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不能说得太损，事不能办得太绝
儒家学说最核心的理论之一便是“中庸之道”，凡事不可走极端。做事不能做得太过分，说话不能说得太尖刻。要怀有慈悲之心，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即便自己占尽优势，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对恶人、坏人，也不应赶尽杀绝、不留余地。
所谓“混世法则”，就是为人处世必须要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为人处世，最要紧的两个方面就是言辞和行为。说话是一门艺术，既要能够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又要避免引来别人的反感；做事，要在顾全自己的基本利益的同时，让别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即便对别人的为人处世方式颇有微词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那就是，话不要太损，事不能做绝。这样做，除了给别人留有后路，顾全别人的自尊心之外，还能为自己留下台阶，以应付可能产生的后果。
明朝，能够被称为真宰相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严嵩，另一个是张居正。严嵩在位二十多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独揽军国大权，党同伐异，可谓坏事做绝，大明王朝被他折腾得乌烟瘴气、千疮百孔，气数殆尽。到了嘉靖四十四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被朝廷以谋反罪控诉，他受到牵连，贬为平民，家财全部被充公。全家人无处栖身，最终落得饿死在墓舍的凄惨下场。严嵩坏事做绝，他的死可以说是恶人有恶报，死有余辜。张居正一生清廉，生前为朝廷鞠躬尽瘁，居功至伟。然而在他死后却也不得好报。他的弟弟和三个儿子都被发配到边疆去充军，家产被全部查抄，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通过研究张居正身为宰相期间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他与严嵩恰恰相反，恰是“好事做绝”。他刚正不阿，为社稷考虑，积极推行改革；他不畏权贵，为正国法，敢于直言劝谏皇帝。这两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张居正树敌太多，推行的政策有利于匡正时弊、振兴国家，然而却费力不讨好，上下均对他有很深的怨念。
时任左谕德官的于慎行评价张居正：“殚精毕智，勤于国家，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达，皆非实情也。”张居正虽然对社稷居功至伟，却忘记了“切忌功高震主”这一为官的基本守则。正如我们在职场中，工作完成得再漂亮，对公司做的贡献再大，若是得罪了老板，一切都白搭。
严嵩和张居正的悲剧，起码让我们懂得了一个为人处世的真理，那就是不管好事坏事，都不能做得太绝。
林嘉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女孩子，而且心思细腻。有一天在单位，中午休息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雨。林嘉看到一个女同事拿起林嘉的伞，就要往外边走，于是叫住了她，说“小玲，你拿的是你自己的伞吗？”“不是啊，这不你的伞吗，我借用一下！”小玲是个性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平时自己的东西都是放那儿大家随便用。可是，林嘉不乐意了，冷冷地对小玲说了一句：“说是‘借’我的伞，你对我说‘借’这个字了吗？以后，我的东西谁都不许用！”小玲愣了一下，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把林嘉的伞放在原处，气冲冲地走了出去。周围的同事见此情景，也纷纷为小玲鸣不平。大家都是同事，本来没多大点儿事，至于这样吗？！从那之后，她们都疏远林嘉，不乐意跟她交往了。
其实，对于这样一件不涉及原则的生活小事，林嘉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处理。当然，林嘉对小玲的行为不满，那是很正常的。然而，这种不满需要有一种合理的表达方式。她对小玲说的话太损，让人家没有台阶下，最终导致小玲又气又恼。周围同事看到林嘉这样对待小玲，也觉得林嘉这人太苛刻，说话太损，所以才疏远她。
说话、做事正如下围棋一样，赢一目也是赢，赢一百目也是赢，为何非要让人家满盘皆输、不给人留余地呢？很多时候，说话、做事往往遵循一个道理。话说得太损，会让人家难堪，一次两次，你可以说自己“忠言逆耳”。若是长久下来，即便是“忠言”，别人也会对你心怀不满。再说，懂得说话的艺术，忠言也可以不逆耳。事情做得太绝，让人没有台阶下，不给人翻身的机会、这样不仅伤透对方的心，还会给自己日后的发展留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