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伏特加政治
伏特加政治所包括的不仅是操控酒类消费量的政策决策，还有酒精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伏特加酒是俄罗斯人社交生活中检验他人的试金石，伏特加政治也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中心支柱。历史上，伏特加酒一直都是俄罗斯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间主要的沟通交流点；与此同时，伏特加酒不仅给饱受欺压和蹂躏的人民带去了慰藉，也导致了他们的贫穷和羸弱状态。此外，伏特加酒不仅仅是俄罗斯国家政权管理和控制个体民众的工具，也是民间社会借以躲避国家管控的途径。沙皇帝国的强权很大程度上是以伏特加酒为基础建立的，而当这个帝国在革命的烈火中覆灭时，在一定程度上，伏特加酒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伏特加酒有助于使俄罗斯人民保持沉默顺从的状态，然而在俄罗斯的每一次政变中我们都能看到伏特加酒的身影，伏特加酒也推动了俄罗斯每一次革命的进展。人们举起盛满伏特加的酒杯庆祝国际和平，但伏特加酒也助推俄罗斯走向战争的边缘。伏特加酒有时会拯救俄罗斯免受外国侵略之苦，但在通常情况下，伏特加酒均促成了俄罗斯的军事失利。而且正如伏特加政治加速了沙俄帝国的消亡，一个世纪后，它也帮助毁灭了接替沙俄帝国的苏联。伏特加酒不仅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收入，而且被当作流通货币使用。苏联解体之后，伏特加酒推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逆现代化发展，也导致了全世界和平时期一场前所未见的人口灾难。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伏特加政治对于理解过去动荡的俄国、现在的俄罗斯以及将来的俄罗斯，都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的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不是恐怖主义，或者核冲突，也不是正确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状况，而是应对数世纪的专制式伏特加政治所带来的公众健康危机和人口危机。最近几年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有所反弹，在1990年代，平均预期寿命曾跌落到59岁——这一水平与加纳不相上下。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正是伏特加酒。一项项研究认为，伏特加酒是最主要的祸因，远超心血管疾病、艾滋病与结核病，甚至是癌症。[1]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09年发起了一场反酗酒运动，当时作为总统的他哀叹道，平均起来，俄罗斯人每年能喝下令人“难以想象的”18升纯酒精，这大约是美国人的两倍，而且也比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健康饮酒量多出10升。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正常的俄罗斯人每年要喝下180瓶伏特加酒——或者说每天要喝下半瓶……而这只是平均量。[2]
在苏联国力衰退的时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撤回了深陷在阿富汗这个泥沼中的军队，他将这一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占领行动比作苏联腹部的一个“流血伤口”：它没完没了地损耗着苏联最急需的资源。[3]苏联人在阿富汗耗费了超过10年的时间，损失了大概1.4万名士兵。相比之下，当苏联解体后，每年有超过40万名俄罗斯人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伏特加酒的受害者；此外，俄罗斯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1994年暴跌至57.6岁。各种与健康相关的研究都认定，在1990年代，伏特加酒的“流行”所导致的过早死亡案例占俄罗斯此类死亡案例的一半以上。据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健康专家所说，如果你是一个俄罗斯人，你的死亡有近四分之一（23.4%）的概率是与酒精相关的。难怪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将伏特加酒导致的人口危机称为“今天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4]
2009年底，克里姆林宫终于注意到问题的存在，并拟订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克里姆林宫计划通过综合控酒措施来使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在10年内减半。[5]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外的专家仍旧研究着这一人口危机所带来的众多消极影响：从持久拖累经济的增长和使国家无力征召一支精锐的常规军队，到导致社会混乱和潜在的政治分裂。[6]俄罗斯人对酒精上瘾的后果确实是真实存在和亟待解决的，而且这确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然而，虽然政府这个新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却注定会失败，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俄罗斯这个社会对酒精的成瘾只是一个症状，真正的病源是这个国家沉溺于伏特加酒所带来的巨额收益这一事实，以及俄罗斯国家机构将伏特加酒当作一种工具的传统。[7]
从政体中能够找到俄罗斯全社会对酒精成瘾的根源，同样，我们也能找到这个国家一直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变它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一代代的俄罗斯专制统治者培育了这个社会对酒的依赖。这种做法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的文化中而且无法被轻易地——或者说快速地——改变。要使俄罗斯这个国家断掉对酒瓶的依赖，需要几代俄罗斯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以转变俄罗斯人对酗酒正当性的认知，改变俄罗斯人那极具危害性的饮酒习惯，以及彻底改造俄罗斯那组织混乱的医疗保健基础建设。然而，因为过往的专制政体缺乏由民主程序和保证公民自由所带来的合法性，所以克里姆林宫一直都受到各种压力，迫使它去实现即时性（而不是长期性）的结果——巩固 其合法地位。因此，虽然俄罗斯一代代的专制统治者都提出过“速成的”戒酒计划，但每一次都在短短的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里即宣告破产——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不幸的是，政府目前努力想要达成的目标——截至2020年之前，砍掉俄罗斯人一半以上的酒消费量——无论看上去多么高尚，似乎也将重蹈覆辙。[8]
酒精和俄罗斯的独裁政体
