 但对于一条完整的讯息,即使是相对较短的讯息,他就无法这样声称了。即便对于手脚最快的操作员来说,每分钟发送三个信号也已经是能够指望达到的极限了。信号链上的下一个操作员通过望远镜读取信号后,必须手工在记事本上记下每个信号,并操作自己的曲柄和滑轮来复制这些信号,还要确认这些信号被他下一个操作员正确接收了。这样的信号链精致而脆弱,雨、雾或一名粗心的操作员都能打断一条讯息。在18世纪40年代,人们曾度量过传讯的成功率。
在暖和的月份,一天之内每三条讯息中也只有两条被成功传达,而在冬季,这个比率更降至三分之一。编码和解码也需耗费时间,不过这仅限于信号链的起始和结尾。中继信号塔上的操作员只需按照指令转发信号,而无需理解它们。实际上,有很多操作员都不识字。
即使讯息成功抵达,也仍然不能完全采信。中继信号塔很多,这就意味着出错的几率很大。世界各地玩过传话游戏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在英国这个游戏叫做中国悄悄话(Chinese Whispers),在中国叫做以讹传讹,在土耳其叫做咬耳朵(From Ear to Ear),而在现代美国则直接叫做打电话(Telephone)。对于许多人忽视错误校正的问题,伊尼亚斯·沙普抱怨道:“他们大概从来没有用超过两三座信号塔做实验。”
现如今,这种旧式的远距离传讯系统早已被人们遗忘,但在当时它可是炙手可热。在伦敦,德鲁里巷皇家剧院的一位艺人和作词家查尔斯·迪布丁将这项发明写进了1794年的一出音乐剧中,并描绘了一番未来的奇异景象:诸君保证休见笑,待我细细道来法国的远距离传讯妙!
这台机器好能耐,读写、发送新闻,一小时传到五十英里外!
……喔!业余彩民也能富如犹太人:无需飞天的信鸽传新闻,只需架起发报机,一个在老奥蒙德码头装,另一个在船上装,哪怕它在海中央。
……再见吧,便士邮政!再见吧,邮件和马车;你们的位置已无,与我们再无瓜葛:取而代之,我们将看到家家房顶架起发报机,给我们报时、避雷、晾衣,还能把新闻递。
信号塔曾经遍布世界各地,直到现在它们的遗迹仍可散见于乡间。从 Telegraph Hill、Telgrafberget和 Telegraphen-Berg等叫作“传讯山”的地名依稀可见当年的用处。瑞典、丹麦和比利时很早就参照法国的模式建造起类似的系统。很快德国也紧随其后。1823年,一条横贯印度北部从加尔各答到楚纳尔(Chunar)的线路开始运营;1824年,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到开罗的线路建成;183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兴建从华沙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线路,沿线包括二百二十座信号站。它们一度主宰着世界的通信,但很快就变得过时了,速度之快超过了兴起时的速度。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发明家和历史学家托利弗·沙夫纳上校,在1859年到俄国旅行时,就深深被这些信号塔所震撼,既为它们的高度和美丽,也为塔身绘画和地面花草布置之精心,还为它们突如其来、全面的衰亡。
这些信号站如今陷入了沉默,再不见指示的动作。它们默默矗立在高处,很快将屈服于时间的侵蚀之手。而电线,尽管外观没有那么雄伟,却遍布整个帝国,用燃烧的火焰将君主的意志传递给四散在他广袤领土上的六千六百万民众。
在沙夫纳上校心中,这是一种单向的对话。六千六百万民众不能对君主回话,相互之间也不能对话。
在空中书写时,人们可以说些什么呢?克洛德·沙普曾建议,“任何话题都可以作为通信的主题”,但他所举的例子,如“卢克纳将军前往蒙斯城准备攻占它,而本德尔将军也在前往防御途中”,却使他的本意显露无遗:所传递的是具有军事或政治意义的讯息。 后来,克洛德又提议发送其他类型的信息,包括航运新闻、本国或外国证券交易所的金融行情等。但对此,拿破仑恐怕不会允许,尽管他自己曾在1811年利用远距离传讯系统宣布了他的儿子,即后来的拿破仑二世的降生。一项耗费了巨额政府投资,而且每天只能传递数百个完整单词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太可能用于私人通信。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下个世纪,当这样的事变得可行时,有些政府又发现这不合自己的心意。当企业家们正准备开始组织私有的远距离传讯系统时,法国政府下了一纸禁令。1837年颁行的一部法律规定,对于“任何未经批准、擅自利用远距离传讯设备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信号从一处发送至另一处者”可以处以罚金或徒刑。 这样,为地球搭建神经系统的想法就只能另寻出路。次年,也就是1838年,法国当局接待了一位来访的美国人,他提议利用电线来远距离传讯。这个人名叫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不过,法国当局断然拒绝了这份提议。与雄伟的信号塔相比,电线看上去廉价且不安全。没人能干扰空中的传讯信号,电线却有可能被蓄意破坏者割断。一位被指定来评估这项技术的医生和科学家朱尔·居约(Jules Guyot)对此嗤之以鼻:“就那么几根破电线,我们能指望它什么呢?” 其实,我们能指望很多。
如何处理和传送精密的电脉冲业已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技术挑战。而当电遭遇语言,也就是必须将字词转换成电线中的律动时,这更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电和语言的交点(同时也是机器和人类之间的接口)处,需要人类重新发挥聪明才智。发明家们想出了很多不同方案。事实上,所有方案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基于书面字母表,将字母表作为一个中间层。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毕竟telegraph一词的本义就是“远距离书写”。是故,1774年,日内瓦的乔治–路易·雷萨吉(Georges-Louis Le Sage)设计了二十四路分立的线路表示二十四个字母,每条线路传送的电流刚好足以扰动玻璃罐中的一片金箔,或一个木髓球,或“其他容易吸附,同时又容易辨识的物体”。
显然,由于线路太多,这个方案不具可操作性。1787年,一个名叫洛蒙(Lomond)的法国人在他的寓所内布置了一条线路,并宣称可以通过驱使木髓球往各个方向跳动从而发送代表不同字母的信号。“看起来他构建了一张基于运动的字母表。”一位见证人这样报告说。可惜显然只有洛蒙的太太能够读懂这套编码。1809年,德国人萨穆埃尔·托马斯·冯佐默林(Samuel Thomas von Sömmerring)制造出了一种气泡报。电流通过水管中的电线会产生氢气气泡,而每根电线以及相应的一串气泡对应着一个字母。冯佐默林还成功做到用电来发出铃声:他平衡一个调羹,使其倒立在水中,因而当有足量的气泡产生,使其倾斜时,调羹失去平衡,带动一个杠杆,并最终发出铃声。他在日记中写道:“闹铃这个次要目标,让我颇费心思,也让我在齿轮实验上费了很多无用功。” 而在大西洋彼岸,一个名叫哈里森·格雷·戴尔(Harrison Gray Dyar)的美国人则尝试使用电火花制备硝酸,这样硝酸会在蓝色的石蕊试纸带上留下红点,而不同时间间隔的红点就可以代表不同字母。 他在长岛的一条跑道上利用树木和木架架设了一条线路,而石蕊试纸带则必须手工移动。
再后来就是针了。法国物理学家安德烈–马里·安培提议利用他自己改进的检流计作为发送信号的装置。电流通过时,检流计中的指针会受电磁效应作用而发生偏转,就像指南针在通电导线旁边会发生偏转一样。同样,他也设想为每个字母都使用一根指针。在俄国,帕维尔·席林(Pavel Schilling)男爵展示了一个由五根指针构成的系统,后来指针数量减少到了一根。他利用指针左或右的偏转组合来代表字母和数字。1833年,在德国的哥廷根,数学家卡尔·弗利德里希·高斯和物理学家威廉·韦伯合作,制订了一个类似的、使用一根指针的方案。指针的一次偏转会给出两种可能的信号(左或右),两次偏转的组合会给出四种可能(右+右、右+左、左+右、左+左),三次偏转会给出八种组合,四次偏转会给出十六种,这样一共有总计三十种不同信号。操作员则通过停顿来分隔信号。高斯和韦伯对偏转的字母表按特定方式进行了组织,元音字母在前,其他字母和数字在后依次排列: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字母编码方案是二元的。信号的最小构成单位等同于一个二元选择,左或右。每个字母由一定数量的这种选择构成,而这个数量并未预先确定。该数量可能为一,例如在左为a而在右为 e的情况,也可能包含更多数量。因此,这个方案是开放式的,允许字母表容纳任意数量的字母。高斯和韦伯在哥廷根天文台和物理学院之间相距1.6公里的沿途房屋和尖塔上架设了一条双线的线路。不过,可惜他们互相说了什么并没有流传下来。
