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

4 年前

Ⅰ 氧气面罩

我们都默认永远不会用上氧气面罩，正是带着这样一种讽刺，氧气面罩才被供应。

登机之前，我收到一位亿万富翁的邀请，在伦敦一家俱乐部与他共进午餐。有人跟我保证，他是个信得过的自由主义者。他穿一件开领衬衫，给我讲他正在开发的一种软件，帮公司预测哪些员工最有可能在未来背叛他们。我们原本还要讨论他考虑创办的文学杂志，可惜在谈到这个话题之前我就必须要离开了。他坚持给我叫了一辆到机场的出租车。我快要误机了，行李又重，正好用得上。

这个亿万富翁殷切地给我勾勒了他人生故事的轮廓。

故事的开始平淡无奇，结局是——显而易见——他成了今天坐在桌子对面的这个男人，悠游自在，衣着考究。我好奇也许他真正想当的是一名作家，文学杂志只是他的入场券而已。很多人想成为作家，花钱打入这个圈子没什么不可以，这个男人用钱实现并摆脱过许多事情。他提到正在筹划的项目是让人们的私生活彻底摆脱律师。他还在规划建立一座大型风力漂浮农场，大到所有运营与维护的人员都能住在上面。这个巨型平台将在远海搭建，那些扎眼的涡轮机将被转移，离开他监测项目所在的海滩，因为他碰巧在海滩上有幢房子。周日他在一个摇滚乐队打鼓，纯属娱乐。他的第十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考虑到他和他妻子曾经在危地马拉收养了四胞胎，这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糟。他说的一切都令我难以消化。服务员不停地端上更多东西：牡蛎、珍馐、美酒。他就像一个面对太多圣诞礼物的孩子一样容易分神。送我上出租车时他说，祝你在雅典玩得开心，可是我不记得告诉过他我要去哪儿。

飞机停在希斯罗机场的跑道上，整架飞机的人都在沉默地等待被送上天空。一位空姐站在过道，跟着广播用道具做示范。一群彼此陌生的人被捆在座椅上沉默着，如同礼拜仪式上沉默的信众。她向我们展示带小管的救生服、紧急出口还有用透明管子吊着的氧气面罩，提醒我们可能发生的灾难与死亡，就如神父提醒信众关于天堂与地狱的种种细节。没有人跳起来逃跑，我们只是听着，或者似听非听地想着其他事。这种例行公事的演示很难让人联想到厄运，没有人觉得无情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当广播开始讲到氧气面罩，仍然没有人打破安静，没有人抗议或是反对劝诫所说的“人应当在照顾好自己之后再照顾他人”，当然我也不确定这句话的正确性。

我的一侧坐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孩，懒洋洋地垂着膝盖，肥大的手指在游戏手柄上飞速移动；另一侧坐着一个矮小的男人，穿着淡色的亚麻西服，皮肤晒成深棕色，头上有一缕银发。外面，盛夏的酷热停滞在跑道上。机场的小车在平地上奔驰，像玩具车一样滑行转向。再远处，银色的高速公路呈条状，闪闪发光，像溪流被颜色单调的田地围绕。飞机开始轰鸣着向前移动。窗外的风景像是解冻了，先是缓慢地流过窗子，然后加速，直到飞机努力又略微犹豫地升起，与地面分离。有一瞬间，我感觉飞机起飞像是不可能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

我右侧的男人转过来问我来访雅典的原因，我说是去工作。

“希望你去的地方离水近些，”他说，“雅典会很热的。”

我说恐怕不近。他挑起眉毛，额头上银色的眉毛像石头上的野草，出人意料地狂乱。正是他这点古怪之处促使我回答他的问题。有时候，出人意料的事就像是天意。

“今年热浪来得早，”他说，“往常要再晚些时候才让人受不了。如果你不习惯的话可能会很难熬的。”

剧烈震动的机舱中灯陆陆续续地亮了起来。周围响起门打开又摔上的声音，东西叮当碰撞，噪声巨大，人们开始活动、说话、起身；一个男人正在通过内部通话系统说话；机舱中弥漫着咖啡和食物的气味；空姐在铺着地毯的过道上昂首阔步，快速走过时丝袜摩擦发出响声。邻座男人告诉我，他每一两个月就这样飞一次。他之前在伦敦梅费尔有一套公寓，“但如今，”他用实事求是的口吻说，“我宁愿待在多尔切斯特。”

