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垄断
二月一日，陈仪又给台湾人的希望带来了第二次的打击，政府发表了拍卖没收日产的政策，大家立刻都明了了，几乎没有一个台湾人有办法以现金或信用的方式与中国人竞争购买。
民众准备来一个大的抗议集会，陈仪立刻假藉「清理市区」、「加强交通管制」以及「准备庆祝新生活运动」为由，加强警察巡逻以阻止这个抗议游行。
在台湾，传统的中国地主制度是众目昭彰不受欢迎的，很清楚地，比较有效率的日本地主三井、岩崎及皇家经纪人等不久将被孔、宋、蒋三家取而代之。因此民众向行政长官请愿，要求改变拍卖计划让台湾佃户优先购买，并将一九四五及一九四六年所付的租金算在最後的卖价之内，最好能以最高标价打七折的优待价购买，假如他们仍无法购买，那麽政府就拥有没收地的收有权，然後以长期低利租给佃户。
陈仪似是而非地辩称，时代的潮流需要大机械来耕作大田地，台湾人与中国人应该经营集体农场。
当民众继续反对时，二月廿五日行政长官指责台湾人之批评土地政策是「无道德」的，他忿然地拒绝任何争论。
我们已经知道有关陈仪在任福建省主席时，与日本战时的沿海贸易及强有力的中国招商局航运公司（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之间的关系。
当南京一度陷入危机时，岛上经济的基本控制权很明显地落在一群操纵航业、有权隔绝台湾与大陆关系的人的手中。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所有海洋商业，包括外国船只在内都受到严重的控制。台湾航业公司（以没收日本船只之利益为基础）经由台北政府及招商局投资廿万之台币重新组织。陈仪的交通处长任显群变成了仅次於招商局经理徐某（Hsu）的第二号人物。
这是一项巧妙的安排，我们不知道要多少金钱才能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但在这一刻他急需一大笔钱，正在半乞求半恐吓地向美国交涉五亿美元的「贷款」。
这新组成的公司被授权控制所有超过一百吨以上的出口船只，以及所有任何国家的进口贸易，包括没收的日本农工商产品，所有联合国战後救济总署的进口船只也都受到控制，所有外国商品及外航代理商均在新行政的统辖之下，没有一项进出台湾的物品是不必纳税的，假如外国商行想自身运输货物时，他们也得向政府的航运企业公司取得昂贵的执照及缴纳每一次的手续费。尤有甚者，台湾贸易公司得以抽取所有进出货品的部分价值。
同时他们又设立了另一企业公司来控制所有岛内的运输及仓库业，这公司也是在做生意，但它同时也有权力拨发或取缔所有与它竞争的独立竞争者及仓库代理商的执照，并抽取私人代理商的部分劳务所得的利益。
二月十二日，财政处发布一项有关外币及滙兑比例价格的新规则。假如向唯一合法的台湾银行申请时，大家发现银行并没有美金可兑换，不久大家就发现最好的黑市美金来源是政府自己的官员。由於美金稀少致使价格飞昂，但任何台湾人秘密地与官员私下交易却随时会受到控告及没收财产，用钱来贿赂某一官员（或勾结办事员）并不保证其他的官员不来恐吓勒索。
这种贿赂压榨的风气遍及全岛。
二月十五日，一个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的外国商行怡和商行（Jardine-Matheson）的英国代理到基隆准备迎接一只到岸的英国船只。但那天早上须要事先向海关报税的新规定刚才发布。
港口办公处拒绝办理，除非他们接到台湾航运公司的一份报税单，这些新措施的颁布并无事先调查一切与新规则有连带关系的事项。然而当这位外国代理回到港务局局长办公室时，港务局长口头骂他一顿，并要他把这些报税单送到基隆市长处去签署。
在预期的地方，他找到这位市长，他已经登上船只搜索船舱了，船上看不到一个海关人员，但却挤满了市长的警察。士兵们拥挤在甲板上，使得这位外国代理无法进入他自己的船。
市长当场宣布他有控制基隆地区货币的责任，而这些警察则有海口事务的最後特权，而在这些事务上，他们必须获得满足，这里他所指的满足当然是说对那些适量的额外付金感到满意。
市长无法出示这项新任务的证据及权利状，因此他吹牛说这是行政长官「自己规定」而直接拨给他的特权。
同时，所有留在船内的过境者及上岸的旅客都被强迫显现身上所携带的现金，他们未没收这些现金，但所有登陆的旅客却被强迫以极无理的比率兑换中国钞票。这些警察人员再在贱价的黑市中充当「银行员」。
