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1000—1500年)
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的紧密联系是公元1000年前的几个世纪里的突出特点。在接下来的500年里,这引起了一系列入侵和征服,这些征服活动让突厥人和蒙古人统治了中国、中东、印度和东欧。农耕世界里的受害者和臣民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穆斯林以影响深远而特别成功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和文明的重点与内部平衡。事实上,穆斯林把草原民族的军事能量据为己用。
突厥和(不太重要的)蒙古新皈依者犹如伊斯兰教的一片锋利刀刃,使它成为整个印度和东欧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商人和四处漫游的圣人把穆罕默德的宗教带到东南亚、东非和西非,甚至渗透到中国西部的一些省份。
在蒙古征服者引入的新奇事物中,汉族人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崇敬的东西,在最初比较顺利的阶段,他们振作精神,力图抛弃一直被认为是外来的东西,摆脱蛮族的枷锁。因此,蒙古统治(元朝,1260—1368年)留下的痕迹非常少,除非把明朝(1368—1644年)下决心重视传统和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措施,也归结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回应。
绝大多数发现自己处于伊斯兰教化突厥人统治下的印度人和东正教徒仍然忠诚于各自的宗教传统。但是,长期的地理范围重叠导致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发生大量的互相渗透,尽管官方在边界两侧派遣宗教守卫者,以保持神学真理的纯洁性。
突厥人的渗透
在更详细地考察农耕世界的回应之前,概括世界历史事件的进程是有益的。1000年,突厥各部分布于草原中部从阿尔泰山到南俄的广大地区。在伊朗东部,穆斯林城市和农耕者与突厥游牧民之间的互相渗透早已发生,许多突厥部落通常随意或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公元850年或900年后,许多世纪以来控制草原的伊朗贵族不再能有效控制这片土地了。其原因不清楚,但似乎可能是许多贵族迁移到城市,享受比祖先所知更丰富的文化,并且在此过程中,丧失了他们对战争和摔跤的爱好,把这些都留给了突厥雇佣兵,这些突厥雇佣兵很快便发现自己处于控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穆斯林腹地以勒索赎金的有利地位。
因此,当突厥雇佣兵和部落民众开始到处支配伊斯兰教的政治生活时(公元900年后),新来者已经掌握了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文化。但是突厥人仍然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以之对抗其他伊斯兰教社会的军事互助。他们的统治混乱不堪。促使部落组织解体的是军事冒险和不稳定的氏族首领的竞争。在农耕世界生活几年后,部落首领的亲信就经常不守部落纪律。这种地位不稳固的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和联盟都是异常脆弱的,在伊斯兰教世界腹地导致了无尽的政治变化。
但是,新来者极大地拓展了穆斯林的边界。以1000年加兹尼(Ghazni)的穆罕默德发动大规模袭击为开端,穆斯林势力逐步深入印度。在三个世纪里,只有次大陆南部避免了被穆斯林征服的命运;1565年,当维查耶纳伽尔的帝国落入几个穆斯林王子之手时,南部也屈服了。突厥人反对基督教徒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曼兹克特战役(1071年)之后,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内陆的控制权丧失给了塞尔柱突厥人。与此同时,其他突厥部落(钦察人)突入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切断了拜占庭与新近基督教化的俄罗斯之间便利的联系通道。这些沉重打击促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尽管第一次十字军取得了迅速成功,但是这次和后来各次都没有阻挡突厥人的推进。
相反,在第四次征讨中十字军攻打并占领君士坦丁堡(1204年)时,拜占庭帝国的虚弱昭然若揭。部分恢复——1261年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现了一位希腊皇帝——一方面不足以控制意大利商业扩张的力量,另一方面,不足以抵御突厥人的军事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354年,他们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在欧洲取得了第一个立足点,并占领了加利波利半岛。1389年,他们在科索沃打败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赢得了军事优势。但是直到1453年,他们才征服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他们的帝国都城,拜占庭势力的最后一抹痕迹从地球上擦除了。