他说一口优雅纯正的英语，但似乎有些不自然，像是有人用画笔和颜料仔细把口音涂在他身上似的。我问他国籍是什么。

“我七岁的时候被送到一所英国寄宿学校，”他回答，“你可以说我有英国人的习性，但骨子里是希腊人。

我听说，反过来的话要糟糕很多。”

他继续说，他父母都是希腊人，后来全家都搬到了伦敦——他们、四个儿子、他们的父母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开始按照英国上流阶层的方式生活，把四个男孩送出去上学，家里成了经营人脉的社交场所，贵族、政客、商人络绎不绝。我问他们身为异乡人是如何融入这个阶层的，他耸了耸肩。

“钱就是通行证，”他说，“我父母是船主，家族企业是家跨国公司。不过我们到现在还住在他们出生的那个小岛上。这个岛虽然离一些著名景点只有举手之遥，但你绝对没听过。”

咫尺之遥，我说，你说的应该是咫尺之遥。

“请见谅，”他说，“当然，我是说咫尺之遥。”

他说，像所有人一样，他的父母早已脱离了自己的出身，和其他有名有钱的人一起搬到了与世无争的富人区。

不过，他们还保留了岛上的一座大房子。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那栋房子是他们的家，但到了该送儿子们去上学的时候，他们搬到了英国，建立起新的人脉。他很是骄傲地说，有些关系甚至能打通白金汉宫。

他们家一直以来是岛上最显赫的家族：父母的联姻将当地的两支贵族结合起来，除此之外，两股轮船资本也进行了合并。但特殊的是当地的母系文化，享有家庭权威的是女人而非男人；家庭财产从母亲传给女儿，而非父亲传给儿子。那个男人说，这种文化造成的家庭冲突与他之后在英国遇到的截然相反。在他的童年时代，自己身为男孩就已经很令人失望了，而他作为一连串失望的最后一个，遭到了更极端的对待。他母亲宁愿相信他是个女孩：他被留成长卷发，套上裙子，他的名字是父母为期待已久的继承人起好的女孩的名字。邻座男人说，这种特殊情况，是有历史渊源的。自古以来，这座岛的经济就依赖海底海绵的开采。部落的年轻男子学会了海底深潜，但这份工作很危险，导致他们的寿命非常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丈夫接二连三地去世，女性掌握了经济控制权，并把控制权传给了她们的女儿。

“我父母最鼎盛时期的世界是令人很难想象的。某种程度上十分快乐，换个角度看却冷酷无情。举个例子，我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个男孩，出生时头部受了损伤，家族搬迁的时候，他们就把他留在了岛上，找了一个又一个的护士照看他。相隔太远，通信又不便，恐怕没人问过护士是否称职。”

他还住在那里，身体日趋衰老但头脑还和婴孩一样，当然了，他无法讲述自己经历了什么。与此同时，男人和他的兄弟们进入英国公立学校读书，学着像英国男孩一样说话思考。他被剃掉了卷发，倒是令他长舒了口气。他在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了残酷，也第一次体验了新的苦痛：孤独、思乡，思念母亲和父亲。他在胸前口袋中一阵翻找，拿出了一个黑色的软皮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他父母的皱巴巴的黑白相片：父亲僵直笔挺，穿着合身的礼服，扣子一直系到脖子；头发中分，眉毛粗大平直，卷曲的胡子无比浓黑，看起来格外凶猛。站在他身边的女人不苟言笑，脸像一枚硬币一样圆滚僵硬，难以捉摸。照片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拍摄的，在他出生之前。那时他们的婚姻已经不再幸福，他父亲的凶狠和母亲的顽固名不虚传。他们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巨大的意志力的较量，没有人能成功分开这对对手；只有一次，很短暂，是在他们死的时候。他淡淡地笑了笑说，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与此同时，空姐推着一个金属推车沿着走道缓慢前进，给乘客分发塑料盘装的食物和饮料。她走到我们这排，传过来白色的塑料托盘。我递给左边的男孩，他一声不吭地用双手抬起游戏手柄，好让我放在他面前的折叠桌上。我右手边的邻座和我打开托盘上的白色塑料杯倒茶。

