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美国和美元的大周期兴衰
本 章讲述美国从19世纪开始的大周期兴起，逐渐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以及近年来的衰落。因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帝国的故事仍在展开之中，而且与当今世界高度相关，所以我对美国大周期的阐述将比荷兰和英国更细致 ，尤其是涉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影响美元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力量的时候。
下页第一张图显示了构成美国整体发展轨迹的8种实力。 读者从中可以看到1700年以来美国兴衰背后的故事。 强劲的发展和卓越的教育给美国带来了创新与技术方面的进步、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经济产出，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树立了美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在军事实力和世界贸易方面的领导地位，并推动经历明显滞后的美元崛起成为储备货币。目前美国在教育、竞争力和贸易方面的相对优势有所下降，但在创新和科技、储备货币地位、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地位方面的优势依然强劲。 这张图没有显示美国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状况的偏差，以及美国的内部冲突，这两方面都更令人担忧。 （欲对当前状况有更完整的了解，参见本书最后一章。）
下图综合了所有因素，显示了美国自独立战争前至今的总体发展轨迹，并标示出了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图中的数字标志着内部秩序周期的6个阶段的大致发生时间。
现在我们将回顾一下美国从最初到我写作时的发展历程。
兴起
和所有新国家及王朝一样， 美国经历了通常的革命和革命后进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内秩序。具体过程如下：（1）一个由强有力的领导人组成的协调组织为获得控制权而战斗；
（2）这个组织取胜并巩固控制权；
（3）新的领导层拥有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愿景；
（4）新的领导层分裂为不同的派系，就政府应如何行动来实现这一愿景的问题产生冲突；
（5）最终这些派系设计出控制系统并将其列明在协议中（在美国的案例中，首先是在《邦联条例》中，其次是在《美国宪法》里）；
（6）建立政府的各个部分（如货币和信贷系统、法律系统、立法体系、军队等）；
（7）任命人员履行职务，让系统顺利运行。 美国以一种独特的和平方式做到了这一切，它通过谈判、对协议近乎完全的尊重以及良好的治理设计，给国家开了一个好头。
在那张显示8种实力的图中，读者可以看到教育水平迅速提高，然后是创新、技术和竞争力的大提升，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在南北战争时期有所中断。在内部和外部的货币/债务、经济和军事状况方面，美国都有许多起起落落。我不会详细介绍这些情况，不过我将指出，所有这些变化都遵循着典型的模式，这些模式的驱动力是前文描述过的同样的基本因果关系。虽然美国的崛起在二战之后最为明显，但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我们也将从那个时期开始讲述。
南北战争之后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是一个典型的时代。那段时期，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对财富和繁荣的和平追求创造了收入、技术和财富的巨大收益。 在美国，实现这些收益的资金来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该体系既创造了大量财富也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导致了不满和进步时代的政策，这些政策打破了富有和强大的垄断集团（“取缔托拉斯”），并增加了对富人的税收，这一过程始于191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其允许征收联邦所得税。美国实力的增强体现为占全球经济产出和世界贸易的份额上升、金融实力的不断增强（以纽约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为代表）、在创新方面的持续领导地位，以及美国金融产品的大量应用。
美元及美国资本市场漫长的崛起
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展过程远非一帆风顺。在美国建国后最初的100年里，其金融体系完全不发达。如我在第3章和第4章中所述，当时美国的银行业是以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典型方式运作的。换言之，硬通货被存入银行，而银行贷出的货币总额远多于自身拥有的货币量。这场庞氏骗局被揭穿后，银行就无法履行自己的承诺，并将资金贬值。美国没有央行来控制金融市场或充当最后贷款人。 美国经历了许多繁荣/萧条周期，典型过程是一场债务融资的投资高潮（投资于土地、铁路等）扩张过度，导致信贷损失和信贷紧缩。因此，银行系统恐慌成为极为常见的情况。 单在纽约，1836—1913年就发生了8次大规模的银行恐慌。区域性银行恐慌也很常见。这是因为高度分散化的银行系统持有的货币量是固定的，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储备系统是金字塔式的（少量的大型银行在纽约充当“通汇银行”或者说为全美的大部分银行持有储备），这种系统加剧了单家银行破产所产生的传染风险。
和伦敦一样，纽约在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前早已确立了自己的贸易中心地位，这个变化是在20世纪初之后才发生的。 1913年，只有两家美国银行跻身全球最大的20家银行之列，分别排在第13位和第17位。相比之下，英国银行占据了9个席位，包括最大的5家中的3家。要注意的是，当时美国的经济产出远高于英国，在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与英国不相上下。
在新兴的金融中心纽约，许多最重要的金融创新来自纽约作为一个大型交易中心的需求。 投资银行出现于美国，并在19世纪成为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欧洲）的清算所，以为美国当时的繁荣提供资金。和之前的伦敦一样，保险公司比银行业发展得更快；在一战前，大型保险托拉斯的规模比大银行还要大。
与欧洲和英国市场相比美国经济更具活力、变化更快这一点，也反映在美国股市上。美国股市从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始快速增长。如前所述， 19世纪下半叶是和平与繁荣时期，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镀金时代”和“强盗贵族时代”，因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和创新蓬勃发展，贫富差距大幅扩大，腐朽颓废现象明显，怨恨不断积累。 这种情况引起的反应开始于1900年左右，1907年发生了一场典型的债务危机。这样的动荡导致了1913年美联储中央银行体系的诞生。到1910年，美国的股票市值已经超过英国。新的行业和企业迅速崛起，如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01年，短短15年后就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
