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重建

1945年出现的波兰和1939年被摧毁的波兰是欧洲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战前波兰的一半领土在1939年被苏联吞并了，而德国在1945年获得了战后波兰的三分之一领土。波兰失去了维日诺和利沃夫，得到了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Wrocław）。在战后波兰，波兰人的数量占有压倒性优势：约有97%的波兰公民的自我认同是波兰人。但是如果我们把战后波兰的国界放在战前的欧洲地图上，我们会发现1939年生活在波兰战后领土上的有四个族群：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东斯拉夫人（乌克兰人和兰科人）。1939年，在1945年归入波兰的领土上仅有五分之三人口是波兰人。^[1]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五分之三如何变成全部人口的大致概况：犹太人被谋杀，德国人被放逐，乌克兰人被驱逐出境，而苏联西部的波兰人被“遣送”回来。本章将重点关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重新定居所造成的后果，努力揭示重建波兰背后被破坏的东西。

种族清洗和社会记忆

在后来属于乌克兰西部的领土上发生的波兰人大清洗和后来的波兰东南部领土上发生的乌克兰人大清洗，终结了数千年来边陲混居的局面。自近代早期开始，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三种主要语言是乌克兰语、波兰语和意第绪语，四种主要宗教是东正教、希腊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2] 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几乎被全部消灭，许多幸存者在战后移居别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继续在这些领土上栖居，但1947年开始他们第一次被“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这两个政治单元之间持续存在的边界分隔开。加利西亚人只能把俄国人视作主要的少数民族，把俄语视为权力和文化的语言。^[3] 在经过六个世纪来自克拉科夫、华沙和维也纳的统治，莫斯科的统治是一种新的形式。

在原本属于波兰的沃里尼亚地区，1939年时那里的波兰人约有35万人，到1947年减少到约7000人，减少了98%。在之后属于苏维埃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地区，那里有约15万人自认是波兰人，而战前这个群体有180万人，减少了92%。边界变动后留在波兰的加利西亚领土要小得多，1939年那里原有约60万说乌克兰语的人，到1947年时只剩下约3万人，减少了95%。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地区全部犹太人口中的97%在战争中死去。在沃里尼亚，这一数字高达98.5%。^[4] 即使考虑到每个可以想象到的限制条件，这些变化也说明了在欧洲大片区域内剧烈的人口定居调整。1941—1944年的“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的政策，1944—1946年少数民族“撤离”是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前者推动了1943年开始的乌克兰-波兰种族战争，而后者使战争持续下去。

乌克兰人记得“波兰”政权发动的种族清洗，认为UPA是帮助他们的组织。对UPA的记忆成为战后波兰的乌克兰人重要的身份认同元素。1944—1946年从波兰被驱逐出境的大多数乌克兰人，之后在乌克兰西部定居。对他们来说，UPA也成为民族认同的公认宝库。^[5] 移居苏维埃乌克兰的乌克兰人有时会抱怨他们的命运被生活在波兰的乌克兰人给忘记了，后者只记得1947年和维斯瓦河行动。^[6] 他们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乌克兰问题不是仅仅在波兰，或者说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被“解决”了。1944年到1946年间，159241名被认定是乌克兰人的人被送往乌克兰中部或东部。323858人重新定居到乌克兰西部。^[7] 维斯瓦河行动迫使波兰境内140660人重新定居。在数量方面，维斯瓦河行动涉及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波兰公民，他们如同乌克兰人一样重新定居。更多人被送往乌克兰中部和东部，而不是波兰西部，他们也面临着适应新环境的问题，而且新环境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更糟糕。

留在波兰的乌克兰人铭记1947年，而从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移居别处的波兰人铭记的是1943年和1944年乌克兰游击队发动的大屠杀。诚然，UPA在1943年的沃里尼亚和1944年的加利西亚针对波兰平民的残忍大屠杀是战时最可怕的插曲之一。波兰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几乎一直将UPA视为一群凶手。幸存者发现他们四散在战后波兰，共产主义政权不承认他们的记忆，因为失去战前领土的讨论成了一个禁忌。波兰幸存者同时承受着巨大的民族屈辱，使东部文明开化的任务完全溃败，这个理念对波兰民族认同十分重要，就像国界线之于美国或帝国之于英国那样重要。

