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

我因为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像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所为何来？

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方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李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迁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连年战争蹂躏以后，地旷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当亦不外此种原因。自李润唐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彗星，读书穷理，好立异说，那便是以“面厚心黑”创教立宗的李宗吾氏；这人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为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像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所为何来？世人不必笑他骂他，应当先加以深切的反省才是。释迦并不应该入地狱，耶稣并不应该钉十字架；但释迦偏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偏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走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又是所为何来？我们同样是应该加以反省的。至于李氏的谈教育、谈政治、谈学术思想等，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论；不过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言近人之所未言，于是一般传统的学者，就骂他是旁门外道罢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要怕他放言高论了；可是他一生的行事，尚为世人所不尽知，生前的言论思想，也有许多是被忽略的。我为纪念这位亡友起见，不惜多费笔墨，作此《厚黑教主传》，好教世人借以评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绪五年（一八八〇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字，不是他的原名，这是他后来一再改定的。他的名号几经改变：当他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蛮横，毫不依理，见者呼为“人王”；他的父亲就把“人王”二字，合为“全”字，加上辈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少“金”，就加上金旁，成为世铨。后来私塾先生又说他命中少“木”，并不少“金”。他也正嫌父亲为他命的名不好，便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是表示信从孔子的意思。二十五岁时，思想大变，对于儒教颇不满意，心想与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因改字宗吾。他常说：“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以后宗吾字行，而世楷的名字，就几乎无人知道了。

宗吾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在兄弟中他是行六，三哥早死，其余六房均得成立，他的父亲命名为“六谦堂”。除他一人外，兄弟皆务农；惟他的七弟后来开机房，略具商业性质。宗吾是相信遗传和胎教的，他说他之好读书，是决定在先天的，因为生他的那几年，正是他父亲闭户读书的时候。并且他还引苏氏父子为证，他说：“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考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生的。历史上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老泉一人，生出两位文豪；四十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好黄老之学，所著《老子解》，推为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为学不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的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个性都有点特殊。我不妨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宗吾的曾祖，名永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位开染房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才敢经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着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做过亏心事，享寿七十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兼种小菜出售；暇时，则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质，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见狡猾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即睡，及至家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棍，往守菜圃。菜圃临近大路，贼人偷得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十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便命他的妻子去拔萝卜做汤；并切切嘱她道：“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待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可拔来。”他的妻子找遍圃中，不得一枚，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熟，他亲自持勺，盛入碗内，又倒在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普遍啊！”这事过了不久，即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言“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的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当用红绫包裹，悬挂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一九二〇年竟被贼人毁坏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劳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道，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而食呢？宗吾幼时，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述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样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难，竟到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归家务农，与他的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的，后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看全书中的一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常看。就是那三大本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他最爱高声朗诵的，在《圣谕广训》中，有这两句：“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是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便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入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的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做笨重的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了；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做工时，他便携着叶烟杆，或火笼（一种烤手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田垄一次，常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人自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人做到何处了？”如果因未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瞎说！”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像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即起，无一日间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镰敲火石，将灯燃着，随即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条有理；工人做工，时间也无片刻的浪费。他怕工人起晚了，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屋门做得很紧，一见窗上发了白色，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没有一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当他病愈之后，邻居有一宅院想要卖给他，他也很想买，但是苦于索价太高，就故意对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钩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此事放过。邻人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掘了，他就由屋后绕道而行，也不与邻人计较。结果，那处宅院，还是卖给了他；买时又生种种纠葛，他仍收到最后的胜利。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钩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世，精干机警，后来他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条条有理。世本还对人说：“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真难过啊！”于是宗吾又据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之说，他希望科学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六十九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观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迁蜀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坟墓，和同族的安全，仍是深深地纪念着的。所以有时他们还派人赴粤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宗祠的设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做“棒棒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拼命。以后有人说棒棒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广东人入川的，嫁女娶媳，必择广东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学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就叫卖祖宗。李家自润唐至宗吾一辈，已迁来八世了；但他兄弟姊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样强烈的民族性格，再加以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若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则产生出一位富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迂夫子”和“老好人”

他那时的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为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了一种嗜好的样子。所看的书，也不加选择，无论是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本小说，他都一律看待，都看得津津有味，不肯放手。他父亲对于他的看书，完全取放任主义，不为他选择应读何书，也不问他看何书，既不催他看，也不禁他看，不过常常喊他为“迂夫子”，他也很喜欢这个绰号。

宗吾到了八岁才开始入塾读书。这时，因为父母的勤劳操作，又加几位哥哥的帮助，家道已渐见宽裕，故他自幼即未做过农田的工作。只有放学归来时，叫他抱草喂牛，牵牛饮水；种胡豆时，叫他停学在家，到田里撒种；或有时叫他牵牛到邻近佃户家帮助碾碾米罢了。笨重的工作，他是没有做过的。在他入塾以前，他已识字不少，因他父亲常常把自己所喜欢的三本书拿来教他。他天资颇高，一教便会，所以到正式入塾时，他已把父亲终身爱读的三本书读完了。

他初从一位姓陈的先生读，陈是他家的佃户，是个堪舆先生，他从他一直读了四年。后从一位姓郑的先生读，又读了一年。这两位先生，除教他背书外，一无所授。后来他父亲请了一位关先生来家，教他们几弟兄读书，这位关先生，名海洲，虽是一位未进学的童生，但学问却不错。教书的方法，也比陈郑二师好得多。读了两年，就开始学作八股文试帖诗了。他开始作八股，即能由破承起讲，而至入手，算是成了半篇；作试帖诗，亦能作四韵；很快的时间，就可作满篇了。他从关师二年，得的益处不少。据他后来自称：“关师教书虽不脱村塾中陈旧的法子，但至今想来，受益之处，约有三点：（一）每日讲龙文鞭影典故四个，要紧处用笔圈出，次日合起书回讲，圈出的必须背得，我因而养成记典故的习惯，看书时遇要紧处，便用笔圈出熟读。（二）每日讲《千家诗》和四书，命我把槐轩《千家诗注解》及《四书备旨》，用墨笔点句，点毕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点的《千家诗》送他看时，他夸奖道：你居然点对了许多，错的很少，你父亲得知，不知若何欢喜。我听了，愈加奋勉，因而养成看书点书的习惯。到了次年，不待老师讲解，就请父亲为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三）关师借一部《凤洲纲鉴》来看，我也拿来看，我生平最爱看史书，其发端即在于此。关师又借到一部《三国演义》，我也拿来看，反复看了几遍，甚为得意。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时，便首先举孙曹刘为证；但那是陈寿《三国志》的材料，非演义中材料，不过最初的印象，是由于《三国演义》。”这是他深深感念于关师的。关师到了后来，有些教不了他了。有一次命一试帖诗题，中有“雪”字，他第一韵用有“同云”二字。关师在“同”字上打了一个“×”，改作“彤”字，说道“彤云密布，瑞雪纷纷”，是这个“彤”字。但关师所引，是出自《三国演义》上的。于是他回道：我用的是《诗经》上“上天同云雨雪纷纷”的“同云”。关师听了，默然不语。以后这类的事，常常发生。关师自觉不能胜任，因而解馆；他也在那时病了，父命辍读，是年他十四岁。

宗吾自六岁时，因受冷而得咳嗽病，经久不愈，遂成哮喘症，遇冷即发。因此身体最弱，终年不离药罐。从关师读时，读几天，嗓音即哑，医数日，好了，一读又哑。所以趁关师自行解馆时，他的父亲便命他辍读养病了。不过到这时，他已养成自己看书的习惯了，虽是在养病时期，但手中却不离书本，不惟白天看书，夜间也看书。每夜，父亲在堂屋里同家人聚谈，他便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有时或倚着神龛阅览。他那时的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为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了一种嗜好的样子。所看的书，也不加选择，无论是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本小说，他都一律看待，都看得津津有味，不肯放手。他父亲对于他的看书，完全取放任主义，不为他选择应读何书，也不问他看何书，既不催他看，也不禁他看，不过常常喊他为“迂夫子”，他也很喜欢这个绰号。那时，他父亲命他的四哥辍学务农，把他的五哥送到茂源井一家刘姓所设的私塾去读，家中虽然也请了一位姓侯的老师，但只是为他的七弟请来发蒙认字的，谈不到什么学问。他不管这些，他只知不分昼夜地自行看书罢了。后来，他的大哥见他终日书不离手，就对他父亲说：“六弟在家，活路也不能做，他既爱看书，不如仍将他送进塾中，与五弟同住，可向老师说明，这是送来养病的，读不读，随便他，以后送点学钱就是了。”他父亲赞同这种意见，就把他送进了刘姓的私塾里。他对这事曾说：“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大关键！在大哥不过是无意中的几句话，而对于我的前途关系极大，否则我以农人终老了。”

那家刘姓的私塾，有老师三位，是三辈人。祖辈之名已忘去，学生呼为刘二公；父辈之名为刘应文，号焕章，是个秀才，学生呼他为七老师；子辈之名为刘树仁，号建侯，也是个秀才，学生呼他为建侯老师。刘二公的文章是小试一派；七老师是墨卷一派；建侯老师善书法，娴于词章，论文眼力极高。学生的八股文，是刘二公和七老师分改；诗赋，则由建侯老师批阅。建侯老师高兴时，也拿八股去改。背书则随便到哪位老师面前俱可。宗吾本来是去养病的，得了特许，听他自由；但他到了这种读书环境，竟忘记自己是在养病，一样地用功，一样地作八股诗赋，只是不背书罢了。他还记得当时塾中的大门上，每扇贴有一斗方红纸，一扇写的是：“枣花虽小能成宝，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一扇写的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他读了，非常感动，就更加用功。对于所有同学，都倍致友爱。因此，又获得一个绰号，叫做“老好人”。

自流井那一带的习惯，是某处有私塾，家长就把子弟送去读书，时间大概在正月二十以后。到了二月底，或三月间，老师才请众家长来议修金，叫做“议学”。议学时，老师避去，众家长你劝我，我劝你，把修金议定，然后开列学生姓名及所认钱数为老师送去。老师看了无话，这修金就算议定了。当三位刘老师议学时，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十二串，宗吾的五哥世源，出了最高额；议到宗吾的名下，他的父亲便声明是送来养病的，就随便写了几串。等到把修金清单送与老师，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唯有李世铨（宗吾初名）读书最好，应该比李世源还要多出些，怎么才出这点呢？”于是他的父亲也就改写十二串。老师对他这样重视，殊出他意料之外，所以在精神上受到一种很大的鼓励。

建侯老师，每呼学生，必缀以“娃娃”二字，有时还出以嘲弄口吻；独对于宗吾，则无此态度，不过呼他名时，仍缀以“娃娃”二字罢了。一夜，三位老师都睡了，学生还在嬉笑。建侯老师在床上高声道：“你们哪些娃娃还没有睡？”众人举名以对。次日，建侯老师说道：“那么夜深，你们还在闹，不知干些什么？及听见有李世铨这个娃娃在，我也就放心了！”这些地方，又很能使他自尊自重。

在三位老师中，刘二公人甚忠厚，七老师严重自持，而建侯老师则性情诙谐。他不惟对学生加以嘲弄，即对刘二公也常开玩笑；只有在七老师面前，不敢放肆，但有时也不免要说一二句趣话。一次，他们宴会归来，建侯老师便对学生道：“今天席上每碗菜来，二公总是一筷子夹两块三块；后来端上一碗肉圆子，二公才用筷子把一个夹成两半。我心想：二公为什么忽然这样斯文了？哪知他把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夹起来一口吃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而宗吾听了，也觉得非常有趣。他本来是生性朴讷的，后来他的口中和笔下，常常诙谐百出，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据他说，建侯老师，却是影响他的原因之一。

那个私塾中，规定五天作文一次，叫做“课日”。宗吾对于作文章，格外用心：得了题目，坐着想，走着想，睡在床上想，睡在板凳上想，必待想好，才肯下笔。写出的稿子，改了又改，一个题目，往往起两三次稿，稿子还是改得稀烂；但老师批阅的结果，常为全塾之冠。他的五哥往往叫他代笔，他就把不要的稿子，交给他誊，仍不时被老师大加称道。一年之后，他的五哥辍读务农；而他的七弟，又来和他同读一年。

他越来越被老师赏识起来，尤其是建侯老师。那时宗吾正看《凤洲纲鉴》，这已是第二遍了。同学王大衢见他看这书，也买了一部来看。建侯老师见了，就责他道：“你怎么也看此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养病的，而且学力也高，才准他看。此等书，要进了秀才方能看；我若不说，让别人知道，还说我是外行哩！”这是科场时代的风气，但于此也可见宗吾之被赏识的一斑。

他那时的心思，随时都放在书理上，且学且思，且思且学，尤其偏重在思考的功夫。有一次，建侯老师率领学生到凤凰坝某家行“三献礼”（类似吊唁）。老师同众学生在茶馆内吃茶，惟宗吾一人在桥头上徘徊独步。他回头看见老师和同学正望着他笑，他不知何故，回到茶馆，悄悄问一同学道：“你们方才为何笑我？”答道：“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可以进学。”他听了这话，虽然口中尽是谦逊之词，但心中却在想：这莫非是孟子所说“睟然见于面，盎于背”的缘故吗？他在当日，本把秀才看得甚高，不敢妄想，所以听了这话，不免惊异起来。

晚上行“三献礼”时，照例应讲有关孝道的书，这是四川的风俗。那家的死者是祖母，建侯老师登台讲《孝哉闵子骞》一章，他把闵子的孝行说完，跟着即说“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云云，这明明是运用太史公《屈贾列传》的笔法。宗吾站在台下听讲，老师讲至此处，即目注于他，微作笑容。老师的意思，是说：“此等文法，众学生中，只有你一人才懂得。”这一件事，他得到的印象最深，老师的形态，他说数十年后，犹宛在目前，这都是精神上给予他的极大鼓励。

自流井有罗氏兄弟，宗吾称他们为罗大老师罗二老师者，和他的父亲是好友，学问都极好，二老师尤称博闻强记，他也时时向他们请教。当时，建侯老师的文章，注重才气，给学生们选文，也是随他的性之所好。他所选给学生读的，是名八股家周椟山的文章，是张之洞所提倡的《江汉炳灵集》的八股。一日，宗吾即问罗大老师说：“我正在读《江汉炳灵集》的文章，究竟合适不合适？”他说：“这些文章，好是好，但小试时代不可读，容易把心读乱了，做起文章来，就要打野战。”这又是科制时代的一种风气。宗吾又问：“我现在买有一部《书经体注》自己点看，唯有《禹贡》的水道，真是难懂，不知看何书为宜？”他说：“《禹贡》的水道，你只看这种注，当然懂不得；如果要懂得，须看《禹贡锥指》。”《禹贡锥指》是清朝有名的书，可见罗大老师并不孤陋。宗吾常向罗大老师请教，得到许多益处；罗大老师也爱宗吾的才学，就想把女儿许给他。宗吾幼年，原定有古姓女，其叔古威侯，以善书闻名，宗吾的字写得太坏，怎样写也写不好。某老师见着他的字，就说：“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的叔丈人？”好在古姓女未等出嫁即死，宗吾才免得向古府去献丑。可是字虽写不好，但他嗜书成癖，这时尤甚，他知道罗家藏书甚多，所以一听见罗大老师有意将女儿许给他，就非常高兴，他当时心里想：不管他的女儿怎样，就只为借此可以多看些书起见，他的女儿也是可以娶的。但他父亲不愿做这门亲事，白白使他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罗二老师，也是他时常请教的一位先生。罗二老师嗜吸鸦片，自己设有私馆，终日睡在烟盘子侧边，不肯起来，学生背四书五经，他就卧在床上听，背错一字，他都知道。背四书朱注，偶错一字，他也知道。他夜间为学生讲书，命学生在灯下看着，他在暗处讲解，口诵各书小注，且讲且问学生道：“你们看书上是不是这样？”当然是一字不会错的，这便是罗二老师的本领。一年，宗吾所在的塾中，因为老师病了，请罗二老师去代教，学生要读八股，他就把昔人的佳作默写一篇出来；读熟了，又默写一篇，试帖诗亦然，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时他已五六十岁了，不知他胸中蕴藏有若干八股，若干试帖诗？但他们兄弟二人，连一名秀才也没有取得，这又是科制时代的一种实例。

宗吾在三位刘老师门下，共读了两年。次年的某月，学屋中忽然纷纷传说有鬼，某生某生都听见过，伙房也看见过，一时吓得他们惊慌失措。建侯老师得知，便说道：“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哪里会有鬼？”因此，学生才心定，鬼也不见了。年终解馆的前夕，师徒聚谈，建侯老师才说：“这些地方很不清净，硬是有鬼！某夜响起来，我还喊七爷你听；我虽口说无鬼，心中也是很怕。”那时，宗吾正看史书，心中在想：“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石围棋别墅，坦然若无事者，也不过等于建侯老师的口说无鬼。”于是他深悟到“矫情镇物”的道理，后来他出而办事，往往学建侯老师的口说无鬼。

三位刘老师散学以后，就离开茂源井，各在一处设教了。宗吾又专从七老师读，自十七岁至二十岁，一直读了四年。七老师对于学生用功，逼得很紧；改文尤其用心，并且改得很好。他为学生改文，往往坐至半夜，还是一灯荧然，尽在焦眉愁眼地改个不休。他改过的文章，有通篇只留几句的，至少也要改一大半，每批云：“将改处细玩。”又云：“须多读多看。”那时的塾师所谓多读多看，就是多读八股文章，多看四书朱注，乃是为考秀才用的。但这时宗吾看书，已越过了这种范围，可说是于书无所不窥的了；对于老师所改的文字，也不愿仔细去看。他心中在想：“老师改得再好，总不如古人的好，与其看你的，不如读古人的。”所以他后来做校长时，每对国文教员说，善改不如善留，若是改多了，不惟教员吃苦，反减学生的兴趣，这是他从七老师方面亲身经验来的。可是他对七老师的人格，却异常敬佩。到了第四年，七老师便很郑重地对他说：“你在我的名下读久了，我也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心得，可以启发你；你最好转到书院去读，以便增广见闻。”其时宗吾的修金，已经增至二十四串了。七老师不顾自身的利益，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宗吾毕生感念不忘的。于是他于二十岁的下半年，即转入自流井三台书院，从李济平先生读；次年又转入自流井炳文书院，从卢翊廷先生读，这样，便结束了他的私塾时代。

思想开始要飞翔

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

宗吾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常常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为八股专家。如他在《迂老随笔》中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在《厚黑丛话》中说：“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国粹中之国粹，根本中之根本。”又说：“中国的八股，有甚深的历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鱼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有八股气，酸溜溜的。章太炎文字，韩慕庐一类八股也；严又陵文字，管韫山一类八股也；康有为文字，《十八科闱墨》一类八股也；梁启超文字，《江汉炳灵集》一类八股也；鄙人文字，小试场中截搭题一类八股也；当代文豪，某某诸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指点，高中经魁之八股也，‘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秀才也；吴稚晖、于右任，举人也；谭延闿、蔡元培，进士翰林也。我所闻知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举人也；雷铁崖、张列五、谢慧生，秀才也。猗欤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此外他也有比较郑重的说法，如说：“八股文规律极严。《四书备旨》、《四书味根录》等，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受过这种训练，故作出的文字，罅漏较少。朋辈中，惟我最善作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它联合来，融成一片。故我著书谈理，颇能自圆其说。”我们不管他是“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或是“正话正说”，要之，他对于八股文章，确实是有一段功夫的。

他学八股文，开始于十四五岁，不久即能满篇，遂而参加“考课”。考课是八股时代的名词，是政府用以津贴士子的，也可说是牢笼士子的；但那时的读书人，想有出头之日，也只有遵循这条道路。自流井是富顺的分县，一年有四季课；富顺县城，则有月课；自流井的鸿文书院及贡井的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宗吾在私塾及书院读书，米是由家中挑去；惟靠参与考课，得些奖金，作为零用及购书之费。这样，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他每一题到手，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的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才得以发挥他的自由思想。间或也遵朱注，但他必把众人应说的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下：

（一）有一次，月课题是《孟子》上的“彼恶敢当我哉”一句。他便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剑击案，起兵拒之”的情形。他的意思，是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那时他已读过《战国策》，对于战国的情势已相当明了。大旨是说：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是《论语》上的“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章。他把这题作了两卷：第一卷是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就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吗？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即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吗？第二卷的立意，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齐一段，不是曾说“孝哉”二字是别人说的话吗？因此，他便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子的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为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即该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直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亦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原文“可”字。按朱注明明说：“蘧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他这种说法，就显然与朱子违反。

这三本卷子，当时全被录取。他说，他未曾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是有之，也是暗合。他每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而他偏偏欢喜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出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另换一本。他说这个方法，既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所以每战必捷。后来改试策论，那更可以由他发挥了。他当时所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没有新意的文字，他是不肯作的。

宗吾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是炳文书院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工作。他常对宗吾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到咸涌井去，每挑在百斤上下，真是把我压够了！”他见民心挑行李，进书院，有如登仙，于是苦苦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才得以免去工作。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负，因当时他家实无供给二人读书的力量，所以铁崖考课，每次至少要作两本卷子，而民心则可作可不作。假若当时没有所谓“考课”的话，则铁崖只有在家以做工终老了。以后他留学日本，还是由他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后，则纯以卖文为生。民心的天资较高，铁崖则靠用功，作起文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宗吾说他文笔笨拙，他就说宗吾文笔轻浅，彼此各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及留学日本，遂把笨拙气脱去，就大有文名了。

某年，宗吾与雷氏兄弟到县中去应试，在路上他们就说：“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没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为案首，俗呼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后来县试案首，就是宗吾；府试案首，就是民心；铁崖则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他们到了院试，都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有一千数百人，入学的定额是二十四名，可见想要考取秀才，也是不容易的。

雷民心应县试时，前几场本是前十名，到了第四场，题为“陈平论”，民心便数了陈平的十大罪。在那个时代，应考童生，甚有不知陈平为何许人的，而民心竟能数出十大罪，也算是颇有本领；哪知县官看了他的卷子，就说：“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进了学，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烂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好了。”当时阅卷的人，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他仍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的卷子，就问：“此人文笔很好，为何把他列在后十名呢？”那位阅卷人答道：“因他作了一篇《陈平论》，县官说他刻薄，我力争无效呢！”按县试的卷子，照例应该送府。府官调来一阅，不禁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倘非县试被摈斥，他也未必取得案首，可称奇遇。这都是宗吾和他当年的八股朋友，爱作翻新文字的效果。

宗吾因着读《昭明文选》，就想试作骈体韵文，也想花样翻新地干一下。一次，在县试的头场，题目是《孟子》上的“而不见与薪”至“与薪之不见”一段，于是照作起来，全篇都成骈体韵语，据他说，这是等于开玩笑的；不料发榜时，竟列为第七。以后他便循规蹈矩地作去，终场才得案首，他就是因这次成绩，到院试时入学的。又一次，在富顺月课，题目是《孟子》上的“使弈秋诲二人奔，其一人专心致志”两句。他作了两卷，第一卷是循规蹈矩作的，第二卷又全篇用起韵语来，前者是用心作的，后者是信笔写的。哪想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录取了。得的批语，是“古音古节，文有赋心”。实则令他暗中好笑，他常常是在这样玩弄着主考官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八股时代，无论在思想上，在文字的形式上，已是常常冲破藩篱的。宜乎他后来所著各书，就愈是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了。

可是他这种奇僻思想，他一再地对人声明，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曾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于是他便采取了这种读书方式，任何书都是跑马看花地读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就是了。所以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世间的书是读不完的，譬如吃菜，听说某家馆子的菜好，就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样尝尝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一一吃完呢？又如到商店中游逛，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再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件件都能合用；岂能把所有商店中的货物，全行购归呢？他因为采取这种读书方式，固然不容易成为一位专门学者，但他因此却不受书籍的拘束，往往“读书得间”，每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从师初学八股时，父亲命他拿文章来看。他父亲看了，便说道：“你们开口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试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呢？尧有九年的水患，汤有七年的旱灾，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是几个月不晴，就喊着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呢？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地希望，并且还以不生在那时为恨呢？”他当时听了，非常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这样怪议论呢？但仔细想来，也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把这个疑问，存在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做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得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得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及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入，所以只好拈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干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专制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

不知其人视其友

宗吾的思想，这时益见解放，因为康梁主张变法维新的书报，已风行天下，给予他的启发不少。并且，除了经史文章以外，尚可自行研究格致数理的新籍。中西文化的交流，新旧学问的演变，那时的全中国，已萌动起来。本来就好翻新立异的宗吾，处在这种时代，更使他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宗吾在炳文书院，一共住了四年，可说是他在学问上的潜修时期。山长卢翊廷先生，是当时的八股名家，学识也极为渊博，不过那时已渐由八股改行“策”、“论”、“义”了。书院中的生活，每日由山长规定时间开讲，大部分的时间是由学生自修看书，或是同学互相研究，遇有不明了的地方，或是发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请山长解答。每五天定为“课日”，还是像私塾中一样，或作八股，或作诗赋，或作策论义，由山长临时指定。富顺县及自井分县的“月课”或“季课”，书院的学生，也是照常参加。宗吾的思想，这时益见解放，因为康梁主张变法维新的书报，已风行天下，给予他的启发不少。并且，除了经史文章以外，尚可自行研究格致数理的新籍。中西文化的交流，新旧学问的演变，那时的全中国，已萌动起来。本来就好翻新立异的宗吾，处在这种时代，更使他有英雄用武之地了。

当时书院的学生，有广生、秀才、并童生不等，约只四五十人。且在数年之中，还很有几位考中举人的。宗吾是入书院的第二年，年二十三岁，才考取秀才的，这也因为他蔑视功令的限制，所以终不能登入高第；但他也无所惋惜。他的同学中，那时已有不少人潜伏下革命的思想，当然他也不能例外。其中如雷铁崖雷民心兄弟，廖绪初、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诸人，是他至好的朋友，后来均曾献身革命事业，都是卓卓有声的人物。

雷民心，后来与宗吾一同考入高等学堂，参加创办叙属旅省联合中学，暗中策动革命，今尚健在。其兄铁崖后留学日本，同屏山邓亚琛等，在东京办鹃声报，时在民报上发表文字，又同张荔丹入南社做诗人，更在南洋光华等报社任主笔，极力鼓吹革命，颇得华侨信仰。后来，因不满意于革命同志所为，就跑到西湖白云庵去做和尚，曾屡为宗吾来信，附有许多诗篇，满腔悲愤，痛不可遏；他要求宗吾和他的诗，宗吾是不喜作诗的，但也勉强和了他数首，其中有用杜工部《招君咏》原韵的一首云：“空阶斜月锁柴门，老屋荒烟绕半村。四野鸡声孤剑啸，中宵蝶梦一灯昏。秦庭笑洒荆轲血，蜀国哀啼望帝魂。青史有名甘白刃，留芳遗臭且无论。”旋得他复信，对于末二句，大发议论，历叙在西湖的状况，又言患病，极尽潦倒抑郁之苦，信中有云：“……循钱塘江……至岳王坟……见古柏南枝，则又长吁而返。……病中穷鬼，视钱如命，何来宵小，窃我青蚨！……古佛无言，寂坐上方，吹灯就枕，梦我黄粱。”此时他早已入疯狂状态了。一次，川籍留日学生归国，同乡饯别，正在欢呼痛饮时，他忽然放声大哭，向众人叩头道：“请诸君不要这样高兴，现在国势……希望……”又泣不成语，闹得众人不欢而散。辛亥革命成功，南京开会追悼黄花岗烈士，他又作诗，中有句云：“高牙大纛不军幕，荒草斜阳烈士坟！”终以疯狂而死。死前，曾至自流井故乡，手中抱一酒瓶，且走且饮，见旧日熟人即问：“你做不做官？哈哈哈！”其狂态可以想见。死后，南京政府因他以文字鼓吹革命，其功甚大，正议从厚抚恤；不意某君起而反对说：“他跑到西湖去做和尚，这就叫做不革命！”因此，仅得恤金三千元，为其子女学费了事。宗吾说：“此君想即是高牙大纛的将军了。”

廖绪初，自流井人，与宗吾同学的后四年，由副榜而中癸卯科举人。不久，即加入同盟会，与张列五等同办旅省叙属中学，实则是革命的根据地，炸弹及秘密文件，均藏校内。他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他为“廖大圣人”。川人初闻革命之说，甚为骇怪；继知绪初加入，遂深信不疑，革命势力，为之一振。他办叙属中学时，以身作则，管理最严，丝毫不肯苟且。他的业师王某，和旧同学戴某，来校肄业，执学生礼。犯规一律悬牌斥退。对于党的信仰，尤为坚定，所以又被人呼为“党痴”。他办事的坚苦卓绝，持身的廉洁公正，每使异党的人，也不禁倾服。有一共和党健将某君说：“只要国民党人，尽都像绪初，我还有什么话说！”民国初年，他任审计院次长，所有器物，都是由都督府领的，裁撤时一一退还都督府。外有新购零星小物，他便令院中同事照原价购买，以款交还公家。剩下的洋灯茶碗，及其他不适用之物，则由他全行购买，运回家中。这恐怕是移交案中之史无前例的了。据宗吾说：绪初任次长时，他充科长，他们是隔房而居的。一次，听见绪初在室中拍案大骂，旋见某君即仓皇从他的室中奔出，绪初在后面逐骂不休，直追出大门乃止。随即入宗吾室中说道：“某人真是岂有此理！他向我说某人可为县长。请我向民政长介绍。他见我唯唯否否，接着又说：‘事情若成了，愿送四百两银子。’我听了登时把桌子一拍，骂道：‘胡说！这类的话，都可向我说吗？’他遂而嬉笑着说：‘算了算了，不说也罢。’起身就走。我气愤不过，所以追去骂他一顿。”宗吾说：“你不替他说就是了，何必使他难堪呢？”他说：“这类人不痛痛地骂他一顿，将来还不知干些什么事呢！我非对民政长说不可，免得用了这类人，出来害人！”此后宗吾和绪初相处十几年，从未听他重提此事。宗吾对这事批评道：“怒骂某君，足见其刚正；终身不提此事，又见其盛德。”

还有一事，也至为感人。绪初是一九二二年死的，死前数日，宗吾去看他，其父便说：“绪初的病，系为党中某事失败而起，看见报纸，就愤恨不已，病益加重。已嘱家人不拿报纸给他看了。”宗吾见了绪初，就说他的病，由过劳所致，总宜善为休养。他说：“劳碌尚是小事，惟党事败坏，精神上大受痛苦，今日之病，实由于此。”次日临别，他就向宗吾说：“我现在尚有一事未了。”宗吾即问何事，他于床头取出一表，指着说：“就是此事。这是富顺范秋岚的遗物，秋岚革命，在西藏被赵尔丰捕杀，表落某手，经隆昌黄容九等，辗转取得，托我转交范子。以作纪念。数年未见范子，甚是抱歉！某年曾见某人，想托他，恐交不到；现在你能替我交到吗？”宗吾见绪初自知不起，等于托孤寄命，即慨然答道：“交得到。”他又问：“你如何交法？”宗吾答：“我如进富顺城，即找到范子亲手交给他；如不进城，陈文垓在城内做生意，即托他转交。”他点首说：“文垓这个人，倒可以信得过。”于是双手将那表交给宗吾道：“此后即由你负责了！”其临死犹丝毫不苟如此。他的事迹甚多，宗吾另有专文记录，此处不及详述。

张易吾，也是自流井人，惟他的事迹不详；但知他后为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即在厅长任内，以勾通革命的罪名，为张宗昌所杀。当审讯时，易吾一语不发，两手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是若无其事；临刑时，从容就义，面无改色。所以当时主事的人，无不众口一词地说：“真是一条好汉！”

谢伟虎，荣昌人，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奔走革命，时常化名，出没无定。于光绪三十四年被捕，解往叙府，发交宜宾县审问。县知事赵国泰是翰林出身，品学兼优，很想为伟虎开脱，审问时，屡次暗示他，说道：“你的事，大约是那样吧？……”他回道：“不是，是这样的！……”直供无隐，卒定斩罪。赵知事临斩回来，走进二堂，把顶帽取下丢了，很愤慨地说：“这种人才，都拿来问斩，国家还干什么，这个官我不做了！”是日有人请他宴会，他也不去，跟即辞官返里了。反正后，南京政府追赠伟虎为左将军。

李小亭，宜宾人，与宗吾为同榜秀才，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联俄容共，曾参与机要。后受嫌疑，被通缉，隐匿十余年，七七抗战后，始将通缉令取消。因宗吾后来发明厚黑学，小亭送他诗中有云：“玄之又玄玄乃黑，含德之厚厚不测；老子手写厚黑经，世俗强名为道德！……”宗吾对于诗中三四两句，认为妙极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厚黑学’三字，宜以何字作对？”他说：“应对以‘道德经’三字。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他亦有此外号）的‘厚黑学’，不但字面可以相对，实质上，二者原是相通的。”因此他后来常常将二者加以征验，这是他和小亭的会心处。

在炳文书院时代，宗吾和这些同学们，相与期许的，绝不是功名富贵；相与切磋的，也不是师承道统；然则他们的抱负究是什么呢？不知其人视其友，我们看了以上诸人离开书院不久即开始的种种作为，就可知道当年他们用力之所在了。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宗吾在高等学堂时代，即和以上所举的这一班同学结为至友，像列五的宽宏大度，简恒的精干笃实，绶青的坦白真诚，泽溥的公正廉洁，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共同研究学问，共同兼办教育，共同努力革命，造成了当年宗吾所处的环境。虽然他在这群人中，似乎是以“丑角”出场，但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所行所为所遭遇，常常追念不已，涕泣而道，则当年宗吾的深心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

