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上文直指俄罗斯人酗酒问题严重或许并不妥当，但俄罗斯人的酗酒问题早已是一个鲜有争议的事实。俄罗斯人在外人眼里的典型形象都是酒不离身，酗酒问题是一个在俄罗斯有着悠久历史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一直从沙皇时代、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延续至今。但几乎没有多少历史学家承认在俄罗斯存在着伏特加酒滥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更少有人会试图去探寻这个问题的源头所在。^[1]

为什么相比世界上其他那么多种酒，俄罗斯人偏偏对伏特加酒情有独钟呢？为什么俄罗斯人饮用伏特加酒的时候往往是狂饮不止、嗜酒如命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神秘的“俄罗斯之魂”这一由来已久的称呼，或者其他一些永恒不变、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通过文化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应该就是毋庸置疑的了。无论如何，在俄罗斯人这种近乎自毁的饮酒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背后，隐藏着非常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因素。

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俄罗斯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其他生活在北欧地区的人之所以天生爱喝烈酒，是因为这些酒可以在极寒天气下促进他们的血液流动。如果你曾在极寒天气下痛饮伏特加酒并感受过它所带来的温暖，你也会认可这种联系并非毫无根据。就连孟德斯鸠这样有着严密逻辑的人，也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Laws）中指出，在欧洲北部饮用烈酒的民族和欧洲南部饮用啤酒或葡萄酒的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他认为“当地的气候似乎迫使整个国家酗酒，这种国家层面的酗酒完全不同于个人的饮酒恶习”。这进而引导他得出以下结论：“世界各地的人酗酒的程度与当地气候的寒冷潮湿程度相对应，气候越寒冷潮湿，当地的人们往往越喜欢喝酒。”^[2]因此，我们会在历史记载中发现这样的描述：“俄罗斯男性对酒精含量较低的葡萄酒嗤之以鼻，他们祝酒一般都是喝威士忌酒，而且常常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孩子一样将酒一饮而尽。”^[3]

基于气候决定论，人们开展了许多关于“地理酒徒”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缺乏可信的科学依据。“地理酒徒”的研究标注了欧洲各地分布的各种饮酒文化。气候确实能解释地图上的部分分布规律。爱喝葡萄酒的民族大部分居住在欧洲的南部，这里的地中海气候造就了繁荣的葡萄酒酿造文化。而所谓的啤酒带则包括了欧洲中部的谷物种植地区，剩余地区则被伏特加酒带所占据：包括北欧地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的中部和东部。^[4]

然而，如果撇开葡萄园遍布的地中海地区，一路往北，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气候学地图看上去就跟19世纪的欧洲政治版图一样怪异。例如，柏林和塔林之间的气候差异并不是很大——但在19世纪，柏林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而塔林则处在俄罗斯沙皇的统治之下。更为明显的是，伏特加酒带最西的边界将波兰一分为二，而这一边界正好与以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重合。在塑造区域饮酒文化的过程中，政治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或许和气候因素一样重要。

500年前欧洲并没有什么伏特加酒带。那时候，俄罗斯人酿造啤酒并用蜂蜜发酵酿制出蜂蜜酒。富人则从更加温暖的地区购买葡萄酒。关于早期俄罗斯政治人物的故事里，常常有他们喝得酩酊大醉的情节，但他们那时所喝的并不是伏特加酒。^[5]

例如，想一下1222年，伏尔加河岸边的下诺夫哥罗德城（Nizhny Novgorod，意思是“低地的新城”，现在是俄罗斯的第四大城市）的建城过程。那时候，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居住的主要是信仰异教的摩尔多瓦人部落，他们听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尤里二世（Grand Prince YuryⅡof Vladimir-Suzdal）正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沿河而下，往自己部落所在地区靠近。于是摩尔多瓦人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带着烹煮的肉菜和几桶“可口的啤酒”去迎接大公的到来。不幸的是，年轻的摩尔多瓦代表团成员喝光了啤酒，吃光了肉，除了休息的地方和水，什么也没给大公留下。大公以为这是摩尔多瓦人在表达“他们所能奉上的只有自己的土地和水源”，并将其理解为他们向自己投降的标志。大公为这显而易见的征服感到高兴。因此，正如故事所说的，“俄罗斯人征服了摩尔多瓦人的土地”。^[6]

改编自弗兰克·雅克布斯（Frank Jacobs）的“442—蒸馏法的地理分布：欧洲的饮酒地带分布”奇怪的地图（博客），2010年1月30日，http：//bigthink.com/ideas/21495但是，或许古代俄罗斯关于酒的故事中最奇妙的一个是关于俄罗斯这个国家诞生的故事。俄罗斯和它东边的斯拉夫兄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样，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基辅罗斯。基辅不仅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首都，也是9～13世纪欧洲东部的一个强国。正是在基辅时期，俄罗斯起源的传奇故事被编入了《原初编年史》（Povest’ vremennykh let）中；这本书还描述了俄罗斯如何从异教信仰的国家转为基督教信仰的国家。^[7]

鼎盛时，基辅罗斯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覆盖着今天的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中心地带。这些领土中的大部分是由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Grand Prince Vladimir the Great）攻占的。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那身为异教徒的放荡作风：他娶了很多个妻子。邻近的大公和国王出于政治上的考量，纷纷催促弗拉基米尔放弃盲目的小众异教信仰，改信基督教这一他们延传至今的信仰。

弗拉基米尔同意了，他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调查实情，以学习不同的宗教信仰。不久之后，基辅便迎来了众多一神教派国家派来的大使，他们是前来尝试说服弗拉基米尔大公相信，他及其臣民应该改信自己国家的信仰。986年，弗拉基米尔迎来了伏尔加河下游信仰犹太教的可萨人的大使，随后是来自德国的教宗使者，他为大公讲述了权威和庄严的罗马教廷的故事。而代表拜占庭帝国传统信仰东正教的希腊学者还在质疑着教宗的地位。在那之后，来自顿河下游大草原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到达了基辅并告诉大公，在伊斯兰教所信仰的来世里，信徒所有的肉欲都将神奇地得到满足。据《原初编年史》记载，“弗拉基米尔认真地听着保加利亚人的讲述，因为他对其中关乎美女和纵欲的部分很感兴趣，并很喜欢听与之相关的东西”。来自保加利亚的穆斯林接着描述了伊斯兰教的割礼和必须禁食猪肉和酒类的习俗。听到这些之后，弗拉基米尔皱了皱眉，而他接下来所说的话注定将流传千古。“喝酒，”他说，“是罗斯人的乐趣，不喝酒我们活不下去。”^[8]

第二年，弗拉基米尔及基辅罗斯的臣民在第聂伯河的河水中受洗，并加入了君士坦丁堡教廷；而自此以后，俄罗斯人就一直信仰东正教。

上文的重点在于，虽然俄罗斯人的酗酒习惯由来已久，但自俄罗斯人开始喝酒到伏特加酒出现之间还有很长的间隔。此外，在欧洲，即使是俄罗斯这样漫长的酗酒历史也并非罕见：欧洲几乎各个地区的人们都有着和俄罗斯人差不多长的饮酒历史，因为在人们发明巴氏杀菌法之前，酒精饮料被认为是比容易传播细菌的牛奶、果汁乃至水更安全的饮料。（在一次意外中，路易·巴斯德最先发明了煮沸杀菌法，这种杀菌法可以防止发酵的啤酒和葡萄酒腐败变质。）^[9]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按时间顺序记载英国历史，从罗马人将啤酒酿造法引入不列颠岛到不列颠人信仰异教的时期。在记录英国历史时，或许还要提到5世纪传奇的不列颠人首领沃蒂根（Vortigern）在一次酒宴上被谋杀的事情；或是1120年的“白船号”事件，当时因为酗酒的船员操作不当，“白船号”沉没，当时的国王亨利一世的独子死于这场海难；又或者是著名人物狮心王理查一世、詹姆斯一世、查理二世乃至温斯顿·丘吉尔这些人都有酗酒的习惯。^[10]这样看来，俄罗斯人的酗酒习惯几乎算不上“东方特色”，因为中世纪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存在严重的酗酒问题。

