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不过，在转向关于亚非疾病和人口史的可用资料之前，我们还应该清楚欧洲疾病经历的另一面。正在改变的疫病暴发的基本特征，在近代早期被恶劣的天气所掩盖，这种天气状况在北欧导致了经常性的作物歉收和饥馑。^[1]与此同时，地中海国家由于越来越严重的食物和燃料短缺而经历了普遍危机，^[2]比如1494—1559年的意大利和1618—1648年的德国，他们同时还遭受了战争的摧残。这些战争空前惨烈，因为政府当局在为雇佣军提供给养和装备上存在困难，军队常常不分敌友地四处打劫。^[3]

此外，北欧的城市发展大都增加了现有卫生设施的压力，这样一来，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繁华都市的死亡率就出现了缓慢攀升的可能。^[4]总体上，应该说，公共卫生方面的努力，遏止了重大灾难的发生。这些努力主要出现在鼠疫暴发时，主要地点在北方，是受公共卫生和保健设施比欧洲其他地区更为发达的意大利城市所启发的结果。^[5]于是，源于疫病模式的变动而产生的系统性人口增长的趋势，被起着相反作用的其他因素遮盖了两个世纪。可基本事实告诉我们：置身于恶劣气候和战争摧残之中，面对着局部损失和暂时的危机，欧洲人口的确仍在艰难地增长。

欧洲扩张在世界近代史中的地位何其关键，以致我们几乎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而未能意识到它具有相当特殊的生态环境的支持，这种环境为各种高风险、高伤亡的冒险，提供了大量可输出的（也是可牺牲的）人力。事实是，欧洲找到能充分地利用人口增长所产生的新能量的有利位置，而这种人口增长是变化了的疫病模式赋予旧大陆所有文明民族的。当疫病清空了美洲印第安人、^[6]太平洋岛民和澳大利亚人^[7]、西伯利亚部落民^[8]以及霍屯督人^[9]的土地之后，在这些大片土地上，欧洲人由于控制了环球航海和其他交通工具，掌握了更多为那些被疾病毁灭大半人口的土著所无法掌握的技术手段，而居于唯一有能力殖民的地位。

在欧洲扩张的整个过程中，细菌的作用与技术同等重要，土著人口的减少以及欧洲人口能够占领如此广大而多样的土地，无不得益于特殊的现代疫病模式。

在支撑欧洲扩张的一系列因素中，现代疫病模式的关键性意义，还可以从旧大陆其他文明社会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在那些地方，远洋航行变得司空见惯，往返船只和船员的接触日益频繁，这些也都对当地的人口和疫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已知传到印度、中国、日本和中东地区的唯一新病是梅毒，它对这些地方的人口影响似乎与欧洲别无二致。也就是说，随着传染病流行不再那么猛烈，且缓和到慢性地方病的程度，起初的惊恐和传言也就逐渐消失了。^[10]

熟悉的传染病虽然继续在亚洲和欧洲出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性传染病的发病率正在提高。根据约瑟夫·查博士的研究，中国史书记载了在传染病发病率上的急剧上升，如下表所示：^[11]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疫病的增加如表中所示的那样突然，因为早期记录比起晚近时期更为残缺不全。不过，16世纪记载的疫病次数的显著倍增，仍是疫病袭击中国的频率增加的真实反映。当时，中国政局稳定，战争与叛乱无助于解释疫病记录。故而，欧洲人环球航海提供的对外接触似乎是更为合理的原因。倘若如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正是这些传染病的影响，为1500年后的人口增长方式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中国总人口的最恰当的估计如下：^[12]

上述估计说明，1600—1700年间出现的人口增长的明显停滞，与同一时期西欧人口增长的趋缓相呼应。更寒冷的冬天和生长季节的缩短，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17世纪中国人口增长停滞的缘由。一份依据长江湖泊冬季封冻频率绘制的温度曲线图表明，有史以来最冷的天气出现在17世纪中期。^[13]当时，正值明清政权更迭的政治动荡高峰，寒冷气候与政治动荡的协同作用，使得中国人口增长在17世纪不得不中断。但要解释在17世纪前后系统性的人口增长，则必须了解上述全球均质化过程中变化着的疫病模式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可见，中国近代的人口和疾病经历似乎与欧洲平行，而日本的人口曲线则正好相反。在出现第一份精确的人口统计结果的1726年之前，日本人口曾经历了4个世纪的快速增长，之后则基本维持稳定，直到19世纪中期。统计数字如下：^[14]

学界普遍认为溺婴习俗应对人口停滞负责。同时疫病也许不无责任，因为根据富士川游的统计，有记载的传染病数量在1700年后也出现了明显增长。^[15]

根据目前的学术水平，我们尚难以对印度或中东的人口史做出有价值的估计。奥斯曼（Ottoman）的人口史可能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发展相似；有些大胆的人口学家提出，在莫卧儿王朝于1526—1605年征服了大半个印度半岛之后，印度人口曾随着17世纪下半叶国内和平的稳固建立而呈增加趋势。^[16]

