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心理的研究方法
一
想要研究政治心理，先要观察政治现象的实际情况，接着可以就事实进行分析解释，然后再就此推理和阐释背后的规律。这一过程，与其他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程序是一样的。
在政治生活中观察事实、现象很容易，但解释这些事实、现象就很难了。所谓解释，就是揭示内在的原因，并预测它的结果。我国的革命力量在1870年的失败，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应该用什么样的改革方法才能让他们免于再败？研究到这里，困难就出现了。就20年来的军事规程和专门着作来做考察，其中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所以想要解释政治现象的规律，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当中尤其增加难度的地方在于，政治现象层出不穷，形态万千，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仅仅是它的某一部分，某一细节，而并非是现象、事实的整体和全部。观察的过程如果发生错误，那么看到的现象、事实就会有偏差、谬误，又何谈正确的分析和解释呢？
这种研究仅凭直觉是不足取的，必须采用严肃而有系统的，经得起推敲的研究方法，如博物学上所用的方法，这样才能谈得上是研究。
心理学家研究社会现象，应该像博物学家一样，把各种不同的现象综合起来考量，并且要能够在具有迷惑性的表象之下，探求它们潜在的实际情形，就像博物学家把鲸鱼列入哺乳动物一样。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它们的外表来观察，显然鲸鱼与鲨鱼相似，和松鼠不同，而博物学家的观察则恰恰相反。可惜在政治生活中，我们能够接触、感受到的，常常是表面情况，是表象，而非现象内部隐藏的潜在关系。
由此可见，研究政治心理的第一个困难，在于发现一种事实、现象产生发展的近因和远因。而这所谓的“远”也有几种情况，我们不能偏执于其中的一个，误以为只有一种远因。现在就以社会发展理论为例，来证明研究的复杂和困难。
二
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原因是希望二字：民众希望改良社会现状，改变自己的现实命运，创造幸福的未来。仅就这一种原因来说，这一理论就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力量了。然而仅仅这一种原因，并不足以完全地解释社会发展理论。因为改良社会制度，改变社会现状的美好愿望，人类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种现象并不是和社会发展理论同时发生的。
从前人们希望社会制度得到改良，生活状态得以改变的心态，固然不像今天这样迫切，那是因为彼时民众尚有稳定的信仰，在精神世界里有可以自行宽慰的空间；而现在，人们的信仰如此薄弱，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幸福，寄托希望。可是面对如此残败的现实，人们又能产生什么快乐，借以宽慰自己呢？又有什么可值得希望的呢？所以，社会发展理论的产生，似乎另有其他原因。根据近代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宗教情感很难消灭，他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怀有必须“信仰一种什么”的想法。所以说，现在所谓的社会理论，既然表示要取代旧的宗教，那么传播社会理论的人，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的布道者而已。
前面说到的心理原因，是社会发展中各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性质，不过即便如此，各地的社会发展理论还是有不同的形式，需要另外加以解释。
各个国家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种族的差异，因此政治主张上也各有不同。从这一方面来探讨社会发展理论，所谓的社会民主政治，实在是各个民族在表达不同意愿的时候共同采用的一种概念。例如，把美国人与拉丁人比较，美国人自我意识强烈，往往凭借自己的能力，自主进行社会政治的改革、进化；而拉丁人则习惯服从，时常觉得需要依靠别人，需要受主人的保护。这两种民族在社会发展理论中也自然应该有所区别。
除了一个种族自然形成的性格、性情有不同，还有过去所经历的不同历史因素。数百年来，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民族、民众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方面受国家干预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与那些国民政治生活历史短暂、受过去的影响很小的民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中央集权的集体主义制度，在拉丁民族中已经实行很久了，跟从前君主时代所推行的政策，名字虽然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拉丁民族采用这种所谓的社会民主政治理论非常容易。
今天的国家政权，既然被公认为是一种保护性的“宗教”性质的存在，各个政党、各个阶级便都致力于寻求它的干涉和保护。刚开始，热衷于这种行为的是工业家，他们请求国家用关税奖金、补助费等措施，让自己富裕起来。这些人当然因此变得富有了，而竞争的机制却也因此而消亡。社会经济自主发展的动力也随之弱化，萎靡不振。总而言之，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停止。
