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不过，影响英国18世纪发病率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却不是偶然性的生态变化所致，而是有意识地施行天花接种的结果。1721年天花接种被引入英国，次年皇室儿童接种成功。这种方法是把取自天花脓包的东西，注入在接受者皮肤上开的小伤口，以人为引发感染。个别人会因这样的手术发展成严重的天花，甚至丢掉性命。而一般来说，接种后的症状往往比较轻微，只会留下一些小痘痘，而获得的免疫力则与自然患病无异。

这一技术简单可行，一旦疗效被广泛认可，则群众性接种并非难事。因此到18世纪40年代期间，这种做法即在英格兰开始推广，并且随着技术进步，有可能逐步把严重感染的风险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接种在农村和小城市逐渐普及开来。

有意思的是，天花接种并没有在伦敦等其他大城市展开。对于新事物率先在农村和小城市中推广，却避开大型中心城市的这类特殊情形，如果从两种环境下不同发病方式来考虑，就不难理解了。天花在大城市里已然是儿童病，而在农村依然是流行病，可以传染年轻人或成年人，而他们的死亡比婴儿的死亡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接种兴趣集中于小城市和村庄，接种所解决的仍然是这类社区的疫病流行。然而在伦敦，那里的穷人为太多的孩子所累，没有类似的动力来采取人为措施以预防天花。^[1]

因此，在整个18世纪因天花导致的死亡，仍然是“伦敦死亡记录”中非常触目惊心的部分。在大城市，直到19世纪40年代引进了更安全的牛痘接种方法，并克服了起初对这种方法的抵触后，天花的肆虐才开始式微。^[2]然而，在英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用天花病毒自身接种的方法在70年～100年前就已经普及了。其结果不难想象，上述的良好健康状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也为英国农村迎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在欧洲大陆，公众对天花接种的抵制持续得更长。反对者批评这种方法既是对上帝意志的干预，又是在健康人口当中肆意传播危险的传染病。在英国，后一说法被皇家学会在172l—1740年间进行的统计调查（在方法论上有开创性）有效地驳斥了；但在法国，直到1774年路易十五死于天花时，对接种有组织的抗拒才最终瓦解。但在欧洲大陆，针对天花的成熟的人工免疫仍要到19世纪才变成普遍的行为。^[3]有意思的是，天花接种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早在18世纪就已经很重要了。在美洲，疾病杀死成年人的可怕场景经常在印第安人当中重演；像在英国的一样，殖民地农村和小城市的社会结构，非常容易受到间歇性疫病的影响。^[4]殖民地人口在18世纪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接种所带来的天花死亡率的降低。但传染病（天花仍旧是最可怕的）对印第安人口的伤害并未减缓，这有助于白人的拓疆运动。天花在印第安人当中的肆虐可能被蓄意的细菌战推波助澜。比如，1763年阿姆赫斯特（Jeffrey Amherst）勋爵命令把感染了天花的毛毡分发给敌对的部落，命令确实被执行，但是否达到目的则没有记载。^[5]在西属美洲，官方采取预防印第安人遭受天花打击的措施，是在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法，并在西班牙本土得以确认后才推广开来。琴纳是一位精明的英国乡村医生，曾于1798年把他的研究结果出版面世。他注意到，挤乳妇好像从不患天花，由此猜测她们可能是从乳牛身上感染了牛痘。用牛痘接种的试验也表明，对天花的免疫力的确形成了，而对人类而言，来自牛痘的危险则是可以忽略的。于是，以前妨碍天花接种的反对声音消失了：新的疫苗接种方法的价值迅速地被欧洲所有地区所认可。

到了1803年，琴纳的书出版仅五年后，就有一个医疗队从西班牙来到墨西哥，为当地医生传授这一新技术。等到这个医疗队前往菲律宾（1807年），到这个西班牙帝国的遥远前哨继续这一事业时，疫苗接种的方法已在新大陆的医学界确立了其地位。此后，等到也给印第安社区提供了类似的医疗服务时，对于天花这一曾长期蹂躏西属印第安社会的杀手的恐惧肯定也随之减弱了。^[6]在基督教欧洲的其他地区，对天花的医学控制与法国的情形更接近，直到1800年后才初见成效。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68年请来一位英国医生，为自己和宫廷王公实施人工免疫，从此把接种引入了俄罗斯。但在当时，只有宫廷才有资格享受这位英国人的医术。1775年，在路易十五死于天花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把接种技术引入其王国，并要求将该技术传授给各地的医生，而不是只停留在宫廷中。然而，只有当军队在上级命令下统一接受人工免疫时，接种术才开始向欧洲大陆的下层渗透。1776年，乔治·华盛顿命令为所有的士兵接种；1805年，拿破仑命令他的所有部下接受改进了的接种术。^[7]因此在欧洲，防范天花的有效措施是拿破仑战争的副产品；19世纪出现的不同于欧洲以往历史的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长期困扰人类文明的疫病实施有效控制的结果。