接着发生了一战，从1914年开始到1918年结束，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战争会发生，更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持续这么久。 在一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不是参战方，而且是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维持黄金可兑换的大国。不仅战争严重损害了欧洲的经济和市场，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也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各国货币的信心。相反，一战提高了美国金融与经济的相对地位。盟国的战时债务主要是向美国举借的，这使更多的人使用美元来为全球政府债务计价。
按照标准的剧本，战胜国（这次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在战后聚在一起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那场会议被称为巴黎和会，召开于1919年年初，持续了6个月，最终签订了《凡尔赛和约》。 根据该和约，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的领土被瓜分，被置于战胜国的控制之下。根据规定，战败国要偿付战胜国很多债务，以补偿战胜国的战争费用。这些债务以黄金偿还。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也得益了，因为美国对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当时英国在继续扩张和监管其全球殖民帝国，美国依然更倾向于孤立主义。一战后初期的货币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大多数国家在努力恢复黄金的可兑换性，但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急剧贬值和通胀之后，货币对于黄金的稳定性才实现。
和通常的情况一样，战后，随着新世界秩序的出现，一段和平与繁荣时期到来了，这是由伟大的创新、生产力和资本市场繁荣推动的，资本市场繁荣导致上升时期出现巨额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咆哮的20年代”，人们为购买投机性资产（尤其是股票）而发行了大量债券（即提供可兑换为黄金的纸币的承诺）。为了遏制这种趋势，美联储在1929年收紧了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泡沫的破裂和全球大萧条的开始。这使几乎所有国家都陷入经济困境，并引发了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围绕财富的争斗，最终在10年后导致热战爆发。
我在第6章中深入讨论了二战前夕和二战期间的事件，作为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的战争时期的例子。这里需要记住的要点是，1945年同盟国的胜利带来了世界秩序的又一次转变。这是一场财富和权力的大转移。 在相对意义上，美国是大赢家，因为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出售了很多东西，出借了很多钱，而且基本上所有战斗都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所以美国没有受到实际损害，而且与大多数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美国的死亡人数较少。
顶峰
二战后的地缘政治和军事体系
按照标准的剧本，战胜国开会决定新的世界秩序及新的货币和信贷体系。
美国、苏联和英国在战后同为世界强国，而美国明显最富有，在军事上也最强大。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大体上被摧毁，英国基本上破产，法国备受战争破坏，对胜利贡献甚微。当时中国正处于内战中，这场内战是在日本投降后立即重新开始的。 虽然战后初期美国和苏联之间有着相对良好的合作，但这两个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的最强国家没多久就进入了冷战状态。 下图显示了美国、英国、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总体实力指数。如图所示，在1980年之前，苏联相对于美国一直在崛起，但其实力从未达到接近美国的程度，不过比中国强大得多。1980年后，苏联/俄罗斯开始衰落，中国开始快速崛起，美国则继续其逐渐衰落的趋势。
美国和苏联控制的两个集团之间的裂痕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现在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原则。
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不是自由选择。第一种生活方式基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以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为特征。第二种生活方式基于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这种生活方式依赖于恐怖和压迫、受管控的新闻和广播、被操纵的选举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抵抗有武装的少数人或者外部压力企图征服的自由人民。
正如我在第6章中阐释过的，与国内治理相比， ● 国际关系更多地受到原始动力驱动。这是因为国家内部有法律和行为准则，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原始力量，法律、规则甚至相互达致的条约和仲裁组织（如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太重要。因此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军事联盟是非常重要的。 1949年，属于美国阵营的12个国家成立了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来又有更多国家加入）。1954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苏联阵营中的8个国家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如下页图所示，美国和苏联大力投资制造核武器，不少其他国家紧随其后。 今天，11个国家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武器，其数量和能力等级各不相同。在世界权力博弈中，拥有核武器明显能给予一国一个强大的谈判筹码，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想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不想别国拥有核武器。二战以来尽管没发生核大战，但美国已经打了一系列的常规战争，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20世纪50—70年代的越南战争，1990年和2003年的两场海湾战争，以及2001—2021年的阿富汗战争。这些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金钱、生命以及公共支持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值得吗？答案见仁见智。苏联经济远不如美国强大，为了让军费开支规模足以与美国匹敌并维持其国家地位，花费巨大，导致自身破产。
