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谋杀、阴谋和伏特加酒的神秘起源
如果你仔细注意附近酒类商店的伏特加酒柜，你会在上层的架子上找到各式各样、一瓶瓶微微闪光的酒，这些瓶身大小和形状各异的酒产自世界各地。今天，伏特加酒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酒，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商品。如果你的眼光从所谓的顶层的进口专卖伏特加的柜架往下扫，你会看到一些便宜的国产酒，它们的塑料瓶身常常纹饰着俄罗斯风格的标记，标记上一般都带有一位俄国企业家的名字，这位企业家在十月革命期间逃到西方并开设了自己的商店。[1]
毫无疑问，伏特加酒是一种最能代表俄罗斯文化的产品。但伏特加酒是什么呢？它从何而来，为什么俄罗斯人似乎对它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
2006年，我去俄罗斯寻找答案——如果你带着这样的问题到今天的俄罗斯，你绝对会跟我去同一个地方：位于莫斯科东北面的伊兹麦洛夫斯基公园（Izmailovsky Park）的伏特加酒历史博物馆。在动荡的1990年代，伊兹麦洛夫斯基公园还是一个吵闹的纪念品集市和露天跳蚤市场。今天，叫卖纪念品的小贩那原本摇晃的货摊已用多彩多样的固定板加固，矗立在市场上的是一座明亮夺目的伏特加酒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既有迪士尼建筑的风格，又有克里姆林宫式的装饰。很多年前我参观过这个博物馆——那时候它还没被搬迁到莫斯科的伊兹麦洛夫斯基公园，而是位于圣彼得堡的青铜骑士雕像下，为雕像的阴影所遮盖。我强烈建议你在观赏完博物馆的工艺品后，在他们重建的19世纪的小酒馆里一口气喝下一份伏特加酒样品。那里的酒馆窗户上垂挂着镀金的装饰物，而木桌子都用又长又坚固的深褐色红木板固定着。
一进入这个复制品小酒馆，我就受到了友善的女主人的欢迎。在婉拒了按照她所推荐的例行路线游玩之后，我反而直接问了她两个问题：“伏特加酒最早产自哪里”和“伏特加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很明显她对我问问题的率直风格猝不及防，犹豫了一会儿才跑到一个柜台后面，拿出一本已经被翻旧了的平装书。我对这本书是再熟悉不过了：《伏特加酒的历史》（History of Vodka），作者是威廉·瓦西列维奇·波赫列布金（Vilyam Vasilevich Pokhlebkin）。这本书是记录俄罗斯伏特加酒历史的“圣经”。讲解员称，杰出的历史学家波赫列布金无可争议地证明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伏特加酒最早是在1448年到1478年的某个时段，在克里姆林宫内酿造的。[2]我得承认这个时候我只是假装感兴趣地在听。虽然我很失望，但还是礼貌地对女主人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表示感谢，随后，我没有饮用免费的样品酒就离开了。
威廉·波赫列布金神秘的一生和死亡
威廉·波赫列布金是俄罗斯一个独特的文化偶像。首先，他的名字就很特别。他的父亲，瓦西里·米哈伊洛夫（Vasily Mikhailov）是一位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瓦西里·米哈伊洛夫参与地下革命时所用的假名波赫列布金会让人们想起一道传统的俄罗斯农家炖菜。当波赫列布金家第一个男孩出生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像伊凡、弗拉基米尔和鲍里斯这些常用的名字，反而将孩子命名为“Vilyam”（威廉），这个名字包含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名字的首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威廉·波赫列布金从苏联红军退役后，就到苏联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负责烹饪历史的调查研究。他写了一本关于茶的历史书，很受欢迎，这本书还在有着饮茶传统的国家的文学界引起了轰动。仅仅依靠有限的财力，他在波多利斯克（位于莫斯科正南方的一个冷清的工业城市）一个平凡的公寓里建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稀有手稿图书库。
在充满压抑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研究烹饪历史的波赫列布金遭到苏联学术界的排斥。他的代表作是一部介绍数千个来自全球各地的菜谱及其起源的作品集。这本书遭到当局的审查：因为菜谱中许多最基础的原料在苏联很多地区都很难找到，这样的菜谱将会引发人们对苏联体系自身缺陷的关注，而当局对这种关注自然是非常不乐意的。因此，他被标记为“异见人士”，并且很快就丢掉了工作（也找不到其他工作）。[3]
根据《伏特加酒的历史》的序言所述，波赫列布金接下来的命运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或许是带着与在格但斯克船厂发起的团结工会运动一样的反苏联情绪，波兰的共产党政府在1978年公开就“伏特加酒”这个名字的商业专用权将苏联告上了法庭，宣称伏特加酒起源于波兰，而不是俄罗斯。或许波兰人并没有读过《苏联大百科全书》标准本里关于伏特加酒的条目，那一个段落里很清楚地写着伏特加酒“最早是14世纪晚期在俄罗斯酿造的”。[4]这个问题难道还需要继续争论吗？
对于俄罗斯人而言，这无异于背后被捅了一刀——华沙条约组织中的社会主义盟国不仅威胁到苏联人获益颇丰的伏特加酒国际贸易，还给俄罗斯的伏特加酒这一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打击。
波赫列布金宣称，由于缺乏现存的文献记录，几乎不可能令人信服地“确认”伏特加酒的起源。不同于1494～1495年的苏格兰财政部卷轴确定威士忌酒起源于苏格兰的说法，或者1516年的德国啤酒纯净法，即《1516年纯净法》确定了啤酒酿造的“方法”[5]，无论是苏联还是波兰都无法在自己的档案文件中找出哪怕一页证明材料来解决争议。据波赫列布金所说，苏联负责商品进出口事务的管理部门，即苏联国营水果进出口联合公司（Soyuzplodoimport）首先寻求的是一个高等科学研究所的帮助，该组织（官方记载）隶属于苏联食品管理部中的中央蒸馏部门发酵司。但研究所也不能确切地证明伏特加酒起源于俄罗斯。近期出版的一部俄罗斯小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键情节：灰心的当局随即转而求助于波赫列布金，唯一可以在国际法庭上证明苏联对伏特加酒“商标”的合法所有权并扞卫国家荣誉的人。[6]
据波赫列布金所说，他的工作是成功的！1982年，基于他那“证明”了波兰人生产伏特加酒的时间晚于俄罗斯人几十年的研究结果，国际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苏联的判决。这个判决允许诸如苏联红牌伏特加酒（Stolichnaya）等产品继续沿用其引以为傲的宣传语（虽然有点冗长）：“只有产自俄罗斯的伏特加酒才是正宗的俄罗斯伏特加酒。”[7]自1972年与百事可乐的易货贸易起，美国商店就开始销售俄罗斯伏特加酒了。
正如随后的俄罗斯作家们所写，“波赫列布金是独自一人完成了所有的论证工作，构筑了详尽的证据体系，并以此说服了国际法庭的专家们”，这使他那影响深远的成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8]波赫列布金宣称他并不是为了公开出版才开展自己的研究，而他的研究成果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才得以出版。《伏特加酒的历史》以民间智慧支持着俄罗斯最受欢迎的酗酒陋习，它只会增加波赫列布金的知名度。该书有这样一项主张：如果没有在下午3点前或午夜后喝酒，这样的人就不配被称为波赫列布金口中的“敬业的酒徒”。[9]
私下里，波赫列布金是一个古怪的禁欲主义者：虽然他收藏了一堆引人注目的历史手稿和异国茶叶，但他却不肯购置哪怕是最便宜的电视或电话，仅仅依靠写信和电报跟外界保持联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波赫列布金变成了一个偏执的隐士：因为害怕被人尾随或者其他更糟的事情，他很少打开他位于波多利斯克的公寓的大门，并给自己的房子加上了无数把锁。他在那个三居室的房子里住了30年，从未给陌生人开过门，包括各种检查员、修理工人和水管工。
威廉·瓦西列维奇·波赫列布金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在2000年3月26日：在这一天，一个与他有着同样首字母名字的男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第一次当选俄罗斯总统。
