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心理学

儿童在与外界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社会的情绪规范，这称为情绪发展的社会化。社会化过程是儿童情绪发展的核心（Halberstadt & Lozada，2011），在儿童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完成。情绪作为非言语交流的重要成分，反映一种需求或意图的表达，同样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塑造。情绪的文化相对论认为，情绪受到社会文化的塑造，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出来的，具有跨文化不一致性；身处不同文化的人们会拥有形态各异的情绪特征。因此，情绪社会化使得儿童的情绪理解、体验、表达和调节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烙印。

社会文化决定了儿童情绪社会化是在什么样的情绪情境下完成的（Super & Harkness，1986），对儿童的情绪信念和社会化目标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下，成年人普遍习得了对刺激事件如何做出情绪反应的共享知识（即社会文化规范）。在情绪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儿童通过人际互动（特别是与家人和同伴的互动）的过程逐渐把他人对自己情绪的反应等情绪规范内化为自我的情绪调节标准，即把社会文化中的情绪规则体系内化。例如，人们对儿童的不同情绪反应和反应倾向给予鼓励或惩罚，使某些情绪反应比另外一些情绪反应更容易发生或被压制，以此引导和塑造儿童的情绪体验和表达。

情绪理解

情绪理解的发展直接体现了情绪文化信念的影响。情绪如何被感知和解释是通过儿童的交互对象（父母和其他人）体现的。不同社会文化的儿童对不同情境下的情绪诱因、情绪体验和表达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个体和集体主义文化中对是否表露负性情绪以及羞愧和愤怒的表达是否可接受等有不同的文化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儿童和家人之间的日常交流为儿童提供了了解情绪的机会（Lagattuta & Wellman，2002；Thompson，2006；Thompson，Laible & Ontai，2003）。当儿童开始与家长讨论自己的经历和情绪归因时，家长对儿童归因的进一步解释、澄清，都可能为儿童提供接触不同情绪的机会和不同的情绪解读，从而塑造儿童的情绪理解（Thompson，2006）。这是社会文化因素对情绪理解的发展产生作用的方式：社会文化差异会体现在情绪相关的信念和家人在日常交流中提到的情绪，改变儿童接触和了解某些情绪的机会，影响儿童形成的情绪信念。例如，美国母亲与3岁儿童交流时提到儿童和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频率更多，差不多是韩国母亲的2倍。因而，美国儿童接触相关情绪的机会更多。在这些过程中，成年人向儿童传递社会化的情绪知识、符合社会期望的情绪行为和某种情绪反应的前因后果（Thompson et al.，2003；Thompson & Meyer，2007）。通过这种方式，将情绪的社会规范明确地传达给儿童。例如，对于女孩，父母会谈论更多的伤心难过情绪，从外部的社会关系角度解释情绪，并通过安慰和调解来化解负面情绪。对于男孩，父母会讨论更多的愤怒情绪，从男孩自身的角度解释情绪，并较少处理男孩的负面情绪。因此，男孩和女孩对情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还体现在表情的识别上。不同文化塑造下的情绪表达会导致面部精细动作的不同，而这些面部动作则反映了情绪表情构成的文化特点（Elfenbein & Ambady，2003），从而使得个体接触的表情带有社会文化特点。Elfenbein & Ambady（2003）将美国人的面部表情呈现给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识别，发现表情的识别率因被试对美国文化的接触经验而异：美国人识别率最高（93%），中国人的识别率最低（60%），而具有一定美国文化接触经验的人识别率介于两者之间（移居美国的华人为83%，华裔美国人为87%）。这表明，观察者与目标面孔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会影响表情识别。然而这种文化差异并非来自于语言的差异。Marsh，Elfenbein和Ambady（2003）发现，使用相同语言的加拿大魁北克和非洲刚果的被试对面部表情的识别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关于群内优势的行为研究也验证了文化对情绪识别的调节作用（张秋颖等，2011）：人们在识别与自己有相同文化背景人物的面部表情时，其准确性要高于识别与自己文化背景不同人物的面部情绪。脑成像研究也表明相同文化组群中成员的恐惧表情会引发杏仁核更强的激活、唤醒和警觉（Chiao et al.，2008）。此外，与美国被试相比，东亚被试对目标面孔的判断更受群体中其他面孔表情的影响，在识别表情时更容易受到情绪背景因素的影响（Matsumoto，Hwang & Yamada，2012）。

情绪体验

情绪很多时候在社会关系中形成，并不断地反映着社会关系。在一定社会文化规范下，某种情绪的意义通常是固定并重复发生的。通过这种重复性的塑造，符合社会文化期望的情绪将逐渐成为个体自然的情绪体验和反应。尽管不同文化之间情绪都具有相似的多种生理过程，但情绪体验的自发反应已经在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渗透了社会文化的特点。新生儿最初的情绪是原始情绪，表达着某种生理需要。但是，只要开始社会交往，他的情绪便获得某种社会意义。这些社会意义为成长中的儿童所认知，成为儿童个体情绪发展的萌芽，复合情绪和自我意识情绪便逐渐出现。随着儿童社会交往的拓广，社会文化规范中的情绪知识逐渐融入到个体经验中，塑造着个体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征。