这些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记忆完全不同：他们对事件的解释相互矛盾，对英雄和恶棍的概念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表现形式是类似的：两者都在谈论生活方式遭破坏，被迫开始新生活。想一想，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回忆接连出现是何种情景。“没有人能料到这么好的一个乌克兰村庄——和乌克兰人的生活一样欣欣向荣——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以如此残忍、野蛮的方式从地球表面抹去。”“沃里尼亚燃烧着，熊熊火焰燃烧着，我现在还能看到它，无法从脑海中擦去，我忘不了。发生在沃里尼亚的事情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我死去。”^[8] 关于1943—1947年，存在着历史分歧，关于谁挑起了争端，关于谁受苦最深，关于群体、边界和时段的定义存在不同的说法。乌克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波兰人在战后归属波兰的大部分区域内先挑起争端。波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OUN班德拉派的决定——在之后成为乌克兰西部的区域内抹去任何波兰因素——开始了整个恶性循环。乌克兰人相信在今天的波兰领土内死去的乌克兰人比波兰人多：大约是1.1万乌克兰人和7000波兰人。波兰人则相信在所有有争议的领土上，遭杀害的波兰人人数更多：约7万波兰人和2万乌克兰人。^[9]

社会记忆和现代民族性

今天，把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矛盾的记忆和当事人回忆、伤亡人数统计联系起来看，并没有使事实走样，他们矛盾的记忆符合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盛行的两种现代民族主义。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今回忆起来的可怕历史事件常常澄清了重述历史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身份。关于1947年的观点和关于1939年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40年代相互清洗的青少年和成人常常在30年代孩提时代一同玩耍（有时这毫不夸张）。沃里尼亚波兰人“瓦尔德马·洛特尼科”（Waldemar Lotnik）在1943年末残忍的互相清洗中参与了波兰一方，他的回忆十分典型：“但是对方是与我一起度过大部分童年时代的乌克兰人，我们一起学习读写，在冬天结冰的湖面滑冰，一起发现俄国人和德国人在‘一战’时留在森林和田野里的炮弹碎片……”^[10] 他没有逃避，他和这些孩子在一起时肯定是说乌克兰语的。

“洛特尼科”以及其他和他一样讲述故事的人，他们的讲述方式推翻了所谓天生具备的民族特征的推测，证明对民族认同的文化定义所言不实，并警醒我们注意战前和战后对民族性解释的区别。洛特尼科——请记得，他是讲述一个十分波兰化故事的波兰人——如果不是以乌克兰语和俄语为母语的人，可能早在许多重要关头被杀死。他的回忆录标题《九条命》的意思是除了波兰语，他还说其他语言。在某个时刻，他几乎因为说波兰语时的东部口音而死，因为一个机警的红军军官听出了这点，而他正在寻找逃兵。一些在1943年九死一生的沃里尼亚波兰孩子之所以能幸存，因为他们和一起玩耍的乌克兰孩子说乌克兰语，而且在路边被陌生人拦截时能用乌克兰语说祷告词。那些希望救下波兰孩子的沃里尼亚乌克兰家庭教会他们乌克兰语的《天主经》。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宗教是认定某个民族的记号，教会有时为民族活动家提供庇护，但这是宗教第一次成为普遍社群的主要民族性标志。如果有人把现代性定义为民族性比宗教更有价值的阶段，那么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大部分地区的现代性始于20世纪40年代。

我们从幸存者的回忆录中得知这些幸存案例。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死亡事件比幸存的情况更难描述。然而，发生在1943—1944年关于弄错身份而导致死亡的案例已经足够多，我们能够确定民族性并非一目了然——即使对民族主义者而言也是如此。在基于民族基础的大规模互相屠杀的氛围里，人们因为误判而导致极度荒谬的死亡事件。1944年夏天，生活在祖布拉（Zubrza）的加利西亚村庄周围的波兰人试图通过屠杀乌克兰人向乌克兰民族复仇。村庄里的五名波兰人不相信这些无名的袭击者真的是波兰人，当地波兰人明显认为外来武装者是UPA游击队员，他们假扮波兰人以引出村里的波兰人。按照这种解读，这五名波兰人假装自己是乌克兰人。但他们失算了：袭击者其实是波兰同胞。他们的策略很成功，波兰同胞误以为他们是乌克兰人然后杀了他们。在生死之际，刽子手和受害人都没有认出同一民族的成员。^[11]

1947年，波兰东南部存在类似的身份模糊问题。维斯瓦河行动遭到控诉和抵制的原因正显示了区分战争中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简单解释是谬误的。比如说，1947年5月波兰政权制造了一支假的UPA游击队——游击队由说乌克兰语的人组成——为了把OUN领导人从他的战壕中引出来。他们安排了一次会面。但是伪装工作做得太好了，在前往会面地点的途中，这支波兰“UPA”分队被波兰安全部队误伤。顺便一提，甚至正好目睹现场的真UPA士兵也无法分辨出这支假UPA分队不是他们的人。一个月后在另一次事件中，一支真的UPA分队因为齐声唱起一首当时流行的波兰革命歌曲（“当民族开战，武器在手……”）并且唱完了波兰歌词而得以逃离波兰军队的包围。此种讽刺事件是种族清洗的产物，也证明了种族清洗是不彻底的；而种族清洗的成功将意味着这种意外不再发生。^[12]