所以，如果早期的俄罗斯人与其饮用啤酒和葡萄酒的欧洲邻居有这么多相似之处，那么又是什么让他们转而开始喝伏特加酒呢？让我们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伏特加酒既没有颜色，也没有香气，更没有味道，喝伏特加酒的乐趣跟用酒擦拭身体的乐趣差不多。近几年，在全球酒类市场发展最快的地方，人们一直在给伏特加酒添加味道。^[11]从覆盆子味和美洲越橘味到巧克力味和曲奇圈味，再从华夫饼味和甜甜圈味到培根味和熏鲑鱼味，伏特加酒生产商争着赋予他们的产品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覆盖伏特加酒本身的味道。俄罗斯作家维克多·叶拉菲耶夫这样解释道：“法国人赞美白兰地酒的芳香，而苏格兰人则会赞扬威士忌酒的香味。”而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则会将他的伏特加酒一饮而尽，面孔开始扭曲，嘴巴骂着脏话，并马上伸手去拿任何可以‘缓解酒劲’的东西。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伏特加酒带来的酒劲更重要，而酒的味道如何则是无关紧要的。你也可以将伏特加酒注射进血管里，这样做和喝下去的效果是一样的”。^[12]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整个国家偏爱的是这种“近乎自虐”的饮料，而不是更加可口的啤酒、葡萄酒和蜂蜜酒呢？这些酒直到15世纪和16世纪还是俄罗斯流行的饮料。^[13]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地理酒徒”的地图上欧洲的伏特加酒带、啤酒带和葡萄酒带的分布让这个问题看上去只是简单的口味不同而已，可将其归因为文化差异，但这种说法是最不靠谱的了。相较于传统的发酵啤酒和葡萄酒，蒸馏酒是酒类产品族群的新生力量，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技术飞跃。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所说，如果啤酒和葡萄酒是弓和箭，那么伏特加就是大炮——它具有传统社会所无法想象的能量，它最终将给经济和文化带来革命般的创新。^[14]

文化实践的政治基础

我们很少详细考察文化实践的起源——相比之下，简单地假定文化实践一直固定不变或者它们只象征着一个国家内在的精神特性的做法要容易得多。为什么俄罗斯人似乎无法抗拒伏特加酒的诱惑呢？传统的解释认为，这就是俄罗斯人天性的一部分——他们的DNA里天生就含有酗酒因子。这种看法是错的：我们今天认为是基本的文化特质的东西常常可以追溯到其政治和经济根源。因此，我认为今天在俄罗斯人中分布较广且祸害无穷的饮酒习惯实际上是4个多世纪前在现代俄罗斯形成过程中，当时的政治家们所做决定的后果。

往回追溯，封建主义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结构明显地分裂为少数的土地领主阶层和大量的贫穷农民阶层。甚至在1649年因为《会议法典》（the Sobornoye Ulozhenie）而沦为农奴之前，大部分农民就已经在地主那里欠下重债，债务之重使得他们除了名字，跟农奴已经几乎没什么差别。农奴们的活动被限制在他们主人的宅院里，很少有农奴可以离开自己的村庄到外面去。每一个村子都至少有一个酒馆（俄罗斯语里的korchma），封建地主通过酒馆来榨取农民的收入。此外，更明显的是，法典也概述了针对那些非法私自酿酒或以其他方式破坏酒馆利润的人所使用的可怕刑罚。^[15]

直到16世纪中期，乡村酒馆都是位于农奴主住宅或附近修道院里的啤酒厂的产品零售店。这些酒馆提供传统的发酵饮料，例如啤酒、蜂蜜酒和格瓦斯酒（一种由黑面包或黑麦制成的低度酒精饮料）。而在16世纪早期，许多酒馆开始将伏特加酒简单地作为另一种可选择的饮料加进它们的酒单里。这种早期的伏特加酒的生产不仅方法原始，规模也较小——产量仅够当地的农奴主宅院和酒馆所用。^[16]

这时的伏特加酒被称为“煮沸的酒”（goryachee vino）或者“面包酒”（khlebnoe vino），很快，人们就注意到这种酒所蕴含的巨大的盈利潜力。伏特加酒的蒸馏技术非常简单，成本也低。^[17]生产伏特加酒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就只是一个简单的蒸馏室：有一个火炉来加热发酵的酒浆，还有几个桶来收集凝结的浓缩酒精。而所需的原料在当地也非常充足：包括当地的河水或者泉水，以及当地的黑麦或小麦。地主可以让他的契约农奴来采集这些原料，这对他们而言成本极低。而在每天快结束的时候，这些原料所转化成的最终产品又可以被卖回给农民，价格则十倍或百倍于原材料的成本。据酒类历史学家鲍里斯·罗季奥诺夫（Boris Rodionov）所说，19世纪至今，工业蒸馏的发展进步让当代的伏特加酒“成为世界上最容易生产和价格最便宜的饮料（相对于生产成本而言）”。当然，下次你考虑花费超过10美元买下货柜上层的伏特加酒的时候，可以回想起这一点。^[18]

回溯16世纪，俄国正在开展一场农业革命，在谷物轮作上采用三田制，极大地提高了谷物产量。地主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些新增加的谷物呢？他们可以将这些谷物卖到市场上，但这么多的供应量会导致价格降低，而用马车把谷物运到市场的运输成本又很高。更好的选择是用蒸馏法将其制成伏特加酒，伏特加酒的价格高且运输成本低：堆积成山的谷物蒸馏而成的伏特加酒可以很轻易地用一辆运货马车运走。而且，不同于发酵的啤酒或蜂蜜酒，伏特加酒永远不会腐败变质，因此它的价值可以被永久储存——而且这种价值很容易被衡量、细分以及按量出售。出于这些原因，伏特加酒成为商业贸易和原材料价值提取的最佳工具。人们质疑威廉·波赫列布金记录伏特加酒起源于这个时期的说法，但波赫列布金很精明地做出了以下解读，他表示“如果伏特加酒在这个时期内并不存在，那么人们就必须得发明它，不是出于对新饮料的需要，而是作为间接税的理想媒介的需要”。^[19]而年轻的俄国确实很快就发现了伏特加酒巨大的税收潜力。

当谈到最能代表俄罗斯精髓的象征时，如果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伏特加酒，那或许应该是红场上有着极具象征性外观的圣巴西尔大教堂。这座教堂有色彩缤纷的洋葱状屋顶，它是由伊凡雷帝下令兴建的，以纪念他于1552年对位于伏尔加河沿岸的喀山汗国的征服。在对喀山汗国实施围攻屠城的过程中，伊凡对当地政府经营的酒馆印象深刻，鞑靼人称这种酒馆为kabak；在回到莫斯科之后，伊凡雷帝就下令实行kabak酒馆的国家专营体系，禁止私人经营酒馆，这样所有酒类贸易的利润都直接收归伊凡的国库。^[20]