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为什么一本以俄罗斯酒精政治史为主题的书，开篇会是斯大林和他的核心集团的故事。斯大林的统治既不是俄罗斯政治与伏特加酒之间那漫长而有争议的关系史开启的标志，也不是俄罗斯人酗酒现象发展到顶峰时期的写照。但我们可以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斯大林主导的苏联历史中，找到酒精与威权主义下高度现代化的政治活动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也很清晰地阐释了酒精在俄罗斯政治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斯大林从他的革命战友和前任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那里继承了改造俄国的愿景。在1920年代那场极具破坏性的内战中，列宁被迫采用了恐怖的手段；他的精心策划为那场红色革命带来了胜利——那场内战最终成功摧毁了革命前的社会秩序，但列宁本人却多次患上中风，并在1924年英年早逝。正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发现的，这场革命不仅是用一个统治阶层替换掉另一个统治阶层，还包括根据共产主义“高度现代化”的设计来彻底改造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强制性的集体化和机械化进程是为了对农业进行合理化改造，以服务于国家；速成的工业化和电气化进程是为了改造整体的经济活动，使之服从苏联领导层的命令。这些有形的改造也伴随着文化层面的无形改造：教育、扫盲、建筑和城市规划都接受了统一整顿，目的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9]按照原本的理想，列宁和斯大林所改造的新的苏联文化应该提倡谦逊、守时、干净和戒酒的理念——这些理念都远远不同于过去俄罗斯帝国时期那可憎的资本主义所催生的酗酒、肮脏的农民形象。
虽然约瑟夫·斯大林曾无情地清洗异党，草率地处决犯人，发动集体化运动并强制劳动，但苏联内外仍然有追捧他的人。[10]有人指出了斯大林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带领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击败强大无畏的纳粹军队，与此同时还将苏联这个偏居欧洲一隅、饱受战争蹂躏且落后于时代的 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只有美国能与之匹敌的全球超级大国。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些辩护者都点出了斯大林在面对治国的关键难题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让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易于接受政治领导。
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他的经典作品《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中将这种“易于接受性”解释为政府对人口的统筹安排以简化传统的国家职能——税收、征兵和防止叛乱。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些核心职能，而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可以被认为是一段开发社会资源（税收和征兵）和压制内部竞争对手的历史。[11]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有很多故事来讲述，在俄罗斯的国家建设计划中，人们是如何使用酒精来支持国家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开发，以及压制国内的反对声音的。
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推出了建设苏联的宏伟方案。斯大林的政权所创造的一切——从军队和政府建设到集体农庄和工业城镇——都是以宏大的规模展开的。[12]然而，这样一个极度现代化的计划却一直受到阻挠，贫穷落后的俄罗斯乡村地区在经历数十年的战争和饥荒的破坏后早已满目疮痍，仍在慢慢恢复中。为了加快恢复进程，1920年代，列宁在他的新经济政策（NEP）中对负荷过重的农民做出了妥协，但他坚定地拒绝对酒精让步，拒绝让酒精继续腐化新苏维埃人。自1914年罗曼诺夫皇朝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以战时措施的名义颁布禁酒令后，俄国全境一直实行着该禁令。当被问及是否会撤销该禁令时，列宁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虽然国家很需要撤销该禁令所带来的收入，但如果恢复了对伏特加酒的垄断经营，将会导致俄国“退回到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前进到共产主义时代”。[13]
随着苏联经济在新经济政策下慢慢恢复，非法私自蒸馏伏特加酒的人——或者说私酒（samogon）酿造者——也开始活跃起来，同样开始猖獗的还有醉酒和袭击行为，苏联工厂工人的旷工行为，甚至是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酗酒行为。这种酗酒的行为不仅有悖于新苏联人的设想，而且数十亿普特（1普特约为16.38千克）的粮食就这么流入非法的自制蒸馏酒作坊，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对于苏联领导层而言；遍布全球的资本主义势力派出的帝国主义军队一直在密谋扑灭苏联人伟大的共产主义实验，如果苏联领导人还想击退他们的反扑，就需要有钢铁般的纪律。[14]1923年，革命鼓动者和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断言苏联绝不会向酒精让步，而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主要对手斯大林却在幕后策划，试图让步。随着斯大林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苏联毋庸置疑的领导人，他在1925年终止了列宁禁酒的“高尚实验”，以增加国家财政的名义恢复了传统的对伏特加酒的垄断专营。一个国家的基础构造模块甚至 可以超越最具革命性的政治变革的影响，而在俄罗斯，伏特加政治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构造模块。
伏特加酒国策
所有的国家都开采着社会资源，而且大多数国家都在行使这一职能的过程中使用了酒精。例如，现代美国的建国基础正是与酒相关的税收和关税。确实，通过《权利法案》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处理的第一件事正是提高酒类贸易方面的收入。[15]俄罗斯的伏特加政治与美国或欧洲其他地方的类似国策的不同之处，在于俄罗斯专制政体长年累月所留下的政治遗产。
“在欧洲文化中，”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酒吧、酒馆、酒店等形形色色的售酒场所被世俗当局和教会当作颠覆活动的聚集地。在这里，酒催发出一种带有自由气息的氛围，社会底层的人民下班后会在这里私下聚会。”[16]确实，美国革命本身就孕育于英国13个殖民地阴冷潮湿的酒馆里——远离不列颠当局的监督和窥视。然而，在俄罗斯专制政体的案例里，酒类贸易整体都被国家控制，从生产到在地方沙皇酒馆里的销售，就连沙皇酒馆的老板都亲吻着东正教的十字架来向沙皇宣誓。[17]因此，不仅巨额的酒类贸易收入最终被国家侵吞，企业颗粒无收，而且俄罗斯人也就此失去了在酒馆结社的自由和反对统治秩序的可能。在苏联统治时期，这一动态过程也因为一个家长式作风的领导层的存在而不断恶化；对于那些过度饮酒的公职人员和普通士兵，这个领导层常常采取公开的方式来惩罚，或者直接将其开除出政府部门。[18]在当代俄罗斯，酒精也同样成为国家对付民众的另一件武器。简单来说，虽然各个国家的治国之道大体上都有相似之处，但就俄罗斯的伏特加酒而言，却有着许多独特的表现形式，其中不仅包括产出收入，还有压制反对声音和推动专制政体的发展。