与出版商在莫斯科会面之后，波赫列布金坐上了返程的通勤列车。很明显，他从在车站时就开始被追踪，直到在家中被暴徒袭击并血腥杀害。他被人用一把长柄螺丝刀捅了11下；几周后，他的尸体才被出版商发现。出版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是世界著名作家、《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的孙子；帕斯捷尔纳克发现这位一向可靠、守时的作家突然停止回复信件。他察觉到不对劲，于是就要求警察冲进波赫列布金的房子里，这才发现了这场惨剧。[10]
根据警察的调查，波赫列布金公寓里最宝贵的财物，即他那众多罕见的手稿收藏，都安然无恙。此外，根据验尸结果，波赫列布金血管里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整瓶伏特加酒。这点非常可疑，虽然伏特加酒是波赫列布金的研究对象，但他向来都是滴酒不沾的。[11]
波赫列布金的血腥谋杀案至今还是疑案。人们对真正的幕后凶手及其杀人动机的猜测一直没停止过：有些人甚至断言他是被一个一心复仇的波兰人所杀，以报复他为苏联保住了“伏特加酒”的品牌。[12]据2005年的调查纪录片《厨师之死：威廉·波赫列布金》（Death of a Culinarian：Vilyam Pokhlebkin）的制作人说，波赫列布金在所谓的伏特加酒战争中战胜了波兰，为俄罗斯节省了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以千万计的美元，这使他在俄罗斯历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越来越为人所知的不只是波赫列布金的悲剧故事，还有他的传奇成就。[13]
重新评价波赫列布金
在波赫列布金死亡三周年纪念日当天，《莫斯科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波赫列布金的名字是具有魔力的，他是一个传奇。”“许多人相信‘波赫列布金’是一整个研究机构的假名，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储备。”而且，人们对他的赞词远不止于此，如果出现另一场关于俄罗斯食品饮料领域方面的争论，“只需要宣称波赫列布金这样写过，他的‘权威定论’就足以结束任何争议”。[14]
很明显，威廉·波赫列布金是伏特加酒历史领域不容置疑的权威。在过去20年里，许多畅销书和数以百计的文章和网页以俄语、英语还有其他世界通用语言，几乎一字不差地依照原文重新介绍了他的研究和发现，以及《伏特加酒的历史》一书里关于他的故事和逸事的记载。[15]
然而，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波赫列布金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而且他那饱受赞扬的《伏特加酒的历史》中的很多部分完全都是捏造胡扯。
酒类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这样写道：“如果要读这本书（波赫列布金所著的《伏特加酒的历史》），你要在旁边放一瓶很烈的伏特加酒，以灌醉你大脑里比较思辨的那部分。”1994年，克里斯蒂安在权威学术期刊《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波赫列布金的评论；他对波赫列布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毫不留情。“这本书集合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事实、不切实际的妄想、虚假的数据、反资本主义的论证方法和斯大林式的势利语气；大脑没有被灌醉的剩余部分应该尽情享受这些而不需要担心这些胡扯的内容是否能够很好地组合到一起。”[16]
克里斯蒂安很冷静地记录了波赫列布金书中的许多错误和令人误解的结论，包括从波赫列布金声称没有语源学词典提及过“伏特加酒”这个词的说法，到波赫列布金认为啤酒和蜂蜜酒不像伏特加酒那样曾经被征税的观点。除此之外，我发现了更多波赫列布金所犯的事实性错误，包括他草率地将伊凡雷帝开创酒馆的年份（1553年）写成了1533年，再到更加实质性的错误，如在书里讨论1420年代一位并不存在的统治者“失明者”瓦西里三世（Vasily Ⅲ Temnyi/the Blind）。或许他所说的是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谈到的，瓦西里的统治是在16世纪初期，这比波赫列布金所说的时间晚了近一百年！不管是考虑到草率的事实调查还是某些情况下的翻译错误，这本书明显的史实错误就使人们不由得地质疑波赫列布金的权威性和传奇性。而他的这些错误说法却被当作毋庸置疑的事实广泛传播，这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17]
拍摄于1984年10月2日。俄罗斯新闻社/普里霍季科（Prihodko）拍摄考虑到这些，大卫·克里斯蒂安如此粗暴地对待这位俄罗斯餐饮界权威的做法忽然又让人感觉合乎情理；特别是当波赫列布金“权威地”断言说，伏特加酒第一次出现是在1478年的莫斯科，而现存的稀少且含糊的证据远无法确定如此精确的时间点。克里斯蒂安写道：“更令人沮丧的是，波赫列布金常常都不花心思来为他那有时引人入胜的结论提供证据。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在写小说还是讲述事实？”[18]
确实，波赫列布金让人们出于信任而相信他的论点，而出于某种原因，大多数俄罗斯人继续传承着对他的那份信任。许多关于伏特加酒的畅销书都不是由专业的历史学家所写，往往是出自毫不严谨的作家、记者，还有像波赫列布金这样的好奇厨师。而且，就像波赫列布金的《伏特加酒的历史》的封面和底页以苏联绿牌伏特加的诱人图片装饰，许多类似的行业刊物都有着一页页的植入式广告，满页都充满了怀旧情绪，向人们展示着各种伏特加酒品牌。这些刊物往往都是由俄罗斯最著名的酿酒厂的下属出版机构印制的。这些流行商品历史的生产者们对进一步调查清楚整件事情或许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当中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所谓的苏联与波兰之间的伏特加酒起源之争，据说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波赫列布金对伏特加酒的调查研究。俄罗斯国内播放的纪录片《厨师之死》——以海牙的国际和平宫（the Peace Palace）为背景——大胆地宣称：“1982年有利于苏联的国际仲裁决定毋庸置疑地确保了伏特加酒作为一种起源于俄罗斯的酒精饮料的地位，给了俄罗斯人在国际市场上以这个名字进行宣传的专属权，而苏联的出口广告也凸显着这个仲裁决定：‘只有产自俄罗斯的伏特加酒才是正宗的俄罗斯伏特加酒。’”[19]然而，苏联和血浓于水的共产主义兄弟国家波兰之间的这样一个案子，却没有在位于和平宫的两个国际法庭——不管是国际审判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还是常设仲裁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留下任何相关记录。[20]彼得·迈格斯（Peter Maggs）是俄罗斯商标法和国际商务仲裁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据他所说，“原则上，苏联从未提请过国际仲裁以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因为它有充分理由认为，主要的国际仲裁机构都被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控制了”。[21]
这并不是说人们对各种酒的起源地没有争论。正如之前人们对诸如法国香槟酒、法国白兰地酒和波尔多葡萄酒等具有特定原产地的酒类产生的争议，伏特加酒的起源地也很可能面临着类似的争论。整个1970年代，波兰人一直宣称他们自14世纪早期就开始饮用伏特加酒，而且到了16世纪，波兰当局还开始对酿酒厂征税。[22]此外，从未有过具有决定意义并在国际范围内被认可的法律裁决，判定伏特加酒的起源地毫无争议地属于俄罗斯。
由于之前在团结工会运动中，波兰出现了反苏联的呼声，因此，苏联在伏特加酒起源地之争中对它这个闹腾的盟国的胜利极具象征意义。那么如果确有此事，这样的胜利至少会登上苏联境内的报纸头条，乃至全球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但即便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员，也无法在馆藏的全球各地的报纸中找到任何相关的报道。人们在收藏了如《真理报》（Pravda）和《消息报》（Izvestiya）等主要苏联报纸的档案馆里四处搜索，同样也没找到任何相关报道。事实上，没有一份俄罗斯期刊或学术期刊提及过这个所谓的“国际纠纷案”，直到1991年，波赫列布金的书出版后才开始出现相关的文献记载。[23]