他开始问我问题，像是有意这样做。我不禁好奇他从哪儿跟谁学的这一套，因为很多人从来都学不会。我说我住在伦敦，最近刚搬离市郊，我和我的孩子在那栋房子里住了三年。往前的七年间我们和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换句话说，那栋房子曾经是我们的家，而我眼看着它变成了一座坟墓，再也分不清它埋葬的是现实还是幻觉。

我们停下来，喝了会儿茶，吃着软蛋糕一样的小饼干。窗外是一片接近黑暗的紫色，引擎持续轰鸣着。飞机舱内更黑了，头顶的阅读灯光线交替。我看不清邻座的男人，他的脸在亮着微光的黑暗中似山谷与沟壑相间，奇特的鼻峰从中间崛起，在两侧投下深深的阴影，因此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他嘴唇很薄，嘴很宽，微张着；人中很长很厚，他总是用手摸那里，即使笑也从不露齿。我回答他的问题说，我无法说清楚我的婚姻是为什么结束的。婚姻可以是很多东西：一种信仰，一个故事。尽管它体现在真实的事情中，可最终，驱动婚姻的力量是神秘的。到头来，失去的那套房子才是真实的，它作为一个地理位置，承托着逝去的东西，而我想它也代表着一种希望，希望这些东西在未来的某天还会回来。从那栋房子中搬离也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宣布等待结束了，我们不再居留于从前的门牌号、从前的地址。我告诉他，我的小儿子有个非常讨厌的习惯。如果你和他约好见面，他到了你还没到，他会立刻离开那个地方去找你，直到因迷路而灰心丧气。“我找不到你！”他之后毫无例外会这样委屈哭诉。但其实找任何东西的唯一希望正是等在原地，在约好的地方耐心等候，只是看你能坚持多久罢了。

“我总觉得，”邻座男人顿了一下说道，“我第一次婚姻结束于最为愚蠢的原因。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有人推着装满干草的推车从田野中回来，满满当当的，不翻车都算奇迹。车子上下跳动、左右摇晃得令人心惊，但不可思议的是从不会翻车。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辆车翻倒，干草撒了一地，人们跑来跑去喊叫着。我问是怎么回事，一个男人说车被路面上的凸起撞翻了。我一直忘不了那个情景，这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可避免，但又那么偶然。我和我妻子也是一样，我们撞到了路上的一个凸起，然后翻车了。”

他现在意识到，那段关系是幸福的，是他一生中最和谐的一段关系。他和妻子十几岁时相遇，很快就订婚了。

他们从未吵过架，婚姻却在唯一的一次争吵中崩塌。他们有两个孩子，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一栋在雅典郊区的大房子，一套位于伦敦的公寓，一处日内瓦的房产；他们养马，滑雪度假，有一艘四十英尺^[1]长的快艇停泊在爱琴海上。他们还太年轻，以为一切还会指数增长下去，以为生活只会一路延展，并在延展中撑裂所有之前用来装盛它的容器。那次吵架之后，他不愿就此搬离那栋房子，便去那艘泊着的游艇上住。那时正值夏天，游艇很豪华，他可以游泳、钓鱼、宴请朋友。有那么几周，他生活在纯粹的幻觉中，说白了其实是麻木，像是受伤之后的那种麻木，疼痛还未蔓延开来，但缓慢而持续地穿过止痛药的浓雾。

好天气消失了，游艇变得冰冷难忍。他的岳父召他开了一次会，要他放弃所有夫妻共有财产，他同意了。他当时三十六岁，觉得自己血液中仍跳动着拔节增长的力量，觉得生活仍在努力打破之前的容器。他可以从头再来，只不过这次他想要他曾经拥有的东西。

“不过我后来发现，”他摸了摸厚厚的上嘴唇，“这比说起来要难。”

当然了，一切并没有按他预想的发生。路上的凸起并不仅仅颠覆了他的婚姻，而且把他甩到了完全不同的路上，一条毫无方向的漫长的远路，一条不属于他的路，直到今天他觉得自己仍在这条路上跋涉。就好像一个掉针让整件衣服开线，要想追溯所有事情的源头，找到出错的地方，绝非易事。然而这些事构成了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

