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主义者」
这些备忘录内所提议的「开明自我利益」原则，主张台湾应予特别考虑，并且由临时托管机构所掌握，但备忘录也仔细提到，任何台湾的战後处理，应给予中国参加之机会，特别在当时，我们宣布蒋介石是亚洲民主主义的伟大领导者，中国是一个「强国」。但是，战时华府绝大多数远东问题专家，对蒋氏的能力与力量，绝不抱任何奢侈的幻想，他之成为「民主领袖」，中国摇身一变为「强国」，只因为美国政府如此说，并且给他钱财和武器，使他能继续在战场上抵抗日本。
中国的确是一个极大难题，就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政府公文档案内，也找不出任何证据能证明蒋介石的党棍们，若没有大量美援仍能负起控制台湾行政的责任，或是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能在中国人的手内得到安全的保障。
国务院很清楚，甚至早在一九四三年政策路线厘定时就知道了，台湾是要归还中国，而就美国或联军在台利益不作任何保留。虽然站在开明自我利益的立场需要保留台湾的人员与设施以供联军之用，一直到全盘亚洲问题有满意的解决时为止，但这类提议，却引起院内一些人狂叫「这是帝国主义！」、「我们的中国友人将作何感想？」。
国务院内的着名官员认为（有相当理由），对亚洲的中美关系有影响的重大问题，必须等到中国在坚强中央政府（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政府）统一下才有解决的可能。根据这论点，他们坚持：没有收复台湾的中央政府就无法维持其政治生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同出一辙，主张台湾是一「失落的行省」，是被日本偷去的。他们很轻易地忘记中国在一八九五年将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也忘记只有战後的和平条约才能有效达成合法的交还。
国务院反对合理的分析，但还有更悲惨的事发生。
反对台湾托管的人来自标准的官僚，他们企求避免所有烦恼的难题，而认为台湾问题不过是一大堆紧急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此问题於法规书本上找不到索引。战时在华府的经验——在办公室、在会议室和在各种社交场合——迅速使我了解，国务院内有一些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於处理中国问题，患上无可救药的「传教式」的症状。中国人百是无一非（至少，外面的人不准说中国人是会做错事的），而日本人百非无一是。我愈强调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现代化，和保存这种利益的需要性，愈被他们指骂是「帝国主义」，我提议的延迟或附加条件将台湾移交给中国，都引起极严厉的批评，好像我建议扣留饥饿孩子的食物似的。最後的论调集中於台湾的人口统计上，说台湾人是中国人的後裔，它仅有五百万人口，所以，无论他们持何种见解，与大陆好几亿的中国人比较，他们毕竟是极少数人。
我指出，台湾人的祖先於几世纪前离开大陆，实际上就是企图逃避大陆内无法忍受的环境。但我无法说服他们。
台湾人的悲剧乃在台湾岛离大陆不够远，以至於无法永久分离，以及无法摆脱外来势力干涉他们拓荒式的生活。该岛小得无法独立，同时也太富饶，普遭涶涎。
一九四三年初，国务院采纳「大陆观点」，认为台湾是中国利益的最东端，虽然它不幸地和大陆被台湾海峡所隔开。但它同时也可能代表西太平洋边界最西端的这一观点，却不被允许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