直到最近，俄罗斯作家们才停止不加怀疑地相信波赫列布金的主张，并开始积极地对他的说法进行事实核查。在2011年出版的书《巨大的骗局：围绕俄罗斯伏特加酒的事实和谎言》（Grand Deception：Truth and Lies about Russian Vodka）中，作者鲍里斯·罗迪奥诺夫（Boris Rodionov）断定：“几乎所有波赫列布金关于伏特加酒的说辞都是‘大骗局’。”波赫列布金的故事存在太多的问题和漏洞：如果与波兰的贸易争议对于苏联的财政收入和国家荣誉而言至关重要，为什么波赫列布金却没有立即获得自由使用苏联档案馆的权限？为什么苏联当局没有给这位被驱逐的孤独学者派遣一群调查助手？还有，波赫列布金一个人如何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调查任务？
尤里·日仁（Yuri Zhizhin）于1974～1987年担任苏联国营水果进出口联合公司总裁，而鲍里斯·塞格林（Boris Seglin）是该公司法律部门的负责人。在和他们的面谈中，两人都确认该公司没有任何人委任过波赫列布金去进行这样的调查。此外，他们还表示，波兰人从未因为伏特加酒的起源争议而将苏联告上国际法庭，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24]在2002年一次鲜为人知的采访中，日仁表示，事实上，苏联与其兄弟盟国波兰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协调委员会监督着苏联东欧附属国的贸易，从未有国家向委员会提出过关于伏特加酒的起源争议。“我们这些国家之间的伏特加酒贸易量非常小，这样的争议是毫无意义的，”日仁这样表示，“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已经将伏特加酒和俄罗斯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证明我们享有‘伏特加酒’的专有权的做法无异于宣称我们对一台永动机享有主权。这样做既浪费了人力物力，也浪费了财力。”[25]
彼得·迈格斯表示，事实上，这样的法律争议不仅从未发生过，它也不可能发生过；迈格斯参与过许多涉及标志性商标的国际法庭诉讼，诸如“司木露”（Smirnoff）和“苏联红牌伏特加酒”的国际诉讼，甚至还有一场关于莫斯科酒店（Hotel Moskva）与苏联红牌伏特加酒商标相似度争议的国际诉讼。[26]他强调，“国际商标法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原则，即通用术语不受法律保护，而没有词能比‘伏特加酒’这个词更称得上是通用术语”。[27]
如果经济互助委员会没有受理过这样的争议，那么唯一可以仲裁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争议的国际法律机构就只剩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监督着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主要国际法的执行，包括保护知名商标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the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但“伏特加酒”并不是像“李维斯”（Levi’s）、“丰田”（Toyota）或“可口可乐”（Coca-Cola）这样有着特定生产商的有效注册商标。而且《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也缺乏可以解决国家间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机制，这推动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诞生。迈格斯接着又表示，“此外，几乎所有的国际商事仲裁都是处理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件，而这一关于‘伏特加酒’的商标纠纷不属于合同纠纷”。[28]
总的来说，上述说法最终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次“至关重要的”外交口角中，波兰人从未真正地进行法律辩护（如果有的话，他们将会立足于1405年的波兰法庭文件中出现过的“沃特加酒”字样的史实记录和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对蒸馏酒精征税的历史事件进行辩护），也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波兰官员对那个案件一无所知，只有波赫列布金一个人宣称波兰人输了。[29]
或许波赫列布金的无稽之谈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它们如何被吹捧到传奇的高度：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说法从未被核查过。虽然人们可以构想出各种阴谋论来解释为什么古怪的波赫列布金非得编造出如此复杂的谎言——他不只在关于伏特加酒的真正起源上说了谎，还隐瞒了他开展调查的真实原因——但不幸的是，伴随着波赫列布金的神秘谋杀案，这些问题注定将成为永远无解的谜题。
回到原点
现在，在伏特加酒起源方面有着至高权威的波赫列布金的说法遭到了质疑，那么我们就重新回到了步入伊兹麦洛夫斯基公园的伏特加酒博物馆之前的状态。我们又得重新开始询问：“伏特加酒从何而来？”幸运的是，还有其他关于伏特加酒起源的理论。
美籍波兰裔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表示，俄罗斯人是在16世纪从亚洲的鞑靼人那里第一次学会了酿酒技术。“罐装蒸馏技术”是将装着发酵饮料的罐放在火窑里，热力将水分蒸发后就得到了酒精。而“蒙古式蒸馏法”则是将装着发酵饮料的罐子放在寒冷的室外，水分结冰后取走就得到精炼的酒精。这两种土著式的方法都是非常粗糙的，而通过这两种方法制作出来的酒精也常常可以致命：在酒精制作过程中会产生高浓度的“杂醇油”，这是一种因为蒸馏不完全而产生的有毒液体，今天杂醇油主要用于工业溶剂或爆炸物。因此，伏特加酒从东方传播到俄罗斯的说法貌似站不住脚。[30]
并不是所有的俄罗斯历史学家都认可波赫列布金将伏特加酒的起源日期定为1478年或将伏特加酒的起源地定为莫斯科。有的人甚至往前追溯得更远，称伏特加酒起源于1250年的古俄罗斯城市诺夫哥罗德，这是当年汉萨同盟和拜占庭帝国进行贸易的一个古代港口。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呢？
在1950年代初期，著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考古学系负责人阿特米·阿尔齐霍夫斯基（Artemy Artsikhovsky）发掘了古城诺夫哥罗德。考古学家在浸满水的黏土深处挖掘出了超过950份保存良好的文件；这些文件并不是写在纸上的（那时候，造纸技术的传播范围还很有限），而是刻在当地的桦树树皮上。这些被挖掘出的桦树树皮文件展现了中世纪北欧人民生活的独特面貌。这一片片桦树树皮上承载着无数的文字记录，其中最早的文字记录可追溯到14世纪晚期涉及大麦的酿制记录（例如3号文件和689号文件）。虽然北欧各地已有啤酒、蜂蜜酒和葡萄酒的发酵历史，但蒸馏法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酒精生产技术，它被视为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技术成就。
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vodka”这个词来源于斯拉夫语里面表示水的单词“voda”。当然，“vodja”的发音听上去更像是俄罗斯人最爱的“少量的水”，即俄语中的“vodka”。因为65号文件可追溯到13世纪中期，因此，据斯米尔诺夫所说，这份很可能是伏特加酒生产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应该写于1250年。[32]
但这种说法听上去比波赫列布金的无稽之谈更加牵强附会，这是因为这种说辞确实漏洞百出。首先，俄罗斯考古学家确定了发现这批文件的地层的形成最早只能追溯到14世纪早期。另外，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知道，仅仅依靠实地考察是无法如此精确地确定具体年份的。正如波赫列布金撒下的弥天大谎，这些科学家的说法的具体程度远超事实证据所能证明的。其次，斯米尔诺夫并没有解释早期的诺夫哥罗德人是如何或者从哪里学到了蒸馏技术，因为他所给定的1250年这个年份甚至都早于这项技术传到欧洲的时间。