然而,在这些发明家的工作室之外,远距离传讯(telegraph)一词仍然指的是信号塔、百叶窗以及旗语,但探寻新可能性的热情已经在慢慢积累。1833年,律师兼语言学家约翰·皮克林在给波士顿船长协会的讲课中宣称:“即便是最普通的观察者也能明显看出,没有什么传递情报的方式能在速度上超过或媲美远距离传讯系统。原因在于,除去在每个信号站接续讯息时几乎可以忽略的距离,在绝大部分距离中它的速度可以和光本身的速度相媲美。” 这里他特指的是波士顿中央码头的信号塔,这座沙普式的信号塔被用于与波士顿港沿岸二十公里内的其他三座信号塔相互交换航运讯息。与此同时,美国各地几十份新创办的报纸纷纷冠以时髦的“The Telegraph”之名,毕竟它们也需仰赖远距离传讯系统。
亚伯拉罕·沙普(Abraham Chappe)曾说过:“远距离传讯是权力和秩序的基本要素。” 而日益崛起的金融和商业资本家则紧随其后,也试图从远距离快速传递信息中获益。从针线街上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到布隆尼亚尔宫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相距不过三百多公里,但三百多公里就意味着长达数天的旅程。只要能跨越这个鸿沟就能发财。
对于金融投机者来说,私有的远距离传讯系统将会如时光机般有用。
在当时,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还在使用信鸽传递邮件,更可靠的方式则是利用小型船队送信使横跨英吉利海峡。远距离快速传递信息的可能一经发现,就引发了持续的热情。皮克林在波士顿作了下数学计算:“如果现在我们以两天或更少的时间,换句话说,以每小时十二到十六公里的时速获取到纽约的情报,就能占据可观的商业优势,那么当我们利用远距离传讯系统传递同样的信息,以每分钟六公里的速度,换句话说,只需一个小时就足以从纽约传到波士顿时,任何人都能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着成比例的获利机会。” 这样,政府借此收取军事快报和施展权力的兴趣就被资本家以及报纸、铁路和船运公司借此牟利的欲望给超越了。不过,在广袤的美国,甚至商业驱动力都不足以促使借助视觉的远距离传讯系统变成现实。只有一个试验系统曾在1840年成功地将两个城市(纽约和费城)连接了起来。它先是用来传递股票价格,后来用来传递彩票摇奖号码,再后来就被弃用了。
所有期望成为电报发明者的人(这样的人为数还不少)当时可用的工具大致相同,包括电线、磁针以及电池。其中电池是通过金属条浸在酸性电解质中进行化学反应来发电的,并通过叠加多个单元来加强电流。他们不使用光源,也没有马达可用。他们可用的只是所有可能由木头或黄铜制备的机械,如销子、螺丝、齿轮、簧片以及杠杆。
最终他们都瞄准的是同一个目标:字母表中的字母。(爱德华·戴维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在1836年字母足以敷用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每次传递一个字母,而每个字母都被接收的工作人员记录下来,并一个个拼凑成字词和句子。显而易见,借助众多字母无穷无尽的组合变化,大量的日常通信得以传递。” )除了这份通用的可用货物列表外,不论是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哥廷根、圣彼得堡,还是在美国,这些先行者们都隐约感到自己身处一种令人兴奋的竞争局面,只是相互之间并不清楚别人在做什么。另外,他们未能及时跟上相关科学的步伐,对于电学方面的许多重要进展浑然不知,虽然他们正是相当需要了解它们的那批人。所有的发明家都急切希望了解,电流通过不同长度和厚度的电线时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不明就里地继续摸索前行,却不知十多年前德国人格奥尔格·欧姆早已得出了电流、电压和电阻之间的精准数值关系。也难怪,这种新闻在当时传播得很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塞缪尔·摩尔斯和阿尔弗雷德·韦尔,以及英国的威廉·库克(William Cooke)和查尔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将电报变成了一个现实和一桩生意。所有这些人后来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宣称是自己“发明”了电报,但这个功劳无法归到他们头上,摩尔斯也不例外。最终,他们各自的合作伙伴关系也以激烈、混乱、痛苦的专利纠纷而告终,当时两个大陆上的几乎所有电学方面的领军人物都被牵扯进了纠纷当中。电报的发明涉及人物众多,遍及各国,但相关的历史记录却相当不完全,且很少为人们所知。
在英国,库克当时是一名年轻的企业家,他曾在德国的海德堡见过指针式电报的原型;惠特斯通当时则是一名伦敦国王学院的物理学家,他和库克在1837年成了合作伙伴。惠特斯通做了一些声音和电流传递速度的实验,但真正的难题还是再一次归结到了如何将物理学和语言结合起来。他们咨询了英国的电学权威,迈克尔·法拉第以及彼得·罗热(Peter Roget)。后者撰写了《电磁学》(Treatise onElectro-Magnetism)一书,同时还编纂了《罗热同义词词典》。库克–惠特斯通的电报经历了多个原型。其中一种利用六根电线构成了三个回路,每一个回路控制着一根磁针。“我罗列出了三根磁针所能产生的所有信号排列,并从中选择了可操作的组合,这样我就有了一张由二十六种信号组成的字母表。” 库克这样描述道,只是这听上去还是有些费解。同时,电报机上有个警报器,用以避免操作员走神。库克说,这个灵感来自于他唯一透彻了解的机械装置——音乐鼻烟盒。在下一版本中,他们用一对同步的旋转字母轮透过空槽来显示字母,字母轮则由电磁铁和机械装置控制。而一个更富匠心、同时也更显怪异的设计则用到了五根指针:二十个字母在字母盘上排列成菱形,操作员通过按下数字按钮就会触发五根针中的两根分别发生偏转,而它们的偏转恰好指向了希望传递的字母。这种库克–惠特斯通式电报虽然缺少了字母C、J、Q、U、X和Z,但仍然能够运作。他们的美国竞争对手,韦尔,后来这样描述了其运作:
假设要从帕丁顿站往斯劳站发送这么一条讯息,“Wehave met the enemy and they are ours”(我们遭遇了敌人,不过已经把他们俘虏了) 。帕丁顿站的操作员就会按下11和18两个键,使得斯劳站的指针指向字母盘上的字母W。斯劳站的操作员则被要求一直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发现两根针指向了字母W,他就要把它写下来,或大声地向另一个负责记录的操作员报告。根据最近的描述,传递一个信号至少需要两秒钟。
韦尔认为这种装置效率低下,不过他有挑剔的资本。
至于塞缪尔·摩尔斯,他后来的回忆不可避免地受到论战的影响——用他儿子的话说,这是场“科学世界中的口水战,争执于谁首先或独自发现或发明了电报、他是否借鉴了他人以及存不存在有意或无意的剽窃”。 而这一切又因为沟通和记录的缺失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摩尔斯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传教士之子,在耶鲁学院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是个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历英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以学习绘画。正是在某次游历中,他第一次听说了电报,或者用他回忆录中的话说,他突生洞见——他儿子这样说道,灵感“好似一股秘流醍醐灌顶,后来就为其所用”。摩尔斯曾告诉他在巴黎的室友说:“我们国家的邮政信函太慢了;法国的远距离传讯系统要快一些,并且在我们国家(比起这里一半时间雾气笼罩),它还会运作得更好。可即使那样,也还是不够快——闪电的效果会更好。” 但他后来描述自己的顿悟时,他所说的洞见就不是关于闪电,而是关于信号了:“构造一种信号系统,通过它情报可以得到瞬间传递,这并不困难。”
摩尔斯产生了一个卓越的洞见,由此生发出了剩下的一切。虽然对木髓球、气泡或石蕊试纸一无所知,但他意识到信号可以用更简单、更基础、不那么有形的办法来产生,也就是最简单的电路的通和断。不要再去想什么针了。电流流通,然后被中断,而一系列的中断可以被组织起来传递意义。想法虽然简单明了,但摩尔斯做出来的首个设备很是错综复杂,它用到了发条、木制的钟摆、铅笔、纸制色带、滚压杠,还有曲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机械师,韦尔把这些都精简掉了。在发送端,韦尔的设计后来成为了用户界面的经典设计:
一根简单的弹簧支承的杠杆,通过它,操作员可以用手指触碰达到控制电路的目的。起初,他把这根杠杆称为“通信员”,后来只称为“键”。它的简单性使得它比库克–惠特斯通采用的按钮和曲柄快了至少一个数量级。通过键式电报,操作员可以把发送信号的工作速度提高到每分钟数百个,毕竟这些信号只不过是电流的中断而已。