从他第一次婚姻结束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而那段生活离他越远，也变得越加真实。或者说不是真实，之后发生的一切也足够真实，他想说的是真切：他第一段婚姻的真切是之后再未有过的。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那段经历更加代表了一种归宿，一个他渴望回去的地方。可是当他诚实地回忆那段经历，尤其是当他与前妻交谈时——现在很少了——之前的那种压迫感又回来了。在他看来那几乎是一段身不由己的生活，他迷失在其中，被吸了进去，正如你被一本书吸引，与角色一起亲历书里面的情节。而从那以后，他再也无法让自己完全入戏，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相信了。也许正因如此，因为信仰的缺失，他才渴望过去的生活。不管怎样，他和他妻子曾经共同经营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他们一起扩充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生活顺从地回应他们，并给予丰厚回报，他现在终于认清了，这给了他打破一切的勇气。现在看来，那时自己的确过于漫不经心，总以为会有更多等着他。

更多什么？我问。

“更多——生活，”他说着张开手，做出索取的手势，“更多爱意，”他顿了一下又说，“我想得到更多爱意。”

他把父母的照片放回钱包。窗外一片漆黑，机舱中人们阅读、睡觉、谈话。一个穿着宽松短裤的男人在走道里来回走动，晃动着肩膀上的婴儿。飞机像是静止了，几乎不动；舱内与舱外几乎没有相互作用，没有摩擦，很难相信我们正在前进。头顶的灯让人们看起来丰满而真实，他们的细节如此不加修饰，如此客观，如此清晰。每次那个抱着婴儿的男人路过，我都能看到他短裤上成片的褶皱，他的胳膊上覆盖着粗糙的红色汗毛，脸上长满雀斑，T恤向上皱缩，露出上腹层叠的苍白皮肤。他肩膀上的婴儿柔软的小脚皮肤微皱，小小的后背隆起来，头上细软的胎毛卷曲着。

邻座的男人又转向我，问我去雅典做什么。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他询问的刻意，就好像东西从手中掉落，他训练自己捡起来一样。我想起我儿子还小的时候，他们会故意从高高的座椅上往下扔东西，只为看它们掉落地板，乐此不疲。但是后果也同样严重，他们会低头看着掉落的东西，一块饼干或是一只塑料球，然后因为看不到它们回来而变得焦躁。最终他们会大哭，并发现这样掉落的东西就会回到他们身边。我总是惊讶他们会乐此不疲地重复这一系列动作：东西一旦回到他们手中，他们会立刻再次扔掉，探出身子看着它掉落，开心和失落的程度都丝毫不减。我一直以为他们最终会意识到痛苦是不必要的，并因而选择避免，但他们从未如此。痛苦的记忆毫不影响他们的选择：恰恰相反，痛苦促成重复，因为正是痛苦的魔法把丢掉的东西变了回来，让他们能够再次体验扔掉东西的快乐。如果我在他们第一次扔东西的时候拒绝归还，我想他们将学到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过我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是个作家，去雅典教一门暑期学校的课程。课程题目是“如何写作”，由几位作家同时授课。既然写作没有固定的章法，我们给学生提的建议很有可能互相矛盾。我被告知大部分学生是希腊人，不过因为课程设置，需要他们用英文写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他们用什么语言写作都可以，这对我来说都一样。有时候，没有起承转合，表达反而更简明。教课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已，我在雅典的时候可能还会去见一两个朋友。

“作家……”，邻座男人咕哝着侧过头。这动作要么是在表达对这一职业的尊敬，要么就是对它一无所知。我刚在他身边坐下就注意到他在读一本翻得很旧的威尔伯·史密斯，而他现在说，这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阅读品位，不过他承认自己确实对小说缺乏鉴别能力。他喜欢读信息量大的有指南性质的书，他确信自己在这方面的品位并不粗浅。他可以辨认优秀的散文，比如，他喜欢的作者之一是约翰·朱力斯·诺维奇，但他承认在小说方面素养不高。他从座椅口袋里抽出威尔伯·史密斯，扔进脚边的公文包，像是要与它断绝关系，想让我忘记看到过这本书。巧的是，我早就不再认为文学是一件值得骄傲甚至高不可攀的事了，我没有兴趣论证一本书好于另一本。事实上，如果我读到什么我很钟爱的书，我反而越来越不愿提起它。我自觉对的事情，不必去说服他人认同。我不再想要说服任何人相信任何事了。

