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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人

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

一个引人注目并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出现了因清洁过度而引发的新疾病,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急性脊髓灰质炎的日渐流行,尤其是在格外注重卫生细节的阶层当中。在传统社会,人们大多经婴儿期轻微感染,获得了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免疫力,却不会出现非常显著的症状;然而,那些讲究卫生、谨防接触病毒的人,等到长大后遭遇该病,则往往会发生严重的下肢瘫痪甚至死亡。[1]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对年年暴发急性脊髓灰质炎的恐惧升至巅峰,而为开展研究其病理和治疗方法的筹资宣传,又使公众的恐惧成倍放大。不过,就像以往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当有效的疫苗于1954年被研制出来的时候,该病又很快滑落到公共关注的边缘,只会感染那些错过或拒绝疫苗注射的个别人。

1918—1919年的大流感,向世人展示了另一种将会威胁人类未来,起码是存在潜在威胁的流行病。流行性感冒曾长期存在,[2]其特点是传播快速、产生的免疫期效短暂以及病毒的不稳定性。1918—1919年美国与欧洲、非洲军队在法国北部的会合,为产生规模上史无前例的流行病创造了条件,这同时标志着对人类宿主具有非凡破坏力的新的病毒种类出现了。该病蔓延全球,几乎使全球人口都受到感染,并导致了2000万乃至更多的人死于非命。流感暴发时,医务人员和应急设施的超负荷运转,很快使卫生服务体系普遍崩溃;而正是这种病毒的飞速传染,使危机很快就过去了。随后几周内,人类的正常生活开始恢复,流感疫情迅速消退。[3]

1918年后,经过一代人的研究,证明流感存在三类不同的病毒,因此似乎有可能为所有种类的流感研制疫苗。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流感病毒自身极不稳定,其遗传细节频繁改变。因此,所有新的大流行肯定来自另一种病毒,它可以绕开人们上次注射的疫苗抗体。

所以说,流感病毒的变化和其他感染病原体的突变,仍然难以避免。比如在1957年,一种新的“亚洲”型流感出现在香港地区;但在它在美国流行开来之前,针对新的变体的疫苗已经被大量研制出来,足以遏制该病的烈度和发病率。这样一来,就给公共卫生机构和私人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迅速确认新的流感并立即大规模地研制疫苗。[4]即使没有变体,那些迄今隐匿的寄生物,也总归会有逸出自己惯常的生态龛的可能,让地球上日益稠密的人口遭遇新的疫病,甚或是毁灭性的死亡。[5]比如,最近在印度和东南亚暴发的霍乱,就源于西里伯斯岛(Celebes,现苏拉威西岛之旧称)特有的一种新型弧菌,在孟加拉及其周边所有“古典型”霍乱弧菌的传统栖息地,这种新型霍乱弧菌都成功取代了原有的“古典型”弧菌。[6]有关这种不可预见的生物变异,最近的类似例子,是出现在尼日利亚的拉沙热(lassa fever),以及出现在乌干达的奥尼昂热的神秘经历,我们上文已然谈及。[7]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隐患,那就是为置敌人于死地,有意在敌方有效传播致命病原体的生物学研究,有可能在部分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酿成疫病灾难。

除了这种可以想象的灾难以外,人类还将长期囿于自己在食物链中所固有的局限。在过去150年间,公共卫生措施所导致的人口跳跃式增长造成的压力,不仅表现在食物供应上,还可能在更多方面展示出来,既有疫病的,也有社会的、心理的乃至政治的。


  1. 岛民的隔绝可以产生类似的脆弱性。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地区,大约4万例瘫痪性急性脊髓灰质炎引起了卫生当局的注意。事实可能是,病毒侵入了早先隔绝的人口,而成年人和青少年成为易感人群,不是因为他们的卫生饮食习惯让他们发生了感染,而是因为感染以前从没有在岛上出现过。
  2. August Hirsch,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Pathology,I,p.6—18.从他认为流感最早出现的1173年到1875年间,他列举了不少于94种流感。他估计其中至少有15种是全面性的,即既影响欧洲也影响亚洲。然而,考虑到历史上对疾病描述的不准确性,没有理由认为流感首次出现于1173年;在欧洲医生开始准确地描述这一症状,以致后人可以确切定性的16世纪以前,该病的历史仍然不可复原。
  3. F. M. Burnet & E. Clark,Influenza:A Survey of the Last Fifty Years inthe Light of Modern Work on the Virus of EpidemicInfluenz(Melbourne & London,1942);Edwin O. Jordan,EpidemicInfluenz(Chicago,1927),p.229.我也有幸读到Alfred W. Crosby,Jr.的有关1918—1919年流感史的手稿。
  4. Joseph A. Bell,“Influenza”in Ernest L.Stebbins,ed.,Maxcy-RosenauPreventive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9 th ed.,p.90—104.
  5. 参见Richard Fiennes,Man,Nature andDisease(London,1964),p.124,此书言及的灾难性的死亡率可以高达90%。
  6. 参见W. E. Woodward,et al.,“The Spectrum of Cholera inBangladesh”,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96(1972),p.342—351。
  7. 参见上文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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