这样,他们在一端有了一根杠杆,用以控制电流的通断,而在另一端,电流则控制着一块电磁铁。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很可能是韦尔,想到了把两者组合起来:磁铁可以操纵杠杆。这种组合[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普林斯顿的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和英国的爱德华·戴维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被命名为“中继器”(relay),这个词本来指的是用来替换已疲惫之马的健壮之马。
中继器的出现扫除了远距离电报的最大障碍:电流沿着漫长的电线流动时会逐渐衰弱。衰弱后的电流通过操纵一个中继器,就可以激活一个由新电池驱动的新电路。但中继器所具有的潜能比它的发明者当初意识到的还要大。除了能传递信号,中继器还能够反转信号,或者把来自多个信号源的多路信号组合成复合信号。不过,这些是后话了。
——1844年,转折点来了,在英国和美国都是如此。库克和惠特斯通从帕丁顿站沿着铁路架设起了他们的第一条线路。摩尔斯和韦尔则把线路从华盛顿架到了巴尔的摩的普拉特街火车站,线路用纱线和沥青包裹,悬在六米多高的木杆上。通信量一开始并不大,但摩尔斯却可以自豪地向国会报告说,一种工具可以每分钟传输三十个字符,并且其线路“在任何人无意或恶意的侵扰下仍能岿然不动”。从一开始,它们的通信内容就与法国远距离传讯者所熟悉的军事或政府讯息大相径庭,甚至显得有些可笑。在英国,第一批被载入帕丁顿站电报本的讯息是有关行李招领和零售交易的。“请派人到曼彻斯特广场杜克街的哈里斯先生处,要求他用五点半的火车送六磅银鱼和四磅香肠至温莎镇的芬奇先生处;货物务必用五点半的火车送到,否则就不必送了。” 而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帕丁顿的警长向他在斯劳的同僚送去了致意,并收到回复说,新年祝福发早了一分半钟,那边都还没到午夜。 那天早上,在斯劳,一个名叫约翰·托厄尔的瘾君子毒杀了他的情妇莎拉·哈特,并想搭乘开往帕丁顿的火车逃跑。但是一条电报讯息比他跑得更快,还附有他的体貌特征[“身着贵格会士(kwaker)服饰,外套一件棕色大衣” ——在当时英国的电报系统里没有 Q、U这两个字母]。最终,嫌犯在伦敦落网,并在当年三月被处以绞刑。这件事轰动一时,在报章上热闹了数月之久。后来有人这样描述电报线,“就是这些线绞死了约翰·托厄尔”。到了四月,一位肯尼迪上尉在西南火车终点站和身处戈斯波特的斯汤顿先生下了一盘象棋。据当时的报道,“为了指示棋子的移动,电流在整场博弈过程中来回传输超过了一万英里”。 这则轶事也受到了各家报纸的追逐。事实上,任何能揭示电报神奇之处的故事越来越受到了报纸的青睐。
当英国和美国的电报业向普通公众敞开大门之时,人们还并不清楚,除了警察和偶尔下棋消遣者,还有谁愿意花钱使用电报。在华盛顿,1845年定下的费用是每个字母四分之一美分,而头三个月的营收加起来还不到两百美元。次年,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之间新开通了摩尔斯式线路,这时使用量才略有起色。一位电报公司的管理人员写道:“鉴于业务增长极其迟缓[且]我们尚未取得公众信任,我们对当前取得的成果已经相当满意。” 他预计,营收很快会达到每天五十美元的水平。这时,新闻记者加入了进来。1846年秋,亚历山大·琼斯从纽约给《华盛顿联合报》(The Washington Union)发回了他首篇借助电报传递的报道,报道了美国海军“奥尔巴尼号”在布鲁克林造船厂建成下水的新闻。 而在英国,《纪事晨报》(The MorningChronicle)的一位撰稿人叙说了他首次用库克–惠特斯通式电报收到报道时的兴奋之情:随着静止的针突然抖动,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新闻的第一部分传了过来。我们一边兴奋地紧盯着我们朋友那向来沉默寡言的面孔以及那神秘的字母盘,一边快速在我们的笔记本记下从大约一百四十多公里外传来的话语。
这实在是极富感染力。但也有些人担心,电报会宣告报纸的死刑。正如一名美国记者所说,报纸一直以来是“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快捷而不可或缺的传递者”,但在这些领域,报纸将彻底变得毫无用处。人们通过长有闪电之翼的电报事事都已有了预期,报纸就只能处理处理地方性的谈资,或是纯粹抽象的思辨。它们制造轰动效应(甚至是在大选时)的能力,也将会大为降低,因为报纸一刊出虚假讯息,绝对可靠的电报就会将谎言揭露无遗。
但报业仍是无所畏惧,迫不及待地利用了此项技术。编辑们发现,任何讯息只要贴上“电报报道”的标签,就似乎显得更为紧急,更让人兴奋。尽管费用不菲(起初,通常的费用达每十个单词五十美分),报业逐渐成了电报服务极为热心的支持者。仅仅过了几年,一百二十多家地方报纸都能够连夜从议会获取最新的报道。一位记者注意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前线快报从伦敦发送到了利物浦、约克、曼彻斯特、利兹、布里斯托、伯明翰以及赫尔等处,“快速更超烟火,也如烟火一般,在空中爆炸,通过发散的电线四散到众多邻近的市镇”。 但他也发现了其中的危险性:“由于收集和传输匆忙,这样的情报也有不足之处,不像报纸,虽然反应迟些、传输慢些,却更可靠。”电报和报纸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正反馈放大了这种效应。作为一种信息技术,电报为自己的崛起推波助澜。
电报随后的全球拓展不断超出人们甚至其投资商的预期。当第一家电报公司在纽约华尔街开张大吉之时,它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哈德逊河。摩尔斯式系统沿着河东岸上溯近一百公里,才到达一处足够窄的地方,架设起跨河的线路。但仅仅过了几年,一条绝缘线路就在纽约港底铺设好了。而1851年,一条四十公里长的海底电缆穿越英吉利海峡,将多佛尔和加来连接了起来。随后不久,一位博学的权威警告说:“所有试图直接延拓横跨大西洋的线路将欧洲和美洲连接起来的想法,都是纯粹不切实际且荒唐可笑的。” 他说这话是在1852年,而到了1858年,他口中的不可能变成了现实。线路开通之时,维多利亚女王和布坎南总统得以互致问候。《纽约时报》因而宣称:“这个成果是如此实用,又是如此不可思议……预示着人类未来充满希望的前景……它是人类智力进步过程中一座壮丽的里程碑。” 而这项成就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思想的传播,物质的生命冲力(vitalimpulse)”。电报给人们带来的振奋遍及全球,但它的具体效用体现在当地。各个消防队和警察局借此得以相互联系,而有些商店的老板则自豪地宣扬自己接受电报订购。
仅仅两年前还需要数天才能抵达目的地的信息,如今无论身在何处,分秒之间就可以收到。这不是给传输速度带来两倍或者三倍的提升,而是跨越了许多个数量级的阶跃。这就如同一道先前完全不为人知的大坝突然决堤,洪流顿时滚滚而出一般。它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影响,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但其中有些影响很快就得到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人们对于天气的感知开始发生变化——毕竟作为一个统称,天气是个抽象概念。谷物投机商们利用电报来相互传递简单的天气报告:德比,多云;约克,晴;利兹,晴;诺丁汉,无雨但多云低温。 “天气报告”概念本身就是新鲜的,因为这需要对某个遥远地方的即时情况作出一些估计。电报使得人们能够将天气看作一种大范围的、彼此相互关联的事件,而非一种各地异常情况的杂烩。1848年,一位热情的评论员说道:“大气的种种异象、流星的神秘莫测、天象组合的成因和后果,不再会牵涉迷信,也不再会给农夫、水手和牧羊人带来恐惧了。”
电报将不仅仅告诉他“从北方来了好天气”
,以方便他的
日常生活和各种仪式,还可以让他了解到我们这个岛国的每个角落此时此刻的天气如何……这么一来,电报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遍及全国的晴雨表,而电成了水银的侍女。
这是个革新的想法。1854年,英国政府在贸易部下设立了一个气象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罗伯特·费兹罗伊(Robert FitzRoy)海军中将(他曾是达尔文搭乘的“小猎犬号”的船长)选定了伦敦国王街上的一间办公室,并在里面配备了晴雨表、气压计和气象表。携带同样装备的观察员们则被分派到了海岸沿线的各个港口,他们要用电报每天发回两次当地风和云的报告。费兹罗伊开始发布天气预报,随后从1860年开始,《泰晤士报》也开始每日登载这些预报了。气象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所有的大风,如果从大尺度上看,都是由环状的或至少是“高度弧状”的旋转风暴引致的。