蒙古的征服
突厥人入侵印度和欧洲的大浪潮在13世纪被来自蒙古的风暴打断。伟大的蒙古帝国创立者是成吉思汗(统治时间为1206—1227年)。年轻时代他差点儿命丧敌手,后来成吉思汗成功地在草原各民族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然后他在各条战线上都成功地发动了征服——向南到达中国,向西打败了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还打败了俄罗斯的基督教徒。到他去世时,他的帝国在他四个儿子之间瓜分。他们把成吉思汗时代大规模征服转化为稍微稳定的政治统治形式。帝国各个互相分离的部分有时还能维持有效合作。按照蒙古人的习惯,汗位由成吉思汗的幼子及其儿子继承。他们统治蒙古和中国,指挥几乎整个蒙古大军。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是信奉异教的萨满教徒。他们对待人类牺牲品犹如对待牲畜——视情况便利而决定照管还是杀戮。但是一旦定居在农耕民族中间,蒙古人像以前其他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做的一样,很快便采用了被征服的臣民的文明。在帝国西部,这意味着接受伊斯兰教。在中国,事情有些不同,因为蒙古皇帝不能容忍他们权力所依赖的军事力量消解于中国民众之中。
使自己避开汉人的努力导致蒙古宁愿接受西藏的藏传佛教作为比较偏好的国教,虽然一种信仰大杂烩——基督教徒、穆斯林、萨满教徒和其他等等——的局面继续出现在宫廷里。但是在当地人的回应面前,对与中国不保持距离的惩罚法令显得很脆弱,这种回应在成吉思汗发动入侵一个半世纪之后就把明朝带上了权力宝座。
因此,蒙古统治只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在中东和俄罗斯,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因为在初期的反穆斯林政策后,蒙古人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俄罗斯,1257年;波斯,1295年),而且迅速与已经在草原中部、西部占支配地位的突厥人同化。蒙古人口太少,他们的文化太原始,以致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结果。因此,14、15世纪,伊斯兰教化的突厥武士在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将领率领下,再次迫切要求反对基督教和印度教。当时大部分伊斯兰世界已经从13世纪异教蒙古征服带来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巴格达和使伊拉克成为肥沃土地的灌溉系统仍然没有恢复。蒙古征服造成的破坏太大了,因此,以前哈里发的都城直到20世纪仍然是一片废墟。
奥斯曼帝国
在突厥新一轮入侵形成的国家中,奥斯曼帝国是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它最初是小亚细亚西北边境的一个小公国。穆斯林世界各地的突厥武士争相为奥斯曼苏丹服役,因为他侵袭基督教领土的活动使宗教价值与英雄式的暴力活动统一起来了,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实现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领土扩张得非常迅速,特别是1354年后,突厥人越过海峡首次在欧洲建立了永久性据点。现在苏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亲信的忠诚和服从,这些亲信被分别指派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担任职务。奥斯曼统治者通过把王室奴仆扩充为常备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组建了著名的“坚尼萨利”(janissary,意思是“新军”)。它的全体官兵在法律上都被划为奴隶。这些经过特别选拔和训练出来的成员就这样被国王派遣到各省担任总督,当国王征调地方上的穆斯林地主和武士作战时,他们就负责指挥这些地方武装。由于这些特别的奴隶指挥官得到新军和苏丹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命令通常都能得到执行。奥斯曼国家因而拥有一支高效的常备军,同时还拥有由突厥武士组成的服从命令的封建军队。
苏丹的奴隶家族成员达到数千人。战俘提供了大多数人力需求,统治者还通过从商业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奴隶作为补充。但是这种征兵方法常常显得不足。因此,突厥苏丹需要从遥远的巴尔干乡村招募粗鲁的士兵。出身于塞尔维亚、希腊,或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乡村农民,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人员。
没有其他任何伊斯兰国家建立了如此突出而高效的内部组织机构,也没有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像奥斯曼帝国那样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将稍微详细地考察各大文明地区对突厥和/或蒙古统治做出的回应。