当然，核武器只代表军事力量的一小部分，而且自冷战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虽然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与一些人交谈过，他们让我相信，尽管美国仍然拥有总体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并不是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在所有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美国受到的军事挑战正在上升。美国很有可能在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实力的地理区域输掉对中俄的战争，或者至少会受到不可接受的伤害，美国也可能受到一些二线强国不可接受的伤害。现在已经不是1945年之后美国一枝独秀的美好时光了。虽然有许多可能的高风险情况，但在我看来，最让人担忧的是台海局势。
接下来的高风险军事冲突将是什么样子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它将与此前的此类冲突大不相同。一般来说，花得多、投资得多且比对手更持久的国家会赢得战争。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 因为军费开支会占用政府的钱，使政府无法把这些钱投入社会项目。因为军事技术与私营部门的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领先的大国来说，最大的军事风险是它们输掉经济战和技术战。
在国家之间打交道时，交易双方更为独立。这意味着不太容易人为压低汇率，损害货币持有者的利益，因此国际上交易的货币更有可能是价值更好的货币，比如当某些货币以债务计价形式作为财富储存的手段时。有时，世界各地的债务太多，让本国货币贬值符合所有政府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黄金（以及最近的数字货币）可能更受欢迎。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更有可能取缔这些替代货币，尽管不能完全取缔它们。当基于法定货币的货币和信贷体系崩溃时，这最终会引入硬通货货币体系。
二战后的货币和经济体系
就战后的新货币和经济体系而言，存在着分别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 ，尽管也有一些不结盟国家，有自己的没有得到广泛接受的不结盟货币。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了一个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将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体系。苏联的体系是建立在卢布的基础上的，而没有哪个国家想要卢布。 ● 国家之间的交易和各国国内交易存在很大不同。 各国政府想要控制本国境内使用的货币，因为通过增加和减少货币供给、借贷成本和货币价值，各国政府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因为货币和经济学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回到这个话题，再谈谈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目前是怎样运作的。在二战后的货币体系中，在各国国内，自然人和公司使用政府控制的纸币。 当其想从另一个国家购买东西时，通常会在本国央行的帮助下，把本国的纸币兑换为那个国家的纸币，本国央行会用黄金与那个国家的央行结算。 如果是美国人，他们就用美元支付，而另一个国家的卖家要么将这些美元在本国央行兑换成当地货币，要么持有这些美元，认为美元是比本国货币更好的财富储存手段。结果是黄金离开美国央行的储备账户，进入其他国家央行的账户，美元在海外积累。
由于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很正常，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迄今为止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积累的黄金/货币储蓄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值，约占全世界政府持有的黄金/货币的2/3，相当于8年的进口购买金额。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仍继续通过出口赚了很多钱。
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毁于二战。作为解决方案，并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为它们提供了大规模援助（即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这些援助（a）对这些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有好处；（b）对美国经济有好处，因为这些国家用这笔钱购买美国商品；（c）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好处；（d）有助于巩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至于货币政策，1933—1951年，美联储控制着货币数量、货币成本（即利率）和货币流向，以服务于国家更大的目标，而不只是服务于自由市场。[1]更具体地说，美联储大量印钞来购买债务，规定了贷款人可以收取的利率上限，并控制了允许进入的资金规模，因此，高通胀并没有把利率推高到不可接受的高度，政府监管也使得其他投资选择不如政府希望人们购入的债券那么吸引力。 在战后因军费开支减少而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和平与繁荣时期，这是新的大周期开始时的典型情况。
