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挑战死神——审视人性
生来要死，依靠理性反而错误不已，想得过多，想得过少，结果相同。
——亚历山大·蒲柏，《人论》
有了电脑，我们就能与父母、配偶，甚至去世的兄弟姐妹交谈，或者，至少有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虚拟替身。
2012年，美国说唱歌手图派克·夏库尔（Tupac Shakur）登上了科切拉音乐艺术节，引来成千上万的狂热粉丝声嘶力竭如狂呐喊。舞台上的他用最棒的旋律征服了欣喜若狂的观众。这看起来就是一场相当常规的说唱表演，只不过，图派克早在1996年就已遭枪杀。
图派克怎么可能在舞台上表演呢？其实，这只是一个3D全息投影。几块透明的薄屏重叠放置，观众几乎觉察不到。就这样创造了一个舞台上的3D人物，可以跳舞，甚至可以和其他表演嘉宾进行互动。
这有什么不寻常的？似乎也没什么。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这两位天王唱歌跳舞，他们也已经去世多年了。报道图派克“表演”的大多数记者都在关注让他复活的创新技术，而忽略了这项技术更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能与死者以有形的、清晰可见的方式进行互动，模拟真实的存在。
可能说得有点远了，毕竟舞台上的图派克是无法做出真实回应的。
他的形象是预先设定的，只能进行一系列设定好的舞台动作。这并不是真正的互动。
但真正的互动总有一天会可以实现。
3D版大屠杀回忆录
2013年1月，一群学生坐在80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平夏斯·格特（Pinchas Gutter）对面。一个学生举手问战争结束时格特有多大。
在这位慈祥的老人答道：“战争结束那年我13岁。”他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手，继续和学生们交谈着。他还应邀唱了一首波兰摇篮曲。那是他母亲战前那几年唱给他听的。学生们离开教室时，感觉就像刚和一位真实生活中的大屠杀幸存者交谈过一样——一个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的人，讲述着真实的创伤。
其实，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平夏斯·格特确实还健在，但是他们遇到的不是他本人。参与会面的，其实是一种先进的3D全息图，带有先进的人工智能程序，可以针对问题，从格特的记忆中提取出实际的反应和答案。
操作格特图像的算法有点类似大多数iPhone手机上装载的Siri软件。格特参与录制了几个小时，回答了500多个关于自己，关于大屠杀，以及任何他人可能想知道的问题。整个过程动用了高速摄影机和6000盏LED灯。最终，投影到半空中的3D全息图让学生们赞叹不已。他们以最亲密的方式了解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就好像他在亲自讲述一样。
记者们一如既往地把目光投向了3D全息图的技术创新，还对比了图派克表演需要的实体屏幕。其他人则一致认为有必要保存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80岁左右了，可能很快就不在了。他们的证词也将随之消失。这些无疑十分重要，但是，这让人想起泰晤士河上的船夫。他们会问，要是船上安了蒸汽机，船身会下沉多少。他们只关注那些技术上的细枝末节，却忽略了技术革命的真正意义。
的确，格特的全息图比图派克的要先进，但不是因为它的创建方式，而在于它能与真实场景互动。问它一个问题，它就能马上回答你，直截了当，切中要害。
一个虚拟的我
第一次了解大屠杀幸存者的全息图时，我心中满是悲伤。并不是为格特难过，而是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格特是可以永生的。那个会思考、有感觉的内在的他可能会随着肉身的腐朽而消失，但是未来的人们还是可以通过记录下来的他对那500个问题的回答来继续跟他交流。
通过交互式动画技术，他可以针对任何相关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对未来的人来说，他会一直活下去，不是活在大家多变的记忆中，而是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在每次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那我呢？是不是等我死后，就只留下你在读的这本书了？难道我就不能留下一个全息图或者一个虚拟的存在来模仿我的全部细节，在我死后继续跟我的孩子、我的孙子，甚至曾孙交流？
也许真的可以做到的。现在的类似格特这样的技术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约翰·扎科斯（John Zakos）博士说：“我们的目标是帮任何个人和公司轻松创建虚拟代理。这个代理知道本体所知道的一切，而且能为他们工作。”2005年，约翰·扎科斯博士和利斯尔·卡珀（Liesl Capper）共同创建了网络双胞胎（MyCyberTwin）——现在的科戈尼人工智能公司（Cogne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他说：“我们想把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平台，去跟现实生活中的用户进行智能的、交互式的、开放式的对话。”
毫无疑问，扎科斯和卡珀实现了目标。他们建立的公司目前有数万名用户已经利用其界面创建了有效的、个性化的虚拟代理，可以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中代表他们。扎科斯把这些代理昵称为“网络双胞胎”。迄今为止，这些双胞胎已经跟数千万真实的用户进行了线上的互动对话，主要用作客户服务代表。
“我们觉得我们这些‘网络双胞胎'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从在线对话，到整个虚拟世界，再到智能手机。每个代理都存在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但是都来自‘网络双胞胎'的核心算法。”
出于好奇，我亲自访问了该公司的网站，想看看我能否创建自己的“网络双胞胎”。第一步很简单：我创建了一个新用户，设计了我的“网络双胞胎”外观（一个很有气概的年轻男子汉形象，目光坚毅，头发飘逸），然后开始训练他，让他能回答任何可能的、针对我的私人问题。
不过，这个过程比我想的要难多了。
这款“网络双胞胎”程序预先设定了许多商业相关问题的答案。甚至还不用做更复杂的调整，就可以回答诸如“你用什么支付方式？”或者“你要送货到哪里？”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与我的兴趣或复杂的性格相去甚远。我觉得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还是养成了比较复杂的个性的。正因为如此，我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我的“网络双胞胎”可能被问到的更私人的问题添加新的答案。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还要做很多思考。不过结果证明这是值得的。我妻子坐在电脑前面，下面的对话出现了：
