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军队中的复原力培训师
全面士兵健康项目的前两个组成部分是GAT和5个网上课程。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训练。能否像训练身体一样，把士兵的心理训练得更加健康？在2008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凯西将军命令我们在60天内拿出结论。60天后，我们赶回五角大楼和他共进午餐。
朗达告诉凯西将军：“我们已经开发出一种能衡量心理健康的测试，长官。这个测试只需20分钟，是由军民两方面的测试专家共同创建的。现在已有几千名士兵在试用。”
“进展很快，将军。你和马丁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们打算做一个关于复原力训练的实验研究，”朗达和我之前详尽讨论过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马丁已经在他的积极教育中发现，可以通过教普通老师如何有效地训练青少年的复原力，使学生的抑郁和焦虑减少。军队中的老师是谁？当然是军士。（训练军士，我的天啊！）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验证概念的研究，我们会随机抽取100名军士，让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为期10天的复原力培训师课程，这就是培训老师。这些军士随后会训练他们麾下士兵的复原力。然后我们可以将这2000名士兵与另一个对照组进行比较。”
“等一等，”凯西将军大喊，“我不要实验性研究。我们研究过马丁的工作。他们已经发表了十几个重复研究。我们觉得够了，我们赌它会抑制抑郁、焦虑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不是学术游戏，我不想再要一个研究。这是战争。将军，我希望你在全军实施它。”
“但是，长官……”朗达轻声地提出异议。她举出全军部署需要的所有手续和预算，我的脑海中却浮现出三年前，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与理查德·莱亚德的那次难忘的谈话。
理查德是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世界级经济学家。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世俗与神圣之间的桥梁是修道院院长。这正是理查德在英国政坛扮演的角色——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纷争之间的桥梁。他也是《幸福经济学》一书的作者，持有一种激进的政治观点。他认为，政府的政策不应当以GDP的增长来衡量，而应以全面幸福的增加为衡量标准。他和他的妻子莫利·米彻尔（Molly Meacher），是上议院中仅有的两对夫妇议员之一，而且他们是凭自己的能力成为议员的，而非靠家世。
当时，理查德与我漫步在格拉斯哥的一个破旧的街区，那里正在举行苏格兰信任与幸福中心的开幕仪式。那是一个准政府机构，我们都是受邀而来的发言者。
“马丁，”理查德用他好听的伊顿公学口音说，“我读过你的有关积极教育方面的着作，希望能把它引入英国的学校教育中。”
“谢谢，理查德，”我说，很高兴工党的高层重视我们的工作，“我正打算选一个利物浦学校进行试点研究。”
“你不明白，是不是？”理查德说，语调略微有点儿尖刻，“你就像大多数学术圈的人一样，迷信公共政策与证据的关系。你可能以为，只有在科学证据越来越多、达到不可抗拒地令人信服的程度时，议会才会通过这项计划。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种事。只要证据充分，又有政治意愿，科学就会融入公共政策。我告诉你，积极教育的证据是充分的，而白厅（英国政府）目前也有这种政治意愿，因此我要将积极教育推广到英国学校中去。”
关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神秘关系，这是我听过的最精辟的一段话，对我来说真是醍醐灌顶。所以我要强调，如果你是一名学者，那么忘记这本书的其他部分都不要紧，一定要记住莱亚德勋爵在格拉斯哥告诉我的这段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莫过于看到了良好的科学理念，并获得了大量实验数据的支持，最终的归属却不过是某个会议室的地板，或是被尘封在图书馆里。我在想，这正是这本书的核心所在——为什么现在积极心理学如此受普通公众与新闻界的欢迎。当然不是因为其证据是不可抗拒的。这门科学还很年轻，其证据如果不能说是不够的，至少也离不可抗拒很远。为什么我以前研究习得性无助、解释风格与抑郁、心血管疾病与悲观时，得向资助机构磕破了头，而现在，大方的人们都不用我开口，在只听到我的一个积极心理学报告后，就大笔一挥开支票？
当我的思绪重新回来时，朗达正提醒凯西将军那些预算、手续以及需要的时间。“长官，我们目前的心理学项目只不过才走完10个步骤中的6个，就已经用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康纳姆将军，”凯西将军一锤定音地说，“你要使整个陆军参加复原力培训。开始行动吧。”
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