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党的幻想
一
社会党的理论和我们所能看到的，蓬勃发展于各处的社会连带主义迥然不同。前者是我们所讨论的观点，而后者并不是由社会党的理论产生的。这些运动的进行，对社会党颇为不利。在国家的强硬统治下建立的平等，不仅不能改变工人的命运，而且还会阻碍社会进步。
我们反驳社会党的理论，并不是要攻击社会连带主义。大家都知道工人界的精神，他们带来了物质进步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他们为了一定目的而尽力做很多事情，比如设立灾害保险，建造工人宿舍，推行养老金制度，发展卫生和教育，实行农业信贷，发展慈善互助事业等，这些都是普遍关怀社会的依据。但这不是社会民主，而是社会义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之前，社会党的派别非常多。这些年来，共产主义势力迅速扩大，似乎有取代各派别的势头。他们把持议会，常常鼓动、诱惑代表们表决。只不过这样得来的胜利不能持久。所以近些年来，德、法两国出现了一种逐渐扩张的新理论，名为工团主义，现在这种理论正在侵略工人界，完全挫败、摧毁共产主义。
这两种理论明显不同。工团主义成员极力宣称两者有所区别，而共产主义成员则对此讳莫如深。尽管共产主义成员一再卑屈退让，工团主义成员仍然不罢休。所以，在党报上以及各种大会中，他们经常会发表言论，声明二者的不同。
亚眠（法国北部城市，工业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学城）的大会，有一千多名工团党成员参与，并派遣了四百名代表。有人建议工团党和社会党接近，几乎被全场一致否决。
工团党通常认为共产主义是幻想。一位有势力的工团党成员曾在1907年的大会中对法国社会党领袖说：“你们的理论纯粹是空想。你们大概是想要赋予国家政权所无法承载的价值。你们总是期盼将来，但即使在将来，你们也不能建造一个完美社会，不能赋予工人管理生产和交易的能力。你们只能是暂时的主宰者。你们能掌握的只是从前中产阶级所掌握的权力。你们能集中法律，但你们不能让工人代替资本家。既然不能改变群众心理、改变民族情感、增长群众能力、创造生活的新标准，那么把政权交给几个政客来操纵，是想要干什么呢？请你告诉我吧！”
不只法国的情形是这样，德国的工团党和社会党也已经分离。1906年曼海姆大会，社会党和工团党聚会时，倍倍尔想要保留自己的一点权威，竟然完全失败了。而工团党在报纸上则高傲地拒绝社会主义联盟。其中一家报纸说：
社会主义意在扩张行政制度的权力，管辖社会事务，对于个人行动所不能达到，希望以权势进行干涉。这是软弱无力的原则，只有积贫积弱的民族、经济衰败的国家才会这样。
这个道理数年前只有少数心理学家知道，现在工人们也知道了。对于评论家们主张的民主专制代替中产阶级的空论，社会党中有见识的人大多反对。伯恩斯坦说，平民的专制，犹如俱乐部里的演说家和文学家的专制。
社会党见工团党频繁攻击，不得不忍耐最激烈的言论，如反对爱国主义。他们的党报在第一版画了一幅画，寓意工人撕碎了写满我们光荣历史的国旗。但这种最卑屈的退让，还是不能阻止社会主义的解体。现在他们只能在一些小教堂里互相对骂了。
他们的理论派报纸叹息党内的政见不一，对自己也有所忏悔和反省。1908年1月15日《社会主义运动报》说：
社会主义已经逐渐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恐慌。它在20世纪发动了很多启发希望的光荣运动，现在却在向最可悲的破产境遇行进。工人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身边，竟繁殖了很多怪异的、毒菌一样的社会主义阻碍它的生长。前面已经有国家社会主义等附带各种形容词的社会主义；现在又有爱国的社会主义。那么照此看来，资本社会主义会在何时出现呢？
共产主义的空想色彩已经被多数人发现，然而仍不能阻止它在议会中壮大声势，以及订立有危害的法律，所以我在本章专门论述它的危害，至于工团党则在另外的章节论述。工团运动的危害也不小于共产主义。大概后者来自空想，而前者则产生于近代的经济需要。
二
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抑制天然的平等，建立社会地位的平等。达到的办法，则是废除产业和个人财产，以及所有工业由国家管理。这个理想代表历来穷人反对富人、无能者反对有能力者的冲突形式。这种情况有史以来就存在，一切民族都知道。古希腊就是因此而失去独立，古罗马就是因此而导致共和国的覆亡及帝国的建立。