罗伊：嗨，加莉，我是罗伊。我正在测试这个应用程序，看能不能用它跟别人交谈。
加莉：嗨：）
罗伊：嗨：）
加莉：你什么时候回家？
罗伊：现在还不确定。你想要我什么时候回来？
加莉：下午五点吧。
罗伊：有点儿太早了。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孩子好吗？
加莉：挺好的，等不及要见你呢。
罗伊：真想他。给他找到合适的幼儿园了吗？
加莉：你怎么啦？病了吗？
罗伊：确实感觉不太好。今天尽量早点儿回去。
加莉：亲亲：）
罗伊（自动回应）：我不会进行这种对话。
总而言之，我的虚拟替身和妻子的第一次对话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期间，她成功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应该在下午五点前回家。同时，“网络双胞胎”引起了一些怀疑，但通过假装生病转移了。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妻子都认为是我在说话，而不是我预先变成到虚拟替身中的应答模式。谈话的最后，妻子甚至给这个“网络双胞胎”送去了亲吻，但是它有点儿拘谨，所以表现出了怀疑的态度。总的来说够好了。
第一次测试成功。虚拟实体：1分。被蒙在鼓里的人：0分。
扎科斯承认：“大公司的高管们经常开立个人账户，用来跟家人或商业伙伴交流。我们还收到报告说‘网络双胞胎'成功瞒过了他们的合作伙伴。那些商业伙伴可能确实觉得有些不太对劲的地方，‘网络双胞胎'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不错的经历。”
我跟妻子说，她可是跟一个冷冰冰的虚拟替身打得火热，那家伙根本没有真实的性格。她马上坚持说要再试一次。随后的测试表明，第一次成功的谈话不过是侥幸。如果她把话题引向另一个方向，那个学舌的鹦鹉马上就会暴露，说话完全让人没法相信。下面就是个例子：
罗伊：嗨，加莉，我是罗伊。我正在测试这个应用程序，看能不能用它跟别人交谈。
加莉：嗨：）
罗伊：嗨：）
加莉：你什么时候回家？
罗伊：为什么问这个？
加莉：就是想知道。
罗伊：你知道的东西不少，这倒是个不错的技能。
加莉：你怎么怪怪的。想看看孩子吗？
罗伊：我不会进行这种对话。
加莉：他很想你呢。
罗伊：那当然，你不相信我吗？
加莉：你是生病了还是怎么了？
罗伊：确实感觉不太好。今天尽量早点儿回去。
加莉：亲亲：）
罗伊：我不会进行这种对话。
可见，网络双胞胎的智能算法要想真的时常在人类面前瞒天过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把句子做个简单的调整，从“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变成“好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就会让电脑发脾气，反应还很激烈。从这个地方开始就会急转直下。虽然这样，以后还是可能会完成完整的对话。这是肯定的。
永生的承诺
科戈尼公司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与之并肩作战的就包括脸书上的程序“复制人”（Rep.licants）。这个程序可以访问用户的脸书账户，发表符合其兴趣和性格的状态。这两个程序都在为实用性的目的去模仿还健在的用户，比如发布有趣的脸书状态，或者与客户沟通，持续便捷地为他们提供信息。其他公司正努力实现化身（外表和用户极其相似）的更多用处——征服死亡，或者至少迷惑它。现在我们就来具体探讨一下。
活下去公司（Lives On）成立于2013年，是最新进入该市场的公司之一。活下去公司瞄准了推特这个社交网络平台（平台上的每条推文都不能超过140个字）。活下去公司的处理引擎会分析用户之前的推特消息，包括消息和通信，然后代表用户发布新的推文。用户会收到这些推文，然后提供反馈。这些推文和用户真正要发的内容到底有多像呢？写作风格的相似度又有多大呢？
其实，它为了提升这个系统，会跟自己进行对话。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教育这个程序，让它在自己死后还能继续发布真实的推文。该公司的座右铭是：“即便你停止心跳，也可以在推特中继续活着。”
永生人公司（Life Naut）会用更全面的方法让客户不朽。公司的愿景是：客户可以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一种新的载体上，可以是电脑，也可以是别的生物体。永生人公司的高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技术可以实现这些壮举。但在那个不确定的未来到来之前，永生人公司建议客户们发送两种格式的个人信息：一个生物文件（Bio File）和一个思维文件（Mind File）。
永生人公司会寄给你一瓶特殊的漱口水和一个收集管。用漱口水漱口，吐到收集管里，然后寄回公司。公司会收集你唾液样本中的活细胞，并将其保存在液氮中，作为你的生物数据。日后就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你了。他们很乐观，但有些人觉得这简直是妄想。不过，这些服务本身完全是免费的。除了要支付一点运费和手续费、样品收集材料费和一点杂费之外，你还有什么损失呢？
即使永生人公司的想法成功了，未来也有些慷慨的慈善家愿意用你储存的细胞让你复活，你肯定希望这个新的生命有你之前所有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公司会需要你的思维文件：图片、视频、各种经历的具体日期和细节，以及你的地图位置，等等。永生人公司的人希望有一天可以用这些资料来“唤醒”另一个你，一个尽可能像你的生物体。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可以用电脑创造一个新的自己，可以了解一下信息化身公司（Intellitar）。信息化身公司并不是在推销一些可能永不见天日的未来技术，而是在为你创造一个智能化身，代替你永远存在。他们用图像、录音和你自己叙述的人生经历来构建这个化身。化身会尽可能逼真，听起来跟你的行事风格是完全一样的。信息化身公司的员工声明，你提供的数据越多，他们训练出来的化身就会越像你：包括拥有你的外表、声音、知识、生活经历和其他与你相关的一切。
和科戈尼公司一样，信息化身公司也用化身做客服代表。人们会希望，把记忆委托给公司之后，公司不会利用他们的化身。我们不太清楚公司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但是公司高管声称他们已经有很多用户了。
实景测试
韦雷德·沙维特（Vered Shavit）的哥哥在她37岁那年死于一场车祸。她的哥哥下葬大约一个月后，他的朋友开始收到发自他的雅虎邮箱的电子邮件。其实，是因为他的雅虎邮箱被黑客攻击，所以才开始发送各种“死了的”邮件。
韦雷德说：“那些黑客应该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们应该就是随机入侵账号。”但是，亲朋好友的悲痛并没有因此减轻。她发现现在让死者真的安息变成了个难题。他们会留下数字遗产。这些遗产会在人的肉体消失之后“继续活着”。
这让韦雷德极为震惊。于是她开始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数字时代的生死命题。哥哥走后的两年，韦雷德成了以色列在这个领域最有名的研究人员。她会定期在自己的博客“数字尘埃”（Digital Dust）上探讨哪些新发展最有可能导致大量在线幽灵。