传染病在印度乃至整个亚洲范围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既然印度港口属于欧洲航船在世界大洋构建的贸易网络，业已加剧的疫病流通肯定也存在于印度。因此，尽管缺乏基本的资料，我们仍可做出这样的推理：现代的疫病模式也确立于亚洲的文明人口中，也许不像欧洲那样统一和快速，但方式应该相似甚至完全一样。

在作为环球航行的成果而传遍文明世界的事物当中，疾病绝不是唯一具有生物学意义的项目，此外还有粮食作物的跨洋引种。每当人们发现哪种新植物具有价值（最初只具有观赏价值），它就会在小心呵护中被引种。

如今，最重要的新作物都来自美洲。玉蜀黍、马铃薯、西红柿、辣胡椒、落花生和木薯等，都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才出现在欧亚和非洲的。在旧大陆的许多地方，这些作物能生产出远比原有作物更多的单位卡路里。在新作物普遍种植的地方，人口密度的上限相应提高了，中国、非洲和欧洲全都深受影响。^[17]美洲粮食作物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单位卡路里产量的提高。比如，辣胡椒和西红柿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在现代地中海和印度人饮食结构中占有突出位置。尽管新植物的首批引进可以追溯到16世纪，我们还是不清楚，花了多长时间才将这些新植物普遍用于补充以往维生素短缺的饮食。由于穷人和富人同样广泛地享用这些食物，我们可以确信，印度和地中海的人们得到了更丰富的营养以提高健康水平。^[18]原产于中国的柑橘类水果也在欧洲得到了推广，尽管它们的果汁在治疗船员坏血病上的特效尚且不为人知；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些柑橘是何时何地在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中取得重要地位的。

显然，如果不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始于17世纪末期的文明社会的人口增长就不会走得太远。对于旧大陆人类生活的改善，美洲粮食作物较高的产量和营养水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疫病模式的改变和美洲粮食作物的扩展所带来的产量提高，可能是在近代早期引发文明社会人口增长的两个最活跃的因素。它们的影响遍及全球，以大致相似的方式提高了人类生存的上限。不过，还有其他巨寄生方面的重要变化。由于新式武器——大炮的全球性传播，使得小政府有能力维持广大地区的政治和平。大炮的传播一如致病微生物和植物，沿着全球的海路行进。在大炮出现的地方，压倒性武力便开始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大炮非常昂贵，其制造需要大量金属，而驾驭大炮也需要特殊技能。不过，在这一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一门大炮可在几小时内轰开最为坚固的堡垒。

本来固若金汤的堡垒在大炮面前变得不再坚不可摧，大炮的力量极大削弱了地方诸侯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谁，只要拥有这样一些新式武器，或掌握了其生产技艺，就可以比以往更压倒性地有效推行自己的意志。自然，这也巩固了为数不多的“火药帝国”（gunponder empires），中国的晚明和清朝、莫卧儿、德川幕府、萨法维（Safavid）、奥斯曼、莫斯科、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帝国都可列为“火药帝国”。“火药帝国”操控在垄断了决定性武力的集团手中，而决定性武力由各帝国政府所雇用的炮手来操作。这些帝国的领土扩张，以及对大炮能够摧毁任何竞争者的坚固城防的信心，无不意味着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从这些帝国逐渐稳固的17世纪晚期起，开始享受太平盛世。战争和掠夺相应减少，行政控制的范围愈来愈广，并逐渐渗入偏远且大多人烟稀少的边境。^[19]自公元前2000年末期起，青铜时代的曙光使武器（和工具）比以往大为廉价，并由此提高了人类自相残杀的能力，巨寄生方式上的如此全面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而2500年后大炮的发明，却使武器装备转而趋于昂贵，并将有组织的暴力引向更为狭窄的渠道，使死于战火的人更加有限，尽管在战争中，装备精良的军队具有制造更大伤亡的能力。

支撑新装备的税收是沉重的。大炮赋予的新权力加上政府的官僚机构，巩固了统治者对强大军事力量的控制。征税在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地区可能变得更加固定了。但对于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言，经常性的税收即便难以承受，也不会比武装匪徒的掠夺更具破坏性，特别是从公元前1200年佩带铁制刀剑和盾牌的野蛮人攻打中东文明的堡垒以来，这种掠夺一直绵延不绝。因此，大炮与帝国官僚的共存，有助于17世纪晚期至今的文明社会人口增长，必须被视作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直到20世纪，这三个因素仍在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在某种意义上，自1492年后航船在大海上自由出没以来，地球的生物圈一直在回应大洋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然而，一俟跨海运动引发的最初和最剧烈的生态适应性调整告一段落，别的因素，主要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因素，又在地球生态平衡中引发了更进一步且几乎同样剧烈的变化与调整。而这将是我们在下一章所要探讨的主题。