伊斯兰教——苏菲派运动
早在蒙古人攻占巴格达(1258年)、结束哈里发的统治并声称所有穆斯林都处于蒙古的统治下之前很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就已经成了突厥雇佣兵将领的傀儡。在这些情况下,古典伊斯兰教所依赖的原则和诺言已经失去了可行性。如果残忍的欺骗和不虔信者在权力宝座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那么按照真主向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揭示的意志和命令创建一个社会的全部努力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个人的努力还在继续,“神圣”律法的学者像以前一样,继续按照他们细心搜罗和研究的先例,就不同的事情给予建议,指导人们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因为“神圣”律法再也不能通过想象而使政治混乱合法化,而伊斯兰世界几乎到处都存在这种政治混乱。
这种逻辑上的缺陷和越来越枯燥的追求圣洁的方法不能维持最初几个世纪曾经鼓舞穆斯林的真正的信仰狂热。相反,追求圣洁的人越来越陷入神秘主义。各种圣人——或者他们所说的“苏菲”——培养了真主被美化的想象。圣人坚守各种不同的纪律。信徒们聚集在一个全面圣洁的人周围,有时出现一个可能隐匿了几个世纪、传遍伊斯兰世界的苦修僧团。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联谊会再次解散,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但是模糊的组织形式并不能模糊对真主的想象,当成千上万人亲身经历过这种想象时,它给予苏菲派运动一种感情力量和“官方的”伊斯兰教已经失去的活力。
当第一步是尊敬并效仿亲密地与真主走在一起的苏菲派圣人时,皈依伊斯兰教就变得相对容易。在成为穆斯林之前,人们再也不需要接受烦琐的法典,私人生活也不会发生什么急剧的改变。相反,按照“神圣”律法重新安排私人生活是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首先引入穆斯林中的。小亚细亚被成功变成穆斯林地区,地理范围广泛得多的草原西部和中部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派大量渗入印度,东非和西非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伊斯兰世界,几乎所有留在叙利亚和埃及内陆地区的基督教徒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都是归功于苏菲派神秘主义者这一传播穆罕默德教义的新动力。
伊斯兰教以前是一种城市宗教。的确,“神圣”律法的一些仪式在孤立的乡村无法执行。但是当尊敬“圣徒”、在他们的墓前表示敬意、作为观众参加使人着迷的苦修仪式等变成走向穆斯林团体成员的第一步时,那么头脑简单的乡村大众也能与城市中老于世故的人共享宗教信仰。换句话说,作为印度教长期特色的宗教实践和见解的等级划分与千变万化渗透到伊斯兰教中了。的确,中东的神秘主义保留了印度起源的痕迹,也许可以把苏菲派道路的胜利描绘为伊斯兰教的印度化。
苏菲派引起伊斯兰教高级文化结构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它最大的成功,是把早期伊斯兰教的绅士和宫廷理想作为肉欲之爱的对立面极其微妙地结合起来了。波斯语诗歌变成这种半宗教、半世俗感觉的最高载体。三名伟大的诗人是:苏菲派的重要创立者鲁米(Rumi,卒于1273年)、萨迪(Sa'di,卒于1291年)和哈菲兹(Hazz,卒于1390年)。他们与其他一些稍逊的人一起,创立了一种诗歌体裁,很快就变成所有有教养的穆斯林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波斯语因此取代阿拉伯语成为伊斯兰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诗歌语言。但是阿拉伯语保留了宗教事务方面的最高权威,而突厥语只用于战争和行政管理事务。
在知识领域,苏菲派的影响就不太愉快了,虽然也很大。自称在宗教幻觉中见到真主的人对仅仅依靠人类推理不太感兴趣。国王和成功的将领仍然需要医生和占星术士的服务,因此,这些职业继续繁荣。随着伊本·西拿(即阿维森纳,卒于1037年)撰写了被广泛引用的医学著作《医典》,文化系统化的工作就开始了,比鲁尼(al-Biruni,卒于1048年)精心收集整理印度、希腊和穆斯林思想,以便掌握所有的知识。也许把知识系统化的人太成功了。伊本·西拿所编纂的医学专业手册如此全面,以至于后来的医生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或者,也许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神秘主义对现实的渗透,苏菲派学者剥夺了感觉敏锐的人进一步探究外界科学的任何注意力。无论如何,穆斯林科学大约在1200年之后凋零了。
厌恶和怀疑理性的态度在安萨里(al-Ghazali,卒于1111年)身上找到了系统的发言人,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证明通过人类理性认识神学真理的不可能性。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他的《哲学的毁灭》否定逻辑学是通往真理的工具。但是神秘主义者不能完全不谈论、不撰写他们的超理性体验。从这种讨论中,对带有许多理性的、神学-哲学体系特点的神秘主义实体的阶段和性质的复杂分析出现了。
