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瘟疫、战争
世界上最易受感染的当数南太平洋的土著人了。在以往的流感疫情中，人们未受过任何感染，因此从不具有免疫力。美国军舰把病毒带到关岛时，关岛4.5%的人口死亡，塔希提岛则超过10%。西萨摩亚在流感中死亡人数最多。1918年11月7日，一艘携带流感病毒的新西兰船只驶入西萨摩亚的阿皮亚港，当年末就有7542个西萨摩亚人死于流感及其并发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
1918年年末，病魔流感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十分猖獗。即便此时，它仍未满足，1919年3月，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又有近4000人死于流感。
那年春季，德国的死亡率更高。至1920年，流感第三次来临，夺去10万美国人的生命。
流感还来到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传染了3位重要的与会者——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蒙梭。鲜为人知的是，或许正是威尔逊总统身体不适，才使他在此关键时刻疏忽了和平进程。
1918年的大灾难还会重来吗？1933年，还在一种感冒病毒刚刚被提取出来时，人们就确信这种所谓“A型流感病毒”就是1918的罪魁祸首。后来，“A型流感”和小儿麻痹症成为科学家重点研究的病毒。
这众多的研究努力可以保证人类在未来的灾难中得以幸存吗？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乐观者指出，对流感的研究有助于疫苗培养；不那么乐观的人则提醒我们，流感病毒可能产生新的变种，例如，195年的“亚洲A2型”，在疫苗被研制出来前还会有席卷全球的灾难吗？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1918年肆虐全球的可怕流感仍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发现。
战争与瘟疫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例如在二战期间，当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后，战争与饥饿就曾经造成了大量的瘟疫，尽管这些事件可能是小范围的。一位北京居民回忆说：“1934年，我当时16岁，北京大规模流行白喉，传染很快，政府拨款1000多万元举行了预防白喉运动。他们给学生和市民免费进行锡克氏检查和打白喉类毒素针。我印象最深的是1943年的7、8月，京城流行霍乱。当时是日伪统治时期，人们把这种病叫‘霍痢拉’。
因为那时卫生状况极差，流行很快，石景山地区疫情最重，日本人把石景山郊区的交通中断了5天，许多市民死于这种传染病，仅1个月内，石景山制铁厂就死了两千多工人。这次瘟疫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北京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了。全城老百姓十分恐慌，日本人只要发现有霍乱症状的人，就立即拉到郊外进行隔离，很多人因此还在喘气时就被焚烧或活埋了。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开着大卡车往城外拉病人。这场瘟疫京城死了有几万人，至10月份天气转凉了才消退下来。当时城里的居民极度恐慌，甚至不敢外出解手，因为怕人怀疑是‘霍痢拉’——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就会被活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