在战后的衰退时期，失业率翻了一番（达到4%左右），约有2 000万人需要在军工和其他相关工作之外寻找就业机会。不过与此同时，限制人们购买消费品能力的定量配给法被取消，这让消费支出激增。退伍军人也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贷款抵押，这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盈利活动的回归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就业迅速反弹。出口强劲，这是因为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刺激了外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此外，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私营部门走向全球，并在海外投资。股票价格便宜，股息收益率高。其结果是几十年的牛市，巩固了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吸引了更多投资，并进一步巩固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这是一个相互强化的大周期上升阶段。
美国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教育，发明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例如登月技术），并做许多别的事情。股市在1966年达到最高点，这标志着长达16年的好日子的结束，尽管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大约在那时，我自己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接触开始了。1961年，12岁的我便开始投资。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也没有意识到我们那一代人有多幸运。我的出生可谓天时地利。当时美国是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因此劳动力宝贵。大多数成年人能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的孩子能接受大学教育，不受限制地向上发展。因为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所以大多数人很快乐。
美国采取了所有典型的做法，帮助世界变得更加美元化。美国的银行增加了在国外市场的业务和贷款。1965年，只有13家美国银行拥有国外分行；到1970年，79家美国银行拥有国外分行；到1980年，几乎每家美国大银行都至少拥有了一个国外分行，国外分行总数增至787家。全球信贷繁荣。但也和通常的情况一样，（a）那些发财的人做得过火，在财务上鲁莽行事；（b）全球竞争尤其是来自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加剧。结果，随着贸易顺差消失，美国的借贷和财政状况开始恶化。
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太空计划、“向贫困宣战”和越南战争要花多少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富有，而且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似乎很稳定，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地实行“枪炮加黄油”的财政政策。 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时，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接近于零，通胀率达到6%左右，短期政府利率约为8%，失业率约为4%。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票的年回报率为8%，债券则落后，与股票波动率匹配的债券的年回报率为—3%。官方黄金价格以美元计算依然是固定的，市场价格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略有回升，大宗商品价格继续疲软，年回报率为1%。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暴露：——低增长、高通胀
正如第3章所解释的，当对硬通货（即纸币）产生需求时，最初对硬通货的需求量与银行里硬通货的存量数量相同。然而，贷方和银行很快就发现了信贷和债务的奇迹。持债者喜欢这一点，因为他们可以把持有的放款给银行以换取一笔利息支付，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利息。从贷方借入债券的银行喜欢这一点，因为银行可以把这些钱借给其他人，那些人支付更高利率的利息，这样银行就能获利。从银行借入这些钱的人喜欢这一点，因为这给了他们此前没有的购买力。整个社会都喜欢这一点，因为资产价格和生产率提高了。
1945年之后，外国央行可以选择持有支付利息的债券，或无利息收益的黄金。由于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被认为和黄金一样好，可以兑换成黄金，并因其提供利息而收益更高，所以1945—1971年，各国央行增加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持有量，减少了黄金持有量。 如第4章所阐述的，投资者做出这样的举动是一种典型的行为，而且在以下情况出现时这种行为结束：（a）对真实货币（即黄金）的需求大大超过了银行里真实货币的数量，（b）人们可以看到银行里的真实货币（即黄金储备）数量在下降。也就是说，当利率无法高到足以让持有债券（即要求持有硬通货）而不是将手里的纸币兑换成黄金有意义的时候，这种行为结束。这种情况下会发生银行挤兑，违约和债务重组也必然发生。这就是导致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的原因。
1969—1970年，随着通胀加剧和经济疲软，美联储无力维持严格的货币政策，所以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美元汇率暴跌。美国不仅没有贸易顺差，反而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巨额国际收支赤字（即美国从世界其他地方的购买额超过了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售额）。1971年夏，在欧洲旅行的美国人难以将美元兑换成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英镑。 尼克松政府曾发誓不让美元“贬值”，但在1971年8月，美国对其大宗商品未能履行以黄金支付的承诺，而是以纸币代之。 货币和信贷增长不再受到限制，滞胀的10年开始了。同时，其他工业化国家恢复了经济实力，在世界市场上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
美国人没有把这些问题看成麻烦即将来临的预兆，而是仅将其看作暂时的挫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问题加重了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反过来又加重了经济问题。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持续发酵，又出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引发的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干旱导致的粮食价格上涨。随着成本上升，美国人为维持自身生活方式而更多举债，美联储允许货币供应加速增长，以适应高借贷状况，并防止不可接受的高利率出现。