宗吾于光绪二十七年考取秀才，次年赴省补行思正两科乡试。闱后，他同雷民心及县中数人，便考取四川高等学堂。因该校总理胡雨岚先生赴日本考察，迟了一年才开办。二十九年，宗吾与雷铁崖、雷民心、张荔丹、曾龙骧数人，在乡间共同看书，没有从师。到了冬间，高等学堂开办，宗吾遂赴省入学，三十年春始正式上课。

校中设甲乙两班为普通班，三年毕业。附设速成师范一班，一年半毕业。优级理科师范一班，四年毕业，宗吾就是入的这一班。这一班，是由中西算学馆的学生，及其他曾经学过算学者，加以考试编成的，共选取三十二名。宗吾虽取入是班，其实他并未从师范学过算学。在家庭中，他曾学过“七盘清”、“斤求两”之类；从刘七老师读书时代，他曾买了一部“中国旧式算学书”，其中九章算法及开方等，他也逐一研究过。但都是珠算，而非笔算。在炳文书院时代，才买了一部笔算书，叫做《数学启发》，自行研究，全部都已了然。他在乡间同雷氏兄弟等共同看书时，又买了一部《中西算学大成》，及其他讲代数的书来研究。这是未入学堂以前自修的情形。那时懂得算学的人很少，凡入理科师范班者，众人皆刮目相待。他赴省乡试时，见中西算学馆的学生，把《代数备旨》和《代形合参》中，有问题而无答案的，解释出来，刊印发卖，心中非常羡慕。及入高等学堂，竟得与这些人同班，真是无限的高兴。

他第一次上课时，日本教习池永演说道：“要造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上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罢了。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硬硬地塞入学生的脑筋里。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予学生的，那便等于以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学生就永远不如先生；但事实上则不然，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的，这即是由于学问乃人人脑中所固有的缘故。要之，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让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这时他刚刚改字“宗吾”，正要谋思想的独立，所以听了池永的这种演说，得的印象极深，觉着这种说法，比朱熹所说“学之为言效也”，精深得多了。他说池永这演说，于他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阅读报章，看见“日本”二字，就觉得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也觉得讨厌；独有池永先生，他始终是敬佩的。他说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永远留在他的脑中。

自此以后，他便把教习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封面大书“固囊”二字。许多同学不解，就问他道：“这‘固囊’二字，是何意义？”他说：“并无意义，是随便写的。”实则这“固囊”二字，他自己不说明，恐怕后来的考证学者，也是无从索解的。于是他自己下一定义说：“‘固囊’者，脑是一个囊，副本上所写，皆囊中固有之物也。”所以题此二字，以作他当时的座右铭。不过他因着过于相信这种看法，据说还是失败了的。例如池永教授理化，开始讲水素和酸素，他就用“引而出之”的法子，在脑中搜索，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看能不能引出点新鲜东西来。以后凡遇先生所讲的，他都这样地想去。哪知他这样去工作，真是等于王阳明的格竹子，干了许久许久，毫无所得。于是废然思返，长叹一声道：“今生已过也，再结来生缘！”这是觉得科学这门东西，于他是失望了。他从前深恨八股文字来束缚人，一听见废科举，兴学堂，欢喜极了，把家中所有的四书五经，与夫诗文集等，一火而焚之；及在学堂内，住了许久，终日“固囊、固囊”，也固不出什么道理来，于是又想从学术思想方面悟入。一次，他买了一部《庄子》来研究，同学雷民心见了诧异道：“你研究这个干什么？”他说：“民心，科学的部门，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科学是茫茫大海的，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许多道理，也没有充分的仪器来供我们试验，还不是等于空想吗？在目前的学堂中，充其量，不过在书本上，得点人云亦云的知识，有何益处呢？只好等儿孙辈再来研究，你我今生算了！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国古书中，寻一条路来走。”民心听了，也同声叹息。初期学校的书本教育，不能满足有思想的青年，于此可见。但后数十年的教育如何呢！

他在校时，除了不愿只在书本上学习理化外，对于数学一门还是研究得很精的。他的心思缜密，据他自己说，乃是因为研究数学磨炼所得。不过在校的后二年，他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博览有关学术思想一类的书籍。他以为很多的学科，都是可以自修而通的，像按着钟点上课的制度，实在无聊。这便是他后来想要改革学制解放学校的起因。同时他自改字“宗吾”后，已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只是“厚黑”二字还点不出来，可以说他在校四年，正是“厚黑学”孕育的时期。

那时他们叙属的同学，一面在校肄业，一面创办一旅省叙属中学。当时发起者，有陈本初、张列五、王简恒、杨泽溥、雷民心及宗吾等十余人。先推陈本初主持校政，其人有毅力，有担当，不幸病故。继由张列五接充，聘廖绪初为学监，叙属中学的发展，张廖二人的功绩最大。廖虽名为学监，实则校长、教务、文牍、书记、会计、庶务，全由他一身负担。张则为四川同盟会的领袖，当时与谢慧生不相上下，以后谢慧生逃往陕西，川省同盟会遂由张列五主持。所谓叙属中学者，实即川省的革命机关，凡秘密文件，都在校中油印发布。叙校的一批发起人，皆因列五绪初的关系，先后加入同盟会。宗吾的朋友中，列五、绪初是他极端佩服赞不绝口的两位，此外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他也称道不止。现在将这几位高等学堂的同学略加介绍：

张列五，隆昌人，与宗吾同入优级理科师范班。同时创办叙属中学，作为革命机关，领导全川党人，图谋独立，屡次发动各地同志起事，或联络袍哥军队，且仆且起，不遗余力，任劳任怨，在所不辞。一次，趁南校场开运动会时，想刺杀护理总督赵尔丰，谢慧生到高等学堂请列五届时到场指挥，炸弹由叙校学生送来。慧生去后，列五约宗吾入寝室谈些事，宗吾把窗子撑开，见斜日在天，想起嵇康临刑，顾视日影之事，宗吾便说：“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恐怕你要与它分别了。”他摸着颈项笑道：“我这颈项，数日来常常发痒，大约怕会有那桩事，将来我解往杀场时，你去不去看我？”宗吾说：“我一定去看，但是袍哥说的话，要值价点（即硬气之意）！”列五说：“这是当然的！砍头的事，我是学过的，凡刽子手杀人，是犯人跪在地下，前面一人，拿刀一晃，犯人头一埋，后面即一刀砍下。我们有几人，平日练习，一人坐在地上，打一盘脚，两手掌相叠，平放面前，一人拿刀在前面一晃，坐地者用力把颈项一硬，脑壳向后一撑，后面的刀砍来，脑壳恰落在自己手中捧着。所以我是练习过的，你不必过虑。”说毕一笑而散。同列五练习的，有谢伟虎，闻伟虎被捕临刑时，态度很豪爽，笑向列五说：“你如不幸被戮，临刑时，也能这样吗？”列五应道：“当然要这样！”可见列五牺牲的决心，是早已抱定的。刺赵的事，因炸弹未运到，不曾得手。未几事泄。杨莘友被捕，谢慧生逃往西安，川省党务，遂归列五主持。他维护党人，无微不至。宣统三年，四川因铁路事件，官绅意见不合，总督赵尔丰逮捕士绅，纵兵屠掠。列五大恸，于是奔走密谋，预备大举。即于是年十月二日与杨庶堪谢慧生辈，逐除伪吏，光复重庆，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当时清廷又遣端方入川，列五即以计诛之。不久，成都亦反正。云南都督蔡松坡拟遣兵入川，不承认成都军政府，尊列五为四川都督，屡次来文，愿助他统一四川，列五坚不接受。旋即派遣代表，力谋与成都军政府合并。滇黔两都督，又电推列五为川滇黔北伐军总司令，他也婉言辞谢了。成渝合并条约，原定正副两都督，在省投票公决，列五由渝赴省途中，即通电推尹昌衡为正都督，而自己甘居其副。后因军民分治，列五便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他入京，许多人劝他不去，他不听，解职北上，袁即聘他为政治顾问。后见袁有异图，遂辞职，变姓名，匿名天津织袜，终被袁世凯逮捕入京枪杀。

列五被捕入京，交军政执法处。其时隆昌黄肃方，也因革命关系，拘禁在执法处，后得释放。肃方乃对宗吾报告当时的情形：原来列五在天津织袜，与邹汉卿、魏荣权及陈某同住，袁世凯的侦探李某，串通陈某，介绍与列五相识，愿出款入股，将袜厂扩充办理。一日李某约往某处会饮，商议扩充办法，上了电车，李某递了一卷纸给列五，说道：这是我拟的章程，请你暂行拿着，我下去买点纸烟等物，列五接来，也未开视，顺便交给邹汉卿，插在衣包内。到了开车之时，李某还未来。及电车开到站口，许多军士围着搜查，搜出纸卷，乃是图谋暗杀袁世凯的文件，就把列五同邹汉卿、魏荣权和陈某，一并逮捕。又列五在天津时，旧日学生，有些去找他，他就留他们在厂中，供其食宿，也被捕入京。

到了鞫讯的时候，列五纯为别人辩护，关于自己的事，则不置一词。对于所捕的学生，则说：“这些学生，晓得什么？”学生因此得释，并且也为肃方极力辩护，问官说：“别人的事，你不必管，你说你自己的事就是了。”列五对于自己的事，仍是不辩，只是替肃方开脱，所以肃方也得释放。

宣布死刑时，列五站在一旁，负手于背，微笑不语。同时，邹汉卿、魏荣权及陈某，也宣布死刑。陈某大惊，说道：“当初许我的官，叫我这样办，如今连我都要枪毙吗？”列五呼其字说道：“某人，不必说了，今日之事，你还在梦中。”看守所长某君，与列五很相得，前夜，二人曾谈至夜深，次日忽提出来枪毙，列五看见他，举手说道：“我们请了！”某君一见，即回头大哭。列五见兵役站在两旁，仍如平日一般，从从容容地向兵役左右招呼，说道：“请了，请了！”兵役也有不少下泪的。是日风卷黄沙，天地晦暝，为多年所未有。囚车至刑场，列五下车，仰天四顾，说道：“今日天变，未必还是因为我们吗？”独立徘徊许久，兵士催他道：“张先生，快走吧！”列五回头笑道：“已经到了此处，还有什么话说？你们忙什么？”又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进去。兵士在后，以枪射击，立毙，流血非常之多。这个兵士，常对人说：“我经手枪毙的人很多，从未见过这样从容的，视死如儿戏，真是异人！”

宗吾常对人说：“列五温文尔雅，同学们都说他像戏剧中的小生；后来始知其娴于拳术，能敌数人。他家尚有石弹二枚，即其练拳时所用。但他在学堂时，并未说曾习拳术，只对我说：‘星期日，常同友人到野外练习手枪，务期左右前后，四方都能命中，尤要在反手射击；练好后，一旦敌人追来，一面跑，一面可以反手射击追者。’”宗吾和列五同班时，既然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就常常和他研究将来出而办事，究竟可不可用权术。列五说：“办事应从正当的路做去，万一正路走不通，也可参用权术，但有一定的界限。”宗吾问：“什么界限？”列五说：“事过之后，公开出来，众人都能见谅，甚或受了权术的人，也能相谅，这样的权术，就可以用；如果公开不得，宁肯失败，不可妄用。”我们于此，也可知列五的为人了。

王简恒，是宗吾的同乡，也是高等的同学。宗吾曾说，在他的同乡同学中，讲到办事才，以简恒为第一；雷民心也常称他为“大办事家”。他为人刚正不阿，自爱自重。他于当时的一般朋友中最佩服而且最敬畏的是廖绪初。他曾说：“绪初做事，丝毫不苟，就其行谊而论，贤人中寻不出，简直是一个圣人！”“廖圣人”的绰号，就是由简恒开始喊起的。当时他们所一致推戴的，自然是张列五；但简恒私自评论起来，还是说廖胜于张。一次，他对宗吾说道：“你们一般人，都推张列五，说他会说话，其实他不如廖绪初。列五谈话，是从表面上过，只是说得漂亮，绪初则见理能深入。你们不信，可以试验：每逢议事，列五所说，本是对的，你故意与他驳转去，他就随着你的话滚；惟绪初则不然，说话是格格塞塞的，可是他见到的地方，任你如何驳，他始终坚持不变。”后来列五做了都督，做了民政长，他还是说他不如绪初。宗吾就替列五解释说：“他不坚持己见，正是量大的表现，正是堪为领袖的作风。”简恒虽亦承认这种看法，但他对于绪初，总是特别信服的。后来简恒做了富顺中学监督，并兼高等小学的校长，绪初适任富顺县视学，宗吾任中学的教习，有一天简恒笑向宗吾说：“我近来穷得要当衣服了，小学校长的薪水，我很想支来用，照公事说，是不生问题的。就是县中人攻击我，我也不怕；最怕的，是廖圣人酸溜溜地说道：‘这笔款似乎可以不支吧！’你叫我这个脸放在何处？只好仍当衣服算了。”宗吾常对人说：“此虽偶尔笑谈，而绪初之令人敬畏，简恒之勇于克己，亦可见一斑。”

宗吾把“厚黑学”的道理，孕育了好久，自己还不敢决定对与不对，适逢简恒来看他，宗吾便把所见的道理，说与他听，请他批评。他听了，就说道：“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我要忠告你，这些话，切不可拿在口头说，更不可见诸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去做，包你干出许多事，成一个伟大人物。你如果在口头或文字上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反有种种不利。”即此亦可见简恒的为人。但宗吾未听他的劝告，竟将《厚黑学》发表了。并且还常常开简恒的玩笑，说他主张“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足见其深藏若谷，是得了“黑”字诀，可以称他的高足了。

一九一二年，张列五为民政长，简恒到了成都，列五就委他出任县长，他不肯干，旋回到自流井故乡。一九一四年，讨袁之役，重庆独立，富顺响应，众推简恒为行政长。事败，富顺廖秋华、郭集成、刁广孚被捕解至沪州，廖判死刑，郭刁破家得免。简恒东藏西躲，昼伏夜行，受雨淋得病，缠绵至次年而死，身后非常萧条。

谢绶青，四川中江人，自幼颖悟过人。精于数学，年十六即为秀才，后考入高等学堂，与列五宗吾同班，彼此交情最深。因他年龄最幼，同学们都呼他小弟弟。当时列五宗吾已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但因他口快心直，怕他于无意中泄露，许多事都不肯告诉他。例如慧生列五策动炸赵尔丰的那一次，宗吾绶青皆同在一室，列五想和慧生密商，即先请宗吾把绶青调开。一入邻室，绶青就与宗吾高谈阔论起来，接着便放浪形骸地说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宗吾正想故意和他拖延时间，就对他说道：“绶青，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我够得上遗臭万年吗？挂名青史，谈何容易？一部二十四史，挂名其中的，究竟有若干数目，无从统计，我想，至多不过一百万人罢了。我国号称四万万人，每一百年中，这四万万人可以说死得净尽，请问五千年中，有若干四万万人？而挂名青史者，乃不过一百万人，此百万人中，除去因事连带书及，姓名附见者外，经过史臣详列事实的，至多不过十万人；事迹彪炳的，不过万人；其为文人学士所共知，不翻书本即能信口举出的，大约不过千人；此千人中，无论好人坏人，为妇孺皆知的，不过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又须借稗官小说的吹嘘，戏台上的扮演，且有子虚乌有的人物，掺杂其间，你我有何本事，可以厕身此数十人之中？为好人困难，为坏人也不容易。是猛虎方能噬人，小犬一张牙，已被人踢出数步之外了，虽欲害人，其何可得？你我莫说万年，要想在偌大的中国，遗臭三日，恐怕也不可得吧！”绶青听了，也只好叹息，而列五与慧生已把事情商量完了。

及至清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川中党人，就想乘机起事，绶青闻之大喜，也就要求入党，参与密谋了。反正后，列五为四川副都督，绶青在成都《公论日报》社闲居。一日列五问宗吾道：“听说绶青来省已久，为何不来见我？”宗吾答：“他还未得工夫。”列五笑说：“不是！他是讲气节的，我未先去看他，无怪他不来，我是真不得闲，绝不敢疏慢故人，请为代致歉意，彼此至交，千万不要如此计较！”宗吾把此意转达了他，他才去看列五。不久，他便先后在审计院和财政司任事。

讨袁军失败后，绶青抑郁无聊，日与友人借酒浇愁。一夜宗吾宿成都第二小学内，二更后全校寂无人声，忽闻绶青大醉独归，入邻室大哭，且哭且骂当局捕杀党人，声达校外，宗吾要去劝阻，又怕更激其怒，因此作罢。他一直哭骂至四更，才酣然睡去。次日问他，他茫然不知。时列五在天津，宗吾去信提及绶青的近况，列五复函有云：“绶青放浪于酒，固谓借浇块垒，究与祈死何异？况绶青酒后狂骂，甚易招尤，事会之来，岂有终极？此身摧折，悔何可追？还望足下忠告之！”宗吾即以此函交阅，终不能改。

绶青性极诚笃，待人恳挚而冷峭，常诵“科头箕踞长松下，冷眼看他世上人”二语，诵时抱膝、闭目、摇首，别人笑他，他也不管。因此，许多人都说他不谙世故，没有办事才；但他历任富顺、叙府、中坝、遂宁、成都、县立联立省立各校教员，却能循循善诱，使学生倾服。在潼川中学做校长一年，即卓著成绩，大家才知道他的才能。民九以后，益郁郁不快，沉酣于酒，或终日不进一餐，又数年，竟抑郁以死。

杨泽溥，也是宗吾的同乡同学，他的生平行事，不甚知悉，只举一事，即可见其为人。民国初年，泽溥奉委为雅州关监督，临行前一夕，他备有几肴菜，请宗吾同绪初等小酌，他很客气地说道：“此去一切事当如何办理？请诸先生赐教。”其时宗吾发表《厚黑学》不久，首先说道：“此等事有何办法？一言以蔽之曰：‘拿钱而已！’你依着我发明的那种学问，放手做去就是了。”泽溥悚然说：“不敢！不敢！”绪初皱眉说道：“宗吾，你只知开玩笑！真是！”后泽溥解款回省，就对宗吾说：“西征兵至雅州哗变，到处抢劫，城内有哥老会首领，我赶急请他来，他拖一把高椅子坐在门口，乱兵至，即麾之去，公款无丝毫损失。次日，我办鱼翅席酬谢那位首领，但此等费不能支用公款，只好自垫。”宗吾说：“泽溥，你干些什么？财神菩萨进门，你都要驱他出去吗？乱兵不来，还该磕头请他们来，只要他们进来走一遭，即可报十万八万的损失，终身就吃着不尽了。我发明的学问，至好的朋友先不照着去干，将来我这一个教还能行得通吗？”其时雅州关薪俸微薄，泽溥携眷而往，又时时资助故旧，交卸时欠了公款八百元，友人刘公潜在浚川源银行替他借贷，未几即病卒，贷款累公潜偿付。他死时一无所有，同人集资棺敛，并资助其妻女扶榇回富顺，宗吾曾抚其尸而哭道：“泽溥！泽溥！别人做官，朋友亲戚都沾光；你做官回来，睡在地下骗我们吗？”以后若干年，有宗吾的一位友人方琢章对他说：“雅州关的关税，自民元至今，以泽溥任内，收入最丰。”宗吾叹息道：“公家的收入固然是多了，又谁知当年经手者的状况一至于此呢！”

宗吾在高等学堂时代，即和以上所举的这一班同学结为至友，像列五的宽宏大度，简恒的精干笃实，绶青的坦白真诚，泽溥的公正廉洁，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共同研究学问，共同兼办教育，共同努力革命，造成了当年宗吾所处的环境。虽然他在这群人中，似乎是以“丑角”出场，但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所行所为所遭遇，常常追念不已，涕泣而道，则当年宗吾的深心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

《去官吟》与《厚黑学》

宗吾发现了这种“厚黑”的秘诀，当夜即为之喜而不寐。于是他由三国时代推上去，推到刘邦张良，推到孙武商鞅，推到黄石公姜太公；更由三国时代推下来，推到司马氏父子，推到唐太宗，推到明太祖，推到张居正，甚而推到曾国藩胡林翼：他们这些人，有的长于厚，有的长于黑，有的厚黑兼长，所以不愧为历史上的显赫人物。

宗吾在高等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年底，以最优等毕业，清廷还奖了他一名举人。三十四年及宣统元年，在富顺中学做教习。二年及三年，改充富顺中学的监督（校长）。于三年暑假时，被四川提学使司委为四川小学教员检定委员，同委者有同学李古香由伯芬二人。他们刚把成都华阳二县检定完了，就发生了铁路风潮。他们三人到双流县去检定时，正遇着“保路同志会”在围城，这便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他们因不能进城，就折返成都去了。其时总督赵尔丰与“保路同志会”大事为难，并逮捕与保路有关的士绅，张澜（字表方）即曾被捕入狱，因此激怒了全川的党人。于是张列五谢慧生杨庶堪等率领同志，在重庆揭举义旗，驱逐伪吏，于十月初二日宣布独立，众推张列五为蜀军政府都督。十月初七日，成都亦响应反正，推蒲殿俊为四川都督。十八日成都兵变，杨莘友（宗吾高等学堂的同学）出任巡警总监，捉住扰乱治安的人，便就地正法；他出的告示，是模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连书“杀杀杀”字样，秩序因以恢复。不久，成渝两军政府宣告合并，张列五力推尹昌衡为四川正都督，主持军政；而自居副都督，主管民政，于是四川革命统一。这些事都是宗吾亲见目睹的。但他虽是同盟会的同志，却未参加实际工作，他见革命大业既已告成，许多同志好友，亦各膺重任，他便偷偷地回自流井去了。

宗吾回去不久，张列五便于一九一二年正月，打电到自流井，请宗吾和廖绪初即日起程赴省，他们二人也只好应命前往。当时民政方面，新设一个审计院，列五的意思，是打算委绪初为院长，委宗吾为次长。他们到后一再谦辞，乃改委尹昌龄为院长，绪初为次长，宗吾为第三科科长。他们这位绰号“圣人”的次长，前文已经提及，是坚苦卓绝，以廉洁自持的。其时，尹昌衡奉命西征，临行时召开大会，正副两都督讲话时曾提到军费不足的情形，绪初便登台讲演，大旨是说：军饷支绌，即应裁减浮费，例如各机关的次长一职，都应该裁撤。……话犹未毕，列五便起而说道：“廖先生的意思很好，我们改日讨论，今天我还有话要说……”就这样混过去了。事后，列五就对宗吾说：“绪初太不识时务了！他自己肯牺牲次长不当，敢保别人也都愿意陪着牺牲吗？这类话如果听他说下去，立即要出事，我才把他的话打断了。”但绪初既说过这话，跟即呈请辞职。院长见了很诧异，也不到院办公了，声言绪初不复职，他也决定辞职，而绪初则务要贯彻他的主张。闹得列五无法，乃将绪初降为科长，兼任次长职务，支科长薪俸，方才了事。后来审计院裁撤时，绪初又有令职员购买器物，以款缴还公家的奇事。宗吾常常对人说：绪初这种廉洁的风范，使他十分感动。

宗吾受了这种感动，所以当审计院裁撤后，财政司委他为重庆关监督，他立即把委任状退回去；该司又命刘公潜（宗吾高等学堂的同学）前去劝驾，他也未就。当时很惹得一般人怪异：为什么这样的优缺，他偏偏不干呢？以后又委他为四川官产竞卖经理处的总经理，他才应命了；不过他非要求减薪不可，当时的薪水是二百元，直到为他减至一百二十元，他才肯就职。他常对人说：“当时我还不知道银圆是用得的，可算害了幼稚病；幸而重庆关的监督没有就，否则不知还要闹些什么笑话！”他就职竞卖处以后，因着某种关系，官产不能竞卖，改委他为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听说又因某种关系，官产也不能清理，于一九一三年冬，乃将此机关干脆裁撤，于是他顿觉“无官一身轻”，就打算回家安守田园去。可是路费无着，便写信向同乡陈健人借银圆五十元，以作归计。陈回信说：“我现无钱，好在为数不多，特向某某人转借，凑足五十元与你送来。”信末附一诗云：

五十块钱不为多，

借了一坡又一坡。

我今专人送与你，

格外再送一首歌。

宗吾读了，诗兴勃发。不可遏止，立复一信道：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

厚黑先生手艺多，

哪怕甑子滚下坡。

讨口就打莲花落，

放牛我会唱山歌。

诗既成，余兴未已，又作一首：

大风起兮甑滚坡，

收拾行李兮回旧窝，

安得猛士兮守炒锅。

他走出成都东门至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诗兴又来了，再作一首：

风萧萧兮江水寒，

甑子一去兮不复还！

就这样两袖清风，一面唱着《去官吟》，一面顺路回自流井去了。

一九一四年正月，教育司委他充任富顺县视学（即后来的教育局长），到任方十天，又奉省电。及抵省，始知己被委为省立第二中学校长了。省立二中，设中江油县中坝地方，是新添的学校，他便奉令前往开办。在校二年，卓著成绩（此校后迁绵阳，改为省立绵阳中学）。一九一五年调他任省视学（即后来的省督学）。一九一八年，廖绪初任省长公署教育科长，宗吾任副科长。一九一九年冬，绪初欲辞职恐当局不允，就托故请假归家，行至龙泉驿，上一辞呈，当局慰留不得，即命宗吾暂代；宗吾不惟不干，连自己的副科长也坚意辞去了。因此，一九二○年，他才得以在家作潜修的工夫。这一年，在他的思想上，是一重大关键。他的思想，可分破坏建设两部分：破坏部分的《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是发生于前清末年；建设部分的思想，就开始于一九二○年。

我们于此要谈谈他的“厚黑学”：

我在上文，不是说他在高等学堂时，已满腔子都是厚黑学理了吗？他自己也说是在校四年，正是“厚黑学”孕育时期。例如他和张列五讨论“权术”问题，那便是厚黑学理在他心里作怪。张列五也看出他有些本领，一日，就对他说：“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当时他也颇自期许，心想，英雄豪杰的成功，必有秘诀。遂取历史上的名人，加以研究，并用归纳法，去寻求他们的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他做富顺中学监督，一夜卧在床上，忽然想起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不禁恍然大悟道：“所谓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他以为曹操的特长，全在心肠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肠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奔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且生平善哭，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脸皮之厚，也算达于极点了。孙权也有“厚黑”的本领，他本和刘备同盟，忽然袭取荆州，此之谓黑；无奈他黑不到底，跟即向蜀请和。他本与曹操争相称雄，忽然在曹丕驾下称臣，此之谓厚；无奈他厚不到底，跟即与魏绝交。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具，也不能不算一个英雄。他们三人，把各人的本领施展出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时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宗吾发现了这种“厚黑”的秘诀，当夜即为之喜而不寐。于是他由三国时代推上去，推到刘邦张良，推到孙武商鞅，推到黄石公姜太公；更由三国时代推下来，推到司马氏父子，推到唐太宗，推到明太祖，推到张居正，甚而推到曾国藩胡林翼：他们这些人，有的长于厚，有的长于黑，有的厚黑兼长，所以不愧为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此外他又在二十四史的人物中，横推竖推，有多大的“厚黑”便成多大的人物，几乎无一不合。“厚黑学”到了此时，可说由孕育时期而至成形了。但他还不能完全信得过，就常常向知己的友人讲这种道理，请他们批评，看可不可以发表。首先就遇着王简恒严切地警告他，说道理是不错，但不可讲在口头上，更不可形诸文字。以后雷民心，也说这种道理是“做得说不得”的。此外还有别的友人也是谆谆地劝告他，不可形诸言语文字。他受到良友的劝诫，于是就暂把这种道理压在心头了。

直到一九一二年，他到了成都，和同学廖绪初谢绶青杨仔耘诸人，住在《公论日报》社内，报社请他写稿，他们就再三地怂恿他，请把“厚黑学”写出来发表，绪初并对他说“如果你写出来，我还可为你作一篇序”。宗吾想：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朋辈呼他为“廖大圣人”，他都说可以写出发表，当然是无问题的。于是逐日写去，而《厚黑学》便诞生于世了。不过初期的《厚黑学》，并不像后来流传的本子，没有所谓《厚黑经》及《厚黑传习录》之类，那只是标题为《厚黑学》的短篇而已。文字是用的古文体，这在宗吾的所有著作中，是仅有的体裁。今为保留这篇《厚黑学》的原形式起见，也可让读者看看这位厚黑教主的古文笔法如何，将全文照录于下：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实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憬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杀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辈，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媾和，权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犹有未尽黑未尽厚者在也。总而言之，操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于黑学者也；刘备深于厚学者也；孙权于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备。之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学，争为雄长，天下于是乎三分。迨后，三子相继而殁，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奄有众长，巾帼之遗而能受之，孤儿寡妇而忍欺之，盖受曹刘诸人孕育陶铸，而集其大成者，三分之天下，虽欲不混一于司马氏不得也。诸葛武侯天下奇才，率师北伐，志决身坚，卒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王佐之才，固非厚黑名家之敌哉！

吾于是返而求之群籍，则向所疑者，无不涣然冰释。即以汉初言之，项羽喑哑叱咤，千人皆废，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亦由面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鸿门之宴，从范增计，不过一举手之劳，而太祖高皇帝之称，羽已安坐而享之矣；而乃徘徊不决，俾沛公乘间逸去。垓下之败，亭长舣船以待，羽则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噫，羽误矣，人心不同，人面亦异，不一审他人所操之术，而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沛公之黑，由于天纵，推孝惠于车前，分杯羹于俎上，韩彭菹醢，兔死狗烹，独断于心，从容中道。至其厚学，则得自张良，良之师曰圯上老人，良进履受书，顿悟妙谛，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尽得其传。项王愤与挑战，则笑而谢之，郦生责其倨见长者，则起而延之上坐；韩信乘其困于荥阳，求为假王以镇齐，亦始怒之，而终忍之，自非深造有得，胡能豁达大度若是？至吕后私辟阳侯，佯为不知，尤其显焉者。彼其得天既厚，学养复深，于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廓而清之，剪灭群雄，传祚四百余载，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其厚学非不优也。后为齐王，果听蒯通之说，其贵诚不可言。奈何拳拳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有以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沛公破咸阳，系子婴，还军灞上，秋毫无犯，增独谓其志不在小。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既而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夫欲图大事，怒何为者！增不去，项羽不亡，苟能稍缓须臾，阴乘刘氏之敝，天下事尚可为；而增竟以小不忍，亡其身，复亡其君，人杰固如是乎？

夫厚黑之为学也，其法至简，其效至神，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沛公得其全而兴汉，司马得其全而兴晋；曹操刘备得其偏，割据称雄，烜赫一世。韩信范增，其学亦不在曹刘下，不幸遇沛公而失败，惜哉！然二子虽不善终，能以一得之长，显名当世，身死之后，得于史传中列一席地，至今犹津津焉乐道之不衰，则厚黑亦何负于人哉？由三代以迄于今，帝王将相，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济，何一不出于此？书策俱在，事实难诬。学者本吾说以求之，自有豁然贯通之妙矣。

世人论者，动谓成败利钝，其权不操于人，而操于天。不知惟厚惟黑，为人力所能尽。吾人处世,当竭其所能尽之力，以战胜乎不可必之天。而天降祸于吾也，吾必反躬自省，吾行而未修乎，吾则改图焉，吾行而已至乎，吾则加勉焉；所造果精，彼苍自退而听命。若浅尝辄止，而归咎于厚黑之无灵，厚黑岂任受哉？天之生人也，予以面而厚即随之，予以心而黑即随之，面与心先天也，厚与黑根于先天者也。自形式观之，块然一面，广不数寸，藐乎一心，大不盈掬，精而察之，其厚无限，其黑无伦，举世之富贵功名宫室妻妾衣服舆马，靡不于此区区间求之自足，造物之妙，诚有不可思议者！人之智慧，有时而穷，人之精神，有时而困，惟天赋厚黑，与生俱生，阅世愈多，其功愈著。得其道者，磨之不薄，洗之不白。面可毁，心可死，而厚黑之灵，亘万古而不可灭，则知人禀于天者富，而天之爱乎人者笃矣。

世之衰也，邪说充盈，真理汩没，下焉者，诵习感应篇阴骘文，沉迷不返；上焉者，狃于礼义廉耻之刁，破碎吾道，弥近理而大乱真。若夫不读书不识字者，宜乎至性未漓，可与言道矣；乃所谓善男信女，又幻出城隍阎老牛头马面刀山剑树之属，以慑服之，缚束之，而至道之真，遂隐而不见矣。我有面，我自厚之；我有心，我自黑之，取之裕如，无待于外。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薄其面而为厚所赋，白其心而为黑所欺，穷蹙终身，一筹莫展，此吾所以叹息痛恨上叩穹苍而代诉不平也。虽然，厚黑者，秉彝之良，行之非艰也。愚者行而不著，习而不察；黠者阳假仁义之名，阴行厚黑之实。大道锢蔽，无所遵循，可哀也已！

有志斯道者，毋忸怩尔色，与厚太忒；毋坦白尔胸怀，与黑违乖。其初也，薄如纸焉，白如乳焉。日进不已，由分而寸而尺而寻丈，乃垒若城垣然。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蓝色，乃黯若石炭然。夫此犹其粗焉者耳；善厚者必坚，攻之不破；善黑者有光，悦之者众。然犹有迹象也：神而明之者，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而常若不厚不黑，此诚诣之至精也。曹刘诸人，尚不足以语此。求诸古之大圣大贤，庶几一或遇之。吾生也晚，幸窥千古不传之秘，先觉觉后，舍我其谁？亟发其凡，以告来哲。君子之道，引而不发，跃如也。举一反三，贵在自悟。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闻吾言而行者众，则吾道伸；闻吾言而笑者众，则吾道绌。伸手绌乎？吾亦任之而已。

他把这篇文字写出来，果然廖绪初就为他作了一序，以后谢绶青也为他写了一跋。当时他未用本名，是用的别号“独尊”二字，盖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绪初也是用的别号，取名“淡然”。廖的序云：