1200年后这种苏菲派学术变成僵化的固定形式,正如350年前伊斯兰教的“神圣”律法发生的变化。
当这种现象出现时,穆斯林思想家把自己包裹在双重(相互无法调和)的坟墓之中。如果特别不走运的话,他们这么做,就会像中世纪和现代西欧一些人正开始进行的无穷研究和调查一样徒劳。因此,依靠明显似是而非的观点,这种活跃而富有挑战精神的思想家,如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伊本·路西德(拉丁语名阿威罗伊,卒于1198年)和埃及的犹太人麦孟尼德(Maimonides,卒于1204年),都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受到启发。现在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几乎都被遗忘了,但他们对正在兴起的巴黎经院哲学却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菲派成功地把从希腊继承而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从阿拉伯和波斯贵族继承而来的上流社会传统与从穆罕默德继承而来的宗教传统,融合成单一的、比阿拔斯王朝时期更紧密的整体。苏菲派传教者把伊斯兰教引入比阿拔斯帝国版图大两倍多的地区,这个运动的广泛和成功可见一斑,即使那些认为神秘主义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高雅艺术
苏菲派运动使令人印象深刻的、穆斯林独特风格的建筑和绘画兴起。在穆斯林中,建筑一直比绘画更重要,因为宗教本身需要修建清真寺和其他公共建筑。但是由于直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伊斯兰教生活中心都一直人口稠密,建筑历史的详细情况常常难以确切了解。
建筑物一直被翻修和改建,有时旧废墟就埋藏在建筑物下,无法进行考古挖掘。但是,在仔细研究已经确定了时间和风格顺序的地方,例如在开罗,那么建筑规模、豪华程度、技巧、细节以及总体建筑艺术的成功之处等,都随着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五个世纪而越来越准确。伊斯兰教建筑师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早期那样依赖希腊或波斯样式,而是开创了自己的风格,“阿拉伯式”线条装饰在这种风格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虔诚的穆斯林一直鄙弃绘画艺术,因为人体形象描绘将导致偶像崇拜。但是,波斯兴起了一个细密画派,他们的缩微画通常用于装饰伟大的波斯语诗人的手稿。鲜艳的颜色、精微的细节和优美的线条装饰风格等,都使这些绘画跻身于世界上最复杂和完美的作品之列。其中最好的绘画作品(都是佚名的)是1400年至1600年宫廷画坊创作的。其他艺术如地毯编织也达到了相当精美的水平,让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尽享奢华,这种奢华让第一次遇到它的粗鲁的欧洲入侵者目瞪口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度——印度教的变化
穆斯林征服印度对印度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征服者并没有过分地扭曲印度社会制度,而是适应了它,变成了一个新种姓,就像更早的征服者一样。但是由于伊斯兰教是一种普世的且传播性很强的宗教,所以它有组织地抵制印度的种姓制度。伊斯兰教的教义认为,任何人在全知全能的真主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真主眼里又都是宝贵的。所以四处奔波宣扬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圣人在吸引城市低级种姓印度人皈依方面大获成功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印度社会边缘地区,特别是在孟加拉东部,印度文明的新来者都更喜欢强调平等的伊斯兰教,而不是把他们置于种姓制度底层的印度教。然而穆斯林为了反对传统印度教神祇而攻击偶像崇拜的要求却不容易得到满足,虽然精妙的哲学体系能够解释和证明印度古老崇拜活动的多样性。
所以印度的伊斯兰教团体最终还是被分裂为人数较少的统治者、武士、地主——其中许多人出身于突厥,但接受了波斯文化——和人数众多的穷人、当地各个卑贱的民族,这些当地民族必然带着自身的许多文化传统接受伊斯兰教。因而,印度的伊斯兰教与中东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差异很大。在穆斯林统治下,印度教本身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首先,穆斯林入侵者抢掠了神庙,而印度教的偶像崇拜活动早已开始围绕神庙进行。穆斯林统治者通常拒绝允许偶像崇拜的建筑被重修。因此,仅在印度南部,印度教神庙得以幸存下来,保留了它们在印度大地上曾经拥有的华丽和精致。由于被从神庙中驱赶出来,印度教的宗教仪式带有更公共和大众的特点,常常在公共广场举行,或者组织游行,穿越城市的街道和乡村。自称能够与湿婆神、毗湿奴神或印度教其他神祇心醉神迷地交流的圣人成为印度教的关键形象。由于印度教圣人像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那样真切地看见了神,所以在印度大地上,伊斯兰教并不必然比印度教享有更多的感情优势。因此,总体说来,只有印度社会的边缘地区才被伊斯兰教吸引。