这些赤字产生的美元流向了有预算盈余的国家，它们把这些美元存入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又把这些美元借给拉丁美洲国家及其他生产大宗商品的新兴国家。储蓄与贷款机构利用短期利率（它们支付的借款利率）与长期利率（它们的贷款利率）之间的正利差作为利润来源，借入短期资金，发放更长期的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通胀及其对市场的影响出现了两波大浪潮，除此之外的时间则是极端的货币紧缩、股市急剧下跌和深度衰退。 在20世纪70年代初，大多数美国人从未经历过通胀，所以他们对此毫无警惕，任由通胀率大幅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饱受通胀创伤，并觉得通胀永远不会消失。
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实际GDP增长率约为2%，通胀率约为14%，短期利率约为13%，失业率约为6%。在20世纪70年代，金价飙升，大宗商品价格跟随通胀上扬，年化回报率分别为30%和15%左右。但高通胀率抹去了5%的温和的股票年名义回报率，以及4%的与股票波动率匹配的国债回报率。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1971年美元和其他货币与黄金脱钩后，世界转向一种非锚定的法定货币体系（或者说是第三类货币体系，正如我在第3章中解释的那样），而且美元相对于黄金、其他货币、股票都贬值了，最终几乎相对于一切都贬值了。 这个新货币体系是由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共同协商建立的。[2]当尼克松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时，保罗·沃尔克是尼克松政府中负责国际货币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1979—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一直以来，他在塑造和引导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多。我非常幸运与他熟识，所以我可以亲自证明他具有伟大的人格和高超的能力与影响力，而且为人谦逊。在一个缺乏英雄/榜样的世界里，特别是在经济公共服务领域，他是一位典型的英雄/榜样。我认为他和他的思想值得更多研究。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通胀心理，这种心理导致美国人借钱，并立即拿着他们的工资去买东西，以“跑赢通胀”。 他们还买了一些你无法制造更多的东西，比如黄金和海滨房产。对美元债务的恐慌也导致利率上升，并推动金价从原来固定的每盎司35美元上升至1980年的每盎司850美元；每盎司35美元是1944年确定的，从那时到1971年，官方价格一直是这个水平。
虽然大多数人不明白货币和信贷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但高通胀和高利率让他们感受到了痛苦，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政治问题。同时，美国发生了很多冲突和反抗，诱因包括越南战争、导致高油价和天然气配给的石油禁运、工会因工资和福利问题与公司进行的斗争、水门事件和尼克松被弹劾等。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顶峰，当时52名美国人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美国人觉得国家正在分崩离析。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明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更糟糕。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1976年，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并面临着内部冲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政策的转变，新的政策纳入了市场元素，如企业私有制、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甚至亿万富翁企业家的激增——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生的。这种领导层和做法方面的转变，虽然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但将最终成为塑造21世纪的最大一股力量。
1979—1982年转向紧缩银根和保守主义
吉米·卡特总统像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一样，对货币机制并不十分了解，但他知道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阻止通胀，并在1979年8月任命了一位强势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1979年10月， 沃尔克宣布他将把货币（M1）供应量增长率限制为5.5%。 我计算了一下并发现，如果他真的按他说的去做，那么将会导致货币的严重短缺，使利率上升到极高的水平，贷款人将无法获得他们需要的信贷以支付债务清偿费用，从而破产。尽管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沃尔克仍坚持执行该计划，根据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米特的说法，这将利率推高到了“耶稣基督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卡特败选，而被视为保守派、会适时实施纪律的罗纳德·里根当选。当时的主要国家（以G7为代表，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这显示了40年前的世界力量平衡状况与今天的区别多么大）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民众选择保守派上台，以整顿国内的通胀乱局。 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执政初期，都与工会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争斗。