它有着一个用于加热发酵酒浆的火炉（左侧）和一个用于酒精冷却和凝结的漏斗，酒精接着被收集到一个桶里（右侧）。里加（拉脱维亚城市），（Riga，Neures Œkonomisches Repertorium für LI^·esland：1814），作者的私人收藏英国大使老贾尔斯·弗莱彻（Giles Fletcher the Elder）描述了这些kabak；1588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派他出访俄国。他随后写了一篇文章《论俄国的国家财富》（Of the Russe Common Wealth，1591），在文中，他强调了酒类贸易对沙皇财政增收的重要性及其对农民造成的负担。

在沙皇治下的每一个小镇里都有一个Caback（或饮酒屋），售卖着白兰地（俄国人称为俄国葡萄酒）、蜂蜜酒、啤酒等酒类饮料。沙皇可以从这些酒馆里征收一大笔租金。有的酒馆上缴800卢布的租金，有的要缴900卢布、1000卢布，甚至是2000卢布或3000卢布。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沙皇使用这些卑鄙且不光彩的手段。虽然增加了他的财政收入，却带来了许多悲惨的后果。那些可怜的劳作者和工匠，常常连妻子和孩子赚的钱都花在酒馆里。经常有人会在Caback里面或者在赌桌上花费20卢布、30卢布、40卢布乃至更多的卢布，直到他们花光身上所有的钱。而他们都会宣称这么做是向大公或沙皇致敬。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花光了身上的所有（包括拿穿的衣服抵钱）来喝酒，以至于他们只能裸着走出来（这种人被称为Naga）。而当他们还在Caback里喝酒的时候，任何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得带走他们，因为这样做阻碍了沙皇从他们的酗酒行为中获益。^[21]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专制的俄国以伏特加酒为支柱，建立了它的国家力量。为了保持稳定的售酒利润，政府暗中调查取缔了非法的蒸馏室和酒馆。1649年《会议法典》不仅立法保护农奴制，也禁止人们在kabak以外的地方购买和售卖伏特加酒，否则就要接受严厉的刑罚——这种刑罚可能包括鞭笞、火烤或吊刑（将受罚者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一根绳子绑着他们的手腕把他们吊在半空，在拉升绳子的过程中他们的手臂会脱臼，带来极度的疼痛）。^[22]三年后，政府通过禁止所有带有商业目的的私人蒸馏来确立对伏特加酒生产和销售的彻底垄断。1630年代，德国学者和大使亚当·欧莱利乌斯（Adam Olearius）访问了俄国。据他所说，在整片俄国的土地上有1000多家政府经营的酒馆，而这些酒馆给政府带来了“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因为俄国人喝起酒来完全没有节制”。因此，欧莱利乌斯总结道，俄国人的“酗酒程度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23]欧莱利乌斯还在沙皇开设的酒馆里与俄国农民当面起了冲突，他自己表示，这种冲突对他启发特别大。

我们在俄国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酒馆。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走进去坐下来喝一杯。普通人会带着他们赚的所有钱走进酒馆，在那里坐着一直到所有的钱都花光，而且身上的外套、睡衣都给了老板抵酒钱，然后他们才裸着走回家，就像刚出生的孩子那样。1643年在诺夫哥罗德，当停在卢贝克（Lübeck）的房子前面，我就看到衣不蔽体、喝得醉醺醺的人陆续从附近的一个酒馆里走出来，其中有的人没戴帽子，有的人没穿鞋子，而其他人只穿着睡衣。他们中有一人拿外套抵了酒钱，然后穿着睡衣就从酒馆里走出来。当他遇到一位正准备走进同一家酒馆的朋友后，他又跟着进去了。几小时后他出来了，这时候他身上的睡衣已经不见了，只穿着内裤。我让人叫他过来，询问他的睡衣去哪里了，谁偷走了他的睡衣？他习惯性地先骂了一句粗话，然后说是酒馆老板拿走了他的睡衣。他又觉得他的内裤或许应该和他的外套和睡衣一样（拿来抵酒钱）。这么说着，他第二次返回了酒馆，之后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全裸了。他拔了一把酒馆附近的毛叶泽兰，用来遮住自己的隐私部位，然后唱着欢乐的小曲就回家了。^[24]

这听上去很不符合人们眼中的酒保形象。一般而言，人们都觉得酒保是友善热情的，而且总是很乐意同情地倾听顾客的诉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正相反，酒馆老板们是旧时俄国乡村里的恶徒：他们为人铁石心肠，行事肆无忌惮，是沙皇财政收入来源的守卫者。

酒馆老板是当权阶级与俄国社会大众之间的主要沟通桥梁，而且人们都很清楚他们支持的是哪一方。事实上，俄国人民对他们的称呼并不是酒馆老板，而是称他们酒保或者“吻誓人”。他们亲吻着东正教的十字架，以此来向沙皇宣誓效忠；他们发誓会竭尽所能，忠诚地为皇帝服务，将酒卖给尽可能多的农民，为沙皇的国库赚更多的钱。这些俄国酒保是这个掠夺成性的国家不知羞耻的工具。除非走进酒馆的农民身上已经没有钱和任何可抵押的有价值的东西，否则他是绝不会让他们离开的。根据1659年政府颁布的法令，酒馆老板甚至不可以拒绝一个酗酒成性的醉徒入店喝酒——以免影响沙皇的收入。^[25]

酒馆老板是否能保住自己这份获利颇丰的工作取决于他们能否为所在的州和整个国家赚取越来越多的钱。因此，所有酒馆的经营者都刻意推广蒸馏法，以生产酒劲更强的伏特加酒，而不是生产传统发酵方式酿制的啤酒和蜂蜜酒，因为相比于销售这些酒，销售伏特加酒的利润要大得多。虽然像农奴制和直接征税制这样一些其他的封建社会制度也通过剥削农民来增加国家的财富，但它们的纯利润产出效率完全无法与伏特加酒相比。伏特加酒必须用现金购买，这使得农民必须赚钱才可以买酒喝。即使是酒馆老板允许他们的客人用身上的物品抵酒钱或者允许他们赊账，酒馆老板上缴给国家的钱也必须是现金。通过这种方式，酒馆成为俄国统治阶层剥削社会大众的主要工具。在伏特加酒和沙皇的kabaks出现不到30年内，传统俄国村庄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国家、贵族和商人所主宰的社会体系。他们宣扬酗酒，并从这一给农民带来不幸的行为中获利，进而将那些分布泛散乃至各自孤立的村庄都纳入整个国家的专制体系里。^[26]

虽然长期来看，这个制度对于酗酒和堕落的推广被证明是有害的，但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却是有利于整个帝国的。随着国库的日益充裕，俄国对外扩张和保卫本土的国家实力也随之增长。这个制度不仅支撑俄国攫取了地球上面积最大的领土，也让其不用依赖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就可以很有效地将其政府的影响力扩散到人口最稀疏的领土上。而且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看到的，随着这个国家国界的扩张和国力日渐增强，俄国也开始有实力征召、资助和控制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

传统的俄国人饮酒风格

伏特加酒一成为俄国国家机构看不见的基石，一代代数不清的俄国人就为之付出了代价——他们付出的不仅是购买数以十亿瓶计的伏特加的金钱，还有这个专制国家鼓励酗酒所带来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社会、健康和人口问题。伏特加政治成为国家基石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即使在今天，俄罗斯人的饮酒文化也是以不要命的纵欲狂饮和过度饮用伏特加酒而著称。如果我们想正视这种致命的狂饮文化的后果，我们所问的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为什么俄罗斯人会死于饮酒”。用权威的健康专家马丁·麦基（Martin McKee）的话来说，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俄罗斯人会喝酒，他们喝的是什么？为什么喝到极限的时候他们会倒下，以及为什么没有人把他们扶起来？”^[27]