韦雷德对市场上很多虚拟替身公司比较熟悉，也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不少经验。她与信息化身公司创始人之一唐（Don）的同名化身进行了一次谈话。不过，与我妻子不同的是，韦雷德事先就知道她在跟谁说话。我问她，如果是她哥哥的替身，她会怎么想。她的回答倒也很合情理。
她说：“和唐谈话的时候，我在想对面的化身是我爱的人的虚拟替身。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其实有点儿吓人，因为他是那样冷漠，有一种人造的气息，生硬、陌生，又有很多局限性。如果他不是个陌生人，而是我熟悉的什么人，我一定尖叫着跑开了。”
技术在进步
正如前面提到的，韦雷德的反应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今天的虚拟替身和真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相似。这些复制而成的人也只能回答少数问题，不能给出自己的反应。他们无法提高自己，无法变得老练，也没办法实时学习。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到这里，或许你可以停下来回顾一下前两章。考虑到当前技术进步的速度，你真的觉得当智能革命达到高潮时，算法还没先进到可以促成真正的人机对话吗？
我个人认为，这最多20年就会成真的。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一家公司能够合理安排资源，完成这样一个项目，让第一个虚拟实体通过图灵测试，就像IBM公司能够找到所需的资源和人员开发深蓝（DeepBlue）计算机，让它在国际象棋比赛中打败加里·卡斯帕罗夫，以及后来让沃森计算机游戏节目《危险边缘》中打败了人类的世界冠军一样。
深蓝超级计算机出现10年后，普通消费者也将能够在家里的电脑上运行类似的应用程序。这就是智能革命时代计算机化技术的发展速度。
这种设想中的未来的算法可以像通用的实体一样运转。因为是通用的，所以没什么特定的特征。或者它可以读取用人类语言编写的信息，并执行语言指示。假设它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能继续存在，前一节中提到的那些公司就可以把客户提供的所有数据放进机器，创造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与真正的人类对话和交流的化身，就好像它就是那个真正的人一样。对于其他与之交流的人来说，它几乎就跟那个原来的人一样，只是它只存在于计算机中，它所提供内容的决策过程也与人脑的思维过程完全不同。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一个纸板剪影，一个在风中挥舞双臂的稻草人，一个苍白的真人仿品而已。但是，如果风能让它以完全等同于人类的方式行动，让它流畅地表达，甚至像一个真人那样行动，那么在周围的人看来还有什么区别呢？只有那些了解虚拟替身的真正本质的人才会知道它不是真正的麦考伊。对其他人来说，它就是真人。虚拟的替身如果能恰巧在人类肉身死亡的一刻激活，就将开启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至少原来这个人的熟人都要被迫在社交网络上继续跟他交流，就像他还活着一样。爸爸妈妈去世之后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就好像还在世一样。我儿子40岁的时候也可以唤我帮他出谋划策，而我——至少我的肉身——可能已经深埋地下了。
有没有发现感兴趣的部分？
假设这本书的读者中绝大多数都不是长期信息保存公司的注册用户，那么未来的计算机要如何访问你的图像、记忆和语音模式呢？那么，你是不是注定要弃那些活着的亲人而去呢？不一定。
目前，每天约有3.5亿张照片上传到脸书，社交网络上的12.8亿活跃用户每天会产生32亿次评论和点赞。这便是海量的信息，全部记录在脸书的服务器上，一点也没有丢失。脸书现在会用这些信息来改善市场细分，并为其用户定制广告，但是没理由把这些数据搁置不用，用它们就可以让人们的虚拟替身复活。
但是，这些虚拟替身会和原来的人完全一样吗？当然不能！如果仅仅根据脸书上发布的状态来评价朋友，那必然会觉得他们非常完美，永远那么快乐，永远值得依赖，而且，很多人好像也都喜欢猫咪。其实，我们会把控自己在社交网络上透露的信息，展示那些能美化自己的小花絮。因此，虚拟版本基本会是我们理想的替身。这不也正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想向他人展现的形象吗？这样说来，理想的虚拟替身和我们想向亲朋好友展现的自己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意味着，以后推理和数据挖掘软件可以检查我之前的所有通信、评论和发布的状态，并将它们编译成一个单一而复杂的人格。从本质上说，它们会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即便创造的不是我本人，至少也是一个可以跟我一样能够发表见解并与人沟通的计算机化的虚拟替身。
沙维特说：“统计数据显示，每分钟就有3个脸书用户死亡。这些用户不会简单地从社交网络上消失。他们的个人资料还一直保存在那里。
个人账户也仍然保持着之前的好友关系。”即使有人通知脸书说他们已经去世了，他们的时间轴最多也就是变成“纪念”，而他们的个人资料仍然与以前的所有好友相连。那些好友还是可以在这位已故的朋友的时间轴上写东西。我们每一个人周围都充满了这种脸书幽灵！”
几十年以后，这些幽灵会变得更加活跃。
具体是要到什么时候呢？受访的未来学家中有近90％的人认为，到2038年会出现一种能够相对准确模拟脸书用户的算法。只是大家对具体的时间有些不同意见而已。其实，不管具体是哪一年，这样的技术发展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并且改变我们看待生死的方式。
这种技术有两个主要用途，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进行“生命复制”，可以用来复制仍然健在的人的思考和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它可以进行“生命维存”，也可以用来复制人，但这种复制可以在人去世之后进行，只要这个人在社交网络上积累了足够大量的电子邮件和通信会话。即便人类的肉体已经死亡，虚拟替身也可以继续存在，并在虚拟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生命复制
生命复制技术可以在教育和工业领域做一些一般的、物质性的工作。高管们可以为自己造一个替身来模拟自己。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跟客户互动了。这正是科戈尼公司等公司正在努力的方向。虚拟替身可以跟客户谈笑风生，甚至可以按照预定的指导，试着推销一下他们最赚钱的产品。
虚拟替身能自主决策吗？答案取决于替身驱动算法的先进程度。要知道，在智能革命达到顶峰之前，计算机是不能真正“思考”的，只能模拟人类的一部分思维方式。
这项技术的运作是需要进行监控的，这可能是它最大的挑战。如果应用程序能够替代人类表达意见，那就必须就其权利建立明确规程。如果替身可以跟好友进行非正式的对话，那么也必须规定是什么样的“好友”（比如我们在脸书上的好友，还有那些唠叨半天却不愿花钱的客户）。这些标准并不是针对那些重要的人（真正的朋友和重要的客户）