1947年维斯瓦河行动中被清洗的乌克兰人，有时波兰语说得比那些1943年在沃里尼亚被UPA清洗的波兰人还要好，但是当这些群体在波兰北部和西部的收复领土相遇时，人们通常“知道”谁是波兰人，谁是乌克兰人。^[13] 政治和记忆强于语言等可观察的文化特征。这并不是说兰科人和乌克兰人无法像波兰人一样逃过一劫，其中有数万人办到了。关键问题是到1947年为止，人人都接受他们的民族性是单一的、排外的，不同的人实际上属于一个民族。重新定居到波兰西部的东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常常在很多方面拥有共同点——至少和他们周围的本地人相比，但是很明显，新的“东部文化”没有出现。^[14] 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相似性才会显出。一个沃里尼亚波兰人回忆道，他关于乌克兰邻居唯一的好印象是对方回请圣诞节晚餐以及UPA老兵在西伯利亚的古拉格不知如何弄到的新鲜鱼。在战前，圣诞节晚餐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场合，而在20世纪30年代回请邀请很常见。直到40年代，这样诚挚的邀请才在西伯利亚重新出现。^[15]

巩固后的波兰国家感到了分裂趋势，因此支持一种现代的波兰民族性概念。战后出现的混乱和流动性促使这个概念形成。当五分之一战前人口被杀害，四分之一村庄被破坏，三分之一人口重新定居或移居海外，一半的文化中心（利沃夫和维日诺）归于别国统治时，地方忠诚的价值低于预期，而近期记忆的价值则高于预期。对1945年后的详细研究说明在波兰制造一个工人阶级的过程包含了波兰工人阶级民族主义的制造。^[16] 而战时的个人经历为国家制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个人来说，这些经历也常常是充足的。^[17] 清洗者与被清洗者都在转变，也许对两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民族主义化的经历了。这些人记住了一些事，忘记了一些事，有一些伤心事，也有一些他们为之辩护的事。

简化和民族主义化

我们通过区域群体的例子可以发现现代民族性在共产主义波兰取得的胜利。“沃里尼亚人”现在被视为最直率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但1939年前的情形完全不是如此。^[18] 兰科人（或是他们的子孙们）现在成了波兰的乌克兰公民社群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战前也是无法想象的。民族主义现在是波兰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思潮，这在之前从未发生过。想一想从沃里尼亚的波兰人大屠杀中获益的数万名乌克兰农民，或是在维斯瓦河行动后重新定居到波兰东南部的波兰人。如今沃里尼亚的乌克兰人拒绝谈到被消灭的波兰村庄，就像如今在波兰东南部破坏乌克兰人公墓的波兰神父，他们已经抚平了历史的褶皱。

而那些满是褶皱的村庄——比如多布拉茨拉切斯卡——又遭遇了什么？在地方历史中真实存在了六个世纪后，在数十年来对现代民族性理念保持相对冷漠后，多布拉在1939年到1947年间被改变得几乎面目全非。1939—1941年，苏联驱逐了那些被指控与两次大战间波兰“合作”的乌克兰人。1942—1943年，德国人谋杀了大部分犹太人。德国人同时把乌克兰民族活动家和共产主义者送到奥斯维辛。1944—1945年，UPA杀害了不合作的乌克兰人，以及被怀疑与新政权“合作”的波兰人。1945年1月6日，一支波兰营在多布拉发现一支UPA分队，UPA成员逃走了，军队杀害了村里26名村民。1946年，苏联人迫使半数幸存者重新定居，波兰政权在1947年维斯瓦河行动中迫使另一半定居别处。80名村民被扣留在亚沃日诺的集中营；一位多布拉妇女在那里生下孩子。

多布拉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对谁是暴力施加者的定义各执一词。我们可以假定，发现因通敌而遭UPA谋杀的14岁男孩尸体的人不是同一批人。类似的例子还有那位看到波兰士兵在圣诞节那天杀害了她父亲的12岁女孩。多布拉的情况太严重了，以至于我们不能说是战争使这里变得民族化。多布拉在战前并非免于民族激进主义波及，而幸存下来的村民也并非全是乌克兰人或波兰人。我们只能谨慎地认为战争消除了近代早期那种自我认同的可能性，并激发出更现代的可能性。由于现代民族性伴随着特定的词汇，被抹去的可能性之一即我们的战后习语如何轻松地描述出那种失落的现实。今天，“波兰的”和“乌克兰的”这两个词语被强加在幸存者的故事之中，即便他们很快补充说这些词语在战前有不同的意义。^[19]