那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喝起酒来是怎样的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喝酒的特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回顾俄罗斯帝国时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地位卑微的酗酒农民，每天摇摇晃晃走进村里的酒馆，花光他身上最后一个戈比，丝毫不顾及他那住在荒废昏暗的小屋里的家人还在挨饿受冻。这样一个典型的形象或许会让任何曾在俄罗斯酒吧喝过酒的人产生共鸣。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俄罗斯现代的饮酒文化生搬硬套进过往的框架里。事实证明，在伏特加酒出现前，俄罗斯所有与饮酒相关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和时间，以及人们饮酒的数量乃至庆典状况都大不相同。就连俄罗斯人饮酒风格随后的变化也可以归因于伏特加政治。

在伏特加酒出现之前，酒精含量较低的“液体面包”格瓦斯酒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日常饮料，而蜂蜜酒和进口的葡萄酒则是留给有钱的领主和贵族消费的。到了14世纪，啤酒已经进入市场，并成为最受欢迎的酒精饮料；俄语单词“pivo”原先泛指“饮料”，现在开始用于特指“啤酒”了。这些早期的加了啤酒花的啤酒酒劲如此之强，就连15世纪的威尼斯探险家约沙法·巴尔巴罗（Iosaphat Barbaro）都这样形容当地的俄国酒：“酒劲和葡萄酒一样，喝下去会感到脑袋晕沉，醉意明显。”^[28]

啤酒和蜂蜜酒主要用于特殊场合：生日庆典和葬礼，婚礼和入教受洗，教会节日和盛宴等。人们酿酒时，不仅需要缴付税金来购买啤酒花和谷物，还得请求大公的许可，免除政府为了限制广泛的酗酒而下的针对酿酒的限令。

“他们都非常能喝，并且很为此自豪，他们还蔑视那些不喝酒的人。”威尼斯外交官安布罗吉奥·康达里尼（Ambrogio Contarini）这样写道。他是1476年大公伊凡三世（伊凡大帝）的座上宾。“大公国没有葡萄酒，俄罗斯人喝的是一种蜂蜜发酵制成的酒，这种蜂蜜是用啤酒花的叶子制成。这种酒还是有点好喝的，冰冻后口味更佳。然而，这个国家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酿造这种酒，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会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还会发狂，像野兽一样相互厮杀。”^[29]

在上述这些特殊场合，农民确实会过度饮酒，但日历上允许他们这样做的节日却是少之又少。大多数时间里，农民都忙于耕种或者收割等这些辛劳的工作。饮酒是大多数勉强糊口的农民无法经常得到的一种奢侈享受。^[30]

从圣诞节到主显节这段时间，酗酒常常带来许多问题。1551年，东正教主教会议公开谴责酗酒这种异教式的堕落行为——该主教会议同样负责为伊凡雷帝和他的贵族提供道德指导。这个会议通过的《百章》［Stolav—Hundred Chapters—］^[31]反复谴责这种庆祝方式，认为这种庆祝方式会鼓励人们做出“令上帝厌恶的行为”。在这种庆祝方式里，“到处都是污秽的年轻男子和堕落的年轻女性”。讽刺的是，该会议对外宣称的内容事实上是经过伊凡雷帝审查的，而伊凡雷帝正是这些亵渎者和堕落者的领袖。教会的长者们谴责的不仅仅是农民——他们在酒精驱使下的狂欢作乐令上帝愤怒，还有当地的牧师和法官，因为他们对此种行为缺乏必要的关注、引导和惩罚。

主教会议最后这样总结：饮酒应点到为止，以愉悦为目的，而不是狂饮作乐。《百章》法典建议沙皇禁止此类异教式的行为，并且惩罚那些盲目参与其中的牧师。^[32]然而，这种传统却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了下来。

在俄罗斯出现沙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传统的饮酒文化有着这样的特征：人们长时间地保持节制，偶尔才会放纵酗酒。饮酒不仅是一种社会习俗，而且常常是一种宗教习俗。酒类历史学家鲍里斯·西格尔（Boris Segal）甚至说东正教教会刻意将饮酒加进宗教庆典中，以更好地让农民放弃他们的异教传统，而在异教传统中，饮酒同样扮演着这样一个凝聚集体的角色。^[33]不管是信仰异教还是基督教，饮酒的人往往都不是形单影只，而是成群结队，或者在家和朋友一起，或者和自己所属的集体一起。这和后来出现的饮酒屋中人们独自饮酒形成强烈的对比。

甚至在酒馆出现之前，人们就试图通过道德劝说和经济管制来控制饮酒行为。16世纪颁发了《道德法典》，即“Domostroi”（或《国内秩序》）。这部近乎代表官方权威的法典，概述了社会精英在饮酒时应肩负起的家庭责任、家族责任、道德责任和公民责任。它这样写道：当你被邀请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不要允许你自己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也不要一直在酒桌旁坐到深夜，因为醉酒状态下在酒桌旁逗留太久只会带来争吵、打架和流血。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喝酒！不。我是说你不应该纵容自己喝醉。我并不是在贬低酒这一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但我确实谴责那些喝起酒来没有自制力的人。^[34]

《国内秩序》也就新的蒸馏技术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劝告阅读这本法典的专制君主“将蒸馏权收归国有”，并且“不要允许不受监管的蒸馏活动的存在。如果你忙于政事无暇他顾，就把监管蒸馏活动这件事托付给你所信赖的人”。^[35]这本书给出这些建议的时候，伏特加酒贸易的巨大盈利潜力还尚未为众人所知。而在应对这项新技术所带来的挑战时，大公也将对贵族酿酒的管理延伸到了更加具有潜力的蒸馏酒生产上。1561年的莫吉列夫规约规定：“市民可以自由地保存蜂蜜酒和啤酒以供自用，但不许对外售卖。在收税官知情和允许的前提下，市民可以通过蒸馏法生产一些酒以在自己儿子或女儿的婚礼中和唱圣诞颂歌的时候喝。除此之外，市民每年可以有五次用蒸馏法生产自用酒的机会：圣诞节、谢肉节、复活节、圣三主日，以及秋天的圣尼古拉斯日（每年的12月6日）。但是，他们每次酿酒均不得使用超过4大担的麦芽。”^[36]

这样的规定促成了人们在节日和假日里过度饮酒的传统，而且常常导致悲剧性的后果。英国人塞缪尔·柯林斯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的私人医生。1671年，他这样写道：“在狂欢节之前……大斋节，俄国人民都沉迷于各种放荡行为和享受中，而到了节日的最后一周，他们喝起酒来的样子会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紧握最后喝酒的机会，一次性喝个够。”除了分析酗酒如何导致酒后争吵、互殴乃至谋杀外，柯林斯还解释道：

其中有些人喝醉了走回家，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人陪着的话，他很可能会倒在雪床上（一幅凄惨寒心的场景）睡着然后被冻死。即使有他们认识的人刚好经过，看到他们将要死去，这些人也不会伸出援手。他们要避免引火上身——如果醉汉在自己照顾下死去，会带来无休止的检查：他们要到城市里的警察局报告，而那里的人会想尽办法从他们身上敲诈出点东西。这些被冻死的人后来会被用雪橇一堆堆地从雪地里撬起来，任何目睹这一场景的人都会对此感到悲恸。其中有的人手被狗咬掉了，有的人则是脸被咬掉了，还有的只剩下骨头。在大斋节的时候有200～300人以这种方式被从雪地里撬起来带走。你可以通过这个故事来想象酗酒带来的悲惨后果。酗酒这种极易传染上瘾的精神病态不仅发生在俄国，也发生在英格兰。^[37]