等到劳动界的人数增多，劳动者势力逐渐强大，劳动阶级随之崛起，便也跟着致力于寻求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要求国家政权反对自己的资本家主人，于是国家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只好走上靠专制制度掠夺财富的途径。如关于工人养老金的规定，回收铁道，扩充专利，征收重税等。这样发展下去，必定会极大地破坏、损害大工业发展的现状，经济怎么会不受影响？人民又怎么会不穷困潦倒？阶级地位又怎么会平等？
前面列举出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产生原因还不是很完备，应该再来考察、探究一下这个学说能在群众之中传播的原因。如此空泛、不切实际的论调，缘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势力？这是因为在群众心理之中存在着这方面的需要。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在没有知识的人中间传播，即便在诸如教师、中产阶级这样的人群中，也大有人在。他们因为感觉能从这一学说中得到满足，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也奉行它。这就又需要深入探究其他方面的心理原因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精神濡染。
三
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会发现它产生的原因非常多，就像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而其中包含的各种力量，强弱也各有不同。那么怎样评判、确认它们的分量、价值呢？方法有两个，其中之一非常简单，就是人们习惯使用的方法。
普通人以为凡是出现一种现象，都只有一个原因。原因既然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更容易。比如某个地方的工人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不满，提出改变现状的诉求，那么政府就可以订立所得税法来抑制富人，接济穷人，以此来改变现状。再比如，一个国家中人口停止增长，就对子女太少的公民征收重税，以此来达到促进生育，提高人口增长速度的目的。那些心理简单的政治家，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接近于这种状态。
另一个方法则较为复杂，是观察者采用的方法。这一种方法大概从政治心理的教训中得来。一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有远因，有近因。我们应该先鉴别分析它的种类，然后再来评价它的价值，判定它的重要性。这是物理学家对于一种现象常采用的方法。所以物理学者做起来很容易，而政治家做起来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物理学家有经验可循，而政治家所能凭借的只有观察。社会生活中并非没有经验，只是这种经验的产生，既不能由我们自己的意志决定，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使它们再次发生。
评定一种原因的价值和重要性，有时也很平常，很容易。比如，无论何时，无论什么种族，这种原因的产生都是一致的，而其他原因也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评定方法只能在寻常的简单的事实现象上用到，而所得的结果也没有多大帮助。例如政治混乱之后必然出现军阀专制，弱势民族必然被强势民族征服之类。
至于鉴别原因种类的方法，我们应当知道的是，每一种社会现象都有两种原因，一个是永久性的，一个是暂时性的。第一种原因对于各种社会现象永远都有关系，比如种族遗传特性，以及过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固定的宗教、政治、社会情感等因素。第二种原因则因为时常变更而不固定，但是不能代替第一种原因。综观历史，一个民族改变他们的信仰和审美方式的情况是有过的，但遗传性不久就会再次表现出来，使得民众改变之前经过激烈革命所采用的社会形式，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
种族在过去的历史中，长时间形成的隐性力量，因为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人们都忽略了它。其实在民族进化中，这种力量影响很大，是我们研究社会发展时必须要注意的。比如法国的政治生活变动非常大，但始终遵循两个原则，也就是：相信国家政权有改造社会的权力和能力，相信法律有绝对的权威。这两者是国家集权主义发达、社会民主理论得以扩张的根源。关于这点，后面还有相关论述。
据此来看，想要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现象，应当先知道这个民族的特性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民族性的研究并没有多困难，因为一个民族的重要特性并不多。比如美国人的民族性是刚毅、自信、乐观，需要公平、道义，有个人的自由习惯，能用自动自觉的行为代替政府干涉。研究其他民族，可能需要先研究他们的政府。美国则不然，观察美国人的民族性，应当在政府之外，观察个人的行为方式。一个国家的人民性格如此，其发展前途是可以预见的。再看美洲那些可悲的拉丁共和国，每天都处在混乱动荡的局势之中，但也可以找出少数几个重要的民族特性来研究。
研究社会政治现象，既然有重要原因可寻，那么解决政治心理问题自然比较方便容易了。但是那种暂时性的原因很多，有时也会增添研究的困难。不过即使这样，也还是有踪迹可循的。每个时代中，除了永久性的原因，还有一种少数原则能够规范、约束当时民众的思想行为，比如第二帝国的政策是以国民主义为指南；今天的社会民主政策，以在国家政权的监护下追求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一主要观念为依归。由此不难按图索骥。
四