法国革命不太热衷于社会主义。他们最开始固然已经宣布了平等，但在没收贵族和教会资产之后，便急忙宣布产业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虽然也有几次财产公有的尝试，但随即这一理想的传播者就被砍头了，为的是让这种思潮停止。
近代的社会主义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成一种宗教性质的理论，我在《社会心理》一书中已经说明，兹不赘述。
在政治和宗教中，空泛无意义的说法最为有益，每个人都可以任意解释它。社会主义的含义模糊不清。生活适意的人，就说它是改良平民生活的一种理想；境遇不好的人，则说它代表了不公平。赚1500法郎的雇员认为加薪太慢，做杂役的人觉得没人知道自己的能力，酒商看见有竞争者在自己附近开店，都可以成为社会党员。至于理论家，则说它是一种强制取代当前社会形式的组织。只是社会组织的定义因人而异罢了。
社会主义的主要性质是一种对优秀的积恨。如出众的才艺、优厚的资产、杰出的智慧，都足以引来嫉妒。
持这一主张的人则说它能代替古代的宗教神明，能形成一种可以改变不公平命运的神秘力量。所以共产主义才能凝聚新的信心，要在旧社会的残余基础上，再造一个像从前那样的，人人可以永远享受幸福的天堂一般的世界。
这种荒谬、虚妄说法的不足取，早就妨碍了自身的传播。因为它能宽慰那种散布最多的低级本能。那些明确的诋毁，经由希望而不由推想。即使不合理论，但只要改变一定人的心理，就可以得势。传播的任务，就是引发这种改变。社会主义从没缺少过这一点。
考察它普及的效果，能让我们想起基督教开始传播的时候。基督教理论虽然弱小，虽然也经过哲学的驳斥，但还是利用诱导和濡染进行传播。影响所及，连杰出人物也信奉。
社会主义能取得成效的要因，则在于当它出现的时候，恰好赶上人类已经不相信旧的理论，开始寻求新的神灵。宗教神明有消灭的时候，但宗教心理却一直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没有宗教就不能生存。换句话说，没有希望就不能生存。
这种心理状态，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都一样。如果有人不信神灵，必然会崇拜偶像。这是社会党的“宗教”能在中产阶级和平民中同时成功的原因。新的信心的魔法般的力量致使聪明睿智的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正确，而不知道反对强硬的诡辩家的方法。这些人已经被恐惧心理和空泛的人道主义控制。人道主义是利己主义的简单形式，也是衰败的象征。这一点雷南已经说过了。
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由低级欲望导致的，而是得益于它能唤起神秘之感，能引发人们追求永享幸福太平的人间天堂的希望。历史之中，人类为理想而死的志趣常基于满足物质需要的出发点。我常说，如果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专政之下，用劳动换取食物听起来很动人，但人们不一定买账。达维内耳在他的《社会经济的发现》一书中，用另外的途径推导出同一个结果。
幸福在国民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最微小，国民很晚才知道要为幸福深思熟虑。
之前他们所偏好的是别的事。古代和中世纪，追求美排在追求利益之前。在制造灯具、伞等这些实用物品之前，就已经精于建立神庙、塑造偶像。在知道追求温暖之前，就知道写字了。在制造餐叉之前，就知道制作笔了。
相对于物质而言，这些人偏重于理想多些。战争常常导致民族的痛苦，而民族却表扬战士的荣誉。发表思想的人和创作艺术品的人没有实际功益，可民族还是要表扬他们。而那些发明生活必需品的人却被遗忘。由此来考察历史事实，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只有对理想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今天也是这样。现在的人表面看似乎依赖于金钱享乐，但其实精神上的满足还是胜过身体的需要。
三
我自从读了社会党对于将来社会的猜想之后，才明白中世纪神学家的诡说。这两种人都不明白人类的特性和经济的主要需求。他们那种空妄的幻想和要建造理想世界，以及所有破坏当时世界的需要，都是一样的。
神学家现在已经被消灭了，但他们的精神已经被人继承，只不过是改变了这种空想，以及由这种空想所产生的观点的名称而已。那种威胁到我们的破坏性，古今如出一辙。现在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宗教。那些传播者，都具有那些所谓的先进者的不宽容性。理论、语言、信仰以及传播的方法，几乎全都相似。