的，因为如果这些人发来信息，应用程序会提醒我们注意，然后我们就会亲自跟他们对话。
高管们会经常使用虚拟替身来跟客户“说话”吗？答案仍然取决于算法的先进程度，以及运行算法所需的计算资源。如果每个这样的应用程序都要用一整个服务器，那大概只有大公司的核心高管才用得起。不过，这项技术很可能会不断地有更简约的版本进入市场，让每一位管理者，无论资历深浅，都能让替身来承担一部分的表达和分析工作。
客户会想跟虚拟客服谈话吗？对扎科斯来说，虚拟替身代替真人与客户对话显然相当可行。他说：“与‘网络双胞胎'交谈过的人中，大约60％表示，要是没有在网上跟虚拟的代表谈过，他们就会给这些机构打电话。”用“网络双胞胎”代替与客服通电话是个不错的主意。另外，“很少有人报告体验不佳。我们发现大多数人更喜欢和虚拟代表交谈。有70％到80％的人表示满意”。
“网络双胞胎”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把全部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每一个客户身上。扎科斯说：“这就是它最棒的地方。他们可以适应和回应客户。人类代表常常同时跟多个人谈话，所以客户常常要等更久才能得到回应。另外，即使你培训了100个人来回答客户的疑问，你也可能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准确率只有70％。所以，要是你问100个客服同样的问题，可能只有70个人能给出正确答案。‘网络双胞胎'就不一样了。
它只要理解了问题，就永远会给出相同的答案。这种体验是即时的、快速的、交互式的。人类客服却做不到。”
扎科斯表示，“网络双胞胎”非常成功。它们可以使在线销量翻一番。“网购平台成交率主要体现在销售额与访客数量的比例。例如，每1000个访客，可能会带来20到40个销售订单，那么成交率就是2％到4％。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适宜销售的‘网络双胞胎'，你的成交率可能会翻倍；对于跟‘网络双胞胎'交流的客户来说，成交率大概是6％到8％。”
要注意的是，这个数据来自网络双胞胎公司的老板扎科斯本人，所以可能并不准确。另外，跟“网络双胞胎”交流的客户中，很多人可能已经决定下单，只是想多了解一些信息而已。不过即便这样，成果也十分惹眼。
网络犯罪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封意外的电子邮件。发件人的名字当时没想起来。这个人自称是阿迪索·哈比巴（Adiso Hubeba），还说了些自己的悲惨经历。一年前，他还是尼日利亚的一位王子，拥有数亿美元净资产，宫殿数不胜数，猛虎为宠，姬妾成群。可是两年前，他父亲手下的一位将军反叛，夺走了这位王子的全部财产。他本人幸免于难，逃到一个偏僻的村子，仅剩下几千万美元的财产。目前这笔钱存在瑞士银行，以备不时之需。
虽然听起来还真是个悲伤的故事，但我本人就很少同情王子，或者前王子，对于这种手握巨款还抱怨时运不济的王子就更难心生怜悯了。
但是，这位哈比巴王子不厌其烦地给我发邮件讲述着他的故事。说瑞士银行已经禁止他访问账户，需要他本人到银行证明自己就是哈比巴王子，不是骗子。哎，王子连银行账户都用不了，还怎么买机票过去呢？
下面就要进入正题了。王子别无选择，只能慷慨地给了我一份绝无仅有的独家合同，他让我给他1000美元，让他买一张去瑞士的机票。作为回报，他愿意把巨额财富的10％给我。这到底是多少钱啊！这么说吧，他所说的回报可以让我直接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果真如此，我就可以在40岁退休。而这些，现在花1000美元就能拿到。我这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但是，我拒绝了。
并不是因为我厌恶铜臭，也不是因为我不忍剥削那些时运不济，被推下宝座的君主。我拒绝主要是因为我几乎每周都会收到类似的邮件。
主人公的名字和具体的故事情节可能稍有不同，但主题却千篇一律：就是让我现在投一笔钱，然后许给我未来的超大回报。简而言之，就是要骗我。
这种骗局太普遍，甚至还有个名字，叫尼日利亚王子骗局。骗子只要敲几下键盘，就能把类似的邮件发给数百万毫无戒心的人。大部分收到这种邮件的人都不傻，也不会轻易上当。他们扫一眼内容就知道是无稽之谈，根本不会理睬。但是，总有少数人会回应，还把钱寄出去。然后就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回音。
奇怪的是，这些邮件几乎都是非常拙劣的骗局。除了极其天真的人，根本没人会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编一个复杂点儿的、更有创意的故事，让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回信询问呢？
科马克·赫尔利认为，这是因为骗子们故意只找那些最容易上当的人。赫尔利是微软的一名研究员。他一直在努力寻找网络骗子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2012年，他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骗子发出一封邮件，绝大多数人都会比较反感，但也自然会从中甄别出那些最容易上当的人群”。
如果骗子编了一封更合理的邮件，就会有无数人回复，来问询更多的信息。一旦后续的邮件稍有不当，就会马上引起怀疑。但是，要是骗子给非常多的人发送同一封非常可疑的邮件，至少会有几个极易上当的人回应，然后把钱寄过来，不会问任何不必要的问题，也不会浪费骗子的时间。
但是，如果骗子能用一个“网络双胞胎”跟成千上万的潜在受害者同时对话，会怎么样呢？即使面对最有戒心的人，“网络双胞胎”也能机智应答。于是，就会有很多人被骗，至少受害者会比现在多。
扎科斯承认：“确实可能有人用‘网络双胞胎'来做这种事，但我们不鼓励，也不提倡。几乎任何技术都可以用来做好事，也能用来做坏事。
这和原子弹或者抢劫银行时用的汽车是一样的道理。”
这种技术还可以用来做比诈骗更邪恶的事。例如，恋童癖者和强奸犯可以运行数十或数百个“网络双胞胎”，在网络上搜寻成年或者未成年女性，用那些会说甜言蜜语的算法来引诱和哄骗她们。当然，警察可能也会用同样的虚拟替身技术来进行有力的反攻。
扎科斯说：“我们已经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商谈了这项技术在执法行动中的使用问题。可以让‘网络双胞胎'像那些年轻女性一样聊天。一旦有人图谋不轨，算法就可以通知警方。我们已经和警方讨论了这种想法，还谈到了虚拟警官的概念。孩子们可以和虚拟警官交谈，可能孩子们会说一些不能跟父母或者老师说的话。”
显然，无论是警察还是犯罪分子，都可能会利用“网络双胞胎”技术。这自然会导致一场技术装备竞赛。谁会赢呢？大概只有时间才会给出答案了。但我猜，“网络双胞胎”应该无法对恋童癖者带来决定性打击，原因很简单：如果用作诱饵的“网络双胞胎”太多，普通人可能就无法辨别对面是一个真正的人还是一个廉价的仿制品。
教育