“我第二任妻子，”邻座男人又说，“一辈子没有读过一本书。”

他继续说，她无知蒙昧到连基本的历史和地理知识都不懂，她会在别人面前出言不逊，让人难堪，而且一点羞耻感都没有。反过来，当别人说起她不懂的事情她会生气：比如，一个委内瑞拉的朋友来访时，她拒绝相信有这样一个国家存在，因为她没有听说过。她是英国人，精致优雅，漂亮得让人不由得相信她有一定的内在修养。她的确有出人意料的地方，却不是令人愉快的那种。他经常请她父母来住，就好像研究她的父母能帮他破解她身上的谜团似的。他们会来岛上的祖屋，每次待上几周。他从未见过如此乏味的人，无聊到了极致：不论他如何处心积虑地刺激他们，他们都像一对扶手椅一样毫无反应。最后他变得很喜欢他们，就像人可以很喜欢一对扶手椅一样。尤其那位父亲的沉默寡言是如此的彻底，男人渐渐明白，他一定受过什么精神创伤。想到这些他不由得心生同情。若是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注意到这个男人，更不用说琢磨他沉默的原因了。然而现在，在他认识到岳父的痛苦之后，他也开始看到自己的痛苦。这听起来不足为道，但毫不夸张地说，他觉得这一认识成了自己一生的轴心：

当视角回旋，他回过头看他走过的路，像一个登山者转身看脚下的山，而不再只顾一心攀登。

早些时候——早到他都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了——他在一个故事中读到几句令人难忘的话。故事讲述一个男人试着翻译另一个更有名的作家写的故事。邻座男人说，那几句话他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翻译说，一个句子诞生于这个世界上时不好也不坏，但一个句子性格的塑造则要靠最精细的推敲。这个过程要靠直觉，夸张和蛮力会带来毁灭性的作用。那几句话是讲写作的艺术，但行至中年，他开始发现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生活的艺术。不管在哪里，人们都被极端的个人经历摧毁，他的岳父岳母似乎更能说明这点。他妻子明显高估了他富有的程度：那艘游艇吸引了她，那正是他之前逃避婚姻时的藏身之处，也是他从那以后的唯一财产。她对奢侈生活的欲求是无止境的，于是他开始前所未有地盲目拼命工作，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开会，到处飞去谈判、交易，冒越来越多的风险，给她提供她认为理所当然的财富。他其实是在制造一个幻觉，但不论他做什么，幻觉和现实之间的落差都无法缩减。他说，慢慢地，现实真实的样子和我想要它成为的样子之间的落差开始侵蚀我，我感觉自己逐渐变得空洞，就好像我一直在靠之前的储备生活，慢慢缩减、消失殆尽。

而现在，他贤惠的第一任妻子，他们之前健康富有的家庭生活，还有他们共有的过去，这一切开始让他喘不过气来。他第一任妻子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再次结婚了。自从他们离婚，她迷上了滑雪，一有空就去北欧的山里。没过多久，她宣布自己和一个莱彻的滑雪教练结婚了。她说，是他让自己找回了自信。男人承认，他们的婚姻到今天仍完好无损。但他们刚结婚时，男人开始认识到他犯的错，开始努力和他的第一任妻子重建联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时还很小，他们保持联系毕竟也算正常。他模糊地记得在他们刚刚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是她总想联系他。他还记得他决意不接她的电话，同时热切地追求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已纵身跃入新世界，而这里几乎没有他前妻的位置。她就像是纸牌人一样滑稽，和疯女人一样，他如此说服自己和其他人。然而现在找不到人的却是她：她从寒冷的阿尔伯格雪山上俯冲而下，在那里也同样没有他的位置。她不接他的电话，接了也是语气生硬，心不在焉，说她有事在忙。他不再能够从她那里获得肯定和认同，这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因为这让他失去存在感。毕竟他的自我认同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才开始建立的。如果她不再认同他，那么他是谁？