和1943年在沃里尼亚被消灭的波兰定居点相比，多布拉茨拉切斯卡的可怕命运似乎又充满诗意。想一想我们在第8章曾讨论的格文钦斯基的命运。UPA做出的杀光每个人的决定让幸存者的脑海中留下了更清晰的画面。一个来自格文钦斯基的男孩在家中的马厩里待了一夜，他在1943年8月29日黎明醒来时看到他的父亲在田里被乌克兰人包围。其中一个乌克兰人用镰刀朝他父亲（56岁）的后脑勺砍去；他父亲跪在地上，身体抽搐着向前倒，面朝土地死去了。男孩看到他的母亲（43岁）一边尖叫，一边跑向她垂死的丈夫。乌克兰人命令她停下，然后一个乌克兰人用枪瞄准后射杀了她，另一个乌克兰人用镰刀朝倒在地上的她挥去。一个格文钦斯基女孩那天早上回到家后看见邻居的脑袋滚在地上，一个孩子被柱子重击头部而死，其他村民被人用干草叉和镰刀杀死了。她哭着跑回家，发现她11岁的妹妹被殴打致死。其余家人也都死去了。^[20] 逃离加利西亚的波兰人都有着类似的回忆。利沃夫南面的波兰村庄胡塞科（Hucisko）在1944年4月12日被UPA摧毁。当地的一名妇女回家后发现男人们被吊死在树上，他们被人剥了皮，心脏也被掏出来。地上到处是其他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尸体被烧毁和破坏得难以辨认。她只能通过那天早些时候自己放在小儿子口袋里的面包，认出他残缺不全的尸体。^[21]

就此而论，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恐怖的波兰幸存者能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做出如上区分是十分惊人的，当这些回忆录被人遗忘，他们的名字变成了数字，他们的故事也变成了历史。^[22] 难以磨灭的个人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了民族健忘症的一部分。^[23] 个人记忆其实是民族记忆的错误因素，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共同苦难——贯穿其中的迷思因此不可避免。换言之，当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保留着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讲述故事时细节略有差异（常常会有这样的例子），当他们的叙述在整个民族社群中流传时，这些叙述就降格为最有共同点、最恐怖的元素。重新讲述或重新书写故事，或造成破坏，或再次提炼。诸如多布拉（如今仍然存在于波兰）等地的变化，甚至诸如格文钦斯基和胡塞科（如果存在，它们应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等被彻底抹掉的波兰定居点——它们消除了简化民族历史的障碍。

驱逐通过将民族置于地方性之上，而为迷思的产生奠定基础。人们因为纳粹和苏联在1939年后发放的身份文件上的民族性类别而遭到驱逐，尽管这些文件可能没有反映出一种现代的民族身份。尽管如此，驱逐的经验不仅能通过落实种族化，还通过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后果巩固民族身份。1944—1946年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都被迫重新定居到从地方层面上来看是异质的区域，但这些区域在民族性层面却为他们所熟悉。一个拉脱维亚莱姆基尼人（Lemkini）在“二战”后发现自己来到了利沃夫，而她对城市生活所知甚少，但她之后就知道要在地方教堂祈祷，以及如何说乌克兰语（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位从卢茨克（L’utsk）重新定居到格但斯克的沃里尼亚波兰人可能之前从未见过大海，但是他会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周围大部分人也能理解他所说的波兰语。在新的环境里，诸如宗教和语言等“民族”特质逐渐显现。驱逐造就了民族主义的最小公分母。

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历史

维斯瓦河行动迫使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重新定居后的几年里，波兰考古学家发现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13世纪的统治者达尼洛大公（Prince Danylo）的石棺。^[24] 由于挖掘工作在边界线一端的波兰国土上进行，靠近争议城市海乌姆，因此挖掘并未公开。波兰共产主义当局需要遏制过去七个世纪中“乌克兰人”定居“波兰”的观念。波兰的担忧也符合苏联的实践。毕竟，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中苏联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后裔”，而共产主义波兰是中世纪皮亚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25] 的“后裔”。波兰人和俄国人从小受到教育：他们的“种族群体”已经存在900年了，等待着适合的政治和领土来实现他们的“国家地位”。