最初的基督教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相似点很多，但基督教有一种有效的要素，是今天的社会主义理论所缺少的。从前的人所期待的奖励，是没人能到达的天堂。而社会主义60年来所许诺的为时不远的人间幸福还没实现，所以民众的信心不免动摇。所以才会有新的信仰产生，才会有工团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势头。这种新的宗教性质的幻想，或许会比它存在的时间长点。
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幻想，人们现在已经看出它的虚妄荒诞，只是受它抑制的时间还没到头。这种幻想，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一种社会可以经过革命，用法律完全地加以改造。第二，资本是万恶之源，可以废除，从而建设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第三，国家应该控制所有产业、所有工厂，用一个官员系统加以管理，并且平均分配产品给社会成员。这种理论不考虑个体需求、情感和经济需要，以及其他各种实际情况，只是在纸上建设各种社会。它是思想简单者的天堂。
这种幻想在法国势力非常大。那些选举委员会中的咖啡商、外省旅行社的店员都深信这种幻想。议会据此订立危害最大的法律。某重要铁路收归国有以及将来的所得税等，都是被共产党鼓动的。这点毋庸讳言。第一件事开启了国家垄断一切工业的开端。而所得税则是在开列公民财产账目，以备将来剥削方便。想要让这种税法实行，就必须付出检察这一项代价。不但不能惠及一人，而且会导致反对共和政体的敌人奋起反击。社会党并非不知道这种情况，然而仍然要表决，是因为社会党的选举委员会已经有了这个决定，所以国会应该像奴仆一样服从。
社会党的各种幻想中尤其荒诞虚妄的一点，是他们想废除中产阶级。大概工人的生活多依赖于中产阶级的才能、智慧、资本和工业的繁荣发展。
假定一个每年获利4万法郎的工厂的厂长，把工厂赠给该厂的一千名工人，每人每天所增加的工资不超过十生丁。所以现在能管理大企业的人很少，管理者的能力如果小了，获利也随之减少，工人加薪必定少于这个数目，而且恐怕会更少于改变之前的所得。所以有能力的人被当代人看重，人们不惜花重金请他们来管理。因为花的价格越高，实际获利越多。
假设社会主义获胜，用行政手段管理工业，平均大家的工资。那么一切优秀人才如学者、艺术家、发明家、技能工人，肯定要去邻近国家了。现在，各处都看重技术才能，邻国必定非常欢迎。那么社会主义所统治的，其实是一个集合了庸常低劣的人的社会。值此之际，如果有侵略者想要夺取国家，真是易如反掌。但这对社会党并没有影响。可能这些人已经逐渐成为反对爱国党、反对军队党。在社会党眼中，工厂主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一样，都是工厂主，并没有区别。
想要除去这种幻想，只要看看历史就够了。历史上，国内动荡导致外来势力入侵，波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先是被德国人占领，接着被俄国人侵略。反抗的呼声稍微高点，就立刻受到欺辱；学校中孩子们都不能学习母语。这都是由国家内讧所致。波兰的命运，可以用金字镌刻在那些宣称反对爱国的社会党的大会场所中作为警示。
共产社会党如果获得胜利，必定难以长时间维持，冒解放之名的独裁者必定会随之兴起，被人民欢迎接受。这是法国革命的经验。但在达到这一境地之前，暴乱已经非常可怕了。拉夫莱描述社会主义获胜时曾经说：“我们都将会被炸药、石油毁灭。那种野蛮，那些能够确定计算的破坏，必定会超过1871年巴黎公社时代的巴黎。”我与他的意见非常一致。
法盖也跟我研究同一问题，他说社会党获胜的原因，在于军队的懦弱。南方发生暴乱，一个团的军人不服从命令。等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处在这种境地，只能立即颠覆。
这种颠覆，如果再辅以立法手段，尤其容易成功。法盖又说：“只要一个立法决定，就可以没收中产阶级的资产。如1790年革命时对贵族和教会，以及最近对教会资产的攫夺。”现在的中产阶级似乎已经不闻不问了，大概他们所凭借的基础被社会的支柱力量如财政政策和军队等动摇了。所以他们支持纪律的逐渐废除；对于社会党所提议的财政、军队法案，他们也推动表决。而他们不知道，社会党如果获胜，将如革命家马拉脱所说：“是一种比君主制更危险的独裁制。因为它是非人的，是可以控制的。”
中产阶级的随波逐流也是被幻想蒙蔽的。当然不能阻挡水流让它向高处走，但可以因势利导。而中产阶级不明白这个道理，自己主动放弃了优势和权利，不明白社会不能没有纪律、习惯、等级的道理。