第二,少数人发现,伊斯兰教的知识挑战来势迅猛,仅仅凭借附属于印度教神祇和仪式的温暖感情力量,根本无法应对。敢于冒险的思想家企图调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剔除两种宗教中他们觉得虚假的教义,保留互相敌对的两种宗教里互相攻讦的文字下面所掩盖的共同真理的内核。这种宗教改革家中最著名的是卡比尔(卒于1518年)。
那纳克可能是卡比尔的学生,在类似的融合和“纯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传统的基础上,卡比尔创立了锡克教。第三,曾经热情地被当作笈多时代印度教外衣的梵文基本上被抛弃了。方言印地语和其他语言开始被用于各种宗教目的。梵文衰落成仅少数学者掌握的稀有语言。
而大众的印度教几乎丧失了古代梵文基础。
上述变化使印度教更贴近大众,但也切断了宫廷与祭司之间的合作。这肯定有助于印度教的复兴。但它也使印度文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所有更昂贵的和官方的文化领域都变成了穆斯林的。从建筑角度看,印度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省,仅此而已。没有王公贵族的资助,印度文学再也不能发展出堪与圣歌和其他宗教文献匹敌的世俗文学,结果宗教文献在印度历史文献中占据了支配(也许不成比例的)地位。
东正教
拉丁(罗马天主教的)世界与希腊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054年达到了正式而永久的程度,罗马教宗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谩骂和咒逐,由此引起的教会分裂持续到今天。争吵的内容是围绕“使徒信条”措辞的差异;但是基督教世界两部分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当西欧开始兴起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文明,而希腊东正教没有真正分享这种文明时,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当拉丁西方财富、权力、文化、自信心增长时,东方基督教世界就变成了拉丁世界扩张活力的牺牲品。
东正教世界将小亚细亚和南俄丢失给突厥入侵者的事实前文已经提到(见第230页)。这种兵分两路的进攻与西欧发起的类似双重进攻同时发生。意大利商人从海上来;诺曼武士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到1071年)和西西里(到1091年),然后渡过亚德里亚海,从陆地向君士坦丁堡进攻。通过把强大的“法兰克人”引向“圣地”,削弱了威胁拜占庭的强敌突厥人的力量,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这样化解了来自西方的第一次进攻。其结果是1096年至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希腊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高潮于1204年到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利凡得拉丁帝国。
在东正教徒看来,穆斯林突厥人比拉丁基督教徒更好些。在损害东正教永恒真理的情况下,拉丁人还强迫东正教徒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义。相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穆斯林随时允许基督教徒继续举行他们习惯的宗教仪式。相反,教会的神学家正式把伊斯兰教列为基督教的异端,因此,从神学上看,穆斯林的错误真的不比拉丁教会的分裂更糟糕。此外,奥斯曼突厥人第一次出现于巴尔干半岛时,与先前的基督教徒比,他们的税赋的确不太沉重。的确,突厥人遵守“神圣”律法,给予基督教臣民更大的地方自治权,这是他们不可能在任何基督教统治者统治下可以享受到的。因此,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东正教徒每次都偏向于选择穆斯林突厥人,而反对拉丁基督教徒。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时,他们的选择才告结束。几乎相同的因素也适用于更北边的俄罗斯森林地区,那里的统治者,如亚历山大·内维斯基(卒于1263年)就英勇地抵抗了拉丁人的征服,但后来却服服帖帖地臣服于蒙古人。
