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卖的台湾

新政府曾把它的组织体系表详细地罗列出来。从纸面上看去，一切都有条理——因为它提供了政府各部门所需的一个相当复杂而又现代化的经济及社会服务体系，这些都由日本时代继承而来。

陈仪的身边尽为他的幕僚臣属所包围。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学校出身，日本工科学校或大学毕业，也有留学西欧美国的。基本的经济命脉都操纵在他的财政、交通、工矿、农林诸部门。

陈仪提名一个姓徐的来掌握全岛的经济命脉——交通部门。徐某与宋子文的招商局曾长期勾结。中国沿海及内河的大部航运几为招商局所控制。陈仪一提这个名字便引起各方不满，结果只好把他的名字撤销。徐某於是内调到上海招商局当营业经理，其後陈仪将台湾长官公署的上海办事处设在招商局营业部的楼上。陈仪重新选过另一个昔日的福建同帮严家淦来代替徐某。

严家淦在陈仪统治台湾期间可说是个要人。他由交通处处长而财政处处长，有时并兼掌民政处。台湾人比较喜欢他的为人，因为他是个好好先生，不像其他人那麽高傲无理，他好像眞正地想处理些周围的问题。

其他的要员在个人的公共关系上不像严某那麽成功。在严某的身边有包可永，他是留欧的，人相当文雅。他被派来台当工矿处长。他太太的姊妹正是招商局营业部主任的太太。而他的兄弟正是长官公署上海办事处的主要联络官，办公室也设在招商局的大楼上。陈仪的铁路局长陈清文，後来升为交通部主脑以及招商局的董事长。

当严家淦由交通处调到财政处时（一九四六年初），他的遗缺便由任显群补上。任某曾留学日本及意大利，在中央政府曾任职於公路局。农林处处长是赵连芳，曾获博士学位，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出身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

这些就是控制台湾财经、运输、工业及农业的首要人物。

他们藉着在国外学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轻易把美国来宾和观光客随心愚弄。大部分来自华盛顿的走马看花的观光客似乎很容易相信，一个外国人只要英语讲得好做起事也会很民主，要不然只要他们在美国过一段学生的生活就一定会有亲美的倾向。陈仪这些亲信处长们对於对付来宾的访问工夫眞是到家，他们学会玩弄简单的统计数字，能够把来宾说服，使他们相信在台湾一切的进步是令人满意的。但是长期与他们在公事的来往及私生活的接触，他们的本来面目便暴露无遗了。他们嘴边虽挂着漂亮的「我们台湾同胞」，骨子里却轻视这些「化外」之民；他们的眞正企图在於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将台湾的财富搬空。这并不是他们口头上说的，而已是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实际上所做的。

陈仪的政府组织表印得非常清晰好看，但事实上因为互相争权和功用重覆而职权划分不清。军队有小组织，党部有派别，军民有争权地域、有帮派利益等等（例如上海对南京，福建对浙江或广东等皆是），再加上最基本的利益区别，就是台湾人与中国大陆人的敌对关系。

每个处长都有个人的部下和一大群亲戚朋友在支领薪水。

有一些处长更是跋扈无忌。譬如秘书长葛敬恩，他派了他家七个人占据了七个重要而有肥水的位置，但这七个人连一点起码的条件或资历都没有。再拿高雄的警察局长一职来说，警察局长把他家的四十个亲戚都列入薪水簿上。有些中国大陆人纯粹是在挂名支薪，例如那个挂名为台湾警备交响乐团的所谓团长中将先生，他既非军人又非音乐家。又台湾贸易局长的肥缺落到陈仪的侄子身上，有人说那是陈仪的私生子。还有某一个部门的主管把他的姘妇挂名到薪水簿上，美其名为「技术专家」。

台湾人虽然喜欢把事实、流言和传闻全部公开印出来，使新来的中国人丢脸，但当时的事态实在是太严重而不是可以开玩笑的。经济的负担全落到台湾人的肩上，他们不久就经历了陈仪的福建处方「必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苦头了！

日本只要雇用一万八千三百人就能推动的行政工作，陈仪的政府却需要四万三千人。这仅是一九四六年中的数字，这些名单一般认为是太低估了，而且少得太不正确。

为了装饰门面，陈仪拿五个台湾出生的人去塡补二、三流的职位。这五个人没有一个在过去十五年中是住於台湾的。他们之於台湾人形同陌路一般；在不到一九四六年年中时，早已被认为是「国民党的走狗」。又在一九四六年年中时，政府雇员里台湾人的名字虽占大多数，但原来这些被雇用的台湾人，在台北办公厅中多爲传达的女孩和打扫的工人，在乡下办公处所也是书记工人之类的小差事。重要的职位或实际的行政权力全操在大陆人手中。

一九四五年十月，形式上在政府和工业界的所有日本人已被革职，所有的权力均被取消，但几乎以同样迅速的戏法，为数三万的日本技术人员都被拘留为暂时「顾问」。这无异承认了中国人不够资格统治台湾。但为了要面子，陈仪规定日本技术人员必须呈请获准才能暂留为顾问，如此把他们大部分的公民权剥夺。

事实上当日本投降之後，约有五万日本人曾自动要求留在台湾，因为那是他们一生的故乡。但在陈仪统治下，几个星期就足够使他们改变初衷；战後支离破碎的日本，公共慈善事业以及美国的占领反而变成更好的抉择。到一九四六年底，只剩下二千左右的日本人仍留在台湾当「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