在不同文化结构的社会中，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与表达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也会因不同的动机而控制其情绪的体验与表达。在强调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中（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人们会以典型的对立模式来体验情绪；而在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中（如中国、韩国、日本），人们会以典型的辨证方式来体验情绪。Bagozzi，Wong和Yi（1999）发现，在西方或个体文化社会中，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负相关；而在东方或集体文化社会中，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正相关。Schimmack等（2002）认为，西方人倾向于以两极方式体验和表达情绪，像高兴和悲伤之间是互相冲突的，而东方人倾向于以辨证方式体验和表达情绪，不同效价的情绪（如快乐和悲伤）之间是可以相互兼容的。

在西方，人们很重视在社会情境中的适当的感受，即重视将行为的社会意义与个人情绪体验相联系。而在东方，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人们对行为的社会意义的认识主要源自人们的社会背景，而不重视其与自我情绪体验的联系；而且，东方人表露自己的情绪，主要是表达对特定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一种认同，而不是体现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真实感受。因此，东方人的情绪表达和情绪行为，常常偏离了个人真实的内在心理过程。当情绪与社会经历有关时，情绪被中国人认为只是次要的“伴随现象”，而且中国人对有关情绪体验的反应往往是“我的感受并不重要”（Potter，1998）。例如Lee等（2005）对完成任务的成功和失败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个体主义取向的美国被试在成功时报告了较强的快乐感和较低的轻松感，在失败时报告了较强的悲伤感和较低的焦虑感；而集体主义取向的中国被试在成功时报告了较低的快乐感和较强的轻松感，在失败时报告了较低的悲伤感和较高的焦虑感。这些结果反映了中国被试的情绪体验带有更多的外部色彩。

如果人们体验到的某种情感与社会文化期望相冲突时，人们可能对这种情感产生负强化，从而被抑制。例如，由于集体主义文化不鼓励人们在公众场合直接表达情绪，亚洲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在情绪情境中体验到更少的情绪，并表现出更少的情绪行为（Mesquita & Karasaw，2002）。社会文化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会塑造出某种情绪比较常见而另一种情绪少见的现象，进而导致社会环境中激发某种情绪的事件非常多，而缺少激发另一种情绪的事件。这种塑造最终必然导致两种不同文化下的人们所遭遇的情绪事件频率高低不同，从而引发不同的情绪体验。相应地，儿童在发展过程中对于某种情绪的体验也较多，而对另一种情绪体验较少。例如，在个人主义文化国家中，羞耻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消极的负性情绪，且与愤怒等一些防御性反应相联系；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在他人面前表现出羞耻体验却被视为是勇敢的并且是积极的（杨玲，李磊和袁彦，2012），从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羞耻感是一种相对剧烈的情感体验。

情绪表达

文化模式影响情绪的表达方式、某种情绪发生的频率及对某种情绪表达方式的认可程度。人们表达情绪的时机和方式都要受其所处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各种文化都有其特有的情绪表达规则，决定了人们表达情绪的时机和方式，尽管基本表情是跨文化一致的。例如，日本人的面部表情比美国人少，东方传统女性很少在公众场合哈哈大笑。除了面部的表情动作，眼神与目光注视也反映出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性。美国文化鼓励直接目光接触；而许多其他文化中，晚辈不可直视长辈。因此，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对待掩饰情绪的重要性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即使在西方文化中，传达给男孩和女孩的情绪表达规则也不同。例如，女生比男生被更多鼓励表现出悲伤或恐惧（Fivush，1994）。

与此密切相关，在表达某种情绪的频率方面，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情绪，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们表现出更多的个体性情绪。Eid和Diener（2001）研究表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中，情绪表达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自豪和内疚上。Scollon等（2005）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豪是一种相对负性的情绪，自豪体验更多的个体也体验了更多的负性情绪（如焦虑和内疚）。Kitayama等（2000）对日本和美国被试的研究表明，在正性情景中，美国被试报告感受个人独立的情绪如自豪、优越感、自尊更多，而日本被试报告感受社会依赖的情绪如友好、亲密、尊敬和同情等更多。

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对情绪的公开表达有着不同的规则（吕庆燕，王有智和王振宏，2010）。前者强调社会和谐并重视个体要学会通过外部非言语线索理解他人情绪并据此进行社会交往；后者重视个人的自我表达，强调表达的真实可靠性（史冰和苏彦捷，2005）。通过情绪表达规则的塑造，社会文化会对儿童真实-表面情绪区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和美国母亲相比，日本母亲更期望自己孩子能更早掌握真实-表面情绪区分能力，更重视儿童的情绪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知识的发展（Conroy et al.，1980）。因而，日本母亲在幼儿很小时就教导他们为了维护人际的和谐和礼貌，需要学习隐藏自己真正的感受（Hendry，1986）。因此，集体主义文化的东方儿童真实-表面情绪区分能力相对好于西方儿童（Van Der Veer，1996），但美国儿童可能比东亚儿童更早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更倾向于表现自己的真实情绪（史冰和苏彦捷，2005）。