许多最基本的概念也受到了这种可以在遥远各点之间进行瞬时通信的技术的影响。文化观察者们开始声称,电报“消弭”了时间和空间。1860年,一位美国电报公司的管理人员宣称,它“使我们能够借助神秘的流体发送信息,速度如思维般迅捷,从而消弭了时间和空间”。 这种夸大之辞很快成了一种陈词滥调。不过,电报看上去的确削弱或缩短了一种特定意义上的时间,即作为人类交往的阻碍或负担的时间。一家报纸宣称:“在实际应用中,传输过程中的时间可以被视为完全消除了。” 空间也是如此。英国电报工程师乔赛亚·拉蒂默·克拉克(Josiah Latimer Clark)说道:“我们头脑中的距离和时间概念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整个地球的大小在实践上已经大为缩小。毫无疑问,我们对于时空的概念与先辈们的相比已是大相径庭。”
先前,所有的时间都是地方时:太阳升到最高点,就是中午了。
只有那些见识卓越之人(或天文学家)才会知道,不同地方的人们实际上是在遵循不同的钟点生活。而现在,时间有了地方时和标准时之分,区分两者则让大多数人都犯了难。铁路运行需要标准时,但这在电报出现后才变得可行。标准时的普及花费了数十年时间,而这个过程只有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在格林尼治天文台和位于罗斯伯里街的电报公司之间架起电报线路,通过电报为全国的钟表对时之际才得以开始。在此之前,发布时间的最高技术不过是在特定时刻从天文台屋顶的桅杆上降下报时球。而一旦相隔遥远的各地在时间上达到了协调,他们就可以精确地测量自己所在位置的经度。测量经度的关键在于获知另外某地的时间,为此航船上都会带上时钟,试图使用各种不完全可靠的机械来记录那个时间。1844年,曾领导过美国太平洋探险考察的查尔斯·威尔克斯海军上尉用首条摩尔斯式电报线路确定了,巴尔的摩的战争纪念碑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以东1分34.868秒处。
电报引发的“同步”概念虽然没有“消弭”时间,但其影响却越来越广。同步概念本身,以及意识到这个概念是全新的,不禁使人惊呼。《纽约先驱报》宣称:摩尔斯教授发明的电报不仅在情报传输领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它还在人类思维领域引发了一类全新的观念、一种全新的意识。以前,从来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此时此刻在一个遥远的城市,四十、一百或五百英里之外发生了什么。
这位兴奋不已的作者接着说,试想现在是十一点钟,而电报把一位身在华盛顿的议员现在正在说的话转发了出去。
我们不用费多大劲就能意识到,这个事实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而不是已经完成的。
是的,“这个事实是现在正在发生的”。
历史(以及记录历史的方式)也同样发生了变化。电报保留下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琐事。曾有一段时间,各个电报公司试着保留每条讯息,直到事情变得不切实际。如此大量的信息存储可谓史无前例。一个当时的散文家写道:“想象一下,未来某个历史学家在存储室中翻箱倒柜,并据此清晰地描绘出了英国19世纪社会和商业生活的面貌……那么21世纪的某天,还有什么信息从全体民众的来往函件记录中找不出来呢?” 1845年,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的电报线路运行了一年后,阿尔弗雷德·韦尔试图将对业已传递的所有电报整理分类。他写道:非常重要的讯息,其中包括商人、国会议员、政府官员、银行家、掮客、警员、约会者(双方先前已见过面或受邀而来)之间的往来讯息;内容涉及新闻、选举结果、死亡宣告、问询家庭或个人的健康情况、参众两院的日常公报、货品订单、问询船只出航情况、各个法院的案件公报、证人召唤、关于特殊或快速列车的讯息、邀请函、在一处收款并在另一处付款、催款、寻医问药……如此多样化的条目,以前从未聚集于同一名目之下,是电报给它们赋予了共性。同样,在专利申请书和法律合同上,电报的发明者们也有理由用尽可能宽泛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发明,如“发送、打印、盖戳或是以其他方式传递信号、警报声或情报”。
在这个概念纷纷发生变迁的时代,人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认知才能正确理解电报。许多熟悉的词汇被赋予了奇怪的新义,不论是像“发送”(send)这样含义简单的词,还是像“讯息”(message)这样含义复杂的词。如果产生误解,常常就会闹出笑话。比如,有位德国妇女带着一盘泡菜走进了卡尔斯鲁厄的电报局,想要“发送”给她在拉施塔特的儿子,因为她听说士兵是通过电报“发送”到前线的。还有位男士带着一份“讯息”来到缅因州班戈区的电报局。操作员在电报键上操作完毕后,就把写有讯息的纸条摁到了钩子上。不料,这位客户投诉说,讯息根本没有被发送出去,因为他明明看到它还挂在钩子上。《哈泼斯》在1873年回顾了这段历史,并指出,即使是“聪明多闻的人”也仍然发现这些东西不大好懂。
要对该主题形成一个清晰概念的难度,由于存在这样的事实而加大,即我们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种种古怪的新事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使用旧有的词汇,并赋予其与之前不一致的新意义。
讯息在过去一直被视为指一种有形之物,但这其实从来都是一种假象。现在,人们需要有意识地将讯息的概念与承载讯息的纸区分开来。《哈泼斯》解释道,科学家们会说电流“承载着讯息”,但人们不应该想象,是有形之物被传递了。实际存在的只是“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作用和反作用,以及借助这种力量实现的在远距离制造出可理解的信号”。这样说,难怪人们会被闹糊涂。不过,“恐怕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仍然需要使用这样的语言”。
现实世界的有形景观也发生了变化。无处不在的电线,给不论是都市大街还是乡间小道都增添了怪异的装饰。英国记者安德鲁·温特写道:“各家电报公司正争先恐后地试图占领我们头上的空间。只要一抬头,我们看到的不是用蛛丝般绳索吊起的粗大线缆,就是屋顶上从一根电线杆蜿蜒至另一根的大量平行电线,简直避无可避。” 而且这番景象还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转瞬即逝。人们看到这些电线,不由想到它们所传递的重要的无形货物。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道:“他们在苍穹下架设线路,字词不论是敲出来还是说出来/在上面奔走时都将如思绪般静寂无声。”
电线在建筑物中找不到相似之物,在自然界中也难寻类比。苦心寻找比喻的作家们想到了蜘蛛和蛛网以及迷宫。还有一个词似乎更合适:整个地球都被铁制的网络(net-work)所包裹。《纽约先驱报》说:“一个由铁线构成的神经网络,从作为大脑中枢的纽约开始分叉,伸向远端的四肢。” 而《哈泼斯》杂志则写道:“电流在整个电线网络中律动,传递着人类智慧的信号。”
温特还作出了一个预言:“用不了多久,所有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和所有人交谈。” 当时他使用“交谈”一词还只是作为一个隐喻。
在多种意义上,使用电报就意味着用编码(code)书写。
摩尔斯的点划系统一开始并未被称作一种编码,而仅仅被称为一种字母表:“摩尔斯电报字母表”就是当时人们对它的普遍称谓。但它并不是字母表,因为它并非以符号表示声音。摩尔斯的方案是以字母表作为起点,通过替代(用新的符号替换旧的符号)来对其加以利用。它是一种元字母表,与字母表已经隔了一层。这种将意义从一种抽象转换为另一种抽象的过程,在数学中早已有之。并且从某一方面上说,这恰是数学的本质所在。而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熟悉的一种思维工具。正是由于电报的功劳,到了19世纪末,人们逐渐适应或至少熟悉了编码的概念:用以表示其他符号的符号,用以表示其他词语 的 词 语 。 从 一 种 抽 象 向 另 一 种 抽 象 的 转 换 , 这 就 是 编 码(encoding)。
使用编码书写出于两种密切相关的动机:为了保密以及为了简明。简短的讯息省钱——这个道理简单明了,但威力强大,甚至连英语的散文写作风格很快看上去也受到了影响。新的文风因而被称为了电报式或电报体。修辞的辞藻代价过高,这让一些人感到遗憾。安德鲁·温特写道:
电报体让任何形式的礼貌说法都无容身之地。“May Iask you to do me the favour”(劳驾)这么一句话,传输五十英里的距离就要六便士。这个可怜的人要把类似温文尔雅的形容词无情地砍掉多少,才能将他的信函开支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呢?