最后，斯米尔诺夫对桦树树皮文件的解读所立足的是一种对“vodja”这个词的彻底误解，这种误解与所有语言学派学者的观点相左。尽管俄罗斯的词源学家还在争论文件里的“vodja”（意思是“他带头”）这个词的意思与婚姻是否有关，但几乎所有词源学家都认可一种说法，即这个词事实上是一个动词分词，而不是一个名词。约斯·沙肯（Jos Schaeken）是一位精通斯拉夫语的语言学家，他也是俄罗斯桦树树皮文献国际项目的负责人。他坚持认为：“桦树树皮文件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伏特加起源初期的相关信息。每一个秉持严肃学术精神的学者都应该抵制这种‘vodja等同于vodka’的说法。”[33]
来源:中世纪俄罗斯的桦树树皮文献，gramoty.ru/index.php
来源:中世纪俄罗斯的桦树树皮文献，gramoty.ru/index.php
来源:中世纪俄罗斯的桦树树皮文献，gramoty.ru/index.php
来源:中世纪俄罗斯的桦树树皮文献，gramoty.ru/index.php
诺夫哥罗德桦树树皮文件65号，约1360～1380年//可以看到拼起来为
的字母在65号文件的b部分出现了两遍。//来源:中世纪俄罗斯的桦树树皮文献，gramoty.ru/index.php由此看来，我们对伏特加酒起源的探索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追溯伏特加酒的全球踪迹
揭穿错误的历史解读过程本身是很有趣的，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在涉及伏特加酒的真正起源的探索中，却是毫无进展……当然，前提是伏特加酒真的有一个确切真实的唯一起源。那么，我们知道的有哪些呢？或许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钻研全球酒类的历史。
最早的酒精饮料都是酒精浓度相对较低的佐饭饮料：葡萄酒、蜂蜜酒和啤酒。目前，通过发酵这种自然反应制酒的做法最古老的历史证据可追溯至石器时代；这种制酒法是通过酵母和葡萄汁或其他水果汁中的糖分发生反应制造出酒精。最近在亚美尼亚地区发现的古老的酿酒工具的使用日期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中国人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用大米、蜂蜜和水果作为发酵的原材料。人们在埃及法老的墓中也发现了葡萄酒和啤酒。[34]无论这些发酵制成的酒精饮料给人们带来的是愉悦享受还是痛苦烦闷，它们的酒精浓度还是比较低的——酒精浓度最高只能达到15%；相比之下，我们在今天的酒类商店里找到的标准伏特加的美制酒度为80 proof（酒精浓度为40%）。[35]只有通过蒸馏法才能达到如此高的酒精浓度——蒸馏法是将发酵的酒浆加热到高于酒精的沸点（78℃）。在这个温度下，酒精开始蒸发，只留下水分、酒糟和杂质，人们接下来就将蒸发的高浓度酒精冷却下来装到另一个容器里。
伏特加酒，还有像杜松子酒、白兰地酒、朗姆酒和威士忌酒等其他的现代酒类的诞生都应当归功于12世纪欧洲化学家发明的蒸馏技术。虽然今天的我们把中世纪的化学家视作一直寻求炼金术的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者，但他们却为了寻找可以切实改善人类身体体质和精神力量的药物而认真翻阅和钻研古希腊、古罗马和古阿拉伯的学术文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的成果也成为现代化学和药学的根基。古阿拉伯人和古希腊人曾经对发酵的葡萄浆进行蒸馏，但这种做法慢慢失传；后来炼金术士在炼制长生不老药（一种可以让人返老还童的药）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这一秘密。[36]
13世纪起，人们开始从发酵葡萄酒的沉淀物中蒸馏出药用酒精，这种生产方法与今天用于消遣的酒精饮料的制作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做法最有可能起源于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医学院。[37]在那里，与中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在思想精神上是与罗马教廷紧密相连的。因此，蒸馏法的发展和传播都离不开对哲学和宗教有着持久兴趣的学院和修道院。
那么，蒸馏法是如何从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传到莫斯科的宫廷的呢？在这一点上，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似乎就无法达成一致了。历史学家把将这种技术传播到欧洲大多数地方的功劳，或者说罪过，归于拉蒙·鲁尔（Ramon Llull），一个曾经做过游吟诗人的传教士。在鲁尔立志将天主教教义传播给犹太教信徒和穆斯林之前，他在西班牙海岸附近的地中海小岛马略卡岛上的一个方济各会女修道院教阿拉伯语和哲学。1290年，试图在北非地区传教却遭到当地暴力驱逐后，他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城邦热那亚，在那里，他写了许多关于蒸馏法和精馏法的文章。或许是出于对炼金术和阿拉伯语的共同兴趣，鲁尔和医师阿纳尔德斯·德·维拉·诺瓦（Arnaldus de Villa Nova）很快成为密友，两人开始合作撰写《葡萄酒集》（Liber de vinis），这是第一本关于葡萄酒酿造学的医书。在写书的过程中，阿纳尔德斯借助了他过往招待教宗、贵族和国王的经历。[38]很有可能就是在对发酵的葡萄酒和这些新的蒸馏酒或“煮过的”酒的调查中，阿纳尔德斯·德·维拉·诺瓦第一次将阿拉伯语单词“al-kuhul”（酒精）引入欧洲语言中。在《保持青春》（De conservanda juventute）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人们可以通过对酒或酒的酵母进行蒸馏得到煮沸之水，亦称生命之水（aqua vitae）。这是酒类中最微妙的部分。有人说这是“永恒之水”，也有人或许是因为提取过程中的纯化手段，称之为炼金术师的“黄金之水”。它的优点广为人知：它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延长人们的生命，因此堪称“生命之水”。[39]
通过阿纳尔德斯·德·维拉·诺瓦的介绍，这种“aqua vitae”，或者说“生命之水”开始为热那亚的商人们所知，他们非常急切地想从这种神秘的新药中获利。热那亚人发现这种酒精不仅可以通过蒸馏昂贵的酒浆得到，也可以通过蒸馏更便宜的水果和谷物发酵物得到。此时，这座意大利的小渔村已经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的强国：就连哥伦布都是从热那亚开始他的探险航程的。到了14世纪，生命之水已经成为欧洲各地药剂师们最为宝贵的材料。[40]
而在地中海贸易中，热那亚一直与其海上强敌威尼斯争夺着地中海航线的控制权。热那亚人运用策略击败了威尼斯人，并与拜占庭帝国建立了联盟关系。拜占庭帝国允许热那亚商人在其境内进行免税的贸易，并给予他们在黑海地区的贸易垄断权。[41]
蒸馏法很可能是通过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港口城市卡法（Caffa，今天的费奥多西亚）传到了斯拉夫人那里，彼时的卡法正处于热那亚人的控制之下。在这个城市的集市上聚集了各种各样的货物和来自不同民族有着不同信仰的商人。早先的俄罗斯人在这个繁忙的贸易中心贩卖着金属制品、皮毛制品和奴隶。[42]西班牙探险家佩罗·塔富尔（Pero Tafur）描述了卡法居民的“野蛮本性”：在这座城市热那亚人所经营的酒店里，人们可以用葡萄酒买到（或者说曾经买得到）年轻的处女。那么，俄罗斯人在这座热那亚港口第一次接触到生命之水和酒精的近亲——性病，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43]
在14世纪，蒸馏法的传播可以借助许多途径往北从克里米亚穿过大片草原、牧场和森林，传到俄罗斯。生命之水是最受那些陪着外交官一起开展国际外交任务的炼金术士和药剂师们欢迎的药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在其影响深远的俄罗斯文化史著作《圣像和斧头》（The Icon and the Axe）中强调：“伏特加酒进入俄罗斯明显是 通过从事医生这一职业的人，而这个事实也表明了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宫廷医生在将西方理念和技术引入俄罗斯时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44]就连波赫列布金也提及，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来自卡法的热那亚大使常常在往返立陶宛的途中拜访莫斯科，而他们的每一次到访都会带来药用的生命之水。[45]