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有很多种原因了，而每种原因又在重要性上有所区别。政治心理的作用，就在于评定这些原因的重要性和价值，找出其中主要的原因，去掉其他次要的、附属性的原因。因此，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做减法，去除附属因素的困难，政治学科与科学研究大概是相同的。
今天科学进步的程度，已经能够认识到，每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多种多样的，但对于原因的解释，却都偏向于简单的方式，这是由于观察方法上的不足。比如在秤盘里放置一个物体来称重，对这个物体产生作用的因素不仅是地球，还有其他很多种力量，只是这些力量相较于我们所处的星球来说很小，因此我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对于一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博学者只注意探求其中的重要因素，而忽略次要因素。开普勒定律得以成立，就是因为他忽略了影响行星运行的次要的、微小的力量。
真正的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的，抓住主要因素，不纠缠次要因素。不过同时必须要知道的是，某一个原因在某一时刻固然不重要，在其他时间或许就变成重要因素。物理学家们都认为马里奥特准则是正确的。但要知道这一准则之所以正确，也是因为它忽略了其他次要因素。如果气体在弱点附近，那么忽略的那些因素就会变成重要原因，马里奥特准则就变得不再正确了。
五
对从前的学者来说，规律绝对性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都认为规律是固定不变的。而今天，这种观念正在逐渐消亡。关于政治心理的规律，我们更不敢说它比物质的物理性规律更固定。因为这种规律常被不可预知的因素干扰，有时一个常见的因素会被猝然发生的舆论潮流淹没。如果政治家能洞见这其中的诀窍，就可以制造这种潮流，至少可以引导这种潮流为己所用。俾斯麦之所以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就是这个原因。
这种猝然出现并且形成浪潮的舆论，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而且有时是无法抵挡的。因此，拿破仑说：“议论家们都认为是现实情况在引导公众的言论和情绪，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自主过，我常常是被时势挟制的。”
这种民主运动的不稳定性和它对社会进程的作用，历史中并不缺乏例证。就拿百年来的帝国来说，英雄豪杰的伟业，王国的复辟，浪漫主义的盛行，第二帝国的建立，布朗热事件，都是明显的例子。其实马基雅维利所称的君主，现在可以改称为群众。因为他们有庞大的势力，社会的一切意志都趋向于同一方向。只是这种趋势不能持久。这也是政治家所应该知道的。
一个时代的民众情绪、社会潮流，往往是当时的人们难以深刻领会的。就像革命最开始阶段，没有人能预料到将来会出现专政的恐怖情形。就像有谚语说，船要沉了，船客互相祝贺。德让利斯夫人是奥尔良亲王世系的后人，她曾目睹了攻陷巴士底狱的情形。当时的贵族都对政治运动表示同情，就像今天中产阶级盲目地对第一次邮政系统员工罢工表示同情一样，但没有人知道各种心理现象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累积越多，发生变化就越快。这种情况，古往今来如出一辙。
在今天这样复杂的环境下，足可以想见执政者想要谨慎治理国家有多难。而尤其难的地方在于，统治者心理与民众心理之间互不相同，在各种想法和行为上都有隔阂，于是彼此之间无法理解。
只有处于同类之中，才能知道同类的心理。如劳动者联合会这种引导民众情绪的机构，能让人服从的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那些大道理和完美动听的人道主义学说，他们都知道群众不熟悉也不明白，所以也就不怎么担心他们会追根究底。而群众只知道服从那些由意思简单情绪激烈的言论所形成的所谓信仰，以及有声望的人或是委员会的命令，其他的都不想知道。
这些能引导民众的人，心理活动固然极其简单，容易理解，但因为恰好能符合心理同样简单的民众心理，所以才能轻易地驱使他们，使他们唯命是从。政客所犯的错误，这些人也常常能洞悉。因此他们的教化言论，对于统治者非常有益。常常想起政府对于罢工的邮政员工表示退让时，一位劳动团体领袖所说的话：“让邮政员工知道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的、自己的潜在力量，这是铸成不可饶恕的大错了。”
六
把远因、近因、永久性因素、暂时性因素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成立了一个社会发展公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由这个公式能否精确地确定来决定。这个公式往往由天然法则所决定，但也需要立法者不肆意破坏扰乱才行。
一种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已经如前所述。而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又往往是隐藏潜伏起来，不可见的。这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左右民族命运的力量，而民众常常是一味顺从接受这力量，由它来指挥。在这种意义上说，民众就像是傀儡，线动了他们才动，自己不能自由行动。
尽管这种势力非常强大，民众也不应该一味地顺从接受。先民如果只知道听从这种力量左右，受它挟制，怎么能够脱离蛮荒愚昧的时代而跻身于文明社会呢？！这说明，人本身也会有一定方法对客观规律产生反作用力。这种方法，本书篇末另有阐述。
简要来说，不外乎预测与预防二者。预测的作用非常大，而预防的价值尤其不可估量。怎样才能预防，后面另有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