● 经济和政治在极端程度不同的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极端的过度行为都变得令人难以接受，同时对反向极端的问题的记忆逐渐淡去。这好比时尚——领带的宽度和裙子的长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一种极端情况非常流行，人们就应该预期不久之后将朝着相反方向发生类似规模的变动。 收紧货币的政策压垮了债务人，并使借贷减少，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低迷。美联储慢慢开始降息，但市场继续下跌。1982年8月，墨西哥出现债务违约。有趣的是，美国股市应声反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得到了一个相当痛苦的教训。虽然我预测到了债务危机并从中获利，但这场危机也让我（a）预计会发生一场债务违约导致的萧条，而这并没有发生；（b）因为押注在这上面而赔了很多钱。由于我个人和客户均遭受损失，我不得不将刚成立不久的桥水公司解散，而我在破产之后境况窘迫，不得不向父亲借了4 000美元来支付家庭账单。与此同时，这段痛苦的经历也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因为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决策方式。我所忽略的是，如果债务以央行能够印发的货币形式存在，并且央行能够对债务进行重组，那么债务危机就能得到很好的应对，因此不会构成系统性威胁。由于美联储能够向贷款得不到偿还的银行提供资金，因此这些银行并没有出现现金流问题。此外，由于美国的会计制度并不要求银行将这些不良贷款计为损失，因此银行并未出现任何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从中学到， 资产价值与货币和信贷价值之间是反向关联的关系（即货币和信贷越廉价，资产价格越高），而货币价值与现有货币的总量之间是反向关联的关系，因此，当央行提供大量货币和信贷，并使其变得更廉价时，更积极地持有资产是明智之举。
通胀紧缩且经济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股市和经济繁荣发展，通胀率和利率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债务缠身的新兴经济体陷入通胀性经济萧条，而这些国家的央行不具备救市的能力。1982—1989年，债务重组缓慢进行，直至1989年签订《布雷迪债券协议》（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的名字命名）。该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这些国家“失去的10年”要结束了（不同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签署了相关协议）。 债务周期在1971—1991年上下波动，给全世界所有人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波动缘于美国结束美元的金本位制，进而引发通胀。之后，美国不得不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进而导致美元走弱，通胀率显著降低。 在各个市场上，大周期的表现包括：（a）在20世纪70年代，通胀率和通胀对冲资产价格骤涨，债市陷入熊市；（b）1979—1981年，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货币紧缩政策使现金成为最佳投资，并导致非美债务人面临大规模通缩性债务重组；之后（c）通胀率下跌，债市、股市和其他通缩性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出色。上页图很好地反映出这些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1945年至今，以美元计值的通胀率和利率出现上下波动。当我们展望未来时，应该谨记这些波动及其背后的机制。
在上述过程中，美元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整个时期有力地证明了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即全球大多数债务以美元计值。
1990—2008年：全球化、数字化和债务融资拉动的经济繁荣
由于经济上的失败，苏联无法支撑（a）其帝国、（b）经济及（c）军事，并应付来自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军备竞赛支出。 因此，苏联在1991年解体。许多国家放弃实施共产主义，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高度繁荣时期。
从那时直到我行文的当下，我们经历了三个经济周期：一个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期间触顶，导致了之后的经济衰退；一个在2007年股市泡沫期间触顶，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一个周期在2019年触顶，之后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除了俄罗斯的衰退，在此期间，我们还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和科技的进步。其中，科技的进步取代了人工，这有利于企业盈利，但是扩大了贫富和机会方面的差距。
国家和国界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商品的生产以及这些商品带来的收入通常出现在成本效益最高的地方。这种情况拉动了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和发展，加速了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缩小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导致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工人受损，而生产较为高效的新兴经济体的高收入工人则相对大为获益。可以说 在这一时期，机器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工人替代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工人。 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化，但是基本准确。
下图显示了按实际（即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元计值，1990年以来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商品和服务差额[3]。当本书下一章对中国进行分析时，你将读到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件事促使中国的竞争力和出口规模出现爆炸性增长。请注意，从2000年左右到2010年左右，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加速增长，之后，二者之间的差异虽然有所减小（近来疫情期间又在增大），但中国仍趋向于拥有贸易顺差，美国则仍面临贸易逆差。这些顺差使中国拥有巨额储蓄，成为一个金融强国。
（2）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债券（我称之为第二种货币政策，现在被人们普遍称为“量宽”）；
（3）协同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央政府进行大量的债务融资支出，央行购买这些债券（我称之为第三种货币政策，因为在前两种政策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这是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调控手段）。上页图显示了1933年和2008年的债务危机导致利率跌至零，随后美联储进行了大规模印钞。