他说，奇怪的是，即便现在事情早已经过去了，他和他第一任妻子现在有更多的交流，然而她只要说话超过一分钟他还是会感到厌烦。他毫不怀疑如果她从雪山上跑回他身边，同时他也回心转意，她还是会和以往一样迅速惹恼他，导致他们的关系再次破裂。现实是他们各自变老，当他和她说话时，他能很清楚地想象他们本可以共度至今的生活。就好像路过曾经住过的房子，它仍存在，仍然结实，而不知为何这让它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

一旦事物失去外在的依托，将变得不再真实：他妻子的存在对他的生活而言如同房屋的结构，起着承托作用。这结构有它的局限，他和她通话时感受得到。但失去这种局限的生活令人精疲力竭，成了一长串的消耗——物质的，感情的——就好像三十年间从一个酒店辗转到另一个酒店。

拖垮他的正是这种无常、无家可归的感觉。他多年以来都想摆脱那种感觉，给自己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而一直以来，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的家——他的妻子——站在那儿，本质未变，只是已经属于其他人了。

我说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对他第二任妻子的印象连第一任的一半都不到。说真的，我并不能完全相信他的描述。她就像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被铺陈开来，但说到底，她哪里做错了？她从未假装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不像男人假装自己富有。因为别人对她的欣赏完全建立在她的美貌上，她想给自己加个价码也很正常，也可以说是合理的事。至于之前提到的委内瑞拉的问题，他凭什么决定一个人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我敢说，有很多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正如委内瑞拉对他漂亮的妻子来说不存在一样。男人听着我的话，紧紧地锁着眉头，以至于他的下巴两侧都出现了小丑般的皱纹。

“我承认，”他停顿了很久之后说道，“在这件事情上，我多少有些偏见。”

事实上，他无法原谅他第二任妻子对待他自己孩子的方式。孩子们通常在岛上的祖屋和他们共度假日。她尤其嫉妒最大的男孩，批评他的一举一动，着了魔一样地监视他，令人瞠目结舌。她还总让他在房子里干活，只要一发现混乱的地方便斥责他。只要是她认为不正当的行为，她就要行使权利惩罚他。有一次，他回到家发现男孩被关在房子最底层一个墓穴般的地窖里，那地方一直以来都阴森黑暗，他从小就很害怕去那儿。男孩侧身躺着，浑身发抖，告诉父亲说自己因为在餐桌上没有把饭吃干净而被关在这里。他发现，妻子把自己承担的所有累赘、遭受的所有不公，都集中发泄在了男孩身上。而男孩也证明了她不是走进他的世界，永远也不会是，至少对他而言是如此。

他永远无法理解她为何一定要居于首位，他在遇到她之前确实还有一段人生，可那不是他的错；但她似乎越来越下定决心要摧毁那段历史，摧毁他的孩子们——那段历史留下的不可磨灭的证据。那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个男孩，这非但没有改观，反而让她变本加厉。她指控他爱他们的孩子不如前妻的孩子那么深；她时刻监视他，寻找他偏袒的证据，而她却明目张胆地偏袒自己的孩子。她也常对最小的男孩发脾气，好像折磨另一个孩子能显出她的公平。到最后，她多多少少也放弃了自己的儿子。当时他们在岛上度假，她父母——那对扶手椅——也在。如今他越发地喜欢他们了，因为他同情地看到，他们的单调乏味恰好可以解释他们女儿龙卷风般破坏性的性格。他们像是常被暴风袭击的地带，生活在永久的半绝望之中。他妻子坚持要回雅典，估计她在岛上很无聊，可能有派对想要参加，有事情想做，她厌倦了夏天总在这陵墓般的祖屋中度过。此外，她父母不久之后也要从雅典飞回去，这样他们可以一起走，把大点的孩子留在这里给管家照顾。男人说他现在不能去雅典，他不可能丢下自己的孩子，他们还要再一起待两到三周。他只有这么一点时间和孩子共度，他怎能丢下他们呢？他妻子说，如果他不一起走，他们的婚姻就算结束了。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较量：终于有人要他做出选择，当然，他根本没有选择。他觉得这完全不可理喻，他们大吵一架，最终他妻子带着儿子和她父母登上一艘船回雅典了。离开之前，他岳父破天荒地开口说话了，说能理解他的选择。那是邻座男人最后一次见他们，差不多也是他最后一次见他妻子。她和父母回到英格兰，在那里向他提出离婚。她雇了一位很好的律师，而他发现自己人生中第二次濒临破产。他卖掉了游艇，买了一艘更能反映他的财力的小汽艇。他们的儿子在他妻子再婚之后又回到他身边；她成了家私万贯的英国贵族，发现儿子影响了她的第二次婚姻，正如男人的孩子影响了他的婚姻一样，于是她果断地放弃了儿子。这多多少少有些因果循环的意味。