不幸的是，这种传统的饮酒文化已经被证明是持久不衰的。丹麦外交官巴尔塔扎尔·揆一（Balthazar Coyet）1676年访问了莫斯科。他这样写道：“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酒徒的丑态，而围观的人群还为他们的酒量而欢呼。”^[38]200年后，《泰晤士报》编辑D.麦肯齐·华莱士爵士（Sir D. Mackenzie Wallace）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大体上，俄国乡村的宴会是我所见过最悲惨的场景之一了。它再一次证明——唉，其实并不需要新的证据——人们并不知道如何以一种无害且理性的方式消遣、享受，他们在放纵自己酗酒狂饮。因此，亲眼见一次流行节日上人们的这种庆祝方式，或许会让我们懊恼生活中存在着节日这种东西。”^[39]

虽然喝酒很大程度上是被成年男性所垄断的消遣活动，但传统的饮酒文化同样影响着女性和孩子，他们常常陪在男人旁边一起畅饮。亚当·欧莱利乌斯在描述一个典型的乡村庆典的时候这样写道：“在他们喝醉酒后，男人们通过殴打妻子取乐，然后又跟她们一起喝酒。到了最后，女人们跨坐在他们丈夫身上，一起喝到她们也醉倒，睡在和她们一样睡着的丈夫旁边。不难想象，这种做法对女性的尊严和端庄形象所造成的破坏，以及这种状态对她们的身体所造成的频繁伤害。”^[40]

年轻的农家女孩会在乡村节日时跳“圆圈舞”，在这些场合，伏特加酒也一样扮演着主要角色。孩子们唱着各式各样的民歌，歌曲风格包含从奇异到讥讽的种种：他们唱的歌有一些是关于女巫和吸血鬼的虚构故事，而其他人则（令人不安地）歌颂着某些村民的外遇、家暴，以及贯穿上述所有事情的伏特加酒。你可以想象一群青春年少的女孩，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走进欧莱利乌斯所描述的那种传统酒宴，并且表演着歌舞以向伏特加酒致敬。她们踉踉跄跄地跳着舞——模仿着村里喝醉的女人——一边跳舞一边欢乐地唱道：

我喝着美味的伏特加酒，我喝着喝着美味的伏特加酒

我不喝小杯也不喝一大杯，要喝我就喝一桶……

我抓着门边的支柱。

噢，门柱，请扶着我，我是喝醉了的女人，我是跌跌撞撞的小淘气。^[41]

令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更感到震惊的是，就连孩子也无法避免受到这种普遍饮酒文化的荼毒。19世纪雅罗斯拉夫尔的一个牧师这样描述道：“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的孩子就懂得伸手要伏特加酒。他们手舞足蹈地索取着，直到大人满足他们。然后他们就拿着酒欢快地喝着。”“一个4～5岁的孩子已经能喝掉满满一杯伏特加酒了……而且在一些诸如工作聚会这样的场合，一个年轻的未婚女孩也敢喝下一大杯伏特加酒和一杯啤酒，而不觉得羞耻。”^[42]人们在如此年幼的时候就融入了这样一个不仅容许还积极鼓励饮酒的群体文化中，这样的酗酒行为可以代代延续也就不足为奇了。

19世纪的土地改革者安德烈·扎布罗特斯基-吉斯雅托夫斯基（Andrei Zablotsky-Desyatovsky）在俄国乡村地区环游时，看到了人们是如何可悲地照例将宗教节日作为他们酗酒的理由。当他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映入眼帘的都是人们饮酒的丑态和堕落的样子。

他询问其中一个农民：“你们在庆祝什么，为什么你醉成这个样子？”

“你什么意思？今天是圣母升天节啊，”其中一个醉汉回答道并带着挖苦的语气补了一句，“或许你听说过她？”

“但圣母升天节是昨天啊！”

这个酗酒的农民回答道：“那又如何？你可以连着喝三天酒。”

“为什么是三天呢？”扎布罗特斯基-吉斯雅托夫斯基回问道，“是圣母这样要求的吗？”

“当然是她这么要求的了。我们的圣母知道我们农民有多么喜欢喝酒！”^[43]

虽然这种植根于宗教仪式的传统饮酒文化导致人们一次次酗酒狂欢，但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所提供的监管有助于防止出现长时间的、夜以继日的酗酒行为。正如一位来自19世纪雅罗斯拉夫尔的教区牧师所建议的，“但也必须指出，虽然那时候的俄国人喜爱饮酒，但他们中间却极少甚至没有出现过酒徒。即使是酒瘾最大的那个人也会在半夜或者凌晨回家睡觉，醒来后喝格瓦斯酒给自己醒酒，然后开始认真工作。”^[44]

直到今天，在俄罗斯各地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饮酒文化，特别是节日的时候。在圣诞节（12月25日）到东正教圣诞节（1月7日）之间的这13天里，许多俄罗斯人都参与到一场持续两周的酒宴中。因此，1月的第一周总会出现包括酒精中毒、醉酒犯罪、醉酒驾驶事故、醉酒谋杀以及其他各种与酒精相关的死亡案件的数量飙升。^[45]据俄罗斯酒类研究方面的权威研究员亚历山大·涅姆佐夫（Aleksandr Nemtsov）所说，俄罗斯每年饮用伏特加酒的“马拉松”活动是一种比恐怖主义袭击更可怕的威胁，每年仅在莫斯科就有超过2000名居民为此丧命。有的人甚至还说，现代俄罗斯人对“酒神巴克斯”的狂热崇拜，已经取代传统的东正教信仰，成为俄罗斯社会中宗教与社交的根基。“以前，当人们祝福彼此身体健康的时候，他们会为你祈祷——现在，他们会向你祝酒。”人们之间的友谊深浅是通过他们在一起喝多少酒来衡量的；甚至当你死后，你的朋友们会扛着你的棺材到墓地下葬，然后喝酒，他们还会连你的那一份也一起喝掉。^[46]

俄罗斯人对饮酒的热爱造就了俄罗斯的独特传统：Zapoi（豪饮期）；豪饮期是指俄罗斯人专门用于喝酒的一段时间，常常持续几天甚至几周，而且豪饮期的日期时不时会和宗教节日的日期重合。1860年代奥古斯特·冯·哈克斯特豪森男爵（Baron August von Haxthausen）曾拜访俄国，他这样描述豪饮期：“伟大的俄国人民不是一直在喝，也不是每天都喝，他们当中甚至很多人几个月都不喝酒，即使有人给他们递上了白兰地酒他们也不会拿；但总会出现某些时刻，当他们没能抵制尝一口酒的诱惑并传染上了这种激动情绪（豪饮期的狂热气氛）后，他们可以接连喝上几天，乃至几周，喝光他们所有的酒，直到最后一滴。通过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理解kabak酒馆那么巨大的利润是从何而来了。”^[47]

这张海报刻画了两个喝醉的工人正从一次教会节日的庆祝现场离开。两人旁边则展示了节日喝酒的灾难性后果，从酒后打架骚乱，到喝酒喝到家庭破产和酒后迷糊被公交车撞倒。

来源：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新品种的酒，新的饮酒模式

在伏特加酒出现之前，对酒的狂热而产生的这些毁灭性因素就已经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人的传统饮酒文化。伏特加酒的诞生和沙皇酒馆的建立不仅将这种传统文化的实践与一种潜力无限的酒结合起来，而且引入了“现代的”社会关系、经济矛盾和个人的饮酒习惯。这种结合后来被证明更加具有破坏力。

正如在其他国家，酒馆一旦出现，就会迅速成为乡村生活的中心，就连传统的公共庆典都会在里面举办。但酒馆每天都开门营业，而不仅仅是在节日或宗教节日里开门。这对于乡村的工匠和农民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诱惑：他们可以用现金埋单，这样买起酒来可比农民通过收割谷物以货买酒更加容易。于是，他们就成为俄罗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酒徒：这些男性常常都是一个人喝酒，而不再严格遵照当地社区的节日日程。