除了赚钱和犯罪，虚拟克隆技术还可以用于教育领域。它们能够简化复杂的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还能把那些困难的课程转化成激动人心的挑战。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仍然记得某位特别的高中老师。他总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所学的学科成了学生们日后的专长，或者让他们觉得，他们终于也可以有所成就了。从优秀的教师那里获取大量的课程以后，再复制出一个虚拟的教师并非不可能。这些教师能够理解学生的想法，和他们交流，并且用最好的方式进行教学。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计算机化的老师根本不会真的理解学生。”他们当然不具备同理心！毕竟它们只能复制原老师那些设定好的句子、大纲和指导。但你必须承认：这应该已经足够了。同样的类比、句子和词语，加上最合适的信息传达方式，一定会带来好的效果。这跟说话人是否具有远见和头脑没什么关系。未来学家也认为，人类的同理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80％的受访者认为，到2030年，数字实体将取代发达国家至少10％的人类教师。
真我与假我
人们会对这些虚拟替身作何反应呢？想用它们还是看不上它们呢？
多伦·弗里德曼（Doron Friedman）博士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弗里德曼是位于以色列荷兹利亚的奥菲尔通信学院跨学科中心的高级讲师，也是跨学科中心高级虚拟实验室的负责人。几年以来，他一直从容地研究着学生们对于虚拟替身的反应。
弗里德曼告诉我：“我的化身在跨学科中心上了一堂课。学生们并不知道那是个独立的虚拟克隆体。他们能看到的只是屏幕上的一个图像，这个图像说课上讲的全部内容都是接下来的考试范围，然后就开始上课了。”
虚拟克隆技术还不够成熟，虚拟替身还不能完全独立地跟学生互动，但是弗里德曼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的虚拟替身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学生的问题，就会通知他本人来给出合适的回应，再由替身将答案融入到实时讲座中。这种操作自然会让学生赞叹不已，相信这项科技的潜力。
弗里德曼说：“学生们都非常期待能用虚拟克隆体来完成一些枯燥的任务，还想出了一些可能的应用方式：用虚拟的克隆人做面试官，或者让克隆体去跟女朋友说分手。我们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年轻人会和学生一样接纳这种理念。我也觉得等这种技术更普遍一些，完全可以用起来。其实，在网上跟虚拟的客服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利用这项技术了。随着视听技术不断进步，这种虚拟实体可能会走进Skype这样的通讯工具。通话的时候你无须知道对方是真人还是虚拟的替身。目前基本的性能都已经具备了。”
生命维存
现在一些公司已经在尝试创建化身。随着技术进步，有些公司很可能会逐渐强化算法，通过查阅已故客户的脸书资料和过去的往来信件就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创造出一个不错的替身。
早期，这些虚拟实体可能不具有思考和决策能力，也许只能用一种交互式的方式模拟已故真人的语音模式来提供与之相关的信息。但独立来看，即使仅凭这一原理也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并对社交网络用户产生巨大影响；可能有10多亿人会跟“活死人”互动。
韦雷德·沙维特强调说：“其实，我们周围已经满是这种不再活跃的脸书幽灵了。下一个阶段，它们会变成活跃的精灵。它们会发布状态和推文，时常出现。它们会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存在的人。”
沙维特觉得这种未来状态并不理想。她说：“从前，人们只会用奢华的宫殿、金字塔或者纪念碑等，长久地纪念那些最富有的人。但是，要是给每个死去的人都建一座金字塔，今天的埃及会是什么样子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坚持以虚拟存在的形式来纪念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谁能适应并跟这些实体互动呢？”
沙维特继续说道：“比方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亲人，而且我们非常重视她留下的虚拟实体。我们可以继续在社交网络上和她聊天，就好像她还活着一样。听她的建议，回忆她曾经的样子。但总有一天，我们也将离去。所有认识她的人也都将离去。那这样一个虚拟的幽灵还有什么价值呢？日后，没人会去祭拜那些有形的坟墓。总有一天，大家会没兴趣跟那么多已经死去的人互动。除了人类学家和未来研究死者文化的科学家，没人会在意那些幽灵。”
到时候，我们就只能被虚拟的“僵尸”包围了吗？这些“僵尸”不能独立思考，还总用那些没完没了的陈词滥调来骚扰我们的生活。我们注定要面对这些吗？除非脸书等社交平台采取预防措施，否则我们在一开始的几年里将无法避免这样的烦恼。所以，未来，或许就是几年以后，脸书可能就会添加新功能，让用户决定是否想跟死去的朋友保持联系，或者在发来的好友申请中添加一个自动的垃圾邮件警告，屏蔽那些已经离去的用户。
这种网络幽灵只是死者的廉价仿制品，也许未来几十年都会一直存在，除非算法最终先进到可以进行智能的讨论。
融入社会的幽灵
从长远来看，最先进的虚拟实体可能会先识别并分析真人的过去来学习如何应对新情况。这样的虚拟实体能够融入社会。孩子可以跟去世的父母继续交流，获得某种形式的可靠建议，甚至是关爱。各大公司也会继续存储其高管的记忆和人格结构，创建一个“智囊团”（如果成真，应该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可以为公司的现任管理者们提供随需应变的建议。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审视虚拟实体的法律权利。如果驱动这种实体运作的仅是某种模仿死者行为模式的算法，那就没理由授予它们和真人一样的法律地位。但是，它们的法律地位又显然应该有别于目前那些没有生命的普通计算机或一般的物件。
为了理解这一法律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还是来看图派克·夏库尔的案例。你可能还记得，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图派克的全息图在台上热情舞蹈，反应灵敏，几乎在人们的眼前复活。与其同台的是著名说唱歌手Dr. Dre。1996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图派克和Dr. Dre正身陷法律纠纷。图派克会同意跟Dr. Dre同台吗？可能不会。不过，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他还活着，这可能是违背他意愿的。
如果有朝一日，数据处理算法先进到可以创造出一种人工智能来模拟死者生前的决策模式，并以此呈现其人格，那么与死者相关的伦理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美国老人去世了，留下遗嘱要求他的信托基金每月向共和党捐款1000美元。管理信托基金的儿子听从父亲的指示，还激活了他父亲的虚拟克隆体，偶尔说说话，就像跟自己的父亲聊天一样。几个月过去了，算法阅读了网上新闻后，发现共和党背叛了其选民（当然，这只是个纯粹的假设）。虚拟的父亲联系儿子，要求他马上停止捐款，并把钱转捐给民主党。
儿子有法律义务去实行变更吗？更有意思的是：从道德层面来说，他该这么做吗？模仿人类思维的实体应该有跟真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吗？