他说，“沉船事故”发生时有太多东西都会失去。留下来的都是些碎片，而如果你不紧紧抓住那些碎片，大海也会把它们卷走。然而，他仍然相信爱情。爱情几乎能修复一切，即使有不能修复的地方，至少会带走其中的痛苦。

比如你，他对我说，现在你很悲伤，但如果你在爱情当中，悲伤就会停止。我坐在那里，又想起了我坐在高脚婴儿椅上的儿子，想起了他们发现沮丧可以魔法般地把球变回来。就在那时，飞机第一次在黑暗中轻轻地向下倾斜。

内部通信系统中响起广播。空乘开始来回走动，把人们赶回座位。邻座问我要了电话号码，说我在雅典的时候，有机会可以一起吃个晚饭。

我仍然不满意他第二段婚姻的故事。故事的讲述缺乏客观性且过于极端化，而他对极端事件的道德评判往往是不正确的。比如，嫉妒一个孩子是没有错的，尽管这肯定让所有人都十分痛苦。我发现一些关键细节都不可信，比如他妻子把他儿子锁在地窖里；我也对她的美貌保持怀疑，在我看来她的美貌被再次滥用了。如果说嫉妒没有错，那么漂亮也绝对没有错，错的是叙事者用错误的借口将其定义。也许事实可以被定义为正与负之间的永恒均势，但这个故事中，两个极端消解了，被分别分配了敌对的身份。这段叙事一如既往地将一些人，即叙事者和他的孩子，置于光亮之中，而只在需要时把妻子代入，只为进一步谴责她。比如，叙事者昧着良心联系他的第一任妻子，此事被他摆在了让人感同身受的正面位置，但他第二任妻子缺乏安全感——如我们所知，是不无来由的——却被当成是无法理解的罪行。唯一的例外是叙事者对他无聊透顶又饱受摧残的岳父母的爱，这个苦乐参半的细节，让正与负重获了平衡。除此之外，在这个故事中，叙事者的虚荣心牺牲了真相。

邻座男人笑了笑，说我也许是对的。他说，我父母吵了一辈子，最后谁也没赢，但也无人幸免。逃跑的是孩子们。他的哥哥一共结了五次婚，圣诞节他就独自坐在苏黎世的公寓里，边数钱边吃三明治。“和我说实话，”我说，“她真的把你儿子锁在地窖了吗？”他侧过头。

“她总是否认，”他说，“她声称塔基思把自己锁在那儿是想给她惹麻烦。但我可以理解，她想让我去雅典不是无理取闹。”

他没有把故事完整告诉我——事实上，她母亲病了，虽不严重，但是需要去大陆住院，而他妻子的希腊语不好，所以希望他陪同。但他以为妻子和她父亲一起就能应付得来。那么这样看来，和第一个版本中的故事相比，他岳父临别时说的话更加矛盾了。这时，我们应广播的要求都系上了安全带。飞机摇摆向下时，我第一次看到黑暗中，一大片森林般的灯光神秘地升起又降落。

那时候我一直很担心我的孩子，邻座男人说，我无暇顾及自己或妻子的需求，而是会认为孩子们更需要我在，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氧气面罩。当然，在过去几个小时中，它们毫无踪影。我说，我们都默认永远不会用上氧气面罩，正是带着这样一种讽刺，氧气面罩才被供应。我邻座说他发现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但不管怎样，把个人期待建立在平均律^[2]上，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