那些已经习惯了传统饮酒模式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在工作日的中午看到十几个酒徒躲在潮湿的乡村酒馆里喝酒。1850年代，俄国旅行家普罗塔西耶夫（Protasyev）对这样的场景感到震惊。他闯进了沙皇酒馆，并直率地问那里的酒徒他们为什么喝酒。

“那里的诱惑太大了。我自己不喜欢这样喝酒但我又能怎样呢？”其中一个人这样回答。他承认如果没有沙皇酒馆的话，他的生活会更好。“看上去就好像伏特加酒似乎在请求我走进酒馆里喝掉它们。有时，我并不想走进酒馆，但我一出门就看到它，位置刚刚好，就好像它召唤着我。我就走进来了，而一旦我心情不好也可以来这里。”^[48]

对饮酒者自身的不同评价也反映了古代宗教庆典饮酒文化和现代酒馆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饮酒文化的结合。像“戒酒的”和“节酒的”这样的形容词一般是用来形容那些完全不喝酒的人。“但在俄国”，正如19世纪的人们观察注意到的，“节酒的”标签是用在那些“只在宗教节日才会豪饮醉酒的人”身上的。换句话说，它是用来形容那些坚持传统的饮酒文化而不是现代的饮酒文化的人。^[49]

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传统饮酒文化中对酒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受限于常规的公共节日的次数；而现代饮酒文化对酒的需求则是具有弹性的——仅受限于农民的付款能力。因此，国家从现代的个人主义饮酒文化中获利更多，而大范围的酗酒行为带来的对社会和个人健康的消极影响也相应地更为显著。^[50]伏特加酒、沙皇酒馆和个人主义的饮酒文化也催生了现代酒徒。虽然人们这种因为各种契机聚众饮酒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很多令人尴尬的糗事、闹剧，但社区的监督至少阻止了长期酒鬼的产生，这一群体的产生要归因于现代的饮酒文化。就连我们的老朋友波赫列布金都说：“伏特加酒一下子就摧毁了各种社会禁忌、文化禁忌、道德禁忌和意识形态禁忌。”“在这方面，它就像是一枚在死气沉沉的父系封建社会里爆炸的原子弹一样。”^[51]事实的确如此。

伏特加酒、沙皇酒馆和酒馆老板们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人们现在用酒劲更强的伏特加酒取代了酒劲稍弱的发酵酒。农民现在会跑到酒馆花光他们的最后一分钱而不是和同一社区的人一起喝酒。这常常导致家庭破产。不仅如此，新的个人主义饮酒文化和传统的社区饮酒文化的结合不可逆地改变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农民从他们的社区剥离出来，并且将他们与国家以一种被证明比农奴制更加持久的联系方式绑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个人主义饮酒文化打破了传统俄国乡村经济的自给自足状态。^[52]

与此同时，酒馆也加剧了封建阶级的分化。举例来说，只有地方乡绅、领主才有资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皇帝的许可）在自己的住宅里大规模生产蒸馏酒，而农民则不被允许，也无法自己生产蒸馏酒。因此，为当地的缴税农民和乡村酒馆提供伏特加酒的人正是地方的地主。同时，这些有钱的贵族阶层还可以自己在家喝酒——独享那些他们保存在酒窖里的进口好酒，这些酒往往更贵，质量更高——而不是惠顾乡村酒馆，和那里的工人、商人和农民混在一起。这些酒馆是俄罗斯帝国真正意义上的“吸毒窝点”。而随着酒馆贸易本身让富人更富和穷人更穷，酒馆饮酒文化也加剧了俄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分化。^[53]

近代的饮酒屋很有效地使社区与其中潜在的酗酒者的联系变得脆弱，并将后者从乡村长者的监管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可以在酒馆里一个人待着，隐藏在酒馆里的阴暗角落。在那里，他可以更好地为国家的财政利益做出贡献。此时，就连酗酒问题都从个人与宗教团体的矛盾转化为事关国家财政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伏特加酒的出现除了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外，也以蒸馏业的形式创造了早期的工业（相异于传统商业和手工业）。它加剧了乡绅阶层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建立了新的政治机构，例如高度腐败的农业税务机构，以及确立了沙皇酒馆作为俄国社会与国家之间沟通渠道的稳固地位。

然后，自从被引入俄罗斯，伏特加酒就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它强烈的酒劲确保了人们对其需求的稳定性；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禁止除贵族外的私人蒸馏的法律意味着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必须付钱来购买这种新商品；而且，政府对伏特加酒贸易的垄断使得伏特加酒成为政府——与封建地主合作——控制和剥削社会底层人民的主要手段。一旦伏特加酒被确立为专制国家实施统治的关键工具，伏特加政治历史的延续就一直离不开一种内在的矛盾：当国家是伏特加酒主要的售卖者和最热心的推销者时，如何减少这种强有力的毒药给社会带来的伤害。^[54]

基于此，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有人希望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人饮用的是这样的酒，以及他们是怎么喝酒的，那么他得到的答案并不是文化使然，而是政治使然。早期国家财政增收的需求决定了人们以酒劲更强和利润更高的蒸馏酒伏特加取代利润较少的啤酒和蜂蜜酒。而为了最大化其收入，国家积极鼓励其国民酗酒。因此，俄罗斯人长期的伏特加酒瘾并不是某种亘古不变的文化特征，这种酒瘾的产生和发展是俄罗斯领导层基于财政征收所做的政治决策带来的一种后果。

最后，伏特加酒的引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文化里的饮酒模式——以一种甚至更加具有破坏性的个人主义饮酒文化来助长间歇的社区庆典酗酒行为。虽然这种对神圣药剂“生命之水”的误用会让那些早先帮助将蒸馏酒精引入俄罗斯的中世纪医生、神秘主义者、牧师和大使们那几代人感到震惊，但即使是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引用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原话——“也会忌妒这种可以如此轻易地将谷物变为黄金的方法”。^[55]

[1] 近期一个值得提及的例外是Oliver Bullough，The Last Man in Russia：The Struggle to Save a Dying Nation（New York：Basic Books，2013），他看出了俄罗斯酗酒问题的根基在于“二战”后苏联的政治体系。

[2]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Esprit De Lois（Paris：Libraire defirmin didot freres，1856），第194页。

[3] William Hepworth Dixon，Free Russia，共2卷（Leipzig：Berhard Tauchnitz，1872），第1卷，第254页。在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Nicolai Gogol）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同样的说法，参见Lady Frances Verney，“Rural Life in Russia” in Russia as Seen and Described by Famous Writers，由Esther Singleton编辑（New York：Dodd，Mead & Co.，1906），第247页。另参见D. MacKenzie Wallace，Russia（New York：Henry Holt & Co.，1877），第98页。

[4] Dar’ya A. Khalturina and Andrei V. Korotaev，“Vvedeniye：Alkogol’naya katastrofa：kak ostanovit’ vymiranie Rossii”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 编辑（Moscow：Lenand，2010），第24～25页；Frank Jacobs，“442— Distilled Geography：Europe’s Alcohol Belts，” Strange Maps（博客），2010年1月30日，http：//bigthink.com/ideas/21495（2010年2月23日访问）。“地理酒徒”（geoalcoholics）这个词借用自 Alex De Jonge，Stalin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Morrow，1986），第19～20页。

