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简史

自17世纪到19世纪末，沙俄的货币——卢布，经历了从铜币到银币，从银币到纸币，再从纸币到金币的循环式的发展历程。货币这种频繁的更迭，也见证了沙俄时代近200年间的通货膨胀的历程。直到1897年沙俄金本位建立，才使卢布成为世界上坚挺的5大货币之一。即使遭受到灾难性的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这样强力的冲击，也未能撼动卢布的根基。

但是，一战爆发以后，随着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沙俄也被迫放弃了金本位，沙俄顿时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货币崩溃的境地。战争的无情消耗，加上国际债务（主要是英国的债务）日益增加，使得沙俄政府不得不依靠大量印钞度日，沙俄的货币——卢布的流通量增加了15倍，物价也随之上涨了15倍。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新建立的苏俄政权拒绝偿还英国债务。十月革命后，同时宣布，苏俄政府继续使用沙俄卢布。但是，新生的苏俄政权在取得政权后立即又陷入了长达3年的反对外来干涉的内战之中，连续7年的战争（4年一战和3年内战）使得苏俄政权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沼。西方的14国联军和国内反对共产主义的联军，占领了苏俄大片素有粮仓之称的领土（乌克兰），致使苏俄政权急需的粮食和燃料等重要的战略物资来源被切断。苏俄政权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农村所有的粮食除留下口粮外，其余必须全部上缴苏维埃政权；城市居民的食品、日用品和消费品，一律由苏维埃政权按照其制定的配额供应；把所有的工商业全部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生产、统一调配。那时全苏俄境内的所有工农业产品全部实施配额发放制。其结果——严重超发的货币，使苏维埃卢布彻底失去了信用，俄国的物价上涨了4.9万倍。苏俄卢布曾经到了每小时贬值5%的程度。苏维埃政权下令关闭国家银行，正常的金融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人们购买东西使用的不是货币而是由财政部发行的代用券。苏维埃卢布实际上已经崩溃。城市中的人们排长队领取到的只是些看似泥土和锯末混合做成的黑面包和发霉的土豆。在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乌拉尔等地方被病饿夺取生命的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就连尸体上的衣服都被扒了下来，穿在了尚未死去的人的身上。苏俄已是饥荒遍地、商品奇缺，商店空空如也，人民饥肠辘辘，衣着褴褛。整个苏俄社会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

1921年，苏俄开始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商人被允许从事自由贸易，农民可以在交完税后出售余粮，中小企业被重新还给私营业主，外国人被鼓励在苏俄境内进行投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市场上马上丰富起来，原来空空如也、落满灰尘的货柜一夜之间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这是贸易和商业的力量！

眼见新经济政策起到了显著的效果，而那已经失去人民信任的苏维埃卢布，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和承担起新经济政策的需要。于是，1922年新的苏联国家银行建立，搭起了苏联中央银行的架子。恰在此时，苏维埃政权突然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横财。这笔财富来自于沙皇政府遗存在喀山的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这笔财富是由沙皇军队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部队在溃败后交给苏维埃政府的。最后，苏维埃政府拿到了价值约5000万英镑的黄金。按照1英镑10两白银的价格核算，这笔巨款相当于5亿两白银。这笔黄金为苏维埃政府稳定货币奠定了基础。1921年发行新卢布，规定1新卢布兑1万旧卢布。1922年10月，第二次缩小纸币面额，规定1新卢布兑换1921年发行的100卢布。1922年10月国家银行又发行了切尔文银行券，每个切尔文含金量为 7.74234克，由25%的黄金和75%的商品保证，含金量与沙俄金卢布相同，用于外汇贸易结算。1924年2月发行新的1、3、5卢布纸币和铜、银辅币，同时规定新币1卢布兑换旧币5万卢布，1切尔文银行券兑换新币10卢布，由此确立切尔文银行券为苏联政府纸币并由中央银行发行，辅币由财政部发行的统一的货币制度。

到1924年2月，切尔文在整个苏联的货币流通总量中，已经增加到83.6%。于是，苏联政府下令停止旧卢布的流通，财政部发行国债回收旧币。同年，苏联政府发行了新卢布，规定切尔文为记账单位，新卢布为流通货币，1切尔文等于10个新卢布，1个新卢布的含金量约为0.774234克。苏维埃政府让以前发行的旧卢布同时流通，政府定期公布切尔文与纸质卢布的比价。这种新卢布因为仍然以黄金为储备基础来发行，所以也称为金卢布。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影响，卢布汇率经常变动，很不稳定。从1936年4月1日起才把卢布汇率固定在法国法郎上，规定1卢布等于3法郎，对其他货币则据此推算。

金卢布的诞生，标志着苏联货币体系的确立，也彻底结束了自1917年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经济到1927年就恢复到了俄国一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随着1924年1月21日列宁的去世，在苏联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今后苏联应选择何种发展模式的争论，继而演变成为激烈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主张发展重工业，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军事工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而另一派遵循列宁的思想，在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兼顾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反对以牺牲农民利益来获得工业高速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但是他们的意见被彻底否定。并且，后者理论的支持者们遭受到了无情的镇压和清洗。最后，斯大林所倡导的不惜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高速工业化发展战略成了苏联的发展模式。斯大林要在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强国。事实是，仅三个五年计划下来，苏联就建立了飞机、汽车、钢铁、化学和国防工业的强大工业体系，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年产飞机就达4000架，二战期间更是达到年产3万架的惊人规模。苏联坦克生产工厂里刚刚离开生产线的坦克竟可以直接开上战场作战，苏联生产的T34坦克，一度成为坦克战中的明星，其强劲的动力和灵活度让德军的虎式和豹式坦克甘拜下风。不可否认的是，在军事生产能力方面，当时的苏联已经接近美国的实力。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强有力的工业化的支撑，苏联根本无法抵挡纳粹德国强大的攻击。虽然说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现代战争首先依靠的就是先进的装备和优良的武器，如果没有先进和优良的装备和武器，是根本无法把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的。