吾友独尊先生，发明“厚黑学”，恢诡谲怪，似无端崖；然考之中外古今，验诸当世大人先生，举莫能外，诚宇宙间至文哉！世欲业斯学而不得门径者，当不乏人。特劝先生登诸报端，以飨后学。异日将此理扩而充之，刊为单行本，普渡众生，同登彼岸，质之独尊，以为何如？民国元年，三月，淡然。

谢的跋云：

独尊先生《厚黑学》出，论者或以为讥评末俗，可以导人为善；或以为凿破混沌，可以导人为恶。余则曰：“厚黑学”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于厚黑无与也。读者当不以余言为谬。谢绶青跋。

于是“厚黑学”就从此问世了。果然不出王简恒雷民心诸人所料，《厚黑学》发表出来，读者哗然，他虽是用的笔名，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李宗吾作的。“淡然”二字，大家也晓得是廖绪初的笔名。但“廖大圣人”的称谓，依然如故；而宗吾则博得了“李厚黑”的徽号。当时，他也曾后悔不听良友的劝告；继而以为此事业已做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倒不如把心中所蓄积的道理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任凭世人笑骂好了。于是又采用四书的文句，写了一篇《厚黑经》，袭取宋儒的语录体，写了一篇《厚黑传习录》，在他的传习录中，又特别提出“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办事二妙法”三项，加以详说，以为古今来的“官场现行”绘出一逼真的写照，而自己便索性以“厚黑教主”自命，甘愿一身担当天下人的罪恶，大有耶稣背十字架的精神，笑骂也由他，杀戮也由他，却不能动摇教主的尊严。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抨击儒家的四书五经和宋元明清学案，这篇文章，当时虽未发表，但知道的人却不少。于是社会上对他的非议，就日甚一日了。当廖绪初任省长公署的教育科长时，宗吾任副科长。其时各校的校长，各县的县视学，任免之权，操诸教育科。凡是得了好处的人，都称颂说：“这是廖大圣人的恩赐呀！”如有被免职的，被记过的，要求不遂的，预算被核减的，他们便对人说：“这一定是李厚黑从中玩的把戏！”简直成为“善则归廖绪初，恶则归李宗吾”了。若说是绪初把得罪人的事情向他身上推卸吗？则又不然，有人向绪初说及宗吾的坏话，他立刻便说：“某某事是我主张办的，某人怪李宗吾，你可叫某人来，我当面对他说，与宗吾无干。”无奈绪初越是解释，众人越说绪初是圣人，你看，李宗吾干的事，他还要替他受过，非圣人而何？李宗吾能使绪初这样做，非大厚黑而何？虽然宗吾后来也博得圣人的徽号，不过圣人之上，还冠有“厚黑”二字罢了。

他既已发表了这种学说，便收不住马了，独居即思考厚黑，见人即讲说厚黑，甚且把他的朋友们一一加以分析，看谁是厚，谁是黑，谁是厚黑兼备。相传人的颈子上，都有一条刀路，刽子手杀人，顺着刀路砍去，一刀就把脑壳削下。所以刽子手无事时，与人对坐闲谈，就留心看你颈上的刀路。他自发明了“厚黑学”之后，遇事遇人，无不拿出厚黑的尺度去衡量一番，这便是用的刽子手看刀路的方法。他说，滔滔天下，无在非厚黑中人，平日与朋辈往还之际，若是本着他的法子去研究，包管生出无限趣味，比读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受的益处还多。

因此，他遇着人想在他身上行使厚黑，叨叨絮絮，说个不休；他便瞪起眼睛看着那人，一言不发。于是那人便脸红起来，扑哧一声笑道：“实在不瞒你，先生，当学生的真是无法了，只有在老师名下，行使点‘厚黑学’。”他便说：“可以！可以！我成全你就是了！”关于这类的事，他有一种说明：俗语“对行不发货”，奸商最会欺骗人，独在同业前不敢弄假。他苦口婆心，劝人研究“厚黑学”，意在使大家都变成内行。假如有人想玩弄点厚黑把戏，不妨说明了来干，如此则施者受者，可以心安而理顺。

他说，“厚黑学”这门学问，就等于拳术，想学就要学得精；否则不如不学，安分守己，还免得挨打。若仅仅学得一两手，甚或连拳师的门也未拜过，一两手都未学得，远远望见有人在习拳术，自己就要向前伸手伸脚，怎能不遭人痛打呢？所以有人问他道：“你的‘厚黑学’，怎么我拿去实行，处处失败呢？”他问：“我著的《厚黑丛话》，你读过没有？”答：“没有。”又问：“《厚黑学》单行本，你读过没有？”答：“没有。我只听说你的主张：做事离不得面皮厚，心肠黑，我就试照这话去行。”他冷笑说：“你的胆子真大！听见‘厚黑学’三字，就拿去实行，仅仅失败，尚能保全一条性命，还算是你的造化呢！”

他又说，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唯有“厚黑学”最特别，知也难，行也难。此中的玄妙，等于修仙悟道的口诀，古来原是秘密传授，黄石老人因张良身有仙骨，半夜三更传授给他，张良言下顿悟，老人即以王者师期许他。无奈这门学问太精深了，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良叹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门学问，不但明师难遇，就是遇着了，也不易领悟。苏东坡曰：“项羽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帝忍之，养其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衣钵真传，彰彰可考。所以他打算做一部《厚黑学师承记》，说明此中的传授渊源，使人知道黄石公这类人，才能传授；像张良刘邦这类人，才能领悟。——此之谓“知难”。再则刘邦能够分一杯羹，能够推孝惠鲁元下车，其心地之黑还了得吗？独至韩信求封假齐王，他忍不住了，怒而大骂；倘非张良从旁指点，就几乎误事。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其面之厚还了得吗？沼吴之役，夫差遣人痛哭求情，勾践心中不忍，意欲允之；幸而范蠡悍然不顾，才把夫差置于死地。你想，就凭刘邦勾践这类人，事到临头，还须军师指挥督率，才能成功。——此之谓“行难”。

因此，他就把“厚黑学”的施行，分出三种步骤：第一步，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这三步功夫，也可说是上中下三乘。他说他是随缘说法，时而说下乘，时而说中乘，时而说上乘，时而三乘会通来说，听者往往觉得他的话互相矛盾，其实是始终一贯的。他讲“厚黑学”，虽是五花八门，东拉西扯，但仍是滴滴归源，犹如树上的千枝万叶，千花百果，都是从一株树上生出来的，枝叶花果之外，另有树的真生命在。所以他常引证《金刚经》道：“若以色见我，若以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他更说：厚黑二者，是一物的两面：凡黑到极点者，未有不能厚；厚到极点者，未有不能黑。举例来说：曹操的心至黑，而陈琳作檄，居然容他得过，则未尝不能厚；刘备的面至厚，而刘璋推诚相待，忽然把他灭掉，则未尝不能黑。可见在根本上说，二者是互相贯通的：“厚”字翻过来，即是黑；“黑”字翻过来，即是厚。从前有个权臣，得罪出亡，从者说道：“某人是你的故人，他平日对你很好，何不前去投他？”答道：“此人对我果然很好！我好音，他就遗我以鸣琴；我好佩，他就遗我以玉环。可是他平日既见好于我，今日必以我见好于人，若是去见他，他一定把我缚献于君了。”果然此人从后追来，把随从的人，捉了几个去请赏，这就是面厚变而为心黑的明证。有人问他：也有心黑变而为面厚的吗？他说：有！有！《聊斋》上马介甫那一段，所说的那位太太，就是由心黑一变而为面厚的明证。不过此中有一条公例：“黑”字专长的人，黑者其常，厚者其暂；“厚”字专长的人，厚者其常，黑者其暂。

他如此这般地大说其法，自称教主，自然是惊世骇俗，只有令人怪异。于是友人就善意劝他道：“你的怪话少说些吧！外面许多人指责你，你也应该爱惜名誉。”他说：“吾爱名誉，吾尤爱真理。话之说得说不得，我内断于心，在未说出未下笔之先，我必审慎考虑；既已说出，即听人攻击，我并不答辩。但攻击者说的话，我仍细细体会，如能令我心折，我还是加以修正的。”有时友人不客气地责他道：“你何必天天说这些鬼话呢？”他说：“我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什么？但我发表的许多文字，又可说‘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亦无不可。”如有人对他说：“某人对你不起，他如何如何。”他便说：“我这个朋友，他当然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我的‘厚黑学’还讲得通吗？我所发明的是人类的大原则，我这个朋友，当然不能逃出这个原则。”也有人为他提倡“厚黑学”，当面骂他是个坏人；他即还骂他道：“你是宋儒！”听者不解他的意思，还以为得胜而去。接着他便自加说明道：“要说坏，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坏人；要说好，李宗吾与宋儒，同是圣人。就‘宋学’而言，宋儒是圣人，李宗吾是坏人；就‘厚黑学’而言，李宗吾是圣人，宋儒是坏人。故骂我为坏人者，其人即是坏人，何以故？是宋儒故。”

他这样的嬉笑怒骂，毫无顾忌，自然得罪了社会，尤其得罪了以卫道自命的大人先生。据说有一位关心世道的军人，首先出来对他声罪致讨，并著一《薄白学》，在成都某报纸连续发表，满口的道德话，对于厚黑学说，大肆攻击，并且说道：“李宗吾呀，赶快把你的厚黑学收回去吧！”但他读后置之不理，许多人劝他著文驳辩，他便说：“这又何必呢？世间的学问，各人讲各人的，信不信，听凭众人。譬如粮食果木的种子，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彼此无须争执，只是把它种在土里，将来看它的收获就是了。”他们就说：“你不答辩，可见你的理屈，是你的学说被他打倒了；我们如今不再奉你为师，要去与他拜门，学‘薄白学’去。”他说：“你们去向他拜门，是很可以的，但是我要忠告你们几句话：《厚黑经》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箪食豆羹不可得。’将来你们讨口饿饭，不要怪我！”后来那位“薄白学”的发明家，因着有贪污横暴的事实，他的脑壳被人截下来，挂在成都少城公园的纪念碑上示众若干日，人人反大为称快，这真是一件怪事了！

如今我们再反观一下厚黑教主的操行如何呢？他以为“薄白学”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不必拿在口头上说的；“厚黑学”也是可以藏在心里去实行，绝不许拿在口头上说的。当年王简恒雷民心所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话，他承认是至理名言。但他既把“厚黑学”公然发表了，而且还逢人对人地强聒不休，于是就又变出了一条公例，那便是“厚黑学”是“说得做不得”的。所以自他发表了《厚黑学》以来，反成了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刚一动念，自己就想道：“像这样做去，别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去。你想，重庆关的监督，是何等的天字第一号的肥缺呀！但他不肯干，即使有人劝驾也不干。官产竞卖处和官产清理处的经理处长，也不能不说是发财的机会吧！但前者他要求减薪，后者被裁撤时，落得没有归家的路费。于是他自己解嘲说：“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呀，‘厚黑学’呀，你真是把我误了！”

他对于“厚黑学”的见解，约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厚黑学”，大略如此；后期的“厚黑学”，是他思想发展后的另一种看法，等到若干章以后，再为叙述。

心理与力学

他以为“厚黑学”与“心理学”有关，乃追寻中外心理学诸书来阅读，久之亦无所得。他既陷于茫然无所适从，于是索性将古今人的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一日，他在街上行走，忽然觉得人的天性，以“我”字为本位，仿佛面前有许多圈子，将“我”围住，层层放大，有如磁场一般；而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

我们千万不可忘记，一九二〇年，是宗吾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他的“厚黑学”，实在说，是渊源于荀子性恶说的，在学理上，也不能说是没有根据；但在这时，他自己也觉得这种根据的不满足了。一日，他与同学曾圣瞻在茶馆内闲谈，圣瞻就向宗吾道：“朋辈中要算你的思想最锐敏，你何必老是用在开玩笑的方面呢？应该好好地研究一种学理，如果有所发明，也是朋辈的光荣啊。”他对这话深为感动，又从“厚黑学”做进一步的研究。他以为“厚黑学”与“心理学”有关，乃追寻中外心理学诸书来阅读，久之亦无所得。他既陷于茫然无所适从，于是索性将古今人的说法，尽行扫去，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一日，他在街上行走，忽然觉得人的天性，以“我”字为本位，仿佛面前有许多圈子，将“我”围住，层层放大，有如磁场一般；而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规律走的。他从古今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西洋学说上，四方八面，印证起来，处处觉得可通。在这时候，大有禅宗顿悟的光景。其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传至中国，他将爱氏的学说，和牛顿的学说，应用到心理学上，创一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就在这一年中，写一专论，标题为《心理与力学》，将人世一切事变，悉用力学和数学来解释。后经十余年的研究，补充整理，才扩大为一专书问世，此书就算是他思想的中心。

当时，他既创出这一臆说，便想使之成为公例。他首先从孟荀的“人性论”研究起，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他说这个说法，就是有破绽的。试任请一位当母亲的，把她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如母亲抱着他吃饭，他就伸手来拖母亲的碗，若不提防，就会把碗打碎，这种现象，何尝是爱亲？又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孩见了，就伸手去夺，如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他立刻会伸手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他的口中，这种现象，又算不算爱亲？当小孩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哥哥走近前，他就推他打他，这种举动，又何尝是敬兄？五洲万国的小孩，无一不如此，事实上既有了这种现象，孟子的性善说，岂不是显然有破绽吗？然则孟子所说的“孩提爱亲，及长敬兄”，究竟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只好用研究物理学的法子去研究，盖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我与母亲相对，小儿只知有我，故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在自己口中。母亲是哺乳我的人，哥哥是分我食物的人，把母亲与哥哥比较，觉得母亲与我更接近，所以小儿就爱母亲。稍长的时候，与邻人相遇，把哥哥与邻人比较，觉得哥哥与我更接近，自然就爱哥哥。由此推之，走到异乡，就爱邻人；走到异省，就爱本省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人，其间有一定的规律。他的规律，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可见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内部藏了一个“我”字，不过没有说明出来；若是补个“我”字进去，绘图一看，就自然明白了。如下图（图一），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亲，第三圈是兄，第四圈是邻人，第五圈是本省人，第六圈是本国人，第七圈是外国人。这个图，就是人心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像物理学上所讲的磁场一般，其规律与地心引力相似。由此知人的心性，与磁电相同，与地心引力相同，故牛顿所创的公例，可适用于心理学。

但上图是否正确，还须加以考验：假如暮春三月，我们约同二三友人，出外游玩，看见山明水秀，心中非常愉快；走至山水粗恶的地方，心中就不免烦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山水是物，我也是物，物我本是一体，所以物类好，心中就愉快，物类不好，心中就不愉快。又走至一个地方，见地上许多碎石，碎石之上，落花飘零，心中对于落花，不胜悲感，对于碎石，则不甚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石是无生之物，花与我同是有生之物，所以常常有人作落花诗，落花赋，而不作碎石歌，碎石行；古今诗词中，吟咏落花，推为绝唱者，无一不是连同人生来描写的。假如落花之上，卧一将毙之犬，哀鸣宛转，入耳惊心，立把悲感落花之心打断。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花是植物，犬与我同是动物，故不知不觉，对于犬特表同情。又假如途中见一狞狰恶犬，拦着一人狂噬，那人持杖乱击，当此人犬相争之际，我们只有帮人之忙，断不会帮犬之忙。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犬是兽类，我与那人同是人类，故不知不觉，对于人更表同情。我与友人分手归家，刚一进门，便有人跑来报道：你先前那个友人，走在街上，同一个人打架，正在难解难分；我听了立即奔往营救，本是人与人打架，因为友谊的关系，故我只能营救友人，不能营救那人。我把友人拉至我的书房，询问他打架的原因，正在倾耳细听，忽然房子倒下来，我先急忙跳出门外，回头再喊友人道：“你还不跑出来吗？”请问一见房子倒下，为什么不先喊友人跑，必待自己跑出门了，才回头来喊友人呢？这就是人的天性，以“我”为本位的明证。（图二）

我们把上述事实，再绘如下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友，第三圈是他人，第四圈是犬，第五圈是花，第六圈是石。其规律，是“距我越远，爱情越减，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此图与前图是一样的。此图所设的境界，与前图全不相同，而得出的结果，还是一样，足证天然之理，实是如此。今再总而言之：凡有二物，同时呈于吾前，我心不假安排，自然会以“我”为本位，视距离我的远近，定爱情的厚薄，正与地心引力，电磁吸力，无有区别。

孟子主张性善，还有一个证据，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其中的破绽，就在文字上都可看得出来。他上文明明提出“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只说“恻隐”不说“怵惕”了呢？这就是一个破绽。怵惕是惊惧的意思，其源出于“我”字。当乍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心目中共有三物，一是“我”，二是“孺子”，三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之物。见孺子将入井，突有一“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所以会怵惕，接着便向孺子表同情，不能向井表同情；但必须先有我，才有孺子，因为我怕死，才觉得孺子入井是不幸的事。假如我不怕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不会起怵惕心；看见孺子将入井，当然也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断不会有恻隐心。没有我，即没有孺子；没有怵惕，即没有恻隐。孺子是我的放大形，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孟子教人把恻隐之心扩充起来，本是很好的；只是少说了这样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于是就引起后人的误会，生出流弊来。尤其是后来的宋儒，未能察出此点，以为“恻隐”是人性的本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切议论，以“恻隐”为出发点，不以“怵惕”为出发点，就未免泯灭人性了。他们的学问，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入手功夫，于是竟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那便是去怵惕存恻隐了；殊不知怵惕是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么会有恻隐呢？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怵惕”的工作，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张南轩的父亲张魏公，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他父亲的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程子自己，自然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无怪戴东原说宋儒是“以理杀人”。

人类的心理，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力有离心向心二种：第一图层层向外发展，是离心力的现象；第二图层层向内收缩，是向心力的现象。孟子站在第一图里面，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邻人，爱本省人，爱本国人，层层放大，如果再放大，还可放至爱人类爱物类为止，因断定人性是善的，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善性扩充起来。荀子站在第二图外面，向内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看见花就忘了石，看见犬就忘了花，看见人就忘了犬，看见朋友就忘了他人，层层缩小，及至房子倒下来，赤裸裸地只有一个“我”，连至好的朋友都忘去了，因断定人性是恶的，总是叫人把这种固有的恶性抑制下去。实则这种现象，无关于性善性恶，只须假定“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把牛顿的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心理学上，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去研究，岂不简便而明确吗？何苦将性善性恶的名词，哓哓然争论不休呢？

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所说的“怵惕恻隐”，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对于第一圈之“我”，则略而不言。杨朱取“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圈以下各圈，则置之不管。墨翟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们两家，都不知道：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些差等的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

至于宋儒“去私”之说，也应当加以分析的研究。私对公而言，二者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假使只知有我，不顾妻子，环吾身画一个圈，妻子必说我徇私；于是把“我”字这个圈撤去，环妻子画一个圈，而弟兄在圈之外，弟兄又说我徇私；于是把“妻子”这个圈撤去，环弟兄画一个圈，而邻人在圈之外，邻人又说我徇私；于是把“弟兄”这个圈撤去，环邻人画一个圈，而国人在圈之外，国人又说我徇私；于是把“邻人”这个圈撤去，环国人画一个圈，而他国人在圈之外，他国人又说我徇私；这只好把“国人”这个圈撤去了，环人类画一个大圈，才可说是“公”。但还不能说是公，假使世界动植矿都会说话，禽兽一定说：“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宰杀我们？未免太自私了。”草木问禽兽道：“你为什么要吃我们？未免太自私了。”泥土沙石问草木道：“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身上吸取养料？未免太自私了。”并且泥土沙石可以问地心道：“你为什么把我们向你中心牵引？你地心未免自私。”太阳又可以问地心道：“我牵引你，你为什么不拢来，时时想向外逃走？并且还暗暗地牵引我，你地球也未免自私。”再反过来说，假令太阳怕地球说它徇私，它不牵引了，这地球早不知飞向何处去了。地心怕泥土沙石说它徇私，也不牵引了，这泥土沙石立即灰飞而散，地球也就立即消灭了。这样推想起来，即知道：遍世界寻不出一个“公”字，通常所谓公，是画了范围的，范围以内的人谓之公，范围以外的人仍谓之私。又可知道：人心之私，通于万有引力，“私”字之除不去，等于万有引力之除不去；如果除去了，就会无人类，无世界。宋儒“去私”之说，如何行得通？（图三）

请问私字既然是除不去，而私字留着，又未免害人，应当如何处置呢？答曰：这是有办法的，人心之私，既是通于万有引力，我们用处置万有引力的法子，处置人心的私就是了。就如所绘三图，大圈小圈层层包裹，完全是地心引力现象，厘然秩然，我们应当取法它，把世间一切事物，安排得厘然秩然，像天空中众星球相维相系一般，而人世就可相安无事了。

次从古人事迹上求心理的轨道：

他说：人心虽是不可测度，但从他所做的事上，即可把他的心理考察出来。一部二十四史，是人类心理留下来的影像，我们取历史上的事迹，本力学规律，把它绘出图来，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的轨道。作图之法，例如心中念及某事，即把那事作为一个物体。心中一念及它，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与之联结。心中喜欢它，即是想把它引之使近；如不喜欢它，即是想把它推之使远。从这个相推相引之中，就可把轨道寻出来。

孙子说：“吴人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是舟将沉下水去，吴人越人，都想把舟拖出水来，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平日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凡是历史上的事，都可本此法，把它绘图研究。（图四）

韩信的背水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汉兵被陈馀的兵所压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唯有转身来，把陈馀的兵推开，才有一条生路，人人如此想，即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乌合之众，可以团结为一。其力线的方向，与韩信相同，韩信就坐收成功了。（图五）

张耳陈馀，称为刎颈之交，算是至好的朋友，后来张耳被秦兵围困，向陈馀求救，陈馀畏秦，不肯应援，二人因此结下深仇，这是张耳将秦兵向陈馀方面推去，陈馀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力线方向相反，所以至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结果，张耳帮助韩信，把陈馀杀死在泜水之上。（图六）

嬴秦之末，天下苦秦苛政，陈涉一呼，山东豪俊，群起响应，无人从中联络，自然结合起来。这是众人受秦的压迫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它打倒，利害相同，心理相同，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不消联合，自然联合。（图七）

刘邦项羽，起事的时候，大家志在灭秦，目的相同，成了合力线，所以异姓之人，可以结为兄弟。后来把秦灭了，目的物已去，现出了一座江山，刘邦想把它抢过来，项羽也想把它抢过来，力线相反，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

当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心想：只要把项羽灭了，我就好了！韩信彭越也想：只要把项羽灭了，我就好了。他们思想相同，自然成为合力线，所以垓下会师，立把项羽扑灭。项羽既灭，他们君臣，更无合力的必要，彼此的心思，就趋往权力上去：但权力这个东西，你多占了，我就少占，我多占了，你就要少占，力线是冲突的，所以汉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

唐太宗取隋，明太祖取元，起事之初，与汉朝一样；事成之后，唐则兄弟相杀，明则功臣族灭，也与汉朝无异。大凡天下平定以后，君臣力线，就生冲突，君不灭臣，臣就会灭君，看二者的大小，定彼此的存亡。李嗣源佐唐庄宗，灭梁灭契丹，庄宗之力，制他不住，他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赵匡胤佐周世宗，破汉灭唐，嗣君之力，制他不住，他也把周之天下夺去了。这就是刘邦不杀韩彭诸人的反面文字。

汉光武平定天下之后，邓禹耿弇诸人，把兵权交出，闭门读书，这就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先行让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就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叫他们自家让开。究其实，汉光武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也不能说汉光武宋太祖度量宽宏，只能说，这是一种力学公例。

岳飞想把中原挽之使南，秦桧想把中原推之使北；岳飞想把徽钦二帝迎之使南，高宗想把徽钦二帝推之使北，高宗与秦桧，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其方向恰与岳飞相反，岳飞一人之力，不敌高宗秦桧的合力，故“三字狱”成，岳飞不得不死。（图八）

历史上，凡有阻碍路线的人，无不遭祸。刘先帝杀张裕，诸葛亮请其罪，先帝说：“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芳兰何罪？罪在生非其地。赵太祖伐江南，徐铉乞缓师，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酣睡何罪？罪在睡非其地。古来还有一件奇事：狂矞华士兄弟二人，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这明明是空谷幽兰，明明是鼾睡自己榻上，宜乎可以免祸了；太公至营丘，首先诛之。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太公在那个时候，正想以爵禄驱使豪杰，偏偏有两个不受爵禄的人，横亘前面。这仍是阻碍了路线，如何容得他们？太公是圣人，狂矞华士是高士，高士阻碍了路线，圣人也容他不过，这可说是普通公例了。

逢蒙杀羿，是先生阻了学生的路；吴起杀妻，是妻子阻了丈夫的路；汉高祖分羹，是父亲阻了儿子的路；乐羊子食羹，是儿子阻了父亲的路；周公诛管蔡，唐太宗诛建成元吉，是兄阻弟之路，弟阻兄之路。可见力线冲突了，就是父子兄弟夫妻，都要起杀机的。王猛见了桓温，即仕苻秦，殷浩不明白这个道理；范蠡灭了吴国，即泛舟五湖，文种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都遭失败。此外如韩非囚秦，子胥伏剑，嵇康见诛，阮籍免祸，我们试把韩非诸人的事实言论研究一番，又把杀韩非的李斯，杀子胥的夫差，以及容忍阮籍、诛戮嵇康的司马昭，各人心中注意之点寻出，考察他们路线的经过，即知道或冲突，或不冲突，确有一定不移的公例，存乎其间。

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道理本是对的，但他在当日，因这三句话，得了重谤。我们今日读了，也觉得他是盛气凌人，心中有些不舒服，假使我们生在当日，未必不与他冲突。陈宏谋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这三句话的意义，本是与王安石一样，而我们读了，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亘在路上，凡有“天变”、“人言”、“祖宗”，从路上经过，都被他拒绝转去。陈宏谋是把“己”字、“人”字、“数”字，列为三根平行线，彼此不相冲突。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不知不觉，置身“人言不足恤”的那个“人”字中；听了陈宏谋的话，不知不觉，置身“毁誉听之于人”的那个“人”字中。我们心中的力线，也是喜欢人家相让，不喜欢人家阻拦，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如果悟得此理，应事接物，必有无限受用。

再次，则按照力学及磁电学的规律，说明各种心理的轨道：

他说：我们把物体的分子，加以分析，就得原子，把原子加以分析，就得电子，电子是一种力，这是科学家已经证明了的。人是物体中的一种，我们的身体，是电子集合而成，身与心本是一物，所以我们的心理，不能逃力学的规律，不能逃磁电学的规律。

磁电的作用，是相推相引；人的心理，也是如此。人有七情，大别之只有好恶二种。心所好的东西，就引之使近，心所恶的东西，就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同。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只算有“知”、“情”二者。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它相推相引的作用，是“情”的现象，能够判别同性异性，又含有“知”的作用，可见磁电也是有“知”、“情”的。人类男女相爱，是异性相引；同业相嫉，是同性相推。阳电正在需要阴电的时候，假使再来一个阳电，要分它的阴电，它自然要把它推开，阴电推阴电，其理亦同，犹如小儿吃东西时，见他哥哥来了，用手推他打他是一般。至于阴阳电相遇，各遂所欲，自然相吸相引，其现象也与人性一样。

宇宙间无论有形之物，无形之物，都含有向内牵引之力，通常所称的心，是由于一种力，经过五官出去；把外边的事物，牵引进来，集合而成的。例如有一物在我面前，我注目视之，即是一种力从目透出，与那个物联结。我将目一闭，能够记忆那物的形状，即是此力把物拖进来绾住了。我们把心中所有的知识，一一细考其来源，即知无一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其经过的路线，不外眼、耳、鼻、舌、身，虽说人能够发明新理，但是仍靠外面收来的知识作基础；犹之建筑房屋，全靠外面购来的砖瓦木石一般。假如把各种知识的来源查出了，从目进来的，令它仍从目退出去，从耳进来的，令它仍从耳退出去，其他一一从来路退出去，我们的心，即空无所有，只有一团浑然的力。

我们细察己心，种种变化，都是依着力学轨道走的。狂喜的时候，力线向外发展；恐惧的时候，力线向内收缩。遇着意外变故，欲朝东，东方有阻，欲朝西，西方有碍，力线转折无定，心中就成慌乱之状。对于某种学说，如果承认它，自必引而受之，如果否认它，自必推而去之。遇一种学说，似有理，似无理，引受不可，推去不能，就成狐疑态度。人心推究事理，依直线进行之例，一直前进，推至甲处，理不可通，即折向乙处，又不可通，即折向丙处，此心之曲折，与溪水的迂回相似。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虽是迂回百折，仍不出力学公例；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此外尚有种种现象，细加研究，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有时澄心静坐，万缘寂灭，无推引者，亦无被推引者，如万顷深潭，水波不兴，即呈一种恬静空明之象。此时之心，虽不显何种作用，其实千百种作用都蕴藏于内。人的心理，与磁电相通，电气中和的时候，毫无作用，一起作用，其变态即不可思议，如能明白磁电之理，则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线，各力线俱向外发展，宜乎触处冲突，何以平常时候，冲突之事不多见？这是因为力线有种种不同的缘故。有力与力不相交的，此人做甲事，彼人做乙事，各不相涉。有力与力相消的，例如有人起意想害某人，旋想他的本事也不小，我怕惹不了他，因而中止。有力与力相合的，例如抬轿的人，举步的快慢，自然能够一致。有力与力相需的，例如卖布的与缝衣匠，有布无人缝，有人缝无布卖，都是不行的，相需为用，自然彼此相安。又有大力制止小力的，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父母忽命他做某事，他心中虽是不愿，仍不能不做，这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对力压服了。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小有违忤，也能够容忍，这是因为彼此间的凝集力很大，小小冲突之力，自然不能表现。更有大力吸引了小力的，如有一人，吸引力特大，他能够把前后左右的人，吸引来成一小团体，成了团体后，由合力作用，其力更大，又向外面吸引，越吸引越大，就可以风行天下了。我们仔细考察，即知人与人相接，力线交互错综，如网一般，有许多线，不惟不冲突，反是相需相成，人类能够维系，以生存于世界，就是这个道理。

人世一切事变，都是人与人接触而生的。一个人，一个我，可假定为数学上的二元；一个Y，一个X，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

（一）直线；

（二）圆；

（三）抛物线；

（四）椭圆；

（五）双曲线。

人事千变万化，总不外人与人相接，所以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五种轨道。前面所举历史上的例子，皆属乎“二直线”；由“我”为中心所绘的三个圆圈，则属于“圆”。此外还有抛物、椭圆、双曲三种，说明如下：

什么是抛物线呢？我们向外抛出一石，这是一种离心力；地心引力，吸引此石，是一种向心力。石的离心力，冲不破地心吸力，终于下坠，此石所走的路线，即是抛物线。弱小民族，对于列强所走的路线，就是抛物线，例如印度人民想独立，这是对于英国生出一种离心力；而英国用强力把他们制伏下去，冲不破英国的势力范围，这等于抛出之石，冲不破地心引力，终于坠地一般。

什么是椭圆呢？我们抛出之石，假定不受地面阻挡，此石会绕过地球，仍回到我之地位，而旋绕不已，成为地球绕日状态，这种路线，叫做椭圆，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自数学上而言，有一点至两定点的距离，其和恒等，此点的轨迹，名曰椭圆。所谓其和恒等，也就是其值恒等。例如买卖之际，顾客交出金钱，店主交出货物，二者之值相等，即可看做一物。这是顾客抛出一物，绕过店主，回到他的本位；在店主方面看来，也是抛出一物，绕过顾客，回到他的本位，成一种椭圆形，买卖两家就心满意足了。顾客有金钱，不必定向某店购买，这是离心力；但某店中的货物，足以引动顾客，又具有引力。店主有货物，不必定卖与某客，这是离心力；但某客怀中的金钱，足以引动店主，又具有引力。此引力离力的结合，顾客出金钱，店主出货物，各遂所欲，交易乃成，是为椭圆状态。又如自由结婚，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的爱情，足以吸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的爱情，足以吸引他，引力离力，保其平衡，也是椭圆状态。

地球绕日，引力和离力，两相平衡，成为椭圆状态，故宇宙万古如新。社会上一切组织，必须取法这种状态，才能永久无弊。我国婚姻旧制，由父母主持，一成夫妇，终身不改，缺乏了离力，所以男女两方，有时感到痛苦。外国资本家专横，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所以要社会革命。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更是不可。上古男女杂交，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是缺乏了引力。我国各种团体，有如散沙，也是缺乏了引力。所以政治家创立制度，不可不把离心向心二力，配置均平。

什么是双曲线呢？有一点至两定点的距离，其差恒等，此点的轨迹，就叫做双曲线，其形状，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凡两种学说，或两种行事，背道而驰，即可称为走入双曲线的轨道。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恰相反对，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越讲越精微，相差越远，犹如双曲线越引越长，相离越远一样。究其实，无非性善性恶之差，是谓其差恒等。又如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是背道而驰的；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凡此种种，皆属乎双曲线。

我们把各种力线，详加考察，即知我与人相安无事的路线有四：

（一）不相交之线，我与人目的物不同，路线不同，各人向着目的物进行，彼此不生关系。平行线，是永远不相交，有时虽不平行，而尚未接触，亦不生关系。

（二）合力线，我与人利害相同，向着同一目的进行，如前面所说的吴越人同舟共济者是。

（三）圆形，宇宙间事事物物，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凡事都有一定的范围，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倘能各守界限，你不侵我的范围，我不侵你的范围，彼此自然相安。

（四）椭圆形，凡属权利义务相等之事，皆属乎此种，此四线中，第一第三两种线的结果，是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第二第四两种线的结果，是人己两利。我们每遇一事，当熟察人己力线的经过，如走此四线，人与我绝不会发生冲突。