1. 温度在17世纪降低了；“小冰期”的温度低谷似乎出现在18世纪头一个十年。参见Emmanuel LeRoy Ladurie,Times of Feast,Times ofFamine: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NewYork,1971）。
2. Fernand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 au Tempsde Phillipe II,2 nd ed. （Paris,1966），英文本，New York,1972对此有精辟的分析。
3. 尽管史家对“三十年战争”中战争本身的破坏性口诛笔伐，但死于疾病者还是远远超过战死沙场者，如同20世纪之前的每一场欧洲冲突一样。有关细节，参阅R. J. G. Concannon,“The Third Enemy:TheRole of Epidemics in the Thirty Year’s War”,Journal of WorldHistory,10（1967）,p.500-511。
4. Helleiner前引书第81—84页。
5. Carlo M. Cipolla,Christofano and the Plague: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Public Health in the Age of Galileo（Berkeley & Los Angeles,1973）对托斯坎尼模式有启发性的分析；关于威尼斯模式，参见BrianPullan,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Catholic State to 1620（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1）。
6. 由于青霉素在它周围造就了一个无菌地带，因此白人的推进同时意味着美洲印第安人人口的萎缩。在美国，直到天花疫苗注射在印第安人学校强制推行的1907年，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衰退才被遏止了，参见E. S. Stearn & A. E. Stearn,The Effect of Smallpox on theDestiny of the Amerindian（Boston,1945）,p.71,136。
7. 参见A. Grenfell Price,The Western Invasions of the Pacific an its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Landscapes,1513—1958（Oxford,1963）；Douglas L. Oliver,ThePacific Islands（New York,1961）；J. Burton Cleland,“Diseaseamongst Australian Aborigines”,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Hygiene,31（1928）,p.53—59,66—70,141—145,173—177,307—313；Bolton G. Gorney,“The Behaviour of Certain Epidemic Disease inNatives of Polynesia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ijiIslands”,Epidemi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Transactions,newseries,3（1883- 1884）,p.76—95。
8. I. S. Gurvich,Etnicheskaya Istoriya Severo-Vostoka Siberi,TrudyInstituta Etnografiye,new series,39（1966）书后所附的一系列图表说明了，西伯利亚各民族的人口在1650—1940年间下降的情况，和在某些情况下有所恢复的情形。
9. Philip Curtin,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 Census,p.270；C. W.Dixon,Smallpox （London,1962）,p.208.
10. P. Huard,“La Syphilis Vue par les Médicins Arabo-persans,Indiens etSino-Japonais de XV e et XIV e Siècle”,Histoire de laMèdicine,6（1956）,p.9—13.
11. 参见附录。
12.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77页。
13. 竺可桢前引书第37页。
14. Irene Taeuber,The Population of Japan,p.20—21.
15. 统计总数当然并非特别有意义，因为流行病的严重程度不一，不过还是在这里列出：
16. 参见Kingsley Davis,The Population of lndia andPakistan（Princeton,1951）,p.25。
17. 在欧洲，玉米和马铃薯只是在1650年以后才变得重要；在中国，玉米和蕃薯似乎扩展得更快，原因或许在于，中国农业引为特色的精耕细作更方便试种新作物，而直到18世纪以后仍盛行于北欧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的僵化的休耕制度，则有力地阻止了任何对传统的偏离。关于美洲粮食作物的扩展情况，参见Berthold Laufer,TheAmerican Plant Migration:Ⅰ-The Potato [FieldMuseum,Anthropological Series Publication#48]（Chicago,1938）；William L. Langer,“Europe’s Initial Population Explosion”,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69（1963）,p. 1—17；W. H. McNeill,The Influenceof the Potato on Irish Histor（未出版的博士论文，CornellUniversity,1947）；Traian Stoianovich,“Le Mais dans lesBalkans”,Annales:Economies,Societés,Civilisations,21（1966）,p.1026—1040；Ping-ti Ho,“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China”,American Anthropologist,57 （1955）,p. 191—201；PhilipCurtin,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Census（Madison,Wisconsin,1969）,p.270。
18. 我的同事唐纳德·拉赫（Donald Lach）第一次引导我注意美洲粮食作物的维生素价值，以及它们在印度当代饮食中的重要性。也参见Alfred W. 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p.194，其中有关缺少维生素而导致的疾病在传统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性有时会有非常大的论述。大家一般只知道欧洲人在船上患败血病，但在含有重要维生素的马铃薯普及以前，欧洲尤其是北欧的农民经常在整个冬季都饱受败血病的折磨。参见August Hirsch,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andHistorical Pathology，Ⅱ,p.521—525。至于中国的情况，参见T’aoLee,“Historical Notes on Some Vitamin Deficiency Disease of China”,inBrothwell & Sandison,Disease in Antiquity,p.417—422。
19. W.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ch.XI提供了这些帝国兴起的一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