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乙肝疫苗序曲
对茨姆奈斯来说，研发乙肝疫苗这一伟大计划的时机成熟了。乙肝是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传染病，在他被晋升为主任时，已经有许多实验室在致力于研发相关疫苗。但是，有一个困难横亘在人们面前：乙肝病毒是无法培养的，而那时所有抗病毒疫苗都要求培养出大量感染原才行。茨姆奈斯记得很清楚，虽然1908年就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但第一支脊髓灰质炎疫苗到了1955年才研发出来，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类还不具备培养该病毒的能力（见第一章）。
这时，研究员们又仿佛看到了一缕希望之光：能否从感染此病的慢性病人血液中提取病毒颗粒呢？换言之，在乙肝病毒感染者的体内，病毒会在多年内不停地进行复制，因此，他们的血液中含有大量病毒，我们就有可能使用被感染的血液制备疫苗。一个慢性病毒携带者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平时培养病毒用的“发酵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经任何事先处理就直接使用感染者的血液，一些补充步骤是必不可少的：提取病毒表面抗原（也就是对免疫系统起作用的病毒部分，是疫苗的有效成分）、提纯、对残留病毒灭活。最后一步非常重要，不论是乙肝病毒还是其他感染原，都要除恶务尽。最后，还必须要进行测试，证明这种提取自人体的疫苗已完全无害。这件事情刻不容缓，而挑战又十分严峻，几乎没有研究者相信这能成功……后来索尔·克鲁曼（Saul Krugman）博士的工作进入大家的视线。接下来，我们就暂将茨姆奈斯的故事按下不表，先聊一聊这位惊世骇俗的后来者。
克鲁曼出生在一个移民到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俄国人家庭，他在新泽西的表哥身边长大，也就是著名的阿尔伯特·萨宾博士——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见第一、第二章）。克鲁曼在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纽约，成为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儿科教授。尽管他的生物医学研究起步甚晚（39岁时才发表了第一批学术成果），但大器晚成，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本人也已经是乙肝研究领域的权威。克鲁曼被视为一个诚实的人、一名杰出而又勤奋的知识分子，就在前景一片大好之际，有件事东窗事发，令其声誉毁于一旦，媒体甚至将他指责为“魔鬼”。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71年，克鲁曼宣告正在测验一种乙肝病毒候选疫苗，他使用的是一位慢性感染者的血清，样本被标记为MS-2。病毒样本需经过长达1分钟的98℃加热处理，方能用于制备候选疫苗。由于病毒最怕高温，在这种温度条件下，所有病毒都会被完全灭活。克鲁曼证实，实验室动物在被注射了依样处理过的MS-2血清之后，出现了应有的免疫应答，如果在人体的表现也是如此，那我们就可以展望疫苗的制备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移步到纽约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5] （Willowbrook State School）的儿科科室了，看看克鲁曼在那里做了些什么。该学校主要收治唐氏综合征（也称21-三体综合征）[6] 患儿。克鲁曼团队在那里进行了一项与医学伦理完全相悖的“实验”，时为1970年。后来，《美国医学会杂志》[7] （第22期，1970年，pp.1019-1029.）刊登过威洛布鲁克学校的实验环境和克鲁曼的自我辩护，据说患儿父母居然也点头同意了。该项研究由病毒感染委员会（Commission on Viral Infections）赞助，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也给予了部分资金支持。
孩子们被分为两组。第一组由25名对乙肝病毒敏感的孩子组成（即他们从未在自然条件下感染过乙肝病毒），这一组被注射了未经任何热处理的MS-2血清，换句话说，给他们注射的就是乙肝感染原！所有被注射的孩子都患上了乙肝，出现肝酶[8] 的迅速升高和乙肝病毒的特殊抗体。其中一名患儿变成了慢性病毒携带者，也就是说在他未来的人生中，肝硬化甚至恶化为肝癌的风险将如影随形。第二组由14名儿童组成，他们接受了1针或2针被热处理灭活了的MS-2血清注射，4—6个月后，每名儿童再次注射未经灭活的MS-2血清，以验证候选疫苗能否有效抵御病毒感染。