他们尤其不明白的地方在于：群众的心理其实很简单，他们需要的只是对群众发言的技巧。工人唯一的一个政治理想，就是认为自己被资本家利用欺骗，政府应该增加他们的工资。
布尔多的意见非常正确：“群众没有一个固定观念，把对他们发表演说的演说家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而不问这些人是维护国民还是反对教会，是爱国还是不爱国，是政客还是革命工团派。”
群众只知道根据演说者的声势所留下的印象，凭感觉做出决定，并不问是否合乎理性。就像对一名女子，只爱她的人，不管她说的话。如果一个人让人喜爱，无论说什么人们都相信。至于讨人喜爱的方法，则在于果断。有人曾经见过北方的某个选区，是社会党的重要阵地，谁知竟被一位意见较为保守的当选人夺取。这个人是出于民众理性才当选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能取悦于群众，群众觉得他就是自己想要的主人。
群众表面虽然看似具有革命本能，其实只会服从。历史事实都在那里，可以作为证明。最激烈、暴力的工人，一听到革命委员会代表说的话，唯恐服从得太慢，不经思考就跟着去罢工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都没有这种委员会的力量。
四
社会党中不少有见识的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放弃自己的理论，转而与中产阶级沆瀣一气。看看社会党人维维安尼做了部长之后，在演说中对中产阶级的褒奖赞誉，实在不能不令人惊愕。
在普通民众周围，也有一种为了民众的利益、意志、欲望而存在的中产阶级。如果对这些人也加以打击，任由劳动者蔑视或愤恨，其实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
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敬重一切信念。应该用他自己的理论来统治、引领民族，而不能用民族本身的信仰进行管理、统治。
文化的进步的确应该归功于各时代的中产阶级。历来的艺术家、工业家、哲学家和博学者，常出现在中产阶级之中。
克莱蒙梭的演说中提到：民主政治不是多数人的政府。推溯一切进化过程的源泉，我们常可以发现，是思想家的个人力量在起作用。至于说到普及、进步等，其实就是把几个卓越之人所发表的观念在群众中进行试验，使社会渐渐与理论相符合。
这种真理，千万别说它平常。那些政客直到执政那天才能发现。所以他们不能够动摇想要破坏社会的革命社会党人，还用说吗？
如果这种鼓噪、传播的人稍微明白点事理，一定能明白取代他们所诅咒诋毁的政府，没什么利益可言。他们费尽精力，最终看到的却是政府没什么变化，而保守的情况比以前还严重。这就是他们镇压了乱局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
得胜的革命党，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仍旧当革命者。这会让骚乱的态势一直存在，最后会导致一切舆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或用用前人的统治方法。这是一切激进的民主党派获胜后所采用的方法。当他们执政之前，蛊惑煽动骚乱、实行总罢工和暴乱；一旦得到政权之后，都会果断采取措施打击这些行为。这样做并非是违背自己的原则，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想要维持正常的民众生活，就不得不遵守一定惯例。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革命者的暴力和激烈，而在于统治者的软弱。如果一个国家饱受动荡之苦，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太多，随处可见空头承诺和无效的法律，那时候，整个民族自然倾向于可以维持秩序、保护劳动的独裁者。这是民主国家之所以灭亡的原因。
独裁专制固然可作为临时秩序的保护者，然而也是滑铁卢、色当之败以及被外国入侵的原因所在。古罗马人固然不后悔让奥古斯都即位，然而他执政期间也酿成提比略、卡里古拉时期的缓慢衰落以及蛮族的蹂躏。
再造这个已经破坏的世界，需要经历漫长的阶段。现在是被过去创造的，而过去不可能再重造。今天，破坏者已经兵临城下，我们要任由他们来颠覆这个建设起来极为困难的社会吗？这些人只会颠覆，不能代替我们进行创造。社会的灭亡有时极快，重建却需要若干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