但是在屈服于奥斯曼突厥人之前,希腊基督教徒进行了相当有活力的希腊文化复兴活动。对古典希腊和异教罗马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大约公元1000年后,拜占庭艺术家和文学家开始空前地珍视异教文化历史的成就。由古代希腊人创立的古典艺术典范和以各种方式创作的文学作品都被精心地模仿和借鉴,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皇帝阿历克斯(1081—1118年在位)的女儿安娜·康妮娜用韵文撰写的历史著作《阿历克谢》(Alexiad)就是这种努力的最杰出成果之一。非常不同的是,边疆地区粗犷叙述抗击穆斯林战争英雄的事迹的民谣,为匿名史诗《第根尼斯之歌》(DigenesAkritas)提供了素材,第根尼斯的英勇精神比拜占庭上层阶级有些矫揉造作的学术更强烈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1453年突厥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突然扼杀了拜占庭的各种世俗文学;但是希腊文化复兴的余音在意大利还能听到,为大约两个世纪后更富有成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重要刺激。
在宗教(基督教会)方面,突厥人在欧洲立足之后,希腊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一个推崇神秘幻觉的修士派——静修士(Hesychasts)推翻了以前控制牧首和教会其他高级职位的“政客”。从此,主教和其他高级教职人员就主要来自修道院,这是拉丁基督教会没有效仿的做法。当突厥人控制巴尔干大部分内陆地区时,静修士派的胜利——受到亲眼见到上帝的鼓舞——把大众的、感情的力量注入了东正教团体。因此,在小亚细亚已经非常普遍发生的、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的皈依伊斯兰教活动几乎突然结束了,这确保了巴尔干大多数地区的基督教得以幸存。
在蒙古人统治期间(1240—1480年),东正教的北部分支,即神圣的俄国出现了缓慢但非常明显的发展。农业已经从人口最初聚集的河流两岸蔓延到森林地区,许多土地逐渐被开垦成农田。这就使人口相对众多但极端贫穷的小农阶层得以形成,尽管土地贫瘠,气候恶劣。
从政治上看,蒙古人满足于包税制,首先由中亚商人集体承包,后来由俄国当地的王公承包,其中莫斯科大公变成了总包税人。作为严酷但距离遥远的主子的代理人,莫斯科大公建立了征税管理机构。
其结果是1480年,当伊凡三世宣布废除蒙古的最高宗主权时,他已经控制了一套现成的行政机构。莫斯科从此变成了唯一的独立的东正教大国。俄国教会人员很快发展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继承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则是继承了台伯河畔的第一罗马,因为只有在俄国,东正教保持了纯洁而不受玷污。从此以后,在俄国公共生活中,俄国是唯一被选择出来完成捍卫世界上真正宗教信仰特殊使命的观念就从未停止发挥作用,即使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也未见这种观念衰弱。
中国——传统的胜利
正如前文解释过的,中国文明表面上受蒙古统治的影响非常之小。新儒学最伟大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时,新儒学在南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朱熹及其门徒像孔子及其门徒所试图做的那样,仍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因此,革新从未予以公开承认,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态度上还是政府管理上。
但是在11、12世纪,中国几乎出现了类似18世纪以后导致西欧实现转型的某些经济进步。例如,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冶铁业,利用炭做燃料,比英国大约早700年。与此同时,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为扩大国内贸易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南部各个港口开出的大多数海上运输船只开始以空前规模发展海外贸易。
当然,儒家原则上视商人为寄生虫。因此,当一个人经商致富时,他就禁不住购买土地,以求受人尊敬。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真正的大规模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从未在中国兴起;也许可以称之为原初工业革命(proto-industrialrevolution)的开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古老的社会形态。
官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是阻碍社会真正发生深刻转型的另一个因素。即使当官方支持一种新式企业时,从长期来看,其效果也不佳。