第二组中接受了2针MS-2热处理灭活血清的4名孩子完全获得了保护。但是同一组中只注射了1针疫苗的孩子情况就不同了：只有一部分人获得了免疫力，而其余人则出现了感染情形。
从人道主义和伦理学角度看来，这项研究是十分荒唐可耻的。不出意料，此事一经媒体报道，顿时引起轩然大波。1972年，克鲁曼在费城接受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授予奖章时，逾两百名示威者来到场外向他发出嘘声，谴责他给残疾儿童注射了危险病毒，于是克鲁曼在警察的护卫下才得以离场。克鲁曼终其一生都活在这件丑闻的阴影之下。然而这些可耻的实验确实打开了通向乙肝疫苗的大门，因为它们证实了用慢性感染者血液制备疫苗的可能性。
当克鲁曼的工作成果被公之于众时（那时是1971年），乙肝病毒已经为人所知了。戴恩（D.Dane）在1970年从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这种病毒，研究者们发现病毒的表面存在蛋白质外壳，称之为乙肝表面抗原（HBsAg）。当这种物质被注射给动物时，就会合成一种抗体，保护机体免受后续感染。而且巴鲁克·布隆伯格[9] （Baruch Blumberg）和欧文·米尔曼（Irving Millman）还在美国申请了一项专利，专利号为3636191，其中写明：“在使用感染者血液时，须分离并净化病毒表面抗原，以获得纯净的疫苗”，并且详细写道：“制备这种疫苗时，应采取措施清除一应不洁之物，如感染原。这种方法须保证疫苗中不残留有任何感染原，只残留有表面抗原。”不过有一点值得商榷：这一专利其实并没有指出如何获得灭活和纯化的产品，所以后来制药商们对此并不买账。
20世纪70年代初，万事俱备，可以尝试用感染者血液制备乙肝疫苗了。[10] 在美国，这项工作是由莫里斯·希勒曼[11] （Moris Hilleman）团队完成的，他是制药商默克研究部门的主任。
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病毒的灭活，克鲁曼采用的热处理灭活远不能满足标准。希勒曼不仅要考虑捐献者血液中含有的其他病毒，还要注意防备亚急性海绵状脑病[12] 的病原体（后被称为“传染性蛋白微粒”或“朊毒体”）。实际上，卡尔顿·盖杜谢克（Carleton Gajdusek）团队在1968年就发现该病病原体具有传染性。
于是希勒曼研制出了一项灭活技术，其中三种试剂轮番登场，互为补充。这“三大金刚”是胃蛋白酶、尿素、甲醛。希勒曼证明每一种试剂均可至少杀死10万个乙肝病毒颗粒，所以三者并用就可令1015 个病
毒颗粒魂飞魄散。此外，他还证实其他病毒比如狂犬病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流感病毒、麻疹病毒、牛痘病毒或疱疹病毒等，都可经此流程完全灭活（经证实，HIV病毒也在此列）。然而，由于乙肝病毒无法使用动物细胞来培养，所以就无法测试候选疫苗中的乙肝病毒是“真死”还是“假死”。默克团队不得不将灭活处理后的血清注射给大猩猩[13] ，检测是否还残留有传染性。为避免技术人员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遭到感染，团队还改进了生产设备，可规模化处理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
这项艰巨的工作完成了，可以准备进行人体实验了，在这之前还需要说服美国卫生部门。鉴于这是第一种以人体血液为基质的疫苗[14] ，要想通关就更难了。而疫苗学的泰斗级人物阿尔伯特·萨宾（见第一章）声誉卓著、一言九鼎。所以希勒曼先去拜访了萨宾，向他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会面之初，氛围并不融洽，萨宾是这样回答他的：“您的疫苗永远不会被用于人体。只要发生一次事故，我就会第一个到法庭上去做证指控您，我还会起诉想出这个馊主意的家伙——索尔·克鲁曼（虽然是他的表弟）。”希勒曼又来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接待他的人是约翰·希尔（John Seal），后者也没有松口：“这种由人体血液制成的疫苗不应被使用。”他进一步说道：“阿尔伯特·萨宾肯定会站出来表明立场的。”希勒曼也因此产生了很长时间的动摇。
最终，候选疫苗第一次在——索尔·克鲁曼本人、他的太太和默克实验室的9名工作人员身上进行了测试。6个月之后，这些勇敢的志愿者身上并未出现任何乙肝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他们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疫苗的无害性被证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