除了这些偶尔发生的外交访问带来的生命之水，那些因蒙古人入侵克里米亚［1395年蒙古可汗帖木儿（Tamerlane）带兵洗劫了卡法］而往北出逃的难民可能将蒸馏法的做法和产品永久性地引入了莫斯科。[46]莫斯科的大部分修道院，特别是克里姆林宫里的修道院成了这一新技术扎根的“肥沃土壤”，修道士们很快改造了这种进口自热那亚的生命之水的蒸馏技术，并开始制作一种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本土产品——伏特加酒；伏特加酒可以通过对当地谷物（主要是黑麦和小麦）和柔滑的泉水的混合发酵物的蒸馏而得到。[47]如果你愿意相信广告的话，正是这种组合赋予了俄罗斯伏特加和波兰伏特加“原汁原味的”特色口感。
虽然蒸馏法在15世纪被引入莫斯科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可，但就像许多其他历史考证一样，这个说法在细节部分还是有点模棱两可。波赫列布金重述过一个传奇故事，在1430年代从俄罗斯前往意大利的教会使者队伍中，有一个名为伊西多的希腊修道士；作为教会的使者，他学会了蒸馏法。因为被怀疑是双面间谍，他在回到莫斯科后就被关进了克里姆林宫的丘多夫修道院。虽然他能接触到的原材料只有本地谷物，但机智的希腊人使用这些本地谷物发明了第一批“正宗的”俄罗斯伏特加酒；接着，他把酒偷偷塞给看管他的人，在他们醉倒后就趁机逃到了基辅。
类似于波赫列布金的大部分说法，没有任何史实证据或者记录可以证明这个古怪故事的真实性。试想一下：为什么一个叛国嫌疑人会被关押在修道院，而且里面还有可以进行化学反应的工具，而不是被扔进地牢以及接受残忍的折磨？不仅如此，整个故事到处散发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象征色彩：这个故事宣称伏特加酒诞生于丘多夫修道院这座“神奇修道院”。这座修道院修建于1365年，在1929年被斯大林夷为平地以便在原地修建一座混凝土建筑物，即庄严的议会大厦。虽然这个传奇故事不能被当真，但还是有很多俄罗斯人继续根据这个传奇故事将伏特加酒的起源时间定为1440年代。[48]
另一个更为可信的参考版本主张蒸馏法不是从南方传到莫斯科的，而是通过历史悠久的汉萨同盟贸易之路从欧洲中西部传到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前哨站——普斯科夫（Pskov）和诺夫哥罗德。对这条贸易航线上进口酒类的定期记录最早可追溯至1436年。40年后，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给伊凡雷帝的爷爷、莫斯科大公伊凡大帝（Grand Prince Ivan the Great of Moscow）献上一份豪华的礼物，其中就有一桶桶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虽然这些酒被誉为梦幻般的豪华礼物，但相关的文献记录中却没有提及“生命之水”这个词，更别说“伏特加酒”了。[49]
那么，伏特加酒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于什么地方诞生的呢？是谁第一个从当地的谷物中蒸馏出这种如此强劲的酒精饮料的呢？这个人是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我在这里所说的任何东西都是基于推测和猜想，而且我的看法的明确程度或许比不上烹饪大师波赫列布金的研究成果；至少，波赫列布金的“遗作”仍旧是伊兹麦洛夫斯基公园的伏特加酒博物馆里人们常常翻阅的参考文献。[50]
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除了俄罗斯和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常常为伏特加酒的起源问题争吵不休外，何人于何时何地发明了伏特加酒这个问题远比不上另一个问题重要，即为什么偏偏是伏特加酒可以在俄罗斯的历史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我们知道的是，16世纪的时候，炼金术士药用的“生命之水”已经通过某种路线进入了俄罗斯，借助某些人的影响，在俄罗斯扎下了根。它被称为“燃烧的酒”或者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伏特加酒。[51]
自伏特加酒被引入俄罗斯后，俄罗斯的历史就被改写了。
[1] 可参见Linda Himelstein，The King of Vodka：The Story of Pyotr Smirnov and the Upheaval of an Empire（New York：HarperCollins，2009），第287～338页；K. V. Smirnova et al.，Vodochnyi korol’ Petr Arsen’evich Smirnov i ego potomki（Moscow：Raduga，1999），第85～118页。关于国际社会就这种俄罗斯特色形象的争议参见Boris S. Seglin，“Russkaya vodka v mezhdunarodnykh sudakh”，Biznes-advokat，第1卷（2005）；http//www.bestlawyers.ru/php/news/newsnew.phtml？id=370&idnew=14983&start=0（2013年2月8日访问）。
[2] Vice Magazine撰稿人伊瓦尔·伯格林（Ivar Berglin）在他的纪录片《Vice旅行指南》（Vice Guide to Travel）的“Wodka Wars”中继续对伏特加酒的起源进行类似的探索之旅，http：//www.youtube.com/watch？v=SR_37f6hHTE（2013年7月21日访问）。
[3] 关于威廉·波赫列布金的自传材料选自俄罗斯电视台Russia-1的纪录片“Smert’ kulinara：Vil’yam Pokhlebkin”，http：//www.rutv.ru/video.html？vid=39680&cid=5079&d=0。
[4] “Vodka” in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苏联大百科全书》）（英译本），由A. M. Prokhorov编辑（New York：Macmillan，1974），第545页。
[5] Daniel J. Malleck，“Whiskies” in Alcohol and Temperance in Modern History：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由Jack S. Blocker Jr.，David M. Fahey和Ian R. Tyrrell编辑（Oxford：ABC-CLIO，2003），第2卷，第650页；Birgit Speckle，Streit ums Bier in Bayern：Wertvorstellungen um Reinheit，Gemeinschaft und Tradition（Münster：Waxman Verlag，2001），第80～81页。
[6] Artur Tabolov，Oligarkh：Prestupleniya i raskayanie（Moscow：EKSMO，2008）；转引自Boris V. Rodionov，Bol’shoi obman：Pravda i lozh‘ o russkoi vodke（Grand Deception：Truth and Lies about Russian Vodka）（Moscow：Izdatel’stvo AST，2011），第58～63页。
[7] Vilyam Vasilevich Pokhlebkin，Istoriya vodk（Moscow：Tsentpoligraf，2000），第11～15页。关于苏联红牌伏特加酒和百事的易货交易参见 Charles Levinson，Vodka Col（London：Gordon & Cremonesi，1978），第94页；Vladislav Kovalenko，“Vodka—vse ravno chto vechnyi dvigatel”，Kompaniya，第197卷第1期（2002），http：//ko.ru/articles/3858（2013年2月10日访问网站）；Igor Shumeiko，10 mifov o russkoi vodke（Moscow：Yauza，2009），第30～35页。
[8] Shumeiko，10 mifov o russkoi vodke，第35页。
[9] “Smert' kulinara：Vil'yam Pokhlebkin”，http：//www.rutv.ru/video.html？vid=39680&d=0.