如果20世纪40年代苏联在德军的打击下垮台，苏联成为德国的占领区，以苏联丰厚的资源和优良的武器装备为后盾，整个二战的结局可能会被改写……但是，就在苏联的重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深深地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苏联工业化既没有可靠的外国资本的支持，也没有来自国内的巨额储蓄的支撑，其依靠的是牺牲国内民众对于追求富足、幸福生活的权利与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高速的工业化向农民和城市公民索取劳动力和食物，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却导致轻工业和农业的相对落后与停滞，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与财富毕竟是有限的，发展重工业的本身就需要聚集大量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与财物作为坚强的后盾，再加之优先政策的蓄意导向，也就是一切都要为重工业让路，这其中既包括人力资源，当然更包括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中既包括天然的矿产资源，也包括农民生产的食物和农副产品。一个社会的有限资源是无法在同一时段内全面保证重工业和轻工业乃至农牧业全面发展的需要的，尤其是在苏联当时那极其脆弱的社会基础之上，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赶超那些已经发展了100多年的西方国家，又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之下，这在西方世界的精英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可是，苏联利用它那超强的集权制度，集中了社会和自然界的所有资源，在不惜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前提之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赶超的梦想，却也埋下了70年后政权骤然间分崩离析的种子。

斯大林坚信，必须像搞重工业那样把有限的农业资源高度地集中起来，才能支持高速工业化所需要的那样高度积累的需求，于是，苏联在一夜之间强制性地搞起了大批的农庄和国营农场，刹那间，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被快速地公有化。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散养式的农业模式的农民，对这突如其来的变革无法接受，他们采取了诸如杀掉牲畜、毁掉农具等各种方式抵抗这种变革。于是，从1928年到1933年的5年间，苏联的耕牛从3070万头下降到1960万头，羊从46亿只锐减到5000万只，马从3350万匹下降到1660万匹。

自此之后，农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人类历史中的一桩奇事——在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竟然养不活自己的2亿多人口，其中包括素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乌拉尔地区。苏联从一个在沙俄时代的粮食主要出口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粮食进口的规模甚至已经威胁到苏联政治的稳定。粮食问题到苏联后期，成为直接威胁苏联政权能否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正是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的日益落后、停滞乃至倒退，导致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苏联民众深恶痛绝的特供制，即向高官提供减价乃至免费的普通民众无法得到的特殊食物及消费品的供应制度。这一制度被民众发现后立即在苏联社会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反对苏共的浪潮。最终的结局就是苏联走向了解体，苏联扶持的东欧各共产党政权也在瞬间发生了剧烈的嬗变。

苏联在重工业方面的快速发展和崛起，除了前述的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德国直接的技术援助。

一战后，德国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不公平待遇，一洗战败之耻。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德苏一见钟情，他们私下里签订了《拉帕罗条约》，为已经在秘密谈判中的苏德间的秘密军事合作开辟了道路。因为，在这个条约中两国达成了彼此取消战争赔款、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和建立紧密贸易同盟的共同协定。其实，苏德双方早在1921年9月，就开始了秘密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德国对苏联的军事工业进行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作为回报，苏方允许德国军方在苏联境内建立兵工厂和训练基地。

随后，德国军方成立了若干家公司负责德军向苏联的军事工业提供资金援助，第一笔援助资金为7500万马克。而且，1922年3月，第一批德国军工专家来到苏联。随后，德国的容克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郊区的菲力地区、克虏伯军火公司在苏联南部分别兴建了现代飞机制造厂和重型火炮生产企业。一些德军的飞行学校、坦克测试学院、化学武器生产厂、潜艇生产基地等军事学校、科研、生产机构也纷纷兴建在苏联境内。

在5年的合作期间，德国与苏联各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苏联从德国获得了宝贵的先进技术，德国为苏联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业人才；德国实地测试了新的技术和发明，研制、生产出了《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研制和生产的重型装备和军用武器，逃过了英法对德国军事工业的检查。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时期，恰好是苏联国内展开苏联发展模式争论的关键时期，德苏间的这次友好合作，客观上帮助了坚持工业化优先的斯大林一派，为苏联模式的确立提供了一个样本和依据。当1928年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这些从德国学到的技术经过不断地扩散和放大，成为推动苏联工业化列车滚滚向前的发动机和燃料。这一次苏德间的合作，实际上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156项大型工业项目的一次实验和样本。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如果没有当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建设，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根本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苏联专家手把手教给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技术，在今天来说，其实质就是宝贵无比的带有知识产权性质的非物质财富。这些技术的引进，远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从日本等国家获得的那些资金援助和贷款的作用要大得多——知识产权的扩散要比资金的输送，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发展作用和功效要深远且重要得多。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往往仅仅从提供资金的角度去援助发展中国家而非侧重于知识产权的扩散的最主要的原因。再多的资金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而对于技术的掌握和知识的获取，所产生的功效则是长期甚至永久的，它会改变一个国家的现状。仅有资金而无技术，一个国家是根本无法真正腾飞于世的。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苏联和中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