而对于新闻记者,他们几乎是立马就开始想方设法,试图用更少的计费字词传递更多的信息。一位记者炫耀道:“我们很早就发明了一种速记系统,或曰密码……巧妙排列后,农产品的上市数量以及主要的面包原料和日用品的销售额和价目表等,就可以从布法罗和奥尔巴尼每日发出。两个城市总共只需二十个单词,而如果全写出来,将会是一百多个单词。” 电报公司企图遏止这种趋势,认为这种私人编码是在玩弄系统规则,但密码还是一发不可收拾。一套典型的编码系统是用词典中的字词指代整个短语,并将它们按语义和字母的顺序加以排列。比如,用所有以B开头的词汇事关面粉市场:baal代表“今日的交易量小于昨日”;babble代表“市场景气”;baby代表“西部市场稳定,国内和出口需求中等”;button代表“市场清淡,价格走低”;如此等等。当然,这就有必要让发送方和接收方使用同一个词典。对于电报操作员来说,编码后的讯息看上去如同胡言乱语,而这一点被证明是一个额外的益处。
早在人们想出用电报发送讯息之初,他们就忧虑自己的通信内容会为人所窥,至少是被电报操作员(这些不可靠的陌生人,在操作时无法不读到这些讯息)。与经过折叠和火漆封缄的手写信函相比,电报就显得公开而不安全了,毕竟讯息通过那些神秘的管道即电线传递时,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韦尔自己就在1847年写道:“如果不能辅之以某种保密字母表的话,电报所具有的巨大优势(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递讯息,消弭时间和空间)在实用性上就会大打折扣。” 他接着说:有多种系统可以用来确保,讯息在通信双方之间通过电报传递,而讯息的内容始终对于其他所有人高度保密,即便是必须经手的电报局操作员也不例外。
这个难度可不小。电报并不仅仅是一种提供服务的设备,它还是一种媒介,一种中间状态。讯息就是通过这种媒介加以传输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讯息本身,还必须考虑讯息的内容。即使讯息本身曝光了,其内容应该力求仍能保密。韦尔解释了他所谓的“保密字母表”:一份对字符加以“变位和替换”的字母表。
在固定字母表中的字母a,在保密字母表中就可能用y、c或x表示,其他字母同理。
这么一来,“The firm of G. Barlow & Co. have failed”(G.Barlow公司破产了)就可能会变成“Ejn stwz ys & qhwkyf p iyjhan shtknr”。而在对保密性要求不那么高的场合,韦尔建议将常用短语加以缩写。比如,在要发送“give my love to”(请问候某人)时,他建议只发送gmlt即可。他还给出了更多的例子:
mhii$space@My health is improving(我的健康正在好转)
shf$space@Stockhave fallen(股票跌了)
ymir$space@Yourmessage is received(来讯收悉)
wmietg Whenmay I expect thegoods?(我要去哪收货?)
wyegfef Will you exchange gold for eastern funds?(你想用黄金交易东方基金吗?)
所有这些系统都要求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要有事先的约定:讯息需要通过双方都知道的、预先约定的知识而加以增补或变换。这种知识比较方便的存放地点,就是一个码本。在首条摩尔斯式线路开通商用之时,其核心投资人和支持者之一、缅因州众议员F. O. J.史密斯[人们因其名字缩写而常常称他为福格(Fog)],就制作了这样一个码本《保密通信词汇表,适用于摩尔斯式电磁传讯系统,亦适用于经由邮政或其他系统传递的书面函件撰写》。 这个码本不过是按字母表顺序编号排列5,6000个英语单词,从Aaronic到 zygodactylous,再配上使用指南。“我们认为写信人和收信人都该各持一本,”史密斯解释道,“这样人们可以不用词语,而改用数字来发送他们的讯息,或者部分用数字、部分用词语。”为了获得更大的安全性,他们可以事先约定加上或减去一个他们自行选择的数字,或用不同的数字代表不同的词语。他保证:“用了几次诸如此类的常规替换以后,整段话对那些不知道这种预先安排的人而言,就完全是不知所云了。”
密码术一度是门隐秘的技术,其奥秘通过私人手稿的方式传播,就和炼金术一样。但如今,编码制作通过印刷术被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激起大众无尽的想象。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人们设计和出版了其他很多方案,从不过一便士的口袋本到印得密密麻麻的多卷本,不一而足。在伦敦,埃比尼泽·厄斯金·斯科特(E. Erskine Scott)出版了《供缩写电文和高度保密的讯息和信函使用三字母编码》(ThreeLetter Code for Condensed Telegraphic and Inscrutably SecretMessages and Correspondence)。斯科特是个精算师兼会计,与其他很多投身密码术的人一样,对数据痴迷不已。对于编目员、分类员、文字高手、数字命理学者,以及各种各样的收集癖者来说,电报为他们开启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斯科特的书中不仅包括常用字词和两个词的词组,还包括地名、教名、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各上市股票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英国陆军各团名、注册为英国国籍的所有船只名,以及英国的所有贵族名等。对所有这些数据进行了组织和编号后,利用它们就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缩写,而这则意味着节省开支。不过,用户们发现,仅仅把字词转换成数字,帮助并不大:发送3747和azotite 的费用相差无几。因此,码本最终演变成了短语手册。它们把讯息压缩并封装起来,这样既可避人耳目,又适于有效传输。当然,在接收端,它们则用来解压缩。
一本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卖座的书是《通用商业电报编码基础》,由威廉·克劳森-图厄设计。 他的目标受众是“金融家、商人、船主、掮客、经纪人等”,而他的口号是“简单经济,绝对安全”。克劳森-图厄也是个信息痴迷者,企图将整个语言或至少是商业语言整理成短语,并将所有短语按关键词加以组织。他最终达成了一项奇特的词典编纂学成果,成为了解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一扇窗口,也是一个包含各种具有细微差别同时无意间富含诗意的短语的宝库。例如,对于关键词“恐慌”(编号10054至10065),相关的短语有:
在某地有大恐慌
恐慌平息了
恐慌仍在继续
恐慌已经度过最坏的阶段
恐慌可以认为已经结束
对于关键词“雨”(编号11310至11330),有:
由于降雨不能工作
降雨带来很大好处
降雨带来很大破坏
现在真正大雨倾盆
降雨很可能会持续
十分需要降雨
有时有雨
普遍有雨
对于关键词“沉船”(编号11310至11330),则有:
起锚后,船只失事
我认为最好以原状出售沉船
将尽全力挽救沉船
船肯定彻底沉了
海关已出售了沉船
领事已派人去营救沉船
但除此之外,世上还有万千事物,所以他还努力为尽可能多的专有名词赋予编号,如铁路名、银行名、矿山名、商品名、船只名、港口名,以及(本国的、殖民地的、外国的)股票名等。
随着电报网络穿洋过海,逐渐覆盖全球,而国际通信费居高不下,一个字词就要数美元,码本变得更为兴盛。这时节约经济甚至成了比保密更重要的考量。最早的跨大西洋的费用约为每条讯息(包含十个字词,通常以原意为海底线缆的cable一词来指代)一百美元。而在英国和印度之间(经由俄罗斯和土耳其/伊朗)收发讯息也便宜不了多少。为了节省国际通信费,精明的中间商设计了一种称为“打包”的办法。如果电报以二十个单词为一条讯息计费,那么就可以将,比方说,四条各含五个单词的讯息打包成一条。讯息越来越短,码本则越来越厚了。1885年,位于伦敦科文特花园地区的W.H.比尔公司出版了一本畅销的《电报编码口袋书》(Pocket TelegraphicCode),定价一便士,其中包含了“三百多条只需一个单词的电报”,并按主题精心编排。重要的主题涉及诸如下注(“在当前赔率下我该为你下多少钱的注”)、制靴匠(“这些靴子不合脚,请直接派人来取走”)、洗衣妇(“今天请来取衣”),以及和出海有关的天气(“今天浪太大,不便渡海”)等。书中甚至还预留了一张空白页,用于“保密编码(请与您的朋友见面商定后填写)”。同时,市面上还有为铁路、游艇,以及从药商到地毯商等各行各业设计的专用码本。而篇幅最大因而也最昂贵的码本则被相互传阅,为此克劳森-图厄抱怨道:“据笔者所知,有些人合伙只买一本《通用商业电报编码基础》,然后以此为基础来编纂他们自己的码本。笔者在此郑重声明,此类行为触犯版权法,将受法律追究,引发难堪之法律程序。”不过,这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到了19、20世纪之交,全球的电报服务商在伯尔尼和伦敦的国际电报大会上,对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码本进行了系统整理。这些码本在20年纪的头十年还兴盛了一阵子,但随后就销声匿迹了。
那些使用电报编码的用户慢慢发现,编码虽然高效而简洁,但它也有始料未及的副作用,那就是极易受到哪怕是最微小的错误的破坏。由于缺乏一般的英语散文(乃至扼要的电报体散文)所天然具有的冗余度,这些经过精心编码的讯息,可能会因为一个字符或点划的差异而面目全非。比如,1887年6月16日,一个名叫弗兰克·普里姆罗斯 的 费 城 木 材 商 给 他 在 堪 萨 斯 的 代 理 商 发 电 报 说 , 他 已 经 (bought)了五十万磅木材。在他们事先约定的码本中,bought被简写成BAY。但当这一讯息抵达时,该关键之词变成了BUY(买),于是代理商开始采买木材。据普里姆罗斯在对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诉状所称,这个错误给普里姆罗斯造成了两万美元的损失。这场官司打了六年,最终最高法院根据电报单背面的注意事项作出了支持电报公司的判决。用小字印刷的注意事项中说明了为避免出错而应采取的措施:
为避免出错或延误,讯息的发送者应要求接收方复述一遍,以便将该讯息传回发报局进行核对……上述公司不对任何未经复述的讯息中出现的错误负法律责任……亦不对由于使用密码或讯息语意模糊而导致的任何错误负法律责任。
电报公司不得不接受密码,但对此却是无法喜欢。不过,法院还是作出了一项有利于普里姆罗斯的判决,判还了1.15美元的发报费用。
——保密文字和文字一样古老。事实上,在文字诞生之初,它对除了少数人之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法读解的。而随着文字的神秘性逐渐消退,人们又找到了各种新方法来试图让自己的字词显得与众不同、隐秘难懂:用字母变位法来重写单词,用镜子反转文本,或是发明密码进行加密。
1641年,英国内战爆发在即,一本匿名的小册子记录下了许多当时已知的所谓“密码术”。其中包括使用特种纸张和墨水,如柠檬或洋葱的汁液、生鸡蛋或“蒸馏萤火虫得到的汁液”,使得文字在暗处可见(或不可见);或者以各种方式打乱文字内容,如将一些字母替换成另一些字母、发明新的符号、从右至左书写,或“以某些不同寻常的顺序对字母进行变位,比如把第一个字母放到行末,而把第二个字母放到行首,诸如此类”,又或把一条讯息分在两行书写:
T e o l i r a e l m s f m s e s p l u o w e u t e lh s u d e s r a l o t a i h d, u p y s r e m s y i d.