此外，他更说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多藏有力学原理，而加以引证。然后下一结论道：宇宙之力，是圆陀陀的，周遍世界，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吾人生存其中，随时都可以发现其理。有人看见一端，即可发明一条定理：例如看见苹果坠地，即发明万有引力；看见壶盖冲动，即发明蒸汽机；看见磁铁的功用，即发明指南针；看见死蛙运动，即发明电气。所有种种发明，可说是同出一源。因为苹果坠地，是力的内敛作用；壶盖冲动，是力的外发作用；磁气电气，是力的外发内敛两种作用。达尔文看见宇宙之力，向前发展，如水在河中，能适应环境，就创出“进化论”。又见进化中所得着的东西，能够借收敛作用，把持不失，就说有遗传性。此外种种科学，与夫哲学上的种种议论，都是从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生出来的。譬如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果，有人在树上摘下一花，又有人在树上摘下一枝一叶，为物虽是不同，其实都是在一株树上摘下来的。所以百家学说，归于一贯；中西学问，可以相通。——这便是宗吾在一九二〇年的一种大收获，也是他的思想由破坏而走到建设方面的转折点。

吊打校长的奇案

请问校长是来干什么的呢？是来受气的。教员教错了怪校长，功课排错了怪校长，学生不守规怪校长，以及账目上有错，公文上有错，厨房饮食不好，下至地上未扫干净，无一不怪校长。教职员有气，学生有气，甚至杂役有气，都可从校长这个地方发出去，他就等于泄水的阴沟，如果校长也要讲气节，那就糟了！

宗吾于一九二一年，再任省视学，即逢到一个离奇的案件，命他彻查。那个案件是四川混乱局面中教育上的重要文献，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动态；同时，也可以看出宗吾办事的真本领。他充当省视学数次，前后任职近十年，我们举出此一事，更可以见出他充任此职时的作风了。

那个案件是这样的：川北遂宁省立第三师范校长王某，奉委到校接事，被学生痛打一顿，禁闭起来；接着又倒吊起来，再打一顿；后由当地驻军范司令营救出来。于是一场大波，遂轩然而起。

四川自改元以来，军政极端混乱，无论大小官吏，及各校校长，委任之权，并不完全操诸省政当局。即如省立学校的校长一职，驻军可以委任，道尹可以委任，甚至县长也可以委任。这位被禁闭被两次吊打的王校长，是由嘉陵道尹黄肃方委任的。他到校被打被关起之后，遂宁县知事，同管狱员李某，即到校对学生说道：“新校长来接事，你们不要他接也罢，为什么不放他出来呢？”学生说：“校中没有所谓新校长，只来一个偷儿，已经被我们捉住，随后即与知事送去。”那位知事，是一位老宦场，说话时总是自称“本知事”字样，学生笑道：“起初不知你贵姓，如今才知你姓本，你这个本知事……”对他百般讥嘲，他也只得退出。其时王校长拘禁在会客室的隔壁，听见知事说话，就想呼喊，看守他的学生，把木棒高举起来说：“你喊，立刻把你打死！”知事出来后，又请各机关首长，前往请把校长释放，学生不允。这时知事只得电呈道尹，道尹立即复电，令他率队入校，将校长救出。不料复电一到县，即被校中探知了。于是他们连夜准备，校中本有木棒哑铃，及练习兵操的废枪若干支，又教职员中某甲有手枪一支，都一齐准备应战了。

次日，知事的队伍一到，学生便提起木棒哑铃一齐打上去，队丁即用枪筒还击，接着学生方面督战的人喊道：“向前夺枪啊！”队丁见势不好，枪声响了，于是“乒乒乓乓”地打起来。知事听见枪声大作，也唬慌了，就急命退兵，但双方已多有负伤，血淋淋地躺了一地，只好抬入医院。学生见同学负伤，愤怒极了，于是又把王校长拖出来，指着他说道：“因为你要做校长，才闹得这样！”接着用袍哥的话说，“拿来把他称起！”称起者，吊起之谓也。随即反缚两手，从背后吊起，这种方式，俗呼为“打鸭儿扑水”。吊起即打，打后重行禁闭。其时学生把守校门，断绝交通，教职员一律禁止出外，延至半下午，遂宁各机关不得消息，恐校长有生命危险，乃请驻军范司令营救，范司令带队入校，声言非将校长交出不可，学生不得已，才将校长交范司令带去。

学生将校长交出后，遂即办一公函与范司令道：“王某来校接事，因为声望不孚，我们否认他，他跑在知事衙门住了许久，怂恿知事率队来校，枪伤多人，我等义愤填膺，奋不顾身，立将该王某当场捕获，兹特送交贵司令，请予从严惩办。”于是王校长遂由拘禁室的囚徒，变而为战场上的俘虏了。然而学生的妙计尚不止此；当王校长第一次被打时，他的私章被学生搜去，即替他撰些电文，呈报上峰，并通电各处，弄得军政各机关及社会人士，均莫名其妙，及至送交范司令后，又替王校长发出通电云：“某读书有年，粗知自爱，校长不当，何关荣辱？不谓知事记恨学生，率队到校，枪伤多人。特电声明，用免牵累。”学生的计策，已经很妙了，哪想还有更妙的呢！

该校修身教员邬某，是遂宁高等小学的校长，开枪的那一天，他适来上课，随后知事的队伍即到，及至队伍退去，他知本日不能上课了，就要回去。不意刚出校门，学生在后呼道：“邬某你转来！”他也只得转回，学生便对他说：“你是知事的侦探！你一到，知事的兵也到，这些兵就是你带来的！”大家喊：“把他扣留起！”于是邬某又失却自由。学生一面拍案，一面指着自己的鼻梁骂道：“邬某，你以为老子们好惹吗？老子们里头棒老二（土匪）都有，你晓得吗？”高小教职员来校，请求释放他们的校长，学生不允。直到下半天，王校长被范司令索去了，学生忽然又向邬某说：“我们误会了，此事与你无干，很对不起！”邬某方欲起身要走，学生说：“不忙走，还要开教职员联合会，请你也参加。”邬某即以高小校长的资格与会，把高小来接校长的那些人，连同本校教职员，开了一个联合会。教职员中某甲口撰电文，请邬某笔录，大意是说：王校长如何卑污，黄道尹如何违法，某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我辈旁观者清，义难坐视，特将真相陈明，以彰公道。此电用教职员名义发出，由邬某以遂宁高小校长领衔，命人回校将校印及私章取来印了，邬某方得脱身回校。

学生跟即发出许多印刷品，请求各界主持公道，请求各县父老援助。成渝各报揭载该校风潮经过，大旨与教职员通电相同。其时杨省长下野，由政务厅长向楚暂代，却不能对外发布命令；遇有非办不可的案件，则用快邮代电行之。遂宁此案，只好函请嘉陵道尹办理。但经此真相淆乱，省议会提案弹劾黄道尹，并派代表质问向厅长，学生受此冤屈，为何置之不理？京沪同乡会亦来电质问黄道尹，并言速将某知事及王校长送交法庭惩办，否则就要宣布他的罪状于全国。当时，重庆又成立各军联合办事处，主持川政，学生即分派代表赴成渝两地呼吁，宗吾正赋闲家居，研究他的“心理与力学”，不意省方竟委他为嘉陵道的省视学，于是这件纷如乱丝的奇案，就落到他的头上来了。

此案便是厚黑教主试验他的本领的时候了。他任职后，即出省查学，省署教育科长曾浴春即对他说：“省立三师的风潮，黄道尹和王校长时时有文电来省，牛头不对马面，真相不知如何，此案已委黄道尹查办，你于查学之便，不妨去调查一下。”他出省行至龙泉驿，前面来了两个学生，看见他行李上的标记，即问他道：“你是不是省视学李先生？”他答道：“我即是李宗吾。”学生说：“我们是三师学生的代表，校中听说先生重任省视学，素知先生办事认真，主张公道，我们受了黄道尹王校长的蹂躏，非先生来，我们的冤是不能申的，所以特派我二人前来欢迎，并到省署议会请愿，今既相遇，请从速前往！”他答应了，二生仍向省垣而去。

他行至乐至县，正遇该县学款发生纠葛，即劝学所的产业，被强有力者佃去，又转佃于别人，从中获利数倍，已有多年了。历任主持县教育者，亦无如之何。他过这县，便与县视学蒋恕凡商议，议定章程，呈上峰核准，投票竞佃，结果增加学款四五倍。当他正在乐至县召集学界人士开会讨论章程的时候，省立三师又派学生前来催往。他开会一毕，即前往遂宁，竟把行李搬入校中住起，从此就身落虎口了。

校中既陷入无政府状态，学生便成立一个自治会，主持全校事务。校中教职员，一律隶属于自治会之下，教职员出进，非向自治会请假得允，不许外出。有位张姓教员，家有病人，向自治会请假五次未允，竟不得归。宗吾到校后，即有教职员多人，向他诉说当局如何黑暗，学生如何受屈，接着学生又来诉说。其时遂宁知事已经重庆联合办事处撤任查办，尚住县署内，听见宗吾来查此案，便命人来说：“明早定准起身赴重庆，请今晚到署一谈。”他因时间已晚，恐回来校中关门，答应明日早膳后去会。

次日早起，学生即派代表来说：“我们要开欢迎会，请先生去一下。”他说：“查学是我的职务，不能说欢迎才查，此种会我不能到。”学生又说：“我们有话陈述。”他说：“好，那我可以到会。”他走到讲台上，学生纷纷向他诉说冤屈。他说：“你们既是这样说，我就照这几点查去，将来自有正当解决，此时照常上课就是了。”此后校中即雍雍肃肃照常上课，秩序良好。

他跟即到县公署去会某知事，新知事姓赵，他说旧任业已上船，此时赶去，还能会面。他赶至船上，旧任说：“你来得恰好！我的队丁受伤若干人，学生只有一人是枪伤，余均木器伤。这是混打之际，学生开枪误伤自己人，反诬说我的队丁开枪，因受撤任处分，我当赴重庆申诉。”他诧异道：“据我所闻，学生打校长是实，开枪则是队丁，学生哪有枪来？”知事说：“有外国医生可证，医院伤单注明是土炮伤，县公署哪得有土炮？我已把伤单取下，带到重庆与学校打官司就是了。”

他立刻回到县署，对赵知事说：“此案太离奇了！此事本是委黄道尹查办，但黄道尹已被学生攻击得体无完肤，将来不是委省视学复查，即委新知事复查，抑或双方会查，都说不定。学生方面太厉害了！查此案者一定不得好结果；但我总是抱定排难解纷的宗旨做去，结果好坏，听之而已。此时我们可先结一密约，关于此案要点，我们即可着手查去，将来委我二人会查不说了，如单委你查，你的复文中即书明我是证人，如单委我查，我的复文中即书明你是证人。此事旧知事如何如何说，我们可到医院查去。”赵知事允诺，即同赴医院去了。据外国医生说：“学生队丁抬入医院的有若干人，均系木器伤，轻重不等；唯有一学生的脚上，受了子弹的擦伤。”宗吾问：“是不是土炮？”他说：“分不出是否系土炮，但知为一颗子弹擦伤。”宗吾问：“为何伤单上填为土炮？”他说：“并无其事。”遂入房中，取出英文伤单，解释给二人听。宗吾问：“除了这伤单外，曾否有中文伤单，或英文伤单，交与看护妇或贴在病人室中？”答：“只写此一张存在我的房中。”又问：“旧知事曾来过医院吗？”答：“不曾来。”又问：“县署曾派人来询问过吗？”答：“亦不曾派人来。”问答完毕，宗吾即与赵知事分手回校。

不意到了第三日，宗吾几乎挨打，是日，学生请他上讲堂，问他查得的情形如何，他说：“尚未查明，等到查明后再说。”学生要求说：“将来你回复的呈文，须先拿给我们看过，方能缮发。”他说：“这就奇了！我们查案子的人，政府授予全权；如果查报不实，你们可以依法起诉，在未呈复以前，慢说学生不能过问，就是省长也不能过问，他委我出来查案，我查错了，可以撤职，可以交法庭，可以判坐监狱；独不能叫我先把呈稿拿与他看，再发下来命我缮呈。”学生哗然说：“那倒不行！我们受此冤屈，业已对你说得明明白白，一切证据，也都检与你看了，你还说未查明白，这显系袒护王某（即王校长）！呈文不经我们看过，由你呈复上去，我们的冤还能申吗？今天非先说清楚不可！”接着学生纷纷起来喊道：“那不行！那不行！”他见当时的情势，学生快要向他动武了，随即说道：“你们的意思，我完全了解，权且坐下听我说。”

他接着对全体学生说：“此案有两个要点：

（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

（二）王某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把这两点查明，全案即算解决，其他皆是闲话，可以不管，我已经同赵知事如何结约，旧知事如何说，外国医生如何说，足见知事开枪是实，第一点总算是已经查明。只有第二点，我同赵知事查明后，再商量如何解决，总是朝息事宁人方面做去。至于今日你们疑我的原因，我也知道，我在校中查寝室，查自习室，查讲堂，事事都查，唯独有个受伤的学生卧病在床，我没有去看，队丁开枪，校门上有个子弹孔，也未去看。你们因疑我袒护王某，殊不知二者我都是清清楚楚的，校门上那个子弹孔，外面入口小，内面出口大，足证队丁向内射击，我业已看见了的。其所以未请校中人领导去看者，也有个原因：我既同赵知事结有密约，关于案中要点，即当共同负责，我既去拜见了他，他也应来回拜我，我等他来时，才请校中人领导去共同查看，共同判断。今日你们既有疑于我，我也不必多说，你们可派人拿我的名片去请赵知事来，让他径上讲堂，请他把我和他谈的密话，和同到医院查明的情形，向你们宣布就是了。”说毕，他即退下讲台。

不久，赵知事来了，一直走到讲堂上，他便对赵知事说：“我在县署说的话，和同到医院查询的情形，已向学生全行说出了，请你当众再说一遍，看与我说的符不符。”赵知事一一说毕，宗吾又问道：“当日我对你说查办此案应抱何种宗旨？”赵知事说：“你说应抱排难解纷的宗旨。”宗吾便向学生说：“现在你们可明白了，难道我还有意陷害你们吗？本来我们查案的人，不应将内容宣布出来，因为你们既有疑于我，也不妨暂把查明的这一半告诉你们，其余的一半，我再同知事会查，你们不必过问，此案既委黄道尹查办，我们不能从他手中抓过来办，此事总是将事实查明，随后再说好了。我可忠告你们几句话：此事闹得这样大，总要想个解决的法子，我同赵知事既抱定排难解纷的宗旨而来，除了我二人，恐怕别人解决不了，你们总是安心上课，听候办理就是了。”学生遂无异说，这个难关，也竟安然渡过。

事后，他探知学生欲勒逼他依着他们的意思，作一呈文呈报上峰，如不允许，就打他一顿，把他同黄道尹王校长旧知事视为同一阵线的人，同样地攻击，免得他站在第三者方面说公道话。他们定下了这种计策，才派人欢迎他来校，初时对他很客气，这是所谓先礼后兵的作风；继而见他的态度，似乎于他们不利，遂准备动作；及至他到讲台上宣布出来，所谓外国医生伤单啦，所谓排难解纷啦，都是于他们有利的，他们的气愤才消下去了。又加他在外面还结有一个攻守同盟的人，坐在衙门里面，是不受威胁的，古人云：“卫青不败由天幸。”他之不挨打，也真是天幸。他同赵知事结有密约，及到医院查伤单，也不过是就事办事；哪知到了后来，竟成了他的护身符。

从此以后，学生就与他讲亲善了，并且向他道歉说：“我们不知先生这样爱护学生，语言冒犯，要请先生原谅！”他说：“这算什么！怎说得上‘冒犯’二字？我从前办学校，那些学生闹起事来，再三开导都不听，哪能像你们一说就明白？”从此以后，他也与他们讲亲善，颇为融洽。该校的经费，是按月在遂宁征收局拨领，风潮起后，黄道尹电饬征收局停发。他与赵知事合衔，请黄道尹转令照常发给，学生更是喜欢。

他初到校时，每请监学来说话，监学只二人，来时必掺加两个教员，他很诧异。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他们一切办法都是布置好了的，见省视学如何说，他们即如何答，教职员为避嫌计，怕人说他私见省视学，说出真情，所以一来就是四人。他得知此情，心想：“你们要避嫌，我偏要你们避不了。”因此他每日查学回来，就同教职员谈天，几个人在一处他也去，一人在房内他也去。有时也在教员寝室里，拿一本书躺在床上看，教员上课去了，他就睡一觉，与他们相忘于无形。有时又跑到学生寝息室，东谈西谈，一大群学生他也去，一个学生独处他也去。过了不久，教员学生也能单独到他的室中去闲谈了。

他表面上虽是装得坦然无事，而心里却是时时戒严，怕学生跑来打他。一晚，他业已睡了，忽然有人叩门，他问：“何人？”外面答：“我是学生。”他心里着急道：“完了，来打我了！”只得披衣起床，将灯燃着，一开门，进来两位学生，他问：“有什么事？”一生说：“校中没有校长，先生就如同我们的校长，我二人有点事请先生裁判一下。我同他赌钱，他输了七八串，我一让再让，只让他还我三千五百文。他约期几次未付，最后约定今天付，他仍是不付，我才把他的被条抱走了，请省视学裁判一下，看是谁的不对。”另一生说：“我欠他钱，并非不付，实在是弄不出钱来，我今天借了几处，都未借得，将来无论如何，是要还他的。今夜他把我的被条抱去，叫我怎么睡呢？”他听了二人的话，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就对先说话的学生道：“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今夜你先把被条还他，明天我请监学与你们裁判，如果此钱无着，你从我手中来取三千五百文就是了。”二人随即退去。次日，学生自治会听说这事，认为有损大家的名誉，就用学校的名义把二生斥退了。

他是发明“厚黑学”的人，教职员有时问及，他就向他们大谈特谈，听者皆大欢喜。有一天，他对他们说：“校长是很容易当的，校长的资格，主要的条件，是不讲气节。省立学校的校长，我也当过，上课有教员，排功课有教务，管理学生有监学，造报预决算有庶务会计，办公事有文牍，其他杂务书记，莫不有人。校长大可一事不管，整日睡觉，月支一百元（当时的校长薪数）。请问校长是来干什么的呢？是来受气的。教员教错了怪校长，功课排错了怪校长，学生不守规怪校长，以及账目上有错，公文上有错，厨房饮食不好，下至地上未扫干净，无一不怪校长。教职员有气，学生有气，甚至杂役有气，都可从校长这个地方发出去，他就等于泄水的阴沟，如果校长也要讲气节，那就糟了！我当校长时，每逢教职员发生事故，我就说道：各位先生不要闹，我是不讲气节的，我来与你赔个礼，我先前当教员时，也像你们这样讲气节；而今干了这种营生，说不得了，这种气我受了就是，你们再不听，我要咒你们将来也是当校长下场。”次日，有位历史教员对他说：“你的话真是不错！今日早餐时，某某两教员，因小有口角，几至决裂，假使有校长在，两句话即可了事；没有校长，气就没得泄处。”他说：“岂但校长？你是研究历史的，汉文帝致赵佗书，第一句：‘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开口就说：‘我是小婆子生的！’赵佗见了，惶然大恐，知道汉文帝是不讲气节的人，立把帝号削去。所以只要不讲气节，就可以治天下而有余。”他常常在校内说这种怪话，因而职员学生都与他处得很好，而案中真相，也就被他查得清清楚楚了。

风潮的发生是这样的：原因虽很复杂，而主动者全是教职员中的某甲。最初他曾为此校校长，宗吾到校时，某甲亲口对他说：“我当此校校长时，有同学某乙，穷途流落，他来见我，身上只穿单衣一件，我即留他做教务，他办事也很认真，他要嫁女，我借钱给他，并聘他的女婿做教员，荐他的女儿任遂宁女校校长，又聘他的儿子来校任某事，我之对乙，可谓仁至义尽。后来川省政变，军界某公至重庆，由遂宁经过，乙即竭力钻营，某公遂委乙为校长，来接我的事，我不交，乙又串通一些兵来，把我弄去看管，甚至殴辱我，力逼我把事交了。学生不齿乙之所为，驱他出校，才生出种种风潮。”甲之言如此，可惜宗吾到遂宁时，乙已他去，不知乙又有何说法，乙接事以后，即聘同学某丙为教务，丙又想当校长，学生就闹起风潮，驱乙拥丙，省中无主，遂宁知事即委丙为校长。丙接事后，又聘甲任教务，甲寻报复，对乙痛加攻击，说他交代不清，但乙亦健者，双方遂大起冲突。

就在这时候，黄道尹便委王某为校长。王校长并未另约教职员，只带一庶务前来接事。丙见王的名片上是省立三师校长头衔，就大为诧异，便出来问道：“校长是我！怎么是你？”王立即取出委任状与他看，丙说：“这是省立学校，怎么道尹能委校长？”王问：“你这个校长是哪里委的？”丙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持现状，已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问：“委状到了没有？”答称：“尚未到。”王说：“然则你这个校长是县知事委的！省立学校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丙搪然语塞，但是不能交代，王只得觅旅馆住着。

丙往见县知事，知事说：“你不必交代，有我做主，王某来接事，不要理他。”王既不能接事，便在遂宁接洽机关法团，意欲请其援助。其时，乙虽去职，尚在城内，王与乙曾一度晤面，校中遂宣传有王已聘乙任教务之说。于是教职员学生大起恐慌，心想乙若回校，我们还了得吗？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由。当时校中相约：所有教职员学生一律不许去会王某。修身教员邬某是高小校长，王曾去拜会他，他到王寓回拜，众人就说他破坏公约，所以后来被认为是侦探，扣留起来。

王在遂宁住了许久，不能接事，重返道署，黄道尹打电与某公说明情形，某公电令知事，饬丙移交，措辞非常严厉。知事得电，才知王亦来历不小，心下慌了，就对王说：“你到校接事，丙敢不交，我逮捕他就是了。”丙得知此息，即带着校印，率全校学生到安岳去旅行。王校长奉令借县印入校视事，丙知大势已去，乃携带校印到成都去了。全体学生交由甲及教职员率领回校。行至离城三里的广德寺时，甲集合学生演说，末后说道：“你们一入校，抓住王某即打，打死了有我负责！”于是整队回校，学生闯入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即打，王带去的庶务，也被捆起毒打。知事电禀道尹，遂发生枪伤学生之事。

此案王校长真是冤枉极了。所有一切神出鬼没之计，都是出自某甲。此人可称盘盘大才，听说任何事来，他立即有办法，撰拟电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他把鸦片烟盘子摆起，学生聚在床前说说笑笑，要发通电，他躺在烟盒侧边，一面口念，一面笔录，就可成一极有力量的电文。直到宗吾到校时，他才把烟盘撤去。甲曾对学生说：“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翻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他之所以敢打王校长，并派人欢迎宗吾到校，而且预备打他，原来是有这条道路。

宗吾在校住了好久，学生已知他深悉底蕴，但不便向他承认打王校长之事，只是与他亲善，好替他们设法开脱，并且还托人代为求情。正当这个时候，忽传重庆各军联合办事处委李宗吾查办，他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万一重庆的公事到了，学生叫他将回复的呈文拿出来看，如何得了？于是他就对校中声明，说潼南有一案件，出省时就奉委查办，如今再不能迟延了。学生听了来留他道：“重庆方面已委先生查办此案，怎能他去呢？”他说：“潼南那件案子搁置太久了，好在离此地不远，案情也简单，很快即可结束。重庆公事一到，即专人与我送去，我即回来。不过我告诉你们：旧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我已查明是诬枉的；只是王校长一口咬定说你们打了他，你们从速提出证据，证明未曾打他，我才好办。”学生说：“有证据！”遂检出京沪同乡会的来电，成都报上的批评，省议会的提案，遂宁教职员联合会的通电；又范司令来校将王校长取去后呈报各军联合办事处的呈文，报纸上俱已揭登。学生说：“先生根据这些证据，即可以呈复了。”他说：“这些证据，我可留作参考；但王校长现有很强硬的证据，你们还须收集些更强有力的证据来，才可以抵对，将来我总是根据证件来说话的。”学生遂去。

但此案他以为最困难之点，就是内容尽管查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获得实据。凡告诉他的人都这样说：“我把真情详细告诉你，但是公文上可不能把我牵进去，他们学生是不好得罪的！你如果把我牵进去，我就具呈声明没有这样说。”这层就把他难住了。他想了许久，忽然想出文章，就跑到高等小学，把邬校长请在密室，对他说道：“此案真相，我已查明，实对你说，我呈请上峰，首先把你撤职归案，送交法庭讯办！”邬一听慌了，就问：“你怎么这样干法？”宗吾说：“不这样干叫我怎样干？此案我已查得明明白白，只有你领衔发的那个通电，在中间作怪，不把你逮交法庭，我所查皆是白费。”邬说：“你不知道我是受了威胁的吗？”宗吾说：“我是明明知道的，如今我要自行解脱，也顾不得你了。我当省视学，这种案情都查不清，能不受处分吗？发通电时，你固然受威胁；脱离出校后，你为何不通电声明呢？把你逮交法庭，难道还算冤枉了你吗？”邬慨然说道：“本来学生这样无法无天地干法，如果让他们得胜，世上还有公理吗？我置身学界，本该挺身出来，维持正义，无奈川局这样混乱，请问政府能够办得彻底吗？若是办不彻底，我出而作证，像他们这样厉害，我岂无生命危险吗？省视学如能保证此案彻底严办，我出来作证就是了。”宗吾说：“你的话说得不错，现在的政府我也不敢保证。你先写一张证明书与我，我以人格担保绝不披露。我把他们的黑幕揭呈政府，他们倘敢狡赖，我就把他们拖到法庭，和他们对质。如果头一堂辩诉不清，第二堂我才把证明书呈出来请你到案。”邬说：“省视学既肯这样负责，我出具证明书就是了。”他提起笔来，原原本本写了一大篇，签名盖章，当即交与宗吾。宗吾得了这个东西，如获异宝，随即宣称次日起身赴潼南。

次日，他把行李先担入知事衙门，就对赵知事说：“我是省视学，无须奉令，即可查报此案，我负责报上去，请你做个证人就是了。王校长现住征收局内，请你派人约他来，我要向他讲几句话；前知事到校叫学生释放校长，有个姓李的管狱员同去，也约他来！”二人到后，也当着赵知事问了当日情形。又对知事说：“请派你的文案同我到范司令营部去一下，并请把遂宁各机关法团人员请到县署来，等我往营部回来开会。”他同文案便到营部去了，范司令因事去重庆，书记官出来接见。宗吾问及当日情形，书记官细说一番。宗吾又问：“实情既是如此，何以你们司令呈报上峰的措辞全与事实违反呢？”因把成都报纸检与他看。他说：“呈文是我起稿，哪里是这样？”他也检卷与宗吾看，宗吾便照抄下来。他回到县署，各机关法团的人士业已到齐，遂问及当日的情形，各人说得吞吞吐吐的。宗吾便说：“此案我已查明，先让我说，看看有错无错。”于是他说当日学生把校长打了关起，知事去说不放，转请各位先生去说，各位先生到校如何说，第二次学生又把校长吊起打，各位恐校长有生命危险，才请范司令营救，情形又如何。他说完后，就问看他说得对不对。众人答道：“丝毫不错！”宗吾说：“既无有错，我就宣布结论了。此案重要之点有二：前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诬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真相既是如此，学生反而文电纷驰，痛骂黄道尹，请严办王校长，试问王校长能甘心吗？黄道尹受得下这种侮辱吗？此案肇事诸人，惩办不惩办，抑或办轻办重，尚在其次。道理总要放端正。我主张把事实弄明白，在公事上我替学生说几句好话，黄道尹王校长是我的老友，我以私人资格从中调停，我的呈文将来要披露，各位可以看见，我是不欺哄人的。学生种种证据，我都收集全了，此时暂不宣布；伙同动作的人，许多向我悔罪输诚，并且出证明书交我保存。请各位先生转告他们，以后干这类事，手段还要高明。第一，证据不要被人拿住；第二，自己的团体要结紧，不要中途解体。请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大家听了他这一席话，无不口服心服；而他在校所受的闷气，也得以发泄了不少。

散会后，他即起身要走，知事留他多住一天，他不肯，一出衙门，他便催着轿车赶紧走，一气走了六十里才歇宿。次日到了潼南，潼南人对他说：“闻某军队中人言，川北有个学校派人来交涉，全校学生愿一齐来当兵，校长当团长，交涉尚未办妥云云。”足证某甲叫学生买枪办招安军，并非虚语。

他一到潼南，便将此案真相，上呈省府了。开始叙述学生队丁伤若干人，受伤情形如何，到医院查得情形如何，校门上弹痕系由外入内，足知队丁开枪是实。现可考查者，一枪打得甚高，从校门上方穿入，一枪甚低，从学生膝下擦过，又知队丁是开枪恐吓。如果有意射击，学生岂能幸全？关于校长被殴，则说，初时请人坚不肯言，他告以此案不到法庭绝不将告者姓名披露，于是校内外诸人始尽情报告，并有出具证书交他执存者。以后他便将查得的情形，一一叙述。叙毕，则附以个人的意见道：惟念青年俊秀，大都可造之才，一涉法庭，悔将莫及，务恳厅长商明黄道尹曲予矜全。但求曲直是非，昭然共喻，不必依刑律，严法相绳。他日者，该生等学业有成，皆出厅长玉成之赐。倘该生等必欲颠倒是非，不承认有殴辱校长之事，即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视学当亲赴法庭与该生等对质，如有虚诬，甘受法律上之处分，无有异词。又言：“某知事措置乖方，既已撤任，似可免于深究。校长丙抗不移交，酿成重变，推寻祸首，咎无可辞；惟该员由安岳径赴成都，校中一再殴辱校长，实未与闻。王校长学识优良，经验宏富，应请优予调用，俾展所长。校长一职，另简贤员，用资整理。”

他的呈文中，虽将一切内幕全行揭露，但总是略掺游移不定之词。如叙某乙倾陷某甲之事，则云：“某甲口称，真相如何，无从悬揣，且事在案外，未予彻查。”又云：“校中一再殴辱校长，历询诸人，佥称某甲主使，所有虚称事实及伪造文电，皆其所为；惟学生并未出头证明，是否不虚，尚难确定。”末云：“伏望厅长刀斩乱丝，从兹了结，若予彻究，徒快私仇，辗转牵连，将无底止。被三人原系同学好友，昔为胶漆，今为仇雠，各人所受痛苦，略足相当；或者大梦同醒，言归于好。最难堪者，黄道尹苦心维持，反遭痛诋；王校长老成硕望，既蒙奇辱，又受奇冤。光怪陆离，一至于此！负重伤者，卧床未起，抱不平者，攘臂而兴，万口喧腾，几至天翻地覆，现相如彼，真相如此，视学彻查案情，太息不已，不觉私心弥痛，吐词弥繁，而献计遂弥拙也。”这是他深知时局混乱，办不彻底；只好这样措辞，便于收拾。

此案发生后，报纸上的批评，省议员的质问，都说黄道尹王校长太野蛮了，都替学生抱不平，自省署收到他的呈文，抄付报馆披露后，社会人士才明白此案真相。当时成都川报，对他彻查此案，刊为重要新闻，大标题为《遂宁师校燃犀录》，小标题为《李省视学铁面无私》。后来他见到川报的主笔，对于“铁面无私”四字加以修正道：“我对于此案，无私则有之，铁面则未也；假使包龙图处此，断不会说‘曲予矜全’，也不会说‘是否不虚，尚难确定’的字样吧。”

事后闻知他离遂宁后，某甲对首要学生说：“李省视学居心叵测，你们可赶快走开，我也要回家去了。”不久，学生在报上见到宗吾的呈文，要打通电攻击他，开会讨论，竟无从着笔，因文中所叙，皆属事实，究竟省视学所获证据是何物，出具证明书者是何人，皆不得而知；且文中只把殴打校长一层说得确确实实，究竟行凶者何人，亦未指出姓名，谁肯出头对质？因此讨论几天，不得结果而散。

省府关于此案的办法，是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一面命宗吾交出证据，以便送交法庭；一面令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后来黄道尹查复，请通缉甲丙二人，此二人终未缉获，宗吾的证据也未交出，随后二人的通缉令也取消了。当他们通缉令未取消时，丙忽然致宗吾一信，说他查得很公道，真是有口皆碑。丙的心意必是这样：我正要设法取消通缉，请你不要出来说话，你的呈文中本与我留得有开脱的路子，我就朝此路走去，总是不违背原案，不说你查错就是了。宗吾接得此信，也未管他。

新任校长查复说道：“殴辱王校长，是某某四生，业经学校斥退，惟该生等是受人嗾使，请恩施格外，免究余罪。”要问这四生是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还该记得那两位赌钱的学生吧，新校长呈复开除的就有这两位。此外两位，一位是因到王校长的寓中，去报告校中的内容，被学生自治会用学校的名义早已斥退了的；一位是因某种事件，早经丙校长任内斥退了的，这四位早经斥退的学生，竟成了殴辱校长的凶犯，真是千古奇冤！但是这含冤的四生，却不知他们在名义上又被开除一次，所以此案自始至终，无一不奇，可说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第一奇案。