[5] 俄罗斯第一个葡萄园是于1613年建于里海旁的阿斯特拉罕，国内随即开展了一定规模的酒精贸易。H. Sutherland Edwards，“Food and Drink” in Russia as Seen and Described by Famous Writers，由Esther Singleton编辑（New York：Dodd，Mead & Co.，1906），第260～261页；Igor Smirennyi，Ivan Gorbunov，and Sergei Zaitsev，Pivo Rossiiskoi Imperii（Moscow：Ayaks，1998），第9～14页；Stanislav I. Smetanin and Mikhail V. Konotopov，Razvitie promyshlennosti v krepostnoi Rossii（Moscow：Akademicheskii proect，2001），第169～171页。

[6] Nathan Haskell Dole，Young Folks’ History of Russia（New York：Saalfield Publishing Co.，1903），第108页。

[7] 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艾哈迈德·贝弗兰·伊本·阿巴斯·本阿桑·本哈默德（Ahmad Beh-Fodhlan Ibn al Abbas Ben-Assam Ben-Hammad）甚至描述了在俄罗斯异教信仰仪式里酒精的普遍存在和酗酒问题。Dole，Young Folks’ History of Russia，第52页。

[8] Ivan Pryzhov，Istoriya kabakov v Rossii（Moscow：Molodiya sily，1914），第10页；Horace Lunt，“Food in the Rus’Primary Chronicle” in Food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由Musya Glants和Joyce Toomre编辑（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第24页。

[9] René J. Dubos，Pasteur and Modern Science，由Thomas D. Brock编辑（Washington，D.C.：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Press，1998），第54～60页。

[10] 可参见由Ernest H. Cherrington编辑，Standard Encyclopedia of the Alcohol Problem，共6卷（Westerville，Ohio：American Issue，1926），第3卷，第910～939页。

[11] “Flavored Vodka Fuels Vodka Volume and Sales”，Reuters，2012年10月11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10/11/idUS149559+11-Oct-2012+PRN20121011（2013年2月13日访问）。

[12] Victor Erofeyev，“The Russian God”，New Yorker，2002年12月16日；Viktor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Opyt khudozhestvennoi eskhatologii（Moscow：Zebra E，2008），第19～20页。类似的可参见Selina Bunbury，Russia after the War，共2卷（London：Hurst & Blackett，1857），第2卷，第156～157页；Andrei Makarevich，Zanimatel’naya narkologiya（Moscow：Makhaon，2005），第9～10页。

[13] Vladimir P. Nuzhnyi，Vino v zhinzni i zhizn‘ v vine（Moscow：Sinteg，2001），第15～16页。

[14] David Christian，Living Water：Vodka and Russian Society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Oxford：Clarendon，1990），第25页。

[15] George Vernadsky，“Feudalism in Russia”，Speculum，第14卷第3期（1939），第301页；K. V. Bazilevich，Gorodskie vosstaniia v Moskovskom gosudarstve XVII v.：Sbornik dokumentov（Moscoe：Gosudarstvennoe sotsial’no-ekonomicheskoe izdatel’stvo，1936），第39～40页；Richard Hellie，“Early Modern Russian Law：The Ulozhenie of 1649”，Russian History，第2卷第4期（1988）。关于历史对于饮酒模式的重要性参见由V. A. Terekhina编辑的Profilaktika p’yanstva i alkogolizma（Moscow：Yuridicheskaya literaturna，1983），第28页。

[16] 这一节很大部分是在参考他人作品的基础上写出的，Christian，Living Water，第26～33页；Pryzhov，Istoriya kabakov v Rossii，第27～40页。

[17] 罗迪奥诺夫提出这种早期的蒸馏出的传统伏特加酒在本质上与今天精馏出的伏特加酒不同，他认为这一差别产生的时间为1895年。Boris V. Rodionov，Istoriya russkoi vodki ot polugara do nashikh dnei（Moscow：Eksmo，2011），第43～81页。为了避免混淆，我将把这两种伏特加酒都称为伏特加酒。

[18] Boris V. Rodionov，Bol’shoi obman：Pravda i lozh‘ o russkoi vodke（Moscow：Izdatel’stvo AST，2011），第413页；William Blackwell，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1800-186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第26页。

[19] Vilyam Pokhlebkin，Istoriya vodki（Moscow：Tsentpoligraf，2000），第100页。这成了波赫列布金确定伏特加酒诞生时间的论点之一，这个时期三田制的发展推动了伏特加酒的生产，反之亦然。引自同书，第144页，第151～154页。蒸馏业作为国家形成和经济繁荣之间的主要联系已经在历史比较中被证实。Charles van Onselen，“Randlords and Rotgut 1886-1903：An Essay on the Role of Alcoh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Southern African Capitalism，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lack Mineworkers in the Transvaal Republic”，History Workshop，第1卷第2期（1976）。

[20] Boris Segal，Russian Drinking：Use and Abuse of Alcohol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New Brunswick，N.J.：Rutgers Center of Alcohol Studies，1987），第30页；Paul Bushkovitch，“Taxation，Tax Farming and Merchants in Sixteenth-Century Russia”，Slavic Review，第37卷第3期（1978），第391页。

[21] Giles Fletcher，Of the Russe Commonwealth：1591，摹本版（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第43～44页。俄罗斯小说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i）在其小说中给出了极其相似的描述，Petr Pervyi（Kishinev：Kartya Moldovenyaske，1970），第22页。

[22] 关于早期俄罗斯帝国的酷刑参见Jean Chappe d’Auteroche，Voyage en Sibérie，fait par ordre du roi en 1761，contenant les Mœurs，les Usages des Russes，& l’État actuel de cette Puissance；&c.（Amsterdam：Marc Michel Rey，1769），第193～194页；Edward Peters，Torture，修订扩充版（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6），第95～96页。

[23] 由Samuel H. Baron编辑，The Travels of Oleariu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Palo Alto，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第198、42页。

[24] 由Samuel H. Baron编辑，The Travels of Oleariu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Palo Alto，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第144页。

[25] Christian，Living Water，第30～31页，第39页。另外参见Mikhail E. Saltykov，Tchinovnicks：Sketches of Provincial Life，from the Memoirs of the Retired Conseiller de Cour Stchedrin（Saltikow），由Frederic Aston翻译（London：L. Booth，1861），第99页。关于间接统治和俄罗斯内部的自我殖民参见Alexander Etkind，Internal Colonization：Russia’s Imperial Experience（Malden，Mass.：Polity，2011），第145页。

[26] 这很大程度上跟埃特金德关于早期俄罗斯的“自我殖民”的主张一致。Etkind，Internal Colonization，第65页。另外参见Mikhail Ya Volkov，Ocerki istorii promyslov Rossii vtoraya polovina XVII-pervaya polovina XVIII v.（Moscow：Nauka，1979），第25～27页；Richard Hellie，Economy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Russia，1600-1725（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第106页；Christian，Living Water，第33、36、47页。

[27] 麦基的话引用自Richard Weitz，“Russia：Binge Drinking and Sudden Death”，Eurasianet.org，2010年12月15日，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2577（2010年12月17日访问）。另参见http：//csis.org/event/new-insights-catastrophic-level-mortalityrussian-men。

[28] Iosaphat Barbaro，“Viaggio alla Tana” in Barbaro i kontarini o Rossii：K istorii italo-russkikh svyazei v XV v.，由Elizaveta Ch. Skrzhinskaya编辑（Leningrad：Nauka，1971），第133页；V. Z. Grigor’eva，Vodka izvestnaya i neizvestnaya：XIV-XX veka（Moscow：Enneagon，2007），第16页。

[29] Ambrogio Contarini，“Viaggio in Persia” in Barbaro i kontarini o Rossii：K istorii italo-russkikh svyazei v XV v.，由Elizaveta Ch. Skrzhinskaya编辑（Leningrad：Nauka，1971），第204～205页。

