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家庭
然而，第二次浪潮的科技领域需要一个同样具有革命性的“社会领域”来配合，也就是需要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的形态具有地域差异。在农业至上的地方，人们多半生活在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叔伯、婶婶、姻亲、祖父母、堂表兄弟都住在同一屋檐下，都为同一个经济生产单位而工作——不论是印度的“联合家庭”、巴尔干半岛的“扎德鲁加”[3]还是西欧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这些家庭都是定居的——根植于土地。
当第二次浪潮开始横扫第一次浪潮社会时，家庭感受到了变化的压力。在每个家庭里，波涛冲击之下产生了冲突，家族内部挑战家长的权威，改变了亲子关系，促成了新的礼仪观念。由于经济生产由田野转向工厂，家庭成员之间不再并肩工作。为了将工人送入工厂，家庭的主要机能被转移到新的专业化机构。儿童教育交给了学校，老年人的照料工作移交给养老院、老年之家和疗养院。最重要的是，新社会需要流动性，工人必须随着工作从一处迁往另一处。
大家庭拖着老弱病残和孩子，毫无流动性可言。因此，家庭结构逐渐开始进行痛苦的转变，家庭因移入城市而宣告分裂，再遭受到经济风暴的打击，不得不减少与远房亲戚的来往，变得更小、更具流动性、更能满足科技领域的需要。
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的核心家庭——父母加上几个孩子，在没有亲属拖累的情况下，变成社会认可的标准“现代化”模范。就连一向崇拜祖先、特别重视老年人的日本，在第二次浪潮来临后，几代同堂的紧密大家庭也开始分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总之，就像化石燃料、钢铁工厂和连锁商店一样，核心家庭变成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显著特征，与第一次浪潮社会形成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