而在土耳其，至少在那里的某些地区，天花接种的施行早于欧洲其他所有地方。事实上，英国的天花接种术来自土耳其——是1721年被驻奥斯曼宫廷的卸任大使夫人玛丽·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连同灯笼裤和土耳其毡帽等东方物品一道带回伦敦的，^[8]随后由两名曾在著名的帕多瓦（Padua）医学院学习西方医学的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籍医生，充当了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技术中介人。他们写了一两本小册子，把有关的土耳其民间做法传到欧洲知识界，这些小册子在英国和其他地区被广泛传抄。根据他们的说法，君士坦丁堡人普遍相信，接种早已为希腊的摩里亚（Morea）和色萨利（Thessaly）地区的农妇们所熟知。

的确，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北非、波斯和印度，天花接种似乎已经为民间所了解和实践。^[9]把感染天花的棉花棒插入鼻孔这一更加完善的中国接种法，于1700年传到伦敦。^[10]中国文献记载，这种方法在11世纪早期由来自印度边境的游方道士引入中国^[11]，而后据说变得特别流行。^[12]我们因此可以推断，有意识地为孩子接种天花，在亚洲的许多地区作为民间行为可能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然后才进入欧洲医学界的视野，并在18世纪进入他们官方认证的技术目录。^[13]既然这种方法在民间如此古老而广泛，为什么欧洲医学界和知识界直到18世纪才接受呢？

而且，为什么医学实践上的突出进步出现于英国而不是别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因素肯定是偶然的，就是玛丽·蒙塔古对接种的兴趣。

而她的兴趣又基于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她刚刚踏入社交界，成为养尊处优的时尚贵妇之后，她美丽的脸蛋却被天花刻下难看的疤痕。对于她从土耳其带回的新玩意儿，伦敦的强烈反应则取决于以下事实，即在18世纪头几十年中，发生在欧洲统治家族中的天花造成的死亡，两次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政治生活。1700年女王安妮（Anne）的儿子也是唯一健在的直系继承人死于天花，由此英国王位继承的问题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紧接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一和由汉诺威家族（Hanoverian）继承王位的问题刚刚解决，1711年发生在哈布斯堡（Hapsburg）皇室的又一次天花死亡，灾难性地打乱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各国为联合对付法国所制订的计划。这两个接踵而至的事件，急剧改变了英国政治史的进程，使不列颠列岛的统治阶级对天花的危险高度警觉。这些不仅是皇家医学会为防范成年人因此暴亡而展开全面调查的社会背景，也为玛丽·蒙塔古的首倡之举赢得宫廷和伦敦医学界肯定的反应创造了条件。^[14]在18世纪，个人和政治的偶然事件、科学和专业的组织力量，以及知识阶层中全面扩大的交流网等诸多因素汇聚在一起，加之欧洲医生的努力，使得天花死亡率急剧下降。由此，医学界第一次有组织地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方式推动了人口增长。即便在17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天花接种虽可能已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对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却只是民间习俗而已，类似于各地人们业已创造出的、以各种纯真而有想象力的神话来证明的无数其他习俗和卫生法则。^[15]事实上，在欧洲的博学之士第一次调查这件事情时，近东的习俗已经把简单的天花接种抹上一层神灵仪式的色彩。整个的仪式看起来似由商业习俗转化而来，接受接种的人被看作“购买”了该病，为进行这桩买卖，必须送施行手术的人以象征性礼物。接种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这样产生的痘痕就相当显眼，自此接受者就被确认为特定社会的新成员。由此推演，我们可以相信，接种在民间层面上的展开很可能是由商队推动的，对他们而言，不受天花的感染有明显的好处。无论这一做法最早出现在何地，我们都容易设想到先是商队的商人听说后加以尝试，然后把它作为民间习俗传播到商队横贯的亚欧和非洲地区。^[16]正如我们在第五章里看到的，鼠疫在现代亚洲和东欧人口中的传播走的正好是同样的路径。事实上，在鼠疫传染和天花预防措施几乎同时沿着一条线路走来的时候，两者在人口统计上可能会产生互相平衡的作用。然而，当接种的技术到达西欧时，那里的鼠疫已经消失，结果就有了促进人口空前增长的可能性。

只有在欧洲，医疗行业才具备足够的组织能力，迅速将有关新方法的信息传播给普通从业者，然后，只要当地产生了对这类预防的需要，他们就能大规模地施行接种手术。因此，一旦这种技术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天花接种就始终是欧洲职业医学实践的一部分。这从反面说明，发现、测试和改进接种方法的系统性努力一开始就出现了。其明显的结果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发现并接受了疫苗接种。

更了不起的是，凭借畅通的欧洲医学交流网络，疫苗接种技术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世界。比如，到1803年，一个肯塔基边境的医生已为列克星敦小镇（Lexington）的大约500人接了种；^[17]1805年俄罗斯医生开始为中国边境上的夏特卡（Khiatka）地区的当地人接种，同年，一位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从菲律宾带来疫苗以应对华南大规模暴发天花的危机。^[18]更令人吃惊的是1812年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这两地当时还不属于俄罗斯）的鞑靼商人到处散发介绍琴纳接种方法的小册子，小册子以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在喀山印刷，这可能属于俄罗斯政府在其亚洲地区传播这项技术的系统努力的一部分。^[19]