现代共产主义的中世纪公国和王国“血统”使得共产主义者得以回避500年来波兰文化向东拓展（从14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事实以及波兰-立陶宛王国（1569—1795）的政治成功。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来说，波兰-立陶宛王国是一个棘手的例子，有很多亟须废除的东西：宪法传统、代表机构、波兰人和东斯拉夫人的合作、知识分子的灵活性以及对民族性的政治包容。那些拒绝苏联对乌克兰历史的内容解读的乌克兰人常常能接受解读的形式。如果相信是乌克兰而非俄国“继承”了基辅罗斯，可能会有忽视波兰-立陶宛王国遗产的风险。当然，波兰人——认为波兰-立陶宛王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波兰”的——也是错误的。这是近代早期欧洲最大的王国，由近代早期欧洲最庞大的公民群体所统治，是一个贵族国家。当近代早期民族性在19世纪被重建，一群现代民族主义者意图从更久远的历史中寻找不同的民族起源。这一民族主义趋势培养了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对手。^[26]

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是种族民族（ethnic nation）是稳定的共同体，具备持久的边界线以隔离现代历史中引人关注的问题。比方说，两次大战间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说波兰语的农民被乌克兰文化同化（反之亦然），其中复杂的同化模式如今只是学者专家的兴趣所在。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人总会（或至少命中注定）成为他们最终成为的人。既然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东部已经成为乌克兰西部领土，乌克兰人和波兰人都已忘记这些区域曾经有多么不同。1918年前这里被俄国-奥地利边界分隔了一个多世纪，1918年到1939年波兰人在这里实行区别政策，1939年到1941年这里因苏联和纳粹的占领政权而分裂，1941年到1944年纳粹设立乌克兰总督辖区和波兰总督府，如今这里又成为“乌克兰西部”毫无疑问的核心地带。如今，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哈布斯堡时代在利沃夫的煤气灯下唱着《我的沃里尼亚》这首歌，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27]

从近代早期民族性到现代民族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一直是对手。由于俄国和奥地利的帝国政策，希腊天主教在加利西亚东部一直占据优势，而20世纪初东正教则在沃里尼亚占统治地位。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联合给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创造了机会，他们在沃里尼亚的东正教领土上传播现代民族主义。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二战”期间取得巨大的成功。在1943年沃里尼亚发生种族清洗期间，我们必须注意到不仅有波兰人被清除，还存在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结盟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情况。这是发生在乌克兰西部的新情况，在那里比起乌克兰民族的认同，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分歧没那么重要。通过巩固民族间的现代分裂，近代早期的宗教分歧被弥合了。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波兰东南部。在近代早期王国的框架内，或是近代早期的波兰文明内，希腊天主教是罗马天主教的盟友。而当近代早期民族性屈从于现代民族性，这种结盟也随之灰飞烟灭。发生在波兰东南部的种族清洗不仅是波兰人针对乌克兰人的行动，也是罗马天主教针对希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行动。战后波兰人接受了这种观念，即希腊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都是乌克兰人。例如，波兰城市普热梅希尔（Przemyśl）的大部分市民曾是希腊天主教教徒，在20世纪90年代该市市长宣称乌克兰文化对他而言比爱斯基摩文化更像外来文化。对任何知道普热梅希尔的人或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来说，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也许除了一些市民的行为之外。这些市民占领了当地的一座教堂，当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希望把这座教堂还给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占领行为的受益者——罗马天主教迦尔默罗会修道士（Carmelite monks）——之后毁坏了教堂的圆顶，声称其“东方教派”的形状破坏了普热梅希尔的“波兰”天际线。在这里，宗教又一次臣服于现代民族主义，近代早期共享的文明变得晦暗不清。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留下的圆顶实际上不是参照了东方教派宗座圣殿（basilica）或爱斯基摩冰屋的样式，而是参照了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28]

作为共产主义合法性的民族历史

我们可以从个人、城市、区域和宗教的例子中看到现代民族性的发展。例如，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的家庭忠诚于毕苏斯基联邦主义者的近代早期民族性。1947年，年轻的雅鲁泽尔斯基上尉受命在维斯瓦河行动中重新安置乌克兰人。雅鲁泽尔斯基上尉相信维斯瓦河行动是一次波兰军队保护波兰国家的行动。雅鲁泽尔斯基被灌输将UPA视作纳粹。在整个战后期间，波兰政权通过这种关联使其针对乌克兰人的政策正当化。当然，这里面确实有些道理。沃里尼亚的UPA命令前德国警察、“最终解决方案”中的合作者去杀害波兰人。波兰的UPA吸收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的逃兵和德国警察，他们从德国占领中学习经验。UPA附属于OUN班德拉派，后者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种族纯洁性。波兰人有理由记得这些，但是他们忘了UPA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是因为其源头仅是乌克兰，就算没有比波兰领土上的波兰机构更优越，UPA的组织和前者至少是相同的。波兰政权把乌克兰和德国联系起来，这让波兰在1947年有更好的借口再次投入“二战”。这同时掩盖了一个事实：波兰政权的修辞和政策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德国占领时期。维斯瓦河行动的指挥官莫索将军曾提到用“最终解决方案”来解决乌克兰人的问题。此外，维斯瓦河行动利用了德国人的身份文件和一个德国集中营。^[29]