关于此案中的甲，这里还当予以特写，宗吾对于此人，是极端钦佩，极端畏惧的。今借宗吾自己的话，来看看这位教育界的英雄吧。宗吾说：“我在遂宁县署会议席上说殴辱王校长者手段欠高明，这是瞒心昧己的话，是我辈宦场中人敷衍面子的话。其实甲高明极了，我遇着他真是怕死了！我由潼南转到某县，正是他的故乡。我住在劝学所，听说他回来了，在各机关来来往往，谈及此事，兴高采烈。此时报上已把我的呈文披露，我很怕他跑来打我。有一天，我下乡查学，问轿夫道：‘你们认识甲否？’轿夫答：‘怎么不认识呀？他很文雅的，曾任县中某某等职。我们抬他的轿子，小钱给得很多，待人真好！手下的弟兄，一呼就是千多人。’我一听，骇极了！才脱虎口，又入虎穴。从此不敢下乡，终日躲在劝学所，外面不露声色，里面却是提心吊胆。因说暑假将临，我要回富顺视察一周，顺便回家休息。声言某日起身，取道资州而行，并把轿子雇定；起身之日，临到上轿，又对轿夫说，省中有事，我要回省，不回富顺了，轿钱照样算结，我就转道向省而去。心想：报上披露的呈文，说我获有证据，万一甲命手下弟兄在路上装作匪人拦截住我，打我一顿，把我的行箧挑去了，然后他再向我索证据，叫我如何应付？我转道走了六十里，到一镇上，住在一个小学内，称病不走。心想你在资州路上等我，我已经改道了，即使探知赶来，我已住在学校内了，其奈我何！住了几天，我又怕他派人在赴省的路上等我，一日清晨起来，我口称病已好了，仍回富顺，直向资州走去，到了资州，心才放下，才算真正出了险地。甲把一个厚黑教主骇得这样，也就可以不朽了。甲是否有此心，不得而知；如果他知道我当时的心理，也必失笑。我说这话，是证明我说他手段欠高明，实是瞒心昧己的话。我以后常常探询某甲的起居，听说他在故乡很好，何时我们睹面煮酒侈谈往事，或许他会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我每听人提起此公大名，就震惊不已，大有闻雷失箸光景。平心而论，此公的本领，比我大多了，我之所以未失败者，‘天幸’二字救了我。昔人云：‘天下奇谋妙计，无过脚踏实地。’此公谋非不奇，计非不妙，所惜者未脚踏实地；我则谋不能奇，计不能妙，但处处脚踏实地做去：这是我二人的不同。”

宗吾对于“吊打校长的奇案”，作了如此结论，我们也可借此窥见他办事的态度了。当年张列五对他说的“权术公开”四字，他认为可补圣经贤传所未及，是牢牢记在心头的。他查办此案，不免略掺“权术”，但事后公开出来，就让甲乙丙三人批评一下，再请当日参加此役的人也批评一下，在他当日的处境，是不是可以获得原谅与同情呢？

至于他经常的查学态度，他认为省视学的职务，是在整顿教育。大凡地方上办学的人，哪个不想办好呢？其所以办不好的缘故，总有他的困难，查学的人就应该帮助他去解决其中的困难。所以每遇办学的人，自己心中须先想道：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来捉强盗的。许多省视学专门搜索办学者的隙缝，以弹劾几个人为精明，未免有失设置省视学的本旨。因他有此看法，所以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更换人，遇着失错的地方，他便对当事人说：“某某几点，你可以改正，继续办下去；我二次查得你不知改进，非据实纠举不可。”他觉得这样办，比另行换人收的效果大得多，若有非换人不可者，他就秘密对当事人说：“你不能再干下去了，可递个辞职书与我，公事上我为你敷衍面子，否则我只得呈报上去，请明令撤换了。”如他得到辞职书后，即报上去说：“某人去志坚决，我再三慰留，他也不肯打消辞意，请另简贤能接替为便。”其有人被攻击者，他就说：“趁我在此，约集机关法团及地方官到场，将经手款项清算明白，免得去职后再受人攻击，为学务上多添纠纷。”这类的事，不能悉举。他多年来查学的报告，四川教育厅都有案可稽，都不失为一纯教育家的风度。唯有像“吊打校长的奇案”这类事件，他才肯掺入事后可以公开的“权术”进去。

“只要打不死，又来！”

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一九二二年，宗吾同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见到南北各省学校办理的成绩，比较上虽不无优劣的差异，但同在现行教育制度束缚之下，是不会有理想的发展的。因此他考察归来，即力主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一九二三年下学期，成都开“新学制会议”，他便同几位省视学，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未蒙通过。会毕，他即单独上一呈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即后此十年教育部才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他于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一九二四年暑假举行，后来推广于川南各县。一九二五年年假，叙州府联立中学学生毕业，他复为主试委员，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他拖出寝室，痛打一顿。据他说，打时秩序非常之好，全场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他也默不做声，学生只是打，他就只是挨，学生打够了，临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他躺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学生走后，他请宜宾知事来验伤，将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又请该校邓校长到床前，他便口授电文，由邓录出，呈报上峰，历述经过情形，末云：“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历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疗养稍愈，即宣布继续考试，他裹伤上堂，勒令全体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学生也无例外；但场规较前更加严厉了，学生也只得规规矩矩地考下来。事后，他特作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他以为这次的挨打，是十分应该的，因为当时各地的学生，都在运动废除考试，而他偏偏主张严格考试，又不曾宣布详细的理由，哪能不挨打呢？自经这次苦打以后，他才得了一种觉悟，凡事固然重在实行，尤其重在宣传，他之所以被打，是由于一般人对考试制怀疑，所以才生出反对的事来。王安石的新法，本来是对的，当他在鄞县做官的时候，曾经试办过，人人都称便利。但他做了宰相，把他的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要说他没有毅力吗？他是“天变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担当宇宙的气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说他的新法不好吗？他死去以后，他的法子几乎完全被人采用，还有许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不过把名称改一下或把办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则王安石何以当时会失败呢？这就是他少了一层宣传的手续。当时的名流，如司马光苏东坡诸人，都不能了解，一齐反对他，彼此各走极端，结果两败俱伤，不但人民吃亏，国家吃亏，反种下后来亡国的因素，真可说是不幸之至！假使王安石不亟亟实行，先从宣传入手，把他的法子提出来，听人指驳，取消那种执拗态度，容纳诸贤的意见，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诸贤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然后折中一致，大家同心协力做去，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宗吾心中有了这个见解，所以他把主张考试的意见，就发表了出来。

他主张施行考试制，并不专在考试的本身，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普及，和造就真实的人才。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他说：人的本性，原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他以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名词。古时有个强盗，捉住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截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现在的学校，注重学年制，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去，资质劣的，把他拖起来，究竟学生感不感到痛苦，办学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齐划一”，试问这与铁床主义，有何区别？青年个性，如此被戕贼的，就不知有若干了。

现在的学校，是按钟点授课。本日应授的功课，即使学生业已了解，钟点一到，还是叫他们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们上堂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算整齐划一了！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这便是现行制度。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按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而言，管理人对于形式上负责任，铃子一响，只要他能把学生弄上讲堂，他的责任就算尽了；教员对于时间负责任，只要他每点钟能在讲堂上讲过五十分钟或讲过四十分钟，他的责任也就算尽了。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但如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须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的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呢？

拿斯密士的“分工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学校内的学生损失的劳力和时间，真是不可思议了。据斯密士的调查，一个人做针，每天只能做二十枚；倘把做针的工作分开来，一个人拉，一个人截，一个人钻，一个人磨……共分为十八人，每天可做八万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绩增加二百多倍。现在学校的组织，每日要学几种学科，每科以一点钟为限，这就像一人做针，时而拉，时而截，时而钻，时而磨是一样，当然有许多劳力和时间，作为无益的消耗了。虽说学生肄习各种学科，与做针的情形不同；但明白了这个原理，就知道每点钟改习一种学科，是最不经济的。中学校应习的各科不该同时并进，所有各科学习的先后，和学习的时间，都应该酌量变通，取消那每天学习五六科的办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许多。

若取一种未经学习过的学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着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渊之隔，而且是自己钻研得来的，心中也格外畅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凡人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点的时候，就该一直看下去，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它放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也觉得兴趣没有先前那样好，看下去就较为艰难了，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必要耐心再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若把平日自己看书的经验，下细思考一番，就可发现学校每一点钟换习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学校内，学生上讲堂，听教员讲某种学科，初时一二十分钟，还没有什么趣味，这就是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入后越听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子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肉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二十分钟，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到了，又须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耗费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处，依然没有好多。

有人说：“每日功课，难易相间，才不亏脑力；每一点钟换一种学科，使脑筋变换，才不受损伤。”宗吾对于这个说法，也有点怀疑。请问世间的事何者为难？何者为易？依他的解释：

（一）前进无阻则易，前进有阻则难，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崎岖的路难。

（二）顺其习惯则易，违其习惯则难，所以读书人以写字为易，挑担为难，而劳工则以写字为难，挑担为易，当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听他一直做下去，岂不是前进无阻吗？忽然换一种学科喊他去学，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顺利前进时，忽然有了障碍，不得不折而他走是一样。又学生正在发生兴趣时，顺着他的惯性让他前进，自然是很便利的；为什么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惯性呢？这明明是化易为难，何尝是难易相间？我们也只能讲明这个道理，使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不能钻入学生的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工场的管理法，是以最少的消耗收最大的效果为原则，对于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俱有精密的计划。金钱材料，不能妄费，自不必说；就是工人的劳力，与做工的时间，都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丝毫的虚耗。如果用管理工场的眼光，来考察现在的学校，他那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的虚耗，真要令人惊骇不已，几乎无一个学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无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现在的学制，劳力与时间的虚耗，既如上述，至于金钱材料的虚耗，更是所在多有。例如，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它公开，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没有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是拿钱不教书的；省设省视学若干人，是拿钱不教书的；各县设教育局长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各中小学校校长，多半未担任功课，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性，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它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但他们可无须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支所谓车马费，也是拿钱不教书的。拿钱不教书的人有如此之多，教育经费哪能不支绌？用了那么多的金钱，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倘把所有的组织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丛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订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其次则谈到学校以外的情形：从前科举时代，自然是弊病不少；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国家衡文取士，只问学业，不问贫富，试场之中，贫如乞丐的，富同王侯的，是一样待遇，无丝毫的区别。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家资富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家的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

但就全人民而论，贫穷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学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弟，多半奋勉，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贫寒的家庭出来的。若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下去，国家必要少出许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是受了极大的损失。

从前科举时代，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于此等人，与在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没有什么歧视之心。现在学校的组织，定要身在学校之内，住上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然把他当做弃材。若把科举时代名人的历史一查，在他们未遇之时，有教学糊饭口的，有充当书佣的，有务农下力的；假若这些人生在今日，可以断定他们永无出头之日。现在充当小学教师和充当书记的一流人物，要想得个硕士博士，是终身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学制上的缺点吧。

宗吾既见到现行教育制度的诸多缺点，于是就想出一种补救的办法。他以为学校中的学科，大半是可以自修的，最好让学生自动去研究，教员可处于辅导的地位，不必死守学年制和钟点制，但为要考查他们的成绩，自当予以严格的考试。可是那些在校外自修的，也不可遗弃他们，只要他们的学力，和某一学校阶段的程度相当，亦应准其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当与在校学生同等待遇。因此他所主张的考试制，有两个目的：一是杜绝学校的积弊，使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制的限制，而程度较低的学生，不能侥幸毕业；二是把学校开放了，使校外学生，亦能参加毕业考试，方可多造就一些人才。似此，则消极积极两方面，都可以顾到了。但他的意思，尤重在后一目的，他是以“求学自由”四字为主旨的，因此，现在学校的组织，非设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试制确立了不可。

他主张举行毕业考试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准其与考，正是想弥补上面所说的缺点，使家务贫寒资质可造的学生，不至成为弃材；并且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们，岂不为人非笑？自己也就不能不用功了。所以考试时加入校外的学生，不惟不能妨害校内的学生，并且可以催促他们用功，同时可以成就校外的寒士，一举两得，又何苦而不为呢？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顿了。

他这种主张，当时也生出许多疑难的问题，但他都一一地予以解答：

有人说：从前的科举，注重文字，是可以自修的；现在的学科，有许多非经讲授，是不易了解的，还有许多注重实验，并不是课本上的知识，是更不能自修的。他说：这种见解，他是承认的，他从前也虑及此，所以他上的主张考试的呈文中，即说得多设补习学校，并可于适中地点，设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专聘教师，常住其中，许人自由请问等语，也就是救济这种缺陷。他以为中学的课程，很多是可以自修的，间或有不了解的地方，只要有人指示门径，仍然可以循序进行的。他的主张，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并且把校外自修生准其与考一层也确定了；然后基于考试制上，再想出种种方法去扶助它就是了，现在的学校，各置仪器标本一套，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这是很不经济的。依他的意见，可以各校共同置购，放在适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论讲明白了，到了规定的时间，由各校把学生引到那个地方去实验，如此办法，一套标本仪器，可供几个学校之用；并且还可以把它开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这种利益。如果有了这种设备，又有指导者居住其中，那些贫苦子弟，可以一面谋他的生活，一面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请问，倘若无人请问，就可赴公共场所请指导人指示，又有仪器标本可供实验，所得的知识，即与在校的无异。自己把学问造好了，与在校学生受同样考试，所得的结果，亦与在校者无有区别。如此办法，那些贫家子弟，有出身之路，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于文化上是很有增进的。

有人说：依照这种办法，那个指导员就难以物色了，他必要学问极高深，又必须各种学科无所不通，各种书籍无所不览的，方能胜任。他说：这也不必虑及，此事着手之初，可先就中学的课程，分科聘请专员，负指导之责；并可先把教科书标示出来的，指导员对于这几部教科书，负充分指导之责，若来问的人，出了范围以外，指导员如能了解，不妨先说与他听；如不了解，就可谢绝他。如此办去，只消能够充当中学教师的，就可充当指导员了，此项人才，又有什么难以物色呢？先把中学程度的一步办到了，中学以上的各科，再慢慢想法子去办。

有人说：照你这样的办法，私塾学生也可毕业，现在的学生，岂不尽向私塾去了吗？学校内还招得到学生吗？他说：施行考试时，所考的是学校内应授的学科，并不在其他书籍中出题目，私塾如不改良，它的学生断不会侥幸及格，自然学生不会到它那里去，即使去了，也是要回来的；如果它的学生考试能及格，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国家兴设学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现在有私塾也在帮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又能合格，应当奖励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它呢？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全体都向私塾去，也是无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让与私塾去办，国家只消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有办学校的款项，可移来办平民学校，教育无力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去办高级的学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学科，岂不是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但他所说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学校，未向政府立案者在内，不仅仅是指乡村的私塾。

他又说：现在学界中的争端很多，穷源竟委，细细推寻，可断言有一大半是由于位置上的关系。这也无怪其如此：全省教育局长、与夫校长教员，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长、校长、教员的资格者，又是很多的，并且这种人才是逐年增加，实在是消纳不完；兼之实业不发达，各项人才没有出路，只有汇集于教育之一途，怎能不起争端呢？现在公家所办的学校，颇为人所诟病，富厚之家，每出重金延师训读，所苦的就是得不到毕业证书，如果施行考试制，私塾学生，与在校学生，同样地可以毕业，那些家资富有的人，把各项人才礼聘去充当教师，也就可以消纳了。或者自己约集几个朋友，组织私立学校，征收学费自行办理，无形之中，又增加了许多学校，对于社会也是很有利益的，这类私立学校，互相竞争，大家都想办好，自然教育事业就发达起来。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它竞争，恐怕相形见绌，就不能不整顿内容，于是公家的学校自然可以好起来。有了那些具有校长教员资格的人，去充当私家教师，那些腐败的塾师，也就被天然淘汰了。

他查学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些校长对他说：“本年招收新生一班，投考的有数百人，我选取了几十名，其余很有些程度好的，因为额满了，都未收入，我这班学生，程度很整齐。”他听了这话，口虽不言，心中不免纳闷。因为政府是要行强迫教育的，不就学的，还要勒令就学，为什么想来就学的，反而叫他们废学呢？调查未考取的那些学生的去路，除废学而外，有往别处寻学校入的，也有投入私塾的，幸而尚有私塾这条路，不然，废学的就更多了。

有人说：“现在学校内，教授各种学科，与中国旧学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齐，所以招收学生，不得不加以限制。”他说：“程度整齐，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齐，也未见得没有办法。现在学校内的国文、历史、地理等科，中国旧学是有的；现在学校内的英文，是外国字外国音，从前讲说文讲音韵的，是研究古字古音，都是一样的艰难；理化等科，也未见得比经学词章艰深好多；至于数学一科，从前的经师也有精通的，并且程度很高，看他们所著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老师学生，并未取现在的形式，居然能够把学生教得好，这岂是没有办法吗？”

有人说：“你既如此主张，我如果充当中学校长，定要聘你做教员，教一百个程度不齐的学生，请你去教授，看你有甚么办法？”他说：“这件事我能够担任，你把学科排定了，并规定学期之末，学生程度要教至某个地方为止；到学期满了你来试验，如果学生达不到限定的程度，我受罚就是了；至于教授的方法，可以听我自由，你不必过问。”那人又问：“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惟其参差不齐，就更有办法了。我提倡学生看书，养成自修的能力，只须指示门径，说过大概，叫他们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问同学，再不了解，才来问我。如此辩理，那程度高的学生，就成为我的助教了，人的天性，是喜欢为师的，程度高的学生，有人向他请问，他一定乐于讲解，每与人讲解一次，犹如自己复习一次，于他也是很有益处的。当教师的，只立于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的指导有无错误，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学生的通性，大都喜欢问同学，不十分肯问教师，其有来问教师的，已经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这等人即是孔子所谓愤悱的人，只消就他怀疑之点，略加指点，他就会恍然领悟，无须多费言辞。我用这个法子做去，即使一百个学生，有一百等程度，教起来也不费好大的气力。”

有人说：“整顿教育，当从各方面进行，不单是一个考试制，就能整理好的。”他说：“我当省视学十余年，所有查学报告，无一篇不谈整理的方案，考试制仅是整理方案中的一种，我并不是不知道。实则现在教育上的病状甚多，凡热心教育的人，不妨分途治疗，或治内病，或治外伤，或治一切杂症，我于各症中担任小小的一种，大家悬壶问世，我想教育上的病症，或有医好的希望。”

有人说：“东西各国，教育方法很多，为何舍去不谈，只谈考试呢？”他说：“教育家有良好的整顿方法，尽管办去，东西各国的教育法，尽管采用，考试制于其他方法并无妨害。像现今的学制，有了部令限制，眼见许多良好的办法，也行使不出来。且各人的见解不同：甲所谓良好的，乙未必以为良好。我敢断言：任何教育家上台，制出一部教育法令，都不能尽满人意。既是这样，就不如索性把现行学制打破了，使全国的教育家，把各人心中所谓良好的办法，拿出来实行，分头并进，教育才能尽量发展。我所说的考试制，对于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可再设比喻来说明：假如有城一座，我们想攻下它，所有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轰击，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胜。毕业考试，就是考查他攻入没有。至于进攻的路线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教育的主张，就是如此。”

有人说：“关于考试的法子，应当讨论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谈？”他说：“考试的法子，自应详加讨论，这是不待说的；施行考试，有种种流弊，也是当然的事。我的意思，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才能讨论考试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现在考试制尚未确定，故只说明原则，未说到具体的办法。大体说来，现在学校的考试，仅出简单题目，既不足以借此考验出某些学生的真实学问，又容易使某些学生生出侥幸的心理；将来的考试，问题宜多，时限宜宽，并须采用测验的方法，以期精密。关于博物理化等科，当罗列标本仪器，令学生详细说明，实地试验，如此则考试时，非确有心得的学生，即不能及格，侥幸的弊病，也就无从发生了。不过这仍是一种原则，将来考试制实行时，还须做精密的研讨，总以使学生不冤屈，不侥幸，才合乎考试的理想。”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查学生的知识，不能考查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他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可是现在学校中的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操行，首先要改变学生不正当的心理。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地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稣的教理，并非如何精深，是他的人格足以感化人，他的毅力足以转移人，才造成了全世界无量的信徒。现在的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稣传教的法子，去行商鞅秉国的政策，并且是秦始皇钳制人民的办法。所以遇有可趁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于此。”

他把以上的种种疑难，一一加以辩解，然后他在文化进步的阶段上，又给予考试制一种评价。他说中国比欧洲开化得早，当然也比欧洲进化得多，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近代的物质文明部分除去，单看它的组织法，就可见出它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政治上的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弃去，其间蜕化的痕迹，都是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段。美国近三十年来，也施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和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又是学中国的（见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着考试制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

他说：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起点，后来越久越进化，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以次递升，肄业年限，是有定时的，政府用人，自然也是选用毕业生。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继之而起的，便是考试制的出现，可见考试制，正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他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曾否入校，一律以程度为准。

他说：现在要整顿教育，只有把那中断了的考试制，继续施行下去，才能铲除现在的积弊，才能企图将来的发展，今人一闻“考试”二字，依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试帖，认为这个法子，陈腐不堪，其实大错了，考试是一事，八比试帖是一事，八比试帖可说是腐败，考试断不能说是腐败。现在的学校，如果不教科学，仍教八比试帖，还是腐败不堪的。可见腐败与否，全在学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说：“依你的主张，莫非要把现在的学校一齐废了吗？”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有若干年的历史，哪有废去之理？他是主张学校与私塾，二者并存，愿进学校的进学校，愿进私塾的进私塾，愿自修的听其自修，统以考试制汇其归就是了。

他所主张的考试制，经他从各方面加以说明，并且著为专书，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不久便得到教育界的赞同。我们应当知道他对于考试制的一切理论，乃含有他所说的“力学公例”。人类都是求上进的，政府既施行了考试制，准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与在校学生，一律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使贫苦有志的青年，也同样地有了出路，自然他们对于考试制度，即不禁生出向往之心，这便是所谓“向心力”的作用。人类又是不愿受拘束的，他主张学校中应打破学年制钟点制，在规定的学科之内，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同时，除正式学校外，不干涉私塾的设立，使校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研究，这便是所谓“离心力”的作用。他以为制定法令制度，定要把路线看得清楚，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匀，才能推行无阻，我国纷乱不已，实由于许多法令制度，违反了天然的规律，引力离力，支配不均。他见全国学校，日趋窳败，主张彻底改革，拟有几种办法，考试制便是其中的一种，每种办法，都是把引力离力支配均匀的，所以这其间仍适合于“力学公例”。

他主张的考试制度，实在说，就是开放学校。下手从小学开放起，所以就从小学考试起，小学收了效，再开放中学，由是以至于大学。一九二四年暑假，他在富顺试办，中学修业年满者，方能与试；小学则不分私塾与学校，只要程度及格，即给予毕业证书。这是因为小学考易办，中学则较难，各校办法参差，教科书多不一致，且集合多数学生于一处，一校学生借故闹事，势必波及全体，考试制难免不发生动摇，不如先每校分考，由考试委员酌量办理，即使一校同事，与他校无关。等到考试制基础稳固了，各中学渐归划一了，再举办中学会考，仿照小学的办法，自修生和私塾生，也能参与中学考试了。依此类推，以至于大学，均可借考试而予以开放。他以为这种办法，果然能通行全国，在十数年之内，即可为国家多造就许多人才，毫无疑义。一九二五年二月，四川省署根据他的呈请建议，制定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通令办理，于是各县就逐渐推行了。我们知道国家颁行的中学会考制，是一九三四年才实行的，于此可见四川的会考制，几乎早过国家颁布的法令十年，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了。但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时，同时即取消小学会考，于是成都华阳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川省小学会考，颇收成效，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奉指令姑准再办一年。一九三五年，四川省政府咨教育部，胪举理由，请予保留，结果又准再办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各县遂一律奉令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的考试，宗吾不禁慨叹道：“我在川省教育界遗留的痕迹，就算完全肃清了！”不但如此，到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之间，竟有好几省的省政当局，连他所著的《考试制之商榷》一书也下令禁止起来，至此，则他主张改革教育制度的苦心，不惟无功，反而有罪了！

一次试验，一种计划

他这种成绩考查法，是提倡私塾与学校竞争。学校对于私塾，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如果私塾学生，占了优胜，学校就没得面子了。学校的教员，报酬虽是微薄，总是得了公家的钱；私塾未得公家一文，而其成绩反在学校之上，相形之下，未免太难为情。所以实行这种办法，各学校是特别戒严的，自然成绩就好起来。

宗吾在省视学的任内，可说是无时无刻不在为教育上想办法。上面是说他主张考试制的建立，各学程毕业考试，无论是在校的，不在校的，一律准他们参与考试，由政府委派专员，主持此事。但他并非只知重视毕业考试，而不注重平时。平时的考试，他是更为看重的，因此他做了一篇《学业成绩考查会之计划》，首先请求在他的故乡自流井试办——其实自流井也在他的视学区域之内。他设立的学业成绩考查会，是约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筹备经费，每月会合在校学生，及私塾自修学生，按照部定科目，会考一次，及格者从优给奖，鼓励学生的兴会；而贫生得奖，更可以缴纳学费，或购置书籍，不致因贫废学。考试科目，及所用教科书，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学生，预为肄习。张榜时注明肄业地点，及校长或塾师的姓名，以资比较，使学校与私塾，互相竞争。这是办法的大概。

此项办法，是重在提倡私塾，并借以警觉正式学校。但是还有困难的地方，因为国文国语等科，私塾教师大半能教，其他各科也有能教的；唯有工用艺术、象形艺术、音乐体育等科，如其要考，则私塾一向无此科目，一定考不及格，学生就会绝迹不来，有失提倡私塾的本旨，如其不考，则公家所办的学校，就会把这些科目抛弃。于是他主张先把这些科目指定范围，明白宣示。例如第一次考试象形艺术，通告上规定作四个图，考试时可择试一图；工用艺术，规定做两种物件，音乐规定两首歌，体操规定某某段，考试时择试其一，这样各私塾也就可以按照学习。第二次又另行规定几种，过了数次之后，把私塾引上路了，通告上又把这些科目改为某科用某种教科书，私塾就不感困难了。同时，还聘有私塾指导员，巡回指导。考试算学时，并考试珠算，规定用旧式算盘书，取其私塾教师及学生父兄，多能指导，而且便于实用。考试科目，有必考的，有择考的，可由主考人临时酌定，不让学生事先知道。试场外摆列桌子数张，分派教员数人，专司非笔试的考试，如学生交卷出来，即命他在某处打算盘，某处讲故事，某处唱歌等。试卷用弥封，无论及格与否，批阅后一律发还。榜上注明某某先生评阅某科，所以阅卷的先生，也十分认真。每次以平均满六十分为及格。后来发现一个弊病，有的学生投考几次，因见榜上无名，就兴味索然，不想来考了。因此，他和与事人商量，把那六十分以下的，再择些出来，列为副取，也略为发奖。如此用钱不多，取录一批人，这些人回去，一定要用功，想着下次考入正取。这就好像彩票的对尾，凡是买彩票得了对尾的人，下次还想再买。

经他如此试办之后，所有自流井一带的学校私塾的教师学生，无不兴奋起来，教者尽心教，学者也努力学。当时有许多人向他说：“你这个法子真好！我们是外行人，不经这一考试，家中的老师究竟好不好，我们怎能知道？”于是教师学生及家庭的心理，就可窥见一斑了。他以为教师与学生，不必用法令强迫他，或是派人去督促他，他们自己是知道着急的；但是把学生的竞争心提倡得过高了，于青年的脑力也有妨害，又当随时告诫教师，使他们注意，他又向坊间去调查，问他们教科书销售如何，他们都说一连销去好几批了，购者还是络绎不绝，于是他知道私塾是改良了，从教科书销数的增加，便是经书杂书减少的明证。

当时自流井的教育经费，是很不充足的，各校教员的待遇，自然也很微薄。他便特许各校的小学教师，自由征收学费，并可仿照先年议学金的办法，随家境的贫富，定出钱的多寡，有人说：“教员收费应加以限制吧，否则他们会任意多收的。”他说：只规定极贫的学生免征一条就是了。他们有钱之家，是担负得起的，我们何苦替他们俭省，使教师们饿着肚皮去教他们的子弟呢？但是教师征收学费，他自己也会酌量情形；如果取多了，学生会往私塾去，他校中无人来学，于他是很不利的。他以为教师越认真，来学的越多，教师的收入就越增加，劳力与报酬成正比例，这是一种天然的奖金。公家给教师奖金，还有考核不公的毛病；唯有这种天然奖金，教师如不能得，只有怪自己，不能怪他人。因此，他主张与其筹款奖励教师，不如筹款奖励学生，学生得奖，教师得名，教师有了名誉，天然的奖金，即随之而至。他所主张的成绩考查会，正是公家拿钱奖励学生的，但学生又拿钱去缴纳学费，仔细推寻起来，公家的钱还是入于教师之手，不过由学生方面周转一次罢了。学生想得奖，非认真用功不可；教师想增加收入，非认真教授不可。其实公家出钱是一样的，但多此一番周折，效果就迥然不同了。

他这种成绩考查法，是提倡私塾与学校竞争。学校对于私塾，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如果私塾学生，占了优胜，学校就没得面子了。学校的教员，报酬虽是微薄，总是得了公家的钱；私塾未得公家一文，而其成绩反在学校之上，相形之下，未免太难为情。所以实行这种办法，各学校是特别戒严的，自然成绩就好起来。凡当塾师的，只要他的学生考取了，他就要称赞现行教科书的好处，表彰他自己的本领，这种塾师，也就变成改进教育的劝学员了。假使私塾发达起来，人人都愿送子弟入私塾，就不妨把小学教育，让给私塾去办。剩下的学款，可以拿来办平民读书处，教授力不能入私塾的学生；或是办师范学校，储备私塾教师；或是增加每月考试的奖金；或是添设公共实验所及公共导师。到了这种地步，就无妨承认私塾是小学教育的主体，公家只是设法补助私塾的不及就是了。

当时四川各县私塾的数目，大约十倍于初小学校。全县私塾的学金，和供给先生的伙食费，合计起来，大约也是十倍于全县初小学校的经费。他以为兴设学校，筹款既很困难，私塾中藏有这样大的一笔款，就该设法使它发生好的作用。学校与私塾的区别：一是照章教授，一是不照章教授。若是想出方法，诱导各私塾，也肯照章教授，便是凭空添了十倍的学校。私塾中藏有巨款，仿佛山中藏有金银矿一般；如此每月的考试奖金，也不过是开矿的一点费用罢了。因此可以说，他所举办的那个成绩考查会，犹如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小学校，那些私塾，可认为是他们的分校。分校的校舍校具，薪金伙食，都由学生自备；唯有举行月终考试时，学生来本校试验一次。他从此着想，实觉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可说是用少数的金钱，收到最大的效果。——这是他在自流井举行“学业成绩考查会”简要的叙述。

此外他对于平民教育，也是计划周详，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选举董事，宗吾被选为董事之一。会中希望他发表意见，他便作了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那篇文字，可以说是补《考试制之商榷》及《学业成绩考查会之计划》所未及的。

他看到当时有些地方，私塾日益发达，许多家庭都甘愿出钱把子弟送入私塾，学校日益退化，以致学生寥寥，有名无实。依他的意见，各地有名无实的那些初级小学，不妨改为平民学校，内容可取私塾的组织，个别教授，有读整天的，有读半天的，有读一二小时的，有来问字的，均可听其自便。每逢赶场的日期（“场”即四川乡镇中交易的处所，每隔几日，人民前往买卖，名曰赶场），教师并可兼负讲演的责任。筹措学款，既是非常艰难，即不妨把平民教育、社会教育、通俗教育及义务教育等项，合为一起办理。一般贫民，并非不知读书的好处，实在是为生活所迫，要谋衣食，不能来读。若是有这样的一种平民学校：听人民来去自由，一面谋衣食，一面来读书，学者不感困难，自然就容易推行了。初级小学的弊病，在分班教授，按钟点授课；民间早膳午膳，早晚不一，学生来校，自然先后不齐，又学生常常耽误时间，缺课甚多，也是补不胜补。各家父兄，见课本中有许多未教，就很不满意，因之把子弟送入私塾，而私塾的组织，恰能弥补这种缺陷，这也是私塾发达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主张初级小学的内容应该改组，平民学校也应该改组。通常的平民学校，大半是夜间授课，因为做工的人，到了夜间才得暇；但情形各有不同，白日也有得暇的。如果平民学校的教师，白日夜间都在校内，来学的人就很感便利了。

他以为平民教育，应该扩大办理，教育一般民众，不仅仅教不识字的人。吾国人民，除一字不识者外，有读过一二年书的，有读过三四年书的，还有些人读书虽多，对于时局却茫然不知，其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兼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些是有职业的，有些是无职业的，种种情形，也是万有不齐。因此供给人民所读的书籍，也应该万有不齐，方能与他们相应。民间通行的读物，都是印版书；唱本戏本一类的，他们尤其喜欢看。主持平民教育的机关，就应该顺着这种趋势办法，多征集些著作品，或白话的，或浅近文言的，都不必拘定，总以富于趣味为主。通行的唱本戏本，字迹非常恶劣；但因为富于趣味，词句浅显，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人就能看，间有不认识的字，也可以意会。因此编著平民读物的人，或用教科书的体裁，或用戏本小说的体裁，或用功世文、三字经、四字经，以及其他各种体裁，当应有尽有。更可把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诸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和其他应该知道的常识，分别编入，把字迹刻端正些，发交卖唱本戏本的人，沿街售卖，并派人讲演。人民纵有不认识的字，有不了解的意义，但有了问难的地方，他们读起来，一定很有趣味，辗转传播，如此人民的程度，自然就培养起来了。

他主张各街宣讲“格言”的人，和在茶馆内说“评书”的人，应该由教育局把他们召集起来，传习改良，授给他们一些新知识，把应该供给民众的读物，叫他们拿去传播，讲给众人听，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是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这就好比孔子出游时所发生的一段故事一样：当年孔子出游，他的马吃了农人的禾苗，农人把马牵去，孔子叫子贡去要，子贡百般解说，农人坚不肯还；孔子又叫马夫去要，马夫几句话，说得农人欢欢喜喜，就把马送还了。因为子贡与农人，知识不相等，说的话是隔阂的；马夫与农人，知识很接近，一说就投机。所以教导民众，不可不明白这道理。