以后几十年中，人类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其实，问题还不止这些。
宗教
宗教领袖们会对这些虚拟实体作何反应？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比较宗教系的讲师、著名希伯来语博主托马尔·珀西科（Tomer Persico）博士说：“以色列的很多宗教领袖可能会认为数字实体代表了人类灵魂向物化和世俗化又迈进了一步。这样说来，如今，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灵魂只是一些物质成分和神经网络的综合体。
与此相比，数字实体也不会给宗教带来更大挑战了。今天就有人认为，人类的主观体验不过是大脑内部化学反应的结果而已。宗教领袖们已经不得不面对这种信念了。现在，他们需要区分大脑和灵魂。而计算机已经在努力模拟两者了。”
珀西科认为，宗教领袖们对此项技术的态度会有两种：有些人会不屑一顾，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一种新的世俗威胁。他说：“如果技术大获成功，而且很多宗教团体的人都开始用它，那么宗教领袖们就会开始积极反对。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也排斥智能手机一样。他们可能将其定义为可怕的异端邪说、一种假扮上帝的妄想、一种伪造和盗窃人类灵魂的行为。”
珀西科认为，还是有些宗教领袖会相对平静地接受这项技术。“我猜想，他们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一种愚蠢的尝试，是试图将生命注入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里。可能就直接忽略了。说到底，对他们来说，一个人就是一个灵魂。没有灵魂的根本就不是人。”
珀西科还认为，除了恐惧或者轻蔑，还会兴起新的宗教运动，视这些数字实体为神圣。他说：“其实，今天也有新型的宗教运动和具有宗教特征的群体认为，技术是永生的关键。雷尔教派（一种相信外星人通过技术手段创造了人类的邪教）就是个例子。在我看来，普通人中间也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些新的习惯做法。比如在家里的‘神龛'中供奉已故亲人的电子克隆体也不是不可以的。”
想想看，即便以后有些宗教派别会将技术神圣化，还是可能有宗教极端分子对这项新科技大打出手。正如珀西科提到的，有些人会说克隆和人为地让人类延续的做法只是在用罪恶的方式显示傲慢，是在试图挑战“上帝的意志”。其他人则可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进行论证，（以某种理由）指出要维存那些“活死人”，就会消耗本应该由活人享有的资源。
大部分极端主义者也只会抱怨和咆哮，然后拒绝使用这种新技术。
不过，也有人会选择忠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积极地反对虚拟实体。要想知道他们以后会做什么，我们需要先猜猜这些未来实体的存储方式。
信息存储
托管所有这些虚拟身份将需要非常高效的数据存储能力。2000年，微软研究实验室的前研究员戈登·贝尔（Gordon Bell）和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发表报告，粗略估计了要实现数字永生所需的信息量。
具体的数量值取决于需要存储的数据性质，从每个虚拟实体75千兆字节（假设每天只保存一些书面文本和几张图片）到1万兆字节（假设以每秒4.3兆字节的DVD记录整个人生）。要知道，1万兆字节相当于100万千兆字节，大约是普通家用硬盘可用内存的2000倍。
大部分人不会一天24小时用DVD记录生活。但是，存储那些更重要的实体，那些花了多年从多角度积攒信息的实体，会需要大量的数据。
其实，今天就可以存储这么多的数据。但是需要一个专门的服务器群和足够的电力来运行它，还需要持续的冷却（因为硬盘会释放大量的热量）和维护。
因此，未来要储存这些数字实体可能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如果存储技术和数据维护技术没有重大突破，那么虚拟实体就会储存在大型服务器群中，可以通过互联网跟其他媒介和用户交流。很可能也会有备份，这应该是不可或缺的。第二种，也是可能性更大的一种，如果信息存储技术持续进步，再过几十年，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任何人都将可以在自己的硬盘上存储一个甚至十个虚拟人。
虚拟战争
假设虚拟实体存储在昂贵的大型服务器群中，前面提到的那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应该就会开始实施“报复”。他们可能不觉得人类灵魂（至少是那些非常精确的仿品）可以永生并与真正的人类交流是多让人激动的事儿。拥有这些服务器群的公司不得不进行严密保护，防止有人恶意侵入，破坏这些设备。
但是，要是数字实体存储在私人电脑上，而不是集中的服务器群中，那么那种破坏就不会那么伤筋动骨，要提防的就只剩下网络攻击，如计算机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和其他数字害虫等。
除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还会有其他人想破坏这些虚拟实体。年轻的黑客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会试图侵入高管们用作私人助理的原始实体，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它们的行为和对话变得有点儿尴尬。但最糟的情况是黑客修改身份代码，让虚拟实体泄露公司和高管的秘密资料。他们也可能针对教师和有名望的科学家发起这样的攻击。其实这些大部分都会像孩童的闹剧一样，但是有一小部分攻击行为的背后会是老练的犯罪分子。他们会试图欺骗虚拟实体，使其泄露密码和那些不该公之于众的信息。
只要这些没有行为能力的虚拟实体仅被用作个人助理或教师，就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要是被攻击的是那些模拟死者的实体会怎么样呢？直接的结果将是，很多之前与逝者进行的交谈和咨询活动将无法继续。这只是生活中暂时的不便。但是，这就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法律问题：假设黑客破坏了所有原始数据，即删除了所有创建该虚拟实体所用的文本和图像，那么，黑客应该受到什么惩罚呢？他算是杀人凶手还是普通的破坏分子？我们很清楚一个人如果结束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如果这个人销毁了其他人（甚至是已经死去的人）所有的痕迹呢？如果他是用虚拟的方式（就像提线木偶一样）
来冒充死者发送信息，又该如何判决他呢？
虚拟实体算是人类吗？
这一章，我们探讨了虚拟实体融入人类社会的问题，但是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可衡量的专业方面。然而，这些数字个体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可能是智力方面的。它们会迫使我们重新定义人类思维，以区分生物大脑和计算机化的大脑，即便二者至少在有些时候会生产出表面看来差不多的产品。