维斯瓦河行动意味着共产主义政权可以也确实论及一个波兰“民族国家”。虽然这样说有些不妥，但创造一个波兰人的波兰是波兰共产主义者巨大的合法性成果。^[30] 有四个重大改变使得波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可能的，其中大屠杀几乎不被提及，驱逐德国人被视作忠诚于苏联的理由，“遣返”是苏联的行动，而只有最后对乌克兰人的清洗是当地波兰人的成就。^[31] 甚至在哥穆尔卡改革期间（1956—1970），波兰政权关注的还是战时的两大敌人——德国人和乌克兰人——以及成功牵制住他们。1968年，那些哥穆尔卡的反对者和拥戴者实施了官方反犹政策。1968年11月和12月，当时主要的政治周刊为纪念波兰独立五十周年，要求全国重要的知识分子评论“模范波兰人”有何改变。没有一个评论者提问“模范波兰人”和种族波兰人之间有何本质的身份关系。只有一个人暗示，在创造种族同质化的政体过程中，有一些东西丧失了。^[32]

在一代人经历了共产主义之后——大约在1970年左右——只有现代民族性的概念在波兰社会中起作用。一名波兰人是波兰公民，也是种族上的波兰人，（很可能）也是罗马天主教教徒。共产主义波兰比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做得好多了，前者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社会动员能力来传播民族理念。在一代人之后，随着政治和解的到来，德国人的威胁感在1970年左右逐渐减弱了。同时，波兰国内对乌克兰人的恐惧依然根深蒂固。诚然，官方反乌克兰意识形态的巅峰是在盖莱克（Edward Gierek）^[33] 时代，即20世纪70年代，此时的波兰是一个官方宣传种族同质化的国家。^[34]

1980年到1981年间，盖莱克及其继任者被迫与波兰团结工会竞争，后者起先是一个独立的工会，之后成为拥有1000万成员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毫无疑问，团结工会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其领导人却对乌克兰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在言论相对自由的几个月中，知识分子提到，如果乌克兰没有独立，波兰独立也不可能。团结工会向苏联各民族致意，乌克兰国内对此姿态表示赞许。当波兰共产主义者试图败坏团结工会的名誉，他们强调团结工会支持波兰国内的乌克兰人获得平等权利。最终，在1981年12月，戒严令击垮了团结工会。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如今成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波兰国家的首脑、波兰军队的指挥官，他下达了这个命令。在他参与维斯瓦河行动的34年后，他再次相信只有通过自我侵犯才能拯救波兰。^[35] 这是终结还是开始？现代波兰民族性中主要包含对乌克兰的仇视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存在团结工会的自由波兰与东部邻居保持一致吗？

[1] Piotr Eberhardt,Między Rosją a Niemcami, Warsaw: PWN, 1996, 109, 127.

[2] 那里人们也说德语、罗姆语（Romani）和捷克语。大多数吉普赛人被纳粹政权杀害了。在战争结束时，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大多数的德国人或逃走或被驱逐了。许多捷克人被杀害了，剩下约5.3万幸存者移民别处。关于两次大战间德国人的定居，见Hans-Jörgen Seraphim, Rodungssiedler, Berlin: Paul Parey, 1938。战后的西乌克兰接纳了来自喀尔巴阡卢森尼亚附属区域的人们，此地之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来自布科维纳（Bukovina）部分地区的人们，此地之前在罗马尼亚境内。

[3] Volodymyr Kubiiovych,Natsional’nyi sklad naselennia Radianskoi Ukrainy v svitli sovi et- s’kykh perepisiv, Paris, 1962, 5–9.