他以为现在阻碍文化的，就是教科书有版权一事。我们中国，本来是读书很自由的；改行学校而后，订出种种法令，有了许多限制，读书就不自由了。从前无所谓版权，如今所用的教科书，概有版权，人民不能自由翻印，于是购书也不自由了。外县购置教科书很难，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书。他查学所见：有些初小教师，手写教科书，拿与学生读的；又有命大学生帮助小学生抄写的，这就是“版权”二字生出来的现象。有了这种制度存在，教育怎么能够普及？所以他提倡平民教育，首先要自编书籍，放弃版权；促进会再征集各种读物，加以审查，认为合格，即刻成木板或铅印，把著者姓名印上，予以名誉上的报酬；把所有书籍的名目，公布出来，各处要购某种，只要寄函到会，会中雇有工人代印，只取纸本，不取工资版费，如有愿翻印的，那就更好了，其刊版的用费，除募集外，并请求公家筹拨巨款；再则劝人捐资刊版，把捐者姓名，附刊版末。果能照此办去，则历年越久，存储的版片越多，各种书籍都有，就与万有不齐的程度相适应了。

他以为现行学制，处处都是束缚人的，因主张彻底改革。他认为施行教育，应该有三种方式：一是正式的学校，即现在的小学中学专科大学；二是私塾，即是现在有一般人，不愿把子弟送入学校，愿送入私塾，也应该听其自便；三是平民学校，有些人不能入学校，又不能入私塾，就设这种平民学校去容纳他们。另外再设一个考试制，立于其上，有来应考的，不管他男女老少，只看他的程度，到了某个地步，就发给他某种毕业文凭，如此办去，才可以多造就些人才。尤其现在的时代，是民众的势力，指导民众，如得其道，自然有很大的利益，如不得其道，发生出来的弊害也是无穷的。所以他希望热心救国的人，借平民教育，为指导民众的机关，使民众洞明事理，庶可为国家民族尽人民一分子的天职。

别有怀抱

他查学所到的地方，无不是尽心尽力，去帮助办学的人解决困难，或是鼓励他们热心教育；但得到的报酬，往往是被呈控，被发攻击的传单，第一大罪，就是说他讲“厚黑学”。由此而推演下去，便说，他既是提倡面厚心黑，他自己必首先是面厚心黑，他既是面厚心黑，更何事而不可为呢？于是由第一罪状，而第二罪状……以至于十大罪状，是不难罗织成的。

我在前面介绍的可以作宗吾一生思想中心的那篇《心理与力学》，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肯拿出来交给成都《新四川日刊》连续发表。在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是讲“厚黑学”的，知道他是为坚决主张施行考试制度几乎被学生打死的。他虽是对世界风行的学说颇有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颇有独见，对改革教育制度尤具苦心。即对自身担任的省视学一职，也是求着如何做到合理的地步；但是这一切一切，当时的人是不能了解他的。他们所揣想他的，必以为此人是诡计多端，否则也是一位玩世不恭者。他查学所到的地方，无不是尽心尽力，去帮助办学的人解决困难，或是鼓励他们热心教育；但得到的报酬，往往是被呈控，被发攻击的传单，第一大罪，就是说他讲“厚黑学”。由此而推演下去，便说，他既是提倡面厚心黑，他自己必首先是面厚心黑，他既是面厚心黑，更何事而不可为呢？于是由第一罪状，而第二罪状……以至于十大罪状，是不难罗织成的。大概这些可笑的情形，如今四川省府和教育厅还有案可稽吧。但自他的《心理与力学》发表以后，一般知识界的人士，就对他忽然改观了。同时在这一年中，他把历年来经研究所得写出的文字，刊印一单行本，叫做《宗吾臆谈》。臆谈者，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臆说，不敢说是定理，让学术界及社会人士给他一种严厉的批评；但很少是对他不佩服，不心折，而更有若何訾议的。那本书所收入的文字，除已经差不多算是定本的《厚黑学》外，更有《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心理与力学》、《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考试制之商榷》、《学业成绩考察查之计划》、《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若干专论。关于前两种的要点，我已写入《厚黑教主别传》中，不再赘述。以下各篇的要点，就是我在以上各章中业已介绍了的。其中《心理与力学》和《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后来都加以研究扩充，刊为专书，流传于世。前者几经修正，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一九四二年），才算成为定本。后者于修正后，改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这书他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所以在他临死的前二年，更写了一篇专论《改革政治经济之我见》，来替代此书。《考试制之商榷》后来也略加修正，附有若干文件，刊为专书流行。我们可以说，一九二七年，才是整个的李宗吾向社会人士正式揭幕的一年。

这时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平日体质又不甚健康，省视学的职务，是终年奔波劳碌的，计他自一九二一年再任省视学，算来已六七年了，很可找个机会休息一下，他自问对于教育上的意见，可说是贡献的已不算少；假使全省的教育界人士，上下调协，采纳他贡献的种种方案，一齐动员起来，文盲的扫除，中小教育的发展，必是不难实现的。就是单照他在自流井试行的学业成绩考查办法，各县一齐仿行起来，也是很容易做到教育普及的。他肯出而再任省视学的目的，也无非是借着身在其位，即可以谋其政，庶乎可以把他的教育意见贡献出来，让大家由研究而至于实施。尤其主要的，他以为闭门造车，固然是不能合辙；但完全模仿欧美的办法，也未必适合于国情。因此，他也要借着这视学的职务，可以到各地去考察现行教育的实际情形，何者宜提倡，何者宜改革，何者立刻即办，何者逐渐进行，然后再按此时此地的需要，来决定教育上的实施方案。所以我在前面所列举他的种种主张，种种办法，既不中，又不西，既不守旧，又不趋新；也可以说是亦中亦西，亦旧亦新；这正可反映中国教育在过渡时期的实际需要来，因为他的主张和办法，不是由“闭门造车”得来的，也不是由模仿欧美得来的。就凭他在教育上的一些贡献，一段努力，或者说是一种功绩，也应让他略资休息了。

适逢他的许多著作正在他想要倦勤的时候公表于世，突然惹起了各界的重视，于是这方面也要拉他，那方面也要争他，都被他一概谢绝。可是他的谢绝，并不是自高身价，也不是沽名钓誉；他是看到世事不可为了，自问没有力量出来担当大任，甚且在现实政治的旋涡中，即想洁身自好也是很难保持的。他自民国初年，即已绝意政途，如万不得已，出任政治上的工作，也只有请求担任低级的职务，这层我在前面已是叙述过了。在这方面说，他的心理，实在和人家不同：人家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大；他做官，是愿意越做越小。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这种态度，是消极的，不革命的；但是他孤掌难鸣，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半都死去了，黑暗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他自忖爝火之光，是不易冲破黑暗的。他早已看惯各省军阀们的全武行带打，更看惯四川一省的蛮触相争，这些英雄好汉们，看起来是剑拔弩张，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实对国家的兴建上，是消极而又消极，破坏而又破坏的。至于举国的政治人物：有的则唯恐天下不乱，借以朝秦暮楚；有的则托庇在枪杆之下，足以逞快一时；此外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只因他看惯了这些现象，所以才有《厚黑学》的出世。《厚黑学》出世了，他也只有退出局外，冷眼作壁上观了。但他对于人民大众，青年学子，依然是不失望的，所以才有十余年来在教育上的一番努力。他在这种培养国本的事业中，不惜被打，被控告，被发传单，他仍是兴致勃勃地干去，一直到他在教育上的主张和办法，统统贡献出来为止。

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他先后充任刘文辉刘湘部中的顾问及编撰委员；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又改任省府的政闻编审委员。我们看他数十年来的做人、为学，以及平日的抱负，他岂是想借着一时显赫的军人有所贪图吗？古来的高士，原有隐于朝、隐于市、隐于山林的不同。隐于山林的人，多半是矫俗立异，自高而卑人，还有“身处江湖之上，而心在廊庙之中”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隐于市的人，那是愿意“和光同尘”，既不矫俗，也不立异，但他过去的一段生平，总不能为众人所忘，这等人，仍可说是隐而不隐；唯有隐于朝的人，权且处在一种清闲的位置，在一般人看来，他还是做官，不用另样的眼光去看他，在当权的人看来，以为这个人还算就范，也不怎样地疑忌他，但他本人则正是“身处廊庙之中，而心在江湖之上”的，这等人，可说是隐而不隐，不隐而隐，是谓之真隐。宗吾当时处身的方式，当是属于这一类吧。他本是好主张好做计划的人，但他在二刘的军部中，不声不响，没有听说他做过什么主张，出过什么计划，于此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迹了。

他那时也不愿交朋友，只和几个洁身自爱的熟人，还有来往，经常是独自一人，坐坐茶馆，游游公园的，听当时的成都人谈：宗吾在茶馆中，往往一坐半天，闭目凝神，似乎在作遐想，也不知他想些什么。有时在公园中的树阴遮蔽处，独自一人在散步，见有熟人来，则好似不经意地掩藏起来，真是游魂般的生活。据我所知：他那时似乎有一位好友，就是全国闻名的“姑姑筵”餐馆的老板兼厨师黄敬临老先生，此人真可说是隐于“庖刀”者，不信，有宗吾为他撰的《食谱》序为证：

我有个六十二岁的老学生黄敬临，他要求入厚黑庙配享，我业已允许把他写入《厚黑丛话》。大家想还记得，他在成都百花潭侧，开一“姑姑筵”，备具极精美的肴馔，招徕顾主，大家或许光顾过。昨日我到他公馆，见他正在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诧异道：“你怎么干这等事？”他说：“我自四十八岁以后，即矢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遍，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遍；现在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我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荥经等县知事，我游迹所至，询之人民，你的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的事业；归而询知你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等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的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苦乃尔！鄙人所长者是厚黑学，故专讲厚黑学；你所长者是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文选》与夫《资治通鉴》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敬临闻言，颇以为然，说道：“往年在成都省立女子师范，充任烹饪教师，曾分：熏、蒸、烘、爆、烤、酱、炸、卤、煎、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兹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我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它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临深感余言，乃着手写去。

敬临的烹饪学，可称家学渊源。他的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精于治馔，为其子聘妇，非精烹饪者不合选。闻陈氏女在室，能制咸菜三百余种，乃聘之，这便是敬临的母亲。于是以黄陈两家烹饪法冶为一炉。清末，敬临宦游北京，慈禧后赏以四品衔，供职光禄寺三载，复以天厨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临之于烹饪，真可谓集大成者矣。有此绝艺，自己乃不甚重视，不以之公诸世而传诸后，不亦大可惜乎？敬临勉乎哉！

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我尝笑：孔庙中七十子之徒，中间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者外，其大半则姓名亦在若有若无之间，遑论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猪肉，亦可谓僭且滥矣。敬临撰《食谱》嘉惠后人，有此功德，自足庙食千秋。生前具美馔以食人，死后人具美馔以祀之，此固报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贵自立，敬临勉乎哉！

孔子平日饭蔬饮水，后人以其不讲肴馔，至今以冷猪肉祀之，腥臭不可向迩。他日厚黑庙中，有敬临配享，后人不敢不以美馔进。吾可傲于众曰：吾门有敬临，冷猪肉可不入于口矣！是为序。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于成都

由宗吾这篇文字看来，敬临非一当代的奇人而何？他曾蒙慈禧太后的赏识，曾历任各县的知事，而且政声很好；忽然由士大夫阶级，一退而为厨师，若不是别具怀抱的人，可以断言他万万不能，他做了厨师以后，竟于事务之暇，一连楷书十五年的古籍，而犹不中辍，这种修养功夫，更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计他所抄各书，如连《资治通鉴》已抄完的话，当不下数千万言。以这样具有毅力的人物，在过去又有政治上的经验，倘若出而为国家社会做任何的事业，还怕没有成绩吗？但他甘心退而开饭馆，为厨师，这不能说与时代环境没有关系吧。宗吾不结交王公大人，不和趋炎附势的世人为友，独对敬临大为赏识，一隐于朝，一隐于市，真可谓无独有偶了！

宗吾在那几年中，身子是清闲的，但脑子绝不是清闲的。他天天在研究，天天在思考。他继续研究他的“心理与力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学术，研究民主政治等。当中央定期召开国民大会时，他又研究制定宪法问题；抗战军兴，他更草拟抗日计划。他在茶馆中闭目凝神，在公园内独步徘徊，正是思考他研究的种种问题。不知他几经酝酿，才又写出了以下的文字：

（一）《厚黑丛话》，刊为单行本；

（二）《中国学术之趋势》，刊为单行本；

（三）《达尔文学说之修正》、《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这三篇是《心理与力学》一书的补充，合刊单行本；（四）《制宪私议》、《抗日计划之商榷》，合刊单行本，书名为《制宪与抗日》。这是他在十年清闲的岁月中，另一阶段的大收获。我想在以下的各章中，将他这些作品的内容，扼要地介绍出来。

“厚黑学”变质了

宗吾所讲的“厚黑学”，原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厚黑学”，是从暴露人类的罪恶方面立论，是摘奸发伏的一种看法，是官场现形的内在原理，其立论的方式，可说是“反话正说”，不惜自居为厚黑教主，而以己身担当了天下人的罪恶。后期的“厚黑学”，是从鼓励人类的行为向善良方面发展立论，他把“厚”字解释成“忍辱负重”，把“黑”字解释成“刚毅果断”，可说是“借题发挥”，厚黑学到了后期，虽是袭用原来的名词，但已可说是有些变质了。这种变质的原因，想是他觉得前期的说法，得罪了社会，受到了许多的非议，虽是把面厚心黑的罪恶自己担当了起来，但是社会人士总不免有些心凉，所以在一般的舆论上，依然是不肯饶恕他的。他受不住舆论的攻击，于是就与社会妥协了，这当是“厚黑学”变质的一种原因。其次，他最初是相信“性恶论”的，自从他打破了性善性恶的偏见，发现了“心理变化是循力学规律而行”的，于是便决定一种力量，只看它发展的方向如何，才可以断定它的价值；厚黑的行为，根于心理的变化，所以厚黑的价值，也全视其发展的方向而定。当年谢绶青为《厚黑学》作的跋语说：“‘厚黑学’……如利刃然，用以诛盗贼则善，用以屠良民则恶，善与恶何关于刃？”此种看法，到后来他是承认了的，所以他对“厚黑”二字的诠释，也不能不随着改变。再则他对张列五“权术公开”的主张，是深深服膺的；施行厚黑，如果是一种权术，在施行过后，必须能公开出来的，才不是罪过。有此几种原因，“厚黑学”的变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厚黑学”当有三种看法：一是“做得说不得”，一是“说得做不得”，一是“做得也说得”。古今来的大奸巨恶，以及世上一般坏心肠不要脸的人，是实行的第一种；宗吾自发表《厚黑学》以后，便时时避免做出丢德丧行之事，是实行的第二种；到了后来，他才觉得施行厚黑也不妨，只看你的动机如何，效果如何，这便进入第三种看法了。

于是他很郑重地说道：“就人格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就成败言之，我们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越厚黑，越失败；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越厚黑，越成功。何以故呢？凡人皆以‘我’为本位，为我之心，根于天性，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势必妨害他人之私利，越厚黑则妨害于人者越多，以一人之身，敌千万人之身，焉得不失败？人人既以私利为重，我用厚黑以图谋公利，即是替千万人图谋私利，替他们行使厚黑，自然得千万人之赞助，所以必能成功。我是众人中的一分子，众人得利，我当然也得利，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了。从道德方面说，攘夺他人之私利，以为我有，是为盗窃行为，故越厚黑，人格越卑污。若用厚黑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是牺牲我的脸，牺牲我的心，以救济世人，视人之饿，犹己之饿，视人之溺，犹己之溺，此即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故越厚黑，人格越高尚。”

他曾举胡林翼的故事为例。胡林翼曾说：“只要有利于国，就是顽钝无耻的事我都干。”相传林翼为湖北巡抚时，官文为总督，有一天，是总督夫人的生日，藩台去拜寿，手本已经拿上去了，才知道是如夫人的生日。立将手本索回，折身转去，其他各官，也随之而去了。不久，林翼到来，有人告知此事，他听了，伸出大拇指道：“好藩台！好藩台！”但他说毕即取出手本递上去，自己竟红顶花翎地进去拜寿；众官听说巡抚也来拜寿，又纷纷地转回了。次日，官妾来巡抚衙门回谢，林翼就请他母亲好好招待，官妾竟拜胡母为干娘，林翼为干哥哥。此后，林翼在军事上有应该与总督会商的事，就请干妹妹从中疏通；官文稍有迟疑，其妾便聒耳说道：“你的本事，比胡大哥差得多，你还是依他的话去做就是了。”因此，林翼办事，非常顺手；官胡交欢，关系满清中兴甚大。试想林翼肯干此等事，他的脸皮真算是厚了；但众人不惟不说他卑鄙，反引为美谈，何以故？心在国家故。

他又举徐阶的故事为例。严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后来皇帝把他下在狱中。众臣合拟了一个奏折，历数世蕃的罪状，如杀忠臣杨椒山沈炼等，把稿子拿给宰相徐阶去看。徐阶看了就问道：“你们是想杀他，还是想放他呢？”众人说：“当然想杀他！”徐阶说：“这奏折一上去，我敢断定皇上立即把他放出来！何以故呢？世蕃杀这些人，都是巧取上意，使皇上自动地要杀他们。此折上去，皇上就会说：杀这些人明明是我的意思，怎么诬在世蕃的身上呢？这样，岂不立把世蕃放出吗？”众人问：“如何办才好呢？”徐阶说：“现在皇上最恨的是倭寇，就说他私通倭寇好了。”于是徐阶关起门把折子改了递上去。在先，世蕃在狱中探得众人奏折的内容，就对亲信说：“你们不必担忧，不几天我就出去了。”后来折子发下，说他私通倭寇，世蕃大惊道：“完了！完了！”果然把他杀死。试想世蕃罪大恶极，诚然该杀，但不曾私通倭寇，可谓死非其罪。徐阶设此毒计，他的心肠可说是黑极了；但后人都称他为有智谋，不说他阴毒，何以故？为国家除害故。

因此他在这时极力提倡“厚黑救国”，尤其当着国际形势日趋恶化而不讲信用不顾正义的时候。他最爱举的例子，是越王勾践的故事，他说：“厚黑救国，古有行之者，越王勾践是也。会稽之败，勾践自请身为吴王之臣，妻入吴宫为妾，这是厚字诀。后来举兵破吴，吴王遣人痛哭乞情，甘愿身为臣，妻为妾，勾践毫不松手，非把他置之死地不可，这是黑字诀。由此知厚黑救国，其程序是先之以厚，继之以黑，勾践往事，很可供我们参考。”除此以外，他更列举太公的佐周伐殷，管仲的尊王攘夷，苏秦的合纵六国，张良的扶汉灭楚，以及近代国际上的钩心斗角，无一不是实行厚黑，他都不惮烦琐地引证说明。于是他不辞以厚黑教主的资格，向四万万人宣言道：“勾践何人也……予何人也，凡我同志，快快地厚黑起来吧！何者是同志？心思才力，用于抵抗列强者，即是同志。何者是异党？心思才力，用于倾陷国人者，即是异党。”因此他大声疾呼提倡“团结御侮”，譬之射箭，精研“厚黑学”，就是练习射箭。从前是关着门，父子兄弟，你射我，我射你；现在应当以列强——尤其是日本为箭垛子，四万万支箭支支都向同一箭垛子射去，才有得救的希望。他所说的“厚黑救国”，便是如此。

他说他把各国外交史，研究了多年，才把列强对外的秘诀，发现出来。其方式不外两种：一是劫贼式，一是娼妓式。他们时而横不依理，用武力掠夺，等于劫贼的明火抢劫，是谓劫贼式的外交。时而甜言蜜语，曲结欢心，等于娼妓的媚客；结的盟约，毫不生效，等于娼妓的山盟海誓，是谓娼妓式的外交。

当时有人问他：日本以何者立国？他答道：以厚黑立国。娼妓之面最厚，劫贼之心最黑，大概日本军阀的举动，是劫贼式，外交官的言论，是娼妓式。劫贼式之后，继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后，继以劫贼式，二者循环互用，而我国就吃不消了。但娼妓之面固厚，而毁弃盟誓，则是厚中有黑；劫贼之心固黑，而不顾唾骂，则又是黑中有厚。他一面用武力掠夺我们的土地，一面又高谈中日亲善，娼妓与劫贼，融合为一，是之谓大和魂。

又问：我国当以何者自救？他答道：“当以厚黑自救。即是日本以厚字来，我以‘黑’字应之，日本以‘黑’字来，我以‘厚’字应之。譬如娼妓艳装而来，我即开门纳之，但缠头费丝毫不出，如果服侍不周，把她衣饰剥了，逐出门去，这便是以‘黑’字破其厚。日本横不依理，以武力压迫，我们就用张良的法子来对付，张良圯上受书，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他面皮厚罢了；楚汉战争，高祖用张良计策，睢水之战败了，整兵又来，荥阳成皋败了，整兵又来，卒把项羽逼死乌江。若用这个法子对付日本，便是以‘厚’字破其黑。厚黑与救国融合为一，是之谓中国魂。”

他在后期大谈其“厚黑学”时，是在“九一八”以后，见日本侵华益急，吾国可危，而当时所谓国际联盟者，无非是列强讨论分赃的一种机关。他们对于弱小民族，可说是“阎王不嫌鬼瘦”的；况且像中国这样“弱而不小”的国家，还更足以惹动列强的垂涎呢！国际间的假仁假义，万不可轻于信赖；某一国的强取豪夺，是必须思患预防的。因此，他当时所谈的“厚黑学”，多不出“厚黑救国”的范围。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放大形。战国时代的国际间，都是实行厚黑的；现在的国际间，更是实行厚黑的。能厚黑者富强，不知厚黑者弱亡。只要有国际的存在，“厚黑学”便是自救自存的至宝，一切国际上好听的名词，都是骗死人不偿命的。他把战国时代的国际情势，和二十世纪的国际情势，都加以详细的分析，越发证明了这种道理。

请看他拆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的一幕吧：

他说，美国参战之初，威尔逊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可说是弱小民族的一种福音。当巴黎和会初开时，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把威尔逊当做救世主一般，以为他们的痛苦可以在和会上解除了；哪知英国的劳合乔治、法国的克里蒙梭都是精研“厚黑学”的人，而克里蒙梭绰号“母老虎”，尤为凶悍。他初闻威尔逊鼎鼎大名，还有些畏惧；及至见面以后，才知黔驴无技，就时时奚落他，甚至说道：“上帝只有十诫，你今提出十四条，比上帝的还多了四条，只好拿到天国去行使吧！”威尔逊听了，也只好忍受。后来意大利全权代表下旗归国，日本全权代表也要下旗归国，就把威尔逊吓慌了，于是俯首帖耳，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而“民族自决”的问题，遂成泡影。

他说，假使他是威尔逊的话，他就装痴卖呆，听凭他们奚落，坐在和会席上，一言不发，直待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退席之后，就猝然站起来，大拍桌子道：“你们要这样干吗？我当初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经你们认可，我美国才参战；而今你们竟这样干，使我失信于美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弱小民族，那么我只好领率全世界弱小民族，向你们英法日意决一死战，才可见谅于天下后世。你‘母老虎’说我这十四条应拿到天国去行使，你看我于短短的时间，要用鲜血染红这个地球，就从这鲜血中，现出一个天国来，给你‘母老虎’看看！”说毕，立刻退出和会，就用《厚黑学》中所谓“办事二妙法”中的“敲锅法”，把锅敲破了再说。三十分钟内，通电全世界，叫所有弱小民族，一致起来，对列强反戈相向，由美国指挥作战，这样一来，请问英法敢开战吗？因为当时的情势是这样的：德国的战斗力并未损失，他所感痛苦的，是食粮被列强封锁了，只要接济他的食粮，单是一个德国，已够英法对付。再则大战之初，英法答应殖民地许多权利，弱小民族才抛弃旧日嫌怨，一致赞助，印度的甘地，还叫他的党徒帮助英国，他们如此作为，原想大战结束，可以抬头，哪知堂堂的和会席上，列强竟自食其言！弱小民族，正在含血喷天，有了威尔逊这样的主张，它们在战地上，还有不立即倒戈的吗？况且美国是生力军，国家又富，英法已是筋疲力倦，如果实行开战，可断定在一星期之内，即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情势，试问英法敢打吗？如果请求不打，除非十四条原则，条条实行，并须加点利息，格外再增两条。何以故呢？因为你英法诸国，素无信义，明明是承认了的条件，还要翻悔，所以十四条之外，非增两条以资保障不可。威尔逊果肯这样干去，难道“民族自决”的主张，还怕不能实现吗？无奈威尔逊一见意日两国的代表下旗归国，手忙脚乱起来，就用“锯箭法”了事，竟把千载一时的机会失去，岂不可惜！不久，箭头在里面陆续发作，我国东北四省，无端失去，阿比西尼亚，也无端遭受意大利的摧残，而世界第二次大战，就不得不爆发了。凡此种种，都是由于威尔逊在和会席上，少了拍桌子之故。

接着他又分析下去：上述的办法，以威尔逊的学识，难道见不到吗？就算威尔逊是个书呆子，不懂得厚黑的道理；但同着威尔逊赴会的，有那么多的专门人才，那么多的外交家，一个个都是在厚黑场中来来往往的人物，难道这种粗浅的厚黑技术也不懂得吗？于是他下一判断说：他们懂是懂得的，只是不肯这样干呢！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压迫者，美国是压迫者之一，根本上有了这种大矛盾在。日本是精研“厚黑学”的，他窥破威尔逊有些弱点，就在和会上提出“人种平等”案，朝着他的弱点攻去，意思是说：“你会唱高调，我唱的高调，比你更高！”这本是“厚黑学”的妙用，果然把威尔逊制住了。然而威尔逊竟是天禀聪明的人，他是深懂得厚黑哲理的。他明知“民族自决”的主张，为列强所不许，也为本国所不许；但不妨大吹大擂起来，闹得举世震惊，这即是《厚黑学》中所说的“敲锅法”。先把锅的裂痕，敲得长长的，趁势大出风头；及至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要下旗归国，他就马马虎虎了事，这即是《厚黑学》中所说的“锯箭法”。有此一着，威尔逊可以昭告世界曰：“民族自决之主张，其所以不能贯彻者，非我不尽力也，其奈环境不许何！其奈英法意日之不赞成何！”这就好像外科医生对人说道：“我之只锯箭杆，而不取箭头者，非外科医生不尽力也，其奈内科医生袖手旁观何！”

他继此而再事追究：威尔逊是个老教书匠出身，是一个书呆子，何以懂得“敲锅法”、“锯箭法”呢？经他多方考察，才知他背后站有一位军师豪斯大佐，是著名的阴谋家，是威尔逊的灵魂。威尔逊得被选为总统，他出力最多；威尔逊的阁员，大半是由他推荐的。所有美国绝交参战啦，山东问题啦，都是此公的主张，他专门唱后台戏，威尔逊不过是登台的傀儡罢了。但威尔逊之听信此公，等于刘邦之听信张良。我们既承认刘邦为厚黑圣人，就呼威尔逊为厚黑圣人亦非过誉。一般人都以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是失败了的；殊不知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他当美国第二十八代的总统，试问从前二十七位总统，彰彰在人耳目的，究有几位？恐怕除了华盛顿林肯二人鼎鼎大名而外，就要推威尔逊了。任人如何批评，他总算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问其何修而得此？无非是善用“敲锅法”、“锯箭法”罢了。假使他不懂点“厚黑学”，不过混在从前的二十几位总统中间，姓名若有若无，“威尔逊”三字安得赫赫在人耳目？由此知“厚黑学”的功用：成则建千古不朽的伟业，败亦可留大名于宇宙的。

宗吾对于列强的对策，是主张组织“弱小民族联盟”的。他说当时的巴黎和会，聚世界厚黑家于一堂，钩心斗角，仿佛一群拳术家，在擂台上较技，我们站在台下，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当用何种拳法才能破他们，但是台上人反漠然不觉。当初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大得弱小民族的欢迎，而深为英法日意所不喜，足知“民族自决”四字，可以击中列强的要害。及至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案，威尔逊就哑口无言，而“民族自决”案，也无形打消，足知“人种平等”四字，又可击中欧美人的要害。似此，我国如出来提倡“弱小民族联盟”，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案，和日本的“人种平等”案，合一炉而冶之，岂不更足以击中他们的要害吗？

宗吾关于“厚黑救国”的言论，在这里是说不完的。此外，他更谈到思想的独立，谈到“厚黑”的面面观，谈到他作书的文体，谈到许多好友的种种情事。这些妙趣横生的文字，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华西日报》上，每天发表一二段，积若干字即刊印一册，至次年五月，共刊印三册，以后又加以增删，即为合订本，这便是他有名的《厚黑丛话》。这丛话，他本想无限止地继续写下去，将他的观察所及，无论是上天下地，物理人情，统统用随笔式的体裁把它写出来；不意正在按日发表的时候，四川省政府突然奉到中央的命令：“严予禁止，以遏乱萌！”于是《厚黑丛话》就只得中断了。但只就发表的部分看来，已是峦峰重重，群壑竞秀，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

他在前期发表的《厚黑传习录》，是记载他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的范围扩大了，内容包括四种：

（一）厚黑史观；

（二）厚黑哲理；

（三）“厚黑学”的应用；

（四）“厚黑学”发明史。

其立论的方式，完全是自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平生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地写一篇，或短短地写几句，或概括地说，或具体地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愿受任何的拘束。他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如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坡“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地写去，以免打断兴趣。他说写这类文字，和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凭空无从说起，只好借点物事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就是了。若无典故可引，就杜撰一个来用，亦无不可。这好比庄子的寓言：是他心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来立论，只求把胸中所见表达出来；至于鲲鹏野马是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他是一概不问的。

他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所以他说：“宇宙真理，明明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无须请人替我们研究。古今的哲学家，乃是我和真理中间的介绍人，他们所介绍的，有无错误，不得而知，应该离开他们的说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才是。”有一个朋友，曾读到他丛话中的文字，就对他说：“这些问题，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未见你引用；并且学术上的专有名词，你也很少用；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还是欠研究的。”哪想他听了这话，也不答辩，反把平日所作的文字检出来，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有名词，竟尽量删去。如果名词不够用，他就自行杜撰，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尔引有古今人的学说，总是用自己的斗秤，去衡量古今的学说；不是用古今人的斗秤，来衡量自己的学说。换言之，乃是他去审判古今的哲学家，不是古今的哲学家来审判他。因此，他常对人说：“中国从前的读书，一开口就是诗云书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变以后，一开口就是达尔文曰，卢梭曰；后来又添些杜威曰，罗素曰，纯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自己也不伸头去窥察一下，未免过于懒惰了！假如驳我的人，引了一句孔子曰或孟子曰，即是以孔子孟子为审判官，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叫我来案候审；引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即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以他们的著作为新刑律，叫我来案候审。像这样的审判，我是绝对不到案的。”有人问他道：“要谁人才能审判你呢？”他说：“你就可以审判我。以你自己的心为审判官，以眼前的事实为新刑律，例如说道：李宗吾，据你这样说，何以我昨日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今日看见一只狗也不是这样？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吧！如果能够这样地判断，我任是输到何种地步，都要与你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他这种独立自由的意思，充满了他的《厚黑丛话》中。但他并不是野马狂奔，却有他一定的观点和原理，那便是他本店自造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请看他自己的说明吧：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夫学制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部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座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它整理得厘然秩然，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参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了。我把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显现，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处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地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捡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发明蒸汽，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也是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申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返本线”的发明

吾国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养好，然后扩充出去，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的世界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宗吾又刊一书，叫做《中国学术之趋势》，内容包括四大篇：

（一）老子与程明道；

（二）宋学与蜀学；

（三）宋儒之道统；

（四）东西文化之融合。

每篇又各分若干段，以成此书。他在序文中说：“写文字是发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即当如何写，如果立出题目来做文章，等于入场应试，心中受了题目的拘束，所有感想，即不能尽情写出；又因题义未尽，不得不勉强凑补，于是写出来的，乃是题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写此书，本想出以随笔体裁，许多朋友说是不妥，才标出大题目小题目。我觉得做题目，比做文章更难，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题目是我心中所无，此书虽名为《中国学术之趋势》，而内容则非常简陋，对于题义的发挥，未及十分之一，这是很抱歉的。”可见他即便讲述具有体系的学术，仍是抱有他一贯的自由作风，这是与近代流行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有些不同的。

我们当还记得他发明的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于是他想适用这条公例，觉得学术上的演变，也有轨道可循，如果知道了从前的学术是如何演变，即可推测将来的学术当向何种途径发展。他说：“自开辟以来，人类在地球上走来走去，自以为自由极了，三百年前，出了一个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终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人类的思想，自以为自由极了，若试把牛顿的学说扩而大之，应用到心理学上，即知道任思想如何自由，终有轨道可循。人世上一切事变，无不有力学公例行乎其间，不过一般人习而不察，等于牛顿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样。”因此，他对于中国学术的趋势和世界学术的交流，也是持此看法的。

他说：我国已往的学术有最发达的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带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汉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的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的进化，其轨道是历历可循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他说，《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的总纲，诸子书是细目。诸子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加以发挥，只能说他们研究得精细，却不出老子的范围。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座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偶有人在山上拾得点珍宝归来，人人惊异，于是大家相约上山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然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作河图洛书的，是偶尔拾得珍宝的人；周秦诸子，是相约上山开采的人；这伙人中，所得的东西，要以老子为最多。老子把宇宙真理、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它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种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根据已往的事变，就可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在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学，韩非学于荀子，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又讲“法术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法术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是申韩的刻薄寡恩，渊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间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法术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实不能不为老子叫屈。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字即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温、良、恭”三字，比“慈”字较为具体：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的“兼爱”，即是老子的“慈”；墨子的“节用”，即是老子的“俭”。老子言兵：“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说：“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经》，此书是道家之书，也与老子相类。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的话，激动六国君主的不平之气，暗中即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与”等语，为后世阴谋家兵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子、列子、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往往互相诋毁，独没有诋毁老子的，即使诸子之学，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静功，讲符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了。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是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学说也随君主之意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所摈斥。汉初，改而奉黄老，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从此即专奉孔子之学；但老子的学说，势力仍是很大。于是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以后佛教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就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儒、释、道三教的异同，加以研究。三教异同，自然古人说得很多；但最要的一点，即是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还不能终止，于是他又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婴儿是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所说的婴儿，是无知识的。可知老子返本要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无知无欲的婴儿为止。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此心亦无之，以证入涅盘，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儒、释、道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如图所示：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家由丁返至甲。宗吾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们三家都是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佛家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以三教的同与异，都可以说得过去，总看如何看法。