珀西科也认同：“这项技术对人类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定义人类的真的只是一组思维模式吗？若是如此，人类生命的价值何在？
若非如此，那么人类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人类的价值不止于此，我们是否要回到人类意义的宗教或形而上学理念上去？我认为，当这些技术无处不在的时候，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哲学家，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将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纳夫塔利·提斯比（Naftali Tishby）教授认为，人脑活动的最终表达和虚拟实体功能的最终产物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提斯比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教授，也是神经计算跨学科中心的主任。作为全世界机器学习和大脑研究领域的权威，他没有被人类大脑之复杂吓倒。
他说：“我个人认为，‘人脑'系统背后的机制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成功创建一个能像我一样反应的学习机器，而且它还能提出跟人类一样的见解，做一样复杂的决策，拥有跟人类一样的行为，那我觉得它就是智能的。或者像艾伦·图灵所说的，它与智能系统没有区别，是等同的。”
只要可能，提斯比会很乐意给自己造一个这样的虚拟替身。“如果存在这样一个统计系统，让我看完我和它的聊天记录之后，无法区分它是真人还是计算机，那对我来说，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完美的替身了。要是这个替身能给学生的试卷打分，还能写资助项目申请，那就更棒了！”
那么大多数人最看重的会是什么呢？是难以捉摸的灵魂，还是我们连定义都难以给出的自我意识呢？虚拟实体也会被赋予自我意识吗？它们会被视为和人类一样拥有权利的个体吗？提斯比认为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他说：“我觉得，不能说我们作为有认知能力的生物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生物学特性。很明显，计算的行为是在神经系统中进行的，但是物理介质——它的确切性质，以及计算过程是化学元素还是生物元素支持的——都不重要。关键是算法的运作方式。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输入和输出。我为什么还要关心它的物理或者化学过程呢？”
其实，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就是那些不相信在有形世界的物质和能量之外有任何灵魂或精神存在的人——可能会将虚拟实体视为人类。就像提斯比所说的，说到底，要是生物神经系统和以硅为核心的计算机能产出同样的东西，那它们还有什么区别？而且，目前我们对大脑的理解仍十分有限，我们能证明大脑的功能与我们正在开发的算法不同，并给出有见地的答案吗？
虽然我无法就这些关于虚拟实体的哲学问题给出最好的答案，但我确信，未来数年，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思考这些问题。虚拟实体的存在将迫使我们深入探究目前的思维方式，甚至对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提出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重新理解人类的独特之处（如果真的独特的话）。这将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因为或许有一天，虚拟替身和克隆体会拥有独立行动的能力。
正在以色列荷兹利亚的跨学科中心的实验室研究克隆及虚拟实体的多伦·弗里德曼解释道：“我们认为，要让人们视虚拟实体为真正的生物，这个实体就不能是被动的，它必须是主动的才行。它必须是有生命的，还要具备像人一样的记忆，要有经历，有目标，该有的都要有。具备这些之后，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哲学问题：它是一个真的生物，还是一个仿制品呢？不过这样一来，应该就能造出一种非常高级的模拟生物，有目标，也具备适应能力。这就是当今人工智能的焦点。只要这些想法逐渐成型，人们就会慢慢适应。这倒未必是件好事。”
未来会更早到来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预测社会发展是非常难的。预测未来对人类身份的模拟更难。所以，我只向未来学家请教这项技术何时能够成熟，不问它何时能大范围应用。他们的预估结果分布相对均匀，但是绝大多数人（87％）认为，到2038年会有第一批可以较好模拟人类在电脑上进行文字对话的虚拟实体出现。第一批简单的数字教师会出现得更早。80％的未来学家认为，到2030年，数字教师将取代约10％的人类教员。
人类和电脑、活人和死人的界限什么时候会变得模糊呢？未来学家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主要是社会和哲学层面的问题，而非现有或新兴技术的进步决定的。我个人觉得有点悲伤，因为如果能够做出预测，就可以勾勒出智能革命顶峰的图景：届时，电脑不会再单纯地提供服务；它们会开始在个人的甚至人际交往的层面上模拟人类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这种图景将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
提斯比总结道：“技术成熟的那一刻会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早。也许我在有生之年还有机会看到（采访时，他已经60岁了）。差不多10年前，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提出这种想法，那时候听上去还像是做梦。现在，有这么多人在讨论它，而且有这么多应用程序在做这个，确实有点儿不可思议。当年的梦变成现实的速度比我们想的要快得多。技术发展到‘足够好'的程度，就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就像汽车取代了几乎所有的马车，电脑也取代了几乎所有的打字机。”
提斯比、戈登·贝尔和詹姆士·格雷已经谈过了创造虚拟实体所需要的技术水准。他们还预言，以后的虚拟实体会越来越先进，直到有一天和真人难分彼此。到那个时候，作为生物的人类就不再独特了。社会也将包含虚拟实体。虽然这些虚拟实体没有生命，但它们却能模拟有生命的人类。
智能革命达到顶峰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解答那些关于死者、生者，以及来生的问题，还要探究我们的社会要用何种方式作答。这些都不是无聊的假设。看图派克和格特的案例就会发现，类似死而复生的事情已经在社会中实际存在了。
未来几十年，司法和道德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将面临因此而来的挑战。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再过不到50年，在另一个世界的“我”可能就需要他们的帮助。