[4] 这两处数据是基于以下资料基础估计出来的：Shmuel Spector,Holocaust of Volhyn ian Jews, Jerusalem: Yad Vashem, 1990, 357‒358; Dieter Pohl, Nation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Munich: Oldenbourg, 1996, 385–387; 以及Piotr Eberhardt, Polska ludność kresowa, Warsaw: PWN, 1998, 214。其他计算结果基于前两章引用的资料以及1959年起的苏联人口普查。沃里尼亚的犹太人几乎没有幸存下来的一个原因是，在苏联占领时期几乎没有犹太人被驱逐。Spector估计这一人数在500人（28）。

[5] 见人类学调查：Grzegorz Babi 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skie, Cracow: Nomos, 1997, 114;社会学家Antonina Kłoskowska的调查分析，Kultury narodowe u korzeni, Warsaw: PWN, 1996, 188–189; 又见政治科学家John Armstrong的评估，见Ukrainian Nationalism, Englewood, N.J.: Ukrainian Academic Press, 219。

[6] 兰科人会议（Lemkovska Vatra）上的对话，Zdynia, Poland, 25 July 1999。

[7] 数据引自Teczka specjalna J. W. Stalina, 544。又见Deportatsii, 22–23。

[8] II/2110, AWKW;1947: Propam’iatna Knyha, 69.

[9] 基于以上所引数据估计而来。又见华沙的非政府组织Karta的计算，Polska-Ukraina: Trudne pyta- nia, vol. 8, Warsaw: Karta, 2000, 159, 以及Grzegorz Motyka的计算，“Co ma Wisła do Wołynia,” Gazeta Wyborcza, 23 March 2001。

[10] Lotnik,Nine Lives, London: Serif, 1999, 14.一部结构上类似的回忆录说明了犹太人的这种逃跑为何是不可能的。Michael Skakun, On Burning Ground,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尽管犹太人Joseph Skakun冒充波兰鞑靼人，作为劳动力逃到了德国，之后作为一个立陶宛人加入了加利西亚武装党卫队，但他的多次角色扮演仍然揭示了犹太人面临的诸多问题。多年来，在广袤的领土上，作为一个犹太人，除了意味着被判死刑，没有其他出路。犹太人通常看上去与别人不同，说话带着特别的口音，几乎不知道关于基督教的仪式，也不知道农场上的工作或荒野中的生活，他们通常衣着显眼，几乎没有使用武器的经验。犹太男子都经历了割礼。

[11] Agnieszka Cieślowska, Prasa okupanowego Lwowa, Warsaw: Neriton, 1997, 163–164.

[12] 这些事件引自Gregorz Motyka,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Warsaw: Volumen, 1999, 456, 435 respectively。

[13] 这重复出现在许多乌克兰人的回忆中。见II/2196/p, AWKW的例子。

[14] 就像美国南部的白人和黑人移居到北部一样，明显的文化相似性却敌不过想要否认的感觉，而且这种相似性被其他身份认同的吸引力削弱了。比较Włodzimierz Odojewski, Oksana, Warsaw: Twój Styl, 1999以及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New York: Jonathan Cape, 1929。

[15] 这件轶事引自Grzegorz Motyka and Rafał Wnuk, Pany i rezuny, Warsaw: Volumen, 1997, 8。圣诞夜可以互相邀请是因为西方教派和东方教派的圣诞节在不同日子：12月25日和1月7日。关于圣诞夜晚餐在东部“波兰”文化中的重要性，建议参见Włodzimierz Odojewski, Zasypie wszystko, zawieje . . .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73。这部关于战时波兰-乌克兰关系的杰出小说亟需被翻译。对我们的分析来说，关注普遍冲突中的个人选择是很有帮助的。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低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共产主义波兰，这本书曾是禁书。

[16] 相关证据见Padraic Kenney的社会历史著作Rebuilding Poland: Workers and Commu nists, 1945–195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 Andrzej Zięba, “Ukraińcy w oczach Polaków,” in Teresa Walas, ed., Narody i stereotypy, Cracow: Międzynarodowe Centrum Kultury, 1995, 95–104. 关于国家政策，见Danuta Sosnowska, “Stereotypy Ukrainy i Ukraińca w literaturze polskiej,”同上书，125–131; 以及Józef Lewandowski, “Polish Historical Writing on Polish-Ukrainian Relations Dur- ing World War Two,” in Peter Potichnyj, ed., Poland and Ukraine, Toronto: CIUS, 1980, 231–246。又见John Basarab, “Postwar Writings in Poland on Polish-Ukrainian Relations,”同上书，249; Roman Szporluk,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Polish-Ukrainian Relations,”同上书，223; Babi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skie, 163; Stefan Kozak, “Polsko-Ukraińskie dylematy i dialogi,” Polska w Europie, 10 (1993), 46。不同的研究框架，见Philipp Ther, Deutsche und polnische Vertrieben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98。

[18] Jan Kęsik, “Województwo wołyńskie 1921–1939 w świetle liczb i faktów,” Prze gląd Wschodni, 4, 1 (1997), 107–108.