重新回到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他试图分析为什么那些想要改善人们状况的计划本是好意，结果却出现严重的偏差。虽然他将之归咎于治国之道和极端现代主义的理念，但那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这样的人类悲剧的发生还需要一个武断的独裁专制国家和一个孱弱的民间社会，而这两者都已在俄罗斯漫长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从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政治哲学家们早已列举了国家可用以影响和支配社会的诸多工具。[20]人们往往认为民主制度更为合法正统，也就因此很少依赖强制手段来防止人民叛乱；而独裁制度必须采用其他方法来保持社会民众对其统治的服从，避免社会内部的失衡以防止民众有能力挑战当权阶层的统治。我认为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饮用烈酒文化（而不是主张饮用诸如葡萄酒和啤酒等酒精浓度较低的酒）的国家而言，其建国历程已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与伏特加政治相关的动态机制，以及悲剧机制。
虽然伏特加酒的地位一直遭到学者们的轻视或忽视，但对于理解俄罗斯的历史，即从早期莫斯科公国时期直到当代俄罗斯而言，它毫无疑问具有关键作用。因此，这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俄罗斯人民与他们的统治者在酒瓶和共同利益上所发生的漫长且常常是具有争议的互动。几乎每一任领导人都面对过伏特加酒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而且几乎每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都以某种方式受到伏特加酒的影响。在回顾了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故事后，我们将继续考察酒精在俄罗斯高层政治中所占据的位置，从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等沙皇统治时期，到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后苏联时代（第三、第四、第十二、第十七和第十九章）。但这本书不只是一本关于酒瓶的政治传记——我将会探寻极具争议的伏特加酒起源之谜，它是如何在俄罗斯政坛和社会占据如此关键位置的，以及伏特加酒是如何与另一个遍及俄罗斯各处的社会弊端——腐败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第六、第八和第十五章）。关于伏特加酒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我将会指出酒精议题已经成为反抗组织的一个热点话题：从戒酒的农民、革命党人，再到19世纪俄国的著名作家和一个世纪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十六和第十七章）。我将会论述伏特加酒是如何导致俄国在多场臭名昭著的战争中失利，以及很可能还引发了一场为人不齿的战争（第十一章）。我将会调查伏特加酒在俄罗斯漫长内乱史中的催化作用，从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Ⅱ）在1762年推翻彼得三世（Peter Ⅲ），到1991年强硬派试图罢免戈尔巴乔夫却最终失败的政变（第五和第十九章）。我将会论证伏特加政治——那些在误导下试图推行严厉的“禁酒令”的做法——加速了强大的沙俄帝国的覆灭和后来苏联的解体（第十三、第十七和第十八章）。在关于现代的部分，我将会厘清伏特加政治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在结合了1990年代后苏联时代过渡时期的经济危机后，引起了俄罗斯大规模的逆现代化倒退，以及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人口危机。在讨论完人口负增长和酗酒给克里姆林宫带来的巨大挑战后，我将会分析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是如何尝试来应对这个“酒精问题”的，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现在和将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第二十和第二十四章）。我希望本书的调查研究可以让读者意识到伏特加酒对于理解俄罗斯文化、历史和政治的重要性。
俄罗斯人对伏特加酒的嗜好既悲壮又悲痛；俄罗斯内外普遍认为这种对伏特加酒的嗜好是俄罗斯文化的鲜明特征，是这个民族一个近乎渗透到基因里的自然特质。但痛饮伏特加这样的烈酒无异于喝下同样是蒸馏产物的煤油或医疗酒精。从古时候起，居住在森林、针叶林和草原地带的斯拉夫人就开始喝发酵的麦芽酒、蜂蜜酒和格瓦斯酒。烈度较高的蒸馏酒伏特加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差不多跟现代专制国家统治出现的时间一样。无论是反动政治势力还是激进的自由分子或者中间派别，过去5个世纪俄罗斯的专制统治者唯一的相同点就是对伏特加政治的传承。伏特加酒为沙俄帝国宏大的对外扩张事业和后继者苏联的强劲国力奠定了财政基础，同时也让政治反对派和民众一直处于昏昏沉沉、离散分裂和温顺听话的状态。而当这些政治体系崩溃时，伏特加酒则会让情况变得更糟——难以想象地糟。
理解政体和酒精之间那持久的联系对于处理这二者的遗留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俄罗斯人对伏特加酒那众所周知的嗜好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或文化乱象，也预示着一种更深层次的问题——政治统治。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后苏联时代，虽然政府用心良苦、反复尝试，努力使俄罗斯结束对酒的依赖，但是，如果潜在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那么这些努力将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
伏特加酒的统治，抵制伏特加酒
伏特加政治是遍布俄罗斯各个专制政体的一个特点——它将国家意愿深深嵌入文化、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正常情况下，饮酒应该是一种解脱：让饮酒的人可以短暂地逃避现实生活的艰辛。但是，伏特加酒让俄罗斯民众一直处于麻木冷漠和离散分裂的状态中，这种影响俄罗斯国策的关键支柱也不断巩固了专制政体的地位。但如果一个人连饮酒都无法躲避国家的压迫，他又能做什么呢？一种办法是可以跟随列宁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脚步，他们深知伏特加酒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坚决放弃任何形式的饮酒，以保持对自己使命和目的的清醒认知。另一种更为肆无忌惮的做法是向当权者说出真话，揭露伏特加政治的动态机制，以让所有人都看清。