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常见的情绪调节策略有表达抑制、认知重评、表达忽视等。情绪调节必然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规范，即什么是适当的情绪表达和体验。这些标准和规范受到社会情绪文化（内隐和外显的）和人们希望实现的目标的影响。大部分社会文化规范在儿童早期习得，逐步地自然形成个体的习惯（Kitayama & Duffy，2004）。在情绪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儿童通过人际交往（特别是与家人、同伴互动）过程，逐渐把交往对象对自己情绪的反应内化为自我的情绪调节标准。事实上，情绪调节的最早形式来自于家长对儿童情绪的调控，这也是情绪调节的发展具有社会文化性的一个原因。家人通过对儿童的安抚、调整熟悉的环境、改变儿童的活动或指导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等措施来调节儿童的情绪（Garner & Spears，2000；Spinrad et al.，2004）。除了采取措施应对儿童的情绪活动外，父母还通过表现出自身的情绪状态来调节儿童情绪活动的适当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还将通过交流，讨论情绪的前因后果以及如何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通过这些交往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文化规范逐步内化，儿童在很多时候自动地调节情绪。在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习得“愤怒是破坏性的”等情绪反应，从而自动减少这些情绪；当个体在极度愤怒或极度悲伤时，基于潜在内化的社会文化规范而无需有意自我控制却仍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平静（樊召锋和俞国良，2009）。

自动情绪调节过程是个体在其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形成的。西方社会强调情绪的积极方面，鼓励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相对而言，大多数亚洲社会鼓励相对更少的情绪表达，特别是对“高激活度”情绪（如兴奋）更是如此（Tsai，Knutson & Fung，2006）。因此，个体的自动情绪调节也体现出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东亚人通常更容易自动抑制负性情绪，这是常见的表达抑制调节策略。与个体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不鼓励人们在公众场合直接表达情绪，认为抑制情绪更符合社会规范。因此，集体文化中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情绪控制。Butler，Lee和Gross（2007）发现情绪抑制对持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群体的作用存在差异，实验引发的情绪抑制在欧美价值观组导致了更多的负面同伴评价和敌意行为，然而这些负面效应在亚洲价值观组发生的更少。华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研究显示，华裔抑制组被试比墨西哥裔被试报告较少的正、负情绪体验。研究认为，亚洲文化背景中的情绪控制受到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分离性社会情绪（如傲慢、愤怒等）（Kitayama et al.，2006）。在亚洲文化背景下，其情绪控制受到极高的重视，这反过来又给予个体有很多情绪控制的实践机会（Eid & Diener，2001）。

社会文化环境还会影响到情绪情境的自动重评。东亚社会的个体会通过合作规范或观察学习而逐渐了解到在不同情境下评估的自我都是不重要的，因此个体会自动体验到越来越弱的情绪（Rothbaum et al.，2000）。相反，重视个人控制及增加个人控制的情绪情境可能被评估为是重要的，如会导致愤怒情绪的增加，而减弱个人控制的情绪情境可能被评估为较不重要的，如会导致满足感的减少（Mesquita & Albert，2007）。

与调节情绪表达的表达规则相比，情绪调节策略影响的是情绪本身（Cole，Martin & Dennis，2004；Thompson，1990，1994）。所有年龄段的人都会寻求调节自己的情绪体验。这有许多种原因，如人们在应激下寻求调节自己的情绪，使自己感觉更好些（减少负面情绪，增加幸福感或高兴的感受），使自己往好处想（调控强烈的情绪），促使勇敢的行动（减少恐惧或焦虑），增强动机，寻求支持，确认关系（通过增强对别人的同情或共情情绪）以及其他原因。因此，对情绪调节的理解需要了解调节行为对应的个人目标。有时，这些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儿童和成人在应对困境时会调节情绪。但是，这些目标也受社会情境的影响：例如，当大人在附近时儿童能大声抗议别人的欺负，但当大人不在时他们可能只是默默容忍被欺负（Thompson，1994）。就此而言，情绪表达规则的使用反映了情绪调节的过程，也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情绪调节能力和与儿童的社会能力密切相关（例如，Gilliom等，2002）。

老年人的情绪调节策略也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西方人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John & Gross，2004），然而中国人在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上并没有表现出年龄差异（Yeung et al.，2011）。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更强调相互依赖以及社会和谐，从而各年龄组更多地抑制负性情绪的表达，以免冒犯他人（Butler，Lee & Gross，2007；Zhang & Bond，1998）。同样，其他年龄的中国人也都可能采取表达抑制策略以进行情绪调节。Butler等（2007）发现相比于欧裔美国人，采用表达抑制的亚裔美国人更少表现出负性情绪或在社交中表现冷漠。

结语：情绪既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也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适应的结果。因此，情绪的发展既存在着全人类的普遍性规律，也存在着文化相对性特点，反映了情绪本身所具有的生物和社会的双重特点。个体情绪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以生物属性为主发展到社会属性为主的复杂过程，展现了人类情绪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化复杂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