是梦吗？
我们真的能看到数字实体模仿人类，甚至在真人死后还能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模拟人的算法出现。正因为如此，本章所描述的预测尚需更大的信心，去相信计算机技术还能以过去几十年那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其实，这种信心也是智能革命的重要前提。如果人们的信念走进了死胡同，那么本书所描述的很多预测都会成为泡影。人类也无法再奢望跟那些虚拟世界中的人交朋友了。
即便真的创造了数字实体，也达到了高度先进的水平，很多人可能还是不会用它模拟自己，无论活着时还是死后都不会用。如果数字实体能够自主决策，能够像人类一样选择自己的行为，人们可能更不会用它。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实体是有生命、有意识的。它们甚至可能对生活在计算机之外的人类宣战。这些担忧，甚至是这些担忧被具体化的场景，可能会让创造复杂数字实体的趋势停下来。
第二篇总结
前几章中，我描绘了智能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之后，计算机将可以模拟人类思维产物，重建人类的全部行为，并像人类本身一样与其他人交互。
这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工业革命就带来了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例如，机械织机生产出大量廉价的面料；有了蒸汽机之后，连中产阶级也能负担起悠闲的远洋之旅了。同样，智能革命也会带来丰富的生活，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前人梦寐以求的高质量生活。现在大部分依赖与人对话的工作都必然成为计算机程序的天下。这些程序应付这样的对话会比人类更快、更高效，也更得体，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各公司也可以节约一些客服所需基础设施的支出，然后降低产品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除此之外，计算机还将具备更多功能，承担之前只有人类才能胜任的工作。它们可以做客服代表，做比人类更成功的医生和科学家，撰写新闻稿，甚至在我们的道路上驾驶汽车。从长远来看，它们可能会监督我们的全部生活，引导我们走向幸福和成功，同时在虚拟世界中维存我们死去的故人，让他们复活。
现在的问题就是：人类还能干什么呢？
其实，工业革命也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潮。机械织机替代了织工。蒸汽机出现后，也不再需要人力划桨了。同样，沃森机器人和同类产品的应用也会在短期内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因为许多白领岗位会被电脑取代。
届时，那些被科技围剿的卢德派（19世纪英国反对工业革命的社会运动者）将复活。这些人就是现在的客服代表、接线员、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司机、新闻撰稿人，以及会计和其他很多白领。很多人会意识到，电脑的工作表现突飞猛进，雇主们为了削减成本，会更多地选择算法而不是人工雇员。裁员人数只会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项技术的敌意和厌恶。除非可以让所有这些人重新就业，否则我们有可能陷入反技术革命，与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智能革命大相径庭。
但是真的有必要担心吗？其实旧岗位被新岗位代替是从来就有的，也是必然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也描述了这种动态。弗里德曼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员工数量增加会导致薪酬下
降，但知识型员工的下降幅度可能会小于低技能员工”。原因在于，知识工作者（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等）总会带来新的理念。他们会开发出市场上可以采用的新奇产品。这些新理念在市场上应用得越多，相邻生态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新专业和领域蓬勃发展起来。
同样，有些人可能会说，正因为有了足够智能的电脑，才会有新工作成长的土壤。一开始无疑会是这样的。其实，过去几十年就是如此。
例如，Excel专家取代了专业的制图人员。虽然工业革命确实让大部分农业岗位消失了，但它带来了更多城市内工作岗位，从股票经纪人到清洁工。智能革命不会也带来类似的职业更替吗？
答案是，工业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适用于智能革命。一开始，我们让机器去执行各种重复的任务，我们需要自己控制和规范它们的操作。随着智能革命的展开，我们将赋予机器控制自身和其他机器的能力，它们的表现还要胜过人类。但我们失去了相对于机器而言最主要的优势——思考能力，我们的效率也必将败下阵来。矛盾的是，今后几十年，人类相对于机器的唯一实质性优势可能就是执行诸如疏通下水道等枯燥的机械任务时会更灵活、更有效而已。
过去200年出现过一些看起来不证自明的假设。如果不看这些，未来的局面将变得更加黯淡。200年来，每位政治家都已清楚地看到，国家的福利和力量取决于其公民的身心健康，取决于公民是否能够激发潜能，造福国家。但是，当计算机取代一部分人，让一些公共部门变得冗余，会发生什么呢？欠发达国家会有兴趣投入巨额资金和资源，去帮助改善那些数以亿计的贫穷、生病和无知的公民的生活吗？还是说，他们会更关注先进计算机和人类的“前沿”——计算机操作者呢？
这种严峻局面可能在一些国家是真实存在的。但我预计，很多别的国家会面对相反的局面：穷人不会被弃之不顾，因为技术效率将渗透到社会下层。智能计算机不会是富人和上层人士的专属。它们会出现在服务、教育，甚至科学领域，发挥其高效和低成本的优势，通过未来几十年将构建的通信和网络系统来造福穷人，成本也比人类自己提供这种服务要低得多。
由于这种信息技术的涓滴效应，穷人也能获得教育和信息服务，甚至能用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的3D打印机生产药品和物理辅助设备。这就需要将西方普遍使用的有线和无线网络进行升级。然而，与对人类的潜在回报相比，这只是很小的付出。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我们仍然是人类的情况下才成立。但我相信，我们终将改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超越人类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迄今为止所依赖的所有定义和基本假设都会很容易改变。关于这一点可以阅读与第三场革命——生物革命相关的章节。
注解：
[1] 美国的一档电视智力竞赛节目，该节目采取独特的问答形式：参赛者必须根据以答案形式提供的各种线索，以问题的形式做出正确的回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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