据上图所示，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亦说，“复命曰常”，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佛氏主张破我执破法执，孔子亦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氏所谓我执法执，孔子又何尝不能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以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既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尽力，人事的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童研究起。以诚意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的宗旨，既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盘灭度的学理，也就不愿深究了。老子意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妙理，故取象于初生的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此“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入世出世之中的。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礼》、《乐》、《易》、《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多说，只简简单单的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隐而不发的意味。他的意思只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让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讲出世法没有佛氏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孔子那样详。总而言之，佛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儒、释、道三教的不同之点。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魏晋时代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些厌弃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朝，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的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的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遍尊老子为“玄元皇帝”，所以道教很盛。孔教是历代所崇奉的，当然也很盛行。三教相推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时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它融合为一。直到宋儒，尤其是程明道，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程明道以前，虽有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周濂溪诸儒，做宋学开路的先锋，但那只算是萌芽时期；到了明道，才吸取三教的精华，以老子思想为主把它组织成一个系统，成为所谓“宋学”。以后的程、朱、陆、王学派，都是从明道分支的。明道为宋学之祖，等于老子为周秦诸子之祖，而明道之学，即大类于老子。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宋儒本没有居心要走入老子的途径，只因宇宙真理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入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并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极而言之，即说老子之学贯通中国全部学术也不为过。

在宋儒尽管说他们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的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为孔门嫡传，这是为“门户”二字所误。惟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着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在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想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者，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偏说是孔门嫡派，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了。

宋儒的学说，原具一种革命精神。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具备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然托诸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马丁·路德的新教，欧洲的文艺复兴，俱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大凡新学说出世，都有这种现象。

不过宋儒也有很大的短处，就是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

（一）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

（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

合此两点，就生出自韩愈以来杜撰的“道统”之说。程朱一般人，生怕这个道统被别人分去，就拼命地排斥异己，以致他们的徒子徒孙都染有这种恶习，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在争詈不已。此中的病根就是缺少了一个“量”字。宋儒的才德二者俱好，惟于“量”字最缺乏。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如果不存门户之见，把气量放宽，来鸟瞰学术上的分合之迹，倒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中，常常援引古说，可见他也是述而不作的人，其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种外道，经过释迦的一一研究，然后另立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照以上所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然一种学说独成一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子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单即宋儒所说的佛学禅宗说，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的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来。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其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只要以探讨真理为归，不过于存主观的见解，无论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这在学术上说都是有功的；唯有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是要不得的。

吾人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之后，再分头研究，去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但是要做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并不是没有宾主之分，一味地将中西文化杂糅在一起，使人发生龃龉，以致影响我们的思想行动，无所适从，如近几十年来的混乱现象，这是不足取的；而是应当以我们数千年来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为重心，或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或吸收他人之精英，以丰富吾人之生命。从前有个故事：鲁国有个男子独处，邻家有一寡妇亦独处，夜雨室坏，妇人来求托庇，男子闭户不纳。妇人说：“你何不学柳下惠呢？”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这事被孔子听见了，就赞叹道：“善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还有九方皋相马，并不取其皮相，是在牝牡骊黄之外。吾国先哲，师法古人，也是遗貌取神，为我国学术界最大特色。画家书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洋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我国，我国尽量地研究，如以修改或发挥的所有天台、华严、净土诸宗，差不多成了中国化，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就中最盛行的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唯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乎失传。从此可见印度学说传入中国，越是中国化的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的就不盛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是采取印度文化的方法，使其一一中国化，好比药料之有炮制法，把那有毒的部分除去，单留有益的部分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地采用，中西文化自然可以融合。本此原则，我们今后应走的途径，就可以决定了。

西洋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等科。中国的古人，行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制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理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的必要。

中国的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而又极有条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有磁电感应之理，不言权利义务，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洋人则人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限，父子夫妇间的权利义务，俱用簿计学的方式计算，权利义务分明，生趣就减少了。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气氛改变；但中国则未免太浑沦了，又当参酌西洋组织。果然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就如开矿一般，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国人的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吾人生于斯世，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的工作，融合以后，不妨再分类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过若干次，才能把这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依旧还它一个浑然的。

冲突是融合的预兆，无所谓冲突即无所谓融合。譬如几个泥丸放在盘内，不相接触，可谓不相冲突了；然而这几个泥丸是永久独立不能合并为一的。如把它们合在一处，挤之捏之，这几个泥丸就可合为一个了。现在国际竞争剧烈，与战国七雄时代相似。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旧有学说发生冲突，如南北朝、隋唐时代佛学传入中国相似。一般人看见这些冲突情形都很悲观；不知这正是几个泥丸挤之捏之的时候，乃是世界大同的动机，是东西学说融合的动机。所不同者，秦皇统一战国之后是有一个君主高踞其上；将来世界大同是把君主换作民主的，宋儒的理学虽能融合众说，但其学说的推行是仗君主威力，强迫人民信从；将来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是学者自由研究的结果，并非强人信从。国际上、学术上这种现象都是天然的趋势，非人力所能反抗，如水之东流入海，即使要反抗，也是万万无效的。如果看清楚这种趋势做去，才不致违反潮流。

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其病根有应归咎于西洋的地方。例如，西洋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洋人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培养身，中国人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的。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追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很少寻得出像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的学说，只有庄子书中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神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减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竞争等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面建筑，基础不稳固。所以国际上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将来算总账，还不知要流多少血！

我们再把前面所绘的“返本线”一书，就更可把中西文化的优劣看出来。吾国儒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养好，然后扩充出去，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了。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诚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的世界了。

讲近代物质文明，中国诚然万万不及西洋；但从社会伦理部分来说，则以上诸点，确乎中胜于西。此等之处，应该西洋效法中国，不应该中国效法西洋。

最后，他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上，主张中国学说可救西洋印度之弊。他是以老子为中国学说代表的，前面已说过了。他认为西洋所讲是极端的世间法，印度所讲是极端的出世法，老子所讲则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如把这种学说，发扬而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以“返本线”言之：西洋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顾。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是绝不回顾。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所说“归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所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没有印度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西洋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洋人无论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就“返本线”看来，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上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其余各点，也未看见。他们既未把这根线看通，所以各种主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也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二语出《礼运》，或以为道家之说，故浑言孔老），这样，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沦疏阔；西洋人研究得很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国的看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实，西洋人讲竞争，讲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腊三哲，何尝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并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举人，何尝有几分与释迦孔老相类？其末流也是与西洋一样。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的冲突，又源于学说的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而言，则释迦、孔子、老子和苏格拉底诸人，固无所谓冲突。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宋明诸儒学说、西洋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是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的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的扼要介绍。此外他在本书中，详述“宋学”与“蜀学”的关系，说二程的学说，深受当时蜀学的影响，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学”，是受了箍桶翁和卖酱翁的启示，才别有会心。同时，四种道教和佛教也是盛极一时，二程当深有所濡染，所以他们后来能做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则蜀主孟昶在当时提倡文化的热心，与夫政治的清明，可谓甲于天下。苏子由对于老学的研究也是前无古人。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四川可称为此后中国文化的摇篮。宗吾对于这些问题都加以考证和说明，这是国内一般讲学术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至于他提出以老子来贯通中国的全部学说，西洋和印度的学说各走极端，唯中国学说可以济二者之弊这种观点，是否也是太偏，太主观，我在此不愿批评；批评的责任，希望读者负起来吧。

和达尔文克鲁泡特金开玩笑

达尔文的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唯有合力主义，如射箭一般，支支箭都向箭垛射去，彼此不相冲突，又不相倚赖，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

宗吾每有一假设要提出，总是深思熟虑，反复研究，必须自己信得过了，才写成文字，以期建立他的假设。更从四方八面，去取得印证，无论是正面的意见，或反面的意见，他都虚心地加以研究，而为批判地接受与扬弃，经过一再的补充，然后才著为专书。他的许多著作，都是这样慢慢完成的。单说《心理与力学》一书：最初仅是一篇较长的论文；到了一九二〇年，就补充了许多；直至一九二七年，才公表于世；等到正式印为专书时，已是一九三八年了。在此书出版的前几年，经他研究所得，更加了三章；到了一九四二年，又加了一章；如果他不早死去，恐怕至今还在有加无已呢！但他并不是像“老娘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添加，他的千言万语，无在而非为证成他所假设的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他最后添加的一章，此处暂不述及；今将第二次添加的三章，介绍如下：

第一为《达尔文学说之修正》。

他说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飞禽走兽，都研究完了，得出几种结论，科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独不知达尔文实验室中，有个高等动物，却未曾研究，所以他的学说，就留下不少破绽。那个高等动物，就是达尔文本身。达氏既把人类社会忽略了，即不妨就拿达氏来做标本，再加一番补充研究。于是他便用最有兴趣的文字，设想达氏自生下地来，一直到他老死，其心理与行为的发展，即以达氏自己的学说，来反击达氏的学说，依次得出人类社会中的五条公例：

（一）同是一个人，知识越进步，眼光越远大，竞争就越减少。

（二）竞争以生存为界域，过此界域，就有弊害。

（三）同是一国的人，道德低下者，对于同类，越近越竞争；道德高尚者，对于同类，越近越退让。

（四）竞争之途径有二：一是向外用力，进攻他人；一是向内用力，返求诸己。向外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冲突的；我与人二力不等，则一胜一负；二力相等，则两败俱伤。向内用力者，与他人之力线是不冲突的；我与人用力相等，则并驾齐驱；一人用力独深，则此人即占优胜。

（五）凡事以人己两利为原则，二者不可得兼，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

根据上述五条公例，就觉得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字，应该修正。正为达氏的公例，是从禽兽社会得来的，律以人类社会，处处矛盾。达氏的公例，如果用于禽兽社会中，当然可以不管；如今竟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基于这种学说，造出的世界，是人类互相残杀的世界，故非加以驳斥不可。

达尔文说，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争；但从各方面考察，觉得人类进化，是由于彼此相让。因为人类进化，是由于合力，彼此能够相让，则每根力线，才能向前进行，社会才能进化。譬如，我要赶路，在路上飞奔而走，见有人对面撞来，就当侧身让过，方不耽误行程。如照达尔文的说法，则是见人对面撞来，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沿途有人撞来，沿途推翻，遇着行人挤作一团，就从中打出一条血路，向前而行；试问世间赶路的人，有这种办法吗？如果要讲“适者生存”，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才是适者，才能生存。

由达尔文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由我们看来，生物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试入森林一看，既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叶叶相让，所有树枝树叶，都向空处发展，彼此抵拒冲突者极少。树木是无知之物，尚能彼此相让，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的本性，因为不相让，就不能发展。凡属生物皆然，满山禽鸟和鸣，百兽聚处，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彼此斗争之时少。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生物界相让者其常，相争者其变。”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似乎不对。树木的枝叶，如果抵拒冲突，纠结一团，此种树木，必不繁荣。欧洲大战，是人类纠结一团。依达尔文的学说，此种现象，叫做进化，未免讲不通。

依达尔文的说法，凡是强有力的，都应生存；但从事实上看来，反是强有力的先消灭。洪荒之世，遍地是虎豹，它们的力量比人更大，宜乎人类战它们不过，何以虎豹反几乎绝迹？欧战前，德皇势力最大，宜乎称雄世界，何以反遭失败？民国初年，袁世凯势力最大，宜乎统一中国，何以后遭失败？有了这些事实，所以达尔文的说法，就应予以修正。我们细加推究，既知虎豹的被消灭，是由于全人类都想打它；德皇的失败，是由于全世界都想打他；袁世凯的失败，是由于全中国都想打他。思想相同，就成为方向相同的合力线。虎豹也，德皇也，袁世凯也，都是合力打败的。于此可以说：“生存由于合力。”懂得合力的就生存，违反合力的就消灭；懂得合力的就优胜，违反合力的就劣败。像这样的观察，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反在天然淘汰之列了。

达尔文的误点，可再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向人说道：“生物进化，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地长大。”有人问：“小儿如何会长大？”答：“只要他不死，能够生存自然会长大。”问：“如何才能生存？”答：“只要有饭吃，就能够生存。”问：“如何才有饭吃？”我们还未及答，达尔文从旁答道：“你看见别人有饭，就去抢，自然就有饭吃，越吃得多，身体越长得快。”试思达尔文的答案，有错无错？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没有错，说进化由于生存没有错，说生存由于食物也没有错；惟最末一句，说食物由于竞争（抢）就错了。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就对了。怎样修正呢？就是通常所说的“有饭大家吃”。

平情而论，达尔文一味教人竞争，固有流弊；我们一味教人相让，也有流弊。如何才无流弊呢？于此可再定出一公例：“对人相让，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对人竞争，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

达尔文的学说，可分两部分来看：他说的“生物进化”，这部分是指出事实；他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部分是解释进化的理由，事实没有错，理由错了。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殊不知进化的原因多端，相争能进化，相让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其或具备他种条件，也未尝不能进化。达尔文置诸原因于不顾，单以竞争为进化的唯一原因，而流弊遂无穷了。兹断之曰：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等于牛顿发明“地心引力”，是学术界千古的功臣；唯有他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就不免有语病，应加修正。

第二为《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

他说克鲁泡特金的误点，也与达尔文相同。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的状况，律之人类社会，故其说有流弊；克鲁泡特金因为要指驳达尔文的错误，特在满洲及西伯利亚一带，考察各种动物，与原始人类状况，发明互助说，以反驳达尔文的互竞说，他能注意到人类，算是比达尔文较胜一筹了；然而原始人的社会与文明人的社会毕竟不同。克鲁泡特金以文明人的资格，去考察原始人的社会状况，故所得的结论不能没有流弊。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也可分两部分来看，他主张“互助说”不错，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

禽兽进化为人类，故人类具有兽性，然既名为“人”，则兽性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性，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然既成为文明人，则原始状态之外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禽兽有竞争，无礼让，人类是有礼让的，达尔文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原始人类，浑浑噩噩，没有组织，成为无政府状态，文明人则有组织、有政府，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

凡物体，每一分子的性质，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社会是积人而成的，人身是社会的一分子，若把身体的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治国之道，采用互竞主义固有流弊，采用互助主义也有流弊，故必须采用合力主义。人身的组织，即是合力主义。身体是由许多细胞构成，每一细胞都有知觉，等于国中的人民，大脑则等于中央政府。全身神经，都可直达于脑，等于四万万人每人的力线都可直达中央，成为合力的政府。目不与耳竞争，口不与鼻竞争，手不与足竞争，彼此之间，非常调协，故达尔文的互竞主义用不着。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个个独立，自由表现其能力，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也用不着。目尽其视之能力，耳尽其听之能力，口鼻手足亦各尽其能力，如是把各种能力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健全的身体，这便是合力主义。

国家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人身亦然。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脚政府报告脑政府，立派右手来，把蚊子打死。万一右手被蚊子咬了，自己无法办理，报告脑政府，立派左手来，把蚊子打死。有时睡着了，脑政府失其作用，额上被蚊子咬，延髓脊髓政府就代行职务，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脑政府还不知道。耳鼻为寒气所侵，温度降低，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输送血液来救济，于是耳鼻就呈红色。万一天气太寒，输送了许多血液，寒气仍进退不已，各地方政府协商道：“我们再输送血液去，仍无济于事，只好各守防地，把应该输送到耳鼻的血液，与它截留了。”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市县区各种政府。脑中记忆的事，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施行催眠术的人，是蒙蔽了中央政府，在省市县区政府，调阅旧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将平日所做的事说出，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疯人胡言乱语，这是脑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市县区政府，乱发号令。所以疯人说的话，都是他平日的事，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故话不连贯。夜间做梦，是中央政府休职，各处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台来了。人一醒来，中央政府复职，他们立即躲藏；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故梦中之事，也能略记一二。我们可以说：疯狂和做梦，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

古来亡国之时，许多人说要死节，及到临头，忽然战栗退缩。因为想死节，是出于理智，从脑中发出，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战栗退缩，是肌肉收缩，是全国人民不愿意。文天祥一流人，慷慨就死，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人民与中央政府，业已行动一致了。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及至美色当前，又情不自禁，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情不自禁是身体其他部分的主张。我们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后即无须注意，自然会朝前走去，这即是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后，人民依着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那就不胜其烦了。古人作诗，无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后写出“之”字，往往比醒时更好，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遇有事来，不须中央指挥，人民自动做出之事，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心理学书上，有所谓“下意识”者，盖指脑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由上看来，可知身体的组织，与国家的组织是很相同的。反观吾身，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即知道创立一种学说，必使理智与情欲相调协。不能凭着脑子的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也不能放纵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的裁判。建设一个国家，必使人民与政府调协，不能凭着政府的威力，压制人民。而为人民者，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的行为。人身的组织，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故脑为神经的总汇处，与五官百骸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因此每一人民的力线，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中央为全国力线的总汇处，政府与人民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如能这样办理，即是合力主义，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而与天然之理相合。

第三为《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的问题，他一生讨论的最多，发表的文字亦最多，并且著有几种专书来详论此事。这些大问题，留待后面再说。他这篇文字只是说政治、经济、外交应采用合力主义。所重者，在“应采用合力主义”一事，对于政治、经济、外交并未详说。这一篇文字放在《心理与力学》一书的最后，可以说是那书的结论，也可以说是“力学公例”的应用。他既认为“心理变化，循力学规律而行”，则吾人每做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至于主持国家大政的人，制定法令制度，尤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民主国家的一切事务，是全民之事，不是少数的几个领袖之事，所以欲思国家富强，必须将全民的力量一齐发挥出来，才能奏效。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他的合力主义。

他说，达尔文的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唯有合力主义，如射箭一般，支支箭都向箭垛射去，彼此不相冲突，又不相倚赖，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互竞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但其政府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强健的政府，是为政治上的合力。其他如经济外交，亦须取合力主义，讲经济，则须发动全国的人力物力，照一定的计划，而为财源的开发；谈外交，亦须实行国民外交，不许列强有不平等的待遇，以致演出种种丧权辱国之事。在国际间，利害相同的国家，也要取合力主义。等到国际间的矛盾减少了，更可合全世界的人力，悬出这个地球为目的物，一齐向它进攻，把它内部蕴藏的财富，继续不断地取出来，全人类平均分配，是为合力主义的终点。

满腹经纶

他以为规划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奈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别筑，那就费事太大了。

宗吾本着他所倡的“合力主义”，曾写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于一九二七年刊入《宗吾臆谈》，一九二九年扩大为单行本，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九三七年，政府定期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他便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继此文之后，他正想写一篇外交私议时，而“七七事变”突起，他就改写了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亦在《华西日报》连续登载。这两篇文字，即于是年九月合刊一册，名为《制宪与抗日》，关于制宪部分，他特别注重经济与政治两项，也可说是他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结论。关于抗日部分，除了抗日计划外，更涉及外交问题和民族问题等。今先将《制宪私议》的要点介绍于下：

他以为规划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奈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别筑，那就费事太大了。西洋的资本帝国主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因此，我们此次制宪应当仔细斟酌，不能照抄欧美宪法，瞎子跟着瞎子走，一齐跌入陷坑。

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要看到五百年以后，断不能为数十年计，或一二百年计。亚当·斯密著《原富》一书。缺乏此种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由资本主义的盛行，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假使他的目光能注意到今日，或许不至倡出那种说法。孔子《礼运》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这即是先把全部房子式样绘出，一步一步地建筑，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现，其学说的价值不惟不因之而损，反愈见其伟大。他悬出一种目标数千年俱走不到，于是数千年以后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行了数十年，百十年，即无路可走，处处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我国此次制宪，须有远大的计划，即使中间有几部分一时不能实行；但既垂为宪法，定出了目标，大家望着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乱，才不至彼此相碰。

先谈政治方面：

他以为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合伙做一个皇帝，现在就要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各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村议会，经村议员议决了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的，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的议决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可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的议决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施行；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施行；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施行；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不过把君主的办法，一一拿在人民的手中去行使罢了。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今后仍当以司法权授予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如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是人所尽知的；但现在的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的结果，适得其反。今后当以调查或和解的责任加之村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先诉诸村长，村长调查明白，即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村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长。区长即当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又备文送之县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村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县长以上则当按国家法律来解决。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非将两种主义融合为一，冲突是不能免的。中山先生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的冲突。但人性是浑然的东西，无善无恶，所以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做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所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一般，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的去留，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可融合为一了。

次谈经济方面：

他以为要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后来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地球就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银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以故呢？假令有人雇工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的生产力。地球既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应由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劳力相当的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劳动家买去耕种，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此数，这算是劳力的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的生产力，不是出于工人的劳力。当初发明机器的人，业将发明权放弃，机器便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应由全人类平摊。旧日归厂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所以应该收归公有，工人做工，给以相当的代价；由机器生出的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又发出两种力，一是脑中的思考力，一是手足的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的私有物。社会上想使用它，就应出以相当代价；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加以侵犯。

基于上面的看法，即可定出一条原则：“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归社会公有，脑力和体力，归个人私有。”依据这个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按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现在可定出一条原则：“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能私有。”于是将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的工厂，一律购归公有。但是全国的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于此当首先定出一条法令曰：“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明后，取消其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即可供一切应用。至银行月息多少，视随时情况而定。如假定存入为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以下设区银行和村银行，银行法既已确定，则应属公有的财物，即可着手收买。

（一）私立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二）使用机器的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工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

（三）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亦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四）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或值百抽百。至外货何者该买，何者不该买，国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两相平衡，我国与外国，两得其益。

以上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的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法国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一）需要，即生存；

（二）安适；

（三）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生存为社会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稳定。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的部分应当治疗，无病的部分不可妄动刀针。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的部分加以治疗；其余可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的部分不动刀针。如此办去，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就可实现了。

中山先生屡次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公司内的股东。”这种说法再好没有了！那么，如今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即是四万万五千万股东，以一个人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新添一股，死了一人，即取消一股，其股权是很分明的。发给生活费是各股东按年所分的红息；服务社会者，或劳心，或劳力，给予相当代价，即是股东在公司内服务，于分红息之外各得相当报酬。像这样的组织法，不但是取法公司制，并且是从天然界取法来的。说明如下：

（一）取法人身分配血液之法：身体上某部分越劳动，血液的灌注越多，弥补消耗之外，还有余剩，因之越劳动的部分越发达，这就是人体奖励劳动的方法；准此，对于国中的劳动者就应该从优报酬。吾人身上还有许多无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即是无用的东西，但既已生在身上，也不能不给以血液，不过因其不工作，灌注的血液较少，所以男子之乳渐渐缩小；准此，对于国中的任何人一律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止，不劳动者待以不死就是了。饮食从总口入，便溺从总口出，饮食在腹中如何消化，如何运转，脑筋全不知道；准此，国际贸易，由政府支配；国内贸易，听人民自由经营，不必过问。

（二）取法天空分配雨露之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晒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其中的水蒸气取出来，变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洒下，不惟干枯之地，蒙其泽润，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雨露，也一律散给；最妙的是把草木所含的水分蒸发出来，又还给它，一转移间，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并且枯枝朽木也同样散给，不因其没有生机就剥夺了享受雨露之权。洒在地上之水，听凭草木之根吸取，无所限制，吸多吸少，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自然界固无容心于其间，准此，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的收入，原是从人民身上取出来的，除公共开支而外，不问贫富老幼，不问劳动与否，一律发给生活费，而国中致富的机会人人均等，这即是取法雨露的无私。

有人虑及遗产制，可以发生资本家，那是不相干的。美国的银行大王、汽车大王、煤油大王、商业大王诸人，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外，都是赤贫之子；而摩尔根之致富，并未依赖遗产。他们之所以致富，全靠个人的努力，从事于经营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而来。宪法上如把四者定为国家公有，私人不得买卖，这些大王，自然无从产生，这才是根本办法。

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大资本家无从产生，是富者削低一级；人人有生活费，不至冻馁而死，是贫者升高一级。两级中间为人民活动的余地。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不主张平头的平等，而主张立足点平等；因之经济上的组织不应主张平头的平等，使全国人贫富相等，而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的不同，所得的报酬即不同，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的向上心，社会才能日益进化。犹如地势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汩汩，奔趋于海，若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

宗吾在《制宪私议》中，对于政治经济的主张，大概如上。他说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其权限仅属制宪，故只能谈及政治与经济，不能谈及外交，然他又说，如果舍去外交不管，则制出的宪法无论如何是不能实行的。因此，他于《制宪私议》草成之后，又想作一篇《外交私议》，以备采择。

也许不尽是纸上谈兵吧

国际上的情形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先把自己脚跟立定，再看国际情势如何变，就如何应。以此时情形而论，中、苏二国的关系恰是三国时蜀、吴二国的关系，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实有联合的必要。我国主张联合弱小民族，苏联也主张联合弱小民族，但我们并不与苏联争取领导权。苏联与我国虽说手段不同，而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则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个集团，都是可以的。

宗吾打算写的《外交私议》，前面已经说过，因“七七事变”突起，他便改写成《抗日计划之商榷》了。在这篇计划书中，为配合抗战的顺利，同时也谈到了外交——战时外交。他更谈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自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抵抗而不侵略”的民族，也一并将这种态度昭告于世界。他自“九一八”以后，即大讲其“厚黑救国”的种种理论，以为世界战祸，一触即发。若不思患预防，则事变之来，必有措手不及之势。因此，他在数年之内，无论是脑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以及笔下所写的，都是关于如何救国家、救民族的问题。此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端挑起了侵华的战争，立刻便激发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论步入了实际的问题。他不再开玩笑了，他严肃起来了，他把中日情势和世界全局，作了一番彻底的观察，于是而有《抗日计划商榷书》的问世。这篇《计划书》，据说是随着“七七”的第一声炮响，跟即以笔杆应战，那时正是挥汗如雨的天气，但他不顾一切，在数昼夜之中手不停挥地把数万言的《计划书》一气呵成了，他把这篇文章和《制宪私议》合刊的意思，就是认为“制宪”与“抗日”是不能分开的。必须制定宪法之后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以对抗我们的敌人。这样，才可以说到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而中华民族才可以从抗战中强壮起来。所以他这篇《抗日计划书》是处处顾到内政与外交的。读者如欲评判他的得失，即当留意以下数事：第一，我们不可忘记这篇《计划书》是在抗战的最初期写成的；第二，我们人人心中自问当抗战初起时，究有如何的计划；第三，政府在当时所表现的，究有如何的抗战国策；第四，在当时全国的报章杂志上，更有些何等高见的此类文字。如果把这些情形一一回想一番，然后再来评判这篇《抗日计划书》的得失，就不至掩没他的苦心了。那篇《计划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这次中日战争，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起点。第二次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意义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战，是列强彼此争殖民地，争市场，因而发生冲突；第二次大战，是强国侵略弱国，弱国起而抗御，并要求解放的战争。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时，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对压迫者作战，而今果然开始了，所以我们此次对日作战，在本国内，则应全民抗战，在国际上，则应本着中山先生的指示，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号，使前次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于此次大战中实现出来。中山先生又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基于这种训条，我们又该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对日作战的意义扩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对日作战是为人类要求平等而战，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抗战的开始者，不是两国间普通的战争。我们把此次抗战的意义弄清楚了，抗战与外交双管齐下，拟具整个计划，昭告全世界，使参加第二次大战的民族循着正当的途径走去。使一战之后世界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战的覆辙，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无丝毫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胎于第一次大战中早已种下。第一次大战，英法诸国倡言主张公道，打倒德国的强权，许给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战；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弱小民族信以为真，一致奋力，把德国打倒了，哪知“巴黎和会”列强食言，不惟所许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许多压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骗了。如果第二次大战发生，要想弱小民族再来帮助，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还会反戈相向，故英法诸国提心吊胆地恐怕大战发生。日本窥破此点，“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阴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只好听他。阿比西尼亚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也只好诸多迁就，避免大战发生。正义既不能伸张，于是讲强权者遂愈无忌惮。英、法诸国所主张的集体安全制，等于满载而归的强盗劝导初次出马的强盗放下刀杖、充当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国对于英法等国诸多不满，主张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说，第二次大战的祸胎是第一次大战种下来的，是英法诸国自身有惭德生出来的。因此，若要主张公道的话，从英法诸国口中说出，就要受法西斯国家的指责；即使勉强说出，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必须从中国口中说出，才能理直气壮，才足以召号世界。

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只有把第一次大战种下的祸胎连根拔尽，催促威尔逊的十四条原则实现，才能奠定和平的基础。英、法诸国在第一次大战中对于弱小民族是失了信的；应由我国出来，把威尔逊的旧事重提，劝导弱小民族起来帮忙，把专讲强权的国家抑制下去；一面要求英法诸国履行威尔逊的原约，这本是他们亲口允诺的，只因后来食言，以致第二次大战爆发，不可终日，英、法诸国未必不后悔；所以我们旧事重提，英、法诸国亦必乐从、同情于我们的主张。历史是有连续性的，第二次大战是承袭第一次大战而来，故第一次大战未完的事件，应于此次大战中了结清楚。

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所以不能成功，是由于他本身是美国总统，美国是列强之一，与弱小民族立场相反，对于弱小民族只能表示一种同情，不能挺身相帮。弱小民族本身利害自己不能解决，旁观者将奈之何？而弱小民族又是一盘散沙，没有负责的领导者，所以威尔逊的理想是无从实现的。我国在弱小民族中，弱则有之，小则未也，是一个天然的领导者，与全世界的弱小民族立场相同，利害相同，此次由我国出来，当一个“威尔逊”，必定成功。弱小民族力量诚然是小的，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可以解决本身不可避免之事，好比全身毒菌非溃而成疮不能泄出。依进化趋势看去，此次大战，当为人类战争的总结束。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正是预备办理结束事宜的。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仅仅行威尔逊主义还不够，必须加之以孙中山主义，才能使世界永久和平。中山主义是集中国主义的大成。中国主义决定于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民族性又决定于所处的天然环境。世界分温、热、寒三带，西洋地偏寒带，印度地偏热带，中国地居温带。温之云者，寒、热二者合并而成者也。故中国人性情和平，无论说话做事，都带一种温和态度，不走极端。寒带天然物很少，生于此地之人不努力奋勉即不能生活，故时时想征服天然界。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的需要不患不足，故生于此地之人对于天然界则取放任态度。中国介居二者之间，则另有一种办法，《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对于天然界，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裁成之。这种办法俨然是融合西洋和印度办法而成的。至中至正，这即是中国主义。故中国文化发扬出来可以把西洋文化、印度文化融合为一。西洋以征服天然为务，因而产出侵略主义；印度以放任天然为务，因而产生出不抵抗主义。中国的主义则为“抵抗而不侵略”，证之以数千年的历史，证之以古先圣哲的言论，无不如是。中山主义更是继承这种精神，把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加以融合的。目前政治经济上的种种问题，用他的学说即可以得到一种总解决。在政治方面，是把独裁主义与民主主义融合为一；在经济方面，是把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融合为一。世界各国只要把中山主义实行做去，一切问题就可得到合理的解决了。

第一次大战，慢道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世界和平还是不能永久的，这有事实可证明：第一次大战告终，和议方始，全世界把威尔逊看做救世主一般，欢迎的热烈达于极点；而战胜国的劳工反暴动起来。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意大利战胜回国的兵士，戴起徽章，横行都市，因而产出专制魔王墨索里尼。英国的矿工、铁路工人、轮船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和政府决战，害得首相劳合·乔治乘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法国首相克里蒙梭是欧战中出力最大的一位角色，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巴黎市民也曾有一次大大的示威运动。其余各国大大小小的罢工差不多每星期总有一两起。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说道：“我们何苦替资本家拼命呢？”于是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大战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未免不值，所以发生暴动。巴黎正在开会，而各国劳工也举出代表在瑞士的熊城开会，因此之故，和会上才特订一个《劳工规约》。所以巴黎和约，不仅是对敌人德国议和，并且是对本国中的劳工议和。从此看来，即使威尔逊的计划成功了，弱小民族实行自决了，列强国中的劳工，对于资本家，还有一番大流血。我们这次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是谋世界永久和平的，只要把中山主义宣扬起来，这劳资问题也就附带解决了。人世战争的祸胎才算连根拔尽。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为推行中山主义的总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列强国中被压迫的劳工集合在一根战线上，其平等的方式有二：

（一）把全世界弱小民族提高来，与列强平等；

（二）把列强国中的资本家降下去，与他本国中的人民平等。

所谓与本国中人民平等者，即《制宪私议》中所说致富的机会相等，不是那种平头的平等。我们把宪法公布出来，使日本人知道我们是对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作战，不是对日本的平民和劳工作战，中日战争才容易解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知道了中山主义的好处，自然会跟着我们的主义走来，至少也可同情我们。我们这部宪法就成了世界公共适用的宪法。把宪法制好了，悬出一定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同世界弱小民族就依此目标作战，使一战之后永久和平，人类相互间不致再发生战事，这部宪法，又成了第二次大战预定的和约。像这样的作战，才算是有计划、有主义。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的人民和列强国中的劳工一齐奔集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互相厮杀，真不知所为何事！所以我国此时，应将所谓对日抗战啦，宣传中山主义啦，制定宪法啦，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啦，四者同时并进，合一炉而冶之，才是正当办法。

国际上的情形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先把自己脚跟立定，再看国际情势如何变，就如何应。以此时情形而论，中、苏二国的关系恰是三国时蜀、吴二国的关系，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实有联合的必要。我国主张联合弱小民族，苏联也主张联合弱小民族，但我们并不与苏联争取领导权。苏联与我国虽说手段不同，而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则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个集团，都是可以的。