The Souliders are allmost famished, supply us or wee must yeild.
(部队饥饿不堪,再无补给将全军覆没。)
通过字母变位和替换,罗马人和犹太人发明了其他更加错综复杂,因而也更为隐秘难懂的保密方法。
这本小册子名为《墨丘利神,秘密而快捷的信使:关于人们如何秘密而快捷地与任意远距离外的朋友交流思想》。 后来作者披露了自己的身份,他就是约翰·威尔金斯,一名教区牧师和数学家,后来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发起者之一。一位同时代人评价他说:“他是个天才,具有一颗机械般缜密的头脑……他的思考很有广度和深度……精力过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膀大腰圆。” 他也是个思虑周到的人。在小册子中,虽然无法做到囊括自古以来所有曾经出现过的密码术,但他还是把一个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所能知晓的此类工作都搜罗了进来。这不仅是本保密文字的入门书,也是本汇编手册。
对于威尔金斯来说,密码学事关通信的基本问题。在他看来,文字和保密文字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暂时撇开保密的问题不谈,他是这样来表述通信的基本问题的:“一个人如何以最迅速、最快捷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图传递给另一个相距遥远的人。” 在1641年,他所谓的迅速和快捷,还只限于一种哲学思辨。要知道,一年后,艾萨克·牛顿才会降生。他注意到,“我们常说,没有什么比思想的速度更快”。而仅次于思想的似乎就是视觉了。作为一名牧师,他认为,最快的运动肯定属于天使和灵。要是一个人可以差使天使跑腿,那么交流的距离可以是任意远。可惜我们凡夫俗子受制于血肉之躯,“无法以如此简单和即时的方式交流思想”。因此,威尔金斯写道,难怪天使的原意是使者。
作为一名数学家,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该问题。他试图确定,如何用一个有限的符号集(或许仅含两个、三个或五个符号)来表示整个字母表。当然,这必须通过组合的形式实现。例如,一个包含五个符号的符号集(a、b、c、d、e),其符号两两成对,就可以表示一个由二十五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
“根据以上规则,”威尔金斯写道,“‘I am betrayed'(我被出卖了)就可以表示成‘Bd aacb abaedddbaaecaead'。”这样,即使是一个小型的符号集,在适当安排之后,也足以用来表达任何讯息。不过,使用小型符号集的话,一条给定的讯息就需要以更长的字符串来表示,而这也意味着,用威尔金斯的话说,“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威尔金斯没有进一步解释说25=52,也没有引申说,由于33=27,如果三个字符一组的话(aaa、aab、aac,……),就会产生二十七种可能。但显然他很清楚背后所涉及的数学知识,因为他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一种二元编码,尽管这用字母而不是数字来表示显得有点怪怪的。
字母表中的两个字母在五个位置上的变位,会产生三十二种差异,所以即使有多于二十四个字母,它们也可以应用其上。
两个符号,五个一组,“会产生三十二种差异”。
差异(differences)一词想必在威尔金斯的读者(尽管为数不多)看来是个奇怪的措辞。但这是有意之举,并且富有深意。威尔金斯正试图接近信息最纯粹、最一般的形式,而文字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一般说来,任何能够创造出有效的差异,可为某种感官所感知的东西,都足以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 这可以是“音调不同的两个钟”,或是“任何可见物,如火焰、狼烟等”,又或是号角、大炮或皮鼓。任何的差异都是一种二元选择,而任何的二元选择都可以拿来表达思想。在这里,在这份1641年不为人知的匿名专著中,信息论的核心思想浮出了人类思维的表面,却像土拨鼠一样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于是又沉没下去,消失长达三百多年。
密码史学家戴维·卡恩将电报出现后密码学方兴未艾的时期总结为,业余爱好者的贡献。 密码学不仅在某些知识分子圈子里受到青睐,在公众当中也引发了一股新的热潮。古代密码术吸引了各色人物,难题制造者、游戏玩家、数学爱好者,甚至诗歌爱好者。他们分析古代密码术,并尝试发明新的技术。理论研究者则争执于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是一流的密码制作者,还是一流的密码破解者。在美国,一位伟大的密码学普及者就是爱伦·坡。在其幻想故事和杂志随笔中,他将这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广而告之,并津津乐道于自己在这上面的造诣。1841年,他在给《格雷厄姆杂志》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无法想象会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人们没有必要,或至少没有意愿,力图使相互之间传递的信息不为他人所知。” 对于爱伦·坡来说,密码制作并不仅是一种对历史或技术的热情,而是一种执著,反映了他对人类是如何与世界交流的认识。在他看来,密码制作者和作家售卖的是同一类货物:“心灵就是一个密码;它所提供的密文越短,破解起来就越艰难。” 热爱秘密是爱伦·坡的天性,他喜欢神秘甚于透明。
爱伦·坡认为,“保密通信肯定是与字母的发明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对他而言,密码是科学与神秘学之间、理性头脑与智者之间的桥梁。 密码分析(“作为一项严肃的活动,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要求具备敏锐的头脑和特殊的精神力量,完全可登大雅之堂,值得在学院里传授。他屡屡强调,密码破解过程是种“特别的脑力活动”。爱伦·坡自己也给读者提出了一系列替换密码难题。
和爱伦·坡一样,凡尔纳和巴尔扎克也在他们的小说中加入了密码元素。1868年,刘易斯·卡罗尔设计了一种“电报密码”,它包含一个“密匙字母表”和一个“讯息字母表”,使用时根据收发双方约定并记在脑子里的一个单词密匙进行变位加密。 不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最杰出的密码分析者还是查尔斯·巴贝奇。符号替换以及意义在各种抽象之间转换的过程,是众多问题的核心关键,因此巴贝奇对于这个挑战乐此不疲。他指出:“解密艺术最奇特的一个特性就是,每个人(即使是对此一知半解的人)都坚信,自己可以构造出一种无人能解的密码。我也注意到,一个人越聪明,他的这种信念植根得就越深。” 他自己一开始也是如此,但后来他投向了解密者一方。他原计划要写一本权威著作,定名为《解密的哲学》(ThePhilosophy of Decyphering),但最终未能完成。不过,他确实破解了很多密码,其中就包括一种多码密码——维吉尼亚密码。该密码在欧洲曾一度被视为最安全的密码,被誉为“不可破译的密码”。 一如他在其他工作中所做的,他在其中也应用了代数方法,以方程的形式表达密码分析过程。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并且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除了将代数演算应用到密码学领域,巴贝奇先前已经尝试将这种工具运用到了其更为传统的应用领域——数学,以及不那么传统的领域——机械,他曾为标记齿轮、杠杆和开关等活动部件的动作创造了一套符号语言。迪奥尼修斯·拉德纳对于这种机械记法评论道:“一旦机械的不同部件通过适当的符号能够在纸面上表示出来,研究者们在思考时就可以完全抛开机械本身,而把注意力完全放到符号上去……这是一套近乎形而上学的抽象符号系统,借助它的帮助,动手即是动脑。” 而两个更年轻的英国人,奥古斯塔斯·德摩根和乔治·布尔,则把相同的方法论应用到了更为抽象的逻辑命题之上。德摩根是巴贝奇的朋友、爱达的老师,也是伦敦的大学学院的教授。布尔出身于林肯郡的一个修鞋匠和女仆家庭,到了19世纪40年代,最终成为科克的女王学院的教授。1847年,他们在同一天各自出版了堪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领域最伟大的里程碑式著作:布尔的《逻辑的数学分析》和德摩根的《形式逻辑》。这个小众的领域可是沉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德摩根更熟悉该领域的学术传统,布尔则是位更具创造性和自主精神的数学家。多年来,他们通信交换意见,讨论如何用代数符号来表示语言,或真理。X可以代表“母牛”,而 Y 代表“马”。这可能是一头母牛,或所有母牛的集合中的一个元素。(两者等价?)这些符号可以像在代数中一样操作。XY可以代表“所有既是X又是Y的事物的名字”,而X,Y代表“所有或是X或是Y的事物的名字”。 再简单不过了——不过别急,语言可没有如此简单,种种复杂情况会突如其来。德摩根写道:“现在有些Z不是X,也就是那些ZY,但ZY并不存在。你或会说,不存在的不是X。但一匹不存在的马甚至不是马,(更进一步地?)也不是一头母牛。”