在这里，最强有力的例子仍旧来自斯大林主导下的统治时期。虽然在苏联漫长的冬季月份里，冷战的阴云还笼罩着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中央政治局的酒宴则常常迁移到 电影放映室里，那里有斯大林收藏的来自国内外的电影，这些电影有的是用黄金交换来的，有的是作为战利品缴获的，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一起观看斯大林收藏的最新电影，直到第二天的黎明时分。[21]有诸如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idovkin）、格雷戈里·亚历山德罗夫（Grigory Aleksandrov）和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这样的电影制作先驱的作品，早期的苏联电影可以媲美好莱坞，而斯大林热衷于观看这些电影，达到疯狂的地步。[22]斯大林本人是苏联顶级的影评人，和他那些喝醉酒的随从一起组成官方审查机构，审查着整个国内电影行业制作的电影产品。在苏联，很多人的表演和导演生涯——甚至生命——就这样葬送在斯大林的深夜电影放映室里。
毫无疑问，俄罗斯对电影业的最大贡献就是带给全世界一位大师级的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即便是在今天的好莱坞，爱森斯坦那一连串的经典电影，包括《战舰波将金号》（The Battleship Potemkin）、《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和《十月》（October），同样可以巩固其作为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的地位。[23]爱森斯坦在摄像机镜头运用、蒙太奇剪辑和电影剪辑上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启发了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电影制作人；大卫·林奇（David Lynch）甚至还模仿了爱森斯坦那奇怪的发型，将其应用在他的电影《橡皮头》（Eraserhead）的主要角色身上。[24]
在苏联与纳粹德国进行生死决战的最黑暗日子里，这位闻名世界的电影制作人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代表作——《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这部电影是斯大林下令制作的。[25]这部史诗电影记录了16世纪的沙皇伊凡四世的崛起，伊凡四世起誓将统一俄罗斯，使之强大，并扞卫它免受国内外敌人的侵袭。银幕上，伊凡雷帝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领袖，他赢得了他的俄罗斯臣民的支持：他击溃了喀山汗国，征服了来自西边的波兰人和利沃尼亚人，这些被征服国家明显影射纳粹德国。这部电影是一次沙文主义式的政治宣传：呼唤着一个强硬派的领袖，举国的贡献牺牲，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云下保卫自己祖国的精神。在当时的苏联，最安全的政治话语就是奉承统治者，爱森斯坦正是这么做的。[26]斯大林很喜欢这部电影，他承认在伊凡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在这部电影里，伊凡雷帝的形象英勇果决，是“一位伟大而睿智的统治者，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个性”，是斯大林眼里领袖的典范。看到自己的艺术观念被绑架用来服务于国家利益，爱森斯坦内心十分纠结。实际上，爱森斯坦被任命为斯大林的电影解说员，拒不服从命令的他甚至还赢得了斯大林奖的一等奖，这个国家在文化成就上的最高奖项——苏联版本的奥斯卡奖。在颁奖典礼上，爱森斯坦因为突发轻微心脏病而瘫倒，这强化了他对自己会在50岁时过早死亡的预感。[27]
甚至在逝世前，固执的爱森斯坦还在抗争，抵制着这个国家无处不在的压迫和统治。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巅峰时期，公开批评政治无异于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爱森斯坦不愿背叛自己的原则。1943年，爱森斯坦决定 在工作岗位上奋斗至死，他选择了唯一一种能保存他创造性理念的自杀方式。[28]《伊凡雷帝》描绘了专制统治并大获成功，而早已安排好拍摄的续集则体现了这种统治的悲剧性。爱森斯坦无所畏惧且充满激情地运用电影视角来向强权讲出真相，而他也的确这么做了，他向世人展示了斯大林身上伏特加政治的烙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爱森斯坦已经完成了续集的制作——《伊凡雷帝第二部：贵族们的阴谋》（Ivan the Terrible Part Ⅱ：The Boyars’ Plot）。在这部影片里，一群上层贵族——沙皇高级核心成员的卫兵们——密谋推翻沙皇的统治。多疑的沙皇举办了一场酒宴，揭穿了这次阴谋。酒宴上，喝醉酒的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Vladimir Staritsky）——伊凡的堂弟，也是王位的主要竞争者——将贵族们试图谋杀伊凡的计划告诉了这位残忍的沙皇，在将自己推向死亡的同时也决定了那些密谋者的命运。
作为苏联最负盛名的电影制片厂——莫斯科电影制片厂（Mosfilm）的艺术总监，另一位导演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有幸成为电影制作团队的一员并在电影制作快结束的时候看到了试映的版本。正是罗姆将中央政治局那可怕的评价透露给了爱森斯坦：
他问我们，“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你是什么意思？直接告诉我吧”。但没有人敢直接说出来，在伊凡雷帝身上可以看到很深的斯大林的影子，在马留塔·斯库拉托夫（Malyuta Skuratov，伊凡的秘密警察里的首席马屁精）身上可以看到贝利亚的影子，而在那些卫兵身上可以看到斯大林爪牙的影子。而且我们感觉到了很多东西却不能说出来。
但我们看到了爱森斯坦展露的勇敢，他眼角闪现的光芒，叛逆而质疑的微笑，我们知道他决定孤注一掷了。
这很糟糕。[29]
这位著名导演确实是孤注一掷了，他运用自己的电影艺术来突出专制政体的悲剧性。可以理解的是，其他的苏联导演内心是十分忧虑的。当有人提出《贵族们的阴谋》是一部大师之作而且会在西方风靡一时的时候，编剧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Vsevolod Vishnevsky）则在回复中抨击道：“那全世界都能看到这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了。”
“或许爱森斯坦只是一时幼稚，或者——我不知道，”乌克兰剧作家和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Aleksandr Dovzhenko）补充道，“但在这样一部电影里描述这样一个俄罗斯和克里姆林宫——将会煽动很多人极力反对我们。”[30]描述伏特加政治的悲剧绝对是一种“禁忌”。
但爱森斯坦并没有屈服。“‘禁忌’是一个谎言，”他这样向大家说道，“如果你是呕心沥血地做某件事情，那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爱森斯坦甚至还计划将他谴责专制政体的艺术作品在尽可能大 的范围里展映。“我们得做很多次展映，给历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们观看，还要放映给大众看；成百上千的人同时观看这部电影，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部电影了。”[31]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得到约瑟夫·斯大林本人的许可。
1946年3月2日深夜，中央政治局成员观看了爱森斯坦的电影——跟往常一样。在观看结束后，斯大林大发雷霆：“这不是电影，而是某种噩梦！”而拉夫连季·贝利亚则对这部爱森斯坦的代表作充满蔑视，将其称为“一个糟糕的侦探故事”。[32]斯大林甚至还痛斥了放映员伊凡·波尔沙科夫（Ivan Bolshakov），他刚好还是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借助《贵族们的阴谋》这部电影猛烈抨击整个苏联电影产业：“战争期间我们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事情，现在我们可以好好整顿一下这个产业了！”[33]