货币政策的这一转变效果显著，影响巨大。
2008—2020年通过货币融资实现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
2008年，债务危机导致利率不断下调至零 ，致使三个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央行（首先是美联储）从由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转向由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驱动的货币政策。这使资金流向购买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者手中，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扬。这种情况对经济有利，对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富人尤其有利，因此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基本上讲，借款实际上是免费的，因此从事投资和企业经营的借款者利用这些廉价融资进行购买，从而拉动股价和公司利润增长。这些资金并未按比例流向不同阶层，因此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达到自1930—1945年以来的最高峰。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这位直言不讳的商人、资本家、右翼民粹主义者为了当选总统，掀起了一场针对政治建制派和“精英阶层”的反抗，承诺给那些持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失业、生活窘迫的人提供支持。 之后，他削减了公司税，并实行大额预算赤字，美联储也对此提供了支持。虽然这种债务增长为市场和经济相对强劲的增长提供了资金，并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差异的进一步扩大，导致“穷人”对“富人”越发不满。 与此同时，政治鸿沟加大，一边是日益极端的共和党人，另一边是日益极端的民主党人。 下面的两张图反映出上述情况。下图显示参众两院共和党人的保守程度和参众两院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程度相对于过去的情况。我们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这两个党派都变得更加极端，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虽然我不确定情况是否确实如此，但我认为这一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下页图显示的是平均而言议员沿党派路线投票的比例，该比例已达到历史最大值。这继续反映出党派之间相互妥协并达成一致的意愿有所下降。换句话说，美国的政治分裂变得严重且难以消除。
在与国际对手特别是中国和伊朗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分歧上，特朗普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谈判姿态；在与欧洲、日本等盟友在贸易和军费支出问题上，他也采取了这样的谈判姿态。 2021年特朗普任期结束时，美国与中国在贸易、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方面的冲突在加剧，美国使用了曾在1930—1945年使用过的经济制裁手段，或将这些手段置于谈判桌上以做备用。
这张图展示了一名议员的左/右意识形态在决定其在每个国会会期的参众两院投票时的平均可预测程度，根据分析意识形态偏好的学术模型NOMINATE衡量。
2020年3月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由于美国（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关闭国门，收入、就业和经济活动锐减，美国政府担负了大量债务，向民众和公司提供大量资金，美联储大规模印钞，买入了大量债券。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是如此。 为了反映这一情况，下图展示了有数据可查的各主要国家的失业率和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如图所示，所有这些央行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的规模都接近或超过之前战时的纪录水平。
正如历史展现的以及第4章所阐述的那样， ● 如果货币和信贷大幅增加，就会导致货币和信贷价值下降，进而推高其他投资资产的价值。
美联储在2020年印钞和购买债券的行为，很像罗斯福在1933年3月采取的措施，也类似尼克松在1971年8月、沃尔克在1982年8月、本·伯南克在2008年11月，以及马里奥·德拉吉在2012年7月采取的措施。这已经成为央行的标准操作流程，将一直沿用下去，直到不再奏效。
美国在自身大周期中所处的位置
我模型中的数据显示，美国在自身大周期中约处于70%的位置，误差范围为10个百分点。美国还没有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即真的战斗打响的内战/革命阶段，但其国内冲突激烈程度日益加剧。 最近的选举显示了美国有多么分裂，几乎是一半对一半，双方的路线似乎不可调和。
下图代表50年前的人口状况，当时两党的大多数人是中间派，极端分子没有那么极端。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集中程度更高，极端人士更多。
历史告诉我们， ● 更严重的两极分化相当于两种情况：（a）出现政治风险的僵局更大，这使通过革命性变革纠正问题的可能性降低；（b）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在第5章中，我描述了反映从第五阶段升级到第六阶段可能性的典型标志。 我现在看到了三个最重要的标志：（1）规则被无视，（2）双方相互的情绪化攻击，（3）发生流血事件。
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分享我用来追踪事态进展情况的量化指标。我将继续关注这些指标，并在economicprinciples.org网站上与读者分享我的观察。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以及中美可能发生冲突的方式。
[1] 1933—1951年是从罗斯福结束美元与黄金挂钩到美联储与财政部签订货币协议的时期，但明确的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从1942年延续到1947年，在该政策下，美联储控制着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利差。
[2] 如果你想读一本对这个过程进行精彩描述的书，弄清楚如何从旧的货币体系过渡到新的法定货币体系，那么我推荐保罗·沃尔克和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
[3] 这个指标衡量的是整个国家的支出是否大于收入。
[4] 颜色深度表示两极分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