当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搜索仍在继续时，这位外国代理被通知所有的货物必须要送到通运公司的仓库去，这个公司是一个交通处长所组织的分公司。所有货物必须被存放在该仓库，然後在警察的监督之下，封好送到另一运送公司的仓库。
这些货物实际上早已卖给台湾关税组织用来修理关税大楼之用，然而在警察的命令下，码头工人拒绝把货物送到关税局的仓库。不但如此，台湾贸易公司现在反而以他公司的价格，把这些货物卖给关税局，如果价格没有谈妥，那麽这些货物就要被送回原来台湾航业公司的船只暂时存放，并得缴纳适当的存放金。
当这些神奇狂妄的步骤被宣布时，市长假装殷勤地说他是依照不能被泄露的指示行事。
如果读者们弄不清楚这些手续，那麽你就像这位被弄胡涂的外国代理及後来所有想在台湾做生意的外国人一样。这事主要在说明所有陈仪政府的各部门都被後来横扫上海的那种动荡不安的情绪所影响。他们每天的原则是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搜括金钱，以便当危机到来时逃之夭夭。在这种情形之下，地方政府所属的各部门都想互相压榨，或向国民政府及外国商人骗钱。
继基隆港这件把戏的第二天（即二月十六日），台湾航业公司发表它自己新的运输规则，声称这是台湾贸易公司颁布的。为要打击怡和商行的代理店，一家与它竞争的茶叶公司把自己所拟的新规则呈给怡和商行的代理。从此，这家公司长久在中国建立起其首位贸易公司的地位。
此後（根据新规则）台湾航业公司将操纵所有怡和商行的生意，而怡和商行在台湾的领海中将无权控制自己的船只及货物。新的航业公司将分发货物，制定税率，所有旅客及货物的运输也都必须仅向台湾航业公司登记。
二月十八日，政府的报纸公布四项新规定，说是「为要简化日用品的清理及收集交易帐单」，航业公司又加上三项新规则公布大众。
同时在二月十五日，台湾银行又更进一步取消与之竞争的所有台湾人的利益。行政长官下令台湾银行收回商业贷款的百分之二十。一些与财政处长严家淦的办公处缺少交情的台湾人都无法付欠帐，马上破产。到二月底，全台湾私人商业的投资实质上已陷於瘫痪状态。很多商店因此关门，那些有资本的人则准备在资金尚存时靠其生活，不少人开始堆藏食物及燃料，更多的人则从城市搬回乡村的老家，「待看情势」。
在这二月中旬，严家淦本人是在南京，当私人企业受到严重打击之时，他却巧妙地缺席了。
此间人士普遍推测陈仪及其喽罗们正在准备与大陆断绝关系，他们期待上海来一个政治、经济最後的混乱终局。一些部下们——政府阶层中第三第四级的人员——整日忙於颁布全面控制台北的规则。在这时，二月结束之前，上海危机暂时休止，南京仍然安定，但美国与英国随时都可能对台湾合法贸易所受到的干涉提出强烈的抗议。不久，超乎情理的命令马上被取消或修改，然而心理所受的损伤已经铸成。公众的信心殆尽无遗。
当台北发生这些经济摇荡不定时，我曾有机会在二月十四日与联合国善後救济总署的访问团到高雄去参观。在南下的快车上，我们与以海军徐中校（P. H. Hsu）为首的五个国民党海军官员同坐在第一等车厢内。不久徐中校立刻让我们知道他曾在美国受训两年，他不喜欢美国及美国人，他又表示希望我们都滚出台湾，他为加强这一点意见，直截了当地要我们离开第一等车厢，他说:「与你们同坐，对我们来说是太拥挤了。」当时，我是以领事的身份去高雄迎接二月十五日来「礼貌拜访」的美国军舰佛郎克・诺克斯号（Frank Knox）。根据事先的安排，军舰预计八点进港靠岸，所以我们在上午七点半就抵达高雄海关的小屋。
但出乎我们的预料，军舰进港三小时仍无法办妥入港手续，港务局主任说，除非他接到远在五哩外的中国海军基地司令官的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让该舰入港。然而那时到处早已有诺克斯舰来访的通告。
终於，军舰被准入港，但除了舰长伯索夫（Captain Berthoff）送给海军司令官高上校礼貌上的信件外，我方没收到任何反应。
在一群接舰的台湾人潮拥到码头之前，我在乐队的敲敲打打之下登上军舰又走回岸上，但是官方的表现冷漠，也许中国人把这不受欢迎的海军的出现，解释为美国政府正暗示着它在干涉台湾的地位。根据我所了解的，美舰诺克斯号实际上只不过从上海运来十二箱液体的「领事舘物资」而已，而这些物品已在上海的领事舘等待多时，才有船位运来台湾。也许诺克斯号的来访也在「显示雄威」，但除此之外，它并无其他的意义或任何秘密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