不过,他接着不无希冀地补充道:“但我不怀疑你会找到办法,为这种新的负值赋予意义。”最终他没有寄出这份草稿,但也没有丢弃它。
布尔设想的体系是一种不包含数的数学。他写道:“逻辑学的公理,即仅靠它们就可以构建出逻辑科学的那些定律,其形式和表达都是数学的,尽管不是计量的数学:这是一个事实。” 其中允许使用的数只有0和1,用以表示全无和全有:“符号0和1在逻辑体系中的相应解释是空类(Nothing)和全类(Universe)。” 在此之前,逻辑学一直从属于哲学;而现在,布尔要代表数学将逻辑学收入麾下。为此,他设计了一种全新的编码形式,其码本融合了两套抽象的符号体系:一套是从数学的形式主义中借用的字符,如 P和 q、+和-,以及大小括弧等;另一套则是通常用含糊多变的日常语言表达的运算、命题和关系,如表示真和伪、类的个体、前提和结论等的字词,以及各种“小品词”,如 if、either、or 等。布尔理论的部分要点如下:
语言是人类理性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表达思维的媒介。
所有语言的组成元素都是记号或符号。
词即记号。有时它们被用来代表事物;有时则代表运算,思维借此可将简单概念组合成复杂概念。
词……并非是我们能用的仅有的记号。任意的可见标记,以及任意的声音或动作……都同样能够作为记号使用。
而将一种抽象转换成另一种抽象的编码也有其功用。对于摩尔斯电码而言,这个功用就是把日常语言转换成了一种适合于通过铜线实现近乎即时传递的形式。对于符号逻辑而言,新的形式则要适合于进行代数演算。这些符号就像一个个小容器,保护其中脆弱的货物免遭日常交流中的风雾侵扰。对于以下这个布尔常举的例子,试比较哪种形式更可靠,是将命题写成如下公式,还是用如下日常语言表达?
不洁净的走兽包括所有分蹄却不反刍的、所有反刍却不分蹄的,以及所有既不分蹄也不反刍的。
这种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将字词的意义剥离而只留下符号。在这里,记号和符号并不仅仅是占位符,还是运算符,就如同机器中的齿轮和杠杆一般。语言,说到底,也是一种工具。
语言至此被视作服务于两种独立的功能,既是表达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人们一般假定,其中思维在先。对于布尔来说,逻辑就是思维,是思维经过打磨和提纯的结果。因此,他选择将1854年出版的杰作起名为《思维的规律》(The Laws of Thought)。同样,电报操作员们也隐约感到他们收发的讯息会对人们的思维产生影响,这恐怕并非巧合。1873年,《哈泼斯》的一位随笔作家这样写道:“单词在思考者将它用作沟通思维的信号之前,首先是作为一种思维工具而存在的。”
电报将给人类思维带来的最广泛也最重要的影响恐怕来自于它对于语言的影响……类似于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原理,在语言使用中,短词将逐渐对长词占有优势,直接表达形式将逐渐对间接表达形式占有优势,含义清晰的字词将逐渐对模棱两可的字词占有优势,而地方性的习语在任何地方都将处于劣势。
不过,布尔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其重要意义在一段时间后才会被认识到。他与巴贝奇仅有过简短的通信,两人素未谋面。他的支持者之一是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梦游仙境》出版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人生行将终结之际,卡罗尔写了两卷以符号逻辑为主题的书,其中包含指南、谜题、图表和练习等。尽管他使用的符号无可挑剔,但其应用的三段论却不乏幽默:
1.婴儿是不讲逻辑的;
2.没有一个会调教鳄鱼的人被鄙视;
3.不讲逻辑的人被鄙视。
(结论)婴儿不会调教鳄鱼。
其符号化版本,很好地做到了把意义剥离,这样使得用户可以直接推导出结论,而不会受阻于一个古怪的中间结论“婴儿被鄙视”。
到了19、20世纪之交时,伯特兰·罗素给予了乔治·布尔非同寻常的赞颂:“纯数学是由布尔在其《思维的规律》中发现的。” 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不过,真正使其赞颂非同寻常的却是紧跟其后但很少被人引用的批评:
他也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在讨论思维的规律。但事实上,人们实际是如何进行思考的问题与他的研究并不相干,况且要是他的著作真的包含思维的规律,那么奇怪为什么此前没有一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呢?
这不由让人感到,罗素对悖论还真是乐此不疲。
1. Nathaniel Hawthorne,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Boston:Ticknor, Reed, & Fields, 1851), 283.
2. 他们的工作“简单容易,且并不是持续不断”。“CentralTelegraph Station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TelegraphEngineers4 (1875): 106.
3. Andrew Wynter, “The Electric Telegraph,”QuarterlyReview95 (1854): 118–164.
4. Iwan Rhys Morus, “‘The Nervous System of Britain':Space, Time and the Electric Telegraph in the VictorianAge,”Britis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33 (2000):455–475.
5. Quoted in Iwan Rhys Morus, “‘The Nervous System ofBritain,'” 471.
6. “Edison's Baby,”The New York Times,27 October 1878, 5.
7. “The Future of the Telephone,”Scientific American,10January 1880.
8. Alexander Jones,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lectricTelegraph: Including Its Rise and Progress in the UnitedStates(New York: Putnam, 1852), v.
9. William Robert Grove, quoted in Iwan Rhys Morus, “‘TheNervous System of Britain,'” 463.
10. Dionysus Lardner, The Electric Telegraph,revised andrewritten by Edward B. Bright (London: James Walton,1867), 6.
11. “The Telegraph,”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47(August 1873), 337.
12. “The Electric Telegraph,”The New York Times,11 November1852.
13. Job 38:35; Dionysus Lardner,The Electric Telegraph.
14. Gerard J. Holzmann and Björn Pehrson,The Early Historyof Data Networks(Washington, D.C.: IEEE Computer Society,1995), 52 ff.
15. “Lettre sur une nouveau télégraphe,” quoted in JacquesAttali and Yves Stourdze, “The Birth of the Telephoneand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Slow Death of Monologue inFrench Society,” in Ithiel de Sola Poolin, ed., The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Cambridge, Mass.: MITPress, 1977), 97.
16. Gerard J. Holzmann and Björn Pehrson,The Early Historyof Data Networks,59.
17. Bertrand Barère de Vieuzac, 17 August 1794, quoted inibid., 64.
18. Taliaferro P. Shaffner, The Telegraph Manual: A Complete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Semaphoric, Electric andMagnetic Telegraphs of Europe, Asia, Africa, and America,Ancient and Modern(New York: Pudney & Russell, 1859), 42.