这部电影的描述是不是太露骨了？斯大林是不是反对这部电影向所有人展示的伊凡那残暴无情的性格和对人民的无情压迫？不是——斯大林认为只要电影讲清楚是什么导致他成为如此残暴的一个人，电影对伊凡的“残酷”的描写就是没有问题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官方决议谴责这部电影将伊凡描述为一个“性格软弱且缺乏意志力的人，酷似哈姆雷特”——众所周知，这样的性格，以及关于谋杀与高层政治的悲剧都是斯大林所厌恶的。[34]就这样，这部电影被彻底禁止放映，而斯大林也撤销了他早些时候给爱森斯坦的嘉奖——这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爱森斯坦来说，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次道德上的胜利。
演员尼古拉·切尔卡索夫（Nikolai Cherkasov）（左边）是领衔主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坐着，中间）正在导演，而摄影师爱德华·蒂塞（Eduard Tisse）正在拍摄和其他作家和批评家一样，罗姆推断，这部电影之所以被禁，是因为里面对酒宴场面的描写；在这些场景里，爱森斯坦塑造了一个可畏且狡猾的独裁者——伊凡；他使用酒精来麻痹政治对手，使他们对自己的攻击措手不及。这抨击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直接影射着斯大林的伏特加政治。据罗姆所说，“观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电影里那些影射现实的可怕部分，几乎每个情节都有影射的潜台词”。[35]
有人将斯大林谴责这部电影的消息告诉爱森斯坦——不仅他的饭碗，就连他的生命都有危险了。出乎意料的是，爱森斯坦很镇定。他知道这部电影会得到什么样的反馈。虽然他被迫当众仪式性地承认他（根据中央委员会官方法令的措辞）“在描述历史事实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无知”，但私下里他决定与斯大林斗争。这位大导演要求获得——也得到了——一次与斯大林私下会面的机会。
1947年2月24日晚上11点，爱森斯坦和尼古拉·切尔卡索夫——在银幕上扮演伊凡雷帝的演员——赶赴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还有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管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酒鬼——安德烈·日丹诺夫会面。这场深夜会面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次谈话显然是一边倒的，斯大林和那些奉承他的人一边斥责着对方，一边给对方上了一堂历史课。向来圆滑的爱森斯坦这次却显得顽固不化了，这惹恼了斯大林。第二天，爱森斯坦愉快地向朋友评价了这次会面：“我昨天去见了斯大林，我们都不喜欢对方。”[36]
在双方僵持的过程中，这位电影大师可以史无前例地接触到他在银幕上所描绘的“毒蛇巢穴”。会面过程中他做了大量的笔记。大体上，爱森斯坦觉得这次会面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他被宽限用几年的时间来反思和准备改动《贵族们的阴谋》，以取悦斯大林；但这次直接会面只是让爱森斯坦更加确定他所展现的内容是正确的。“我们不会改动什么的，”他后来这么跟他的同事说，“那是一次有趣的会面，过些时候我会告诉你的……”[37]
或许是早逝的预感使他无所畏惧，爱森斯坦设想自己将在1948年离世——而在那一年，他将完成《贵族们的阴谋》。“什么重拍？”爱森斯坦反问他的朋友，“难道你没有意识到第一次拍摄的时候我就会死去吗？每次想起《伊凡雷帝》这部电影，我心里就痛一次。”[38]确实，在他对《贵族们的阴谋》做出任何改动前，爱森斯坦就离世了：1948年，在他叛逆地拍摄《伊凡雷帝第三部》时，突发心脏病离世——正如他所预见的——享年50岁。[39]
谁喝赢了谁？
1953年，斯大林在脑出血的痛苦中逝世，此时离爱森斯坦离世已经5年多了。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就被立刻逮捕了，并被控犯有叛国罪和恐怖罪行。审判中指控贝利亚犯有的强奸罪和酒后性侵扰罪只是在他的累累罪行上多加了几项而已，这些审判最后以贝利亚被执行死刑而告终——贝利亚的死宣告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结束。[40]现在继承斯大林遗产的是大腹便便的尼基塔·赫鲁晓夫。那些个人崇拜、政治清洗、强制集体化、饥荒灾难，还有斯大林时代的恐怖统治都将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改革，以及苏联社会、文化、经济和外交事务的全面正常化发展。
在斯大林逝世、贝利亚被判处死刑5年后，《伊凡雷帝第二部》这部电影终于登上了银幕。这部电影于1958年爱森斯坦逝世十周年时首映，并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赞誉。爱森斯坦在电影里对这位有着爱国热忱的皇帝最后变成一个多疑偏执、手足相残的杀人犯的描写终于重见天日，“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像爱森斯坦的遗产一样。这部电影被认为是对过去和现在的统治悲剧的影射。[41]在农民出身的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苏联全国开始了去斯大林化的净化运动，而处理斯大林留下的伏特加政治烙印就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
即使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的饮酒传统依旧延续着，虽然这些酒宴已不再弥漫着恐怖气息了。在赫鲁晓夫当权的10年间，他从未放弃过饮酒庆祝的机会。
到1970年代的时候，就连美国人都认识到伏特加酒是苏联高层的谈判策略并为之做好了准备。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访问莫斯科以最终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在斯大林时代的党内培育中养成了臭名昭著的酗酒恶习）趁着“基辛格已经筋疲力尽而尼克松早已酩酊大醉”之际要求对方做出更大的让步。还有一次，美国总统开玩笑说勃列日涅夫试图让自己的顾问在这次军备控制高层协商的整个过程中都喝得烂醉如泥。勃列日涅夫明显是“迎合着这个玩笑”，一直不断地往基辛格的杯子里倒伏特加酒。[42]
“最高层的外交活动并不是在愉悦的高层会面时混淆香槟酒和伏特加酒，”墨守成规的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主张道，“而是在不破坏重要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提下保有各自的看法。”很明显，醉酒的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做得很失败。[43]
多勃雷宁描述了当苏联人拜访尼克松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寓所时，这种高层的饮酒传统如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在深夜舞会期间一次走廊邂逅中，多勃雷宁陷入了“他外交生涯中最奇特的处境”。勃列日涅夫喝了太多的威士忌酒并醉倒了，多勃雷宁和尼克松不得不将这位醉倒的总书记扶上床。在那之前，勃列日涅夫埋怨他那些唠叨的中央政治局同事，而多勃雷宁则不安地为美国总统翻译着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