因此,当政府下令停止武器生产的时候,宋朝已经发展起来的冶铁业似乎终结了。官方先鼓励后压制某种产业的更极端例子是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明朝(1368—1644年)早期,海上长途航行受政府支持,取得了非常壮观的成效。1405年至1433年,太监郑和进行了一系列远航印度洋的探险活动,在此过程中,帝国船队到达了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马六甲、锡兰、卡利库特,甚至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并暂时建立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地方的控制。但是此后,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探险活动,禁止中国臣民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或离开陆地。宫廷党派之争可能与这个决策有一定的关系,它对未来亚洲商业和帝国实力平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生活在靠近危险的蒙古边境的北京的明朝统治者认为,当政府需要竭尽全力抵御游牧民族的时候,帝国的资源不能浪费于这种遥不可及之事。
有意识地放弃海洋探险导致中国海外殖民地急剧衰落。这些海域的控制权转移到日本和马来亚的海盗手中,他们很快就威胁到中国沿海平民船只的航行安全。他们沿着许多水路渗透到中国内陆地区,甚至成功地打断了大运河的运输。
官员可以用这种方式践踏商人和水手利益的事实表明,中国官僚制度是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力量基本上得以维系,是因为大多数官员出身于地主-乡绅阶级,而地主-乡绅阶级的利益在于长期捍卫儒家传统,如此他们就能轻易地保持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支配地位,即使在新的商业财富迅速增长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直到11世纪至12世纪,农业财富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这种农业进步的秘密是各种新水稻的引进(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水稻成熟期短,在灌溉条件比较好的土地上,一年可以收获两季。更为重要的是,早熟水稻能够成功地在丘陵地区种植,尽管那里的梯田一年只有春季才能得到短暂的雨水灌溉。
中国整体农业产量因此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以前就适合水稻种植的南方丘陵地区。因此,当贸易和商业繁荣时,地主乡绅阶级也走向繁荣。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能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随着曾经部分地保护商人利益(马可·波罗见证)的蒙古统治者被推翻,继之而起的由汉族建立的明王朝,最初组织但接着便正式扼杀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缙绅阶级的社会支配地位意味着即使诸如火药(中国史料记载说,大约从公元1100年起)、印刷术(756年发明)、指南针(12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认为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都被控制,仅仅用于加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没有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那么急剧地用于将非正统的新思想带给大众。同样,火药使镇压地方军阀比以前更容易,从明朝完全驱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国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维持了对全国(除了少数短暂中断外)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传统了。
总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达到了内部完善与平衡,任何整体社会崩溃也只能表面地、暂时地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载体上打上烙印,何况这种整体社会崩溃直到20世纪才发生。19世纪欧洲人渴望接受的稳定神话是由以下事实为基础虚构的:忽视了中国社会更早的时代和许多方面,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即使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
印度建筑的发展和传播
建筑:印度社会的一面镜子
本页和此后几页中的图片说明了5—13世纪印度神庙建筑越来越精细化。除了一条门廊、一个存放崇拜偶像的封闭式房间,这些图片中大多还有一座高于放置偶像的房间的塔,虽然每座神庙的平面图和规模相差甚远。
整座神庙的松散平面结构、繁复装饰及局部雕刻,为观察印度社会提供了一面镜子。印度的重要社会制度——种姓制度——保护了许多社会小集团的独特生活方式和习惯,而且一直能够为新的外来者提供余地,无论他们是原始狩猎部落的卑微皈依者,还是遥远的征服者。因此,以同样的方式,增添到这些神庙中的任何一扇大门、一座佛塔或者一群雕像,都仅仅是丰富它,而没有破坏其整体结构。
第17号神庙,5世纪,桑奇
遮卢迦神庙,马莱吉蒂湿婆拉雅(MālegittiŚivālvaya)神庙,约625年,巴达米(Bādāmī)
帕拉苏拉美斯瓦尔(Paraśurmeśvara)神庙,约750年,布瓦内斯瓦拉(Bhuvaneśvara)