[10] Yuliya Azman and Oleg Fochkin，“Za chto ubili pisatelya Pokhlebkina？” Moskovskii Komsomolets，2000年4月18日；Aleksandr Evtushenko，“… A telo prolezhalo v kvartire tri nedeli”，Komsomol’skaya pravda，2000年4月21日；“Ubit znamenityi geral’dist i kulinar”，Moskovskii Komsomolets，2000年4月15日；James Meek，“The Story of Borshch”，The Guardian，2008年3月15日。
[11] Azman and Fochkin，“Za chto ubili pisatelya Pokhlebkina”；“Smert’ kulinara：Vil’yam Pokhlebkin”，http：//www.rutv.ru/video.html？vid=39680&cid=5079&d=0；Evtushenko，“…A telo prolezhalo v kvartiretri nedeli”.
[12] Viktor 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opyt khudozhestvennoi eskhatologii（Moscow：Zebra E，2008），第15页；Victor Erofeyev，“The Russian God”，New Yorker，2002年12月16日。
[13] “Smert’ kulinara：Vil’yam Pokhlebkin”，http：//www.rutv.ru/video.html？vid=39680&cid=5079&d=0。其他一些重新讲述了波赫列布金故事的有：Shumeiko，10 mifov o russkoi vodke，第34～35页；Anatolii Sheipak，Istoriya nauki i tekhniki：Materialy i tekhnologii，第2版（Moscow：Izdatel’stvo MGIU，2009），第1卷，第141页；Mikhail Timofeev，Rossiya：Nezavershennyi proekt（Ivanovo：Ivanovskii Gos. Universitet，2000），第34页。
[14] Aleksandra Verizhnikova，“Narodnyi kulinar Pokhlebkin”，Vechernyaya Moskva，2003年4月22日。
[15] 可参见Nicholas Ermochkine and Peter Iglikowski，40 Degrees East：An Anatomy of Vodka（Hauppauge，N.Y.：Nova，2003），第42～43页；YuriiIvanov，Kniga o vodke（Smolensk：Rusich，1997），第44页；V. Z. Grigor’eva，Vodka izvestnaya i neizvestnaya：XIV-XX veka（Moscow：Enneagon，2007），第6～8页；Sergei Romanov，Istoriya russkoi vodki（Moscow：Veche，1998），第29页；Vitalii Krichevskii，Russian vodka：Pis’ma moemushveitsarskomu drugu（St. Petersburg：Dean，2002），第7～13页；Vladimir Nikolaev，Vodka v sud’be Rossii（Moscow：Parad，2004），第148～149页；V. B. Aksenov，Veselie Rusi，XX vek：Gradus noveishei rossiiskoi istorii ot ‘p’yanogo byudzheta’ do ‘sukhogo zakona’（Moscow：Probel-2000，2007）；Gennadii M. Karagodin，Kniga o vodke i vinodelii（Chelyabinsk：Ural，2000），第44页；Vadim V. Zolotaryov，Pod znakom orla i lebedya（Moscow：Krugozor-Nauka，2003），第14～16页。
[16] David Christian，“Review：A History of Vodka by William Pokhlebkin”，Slavic Review，第53卷第 1期（1994），第245页。
[17] Pokhlebkin，Istoriya vodki，第55页，第118～119页；Rodionov，Bol’shoi obman，第152页。关于这点，波赫列布金所写的是1429年一个热那亚外交使团来到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Vasily III Temnyi）的宫廷里（英语版本里错译为1426年，第57页）。1420年代，莫斯科公国是处于大公瓦西里二世（Vasily II Temnyi）的统治下，因此看上去“二世”和“三世”之间的差别是由于俄罗斯原文稿印刷错误导致的。然而，英语译本却忽视了这点，还提出“热那亚使团向瓦西里三世的宫廷呈现了生命之水的样本”（第57页）。其他的错误包括：（第55页）记录1386年有一次热那亚使团来访，引用的是Gavriil Uspenskii，Opyt povestvovaniya o drevnostyakh ruskikh，共2卷（Kharkov：Tipografiya Imperatorskago Khar’kovskago Universiteta，1818），第78页。不幸的是，邬斯宾斯基并没有给出这样一个日期，只是提到1389年热那亚躲过了被侵袭的灾祸。或许因此波赫列布金就在他的时间表中（第298页）将热那亚使团到达的时间记为“1386～1398年之间”。罗迪奥诺夫还列举了波赫列布金在描述蒸馏工艺的历史和化学成分上所犯的错误。参见Rodionov，Bol’shoi obman，第23～33页。
[18] Christian，“Review：A History of Vodka by William Pokhlebkin”，第256页。罗迪奥诺夫也说了类似的话，虽然看上去罗迪奥诺夫从未读过克里斯蒂安的这篇文章。Rodionov，Bol’shoi obman，第80页。
[19] 这部纪录片可在网上找到：http：//www.rutv.ru/video.html？tvpreg_id=101763&cid=5079&d= 0&mid=14。
[20] 查看常设仲裁法院案件记录登录http：//www.pcacpa.org/upload/files/Consolidated%20Annexes.pdf；查看国际审判法院案件记录登录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2（2011年1月11日访问网站）。
[21] Peter Maggs，2010年11月13日与作者的私人信件。
[22] Howard A. Tyner，“Poles Say They Made Vodka First”，Chicago Tribune，1978年2月1日，第4页；“Vodka Credit Goes to Poles”，Hartford Courant，1970年8月25日，第16页。关于香槟酒、法国白兰地酒等酒类的起源争议参见Alfred Phillip Knoll，“Champagne”，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第19卷第2期（1970）。
[23] 我们获得了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和国会法律图书馆（the Law Library of Congress）研究院的帮助，但他们找到的所有材料都是援引自波赫列布金那未经证实的主张。东方观察信息服务公司（EastView）提供了《真理报》（Pravada）和《消息报》（Izvestiya）的历史数据材料。
[24] Rodionov，Bol’shoi obman，第6页，第64～66页。感谢阿德里安让我关注到了罗迪奥诺夫的作品。
[25] Kovalenko，“Vodka”.
[26] 今天的莫斯科酒店（Hotel Moskva）位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面的马涅日广场（Manezh Square），是建于1930年代的原先酒店的复制品，地址也一模一样。新的莫斯科酒店甚至还重现了原酒店对两种不同建筑风格的融合。从马涅日广场上看这座酒店，左边宏伟的建筑和突出的圆形窗户跟右边方正简洁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最普遍的解释认为这是建筑师阿列克谢·舒谢夫（Alexei Shchusev）的错，他向斯大林提交了两份可供选择的蓝图，并将它们沿着中线并排放以突出不同的风格。很明显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舒谢夫是让他选其中一种，他只是在建筑计划上签了字。因为担心猜测斯大林心思会带来的后果，这位建筑师和工人简单地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建造了这栋建筑物。据说苏联红牌伏特加酒上之所以会出现莫斯科酒店是因为拉夫连季·贝利亚本人的要求。Aleksandr Nikishin，Vodka i Gorbachev（Moscow：Vsya Rossiya，2007），第51页。