[30] Vladimir B. Bezgin，“Alkogol’ v obydennoi zhizni russkogo sela（konets XIX-nachalo XX v.”，NB：Problemy obshchestva i politiki，第3期（2013）。http：//www.e-notabene.ru/pr/article_549.html（2013年7月15日访问网站）。David Christian，“Traditional and Modern Drinking Cultures in Russia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Australi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第1卷第1期（1987），第66～67页；R. E. F. Smith and David Christian，Bread and Salt：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Food and Drink in Rus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第84～85页；Vera Efron，“Russia，Yesterday” in Drinking and Intoxication：Selected Readings in Social Attitudes and Controls，由Raymond G. McCarthy编辑（New Haven，Conn.：Yale Center of Alcohol Studies，1959），第131页。

[31] 一部指导俄罗斯人信仰生活的法典。

[32] 转引自Paul Bushkovitch，“The Epiphany Ceremony of the Russian Court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Russian Review，第49卷第1期（1990），第12～13页。

[33] Segal，Russian Drinking，第47～48页。

[34] Sergei M. Soloviev，History of Russia，第12卷：Russian Society under Ivan the Terrible，由T. Allan Smith翻译（Gulf Breeze，Fla.：Academic International，1996），第211页。“国内秩序”（Domostroi）也规定女性“不可以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以及只能引用不含酒精的啤酒和格瓦斯酒。引自同书，第208～209 页。另参见Grigor’eva，Vodka izvestnaya ineizvestnaya：XIV-XX veka，第18页。

[35] Carolyn Pouncy，The “Domostroi”：Rules for Russian Households in the Time of Ivan the Terribl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第157页。

[36] Soloviev，History of Russia，第12卷：Russian Society under Ivan the Terrible，第70页。1630年代，亚当·欧莱利乌斯在他访问俄罗斯期间也记录下了类似的做法。由Baron编辑，Travels of Oleariu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第270页。

[37] Samuel Collins，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in a Letter to a Friend at London；Written by an Eminent Person Residing at the Great Czars Court at Mosco for the Space of Nine Years（London：John Winter，1671），第23～24页。关于城市警察局（Zemskii Prikaz）参见John P. LeDonne，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1700-182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第121～128页。

[38] 转引自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第21页。关于揆一参见Bushkovitch，“Epiphany Ceremony of the Russian Court”。

[39] Wallace，Russia，第98页。另参见Selina Bunbury，Russia after the War，共2卷（London：Hurst & Blackett，1857），第1卷，第102～103页；Eustace Clare Grenville Murray，The Russians of To-Day（London：Smith，Elder & Co.，1878），第16页；Georg Brandes，Impressions of Russia，由Samuel C. Eastman翻译（Boston：C. J. Peters & Son，1889），第39页。著名剧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在小说中描绘了类似的场面：Anton Chekhov，“Peasants” in The Oxford Chekhov，由Robert Hingley编辑（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第217～218页。

[40] Baron，Travels of Oleariu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第145页。类似的可参见Collins，Present State of Russia，第19页。

[41] 由Esther Singleton编辑，Russia as Seen and Described by Famous Writers（New York：Dodd，Mead & Co.，1906），第249～250页。我将 Vodki 改为vodka。

[42] A. Preobrazhenskii，“Volost’ Pokrovsko-Sitskaya Yaroslavskoi gubernii Molozhskago uezda” in Etnograficheskii sbornik，由Imperatorskoerusskoe geograficheskoe obshchestvo编辑（St. Petersburg：Tipografiya Ministerstva vnutrennikh del，1853-1864），第103～104页；转引自Christian，Living Water，第77页。关于伏特加酒的类似说法延续至苏联时期。Gordon B. Smith，Reforming the Russian Legal Syst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第47页。另见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

[43] Andrei P. Zablotskii-Desyatovskii，“O krepostnom sostoyanii” in Graf P. D. Kiselev i ego vremya：Materialy dlya istorii Imperatorov Aleksandr Igo，Nikolaya I-go，i Aleksandra II（St. Petersburg：Tipografiya M. M. Stasyulkvicha，1882），第312页。我可以发现这份参考文献要感谢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工作。

[44] 转引自Christian，Living Water，第76页。

[45] Grant Podelco，“Holiday Sobriety：‘There Is No Worse Enemy for a Russian Than Himself’”，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2012年12月28日，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alcohol-vodka-holiday-smoking—drinking-abuse/24811093.html（2013年1月2日访问）。另参见 Associated Press，“In Russia，New Year’s Celebrations Last 10 Days”，National Public Radio，2011年1月7日，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32733640（2011年1月8日访问）；Agence France-Presse，“Russians Advised to Celebrate Dry New Year Holiday”，Inquirer.net，2011年1月2日，http：//www.inquirer.net/mindandbody/health-beat/view.php db=1&article=20110102-312131（2011年1月3日访问）。

[46] Paul Goble，“Drunkenness a‘More Terrible’Threat to Russia Than Terrorism，Moscow Psychiatrist Says”，Window on Eurasia（博客），2009年12月19日，http：//windowoneurasia.blogspot.com/2009/12/window-oneurasia-drunkenness-more.html；Artem Serikov，“Pochemu P’yanstvo Strashnee Terrora？” WIN.ru（博客），2009年12月18日，http：//www.win.ru/topic/3053.phtml（均是2009年12月20日访问）。也可以加上“pominki”，一种在所爱之人去世40天后的一种纪念活动，而这种活动也一样伴随着“规模宏大的酗酒活动”。J. M. Buckley，The Midnight Sun，the Tsar and the Nihilist（Boston：D. Lothrop & Co.，1886），第302页。

[47] Baron August Freiherr Haxthausen，The Russian Empire：Its People，Institutions，and Resources，由 Robert Faire翻译，共2卷（London：Chapman & Hall，1856），第2卷，第175页。关于这种狂欢参见David A. Leon，Vladimir M. Shkolnikov，and Martin McKee，“Alcohol and Russian Mortality：A Continuing Crisis”，Addiction，第104卷第10期（2009）第1631～1634页；David A. Leon et al.，“Hazardous Alcohol Drinking and Premature Mortality in Russia：A Population Based Case-Control Study”，The Lancet，2007年6月16日，第2002～2004页；Nikolai G. Chernyshevskii，“Otkupnaya sistema（Sovremennik，1858）” in Izbrannye ekonomichesie proizvedeniya，tom 1（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48），第678页。

[48] E. Protas’ev，“O poroke，svoistvennom krest’yanam i prepyatstvuyushchem uluchsheniyu ikh byta”，Zhurnal zemlevladel’tsa，第9卷第6期（1858），第7页；翻译版本参见Christian，“Traditional and Modern Drinking Cultures in Russia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第76页；Christian，“Traditional and Modern Drinking Cultures in Russia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第62～63页。

[49] Murray，Russians of To-Day，第34～35页。

[50] Luigi Villari，Russia under the Great Shadow（New York：James Pott & Co.，1905），第231页；Christian，Living Water，第95～96页。

[51] Pokhlebkin，Istoriya vodki，第104页。

[52] Christian，Living Water，第36页；Etkind，Internal Colonization，第145～146页。

[53] Nikolai I. Pavlenko，“K voprosu Ob evolyutsii dvorianstva v XVII-XVIIIvv” in Voprosy genezisa kapitalizma v Rossii，由Vladimir V. Mavrodin编辑（Leningrad：Leningrad Universitet，1960），第61～65页。

[54] Christian，Living Water，第37页；van Onselen，“Randlords and Rotgut”。

[55] Christian，Living Water，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