“阿纳托利，我昨天是不是说太多了？”勃列日涅夫后来问道。
勃列日涅夫确实说太多了，但多勃雷宁向他保证有些内容并没有被翻译出来。
“做得好，”勃列日涅夫回复道，“那该死的威士忌酒，我喝不惯它。我并不知道我喝那些酒就会醉。”[44]
这些内幕故事是很有趣的，但我在这里讲述这些故事可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偷窥一下高层次的外交活动。我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想指出，沉着的多勃雷宁与酗酒的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紧张关系预示着苏联领导层内部和苏联社会关于是否实行禁酒的明显分歧。第二个原因在于，这些内幕故事说明了酒精是如何与最高级别的政治权力交织缠绕起来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精辟地将政治事务的核心问题总结为“kto kovo？”，字面意思就是“谁和谁？”，人们常常将其解读为“谁战胜了谁？”或者“谁让谁认输了？”，而在外交上，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谁喝赢了谁？”。最后一个原因是，这些内幕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战后的苏联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本就居高不下的酒精饮用量飙升到了俄罗斯历史上（或者说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不可动摇的遗产是斯大林恢复传统政体时留下来的。[45]
不管是过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是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你在这个国家待得越久，就越能体会到伏特加酒对于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同样，你观察的越多，就越能发现在俄罗斯闻名悠久的历史上到处都有伏特加政治的影子。是时候抛开关于俄罗斯酗酒问题的那些陈词滥调，真正关注其背后的根源了。俄罗斯人酗酒的习惯并不是由天生的基因密码所决定的，而是像斯大林核心集团成员一样，受害于一个一直培育社会性酗酒恶习的体系，而这个体系还从这一恶习中获益。
只有揭露了俄罗斯伏特加政治的遗留问题，我们才能理解并应对众多俄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背后的主要促成因素。这本书揭露了伏特加政治的动态机制，以及在健康、收入和公众利益等方面俄罗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关系贯穿了沙俄帝国主义时期、苏联统治时期，甚至还延续至后苏联时代。通过这本书，我也期许着俄罗斯能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1] Alexander Nemtsov，“Alcohol-Related Human Losses in Russia in the 1980s and 1990s”，Addiction，第97卷（2002），第1413页；Judyth Twigg，“What Has Happened to Russian Society？” in Russia after the Fall，由Andrew Kuchins编辑（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2002），第172页。
[2] Aleksandr Nemtsov，Alkogol’nyi uron regionov Rossii（Moscow：Nalex，2003）；转引自Daria A. Khaltourina and Andrey V. Korotayev，“Potential for Alcohol Policy to Decrease the Mortality Crisis in Russia”，Evaluation & the Health Professions，第31卷第3期（2008），第273页。
[3] Melvin Goodman，Gorbachev’s Retreat：The Third World（New York：Praeger，1991），第100页。
[4] Jay Bhattacharya，Christina Gathmann，and Grant Miller，The Gorbachev Anti-Alcohol Campaign and Russia’s Mortality Crisi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编号18589（Cambridge，Mas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2），第2页；“Vladimir Putin on Raising Russia’s Birth Rat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第32卷第2期（Documents）（2006），第386页；Aleksandr Nemtsov，“Tendentsii potrebleniya alkogolya i obuslovlennye alkogolem poteri zdorov’ya I zhizni v Rossii v 1946-1996 gg.” in Alkogol‘ i zdorov’e naseleniya Rossii：1900-2000，由Andrei K. Demin编辑（Moscow：Rossiiskaya assotsiatsiya obshchestvennogo zdorov’ya，1998），第105页；David Zaridze et al.，“Alcohol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in Russia：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of 48，557 Adult Deaths”，The Lancet，第373期（2009）：第2201～2214页。
[5] Pravitel’stvo Rossiiskoi Federatsii（俄罗斯联邦政府），“Kontseptsiia realizatsi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po snizheniiu masshtabov zloupotrebleniia alkogol’noi produktsiei i profilaktike alkogolisma sredi naseleniia Rossiiskoi Federatsii na period do 2020 goda”（关于2020年前减少俄罗斯人口酗酒规模和预防酒精中毒的国家政策和执行设想），俄罗斯政府令第2128-r号，2009年12月30日。
[6] Murray Feshbach，“Potential Social Disarray in Russia Due to Health Factors”，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第52卷第4期（2005），第22页，以及“The Health Crisis in Russia’s Ranks”，Current History，2008年10月，第336页；Dar’ya A. Khalturina and Andrei V. Korotaev，“Vvedeniye：alkogol’naya katastrofa；kak ostanovit’ vymiranie Rossii” in Alkogol’naya katastrofa i vozmozhnost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v preodolenii alkogol’noi sverkosmertnosti v Rossii，由Dar’ya A. Khalturina和Andrei V. Korotaev编辑（Moscow：Lenand，2010）。