世界上英、苏、美、法、德、意、日成了两个集团：德、意、日三国成为一个法西斯集团；英、苏、美、法四国成为一个集体安全集团。我国同弱小民族另成一个三民主义集团。把世界剖为三个集团，这又是魏、蜀、吴三国的形势。法西斯集团主张侵略，是我们的敌人；集体安全集团主张维持世界和平，是我们的友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这个集团与英、苏、美、法集团等于蜀、吴二国，有联合的必要。我们把中国主义宣布出来，世界弱小民族信从中国主义的加入中国集团；信从西洋主义的，加入英、苏、美、法集团。这两个集团同向法西斯集团进攻，不言互助，而互助自在其中。

就现在的局势看来，德、意、日三国仿佛摆下了一个“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西方的德、意，则东方的日本应之，击东方的日本，则西方的德、意应之。他们把这种长蛇阵摆下了，就可掠夺中、苏两国的地方，就可掠夺英、法等国的属地，这是他们的阴谋。这种阴谋一揭开，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到了那时，我们三民主义集团，围攻日本，英、法那个集团，围攻德、意，使他首尾不能相救，苏联东西兼顾，美国为后方粮台，那条长蛇，一击就毙。须知国际上的或离或合，纯以利害为转移，利害相同则合，利害相反则离。现在国际局势已明白摆起了，我们无须同苏联定约，无须同英、法、美诸国商量，也无须强拉弱小民族加入我们这个集团；只消把中国主义昭告世界，就全国总动员，同日本抗战到底，弱小民族自然会参加我们这个集团，英、苏、美、法自然会朝着我们预定的路线走去，这是决然无疑的。而且人贵自立，即使无人与我国联合，我国单独对日作战，不过牺牲较大，时间较长，最终的胜利，决然属于我国，是之谓自力更生，是之谓自主外交。

国际上的情形，任它如何变化，我们总是抱着一定的国策做法——抱定中国主义做去。此时英、美诸国，仿佛是同情我国；然而他们同日本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将来同日本妥协，阻碍我们收复东北四省，不是不可能的事；抑或把我国某某等处，划为国际共管；甚或列强联合起来，向弱小民族进攻，都是不可知的事。我们总是埋头去干弱小民族联盟的工作。英、美诸国能主张公道，抑制专讲强权的国家，我们这个“弱联”就同他们联合，一致行动；如或列强联为一气压迫弱小民族，那么，全世界就明明白白划为两根战线，我们就依着中山先生指示的途径，纠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向压迫者的列强进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组织“弱联”是我国唯一的出路，无论如何困难，都应该做去；再困难，总没有中山先生在满清时组织“同盟会”那样困难。以中山先生在满清革命的精神，用以革列强之命，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们现在所以受日本欺凌者，全是失去此种精神之故。所谓“依赖列强”，不啻是“畏惧日本”的代名词，这种心理，就是胸中早已为“强权”二字，所慑服了。中山先生敢于革满清之命，正是胸中只有“正义”二字，没有“强权”二字，这即是孟子书上所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之谓中国主义。如果英、美等国赞成我国抵抗日本，我们就抵抗日本，不赞成抵抗，就不抵抗，他们借口调停，阻止我们收复东北四省，我们就接受其调停，抑或主张某某地方由国际共管，我们就交出共管，那么，不惟是中山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主义的罪人。

有人问：抵抗而不侵略既是我国的一贯主张，为什么日本侵略起来，我国毫无抵抗能力呢？此种主义，以何因缘，消失净尽？他说：这可用力学公例来说明，依物理学的说法，凡是铁条皆有磁力，通常的铁条发不出磁力，是由于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之故，只消把磁石在铁条上引导一下，南北极分子排顺，立即发出磁力来，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本有极大的抵抗力，只因连年内战，分子凌乱，所以抵抗力发不出来。而今内部统一了，悬出日本为目标，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射日本，等于四万万五千万支箭向同一箭垛射去，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内部自然莫得纷争，对外自然有极大的抵抗力。

大凡列国纷争之际，弱国唯一的办法是联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铁则。像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苏秦，楚汉时的张良郦食其，三国时的诸葛孔明，都是这种主张。齐桓公汉高祖是成功了的；六国联合，最终为秦所灭，是失败了的；吴蜀二国最终为魏方的司马氏所灭，也是失败了的。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凡联盟集团中，有负责的首领就成功，无负责的首领就失败。”齐桓公和汉高祖，是集团中负责的首领，战争的责任，一肩担起，对敌人作正面的攻击，其余联盟的人从旁协助，故能成功。至若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则地位平等，没有负责的首领，所以有“连鸡不能俱栖”之说。吴、蜀二国亦然。蛇无头而不行，致遭敌方各个击破。现在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我国是天然的首领，等于齐桓公汉高祖一般。战争的责任由我们一肩担起，对日本为正面的攻击，其他联盟者，从旁协助，是为有头之蛇，日本不败何待？

有人问：我们可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难道日本不能组织强国联盟，与德、意联盟；且或进而与其他列强联合，一致向弱小民族压迫吗？他说：日本想是这样想，其他强国，也未尝不这样想；但是这种联盟，即使组织起来，也断难持久。何以故呢？列强联盟，恰犯了当时六国联盟“连鸡不能俱栖”之弊。兼之列强与列强有矛盾，列强与自己的殖民地又有矛盾。而“弱联”方面，以我国为首领，只要坚持到底，抗战到底，他们那个联盟自然会破裂。为列强计，反是与弱小民族联合，还少些矛盾，而于他们有种种利益。我们须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国对强国作战，弱小民族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弱小民族对侵略的国家抗战，其他强国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截然不同的地方。这种趋势，英、美诸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卢沟桥战事发生，他们很想从中调停，就是生怕牵入旋涡之故；然而大势所趋，他们欲不入旋涡而不能。何以故呢？请问日本能自动退出东北四省吗？既不退出，请问我国能甘心、战争能幸免吗？战争既不能免，他们能逃出旋涡吗？他们倒是眼光放远点，与我们的“弱联”，取一致行动，和平的曙光，或可早点出现。

他以为对日抗战，当应用三种战争：全民抗战，是为武力战争；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施以经济制裁，是为经济战争；将中国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是为心理战争。这三种战争，必须同时发动，才可战胜日本。讲到武力战争，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战斗的精神，一是战斗的经验，一是战斗的器械。前二者，我国俱占优势；唯有器械一项不如日本。因此当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换句话说，就是“斗智不斗力”。必须一面采取持久战，把阵地战和游击战，交互运用；一面必须组织“弱联”，宣传中国主义，把中国主义，把心理战争、经济战争，同时发动起来，才能把日本在国际上的矛盾，本国中的矛盾，完全暴露，相持越久，日本的败着越多。最终就成了垓下的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他在《制宪私议》上所说事项，多与国际战争有关系，因为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原是一贯之事，那篇文内主张：“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每村各设银行，全村粮税若干，责成村长收缴。”这种主张，如果见诸施行，在长期抗战中，即可把各村银行之款，提作战费，而以该村粮税为担保品，于全国有大益，于私人亦无伤。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工厂由国家设立，工厂以供给需要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多设小工厂，分布乡间，便于人民做工。”此项办法，在战争中极有利。外国工厂是大规模的组织，多设都市，一遭轰炸，所损实多；我们的小工厂分设乡间，依山临水，飞机轰炸不易，即遭轰炸，损失不大。

再则长期抵抗，全国各处都有被轰炸的可能，此项战争，目的在求国际上的自由平等，是为全国人谋利益，为子子孙孙谋利益，不能使一部分人独蒙牺牲。应由国家设置战时保险公司，由人民纳资保险，一遭轰炸，验明后立予赔偿。但国家哪里有钱来赔呢？其办法，由银行登记某人存款若干就是了，等于替全国人和子子孙孙借一笔债款，牺牲就平均了。国家可收入一宗保险费，以作战费，较之劝募救国公债，更必踊跃输将。私人资财保了险，就是实行焦土抗战，人民也无不乐从。我们即可用俄人在莫斯科困拿破仑的法子，将重要的市镇，于适当时自行炸毁，使敌人攻占后无地可居，如此于人民无损，于国家极有利。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行募兵制，不行征兵制，理由是募兵制较征兵制为进步。他以为兵制可分三个时期：我国古代行征兵制，后来进化为募兵制，将来再进化，则征兵制与募兵制合而为一。平时以军事训练全国人民，需兵时中央酌派各省出兵若干，各省酌派各县出兵若干，此之谓征兵制。各县分区招募，以志愿当兵者充之，此之谓募兵制。鼓之以热诚，奖之以厚赏，自不患应募无人。此等兵，出诸情愿，勇气自必百倍。战事毕，遣回原籍安插，编遣也不困难。我国辛亥而后，内战二十余年，死人数百万，几等于以军事训练全国，编余的军官士兵遍地皆是。此时对日作战，只须厚给薪饷，招募曾充兵役者，略加部勒，即可作战。将来战事延长，再按照征兵募兵合而为一的原则做去，方与情事相合。

对日本长期抗战，当有一种长期计划。勾践沼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们抗日，则当定为若干年建设。古者寓兵于农，我们则寓抗战于建设之中。军事是变化无定的，我们如能一气收复失地，固然很好；万一战事延长，而又归于沉寂，即当趁此大举募兵，用以筑路开垦等，处处以兵法部勒，随时可用以攻击敌人，而又不积极作战，成为一种“盘马弯弓故不发”的姿态，使敌人不得不多调些兵来防堵。这样地相持若干年，敌人自然闹得民穷财尽，自身矛盾百出。机会到了，即突起猛攻，一举而收复东北四省，进而收复台湾，把敌人在各地的一切建设，及所投之资，概行没收，以补从前的损失。

他在《制宪私议》上规定：“国际贸易，由国家经营。”这也是一种战略。我们在抗战时期，列强中赞助我们的，我们可多购它些货物，多卖给一些原料；其赞助日本的，我们就不买它的货物，不卖给它原料，使列强不得不赞助我国。我们把东北四省、台湾收复之后，如高丽、琉球尚未独立，我们仍与日本经济绝交。因为此二国，先年是我们的属国，我们不能保护它，致为日本所灭，这是我国的惭德，所以必须扶助它们独立，才算尽了我国的责任。

现在国际上，只讲利害，不讲正义。我国与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列强与弱小民族，利害相反。例如威尔逊高呼“民族自决”，似乎是主张正义了，其实不然，美国的国家，完全为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几个大资本家所操纵，总统是他们的傀儡。第一次大战之初，美国的资本家借债与协约国，后来眼见协约国要败了，深恐债款无着，才怂恿政府出来参战。所以威尔逊高唱人道主义，表面上很好听，骨子里是替几个资本家收账的。此次中日战争发动了，日本是美国的大债主，如果打败了，债款必归无着，所以美国虽同情我国，也不愿日本打大败仗。并且日本一败，东北四省被我国收回，高丽、琉球也会独立，其他委任统治的地方也保不住，日本就有退回三岛，变成小国的危险。英国情形大与日本相类，如果此例一开，英国属地纷纷独立，最终也只剩有英伦三岛，这种事势的演变是很有可能的，英国人士早见及此，所以处处袒日。总之，世界列强与弱小民族是立于利害相反的地位，这种情形，我们不能不看清楚。

中山先生革命，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当前，应三者同时并进。对日全民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中，制定宪法，从乡村施行起，是为宪政；乡村议员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乡村的宪政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等到扩大为国时，大约中日战争已告结束，宪政就算完成。将来再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最后他说：孔子主张“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所以中国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西人呼中国为“睡狮”，生怕它醒了，这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狮子是吃人之物，我国岂干此等事？我国乃“卧麟”，而非“睡狮”。麟是不践生虫不履生草的仁兽，因它闭目高卧，于是豺狼出没，狐兔纵横，闹得不成样子；只要它一醒了，昂首挺步，百怪潜形，就顿成祥和的世界，从前西狩获麟，孔子见了，泣下沾襟，曾作一首《获麟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兮；今非其身，来何求兮？麟兮麟兮，我心忧兮！”想孔子在天之灵，无时不盼望世界大同。果能由此次大战，得到“民族自决”，得到“人类平等”，实现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大同社会，则我们每年孔子庙中的春秋二祭，可高唱一首《祥麟歌》，其词曰：

大同世兮，祥麟游兮；

今已大同，又何求兮？

麟兮麟兮，永无忧兮！

华族至上，想入非非

中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义；印度教义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纯乎利己、孜孜为利者，是孟子所深斥；纯乎利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政闻编审委员会裁撤，另成立一编译室。该室的编制仅有编译五人。宗吾亦为其中之一。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改为编译三人，于是宗吾便被人挤下台了。此事，新近得到一位当年与宗吾同事的徐庆坚君来函有云：

“当时紧缩编制改为三人，某君趁机设法改调，某君趁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君，则兼一机关报社长；愚则兼另一机关报总编辑。名为五员，实仅存四。此四者中，宗吾先生脸厚不如某主任，心黑不如某新检所主任；愚则所谓因缘时会，靠土著饭碗团体帮忙不能走者；宗吾先生，遂不得不挂冠而去矣。”

至此，前章所谓宗吾隐于朝者，又须痛痛快快地隐于山林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宗吾满六十岁，发表了那篇梯突滑稽的《厚黑教主六旬晋一征文启》（见《厚黑教主别传》）。四月，他便由省垣回到自流井故乡去了。我开始读他的几种著作，并冒昧给他写信，就在他回家数月以后的当儿；可是一直到次年春季，才将他从不给生人写信的旧例打破了，竟蒙他回复了我。接着我们来往的信件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由彼此争论，到彼此谅解，以至于彼此会晤结为好友，据他自己说，他晚年的家居生活，除从事于研究著述外，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和我的通信中。他那时正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心理与力学”的问题。

他对于中国民族性的看法，仍不外以上所说的“抵抗而不侵略”的大原则。他的出发点，自然是着重于天然环境，即强调他的地理气候之说。更想从古今的历史中寻获翔实的例证，从古先圣哲的著述里，援引充分的理据，打算写成一部巨著。不过这部书终未写成，我所见到的仅是一篇数千字的论文，题为《中国民族性之研究》。在那篇文章里，他特别举出由中国民族性所形成的中国主义，约有六大特色：

第一，他说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的；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读古人之书，就觉得矛盾百出。例如，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我战则克。”这不是明明矛盾吗？要知道：孔子的说法，是就抵抗而言；孟子的说法，是就侵略而言；则孔孟的学说，自然就无冲突了。中国古人倡出“抵抗而不侵略”的学说，经过数千年之久，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的人民任便发出的议论，作出的诗歌，无在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汉弃珠崖，论者称其合于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秦皇汉武开边，意在侵略，是中国民族的变态，所以很受历史家的讥评。唐人诗中亦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些沉痛的呼声，正是为侵略者痛下针砭。及至受人侵略，则诗人的态度又改变了。南宋受金人侵略，陆放翁临死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又力主用武。明胡宗宪督讨倭寇时，幕客沈明臣作《饶歌》十章，中有句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说：“何物沈生，雄快乃尔！”这更是歌颂战斗的精神。像这种“抵抗而不侵略”的主义，是中国主义的第一特色。

第二，他说中国主义是内刚而外柔的。《易经》书是中国哲学的总纲，全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例如，“泰卦”是内阳而外阴，“明夷”是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则山在地下，“既济”则水在火上，无一不是内刚外柔的表现。孔老为中国的两大教主，其立教主旨，一一与易理相合，老子则被褐怀玉，孔子则衣锦尚纲。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孔子则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句句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我国数千年以此立教，自然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这便是外柔的表现；一旦正义所在，勇气奋发，不顾身命，这便是内刚的表现。我国民族性既然如此，故我国对日抗战，最后胜利是决然无疑的。这种外柔内刚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二特色。

第三，他说中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义；印度教义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纯乎利己、孜孜为利者，是孟子所深斥；纯乎利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两利的主张，是中国主义的第三特色。

第四，他说中国主义是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印度学者所讲的是出世法；西洋学者所讲的是世间法；中国学者所讲的也是世间法。但西洋近代流行的各种主义互相冲突，纷争不已，成为互不相容的几件事物。而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于是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冲突。其言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俨然将人、己、物、我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四特色。

第五，他说中国主义是仁义与功利融合为一的。印度教徒满腔子是慈悲，绝口不言功利；西洋科学家满腔子是功利，几不知仁义为何物。而中国学说，则能将仁义与功利融合一致，欲求功利，当从仁义着手。《孟子》全书即是发明此旨。如说：“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必为政于天下矣。”行文王之政，就是行仁义；为政于天下，就是尚功利。欧人主张武力统一，是用一个“杀”字统一世界。孟子则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用一个“生”字统一世界。其说绝精，细读自知。这种仁义与功利融合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五特色。

第六，他说中国主义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并重的。印度教徒乞食为生，不事货财；欧美富豪好货贪财，骄奢淫逸。伦敦也，巴黎也，纽约也，以及日本之东京也，可说是拿弱小民族的血肉建成的。而我国孟子则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的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而达尔文则盛倡“优胜劣败”，成为无界域的竞争。世界列强一得到达氏之说，就像疯狂一般，向弱小民族掠夺，势不致列强胀死、弱小民族饿死不止。我国古人早见及此，所以说：“衣食足而礼义兴。”一达到不饥不寒，即教之以礼义。故信从印度主义，不免饥寒；信从西洋主义，蔑弃礼义；这两者的偏颇极端，中国学说最能折中起来，是为中国主义的第六特色。

以上的六大特色，据他说，是由于中国的民族性自然形成的。而民族性的形成，又是因为中国地处温带，故与热带寒带的人迥乎不同。因而中国主义也就与印度主义、西洋主义迥乎不同。温带上气候适中，故其主义也适中。因此，他说中国主义具有融化印度主义和西洋主义的能力。例如，《大学》一书所讲的是格致、诚心、修齐、治平的道理。从前印度学说传入中国，与这种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经过周程陆王诸人出来从格致诚正上用功，就把中国学说和印度学说融合为一了。这是学术史上的大工作。近今西人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等主义，传入中国，又发生冲突。我们应该努力工作，把古人所讲的修齐治平与之融会贯通，如能完成此种工作，则中西印三方面文化，就能融合为一；而世界大同的基础，也就算确定了。

他更说：从前印度佛学传入中国，我国的人士尽量采用它、修改它、发挥它，于是所有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一一中国化，大得一般人的欢迎。今之西洋主义传入中国，往往扦格不通，流弊百出，就是因为未经过“中国化”的缘故。所以今后采纳西洋文化，应当用采纳印度文化的方法，使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制法，把那有毒的一部分除去，单留下有益的这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的生存。亚当·斯密发展个性不错，错在因发展个性而妨害社会。若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其他如克鲁泡特金诸人的学说，也一一用此法炮制，则西洋学说，也就一一中国化了。既已中国化，即可通行于世界。何以故？因为温带上的学说，固足以救热带上寒带上学说之偏哪！

宗吾的另一研究对象更是“性灵与磁电”的问题。这个问题仍是他对于“心理与力学”研究的继续，也可说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他自从倾向“性恶论”，大胆地提出“面厚心黑”之说，仍是在“人性论”上做继续不断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不仅否认了“性善说”，亦同时否认了“性恶说”；至于“性善恶混说”、“性有善有恶说”，以及“性有三品说”，他也完全否认了。以后他发现人的心性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但是却有一种“力”。此“力”能推能引，与物理的现象并无不同，于是而有《心理与力学》一书之作。时至今日，他更创一假设：“人的性灵，从地球的磁电转变而来。”如果这一假设，将来得到确切的证明，则可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唯物与唯心之争，就成为徒然多事了。但他为学力与年龄所限，不能把这一假设予以确切的证明，这是他无可奈何的事。他曾亲自对我说过，他只能用“想当然耳”的说法，写成《性灵与磁电》一文，让今后的学者或推翻或证成好了。那篇文章的概要如下：

他以为物质不灭、能力不灭是科学上的定律。依此理，吾人一死，身体即化为地球上的泥土，同时性灵亦当化为地球中的磁电。如此则肉体性灵生有自来，死有所去，而物质不灭、能力不灭之说就可以讲得通了。世言人能成仙成佛，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能将磁电凝聚不散的缘故。又有说“冤魂不散”者，当是一种嗔恨心能将磁电凝住；及至冤仇已报，嗔恨心消失，磁电无从凝聚，其鬼即归消灭。

有了“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这条假设，则灵魂存灭问题也就可以解答了。吾人一死，身上的物质退还地球，灵性化为磁电，则灵魂即算消灭；但是吾身虽死，而物质尚存，磁电尚存，亦可说是灵魂尚存了。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或许是这种道理。

禅家最重“了了常知”四字。吾人静中，此心明明白白。及至事务纷乘，此明明白白之心，即消归乌有。学力深者，事务纷乘，此心仍可明明白白，是谓“动静如一”。但是白昼虽明明白白，晚间梦寐中则复昏迷。学力更深者，梦寐中亦明明白白，是谓“梦寐如一”。学力极深者，死了亦明明白白，是谓“死生如一”。到了死后亦明明白白，则即说是灵魂永存，亦未始不可。

《楞严经》说：“如来从胸卐字，涌出宝光，其光昱昱，有千百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克编。”这种宝光当即是电光。阿难白佛言：“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尝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这是说释迦修养功深，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的凝聚体了，故能发出宝光，遍达十方世界，佛氏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说。现在无线电发明，已可证明这种道理。释迦本身即是一具无线电台，将来电学进步或可证明佛经所说一一不虚，这“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的假设，或亦可以证实了。

老子言道，屡以水为喻；佛氏说法，亦常以水为喻。我们不妨以空气为喻，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灭，无古今，无边际，无内外，种种现象，空气是具备了的。倘再进一步，以中和磁电为喻，尤为确切。若是进一步，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用以读佛老之书，觉得处处迎刃而解。

吾人自以为高出万物，这不过人类自己夸大的话，实则人与物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身体的元素无一非地球中的物质。自地球看来人与物并无区别，仿佛父母生二子，长子曰“人”，次子曰“物”，不过长子聪明，次子患瘫病而又聋哑罢了。人身的物质和地球的物质都是电子构成的。吾人有灵魂，地球亦有灵魂；地球的灵魂，就是磁电。通常所说的地心引力，即是磁电吸力的表现。地球的物质变为植物，同时地球的磁电即变为植物的生机。吾人食植物，物质变为吾身的毛发骨肉，同时磁电即变为吾人的性灵。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变而为毛发骨肉，愈变愈高等；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变而为吾人的性灵，也是愈变愈高等。虽经屡变，而本来的性质仍在，所以吾身的元素与地球的元素相同，心理的感应与磁电的感应相同。惟是既经屡变，吾身的毛发骨肉与地球的泥土沙石不能无异；吾人的性灵，与地球的磁电不能无异。何以故？在地球为死物，在吾身则为活物。所以用力学规律来考察人事，就当活用，不能死用。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所说的“道”，即释氏所说的“真如”。释氏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变现出来的。”其说与老子正同。真如者，空无所有也——实则非空非不空；老子所说的道，也是如此。忽然真如不守自性，变现为中和磁电，由是而变现为气体，回旋于太空之中，几经转变，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依次生出了。由是而生植物，生动物，生人类。佛氏所说“阿赖耶识”的状态，与中和磁电的状态最相似。此二者都是冲漠无联，万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可以说：真如变现出来，在物为中和磁电，在人为阿赖耶识；犹之同一物质，在地球为泥土沙石，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今人每谓人之性灵与磁电迥不相同，犹之无科学知识的人见了毛发骨肉，即说与泥土沙石迥不相同是一样。中国磁电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的，真如不可得见，我们读佛老之书，姑以中和磁电，模拟“道”与“真如”的状态，也可得其仿佛了。

我们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则佛的诸多说法，与夫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盈天地皆心也”等说法，都可不费烦言而解。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说：“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这都是阿赖耶识的现象，也即是磁电中和的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呈相推相引的作用，而纷纷纭纭的事物就起来了。所以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先造一臆说曰：“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但研究磁电又离不得力学，于是更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了这两个臆说，纷纷纭纭的事物，才有轨道可循；而世界分歧的学说也可以汇归为一。

以上便是那篇文章的大意。那篇文章后来即作为《心理与力学》的第一章。他所以如此这般穷索冥究，是想为他的《心理与力学》建立本体。必须有此造诣，则“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说法，才不算无根之言。所以我说：这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但他的才华，他的精力，到此地步，已可说是发泄尽了。

盖棺尚待论定

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与宗吾在青木关相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为止，中间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写入《厚黑教主别传》那篇文章中了，此处不再赘及。我今只将遗漏的地方补述一二，以作本传的结束。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会的时候，他对于抗建大业，具着充分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干年的消沉岁月又鼓舞焕发起来。他自己竟然忘却了年迈体弱及其他种种条件，曾对我说：“我此次外出，暂时不拟返里，打算自费到美国去，宣传我们的‘中国主义’，让彼邦人士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立国的精神，或者借此唤起他们的同情，来帮助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也算尽了所谓国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责任，你以为如何？”我当时不便打断他的兴致，只好漫然应之。其实他当时的壮志是为爱国的热情所激，完全不顾事实的话。第一，他仅是小康之家，怎能担负起游美的用费？第二，政府正在讨厌他妄言惑众，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发给他出国护照？第三，他不通英语，他的经济条件未必即能携带翻译，究竟凭着什么去作宣传或讲学？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连三地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用委婉的言辞，才把他的意念暂时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他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回到北碚来，我们又相聚了。这次我们相处的时日较多，几乎无所不谈。他还是一味地自谦，说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广，而又叹时不再来，所谓“老大徒伤悲”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中国近代的读书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独造的精神，试问海内究有几人？就凭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设，将来有人为你证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发现，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独担呢？”他听了这话，仍是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不已。

有一次，我问他：“你对于政治、文化、学术有什么究极的看法吗？”他说：“我在《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年前的一种见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还是依然如故。这莫非是我不能进步的表现吗？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把那一章撮录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总介绍吧：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源竟委地考察，实在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家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了。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举两例于下：

甲。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做卧房，某处做厨房，某处做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以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的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的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种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就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你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为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以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重趋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意思是一样的，并无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尚书》，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我们从此着想，就可以把傅说“知易行难”之说，和孙中山知难行易之说，调和为一。至于“难易”二字，乃是两相比较的形容词，与长短大小等字相类，行文说话时，往往用这类比较字眼，抑扬高下，以助文气或语气，于实际的道理上，并无何种关系。我们如果不明此理，认真在“知行”二字上，搜寻难易，要批评傅说和孙中山的是非，这就像听见三岁小儿说我们的身又长又大，巨无霸（东汉时的巨人）说我们的身体又短又小，我们就疑惑起来。究竟我们的身体，是长是短，是大是小，聚些人来研究，以定三岁小儿和巨无霸之是非，这就未免太无谓了。宇宙之内，只要有二物可以作比较，就可生出长短大小之差；只要有二事可以作比较，即可生出易难之差。比较的事物，可以随意取舍，无有一定，因之长短大小难易之分，也无有一定。天下事，无所谓难，无所谓易：寻件难事，与之比较，就成易事；寻件易事，与之比较，就成难事。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这类说法，都是从比较上生出来的。拿发明家和技师比较，则发明家难而技师易；拿技师和学生比较，则技师易而学生难。同是“知”字，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同是“行”字，孙中山是指技师的工作而言，傅说是指学生的工作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修理水管一事，与夫他自己革命的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我们从这个地方研究，就可把孙中山和傅说的异同寻出来。孙中山拿发明家之“知”，和技师之“行”比较，故说“知难行易”；傅说拿讲堂上听讲之“知”，和手工场中实地工作之“行”比较，故说“知易行难”。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二说俱是勉人实行的。故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可分两种，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著者把性善性恶，利人利己，唯心唯物，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乃下一结论曰：“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滋生出无数个，越滋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掺得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探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从它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此木与彼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之，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至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它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木与草相同。再进之，草木和禽兽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我们明白此理，即知世间种种争端，无不可以调和的。有人问我道：你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请问各种学说，由同而异，又由异而同，是属乎力学公例之哪一种？我说：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任它如何变化，却无一不是循力学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来作比喻的，都可说是与力学公例符合。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中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现在世界纷争不已，纯是学说分歧酿出来的。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所谓一致者，不在勉强拉合，而在深索本源，只要把它本源寻出来，就自然归于一致了。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务于不同之中，寻出相同之点，应事接物，务于不调和之中，寻觅调和的方法，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不是我们强为调和，因为它根本上，原自调和的。我看现在国中之人，往往把相同的议论，故意要寻它不同之点，本来可以调和的事，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无一事不从冲突着手，大乱纷纷，未知何日方止！

现在各党各派，纷争不已，除挟有成见，意气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纷争，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要调和这种纷争，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崇拜的学说，彻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平心观察。寻觅二者异同之点，果然反复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彼此之纷争，立归消灭。因为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所得的结果，必定相同。假使有两个人所得的结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或是二人俱不彻底。如果彻底了，断无结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趋于一致，自然就没有纷争了。

在我个人的主张，可把各种主义，公开研究，听人尽量地怀疑和批评，然后才把真理研究得出来，全国思想才能统一。有人驳我道：现在是训政时期，如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听人怀疑批评，则是对于孙中山失了信仰，即是失去全国重心，中国怎能立国？我说：理论和事实，本可分开的，怀疑批评，乃是理论上之事，未即措之实行。现在全国隶属于“三民主义”之下，政治上一切设施，当然照着孙中山的办法做去，不能任意变更。至于学理上之讨论，尽可听人自由。到了讨论终结，全国人都认为孙中山主义不适宜，一致请求变更，我们又何不可变更之有？未达到全国人请求变更的时候，当然遵循孙中山主义进行，如有违反“三民主义”，做政治上之行动者，当然严予制裁。据我的观察，现在各种主义，如不由于公开研究之一途，思想之纷乱，是无有穷期的，因国内之争端，和人民所受之痛苦，也就无有底止了。……世间虚伪的学说，才怕人怀疑和批评。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不信吾教，请试吾刀！”注《太上感应篇》的人说：“有人毁谤此书，定遭冥谴。”因为这两种书所说的道理，经不得研究，生怕人怀疑和批评，无可奈何，才出于威吓之一途。至于牛顿和爱因斯坦诸人的学说则不然，任人怀疑，任人批评，信从与否，听人自便，结果反无人不信，无人不从。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深思了。世间的道理，愈怀疑则研究愈深，愈批评则真理愈出。孙中山的学说，是不怕人怀疑的，是不怕人批评的，经一番攻击，增一番鲜明。我们尊崇孙中山，当以事牛顿和爱因斯坦之礼事之；不当以事关圣帝君和太上老君之礼事之。如果说他的学说，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批评，无异于说《三民主义》一书，所含的真理，与《觉世真经》和《太上感应篇》相等，名为尊崇孙中山，实则污蔑孙中山了。

主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了三民主义，就有非三民主义。各种主义，纷然并立，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有了国界，此国与彼国，即起争端。有了主义，此党与彼党，即起争端。世人只知爱国主义是狭小的，殊不知崇奉一种主义，也是狭小的。将来世界各国，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各种主义，也是融合为一而后止。无所谓国，无所谓主义，国界与主义，同归消灭，这就是大同世界了。作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强，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主张各种主义，公开研究，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走的。

至于学术思想，我是绝对主张独立自由的，这已可从我上面的话看出来。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皇帝在朝廷上盘踞起，圣人在各人心坎上盘踞起。皇帝蹂躏民意，圣人蹂躏思想。中间有点区别者，皇帝的专横，是皇帝自己做出来的，应由皇帝负责。圣人的专横，是后人借孔子招牌做出来的，孔子不能负责。后来皇帝之威权剥夺了，英、法、德、俄、美、日诸国就闯进来，执行皇帝的任务，成了变相的皇帝，一般人就以事皇帝之礼事之。同时孔子之威权也剥夺了，卢梭、达尔文、杜威、罗素诸人闯进来，执行孔子任务，成了变形的孔子，一般人就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大清皇帝倒了过后，把一个大皇帝之权，剖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权的军人，成为许多小皇帝。至圣孔子倒了过后，把一个大圣人之权，剖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名的学者，成了许多小圣人。军阀蹂躏民意，学阀蹂躏思想。军阀背后，有外国的帝国主义；学阀背后，有外国的哲学家。小皇帝之命令，是绝对威严，不许违抗，如有人违抗了，他就要把你重惩。小圣人之议论，自认为绝对之是，不许人匡补，不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如果有人怀疑了，他就在报章杂志上，把你痛骂。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尝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一篇大议论，便是这一颗思想界的彗星所放射的光芒。可惜这光芒，慢慢地暗淡了，慢慢地消灭了！如果这彗星是有周期性的，也许经过若干时日，还有重光的时候。如今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是与世长辞了；但是他慧星般的思想，于人事物理诸方面，未必无启示的作用吧！历史学家常说的话：“盖棺即可论定。”我对于这位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则以为“盖棺尚待论定”。

宗吾先生死后的次日，成都各报即用“厚黑教主”的称谓，刊布他逝世的专电。再过若干日，自流井各界人士为先生开追悼会，收到的挽联，亦多从“厚黑教主”立论。不料他生前用以自嘲嘲人的戏词，竟成为他身后的谥号了。今录当时的挽联数事，以殿本传：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汪瑞如

寓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五千言后先辉映；

致精力乎著述，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

——李坚白

品贤豪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谈，孤愤蕴胸中，纵有雌黄原戏谑；算年龄逊我二筹，论学问加我一等，修文归地下，莫将厚黑舞幽冥。

——杨仔耘

定具一片铁石心，问君独尊何存？试看他黑气弥天，至死应遗蜀猷憾；纵有千层桦皮脸，见我无常倏到，也只得厚颜入地，招魂为读怕婆经。

——李小亭

公著述等身，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发奸挥铁笔；我惭为半子，念贤郎皆早世，嫠孤满目，临丧迸泪洒金风。

——杨履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