[27] Peter Maggs，2010年11月13日与作者的私人信件。另参见Michael Blakeney，“Proposals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第4卷第5期（2001）。请勿与近期的争议混淆（2006年所谓的伏特加酒战争），该争议是欧盟内部就使用除传统的谷物和马铃薯外的其他材料制造的蒸馏酒可否被合法地认可为伏特加酒。参见Dan Bilefsky，“A Spirited War：The Search for the Real Vodka”，New York Times，2006年11月23日，http：//www.nytimes.com/2006/11/23/world/europe/23iht-vodka.3648566.html（2010年10月18日访问网站）而现在所谓的施内尔哈特协议（Schnellhardt Compromise）（以德国特派调查员的名字命名）指出，任何不是以传统的谷物和马铃薯制造的蒸馏产品必须清楚标明”用……制造的伏特加酒”European Parliament，“Vodka War May Soon Be at an End”（2007年6月26日）。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language=EN&type=IM-PRESS& reference=20070131STO02626（2010年10月24日访问）。
[28] Peter Maggs，2010年11月13日与作者的私人信件。
[29] 关于伏特加酒的真相可参见Black & White，http：//www.vodkasobieski.com/2010/the_truth.php（2010年10月26日访问）。关于波兰方面伏特加酒的历史参见Hillel Levine，“Gentry，Jews，and Serfs：The Rise of Polish Vodka”，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第4卷第2期（1980），第223页。波兰烈酒行业协会（Polski Przemysl Spirytusowy）声称，vodka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405年的一份法庭文件（Palatinate of Sandomierz registry）中；参见 http：//www.pps.waw.pl/9，43，55_history_of_polish_vodka.html（2010年10月26日访问）；另外参见Exposition Universaelle des Vins et Spiritueu “About Vodka”，http：//www.euvs.org/en/collection/spirits/vodka（2010年10月26日访问）；“Vodka Credit Goes to Poles”；Tyner，“Poles Say They Made Vodka First”。
[30] Richard Pipes，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4），第157页。关于罐装蒸馏技术参见David Christian，Living Water：Vodka and Russian Society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Oxford：Clarendon，1990），第26页。关于蒙古式蒸馏法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第4部分：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Apparatus，Theories and Gif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第48～62页。关于文中提到的怀疑请参见George Snow，“Vodka” in Alcohol and Temperancein Modern History：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由Jack S. Blocker Jr.，David M. Fahey和Ian R. Tyrrell编辑（Oxford：ABC-CLIO，2003），第2卷，第636页。
[31] 跟vodka近似。
[32] 参见Yu. I. Bobryshev et al.，Istoriya vinokureniya，prodazhi pitei，aktsiznoi politiki Rusi i Rossii v arkheologicheskikh nakhodkakh idokumentakh XII-XIX vv.（Moscow：Krugozor-nauka，2004），第37～41页；Zolotaryov，Pod znakom orla i lebedya，第34～35页。
[33] Jos Schaeken，Leiden University，the Netherlands，2010年10月24日与作者的私人信件。关于现在的人认为vodja这个词与婚姻有关的细节参见A. A. Zaliznyak，Drevnenovgorodskii dialekt，第2版（Moscow：Yazyki slavyanskoi kul’tury，2004）。关于桦树皮文件的语言学研究参见Jos Schaeken，“Line-Final Word Division in Rusian Birchbark Documents”，Russian Linguistics，第19卷第1期（1995）；Willem Vermeer，“Towards a Thousand Birchbark Letters”，Russian Linguistics，第19卷第1期（1995）。不幸的是，罗迪奥诺夫对巴布里谢夫等人的批评的尖锐程度远不如他对波赫列布金的批评。参见Boris V. Rodionov，Istoriya russkoi vodki ot polugara do nashikh dnei（Moscow：Eksmo，2011），第278～280页，以及Bol’shoi obman，第77～80页。
[34] Brian Hayden，Neil Canuel，and Jennifer Shanse，“What Was Brewing in the Natufian？An Archaeological Assessment of Brewing Technology in the Epipaleolithic”，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第20卷第1期（2013），第102～104页；Maggie Fox，“At 6，000 Years Old，Wine Press Is Oldest yet Found”，Reuters，2011年1月11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70A0XS20110111（2011年1月11日访问网站）；Patrick E. 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赞美戒酒的颂歌的诞生时间几乎是跟酒精出现的时间差不多。Mark Lawrence Schrad，“The First Social Policy：Alcohol Control and Modernity in Policy Studies”，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第19卷第4期（2007），第438页。
[35] 人们常常认为是19世纪俄罗斯的化学家、发明家和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mitry Mendeleyev）发明了80度的酒精标准度。叶罗菲耶夫，“俄罗斯人的上帝”。然而，罗迪奥诺夫认为就连这个也是一种对历史的错误解读，并且已经上升到了传奇的高度。Rodionov，Bol’shoi obman，第12～13页，第348～370页。
[36] Bruce T. Moran，Distilling Knowledge：Alchemy，Chemistry，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第12页。