[19] Jan Popiel, “Rozmowy przeprowadzone w Dobrej w czerwcu-lipcu 1997,”1997; 相关通信来自Jan Popiel, November 1999; 1947: Propam’iatna Knyha, 184–194; Dzieje Konfliktów,Vol. 3,249–250; Motyka, Tak było w Bieszczadach, 328。又见Babi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skie, 101; Krzysztof Ślusarek, Drobna szlachta w Galicji, Cracow: Księgarnia Akademicka, 1994, 161。

[20] Respectively:Śladami ludobojstwa, 351; and II/2451/4, AWKW.

[21] II/1758j, AWKW;Śladami ludobojstwa, 473–475.

[22] 例子见II/737; II/1362/kw; II/17, AWKW。许多波兰人也提到了乌克兰人救了他们，见第8章的脚注。

[23] 参见Anna Stro ńska, Dopóki milczy Ukraina, Warsaw: Trio, 1998。

[24] Taras Kuzio,Ukraine, London: Routledge, 1998, 111. 更广泛的叙述，见P.N. Barford, The Early Slav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8ff。

[25] 皮亚斯特王朝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王朝的名字来源于传说中的波兰部族领袖车轮匠皮亚斯特。从公元962年起，王朝的统治者以大公或国王的名义统治着波兰，直到1370年王朝绝嗣。

[26] 关于波兰人和苏联人对乌克兰历史的态度，见Stephen Velychenko,Shaping Identi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New York: St. Martin’s, 1993;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 这是我在1999年7月和2000年6月在利沃夫的经历。有一首关于沃里尼亚的波兰歌曲的歌词内容与此相似，记录于1943年逃走的波兰人的回忆录。

[28] The Eskimo remark: Babi ński, Pogranicze polsko-ukraińskie, 109. 圣特蕾莎/施洗者圣约翰的故事见Chris Hann, “Postsocialist Nationalism,” Slavic Review, 57, 4 (1998), 840–863。“保护波兰教堂”委员会的领导人的观点，见Pogranicze (Przemyśl), 24–28 (1991)。

[29] Przesiedlenie ludności polskiej, 27.

[30] Krystyna Kersten, “Forced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sh Society in the Postwar Period,” in Philipp Ther and Ana Siljak, eds., Ethnic Cleans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944– 1948, Boulder, Col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75‒87.

[31] 关于种族纯粹性和共产主义者的合法化，见Jan Gross, “A Tangled Web,” in István Deák, Jan Gross, and Tony Judt, eds.,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7–114; Lukasz Hoirszowicz, “The Jewish Issue in Post-War Communist Politics,” in Abramsky et al., The Jews in Poland, 199–208; Feliks Tych, Długi cień Zagłady, Warsaw: Żydowski Instytut Historyczny, 1999, 74; Eugeniusz Mironowicz, Białorusini w Polsce, 1944–1949, Warsaw: PWN, 1993, 146–151; Andrzej Paczkowski, Od sfałszowanego zwycięstwa doprawdziwej klęski, Cracow: Wydawnictwo Literackie, 1999, 224。

[32] 这项调查名为“Przemiany Polaków”，在1968年11月9日、11月16日、11月23日、11月30日、12月7日和12月14日的《政治》（Polityka）上刊登了30份回复。Tadeusz Kotarbiński是唯一一位提到多样化的益处的人。在“不要提到犹太人”的语境中，Józef Chalabiński是唯一一位明确提到犹太人的人。应该注意到其中一些受访者争辩道，波兰社会或波兰类型的社会的概念只在战后时期成立，这种观点与我在本书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33] 爱德华·盖莱克（1913—2001），波兰共产主义政治家，于1970年取代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

[34] Mirosław Czech, Ukraińcy w Polsce, Warsaw: Zwi ązek Ukraińców w Polsce, 1993, 12, 269; Stefan Zabrowarny, “Polityka narodowościowa polskich władz komunistycznych w kwestii ukraińskiej,” in Jacek Pietraś and Andrzej Czarnocki, eds., Polityka narodowościowa państw Euro py Środkowowschodniej, Lublin: IEWS, 1993, 147; Boris Bej, “Ukraińcy w Polsce,” Kultura, 429(1983), 123–126. 又见See also Marcin Król, “Komentarz,”Nowa Respublica, 54 (1993), 39。

[35] Manfred Berger,Jaruzelski, Düsseldorf: Econ Verlag, 1990, 245–248;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London: Penguin, 1999, 356–363. 雅鲁泽尔斯基的话见Stan wojenny dlaczego, Warsaw: BGW,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