[7] Mark Lawrence Schrad，“Moscow’s Drinking Problem”，New York Times，2011年4月17日。
[8] Pravitel’stvo Rossiiskoi Federatsii，“Kontseptsiia realizatsii gosudarstvennoi politiki”.
[9] James C. 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第194～195页。Orwell的《1984》一书的创作是基于一本写于1921年的反乌托邦式俄罗斯小说We，其作者是Evgeny Zamyatin。
[10] Maria Lipman，“Stalin Lives”，Foreign Policy，2013年3月1日，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3/01/stalin_lives（2013年3月3日访问）。
[11] Scott，Seeing Like a State，第2页。另参见Charles Tilly’s four functions of states：war making，state making，protection，and extraction。两种说法都强调了对社会资源的开采、对暴力武装的独占和对国家安全的防御。Charles Tilly，“Warmaking and State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由Peter Evans，Dietrich Rueschmeyer和Theda Skocpol 编辑（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第181页。另参见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第389页。
[12] Sheila Fitzpatrick，The Russian Revolution，1917-1932（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第119页；Stephen Kotkin，Magnetic Mountain：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13] Vladimir I. Lenin，“X vserossiiskaya konferentsiya RKP（b）”，Sochineniya，tom 32：dekabr’ 1920-avgust 1921（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1951），第403页。
[14] 每年的损失约为3000万普特粮食，相当于4.91亿千克或10.8亿磅。参见f. 374（Narodnyi komissariat rabochekrest’yanskoi inspektsii SSSR），op. 15，d. 1291，l.18-22，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skoi Federatsii（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Moscow。另参见Gregory Sokolnikov et al.，Soviet Policy in Public Finance：1917-1928（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第194页；Anton M. Bol’shakov，Derevnya，1917-1927（Moscow：Rabotnik prosveshcheniya，1927），第339～341页。关于党内出现的酗酒问题参见T. H. Rigby，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1917-1967（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第121～125页。
[15]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起草的1789年关税法案和1791年开始实行的联邦税收都在酒精方面规定了过多的税负。随后的威士忌酒暴乱说明这样做是极具争议性的。然而，人们还是常常举联邦政府无力提高联邦收入的例子来作为联邦条款失败的主要原因。Mark Lawrence Schrad，“The First Social Policy：Alcohol Control and Modernity in Policy Studies”，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第19卷第4期（2007），第433～434页。另参见W. J. Rorabaugh，The Alcoholic Republic：An American Tra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第50～55页；Charles van Onselen，“Randlords and Rotgut 1886-1903：An Essay on the Role of Alcoh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Southern African Capitalism，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lack Mineworkers in the Transvaal Republic”，History Workshop，第1卷第2期（1976）。
[16] James C. Scott，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Hidden Transcript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第121页。
[17] David Christian，“The Black and the Gold Seals：Popular Protest against the Liquor Trade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 in Peasant Economy，Culture，and Politics of European Russia，1800-1921，由Esther Kingston-Mann和Jeffrey Burds编辑（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第273～277页。
[18] 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New York：Praeger，1956），第33页。
[19] Scott，Seeing Like a State，第5页。关于俄罗斯历史部分参见Allen C. Lynch，How Russia Is Not Ruled：Reflections on 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第7～8页，第18～21页；Tim McDaniel，The Agony of the Russian Ide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第14页。
[20]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Random House，1975）.