[37] R. J. Forbes，A Short History of the Art of Distillation：From the Beginnings up to the Death of Cellier，第2版（Leiden：E. J. Brill，1970），第57页。
[38] R. J. Forbes，A Short History of the Art of Distillation：From the Beginnings up to the Death of Cellier，第2版（Leiden：E. J. Brill，1970），第60～61页；Uspenskii，Opyt povestvovaniya o drevnostyakh ruskikh，第1卷，第77页；Hugh Johnson，Vintage：The Story of Wine（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9），第2卷，第126页。
[39] Edward Gildemeister and Fr. Hoffman，The Volatile Oils，由Edward Kremers翻译，第2版（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13），第1卷，第30页。另参见Rodionov，Istoriya russkoi vodki，第44页。
[40] Edward Gibbon Wakefield，An Account of Ireland，Statistical and Political，共2卷（London：Longman，Hurst，Rees，Orme & Brown，1812），第1卷，第727～728页；Forbes，Short History of the Art of Distillation，第101页。
[41] Donald MacGillivray Nicol，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261-1453，第2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42] Charles King，The Black Sea：A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86页；H. Sutherland Edwards，“Food and Drink” in Russia as Seen and Described by Famous Writers，由Esther Singleton编辑（New York：Dodd，Mead & Co.，1906），第261～262页。
[43] Edwards，“Food and Drink”，第261页；Pero Tafur，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London：RoutledgeCurzon，2005），第134页；Ivan Pryzhov，Istoriya kabakov v Rossii（Moscow：Molodiya sily，1914），第44页。
[44] James 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6），第86页。另参见N. A. Bogoyavlenskii，Drevnerusskoe vrachevanie v XI-XVII vv.（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meditsinskoi literatury medgiz，1960），第81页。
[45] Pokhlebkin，Istoriya vodki，第55页，第118～119页。这进一步点出了波赫列布金描述中的事实错误：波赫列布金（第55页）将热那亚人来访的时间记为1386年，引用的是 Uspensky’s Opyt povestvovaniya，第78页。不幸的是，邬斯宾斯基并没有给出这样一个日期，只是提到1389年热那亚躲过了被侵袭的灾祸。或许因此波赫列布金就在他的时间表中（第298 页）将热那亚使团到达的时间记为“1386～1398年之间”。此外，波赫列布金（第119 页）还称1429年还有另一批热那亚人外交使团到访立陶宛，而波赫列布金的《伏特加酒的历史》的英语译本则错误地将该年份记为1426年。另参见本章第17条注释。
[46] King，Black Sea，第100页；Pokhlebkin，Istoriya vodki，第120页。在这里波赫列布金的俄语版原著和英文译本的记录也有出入：前者记载卡法被侵占时间为1395年，而将其并入可汗格莱统治下的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 of Girei）的日期记为1465年；后者则将被侵占和合并的日期合在一起，删掉了所有与1465年相关的记录。R. E. E.史密斯（R. E. E. Smith）和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怀疑随着接下来1389年鞑靼人改信伊斯兰教，这条路上是否还可能进行酒精饮料的贸易——但是，蒸馏技术通过这条路传播则是另一回事了。R. E. F. Smith and David Christian，Bread and Salt：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Food and Drink in Rus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第88页。
[47] Billington，Icon and the Axe，第86页。
[48] Erofeyev，“The Russian God”；Erofeev，Russkii apokalipsis，第15页。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波赫列布金在传说研究上的信息错误：他提出伊西多（Isidore）是被瓦西里三世下令监禁的（俄语版第163～164页；英语版第83～84页），很明显他指的是瓦西里二世，因为瓦西里三世——再一次说明——直到1503年才上位（参见本章第17条注释）。最后，就连波赫列布金都放弃了传说的信息。波赫列布金：《伏特加酒的历史》，第163～164页。其他将传说当作事实的包括：Sergei I. Shubin，Severnyi vektor politiki Rossii：Problemy i perspektivy（Arkhangel’sk：Pomorskii universitet，2006），第190页；Krichevskii，Russian vodka，76；Anthony Dias Blue，The Complete Book of Spirits：A Guide to Their History，Production，and Enjoyment（New York：HarperCollins，2004），第13页；Bob Emmons，The Book of Gins and Vodkas：A Complete Guide（Peru，Ill.：Open Court Publishing，1999），第101～102页；Karagodin，Kniga o vodke i vinodelii，第44页。
[49] Anna L. Khoroshkevich，Torgovlya Velikogo Novgoroda s Pribaltikoi i zapadnoi Evropoi v XIV-XV vekakh（Moscow：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1963），第323～332页；Smith and Christian，Bread and Salt，第88～89页。
[50] Rodionov，Istoriya russkoi vodki，第266页。
[51] Grigor’eva，Vodka izvestnaya i neizvestnaya：XIV-XX veka，第19页。另一项持续至今的关于伏特加酒历史的纠纷是关于vino这一词的使用，虽然被翻译作葡萄酒，但常常被用于指代谷物制作的蒸馏酒——伏特加酒——而不是用来指代葡萄酒。Christian，Living Water，第26页。罗迪奥诺夫的核心观点是早期蒸馏生产的“煮过的酒”（distilled “burnt wine”）和传统伏特加酒（polugar）与现代精馏生产的伏特加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这一区别仅在1895年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提出伏特加酒垄断经营后才出现。Rodionov，Bol’shoi obman，第394～410页；Rodionov，Istoriya russkoi vodki，第1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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