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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弱点:民意如何成为世界强权操弄的政治武器

谢词

本书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指导教授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从就学期间他就一路给予我宝贵的意见,直到就业后依然持续给我珍贵的人生、就业经验。二○一八年秋天他细心地阅读我的博士论文,之后二○一九年六月,在看完我对本书的研究后,还主动推荐他的经纪人,蒂娜.班奈特(Tina Bennett),她因此同意成为我的出版经纪人。之后诺辅(Knopf)出版社接下本书的出版业务后,史奈德教授又邀我前往纽黑文(New Haven),每隔几天就和我见一次面,我每写完一章他就细细地审读。他的慷慨无私完全出我意料之外。如此恩惠,真的不知如何言谢。

撰写本书的想法起自二○一七年夏日,当时我担任《纽约时报》柏林办公室的实习记者。在当地我采访了一位前东德国安局的官员,他告诉我当初东德国安局如何派他们前去秘密操纵西德总理威利.布兰特的不信任投票。隔年我在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支持下,研究了该次选举的关键秘密行动,就在这时,俄国在二○一六年美国大选进行干预的事也渐渐浮上台面。之后我拿到马歇尔奖学金前往英国攻读博士学位,这时我已经知道我的博士论文要研究什么题目了:外国势力在他国大选进行秘密干预的行动沿革。牛津大学自由的学术风气,让我得以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心无旁骛地研究这个主题。为此我往返欧洲和美国各地详阅档案资料、并且采访许多重要的关系人,在此也要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

二○一九年七月到十二月间,我开始投入撰写此书,没想到过程会是我一生最充满挑战、但也充满了兴奋的一段时间。感谢在这段期间里协助我的诸多教授和学者。约翰.路易斯.盖迪斯、史提芬.豪瑟、丹尼尔.库尔兹─菲兰(Daniel Kurtz-Phelan)、马西.萧尔(Marci Shore)、提摩西.史奈德,以及欧德.阿恩.魏斯塔等人都审阅我的手稿。伊莉莎白.布莱利(Elizabeth Bradley)、吉恩.佛兰斯比(Jeanne Follansbee)、佛罗拉.福雷瑟(Flora Fraser)、以及麦可.麦克佛尔(Michael McFaul)对某些段落的意见,以及马丁.康威(Martin Conway)、贝佛莉.盖吉(Beverly Gage)、吉伯特.乔瑟夫(Gilbert Joseph)、彼得.康布鲁(Peter Kornbluh),以及杰克.沙利文针对特定章节给我意见。约翰.魏特(John Witt)非常支持本书的撰写,让戴文波学院可以随着为我敞开大门,供我研究使用。在戴文波时,杰.吉特林(Jay Gitlin)和保罗.甘乃迪(Paul Kennedy)更与我谈论各种全球性议题。

另外一些挚友也提供我许多协助,三位好友特别为我校对全书。分别是札克里.柯恩(Zachary Cohen)、莎拉.丹尼兰(Sarah Donilon)以及泰勒.佛格(Tyler Foggatt)。还有其他好友也提供意见,分别是纳森.班梅尔(Nathan Bermel)、嘉布瑞拉.波特(Gabriella Borter)、麦德琳.卡利索(Madeleine Carlisle)以及雅各.史坦(Jacob Stern)。另外有多位出色的研究者也让我受惠良多。凯西.库达克(Kelsey Kudak)为我钜细靡遗地检查书中事实的部份,卡洛琳.舒克霍夫(Caroline Shookhoff)和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则在风格上给我建议。艾德蒙.葛瑞菲斯(Edmund Griffiths)、安娜斯塔西亚.波斯诺娃(Anastasiia Posnova)以及安娜.柯洛特(Anna Kolot)则帮忙翻译。而马修.克里斯多夫森(Matthew Kristoffersen)则在多方面的主题上提供我报告。

两位出版业的好友让这本书得以成形。我的出版经纪人蒂娜.班奈特对我和我的想法一直寄予信心。编辑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深明此书之重要性,也深明如何加速出版脚步,以及此书出版的迫切性。真的要很感谢他们,另外,还有他们的同事麦可.柯利卡(Michael Collica)、泰勒.康里(Tyler Comrie)、马里斯.戴尔(Maris Dyer)、亚利西亚.葛雷卡斯.艾佛瑞特(Alicia Glekas Everett)、杰.曼德尔(Jay Mandel)、玛利亚.梅西(Maria Massey)、丹尼尔.诺瓦克(Daniel Novack)、洁西卡.菩赛尔(Jessica Purcell),以及殷格莉.史戴纳(Ingrid Steiner)。

对于本书相关题材的兴趣,其实是源自多年前,也和许多人有关联,尽管他们的生活脚步繁忙,却促成此书和我的研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在我还是中学时,就开始指导我对于苏维埃历史的研究,将之单独区隔出来,之后一路指导我进入耶鲁大学,并且从这本书撰写一开始就一路支持我到最后。希拉蕊.柯林顿在我中学时和我会面,与我谈到冷战时期的研究,且自那时期就不断抽空与我见面与建议。杰克.沙利文一直在外交政策分析方面,给我许多的鼓励和督促,从我是学生时期到后来进入希拉蕊竞选团队担任实习,乃至我成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奖学金研究者时都给予我众多协助。尼尔.麦法兰(Neil MacFarlane)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他训练我的思考能力,并提供我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山姆.尚希(Sam Chauncey)长久以来以的友谊、建议和信心,让我如沐春风。

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家人一直以来是我的中流砥柱。家族里的亲戚也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给我不同的意见,并且在我精疲力尽的时候给我打气。我的双胞胎兄弟亚当、妹妹妮可都忍受着我不时跟他们叨叨絮絮本书,并适时给我意见。我继父霍华、还有我过世的继母黛柏拉则从头到尾支持,没有一丝的怀疑。而最后,我母亲和父亲,他们是我最大的粉丝,就像往常一样:给了我无条件的爱,尽一切可能地支持我。

我尽自己能力所及写了这本书。任何书中的缺点、遗漏都是由我个人所造成,与他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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