19. Gerard J. Holzmann and Björn Pehrson,The Early Historyof Data Networks,81.
20. Charles Dibdin, “The Telegraph,” in The Songs ofCharles Dibdin, Chronologically Arranged,vol. 2 (London:G. H. Davidson, 1863), 69.
21. Taliaferro P. Shaffner,The Telegraph Manual,31.
22. Gerard J. Holzmann and Björn Pehrson,The Early Historyof Data Networks,56.
23. Ibid., 91.
24. Ibid., 93.
25. J. J. Fahie,A History of Electric Telegraphy to the Year1837(London: E. & F. N. Spon, 1884), 90.
26. E. A. Marland,Early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London:Abelard-Schuman, 1964), 37.
27. “当戴尔试图将他的方法引入实际应用时,他遭遇到了强烈的偏见 , 有 些 举 动 还 着 实 骇 人 。 惊 恐 之 下 , 他 离 开 了 美国 。 ”Chauncey M. Depew,One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Commerce(New York: D. O. Haynes, 1895), 126.
28. John Pickering,Lecture on Telegraphic Language(Boston:Hilliard, Gray, 1833), 11.
29. Quoted in Daniel R. Headrick,When Information Came ofAge: Technologies of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Reason andRevolution, 1700–185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00.
30. John Pickering,Lecture on Telegraphic Language,26.
31. Davy manuscript, quoted in J. J. Fahie, A History ofElectric Telegraphy to the Year 1837,351.
32. William Fothergill Cooke, The Electric Telegraph: Was itInvented By Professor Wheatstone?(London: W. H. Smith &Son, 1857), 27.
33. Alfred Vail, The American Electro Magnetic Telegraph:With the Reports of Congress, and a Description of AllTelegraphs Known, Employing Electricity OrGalvanism(Philadelphia: Lea & Blanchard, 1847), 178.
34. SamuelF. B. Morse: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vol. 2(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1.
35. Recalled by R. W. Habersham,Samuel F. B. Morse: HisLetters and Journals.
36. Alfred Vail,The American Electro Magnetic Telegraph,70.
37. Andrew Wynter, “The Electric Telegraph,” 128.
38. Laurence Turnbull, The Electro-Magnetic Telegraph, With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Rise, Progress, and PresentCondition(Philadelphia: A. Hart, 1853), 87.
39. “The Trial of John Tawell for the Murder of Sarah Hartby Poison, at the Aylesbury Spring Assizes, before Mr.Baron Parks, on March 12th 1845,” in William OtterWoodall,A Collection of Reports of CelebratedTrials(London: Shaw & Sons, 1873).
40. John Timbs, Stories of Inventors and Discoverers inScience and the Useful Arts(London: Kent, 1860), 335.
41. Quoted in Tom Standage,The Victorian Internet: TheRemarkable Story of the Telegraph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s On-Line Pioneers(New York: Berkley, 1998), 55.
42. Alexander Jones,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lectricTelegraph,121.
43. Charles Maybury Archer, ed., The London Anecdotes: TheElectric Telegraph, vol. 1(London: David Bogue, 1848),85.
44. Littell's Living Age 6,no. 63 (26 July 1845), 194.
45. Andrew Wynter, “The Electric Telegraph,” 138.
46. Alexander Jones,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lectricTelegraph,6.
47. “The Atlantic Telegraph,”The New York Times,6 August1858, 1.
48. Charles Maybury Archer,The London Anecdotes,51.
49. Ibid., 73.
50. George B. Prescott,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Electric Telegraph(Boston: Ticknor and Fields, 1860), 5.
51. The New York Times,7 August 1858, 1.
52. Quoted in Iwan Rhys Morus, “‘The Nervous System ofBritain,'” 463.
53. Charles Wilkes to S. F. B. Morse, 13 June 1844, in AlfredVail,The American Electro Magnetic Telegraph,60.
54. Quoted in Adam Frank, “Valdemar's Tongue, Poe'sTelegraphy,”ELH 72 (2005): 637.
55. Andrew Wynter, “The Electric Telegraph,” 133.
56. Alfred Vail,The American Electro Magnetic Telegraph,viii.
57. Agreement between Cooke and Wheatstone, 1843, in WilliamFothergill Cooke, The Electric Telegraph,46.
58. “The Telegraph,”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336.
59. Andrew Wynter, Subtle Brains and Lissom Fingers: BeingSome of the Chisel-Marks of Our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Progress(London: Robert Hardwicke, 1863), 363.
60. Robert Frost, “The Line-Gang,” 1920.
61. Littell's Living Age6, no. 63 (26 July 1845): 194.
62. “The Telegraph,”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333.
63. Andrew Wynter, Subtle Brains and Lissom Fingers,371.
64. Andrew Wynter, “The Electric Telegraph,” 132.
65. Alexander Jones,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lectricTelegraph,123.
66. Alfred Vail,The American Electro Magnetic Telegraph,46.
67. Francis O. J. Smith, The Secret Corresponding Vocabulary;Adapted for Use to Morse's Electro-Magnetic Telegraph:And Also in Conducting Written Correspondence,Transmitted by the Mails, or Otherwise(Portland, Maine:Thurston, Ilsley, 1845).
68. William Clauson-Thue, The ABC Universal CommercialElectric Telegraph Code,4th ed. (London: Eden Fisher,1880).
69. Ibid., iv.
70. Primrose v. Western Union Tel. Co.,154 U.S. 1 (1894);“Not Liable for Errors in Ciphers,” The New YorkTimes,27 May 1894, 1.
71. 确认作者后,后来再版为:John Wilkins,Mercury: Or theSecret and Swift Messenger. Shewing, How a Man May WithPrivacy and Speed Communicate His Thoughts to a Friend AtAny Distance,3rd ed. (London: John Nicholson, 1708).
72. John Aubrey,Brief Lives,ed. Richard Barber (Woodbridge,Suffolk: Boydell Press, 1982), 324.
73. John Wilkins,Mercury: Or the Secret and SwiftMessenger,62.
74. Ibid., 69.
75. David Kahn, The Codebreakers: The Story of SecretWriting(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8), 189.
76. “A Few Words on Secret Writing,”Graham's Magazine,July1841; Edgar Allan Poe,Essays and Reviews (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 1984), 1277.
77. The Literati of New York(1846), in Edgar Allan Poe,Essaysand Reviews,1172.
78. Cf. William F. Friedman, “Edgar Allan Poe,Cryptographer,”American Literature8, no. 3 (1936): 266–280; Joseph Wood Krutch,Edgar Allan Poe: A Study inGenius(New York: Knopf, 1926).
79. Lewis Carroll, “The Telegraph-Cipher,” printed card 8 x12 cm., Berol Collec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Library.
80. Charles Babbage,Passages from the Life of aPhilosopher(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Green, 1864), 235.
81. Simon Singh, The Code Book: The Secret History of Codesand Code-breaking(London: Fourth Estate, 1999), 63 ff.
82. Dionysius Lardner, “Babbage's CalculatingEngines,”Edinburgh Review59, no. 120 (1834): 315–317.
83. De Morgan to Boole, 28 November 1847, in G. C. Smith,ed.,The Boole–De Morgan Correspondence 1842–1864(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25.
84. De Morgan to Boole, draft, not sent, ibid., 27.
85. Quoted by Samuel Neil, “The Late George Boole, LL.D.,D.C.L.” (1865), in James Gasser, ed.,A Boole Anthology:Recent and Classical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GeorgeBoole(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2000), 16.
86. George Boole,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 onWhich Are Founded the Mathematical Theories of Logic andProbabilities(London: Walton & Maberly, 1854), 34.
87. Ibid., 24–25.
88. Ibid., 69.
89. “The Telegraph,”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359.
90. Lewis Carroll,Symbolic Logic: Part I, Elementary(London:Macmillan, 1896), 112 and 131. And cf. Steve Martin,BornStanding Up: A Comic's Lif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07), 74.
91. Bertrand Russell,Mysticism and Logic(1918; reprintedMineola, N.Y.: Dover, 2004), 57.
92. 但米奥伯爵在回忆录中声称,沙普在向军事委员会提出构想时,使用的是tachygraphe(快速书写)这个名称,而他本人才是提议使用télégraphe(远距离书写)这个“后来变得家喻户晓的字眼 ” 的 人 。 ( Memoirs of Count Miot de Melito,vol. 1,trans. Cashel Hoey and John Lillie (London: Sampson Low,1881), 44n.)
93. 1813年9月10日,在第二次独立战争的伊利湖战役中,美国舰队击败了英国舰队。美国海军少校奥利弗·哈泽德·佩里(OliverHazard Perry)发出了这个著名的捷报。——译者注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