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西方的货币起源论
(一)东方的货币起源论
在中国古代不乏对于货币起源问题的论述。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以振救民说
早在距今2500年前的公元前6世纪的周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西周的卿士单旗在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就说过:“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币”的本义指帛,也泛指玉、马、皮、圭、璧等。而在这里,单旗所说的“量资币”的“币”,已经有了货币之义。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代发生天灾的时候,先王创造出货币来衡量商品的价值,用来拯救人民。《管子》中对于如何拯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管子·山权数》说:“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鬻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鬻卖子者。”就是说,夏禹、商汤时发生水旱之灾,禹、汤就用铜来铸币,用这些铸币来赎回人民因灾荒而出卖的子女。这是对单旗所说的“以振救民”的具体化描述。然而,从历史上看,禹、汤时期还没有铸币,中国最早出现铸币的时间,当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22―公元前771年),当时已有一种铲形的原始铜铸币,后人称之为“原始布”。有关中国原始铸币的具体详情,留待下一章讨论。
所以,《管子》中禹、汤时期就用铸币“以振救民”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货币起源于救荒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2.商品流通说
在中国古代,多数人认为,货币产生于商品流通。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他认为,货币是在商品流通中自发产生的,并非出于先王的创造。甚至认为,夏代就已经产生了铸币——在高辛氏之前。高辛氏即帝喾(约公元前2480—公元前2345年,姬姓,高辛氏,名俊,五帝之一),相传是尧的父亲。他把中国出现铸币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但这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得到公认。除了司马迁外,南宋的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人,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说:“钱币之所起,起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他是从货币对商品流通的作用的角度来说明货币产生的原因。他的观点与司马迁的思想十分相似,都可归类于商品流通说。
3.物物交换困难说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北宋的李觏(1009—1059年,字泰伯,号盱江先生,北宋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和明代的丘濬(1420—1495年,字仲深、琼山,号深庵、玉峰,明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李觏说:“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货,以有易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李觏把货币的起源归结为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缺乏价值尺度的困难。丘浚则认为:“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他否认了圣人造币之说,但认为货币是为了解决物物交换缺乏流通手段的困难而产生的。两人都认为解决物物交换的困难是货币诞生的原因。也就是说,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而其诞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缺乏价值尺度和缺乏流通手段等困难。
(二)西方的货币起源论
1.由于物物交换的不便,才出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货币理论进行专门论述的人。他认为,货币是出于人们交易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由于物物交换的不便,才促使人们选择了一种商品作为交换媒介。他经过考察后认为,交易是自然发展起来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交换的内容和范围不断地增多和扩大。这种简单的物物交换便越来越不适应人类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于是货币就应运而生了。在运输和购买的过程中,人类希望有某种本身既属有用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为交售余物,即购取所缺货物的中介货物。于是人们发现铁、银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这样每块能够表明其他货物价值的金属,就是货币。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货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因而,货币是价值的共同尺度,是交换的媒介。因而,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可以由法律规定,以致可以根据法律废除货币。认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人的习惯、协议或国家的立法所定出来的。
因此,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可以由法律规定,以致可以根据法律废除货币。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的观点,是货币名目论和货币国定论的萌芽。
2.物物交换有着严重的缺陷,才最终发明了一种让交易过程变得高效的
介质——货币
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穆雷-N-罗斯巴德(MurrayN.Rothbard,1926—1995)认为,在货币产生之前,以物易物的贸易就已经出现。人们生产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物品,并将剩余物用以交换。
每件产品都有以其他产品来表示其自身的交换价值。人人都可以通过换取更加需要的产品而获益。那时的市场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交换场所。
然而,物物交换有着严重的缺陷,它限制了交易规模和生产规模。这些限制包括:
首先,在物物交换开始之前,甲方首先要找到乙方,而同时,乙方也必须正好对甲方手中的产品有需求。例如,如果一个拥有鸡蛋的人想买一双鞋,那么他必须找到一个鞋匠,而且这个鞋匠同时也想买鸡蛋。如果鞋匠并不想买鸡蛋,那么拥有鸡蛋的人如何才能买到鞋呢?由此可见,在以物易物的制度框架下,需求的双重巧合是交易达成的关键要素。
其次,物品的不可分割性也是以物易物的另一难题。如果在黄油、鸡蛋、鱼之类的商品之间进行交换还好说,但如果是完全不属于同类或者用途完全迥异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呢?同时,对于房子等不可分割性商品的买卖如何解决就成为物物交易的另一难题。如果房子等大件物品因为这个原因在市场上卖不出去,那么人们就不会生产大量房子用以交换,那么,人们的生产规模就被限制住了。
再次,在物物交换的制度框架下,企业的业务核算如何进行?企业必须要清楚地计量每一笔交易的收入、利润或者损失。然而,损益计算在物物交易下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物物交换不适合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它只适用于原始村落经济。
面对物物交换带来的障碍和限制,人们在不断尝试着克服,充分运用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终于发明了一种让交易过程变得高效的东西——货币。
他总结说,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当市场的参与者选择了某种合适的商品作为交易媒介后,随着这种商品作为媒介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用于各种交易中,货币就诞生了。因此,货币不是,也不可能是通过国家命令或某种全体公民一致认可的社会契约而产生,它必产生于自由的市场过程。
3.马克思观点的辨析
在中国的教科书中,一般都认为,马克思认为货币的起源是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结果。他说:“经济学家惯于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去寻求货币的起源,却忘记了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简单的价值形式。这是一种商品的价值简单地或偶然地表现在与它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
第二个阶段,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这是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与它相交换的一系列商品上。实际上是许多个简单价值形式的总和或简单价值形式的扩大。
第三个阶段,一般价值形式。这是指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统一地表现在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某种商品上。
第四个阶段,货币形式。当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分离开来,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时,这种商品就成了货币商品,这种价值形式就是货币形式。
马克思在此仅仅讲述了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产生的原因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出来的,在此,他也并未明确否认货币的起源是由于物物交换遇到了困难,才出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观点。他所讲述的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实质上是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过程。在这里,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阶段的论述,他明确了货币的定义——与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分离开来的,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就是货币商品,而这种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货币形式;货币产生的过程: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并没有明确讲明货币起源的问题。况且,他对于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产生的原因的论述,也是建立在承认物物交换的存在和物物交换存在困难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物物交换产生困难的原因和货币产生的过程。
(三)东西方货币起源论之比较
通过对东西方货币起源论的概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因为物物交换存在困难、不便和缺陷而导致货币诞生的说法,东西方学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尽管在论述方法和深入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一般认识水平不相上下,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基本近似的。所以,东西方学者对于货币起源问题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货币是商品流通的产物,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而其诞生的直接原因是物物交换存在着缺乏价值尺度和缺乏流通手段等困难、不便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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