1. P. E. Razzell,“Population Chan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AReinterpretation”,Economic History Review,18（1965）,p. 312—332；D. E. C. Eversley,“Epidemiology as Social History”,Foreword to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Great Britain,2nd ed.（New York,1965）,p.29.
2. 关于天花在伦敦持续重要性的细节，详见William A. Grey,“TwoHundred and Fifry Years of Smallpox in London”,Journal of the RoyalStatistical Society,45（1882）,p. 399—443。
3. Genevieve Miller,The Adoption of Inoculation for Smallpox in Englandand France （Philadelphia,1957）,p.194—240.
4. 早期疫苗接种的主要提倡者是著名的公理会牧师CottonMather（1728年），参见Genevieve Miller,“Smallpox Inoculation inEngland and America：A Reappraisal”,William & MaryQuarterly,13（1956）,p.476—492。关于美洲殖民地的疫病情况，参见John Duffy,Epidemics in Colonial America（Baton Rouge,1953）。
5. 参见J. C. Long,Lord Jeffrey Amherst,Soldier of the King（NewYork,1933）,p.186—187。
6. Sherburne F. Cook,“F. X. Balmi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Vaccination toSpanish America”,Bulletin for the History ofMedicine,ll（1941）,p.543—560；12（1942）,p.70—101.流行病在西（班牙）属美洲长时期作为官方关注的对象，参见Donald B.Cooper,Epidemic Disease in Mexico City,1761—1813:AnAdministrative,Social and Medical Study（Austin,Texas,1965）。
7. Harry Wain,A History of PreventiveMedicine（Springfield,Illinois,1970）,p.177,185,195.
8. 玛丽太太还把一种对待异域文明的全新态度引入英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习俗，她不是担心或蔑视，或者把它视为来自远方的威胁而言不由衷地表示敬畏，而是把它视为人类行为多样性的一个例子，并深深地沉迷于其中。这样一种超脱而慵懒的好奇心系以闲暇为前提，或许还需要深深的、本质上是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这一切都是玛丽太太的贵族生活圈子所拥有的。参见Norman Daniel,Islamand the West:The Making of an Image（Edinburgh,1960）。
9. 疫苗接种术在1721年的威尔士也可能已经施行了。PerrotWilliam,M. D.,“A Method of Procuring the Small Pox Used in SouthWales”,Royal Society of London,Transactions AbridgedIII,Transactions to the Year 1732（London,1734）,p.618—620. C. W.Dixon,Smallpox,p.216，也提到在波兰（1671年）、苏格兰（1715年）和那不勒斯（1754年）民间出现的类似天花疤痕的痘斑。
10. Genevieve Miller,The Adoption of Inoculation,p.48—67.
11. 关于人痘术的发明，清代广泛流传的说法是，11世纪时，峨眉山人曾为北宋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不过经过范行准的细密考证，基本可以确定种痘始于明隆庆年间，即16世纪中叶。（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6页）不过在医史学界仍有不少著作相信种痘在11世纪就已出现，比如马伯英说：“看来11世纪前后四川及河南一带已有种人痘法实行，比较可信。”不过其所根据的只是范已经注意到的两则清代的文献，殊难有说服力。（《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0～811页）
12. 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学史》，第215—216页。
13.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再版于巴黎，1915年）第二卷第130页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疫苗接种术是由索凯逊人首先发明的，旨在使他们的女儿青春长驻，以便卖给土耳其人做妻妾。但这一故事似无确凿的依据。
14. 参见C. W. Dixon,Smallpox,p.216—227；Genevieve Miller,TheAdoption of Inoculation for Smallpox in England and France。
15. 至少在中国，晚明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应该可以被视为中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清代出现的不少有关接种的书籍是以专业的医籍的面目出现的，更多的论述则夹杂在各种医书之中。到清代，逐渐形成了“痘师”这样一种职业，他们即使不能完全等同于医生，至少也与医学密切相关。至于在19世纪之前人痘接种术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则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设。根据译者最近对江南地区的种痘的研究，接种的出现与普及虽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自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贡献率，特别是人痘的贡献率应该比较低。（参阅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种痘事业》，《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6. 关于近东的天花疫苗接种术，参见Patrick Russell,“An Account ofInoculmion in Arabia in a Letter from Dr Patrick Russell,Physician atAleppo to Alexander Russell,M. D.,F. R. 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of the Royal Society,18（1768）,p.140—150。Russell的报道是应皇家协会之邀，经调查而写的。
17. J. S. Chambers,The Conquest of Cholera（New York,1938）,p.11.
18. Wu Lien-Ten,“The Early Days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Journal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1,p.9—10；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学史》，第276—280页。
19. 来自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D. B. Shimkin的私人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