[21] Alexander Barmine，One Who Survived：The Life Story of a Russian under the Soviets（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45），第214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没收了大量的电影收藏品，这些收藏品曾属于希特勒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Joseph Goebbels。除了苏联国产电影，斯大林还特别喜欢西部片、侦探片和黑帮片，以及所有Charlie Chaplin的电影。Svetlana Allilueva，Only One Year，由Paul Chavchavadze翻译（New York：Harper & Row，1969），第389页。
[22] Richard Stites，Russian Popular Culture：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94～95页；Neya Zorkaya，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viet Cinema（New York：Hippocrene Books，1991），第109页。
[23] Richard Taylor，Film Propaganda：Sovie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New York：I. B. Tauris，1998），第64页。
[24] J. Hoberman and Jonathan Rosenbaum，Midnight Movies（New York：Da Capo，1991），第231页。
[25] Peter Kenez，Cinema and Soviet Societ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Death of Stalin（London：I. B. Tauris，2001），第179页。
[26] Scott，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第18页。
[27] Joan Neuberger，Ivan the Terrible：The Film Companion（New York：I. B. Tauris，2003），第22页；Maureen Perrie，The Cult of Ivan the Terrible in Stalin’s Russia（New York：Palgrave，2001），第176页。爱森斯坦获奖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意外，因为斯大林奖委员会此前曾将爱森斯坦的电影排除出考虑范围。因此，爱森斯坦获奖是出于斯大林个人的坚持。Leonid 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 in Stalinism and Soviet Cinema，由Richard Taylor和D. W. Spring编辑（London：Routledge，1993），第126页；Orlando Figes，Natasha’s 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New York：Macmillan，2003），第497页。关于爱森斯坦的预感参见Richard Taylor，“Eisenstein，Sergei”，FilmReference.com，http：//www.filmreference.com/Directors-Du-Fr/Eisenstein-Sergei.html。
[28] Herbert Marshall，Masters of the Soviet Cinema：Crippled Creative Biographies（London：Routledge，1983），第9页；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第122页。
[29] Mikhail Romm，Besedy o kino（Moscow：Iskusstvo，1964），第91页。另参见Marshall，Masters of the Soviet Cinema，第229页。
[30] Perrie，The Cult of Ivan the Terrible in Stalin’s Russia，第177页。
[31] 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第123页。
[32] Leonid K. Kozlov，“Ten’ Groznogo i khudozhnik”，Kinovedcheskie zapiski，第15期（1992），第38页；Figes，Natasha’s Dance，第497页。
[33] 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第127页。
[34] Marshall，Masters of the Soviet Cinema，第221页；Donald Rayfield，Stalin and His Hangmen：The Tyrant and Those Who Killed for Him（New York：Random House，2005），第433页；David Sillito，“Hamlet：The Play Stalin Hated”，BBC，2012年4月22日，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17770170（2012年4月22日访问）。
[35] Romm，Besedy o kino，第91页。
[36] Richard Taylor，“Sergei Eisenstein：The Life and Times of a Boy from Riga” in The Montage Principle：Eisenstein in New Cultural and Critical Contexts，由Jean Antoine-Dunne和Paula Quigley编辑（Amsterdam：Rodopi，2004），第40～41页；Kenez，Cinema and Soviet Society，第197页；Grigorii Mar’yamov，Kremlevskii tsenzor：Stalin smotrit kino（Moscow：Konfederatsiya soyuzov kinomatografistov ‘Kinotsentr’，1992），第84～91页；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英语版本：http：//www.revolutionarydemocracy.org/rdv3n2/ivant.htm。关于爱森斯坦的评价参见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第129页。
[37] 关于爱森斯坦所做的笔记参见Taylor，“Sergei Eisenstein：The Life and Times of a Boy from Riga”，第40页。关于爱森斯坦没有改动电影的内容参见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248 n91。
[38] 由Rostislav N. Yurenev编辑，Eizenshtein v vospominaniyakh sovremennikov（Moscow：Iskusstvo，1974），第283页。
[39] 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第130页。
[40] Robert Conquest，Stalin：Breaker of Nations（New York：Penguin Books，1991），第312页；Rayfield，Stalin and His Hangmen，第466～467页。
[41] Albert J. LaValley and Barry P. Scherr，Eisenstein at 100：A Reconsideration（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1），第117页，第142～143页。
[42] Paul R. Bennett，Russian Negotiating Strategy：Analytic Case Studies from Salt and Start（Commack，N.Y.：Nova，1997），第64～65页；James Humes，Nixon’s Ten Commandments of Leadership and Negotiation（New York：Touchstone，1998），第49页。关于勃列日涅夫的酗酒习惯参见Donald Trelford，“A Walk in the Woods with Gromyko”，Observer，1989年4月2日；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We All Lost the Cold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第478页。
[43] Anatoly Dobrynin，In Confidence：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1962-1986）（New York：Times Books，1995），第373页。
[44] Anatoly Dobrynin，In Confidence：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1962-1986）（New York：Times Books，1995），第281～282页。
[45] Aleksandr Nemtsov，Alkogol’naya istoriya Rossii：noveishii period（Moscow：URSS，2009），第66页。有关Kto kogo？参见Christopher Read，Lenin：A Revolutionary Life（New York：Routledge，2005），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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