穆克特希瓦尔(Mukteśvara)神庙,约950年,全景。布瓦内斯瓦拉
穆克特希瓦尔神庙,细部
持镜子的妇女,11世纪。来自布瓦内斯瓦拉或卡朱拉霍(Khajurāho)的一座神庙的装饰细部
东南亚的神庙
按照印度风格修筑的、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神庙大多数也起源于印度,它传播到亚洲许多地区,从北部的中国西藏到南部的爪哇,向东远至柬埔寨。在每个地区,当地的宗教和政治传统都与印度文化和宗教实践融合起来,以致找不到任何印度神庙原型的简单复制品。但是印度宗教建筑的影响显而易见。野蛮民族对印度风格的文明生活的适应,通过建筑而表现出来,类似于我们从图片上见到的处理方法,并且与希腊雕刻风格(经过适当改变)传播到罗马和西欧所形成的效果一样。
大神庙建筑群全景,8—13世纪。布瓦内斯瓦拉
蓬塔德哇(CandiPuntadewa)神庙,约700年。迪恩(Dieng)高原,爪哇
佛塔,显示了佛陀的眼睛,可能建筑于8世纪或9世纪。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
湿婆神神庙,9世纪后期。爪哇婆罗洲,拉拉东朗(Lara-Djonggrang)
吴哥窟,12世纪早期,从东北方向鸟瞰。柬埔寨
中国、波斯和莫卧儿帝国的绘画
中国古典绘画
这幅画以及下面三幅画作表明,中国缙绅以他们有限的选择手段就能产生广泛的影响:纸张、毛笔和墨汁。所有这些作品都出自中国古典绘画的顶峰时期——宋朝(960—1279年)。更早的原作保存下来的极少,后代艺术家几乎都满足于师从宋朝大师创立的某个流派。他们力图强化和完善流派风格,避免个人创新的粗俗行为。因此,中国艺术史缺乏艺术风格的急剧变化。精细的绘画方法有助于维持高雅而多样的稳定,这使得中国绘画成为反映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面忠实镜子。
马贲(署名)《百鹅图》,宋朝,卷轴局部。夏威夷,檀香山艺术研究院
马远《梅间俊语图》,宋朝。中日特别基金会。波士顿美术馆
粱楷《李白行吟图》,宋朝。东京,前松平伯爵收藏品
牧溪《柿子图》。京都,琉球群岛神庙
董源《溪岸图》,宋代,画轴局部。中日特别基金会。波士顿美术馆
中国绘画对波斯的影响(1)
下一页的狩猎图是一首波斯诗歌中的插图——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艺术为文学服务的做法。此外,许多五颜六色的小碎片表明,它的起源(但是这里只能发挥想象)完全不同于中国绘画浅显颜色的的特点。但是画作左上角的山脉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与上图比较),并且证明中国风格——首先由蒙古人带到波斯,13世纪他们统治了波斯和中国这两个地区——对已经非常成熟的波斯宫廷艺术流派的影响。
比哈德(Bihzād)《牧民责骂大流士王》。来自“布斯坦”(“Būstān”),MS,1488年,伊朗,埃及王室图书馆,开罗
中国绘画对波斯的影响(2)比较上图中的树木与前几张图中的李子树及其树叶、竹子,我们就会发现,波斯艺术家再次从中国大师那里吸取了素材,并将它们——有时并不协调——为己所用。这些波斯艺术家零散而有节制地使用的中国素材,与蛮族的外来风格完全不同,前面的图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中国经波斯传播到印度
莫卧儿人带着他们的波斯文化进入印度,正如阿克巴大帝(1556—1605年在位)统治前期所创作的这幅绘画所表明的。到那时为止,波斯本身的宗教改革家已经销毁了所有被认为是危险的偶像崇拜的雕塑,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大约500年前起源于中国的题材现在出现于印度。在传播和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曾经使人类显得渺小的高山已经缩小,变成了奇形怪状的孔雀状的树木。但是,无论莫卧儿帝国的艺术家如何误解,起源于中国的不对称的、引人注目的形状无疑被保留下来了。
来自16世纪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埃米尔哈姆扎(AmirHamzah)传奇作品的一幅插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罗杰斯基金会,1923年。(23. 264. 2)
达拉·什库(DaraShikuh)王子及其儿子,莫卧儿,17世纪。柏林国立美术馆。
伊斯兰帝国的壮丽辉煌
16世纪,由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王朝统治的三大帝国巩固了它们对大多数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这些强大的国家发现,以牺牲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和混乱的印度为代价,比较容易扩张自己的领土。
在这幅披挂华丽、欢乐而庄严的大象题材绘画中,这些政治事实找到了微弱的回音,画面中的大象迈着巨大的步伐,使周围的景象显得渺小。这个场面也可以被视为波斯风格(地毯和骑手的服装)与更古老的印度特色(大象的脚铃)结合的代表,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莫卧儿艺术和生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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